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苏东坡突围》]苏东坡突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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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苏东坡突围]《记承天寺夜游》教案设计(2)

　　学生可能出现的答案：
　　平静、悠闲、恬淡等
　　词语：欣然、闲人等
　　句子：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等
　　⒉赏析美景：
　　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
　　问题一：那天晚上苏轼在承天寺的庭院里看到了哪些景物(月光，竹柏的影子)
　　学生可能会加上“积水”和“藻荇”，这时就顺便讲“如”和“盖”的意思。
　　问题二：那天晚上的月光有什么特点?(空明)
　　“空明”的意思是什么?(空灵明净)
　　问题三：作者是怎样来描写月光的“空明”的?
　　①把月光比作水，写出了月光澄澈透明的美。
　　②还用竹柏的影子来衬托。(这里可以追问：为什么作者写的是竹柏的影子而不是竹柏)
　　用竹柏的影子更能创造中国画的意境。
　　教师启迪：通过这句优美的描写，相信这片空灵美丽、澄澈透明的月色照进了苏轼的眼睛，但是有没有照进苏轼的内心呢?何以见之?
　　⒊探究心境
　　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多媒体展示)
　　环节一：请学生站起来读诗并说说感情处理的理由。
　　环节二：探究闲人的含义。(空闲?闲置?悠闲?闲情逸致?)
　　环节二：改诗。改成“夜夜有月，处处有松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改后表达效果有何不同?
　　(这句话的潜台词是“夜夜有月，处处有松柏，只是哪里能找得到像我俩这样即使人生不如意却还能从容地享受美景的人”，反问句更能表达苏轼在不如意的环境中自得其乐、不胜快哉的乐观豪迈。)
　　环节四：教师讲东坡食汤饼故事，“苏轼与弟弟苏辙被贬谪到南方时曾经在梧州、藤州之间相遇，路边有卖面条的人，兄弟二人一起买了面条吃，面条粗劣得难以吃下去。苏辙放下筷子叹气，而这时苏轼已经很快吃光面条了，他慢悠悠地对苏辙说：‘九三郎，你还想细细咀嚼吗?’说完大笑着站起来。秦少游听说这件事后，说：“这是东坡先生‘只管饮酒，莫管它的味道’的风格罢了。”现在老师引用秦观的话说，就是“只管赏美景，莫管他人生如意不如意罢了”，所以像东坡这种人注定是为享受生活而活的，他每到一处都能创造美丽的传说，所以我们杭州人的后代也要感谢这位发现美并创造美的大师。(照应导入语)
　　四、创造对话，体验苏公心境
　　教师启迪：
　　一次平凡的夜游，让我们感受到了一言难尽的苏轼，他带着满身的伤痛，被抛弃在穷乡僻壤的黄州，但他照样笑看大自然的清风雨露，笑谈人世间的赏心乐事。我想，苏轼也是一个凡人，他比谁都有七情六欲，比谁都懂悲欢离合，只是他能做到把痛苦深掩在内心，把快乐传达给别人，这就是他的不凡之处，也是他传扬给后人永恒的精神力量。
　　假如现在你就是公元1083年十月十二夜的苏轼，面对天上的那轮明月，面对身边同样贬官的朋友张怀民，你想对他们说些什么?请你选择其中一个对象加以倾诉。
　　苏轼与明月的对话：
　　苏轼与怀民的对话：
　　教师出示范例：
　　明月啊，你高挂苍穹，不知起于何年?又将终于何岁?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你阅尽了人世间的悲欢离合、风云变幻、沧海桑田，却仍不改你澄澈的光华，淡雅的韵致，我愿像你一样，平和达观地生存，即使做不成一流的名士，也要做一个一流的会过日子的普通人。
　　五、诵读全文(当堂背出)，布置阅读
　　课外阅读：⒈阅读散文《苏东坡突围》，选自秋雨散文《山居笔记》。
　　⒉阅读林语堂著《苏东坡传》，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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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苏东坡突围]余秋雨散文精品有哪些

　　导语：当代文坛群星璀灿，优秀的文艺作品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而余秋雨的散文却恰似一株奇葩傲立苍穹，格外引人注目。以下小编为大家介绍余秋雨散文精品有哪些文章，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余秋雨散文精品有哪些1
　　阳关雪
　　中国古代，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文官之显赫，在官而不在文，他们作为文人的一面，在官场也是无足观的。但是事情又很怪异，当峨冠博带早已零落成泥之后，一杆竹管笔偶尔涂划的诗文，竟能镌刻山河，雕镂人心，永不漫漶。
　　我曾有缘，在黄昏的江船上仰望过白帝城，顶着浓冽的秋霜登临过黄鹤楼，还在一个冬夜摸到了寒山寺。我的周围，人头济济，差不多绝大多数人的心头，都回荡着那几首不必引述的诗。人们来寻景，更来寻诗。这些诗，他们在孩提时代就能背诵。孩子们的想象，诚恳而逼真。因此，这些城，这些楼，这些寺，早在心头自行搭建。待到年长，当他们刚刚意识到有足够脚力的时候，也就给自己负上了一笔沉重的宿债，焦渴地企盼着对诗境实地的踏访。为童年，为历史，为许多无法言传的原因。有时候，这种焦渴，简直就像对失落的故乡的寻找，对离散的亲人的查访。文人的魔力，竟能把偌大一个世界的生僻角落，变成*人人心中的故乡。他们褪色的青衫里，究竟藏着什么法术呢?
　　今天，我冲着王维的那首《渭城曲》，去寻阳关了。出发前曾在下榻的县城向老者打听，回答是：“路又远，也没什么好看的，倒是有一些文人辛辛苦苦找去。”老者抬头看天，又说：“这雪一时下不停，别去受这个苦了。”我向他鞠了一躬，转身钻进雪里。
　　一走出小小的县城，便是沙漠。除了茫茫一片雪白，什么也没有，连一个皱折也找不到。在别地赶路，总要每一段为自己找一个目标，盯着一棵树，赶过去，然后再盯着一块石头，赶过去。在这里，睁疼了眼也看不见一个目标，哪怕是一片枯叶，一个黑点。于是，只好抬起头来看天。从未见过这样完整的天，一点也没有被吞食，边沿全是挺展展的，紧扎扎地把大地罩了个严实。有这样的地，天才叫天。
　　有这样的天，地才叫地。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侏儒也变成了巨人。在这样的天地中独个儿行走，巨人也变成了侏儒。天竟晴了，风也停了，阳光很好。没想到沙漠中的雪化得这样快，才片刻，地上已见斑斑沙底，却不见湿痕。天边渐渐飘出几缕烟迹，并不动，却在加深，疑惑半晌，才发现，那是刚刚化雪的山脊。地上的凹凸已成了一种令人惊骇的铺陈，只可能有一种理解：那全是远年的坟堆。
　　这里离县城已经很远，不大会成为城里人的丧葬之地。这些坟堆被风雪所蚀，因年岁而坍，枯瘦萧条，显然从未有人祭扫。它们为什么会有那么多，排列得又是那么密呢?只可能有一种理解：这里是古战场。我在望不到边际的坟堆中茫然前行，心中浮现出艾略特的《荒原》。这里正是中华历史的荒原：如雨的马蹄，如雷的呐喊，如注的热血。中原慈母的白发，江南春闺的遥望，湖湘稚儿的夜哭。故乡柳荫下的诀别，将军圆睁的怒目，猎猎于朔风中的军旗。随着一阵烟尘，又一阵烟尘，都飘散远去。我相信，死者临亡时都是面向朔北敌阵的;我相信，他们又很想在最后一刻回过头来，给熟悉的土地投注一个目光。于是，他们扭曲地倒下了，化作沙堆一座。这繁星般的沙堆，不知有没有换来史官们的半行墨迹?史官们把卷帙一片片翻过，于是，这块土地也有了一层层的沉埋。堆积如山的二十五史，写在这个荒原上的篇页还算是比较光彩的，因为这儿毕竟是历代王国的边远地带，长久担负着保卫华夏疆域的使命。所以，这些沙堆还站立得较为自在，这些篇页也还能哗哗作响。
　　就像干寒单调的土地一样，出现在西北边陲的历史命题也比较单纯。在中原内地就不同了，山重水复、花草掩荫，岁月的迷宫会让最清醒的头脑胀得发昏，晨钟暮鼓的音响总是那样的诡秘和乖戾。那儿，没有这么大大咧咧铺张开的沙堆，一切都在重重美景中发闷，无数不知为何而死的怨魂，只能悲愤懊丧地深潜地底。不像这儿，能够袒露出一帙风干的青史，让我用20世纪的脚步去匆匆抚摩。远处已有树影。急步赶去，树下有水流，沙地也有了高低坡斜。登上一个坡，猛一抬头，看见不远的山峰上有荒落的土墩一座，我凭直觉确信，这便是阳关了。
　　树愈来愈多，开始有房舍出现。这是对的，重要关隘所在，屯扎兵马之地，不能没有这一些。转几个弯，再直上一道沙坡，爬到土墩底下，四处寻找，近旁正有一碑，上刻“阳关古址”四字。这是一个俯瞰四野的制高点。西北风浩荡万里，直扑而来，踉跄几步，方才站住。脚是站住了，却分明听到自己牙齿打战的声音，鼻子一定是立即冻红了的。呵一口热气到手掌，捂住双耳用力蹦跳几下，才定下心来睁眼。这儿的雪没有化，当然不会化。所谓古址，已经没有什么故迹，只有近处的烽火台还在，这就是刚才在下面看到的土墩。土墩已坍了大半，可以看见一层层泥沙，一层层苇草，苇草飘扬出来，在千年之后的寒风中抖动。眼下是西北的群山，都积着雪，层层叠叠，直伸天际。任何站立在这儿的人，都会感觉到自己是站在大海边的礁石上，那些山，全是冰海冻浪。
　　王维实在是温厚到了极点。对于这么一个阳关，他的笔底仍然不露凌厉惊骇之色，而只是缠绵淡雅地写道：“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他瞟了一眼渭城客舍窗外青青的柳色，看了看友人已打点好的行囊，微笑着举起了酒壶。再来一杯吧，阳关之外，就找不到可以这样对饮畅谈的老朋友了。这杯酒，友人一定是毫不推却，一饮而尽的。
　　这便是唐人风范。他们多半不会洒泪悲叹，执袂劝阻。他们的目光放得很远，他们的人生道路铺展得很广。告别是经常的，步履是放达的。这种风范，在李白、高适、岑参那里，焕发得越加豪迈。在南北各地的古代造像中，唐人造像一看便可识认，形体那么健美，目光那么平静，神采那么自信。在欧洲看蒙娜丽莎的微笑，你立即就能感受，这种恬然的自信只属于那些真正从中世纪的梦魇中苏醒、对前途挺有把握的艺术家们。唐人造像中的微笑，只会更沉着、更安详。在欧洲，这些艺术家们翻天覆地地闹腾了好一阵子，固执地要把微笑输送进历史的魂魄。谁都能计算，他们的事情发生在唐代之后多少年。而唐代，却没有把它的属于艺术家的自信延续久远。阳关的风雪，竟愈见凄迷。
　　王维诗画皆称一绝，莱辛等西方哲人反复讨论过的诗与画的界线，在他是可以随脚出入的。但是，长安的宫殿，只为艺术家们开了一个狭小的边门，允许他们以卑怯侍从的身份躬身而入，去制造一点娱乐。历史老人凛然肃然，扭过头去，颤巍巍地重又迈向三皇五帝的宗谱。这里，不需要艺术闹出太大的局面，不需要对美有太深的寄托。
　　于是，九州的画风随之黯然。阳关，再也难于享用温醇的诗句。西出阳关的文人还是有的，只是大多成了谪官逐臣。即便是土墩、是石城，也受不住这么多叹息的吹拂，阳关坍弛了，坍弛在一个民族的精神疆域中。它终成废墟，终成荒原。身后，沙坟如潮，身前，寒峰如浪。谁也不能想象，这儿，一千多年之前，曾经验证过人生的壮美，艺术情怀的弘广。这儿应该有几声胡笳和羌笛的，音色*极美，与自然浑和，夺人心魄。可惜它们后来都成了兵士们心头的哀音。既然一个民族都不忍听闻，它们也就消失在朔风之中。
　　回去罢，时间已经不早。怕还要下雪。
　　余秋雨散文精品有哪些2
　　夜雨诗意
　　早年为了学写古诗，曾买过一部线装本的《诗韵合壁》，一函共6册，字体很小，内容很多。除了供查诗韵外，它还把各种物象、各种情景、各种心绪分门别类，纂集历代相关诗句，成了一部颇为齐全的诗歌词典。过去文人要应急写诗时，查一直，套一套，很可快速地炮制出几首来。但是毫无疑问，这样写出来的诗都是不值一读的。只有在不带写诗任务时随便翻翻，看看在同一名目下中国诗化语词的多方汇集，才有一点意思。
　　翻来翻去，眼下出现了“夜雨”这一名目，那里的诗大多可读。既然是夜间，各种色相都隐退了，一切色彩斑斓的词汇也就失去了效能;又在下雨，空间十分逼仄，任何壮举豪情都铺展不开，诗句就不能不走向朴实，走向自身，走向情感，李商隐著名的《夜雨寄北》堪称其中典范。
　　光听着窗外夜色中时紧时疏的雨声，便满心都会贮足了诗。要说美，也没有什么美，屋外的路泥泞难走，院中的花零落不堪，夜行的旅人浑身湿透。但正是在这种情境下，你会感受到往常的世俗喧嚣一时浇灭，天上人间只剩下了被雨声统一的宁定，被雨声阻隔的寂寥。人人都悄然归位，死心塌地地在雨帘包围中默默端坐。外界的一切全成了想象，夜雨中的想象总是特别专注，特别遥远。
　　夜雨款款地剥夺了人的活力，因此夜雨中的想象又格外敏感和畏怯。这种畏怯又与某种安全感拌和在一起，凝聚成对小天地中一脉温情的自享和企盼。在夜雨中与家人围炉闲谈，几乎都不会拌嘴;在夜雨中专心攻读，身心会超常地熨帖;在夜雨中思念友人，会思念到立即寻笔写信;在夜雨中挑灯作文，文字也会变得滋润蕴藉。
　　在夜雨中想象最好是对富而立。黯淡的灯光照着密密的雨脚，玻璃窗冰冷冰冷，被你呵出的热气呵成一片迷雾。你能看见的东西很少，却似乎又能看得很远。风不大，轻轻一阵立即转换成渐沥雨声，转换成河中更密的涟漪，转换成路上更稠的泥泞。此时此刻，天她间再也没有什么会干扰这放任自由的风声雨声。你用温热的手指划去窗上的雾气，看见了窗子外层无数晶莹的雨滴。新的雾气又腾上来了，你还是用手指去划，划着划着，终于划出了你思念中的名字。
　　夜雨是行旅的大敌。
　　倒不是因为夜间行路艰难，也不是因为没有带着雨鞋和伞。夜雨会使旅行者想家，想得很深很深。夜雨会使旅行者企望安逸，突然憬悟到自己身陷僻远、孤苦的处境，顾影自怜，构成万里豪情的羁绊。
　　不是急流险滩，不是崇山峻岭，而是夜雨，使无数旅行者顿生反悔，半途而归。我不知道法显、玄奘、郑和、鉴真、徐霞客他们在一次次夜雨中心境如何，依我看，他们最强的意志，是冲出了夜雨的包围。
　　如我无用之辈，常常会在大雨如注的夜晚，躲在乡村旅店里，把地图拿出来细细查看。目光在已经走过的千里之间来回，痴想着其间在夜幕雨帐笼罩下的无数江河和高山。这样的夜晚，我常常失眠。为了把这种没出息的惰怠心绪驱赶，我总会在夜雨中邀几个不相识的旅人长时间闲谈。
　　但是，真正让心绪复归的，完全不是这种谈话，而是第二天晴朗的早晨。雨后的清晨，铺天盖地奔泻着一种xxx，让人几乎把昨夜忘却;又不能完全忘却，留下一点影子，阴阴凉凉的，添一份淡淡的惆怅。
　　在人生的行旅中，夜雨的魅力也深可寻探。
　　我相信，一次又一次，夜雨曾浇媳过突起的野心，夜雨曾平抚过狂躁的胸襟，夜雨曾阻止过一触即发的争斗，夜雨曾破灭过凶险的阴谋。当然，夜雨也所折过壮阔的宏图、勇敢的进发、火烫的情怀。
　　不知道历史学家有没有查过，有多少乌云密布的雨夜，悄悄地改变了中国历史的步伐。将军舒眉了，谋士自侮了，君王息怒了，英豪冷静了，侠客止步了，战鼓停息了，骏马回槽了，刀刃入鞘了，奏章中断了，敕令收回了，船楫下锚了，酒气消退了，狂欢消解了，呼吸匀停了，心律平缓了。
　　不知道传记学家有没有查过，一个个雨夜，扭转了多少杰出人物的生命旅程。人生许多关节点的出现常常由于偶然。种种选择发端于一颗柔弱的心，这颗心不能不受到突发性情景的执意安排。一场雨，既然可以使一位军事家转胜为败，那么，它也能使一个非军事的人生计划改弦易辙。无数偶然中隐伏着必然，换言之，堂皇的必然中遍布着偶然。人生长途延伸到一个偶然性的境遇，预定的走向也常常会扭转。因此，哪怕是夜，哪怕是雨，也默默地在历史中占据着地位。
　　如果人生和历史都是拔离了琐碎事物的构建，那么它们也就不属于现实世界。
　　于是人们每时每刻遇到的一切，都可能包孕着恢宏的蕴涵。诗人的眼光，正在于把两者钩连。夜雨中，人生和历史都在蹒跚。
　　渐渐，我对夜雨的诗意，有了一点新的思考。
　　记得几年前我在庐山上旅行的时候，常常能在荒岭草径边看到一座座坍弛在屋基，从屋基的用料看，绝不是山民的居舍，而应该是精雅别墅的所在。不知是哪些富有的雅士诗兴突发，要在这儿离群索居，独享自然。然而，他们终于没有住久，我想多半是因为无法消受荒山夜雨时可怖的氛围。但毫无疑问，此间的诗意却是焉与伦比的充沛。
　　去年我遇到一位美国教授，闲谈间竟也提到了夜雨。教授说，他也深深迷恋着这种诗意，所以特意在城郊的山顶造了一间考究的白木房子，只要有夜雨袭来，他就立即驾车上山。
　　他邀请我到他的白木房子里住几天，我至今未去，但完全能想象，我以前对夜雨的感悟与他领受的大为逆反。狼狈的苦旅不见了，荒寂的恐怖不见了，只是在紧张生活的空闲，读一首诗，亲抚一下自然，一切是那样的轻松和潇洒。
　　在这里，我们显然遇到了一个美学上的麻烦。某种感人的震撼和深厚的诗意似乎注定要与艰难相伴随，当现代交通工具和营造手段使夜雨完全失去了苦涩味，其间的诗意也就走向浮薄。我至今还无法适应在中国传统的山水画中加上火车、汽车和高压电线，尽管我对这种文明本身毫无推拒之意。去一趟四川恨不得能买到当天的飞机票，但家里挂的却要一幅描尽山道奇险、步履维艰的“蜀山行旅图”。在灯光灿烂的现代都市街道上驾车遇雨，实在是谈不上多少诗意的，只有一次在国外一个海滨，天色已晚，瓢泼大雨就像把我们的车摔进了大瀑布的中心，替我驾车的女士完全认不得路了，一路慌乱地在水帘和夜幕间转悠，事后倒觉得有了点诗意，原因也许正是碰到了自然所给予的艰难。
　　人类在与自然周旋的漫漫长途中，有时自然的暴力会把人完全吞没，如地震，如海啸，如泥石流，一时还很难从这些事端中提取出美。人至少要在有可能与自然对峙的时候才会酿造美，在这种对峙中，有时人明确无误地战胜了自然，例如汽车、电灯、柏油路的出现，产生了一种松快愉悦的美;有时人与自然较量得十分吃力，两相憋劲，势均力敌，那就会产生峻厉、庄严、扣人心弦的悲剧美。由于这种美衬托了人类严峻的生存状态，考验了人类终极性的生命力，因此显得格外动人心魄。人类的生活方式可以日新月异，但这种终极性的体验却有永久价值。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吧，历史上一切真正懂艺术的人总会着迷于这种美学形态，而希腊悲剧乃至种种原始艺术总是成为人类不衰的审美热点。过于整饬、圆熟的审美格局反射了人对自然的战胜状态和凌驾状态，可以让人产生一种方便感和舒坦感，却无法对应出一种生命考验。为此，欧洲启蒙主义的大师们不赞成法国古典主义的大一统，不赞成把人类的社会生活和艺术生活都处理成凡尔赛宫规整无比的园林一般。他们呼唤危崖、怒海、莽林，呼唤与之相对应的生命状态。这便是他们心中的诗意，狄德罗甚至直捷地说，人类生活越是精雅文明就越缺少诗意。难道是他们在抵拒现代吗?不，他们是启蒙者，分明启蒙出了一个活生生的现代。现代，本不是一种文质彬彬的搭建，而是人类的一种原始创造力的自然发展。
　　因此，再现代的人也愿意一再地在“蜀山行旅图”中把延绵千年的生命力重温一遍，愿意一再地品味苦涩的夜雨，然后踩着泥泞走向未来。
　　前不久听到有人对那些以黄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作品提出批评，认为它们写得过土过野。这些批评家不愿意看到人类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泞，只希望获得一点儿成果性的安慰。无论在生命意识还是在审美意识上，他们都是弱者，狄德罗所说的诗意他们无法理解。
　　【拓展阅读】
　　作为文化散文最杰出的开创者和领跑者，余秋雨凭借《文化苦旅》、《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等极度畅销的散文集，以及随之而来的大量褒贬不一的评论，当之无愧被称为“跨世纪中国文坛的掌门人”。余秋雨由于依靠着“凤凰电视台”、《收获》杂志等权威和主流的媒体，把他的“文化散文”像鱼网一样撒向了社会各个群体：当中不乏上流的知识分子，中层的一般科技工作者以及下层的劳动人民。甚至连xx随身带的手袋中除了口红、避孕套外，还有他的《文化苦旅》！这当然是讽刺的话语，但毫无疑问，从另一角度反证了他散文的感染力和穿透力。比起朱自清的抒情散文，周作人的知识生活小品文，杨朔的抒情艺术散文，秦牧的趣味知识散文，周国平的哲理沉思散文，余秋雨的文化散文更倾注于文化方面的塑造。读余秋雨的散文，就是一段段与文化对话的心理历程：在文明的废墟上悲从中来，在历史的批判中不能自已，在大师的悼念上深深向往……戴锦华说：“区别艺术作品与非艺术作品的一个直观因素是真正的艺术作品永远带给你不安，带给你某种忧伤、甚至伤痛与伤害感。”余秋雨的散文正具有这种品格。《文化苦旅》《山居笔记》等散文，“不仅为知识分子的人生悲剧，而且为整个民族文化的悲剧唱了一曲无尽的挽歌”。余秋雨曾对学生戏言：“我把想清楚了的问题交给课堂，把能够想清楚的问题交给研究，把想不清楚的问题交给散文。”可以说，就是这种文化与反思的集结，悲伤与困顿的绞缠，希冀与探索的并发，造就了余秋雨和余秋雨散文。
　　一、孤独的文化人格
　　从上海戏剧学院院长到一个自由知识分子，从一个学院派的教授到一个大众化的作家，余秋雨的“官衔”脱下了，但头衔又戴了不少。他的治学范围从阳春白雪走向了下里巴人，但名头更加的响亮了；他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和崇拜，但心灵更加的孤独了。他在拷问历史、反思文明、追踪文化、哀悼大师等一连串灵魂挣扎中，也许回答他的只是声声叹息。他的精英意识，无时无刻不在痛苦和焦灼的笔触间冒出来。透过历史的废墟和文化的层累，在余秋雨散文的大量道德话语间，我们莫不深深感受到他沉甸甸的人格力量。
　　余秋雨往往站在xx上，一边利索地进行着内窥和检查，另一边却不无恐惧地怀疑和颤抖。在对待被毁坏的文明和被迫害的文化的问题上，余秋雨表达了他深深的惋惜和无尽的恨、无穷的哀。在《道士塔》里，面对敦煌文物的散佚，面对晚清政府腐败官员的不作为，余秋雨从一个受伤者的角度表达了他的不满：“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在伦敦博物馆里！……我好恨！”一个呼唤无门爱莫能助的形象栩栩如生。《流放者的土地》一文，作者对中国封建皇朝一项非常普遍的惩罚犯人方式“流放”作了深入的分析，对其产生的副作用和后遗症也作了详尽的说明，最后还表达了他鲜明的立场：“文明可能产生于野蛮，却绝不喜欢野蛮。我们能熬过苦难，却绝不赞美苦难。我们不怕迫害，却绝不肯定迫害。”在《苏东坡突围》一文里，作者更是怒斥了小人得宠下的封建王朝的历史冤狱：“小人牵着大师，大师牵着历史。小人顺手把绳索重重一抖，于是大师和历史全都成了罪孽的化身。”
　　就是在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公”的心理下，余秋雨孤独的文化人格越来越明显。在分析这种文化生态的成因，余秋雨说：“文人总未免孤独，愿意找个山水胜处躲避起来；但文化的本性是沟通和被理解，因此又期盼着高层次的文化知音能有一种聚会，哪怕是跨越时空也在所不惜……中国文人的孤独不是一种脾性，而是一种无奈。”由此我们可以知道，余秋雨笔下的文明、文人、文化的高频出现，其实就是他刻意营造的“高层次的文化知音”的“一种聚会”。但是，他这种聚会却又是“跨越时空的”，也许会有思想的碰触，心灵的交汇，但永远无法做到情感的交流。这就是余秋雨孤独的文化人格的根源。
　　读余秋雨的散文，有一种超然物外的感觉。作者下意识使自己的身影闪现于他的文章里面。有时候，我们会不知不觉便被他的大度与精英意识所淹没。“过去我们总习惯于以战斗来保卫什么，现在才懂得一个基本道理，节约能源消耗，是最大的生态保护，而战斗，却是一种巨大的能量消耗……世界上多少真正堪称重要的大事需要人们关注，人们的时间太少了，媒体的空间太小了，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在转型时期的群体性注意力太珍贵了，而我们，实在太不重要。”流言止于智者，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毁誉参半的评价，余秋雨以大海的胸怀接纳了。能够从哲学的高度否定争斗的可取性，这是一个真正具有高贵人格的知识分子、学者的胸襟。作者又在《伪贵族心态》一文中说：“就我个人而言，对于愚昧和横蛮尚能大胆面对，却见不得各个领域的伪贵族，听不得那种身处文化断层期却把全世界研究者都贬为‘大笑话’的优雅声音。”作者的精英意识到此彻底的暴露了出来。及至到《乡关何处》中，余秋雨在赞赏家乡的xx明、严子陵等人时，更隐含了自比性，这是他的精英意识最高的体现。
　　二、无法释怀的文化情结
　　余秋雨文化散文大致可分为三大类：一类是描写历史文化（文化典故）的，代表篇目有《道士塔》《柳侯祠》《风雨天一阁》《一个王朝的背影》《苏东坡突围》等。第二类是描写地缘文化（文化遗址）的，代表篇目有《莫高窟》《都江堰》《寂寞天柱山》《脆弱的都城》等。第三类是描写风俗文化（文化生态）的，代表篇目有《贵池傩》《牌坊》《信客》《抱愧山西》等。也有很多是夹杂着几种写作手法，诸种文化搅揉在一起的。这一篇篇人文气息浓厚的佳作，就是余秋雨文化心灵得到伤害，文化情结无法得到舒缓而结出来的珍珠。
　　余秋雨对中国的文化可谓爱之深恨之切。“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人种，其最终意义不是军事的、地域的、政治的，而是文化的。”他把一切都归结于文化，以至不无夸大文化的功用和文化的完美性能。这就引出了我们最后谈到的余秋雨文化征途多灾多难的原因。谢燕红说：“在余秋雨构造的穿越千年历史的散文空间中，为了达到一种戏剧化的审美效果，人物塑造的手法发生了变化，余秋雨把历史事实和虚构想象结合到了一起。”
　　余秋雨在《家住龙华篇后附记》中说：“我反正不以严谨的历史科学为专业，向来对一切以实物证据为唯一凭据的主张不以为然，反而怀疑某种传说和感悟中或许存在着比实物证据更大的真实。”由此，可窥见余秋雨对文化的态度已达到分不清真实与虚构，想象与实在的混乱，感性吞没理性的“疯狂”地步，这是中国古代文化史固有的浪漫主义色彩。这种浪漫主义色彩，依附着他的文化情结，像一股孕育了千年的灵气，贯注到文明的每一个角落。哪怕是历史的暗角，历史的废墟，余秋雨都以其绵绵不绝的豪情给予或重燃或重建。“中国历来缺少废墟文化”，中国人太不会反思了，所以废墟不断重现。送走旧的废墟，又迎来了新的废墟。绝望与希望因此而生。屈原、杜甫、曹雪芹等人甘当历史与废墟的保存者，以他们独特的视角以及先验的见识，给昏昏古国注入了一支支的强心针水。诚然，就是这种悲剧的缔造与收留，为中华文化、华夏文明的光耀，书写了最有力的一笔，给中国知识分子文人的价值观、世界观树立了一个全新的体系。文明的道路就在这种废墟中戛然而止，让人叹息与茫然，不知该为历来被废墟吞没的大师哀悼，抑或为因创造了悲剧而成为不朽历史的大师庆幸？也许，历史原本就是一条由文明与废墟的交错连接而成的链条，相互相成又缺一不可。
　　在余秋雨笔下，历史的一点一滴都会勾起他深情的缅怀，不管是伤痕累累还是完美无缺。
　　三、别具一格的文化拯救
　　以一个教师身份的出走，余秋雨角色的转换很值得一探。韩愈在《师说》中说，教师的职能是“传道、授业、解惑”。而被余秋雨所尊敬的朱熹、张

三：[苏东坡突围]东坡突围 余秋雨 全文

　　余秋雨专业从事散文、艺术理论的写作，在大陆和台湾出版中外艺术史论专著多部，曾赴海内外许多大学和文化机构讲学，入载了英国剑桥《国际著名学者录》等。

　　余秋雨 《苏东坡突围》
　　(一)
　　住在这远离闹市的半山居所里，安静是有了，但寂寞也来了，有时还来得很凶猛，特别在深更半夜。只得独个儿在屋子里转着圈，拉下窗帘，隔开窗外壁立的悬崖和翻卷的海潮，眼睛时不时地瞟着床边那乳白色的电话。它竟响了，急忙冲过去，是台北<中国时报>社打来的，一位不相识的女记者，说我的<文化苦旅>一书在台湾销售情况很好，因此要作越洋电话采访。问了我许多问题，出身、经历爱好，无一遗漏。最后一个问题是：“在中国文化史上您最喜欢哪一位文学家?”我回答：苏东坡。她又问：“他的作品中，您最喜欢哪几篇?”我回答：在黄州写赤壁的那几篇。记者小姐几乎没有停顿就接口道：“您是说<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我心里立即为苏东坡高兴，他的作品是中国文人的通用电码，一点就着，哪怕是半山深夜、海峡阻隔、素昧平生。
　　放下电话，我脑子中立即出现了黄州赤壁。去年夏天刚去过，印象还很深刻。记得去那儿之前，武汉的一些朋友纷纷来劝阻，理由是著名的赤壁之战并不是在那里的苏东坡情感怀错了地方，现在我们再跑去认真凭吊，说得好听一点是将错就错，说得难听一点是错上加错，天那么热，路那么远，何苦呢?
　　我知道多数历史学家不相信那里是真的打赤壁之战的地方，他们大多说是在嘉鱼县打的。但是最近几年，湖北省的几位中青年历史学家持相反的意见，认为苏东坡怀古没怀错地方，黄州赤壁正是当时大战的主战场。对于这个论争我一直兴致勃勃地关心着，不管争论前景如何，黄州我还是想去看看的，不是从历史的角度看古战场的遗址，而是从艺术的角度看苏东坡的情怀。大艺术家即便错，也会错出魅力来。好像王尔德说过，在艺术中只有美丑而无所对错。
　　于是我还是去了。
　　这便是黄州赤壁。赭红色的陡峭石坡直逼着浩荡东去的大江，坡上有险道可以攀登俯瞰，江面有小船可供荡桨仰望，地方不大，但一俯一仰之间就有了气势，有了伟大与渺小的比照，有了视觉空间的变异和倒错，因此也就有了游观的价值。客观景物只提供一种审美可能，而不同的游人才使这种可能变获得不同程度的实现。苏东坡以自己的精神力量给黄州的自然景物注入了意味，而正是这种意味，使无生命的自然形式变成美。因此不妨说，苏东坡不仅是黄州自然美的发现者，而且也是黄州自然美的确定者和构建者。
　　但是，事情的复杂性在于，自然美也可倒过来对人进行确定和构建。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这实在是一种相辅相成的有趣关系。苏东坡写于黄州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了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
　　苏东坡走过的地方很多，其中不少地方远比黄州美丽，为什么一个僻远的黄州还能把如此深厚的历史意味和人生意味投给黄州呢?这一切，决定于他来黄州的原因和心态。
　　他从监狱里走来，他带着一个极小的官职，实际上以一个流放罪犯的身份走来，他带着官场和文坛泼给他的浑身脏水走来，他满心侥幸又满心绝望地走来。他被人押着，远离自己的家眷，没有资格选择黄州之外的任何一个地方，朝着这个当时还很荒凉的小镇走来。
　　他很疲倦，他很狼狈，，出汴梁、过河南、渡淮河、进湖北、抵黄州，萧条的黄州没有给他预备任何住所，他只得在一所寺庙中住下。他擦一把脸，喘一口气，四周一片静寂，连一个朋友也没有，他闭上眼睛摇了摇头。他不知道，此时此刻，他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二)
　　人们有时也许会傻想，像苏东坡这样让中国人共享千年的大文豪，应该是他所处的时代的无上骄傲，他周围的人一定会小心地珍惜他，虔诚地仰望他，总不愿意去找他的麻烦吧?事实恰恰相反，越是超时代的文化名人，往往越不能相容于他所处的具体时代。中国世俗社会的机制非常奇特，它一方面愿意招待所和轰传一位文化名人的声誉，利用他、榨取他、引诱他，另一方面从本质上却把他视为异类，迟早会排拒他、糟践他、毁坏他。起哄式的传扬，转化为起哄式的贬损，两种起哄都起源于自卑而狡黠的觊觎心态，两种起哄都与健康的文化氛围南辕北辙。
　　苏东坡到黄州之前正陷于一个被文学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中，这个案件的具体内容是特殊的，但集中反映了文化名人在中国社会中的普遍遭遇，很值得说一说。搞清了这个案件中种种人的面目，才能理解苏东坡到黄州来究竟是突破了一个什么样的包围圈。
　　为了不使读者把注意力耗费在案件的具体内容上，我们不妨先把案件的底交代出来。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说苏东坡在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作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几乎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
　　在中国古代的皇帝中，宋神宗是不算坏的，在他内心并没有迫害苏东坡的的任何企图，他深知苏东坡的才华，他的祖母光献太皇太后甚至竭力要保护苏东坡，而他又是非常尊重祖母意见的，在这种情况下，苏东坡不是非常安全吗?然而，完全不以神宗皇帝和太皇太后的意志为转移，名震九州、官居太守的苏东坡还是下了大狱。这一股强大而邪恶的力量，就很值得研究了。
　　这件事说来话长。在专制制度下的统治者敢常常会摆出一种重视舆论的姿态，有时甚至还设立专门在各级官员中找岔子、寻毛病的所谓谏官，充当朝廷的耳目和喉舌。乍一看这是一件好事，但实际上弊端甚多。这些具有舆论形象的谏官所说的话，中国人无法声辩，也不存在调查机制和仲裁机制，一切都要赖仗于他们的私人品质，但对私人品质的考察机制同样也不具备，因而所谓舆论云云常常成为一种歪曲事实、颠倒是非的社会灾难。这就像现代的报纸如果缺乏足够的职业道德又没有相应的法规制约，信马由缰，随意褒贬，受害者无处可以说话，不知怀者却误以为白纸黑字是舆论所在，这将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混乱!苏东坡早就看出这个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这种不受任何制约的所谓舆论和批评，足以改变朝廷决策者的心态，又具有很大的政治杀伤力(“言及乘舆，则天子改容，事关廊庙，则宰相待罪”)，必须予以警惕，但神宗由于自身地位的不同无法意识到这一点。没想到，正是苏东坡自己尝到了他预言过的苦果，而神宗皇帝为了维护自己尊重舆论的形象，当批评苏东坡的议论几乎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时，他也不能为苏东坡讲什么话了。
　　那么，批评苏东坡的言论为什么会不约而同地聚合在一起呢?我想最简要的回答是他弟弟苏辙说的那句话：“东坡何罪?独以名太高”。他太出色、太响亮，能把四周的笔墨比得地十分寒伦，能把同代的文人比得有点狼狈，引起一部分人酸溜溜的嫉恨，然后你一拳我一脚地糟践，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场可耻的围攻中，一些品格的文人充当了急先锋。
　　例如舒颤。这个人可称之为“检举专业户”在揭发苏东坡的同时他还揭发了另一个人，那人正是以前推荐他做官的大恩人。这位大恩人给他写了一封信拿了女婿的课业请他提意见、辅导，这本是朋友间非常正常的小事往来，没想到他竟然忘恩负义地给皇帝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检举揭发信，说我们两人都是官员，我又在舆论领域，他让我辅导他女婿总不大妥当。皇帝看了他的检举揭发，也就降了那个人的职。这简直是东郭先生和狼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让人恶心的人，与何正臣等人相呼应，写文章告诉皇帝，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写给皇帝的感谢信中“有讥切时事之言”。苏东坡的这封感谢信皇帝早已看过，没发现问题，舒颤却苦口婆心地一款一款分析给皇帝听，苏东坡正在反您呢，反得可凶呢，而且已经反到了“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的程度!“愤”是愤苏东坡，“惋”是惋皇上。有多少忠义之士在“愤惋”呢?他说是“无不”，也就是百分之百，无一遗漏。这种数量统计完全无法验证，却能使注重社会名声的神宗皇帝心头一咯噔。
　　又如李定。这是一个曾因母丧之后不服孝而引起人们唾骂的高官，对苏东坡的攻击最凶。他归纳了苏东坡的许多罪名，但我仔细鉴别后发现，他特别关注的是苏东坡早年的贫寒出身、现今在文化界的地位和社会名声。这些都不能列入犯罪的范畴，但他似乎压抑不住地对这几点表示出最大的愤慨。说苏东坡“起于草野垢贱之余”，“初无学术，滥得时名”，“所为文章，虽不中理，亦足以鼓动流俗”，等等。苏东坡的出身引起他的不服且不去说它，硬说苏东坡不学无术、文辞不好，实在使我惊讶不已了。但他不这么说也就无法断言苏东坡的社会名声和世俗鼓动力是“滥得”。总而言之，李定的攻击在种种表层动机下显然埋藏着一个最深秘的原素“妒忌。无论如何，诋毁苏东坡的学问和文采毕竟是太愚蠢了，这在当时加不了苏东坡的罪，而在以后却成了千年笑柄。但是妒忌一深就会失控，他只会找自己最痛恨的部位来攻击，已顾不得哪怕是装装样子的可信性和合理性了。
　　又如王圭。这是一个跋扈和虚伪的老人。他凭着资格和地位自认为文章天下第一，实际上他写诗作文绕来绕去都离不开“金玉锦绣”这些字眼，大家暗暗掩口而笑，他还自我感觉良好。现在，一个后起之秀苏东坡名震文坛，他当然要想尽一切办法来对付。有一次他对皇帝：“苏东坡对皇上确实有二心。”皇帝问：“何以见得?”他举出苏东坡一首写桧树的诗中有“蛰龙”二这为证，皇帝不解，说：“诗人写桧树，和我有什么关系?”他说：“写到了龙还不是写皇帝吗?”皇帝倒是头脑清醒，反驳道：“未必，人家叫诸葛亮还叫卧龙呢!”这个王王圭用心如此低下，文章能好到哪儿去呢?更不必说与苏东坡来较量了。几缕白发有时能够冒充师长、掩饰邪恶，却欺骗不了历史。历史最终也没有因为年龄把他的名字排列在苏东坡的前面。
　　又如李宜之。这又是另一种特例，做着一个芝麻绿豆小官，在安徽灵璧县听说苏东坡以前为当地一个园林写的一篇园记中有劝人不必热衷于做官的词句，竟也写信给皇帝检举揭发，并分析说这种思想会使人们缺少进取心，也会影响取士。看来这位李宜之除了心术不正外，智力也大成问题，你看他连诬陷的口子都找得不伦不类。但是，在没理性法庭的情况下，再愚蠢的指挥也能成立，因此对散落全国各地的李宜之们构成了一个鼓励。为什么档次这样低下的人也会挤进来围攻苏东坡?当代苏东坡研究者李一冰先生说得很好：“他也来插上一手，无他，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官，若能参加一件扳倒名人的大事，足使自己增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这种目的确实也部分地达到了，例如我今天写这篇文章时竟然还会写到李宜之这个名字，便完全是因为他参与了对苏东坡的围攻，融他没有任何理由被哪怕是同一时代的在印刷品里。我的一些青年朋友根据他们对当今世俗心理的多方体察，觉得李宜之这样的人未必是为了留名于历史，而是出于一种可称作“砸窗子”的恶作剧心理。晚上，一群孩子站在一座在楼前指指点点，看谁家的窗子亮就拣一块石头扔过去，谈不上什么目的，只图在几个小朋友中间出点风头而已。我觉得我的青年朋友们把李宜之看得过于现代派、也过于城市化了。李宜之的行为主要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听说苏东坡有点麻烦，就把麻烦闹得大一点，反正对内不会负道义责任，对外不会负法律责任，乐得投井下石，撑顺风船。这样的人倒是没有胆量像李定舒颤和王王圭那样首先向一位文化名人发难，说不定前两天还在到处吹嘘在什么地方有幸见过苏东坡、硬把苏东坡说成自己的朋友甚至老师呢。
　　又如---我真不想写出这个名字，但再一想又没有讳避的，还是写出来吧：沈括。这位在中国古代科技史上占有不小地位的著名科学家也因忌妒而陷害过苏东坡，用的手法仍然是检举揭发苏东坡的诗中有讥讽政府的倾向。如果他与苏东坡是政敌，那倒也罢了，问题是他们曾是好朋友，他所检举揭发的诗句，正是苏东坡与他分别时手录近作送给他留作纪念的。这实在太不是味道了。历史学家们分析，这大概与皇帝在沈括面前说过好话有关，沈括心中产生了一种默默的对比，不想让苏东坡的文化地位高于自己，另一种可能是他深知王安石与苏东坡政见不同，他投注到了王安石一边。但王安石毕竟也是一个讲究人品的文化大师，重视过沈括，但最终却得出这是一个不可亲近的小人的结论。当然，在人格人品上的不可亲近，并不影响我们对沈括科学成就的肯定。
　　围攻者还有一些，我想举出这几个也就差不多了，苏东坡突然陷入困境的原因已经可以大致看清了，我们也领略了一组有可有能超越时空的“文化群小”的典型。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要单独搞倒苏东坡都是很难的，但是在社会上没有一种强大的反诽谤、反诬陷机制情况下，一个人探头探脑的冒险会很容易地招来一堆凑热闹的人于是七嘴八舌地组合成一种伪舆论，结果连神宗皇帝也对苏东坡疑惑起来，下旨说查查清楚，而去查的正是李定这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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