[女性主义翻译理论]女性主义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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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理论篇一: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读《木兰诗》中的女性意识

　　《木兰诗》描写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和男人一样驰骋疆场，巾帼不让须眉，表现了木兰的机智勇敢，也进一步表现了女子的能力眉笔不入男子。下面小编给大家带来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读《木兰诗》中的女性意识。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从女性主义视角审读《木兰诗》中的女性意识
　　摘 要：《木兰诗》作为中国古典诗词中的一朵奇葩，千百年来由于其欢快的民歌形式及其所传达的传统的忠孝思想广为流传，诗词中花木兰的忠君爱国、孝敬父母、英勇善战的女性形象也深入人心。文章将花木兰的女性形象纳入女性主义视阈进行分析，认为《木兰诗》中包含一定的女性意识，正是花木兰的独立意识、自我意识和平等意识促成了花木兰替父从军的壮举，从而对花木兰的形象进行了新的阐释。
　　关键词：女性主义; 《木兰诗》; 女性意识; 独立意识; 自我意识; 平等意识
　　Feminism Consciousness in The Song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LI Yan & ZHANG Lin(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Jiangsu University, Zhenjiang, Jiangsu 212013 China)
　　Abstract： The Song of Mulan, one of the most marvelous Chinese traditional poem, is always known to people for its folksong rhymes and the noble quality of Mulan. People are impressed by Mulan who is loyal to the country, obedient to her parents and brave in the battle. This paper tends to analyze the image of Mulan from the feministic perspective, and has found feminism consciousness existing in the poem. It is Mulan’s independent, equal and self consciousness that urges her to join the army for her father.
　　Key words： Feministic perspective; The Song of Mulan; Feministic consciousness; independent consciousness; self-consciousness; equal consciousness
　　花木兰，这一众所周知的女性形象最早见于北朝民歌，后收录于由宋人郭茂倩编著的《乐府诗集·木兰诗》中。《木兰诗》又叫《木兰辞》，讲述了少女花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载誉归来的故事，塑造了一个忠君爱国、
　　孝敬父母的巾帼女英雄的形象[1]。在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传统文化中，《木兰诗》被看作是对儒家“忠”“孝”思想的完美阐释，也正是通过花木兰这个女性形象的塑造，表达了儒家伦理道德中希望能够“忠孝两全”的思想。但是，如果仅从“忠”“孝”的思想来理解《木兰诗》的主旨难免会有以偏概全之嫌，结合女性主义理论，重新审读《木兰诗》，发现其中蕴含一定的女性意识。本文试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知识，从木兰男扮女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载誉归来四个方面揭示《木兰诗》中的所蕴含的女性意识。
　　一、女扮男装——对男权社会的屈从
　　《木兰诗》的开篇便提到了木兰女扮男装，木兰娇俏女儿身，何苦要女扮男装?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或者可以说这是一个非常睿智的无奈之举。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男性是社会的中心，而女性处于第二性的位置，她们不是社会的主体，她们只是男权社会的附属品，是男权社会的点缀[2]。正如西蒙娜·德·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所阐述的 “只要家庭和私有世袭财产仍无可争辩地是社会的基础，女人就会处于社会的最底层”[3]。因此，在以私有制为基础的封建社会中，女性的地位只能是最底层的，她们的周围充斥着以男性为中心的男权至上的文化，而地位卑微的女性无法突破男性文化的藩篱。这种文化氛围最直接的体现便是“男治乎外，女治乎内”的思想，因而，在这样的一个男权社会中，无论在政治、经济、法律、宗教、教育、军事、家庭领域中，所有的权威位置都保留给了男性;女性也不能参加一些男性的社交活动，例如科考、出仕、行军。尽管历史上出过女皇帝、女状元、女诗人，但这些仅是男权社会的男性至上的主旋律中的一段插曲。在根深蒂固的男尊女卑的观念下，在战争不需要女人的思想下，面对封建社会森严的男权制度，木兰若想以其女儿面目替父从军是只能是异想天开，要想以女儿的面孔去冲破男权社会的桎梏也只会是天方夜谭。
　　在木兰决定替父从军的理由里，定然有木兰的“忠”“孝”，但若认为这是最终能促成其替父从军的理由则未免有些偏颇。“忠” “孝”符合当时处于社会主流思潮的儒家思想，但是女子出征却是有悖于当时的社会常理的，因而，“忠”“孝”只能说是一个非常有效的导火索，而最终使得她能够成功的实现替父从军的，在于她的女扮男装，在于她成功的在行军的十二年中将自己化装成男性。虽然木兰最终实现了替父从军的愿望，但是，她是作为一名“男性”实现了她的“忠孝”，
　　而我们有理由相信木兰更情愿以她的女儿身份去实践她替父从军的理想。“开我东阁门，坐我西阁床。脱我战时袍，著我旧时裳。当窗理云鬓，对镜贴花黄。”一连串的动词“开”“坐”“脱”“著”“当”“对”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了木兰返乡后换上女装的欣喜[4]。“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不仅写出木兰的机智和心思的细密，更体现出木兰当初换上男装替父从军的无奈和行军途中掩饰女儿身的艰辛。正是这种无奈，正是这种女扮男装的从军方式，某种程度上委婉的体现出了木兰对于男权社会的屈从和迎合，当时的木兰还不敢以女性的面孔去正面挑战男权社会男性的权威。另一方面，也影射出男权社会下的女性的地位的卑微和处境的无奈与尴尬。
　　二、替父从军——独立意识、自我意识的萌发
　　尽管木兰替父从军的方式是女扮男装，在某种程度上是对男权社会的一种屈从，但木兰毕竟还是以一个女性去完成当时的社会给男性的任务，可以看成是木兰的一种女性的解放。“昨夜见军帖，可汗大点兵。军书十二卷，卷卷有爷名。阿爷无大儿，木兰无长兄。愿为市鞍马，从此替爷征。”木兰决定替父从军，从词句之中会发现是由于她的家庭背景所决定的，因为她没有兄长，而父亲年事已高，但这不是她决定从军的唯一原因。面对这卷卷都有父亲姓名的十二卷军帖，面对自己的家庭背景，面对国家的连年战乱，在这样的情况下，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感到不知所措，更没有因为自己女性的身份而看轻自己，她相信只要自己有男性一样的机会，自己能展现如男性一样的能力，所以她敢于披上戎装。这是木兰这替父从军的决定，体现出了她身上的个性独立意识和女性自我意识觉醒。
　　西蒙娜·德· 波伏娃在《第二性》中提出一个广为人知的观点：“一个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的，不如说是‘形成’的”[3]。就是说，女性的成长与发展并不是自然的，而是一定的社会强加给她的。无独有偶，女性主义研究者吉尔伯特(Sandre M. Gilbert)和古芭(Susan Gubar)认为，在男权制社会中，妇女被贬低为按男性期望和设计而产生的，囚禁在男性文本中的人物和形象。在封建社会，男权至上的文化要求女性要遵守三纲五常，遵守三从四德，在这种传统中，理想的妇女是被动的、顺从的、无私的、奉献的和天使般的，拒绝男性传统为她们设定的顺从角色的女性则是魔鬼，是不为当时的社会所接受的。因而，屈从男权社会的封建社会的女性终其一生所要面对的是父亲、丈夫和儿子为她们设定的形象：处理家庭的琐事，顺从男性的权威。男权社会中的绝大多数女性不会考虑到，作为女性，她们也可以在某些时候扮演男性的角色。虽然行军打仗是男性的任务，但是木兰不输男性的自信、勇敢与责任，使她毅然奔赴沙场。如果不是木兰身上的独立的女性意识的觉醒，她也许终其一生都像诗的开头那样“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平庸的走完男权社会为她设定好的女性的轨迹。木兰勇敢的跳出当时的社会给她设定好的女性形象，挣脱了当时的社会对女性的束缚，在她的身上所体现出来的不仅仅是战场上的女勇士的形象，更是当时女性世界中的女斗士形象。
　　三.驰骋沙场——平等意识的高潮
　　木兰女扮男装、替父从军，驰骋沙场十二年，战功赫赫。“万里赴戎关，关山度若飞。朔气传金柝，寒光照铁衣。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短短六句，描绘出了“十年”的战争生涯，虽然这一部分用墨不多，但是，其中隐含的风餐露宿的艰辛，铁马兵戈的厮杀，可歌可泣的悲壮不言而喻。木兰所承受的生理与心理上的压力也是可想而知的。正是这样艰苦的战争环境，作为一名女性，木兰生存了下来，甚至可以说，这残酷的环境将木兰这名女性磨练地比男性更加出色，赫赫军功便是最好的证明。十载驰骋沙场，其中所体现的平等意识达到了高潮。当初决定替父从军，木兰并没有因为自己是女性而看轻自己，走向战场，虽然心中也颇有无奈，但是，她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女性身份在战场上有所退缩，她的赫赫军功使人们可以想见她的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她用行动证明了只要拥有了同样的机会，女性的能力与男性也会不相上下，从而否定了封建社会性别决定社会地位、性别决定能力，性别决定尊卑的思想。
　　虽然直到20世纪，伍尔夫才提出“双性合体”的思想，但是，驰骋沙场的木兰的形象正是“双性合体”的理想的人格形象。战场上的木兰，很好的掩饰住了作为女儿家的多愁善感、羞怯、温柔，一身戎装的她，具有与男儿一样的气魄和胆量。她的外形已经练就的如同男人般粗糙，但作为女性，心理上仍是纤弱的、敏感的女性化的气息。伍尔夫认为每个人身上都有两种力量支配，一个是男性的力量，一个是女性的力量，女性往往外柔内刚，男性内柔外刚，没有纯粹的男人和女人[5]。在木兰的身上，同样有两个力量的支配，正是这种“双性同体”的形象使得木兰的人物形象更加真实，更加生动饱满，也在无声中对封建社会绝对的男女二元对立提出了抗议。
　　四.载誉归来——平民意识、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升华
　　征战十载，终于得胜回朝。回朝之后，可汗意欲赏赐诸多有功之士，但是“木兰不用尚书郎，愿驰千里足，送儿还故乡”，此时，木兰是一个不为高官厚禄所吸引、淡泊名利的高洁形象。有人认为这是因为木兰特殊的女性身份导致她不能在朝为官，怕有朝一日为他人所发觉，试想，行军十二年，时时与男子相伴都未能被人发觉自己的女人身，如今战争得胜，凭借木兰本身的机智聪敏，如果在朝为官，她的女儿身身份定然还是会很好的保密。因此，这里木兰的身上所表现出的淡泊名利、不慕富贵，和当时封建社会的官本位思想形成了强烈的对比，体现出了木兰的平民意识，也更加强调木兰当初从军的出发点——“忠”于君“孝”于父。
　　除此之外，这部分更是木兰的独立意识和自我意识的升华。木兰是一个非常有主见的女性，她深切的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因此，她不会为外界的诱惑所动摇，因此，这时候的木兰的形象和人们印象中的传统封建社会女性的形象是截然不同的。在传统的封建社会，男权社会为女性设立的条条框框早已束缚了她们的想象力，更束缚了她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意识的解放。她们可以成为别人的女儿、妻子、母亲，但是她们就是不能成为她们自己。她们只会在男权社会给她们规定的范围中活动，永远不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然而，此时的木兰，面对男权社会最高的男权象征——可汗，她不卑不亢，对于封赏她为尚书郎的决定，她断然拒绝。木兰敢于说出自己的声音，勇于追求她想要的，从而使得她独立自主的女性形象跃然纸上。同时，《木兰诗》的最后一句也颇值得注意：“雄兔脚扑朔，雌兔眼迷离。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这是木兰对于伙伴们惊奇于“同行十二年，不知木兰是女郎”的非常幽默诙谐的回答。木兰以雄兔与雌兔作比，分别指代男性和女性，“脚扑朔”和“眼迷离”可以分别看作男性与女性在生理特征上的差别，“双兔傍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体现了木兰的自豪感，而这自豪感并不是因为曾经立下的赫赫战功，而是因为木兰在与男人一样的能力下成功的掩饰了自己的女性身份。通过这结尾的一句，再一次强调，只要女性能够获得和男性一样的表现机会，她们的表现定能与男性不分高下。这在当时男性中心的社会上，是再一次对女性的自我意识的肯定，而女性对自身的自信、表现出来的勇气和自豪感，也恰恰是女性自我觉醒的标志。因此，这最后一句绝不仅仅只是收尾之词，更是对木兰独立意识与自我意识的一个升华。
　　五.结语
　　自《木兰诗》之后，花木兰这一令人难以忘怀的女性形象便屡见于文人墨客的笔下、戏剧舞台上和荧屏内外，虽然木兰的形象不尽相同，各有特点，但这促进了中国传统诗词文化的传播。结合女性主义的相关理论，重新审读《木兰诗》，对于更好的把握木兰的形象和学习中国悠久的历史，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这种西方文论与中国古典诗词的结合也必将能够充实中国古典诗词的内涵。
　　参考文献：
　　[1] 权立峰. 美国动画片《花木兰》与中国《木兰诗》中所蕴含的女性意识[J].陕西青年职业学院学报：文化艺术，2010,(1)：77-80.
　　[2] 鞠桂芹. 女性主义视阈下的花木兰形象演变[J].哈尔滨学院学报，2007,4(4)：81-84.
　　[3] 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M].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95.
　　[4] 李书生，段志东. 一首女性主义的颂歌——重读木兰诗[J].济南教育学院学报，2001，(4)：27.
　　[5] 邱运华. 文学批评方法与案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229.
　　作者简介：
　　李燕，(1988- )，女，江苏扬州人，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张

女性主义理论篇二:宋代女性诗词创作的理论

　　宋代的文学诗词创作是继唐朝以后的又一大繁荣，宋代历史上女性诗词的发展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道亮丽风景线，这也让宋代的诗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

　　在宋代的诗词创作中，就性别来看，男性诗人要明显多于女性，因而成为了这一队伍的主流力量，这样的情况与唐代时的情况是没有差别的，这是中国文学上一种独特的现象，不过这也表明在诗词艺术极度繁荣的唐宋，生活在这一时期的女性诗人至少也是起到了一种配角的作用。她们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在以男性诗词为主流的文坛上打造出了一片属于女性自己的文学绿洲，成为了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然而长期以来，很少有人专门对宋代女性诗词的作者数量和文学作品进行系统地研究，她们的诗词创作对于宋代文学的繁荣究竟有怎样的重要作用等问题都没有明确的定位。本文将以宋代的女性作者为基本的载体，对这一时期的女性诗词创作成就就行理论上的概述。
　　一、宋代女性作家队伍的总体概述
　　要想对宋代女性诗词创作艺术进行分析就要首先弄清楚这一时期女性作家数量的基本情况。根据《增订注释全宋词》(朱德才)里面的统计，在宋代从事诗词创作的女性共计有118位(其中没有性别说明和名字遗失的不包括在内)，诗词作品共计260首，其中有关宋人话本小说人物诗词40首，作者共计27人;元明小说依托宋人词40首，作者共计13人，除去以上两类的诗词，宋代的女性作家共计78人，诗词作品一共有180首。
　　根据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对宋代78位女词人进行更为详细地划分，作者的身份主要有以下六种类型：第一类，出身于大家闺秀或者贵妇人;第二类，出身于官宦家庭并且丈夫多为地方官吏的;第三类，普通家庭的女子;第四类，山林隐士或者佛道之流;第五类，宫女;第六类，歌姬。这就说明宋代的这78位女性词人来自于社会的各个阶层，她们其中很多人都是有家庭的，有的生活很幸福美满，有的则是充满了忧愁和哀伤，因此不同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感触决定了她们的诗词创作风格和当时的男性诗词风格有着很大的差异，诗词作品有着很深的历史情感烙印。
　　从诗词作品数量来看，在这78位女词人的180首作品中，其中诗词作品数量最多的有三个人，她们分别是李清照：52首，朱淑真：25首，魏夫人：14首，剩余的最多的是一个人4首诗词，其他大部分都是一人一首诗词。在这180首诗词作品中，一共有78个词牌，这其中有中调和小令共计68个，长调10个，其中长调分别为：《凤凰台上忆吹箫》、《花心动》、《声声慢》、《满江红》、《满庭芳》、《念奴娇》、《望海潮》、《贺新郎》、《永遇乐》、《沁园春》。其中《满江红》、《念奴娇》、《满庭芳》都是各自有三个词牌，一共填词三首，是这些词牌中最多的。
　　二、宋代女性诗词的题材和内容赏析
　　宋代的女性诗词文学成为了我国古代女性文学发展的重要里程碑，其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宋代女性词人的数量最多，并且诗词创作的题材非常广泛，诗词内容也非常的丰富，因此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对于后代的文学创作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是唐代女性诗歌所不能及的。因此唐诗就是一部男人的文学历史，宋词却是男性和女性的共舞，在这时期出现了像李清照、朱淑真和魏夫人这样的大家和名家，她们的诗词作品有着深厚的文化底蕴，展示了一种大家风范。
　　(一)宋代女性诗词的男女情爱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中大多描述男女情感，其中有对一见钟情的难分难舍，也有对往日甜言蜜语快乐时光的回忆，更多的则是对身处两地相思之苦的描写。在这一类型的诗词作品中，以怨词的数量为最，并且很多都是经典传诵的作品，例如唐婉《钗头凤》(世情薄)、朱淑真(减字木兰花)(独行独坐)、阮逸女《花心动》(仙苑春浓)等等。一般来说，怨词的内容都是女词人心中情感的一种宣泄，所以诗词的风格就显得缠绵徘侧和哀婉动人，其中最为著名的就要数戴复古妻的《祝英台近》：
　　惜多才，怜薄命，无计可留汝。操碎花笺，忍写断肠句。道傍杨柳依依，千丝万缕， 抵不住，一分愁绪。
　　如何诉。便教缘尽今生，此身已轻许。捉月盟言，不是梦中语。 后回君若重来，不相忘处，把杯酒，浇奴坟土。
　　戴复古是陆游的学生，一生喜欢游山玩水，根据毛晋《石屏词跋》中的记载，他曾经“南适欧闽，北窥吴越，上会稽，绝重江，浮彭盆，泛洞庭”。根据陶宗仪《辍耕录》中的记载，当戴复古在江西武宁游玩的时候，有一位富翁对他的才华非常仰慕，所以将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可是三年后当戴复古要返回家中的时候却告诉她自己家中已经有妻子了，因此不能带富翁的女儿回家，这才有了《祝英台近》，来和他进行告别，此女不久便投江自尽，因此这是一首诀别诗。
　　(二)宋代女性诗词的宫女歌姬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除了有很多的情感诗词描写以外，还有很多诗词作品是关于宫女和歌姬生活的。这些女性词人都是来自于社会的最底层，因为职业的缘故，因此和诗词艺术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盼盼的《惜花容》(少年看花双鬓绿)主要是抒发了流光易逝，青春不再的感慨;平江妓的《贺新郎(春色元无主)则是抒发了和意中人分别后的那种愁苦心情;苏小小的《减字木兰花》(别离情绪)则是抒发了对异性朋友的思念之情;严蕊的《卜算子》(不是爱风尘)则是在讲述自己从良以后的心路历程;这些诗词作品都有着很高的艺术审美价值。
　　宫女诗词则是更多抒发了对于故国的思念之情，例如金德淑、黄静淑、陶明淑、杨华淑、杨慧淑等10位宫女的《望江南》就是这其中最为典型的代表，这10首《望江南》都是宫女们为送琴师汪水云创作的。对于这一点在《词苑丛谈校笺》卷六乃有专载：“章邱李生至燕都……夜静，闻邻妇有倚楼而泣者，明日访之，则宋官人金德淑也。询李曰：‘客非昨暮悲歌乎?’李曰：‘歌非己作，有舟人自杭来，吟此句，故记之耳。’金泣曰：‘此亡宋昭仪王清惠所寄汪水云诗。当时吾辈数人皆有诗赠汪。’举其《望江南》词曰：‘春睡起，积雪满燕山。万里长城横编素，六街灯火已阑珊，人立玉楼间。’后遂委身于李。”这些宫女都是因为“靖康之耻”而南下的北宋宫女，因为终日思念故国而不能返。当得知乐工汪水云在获准由北南还时，她们遂各赋《望江南》以送。这些流落他乡的宫女们，无时无刻都在思念自己家中的亲人，因此赋予了宋代女性诗词一种新的精神面貌。
　　(三)宋代女性诗词的巾帼英雄主题
　　两宋动荡不安的政局不仅让宫女们深受其害，还有一些出身官宦世家的女子也是其中的受害者，李清照就是其中的一位。李清照在南渡以后终日生活在国破家亡，失去丈夫的悲伤之中，一直孤身一人，经常在南方各地流转。这一事情李清照的词创作虽然没有诗歌那样强烈的政治性和思想性，可是诗词的创作题材还是和以前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例如在《永遇乐》(落日铭金)这首词中，作者对于往昔京都的繁华场景进行了回忆，和如今的落魄景象进行了对比，字字扣人心弦，充满了真挚情感。另外根据《词苑丛谈校笺》卷七记载，在宋钦宗靖康年间，在金兵南下的过程中，武阳令蒋兴祖战死城中，其女被金兵俘虏走，于是在雄州骤中这个地方写下了颇有名气的《减字木兰花》：
　　朝云横度，辘辘车声如水云。白草黄沙，月照孤村三两家。
　　飞鸿过也，百结愁肠无昼夜。渐近燕山，回首乡关归路难。
　　这首词可以说就是对蔡淡《悲愤诗》前半部分的一个缩写。在况周颐《蕙风词话》之《续篇》卷一对这首词做了这样的评价：“寥寥数十字，写出步步留恋，步步凄侧。所言甚是。”总的来讲，这首词的曲风婉转悲切，朴实无华，是当时宋代女性诗词的思想表达上的最强音。
　　(四)宋代女性诗词的咏物言志主题
　　宋代女性诗词中也有很多的咏物词，一般都认为宋代的咏物词是开始于北宋年初，林道的《点绛唇》(金谷年年)则是被认为是宋代的第一首，这之后柳永、张先、欧阳修、苏轼、周邦彦都参与到了咏物词的创作之中，其中又以周邦彦词最多。到了南宋的时候，咏物词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并且在艺术上开始走向成熟，北宋女性词人以朱淑真为代表，现存咏物词共计25首，其中主要的为“雪”、“梅”、“梨花”，从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那种高傲的心境。在南宋的女词人中，又以李清照的咏物成就最高，现存的咏物词共计有9首，其中有关梅花的有7首，梅花有着冰肌玉骨、斗雪傲霜、贞洁自守的特点，因此也成为了宋代文人的精神象征，因此朱淑真、李清照都特别喜欢写梅花，例如李清照的《孤雁儿》：
　　藤床纸帐朝眠起，说不尽无佳思。沉香断续玉炉寒，伴我情怀如水。笛声三弄，梅心惊破，多少春情意。
　　小风疏雨萧萧地，又催下千行泪。吹萧人去玉楼空，肠断与谁同侍。一枝折得，人间天上，没个人堪寄。
　　在这首词中，李清照进行咏梅，可以说是物我相融，融情于景，由梅花表达了自己对亡夫赵明诚的思念之情，饱含了深情厚意，可以说是宋代咏梅词中的上乘之作。
　　三、结语
　　宋代女性诗词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对于宋代女性诗词的理论研究有助于我们更好地对中国古代文学的诗词创作进行研究，同时也有助于研究中国的女性主义文学，发掘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的精华。

女性主义理论篇三:张爱玲半生缘鉴赏

　　女性与命运一直是张爱玲所擅长的主题，在《半生缘》中，这一主题意象更是被赋予了人性的体认。特殊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学识修养构筑了张爱玲独特的内心世界。下面是应届毕业生网小编Lynn整理相关内容资料。(更多内容请关注应届毕业生网)
　　【作品简介】
　　《半生缘》是张爱玲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原名《十八春》，一九五一年结稿，后来张爱玲旅美期间，进行改写，删掉了一些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改名为《半生缘》。该小说通过年轻人的婚姻的悲欢离合，揭示了社会和人性的方方面面。
　　【内容简介】
　　《半生缘》讲述了旧上海的几对年轻人的爱恨情仇，他们曾经都是有缘人，最后却各奔东西。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讲述了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而同时翻天覆地的中国近代社会种种变事：九·一八、一二·八、抗战胜利、国民政党接管、上海解放、支持东北，只是作了他们的背景，隐隐约约给他们的故事刷上一笔动乱的底色。
　　沈世钧本于顾曼桢相爱，可家里却催促他和表妹石翠芝结婚，曼桢的姐姐顾曼璐为维持一家生活开支辍学当交际花，最后在万般无奈之下与有妇有子的祝鸿才结婚。面对世钧家人，曼桢深感自卑，而世钧却误以为曼桢爱上了曾是曼璐男友的张豫瑾，而家中老父临危将家业托付给他，他只得回到南京，与曼桢两地相隔，而曼璐为了讨好祝鸿才，不惜牺牲妹妹的幸福，令她替祝鸿才产下一子，并阻止世钧寻找曼桢，曼桢终于逃离曼璐和鸿才的魔掌后再找世钧时，世钧已和翠芝结婚。不久之后，曼璐去世，曼桢为照顾儿子回到祝家，最后和祝鸿才结了婚。
　　【作品鉴赏】
　　主题
　　女性与命运一直是张爱玲所擅长的主题，在《半生缘》中，这一主题意象更是被赋予了人性的体认。特殊的成长环境、人生经历和学识修养构筑了张爱玲独特的内心世界。在《半生缘》中，张爱玲运用全知全能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人生感悟渗透到文中人物的内心世界和叙述主题中。张爱玲对人生的体味和女性悲剧命运的敏锐洞察力与小说中营造的悲凉故事世界是难解难分的。她对世俗生活的喜爱以及悲观绝望的人生观使得《半生缘》中描写的烦人俗事回荡着浓浓的悲凉情调。书中所展现的不止是一场爱情悲剧，更是一场女性命运悲剧。
　　如果按照鲁迅对于悲剧的定义“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来观照张爱玲的作品，不难发现，她所有作品中流露出的强烈悲剧意识几乎成了她文学创作的灵魂所在。她笔下的人物，不管是没落贵族的女儿，还是欢场里的交际花，亦或是旧式家庭中的少奶奶，都生活在各自的悲剧中。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几乎都是悲剧性的。她用悲凉哀怨的语言刻画出了一个个在生活上、精神上饱受双重折磨的女性形象。
　　这篇故事的发展，顾曼璐和顾曼桢俩人的关系为读者们透露一个当代女性主义理论所关注的问题：即女性在男性文化中，往往同时具备两种身份，是男性主流的破坏者，亦是同谋者。在《半生缘》中，这讯息就充分表现在曼桢、曼璐的姐妹互动关系里。
　　由于丧失生育能力，曼璐生活在随时被丈夫踢出家门的恐惧之中。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的父权训示下，这种因为生育或者不能生养男孩，而害怕被丈夫抛弃的恐惧感，正是构成女性传统恐惧的其中一个主因。就在曼璐害怕丧失地位的传统恐惧中，最后竟把自己的亲妹妹视为可以成全她保有身份的贡品。
　　曼璐虽然对糟蹋她身心的男性社会——她舞女的身份充分说明了此点——表达了不满，但同时却又没能逃离压抑现场，她非但不能反制，反而成为儒家宗法父权的串谋者，让祝鸿才对自己的妹妹逼x成孕。因此，在贡品和符号的意义之外，曼桢也成为曼璐讨好丈夫的一种中介者。在主流文化下的闺阁政治叙述中，这故事表现了女性与父权体制复杂的联系：即女性同时是主导文化的颠覆者，兼服从者。
　　表现形式
　　《半生缘》中，作者在她所塑造的人物身上自觉不自觉地透露了自然主义色彩。首先，作者通过物象和人物的服装色彩来暗示人物命运。在物象的选择上，张爱玲运用了“房子”这一物象，房子本来是人们居住生活的场所，但它另一意义上也是囚禁人的地方，也是埋葬人们幸福的坟墓。曼璐所居住的房子在偏远郊区的一栋别墅里，虽然房子富丽堂皇，但却没有家的气息。到后来曼桢被祝鸿才强暴之后被关在”里面一道锁，外面一道锁“的两件空房里，过着暗无天日的生活，这栋房子像一座牢笼，暗示着她们姐妹俩的悲剧命运。
　　同时，张爱玲善于运用色彩，尤其是她笔下人物的服装色彩。人物的服装色彩成为作者独特的隐形话语，她以一种隐形话语的形式来刻画人物，暗示情节以及人物命运的发展。
　　作品结构
　　张爱玲《半生缘》的基本框架和人物设置都和这部《普汉先生》惊人地相似，世钧对应亨利，玛文对应曼桢，比尔对应叔惠，凯对应翠芝。上海和南京的双城设置，也同波士顿和纽约相仿。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据有关人士考证，《半生缘》中不少经典的细节和句子，也均是纹丝不动地从《普汉先生》搬过来的。比如世钧在他和翠芝家总是闻到煤气的味道，翠芝总是让世钧去遛狗;又比如那句“世钧，我们回不去了”和“世钧”。这样明火执仗地挪用，竟然在这么多年轻轻巧巧地掩过了众多张研究者的耳目，略加点染，理直气壮地成就了一部经典，张爱玲当真是有一双魔术手。这样的事实，一下子让众多死忠的张迷不能接受，抄袭别人作品嫌疑，在他们看来，绝对不能加在张爱玲身上。可实际上，正所谓天下文章一大抄，看你会抄不会抄，如果得法，那叫借鉴，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算是一位很会偷艺的作家。
　　在《半生缘》中，张爱玲改《普汉先生》中的第一人称叙事为第三人称叙事，从而获得了更高叙述视角，能够俯瞰故事中的人物;同时她还极大的充实了曼桢的戏分，让读者更关注曼桢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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