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神宗赵顼]赵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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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赵顼]王安石变法失败的致命伤

　　[导读]王安石变法以发展生产，富国强兵，挽救宋朝政治危机为目的，以“理财”、“整军”为中心，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社会、文化各个方面，是中国古代史上继商鞅变法之后又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变革运动。变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北宋积贫积弱的局面，充实了政府财政，提高了国防力量，对封建地主阶级和大商人非法渔利也进行了打击和限制。但是，变法在推行过程中由于部分举措的不合时宜和实际执行中的不良运作，也造成了百姓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如保马法和青苗法)，加之新法触动了大地主阶级的根本利益，所以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元丰八年(1085年)，因宋神宗去世而告终。
　　在说了半天王安石与“熙宁变法”之后，让我们还是把镜头更多地对准宋神宗赵顼。
　　在历史的镜头下，我们看到这位虽年纪轻轻但却少年老成的大宋第六代皇帝自登位那天起就显得很是有些忧心忡忡，心力交瘁。
　　也难怪，大宋这家百年老店此时已经百弊丛生，甫一即位，便有那么多棘手的矛盾等着他去解决，有那么多的迷津等着他去指点，历史过早地甚或可以说是不负责任地把那么多的重担压到了这位还才刚刚过了20岁的年轻的皇帝身上，这使神宗赵顼感到了肩上担负的沉重的责任与压力。
　　说来，古往今来，权位这东西对于有些人来说，往往是一种奢侈的享受，纵欲的温床，而对于那些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来说，则常常是一种道义的自律，精神的负担，甚或可以说是灵魂的煎熬与折磨。
　　很显然，我们看神宗赵顼便是那种极具忧患意识和政治责任感的极少数人。作为一位继统帝王，按说，在承平年间，只要他乐于守成，安分守己，得过且过，平时只管尽情地去享受人主通常所享有的那些声色娱乐，富贵荣华，他的太平天子一定会当得快快活活，有滋有味。可是，由于性格使然，血管里总是流淌着不安分的血液，不甘平庸的他在嗣位新君后却一心要励精图治，揽辔澄清，变法图强，到头来却又心有余而力不足，这就使他的皇帝当得一点儿也不轻松，一点儿也不快活，而他的人生自然也不可避免地增添了许多的痛苦与悲哀。
　　如果说，王安石是“另类宰相”，那么，很显然，神宗赵顼则是“另类皇帝”，就因为选择了改革，义无反顾地走上了这条充满荆棘的不归路，其实，君臣两人的命运都很不幸，甚至，比较起来，从某种意义上说，神宗皇帝更是一个悲剧。
　　之所以这样说，乃是因为，尽管由于共同的志向，在熙宁变法中，神宗皇帝与王安石站到了一条船上，在改革的茫茫大海上不仅一起苦苦搜寻正确的航向，而且还一起战狂风，斗恶浪，但就双方所扮演的角色身份来说，王安石扮演的顶多不过是一个大副，究其实不过只是一个高级雇员而已，他所承担的只不过是有限的责任，万不得已时，王安石可以发牢骚，可以撂挑子，可以甩手走人，卷铺盖上岸。可是，身为船长，神宗赵顼却没有这么自由，既然船是他的，那么，不管什么时候，他都不能撒手不管，更不能弃船而去，无论是反对派的指责，改革派的抱怨，乃至改革的困惑与风险……所有的一切，他都必须而且也只有一个人独自承担。
　　说来，人的悲剧有时往往多半还是性格的悲剧。仔细分析起来，在神宗的悲剧元素中，有些固然是由于时代原因造成的，但更多的应该说是其自身性格因素酿成的。
　　从史书上看，神宗赵顼应该说是一个老实人，也许是受遗传基因的影响，与两宋的大多数赵氏皇帝一样，他的性情显得比较憨厚，性格显得比较温和，甚至还颇有些柔弱。显然，倘若只是一般人，赵顼的性格与为人不仅无可厚非，而且非常值得称道，然而，作为一个需要对许多大事杀伐决断的帝国元首，年轻的神宗皇帝则显然还有欠火候。身为皇帝，他似乎根本不懂得帝王之术，缺少政治人物通常所应具有的权谋与手腕，在一些关键时刻，既不能表现得“像狮子一样凶猛”，又不能表现得“像狐狸一样狡猾”，这使他自“熙宁变法”一开始就显得有些左支右绌，力不从心。
　　众所周知，“熙宁变法”从一开始就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即改革派与反对派的争吵声中拉开序幕的。在这场著名的争论中，两位同样学识渊博的少壮派大臣引经据典，唇枪舌剑。王安石认为，改善财政的当务之急是选拔善于理财的人。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应该懂得如何推动生产力的发展，要善于通过促进经济发展把天下财富这块蛋糕做大，在改善百姓生活的同时扭转国家财政的困境。而司马光却指斥王安石所筹划的变法，乃是用哄骗的方法剥削老百姓，不过是当年桑弘羊之流蒙骗汉武帝时所采用过的早已老套过时了的伎俩罢了。
　　站在今天的角度看，王安石的观点无疑是对的，非常符合经济学的观点，即在经济建设中，在一定的限度内，国家与人民之间是可以实现利益“双赢”的，双方之间的利益并不是非此即彼的对立关系，而应该说是相辅相成互惠互利的同一关系。司马光的观点却正好相反。
　　想当年，当商鞅与反对改革的甘龙、杜挚当着秦孝公的面公开“亮剑”，展开辩论时，时年只有23岁的秦孝公旗帜鲜明地站到商鞅一方，主张改革，可是，在王安石与司马光两位高手过招时，时年21岁的宋神宗的态度却没有这么鲜明，尽管他在内心中偏向王安石，但在公开裁判时，却尽量息事宁人，两不得罪，既说王安石说的是对的，又说司马光讲的也不错，态度显得很是有些暧昧。

(2) [赵顼]王安石变法革新

　　庆历新政失败以后，北宋的社会矛盾依然存在。官僚地主大量兼并土地，他们有的享有免役特权，有的利用权势瞒产漏税，沉重的赋役都压到农民身上。再加上政府每年还要付给辽国和西夏大量银绢，也得由农民负担。各地常有农民起义发生。国家田赋收入没有保证，开支却越来越大。北宋政府面临着严重的危机。
　　公元1067年，宋神宗赵顼(xū)即位。这一年，宋神宗才二十岁，很想有所作为。早在即位以前，他就听人讲到王安石，说这人很有才能。因此，他一登皇位，就想起了王安石，命王安石担任江宁(在今南京)府知府。没几个月，他又把王安石调到京城，担任翰林学士。
　　王安石是北宋着名的政治家和文学家。他是抚州临川(今江西临川)人，年轻时就爱好读书。他读书很认真，读过的书终身不忘。他的文章写得又快又好，诗词也写得不错。曾巩把他的文章送给欧阳修看，欧阳修非常赞赏。王安石是着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
　　王安石二十二岁那年考中进士，以后就在地方上做官。他在担任鄞县(yín，今浙江宁波)知县的时候，组织农民兴修水利，修筑堤岸，疏通河道;又在农民青黄不接的时候，把官府仓库里的存粮借给农民，让他们秋收以后加少量利息，归还官府，使农民少受地主豪绅的重利盘剥。这样做，农民得到了不少好处。
　　王安石当了二十年地方官，做了不少对农民有利的事。宋仁宗把他调到京城，让他管理财政。这时，他向仁宗呈上了一篇上万字的奏疏，提出了变法的主张。可是，宋仁宗并不重视，把它搁起来了。
　　王安石见朝廷没有改革的决心，再加上自己和执政大臣又意见不合，因此就在母亲去世时辞职回乡了。
　　这一次，宋神宗命他去江宁府做官，他听说新皇帝年轻有为，就离开家乡，到江宁府上任。
　　不久，宋神宗又把王安石召进京城。他到京以后，宋神宗就召见他，问他：“你认为要治理好国家，要从哪儿下手?”
　　王安石毫不迟疑地说：“变风俗，立法度，这是当务之急。”
　　宋神宗连连点头称是，并说：“希望你好好帮助我变革朝政。”
　　公元1069年，宋神宗任命王安石为副宰相，第二年又任命他为宰相。当时，朝廷中的宰相和副宰相有好几个，有的年老怕事，有的反对变法。王安石知道，要跟这些人一起实行变法，显然是不可能的。他一担任副宰相，就经过神宗批准，马上建立了一个主持变法的新机构——制置三司条例司，并任用了一批新人。这个机构名义上是王安石和另一个官员两人掌管的，实际上都由王安石主持。
　　宋神宗急着实行变法，条例司刚成立，第二个月就催问新法的制订情况。王安石赶快派人到各地察看农田水利和赋役等方面的情况，加紧制订新法，颁布天下。
　　新法的内容主要有：
　　一、青苗法。这是王安石早年在鄞县采用的办法。每年春天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以较低利息贷款或借粮食给农民，秋收以后偿还。
　　二、农田水利法。政府奖励各地开垦荒地，兴修水利。
　　三、免役法。政府向服役的人家收取免役钱，雇人服役。原来不负担差役的官僚、地主也要出钱。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劳役负担。
　　四、方田均税法。政府重新丈量土地，按照土地的好坏，规定纳税的数目，官僚、地主不得例外。
　　五、保甲法。政府把农民按户组织起来，每十家为一保，五保为一大保，十大保为一都保。每家有两个以上成年男子，抽出一人为保丁，农闲时练习武艺，战时编入军队作战。
　　新法的推行，收到了显着的效果，既发展了生产，又增加了政府的收入。可是，新法也触犯了大地主的利益，遭到了大官僚、大地主等保守派的反对。他们议论纷纷，不断咒骂王安石，攻击变法。
　　对于外面的议论，宋神宗也听到了。他对王安石说：“外面有人说，朝廷不怕天变，不顾舆论，不遵守祖宗法度，你怎么看?”
　　王安石回答说：“陛下认真处理政务，做每件事都担心伤害百姓，这就是害怕天变。陛下听从臣下的忠告，这就顾到了舆论。况且，对于人们的舆论，也要看一看是否合理，如果我们做得合理，就不怕别人说长道短。至于祖宗的法度，也是经常变的，不能死守着不放。”
　　尽管王安石对人们议论的这三点毫不怕惧，宋神宗却没有那么坚定。他要王安石对新法稍许作点修改，王安石却坚持不改。
　　公元1074年，有的地方大旱，一连十个月不下雨，灾区农民被迫流亡。保守派画了一幅流民图，呈送宋神宗，说：“旱灾是因为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只要停止变法，天就下雨了。”
　　保守派大都是元老重臣，他们得到神宗的祖母曹太后和母亲高太后的支持。这两个太后也在神宗面前哭着鼻子，攻击新法说：“王安石把天下搞乱了。”
　　由于保守派势力强大，反对激烈，宋神宗逐渐动摇起来。王安石两次被迫辞职。第二次辞职后，他就一直住在江宁府，再没有出来做官。
　　公元1083年，宋神宗病死，十岁的宋哲宗赵煦即位。高太后执政，用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做宰相，新法一个个被废除了。

(3) [赵顼]梅花宋王安石梅花

　　引导语：王安石是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下面是小编整理他的五言绝句《梅花》，我们一起阅读下文，学习其中的知识信息吧。
　　《梅花》
　　朝代：宋代
　　作者：王安石
　　原文：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注释】
　　数枝：几枝。
　　凌(líng)寒：冒着严寒。
　　遥知：远远的就知道。
　　为：因为。
　　暗香：形容若隐若现、时断时续的花香。本篇指梅花淡淡的似有似无的幽香。
　　【佳句赏析】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
　　雪是高洁的，但梅花除了具有雪一般的高洁以外，还具有雪所不具有的香的品格。这梅花不仅凌寒呈艳，而且在严寒中播送出暗香。严寒压不倒梅花的香，于此更显出它“凌寒”的傲骨。
　　【译文】
　　墙角里生长着几枝梅花，正冒着严寒独自在开放。
　　远望就知道那不是白雪，因为有阵阵幽香飘过来。
　　【赏析】
　　王安石(1021-1086)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江西省抚州市)人。北宋杰出的政治家和文学家，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谥号“文”。神宗熙宁三年(1070)和八年(1075)两任宰相，曾积极进行政治经济改革。但由于受保守势力的反对，终于失败并被罢相。晚年退居在江宁(今江苏省南京市)钟山，悲愤死去。他工于绝句，且内容充实，语言精练，风格雄健。晚年作品艺术造诣极高。作品有《临川文集》。
　　作者王安石当时正处在北宋极端复杂和艰难的局势下，仍然积极力主改革，因此，非担得不到朝廷的支持，反而却遭到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在这种情况下，其孤独的心态和艰难的处境，与梅花共同之处自是可知的。这首小诗看似平白浅显，实则意味深远，它告诉人们坚强高洁的人格才最具伟大魅力。
　　“墙角数枝梅，凌寒独自开。”其意大致为，在墙旮旯的地方，有几枝梅花正在那儿冒着严寒默默地开着。 “墙角”，说明“梅”生长的环境极为偏僻，换言之，就是告诉人们，这几枝“梅”所处的环境不佳，地位卑微，无人赏识和眷顾，但依然凌寒开放。正如陆游《咏梅》之“驿外断桥边，寂寞开无主”一样，梅花不择地势，不择土壤，方寸之地足以，尽管并无人眷顾与赏识。第二句是第一句意思的进一步加深。“凌寒”，即迎着严寒，冒着风雪。“独自开”，即孤独地默默地开放，意在告诉人们，那梅花不仅不择地势和环境，更可贵的是它还不畏严寒，不畏孤独和寂寞，不向严寒低头，不向风雪弯腰，坚韧，倔强，刚强，高洁。
　　读到这里，我们应该不难体会诗人的用意了，从字面上看，诗人是在描写梅花，赞美梅花可贵的品性，而实则在字里行间渗透了自己的思想感情，诗人是在以梅花的坚强和高洁品格喻像诗人自己一样处于艰难、恶劣的环境中依然能坚持操守、主张正义的那些人，为国家强盛不畏排挤和打击的那些人。
　　“遥知不是雪，为有暗香来。”这两句诗的大概意思是说，那墙角处挂满枝头的花朵远远地望去就知道不是雪，因为那梅花淡淡的幽香早已经一阵一阵地飘过来了。“遥知”，即远远地就知道。这一句说的是一个结果，与下句的“为有暗香来”构成了一个倒装的因果关系的句式。“暗香”，即梅花淡淡的隐隐约约的幽香时断时续地飘散开来。“暗香”一词在前人的咏梅之作中时有出现，在王安石之前同一朝代的诗人林逋在他的《山园小梅》中就曾有过“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的佳句，但由于表现的是其出世的自命清高的思想情怀，这与王安石是截然不同的。王安石虽然借用了其诗句之“暗香”一词，但其目的在于赞美梅在“香”这方面胜雪一筹的特点和梅花不畏严寒、不屈服于恶劣环境的高贵品格。
　　这首小诗在写法上主要得力于语句的朴素自然。全篇没有一丝刻意雕琢的痕迹，也没有晦涩难懂的典故，语句浅显平白，如话家常，而意蕴却深远悠长，耐人回味。
　　【阅读训练】
　　(1)这首诗写的是哪个季节?(早春或初春)
　　(2)“________”两字点明地点;“_______”两字交代时间，突出了春梅于严寒中傲然怒放的性格特征。“独自开”与“_________”相照应，传递了“梅先天下春”的信息。
　　(墙角 凌寒 数枝梅)
　　(3)诗歌并没有描写梅花的枝叶和花朵形态，而是着意写梅花怎样的品格?用诗句回答。(凌寒独自开)
　　(4)南宋人李壁评此诗说：“《古乐府》‘庭前一树梅，寒多不觉开。只言花似雪，不悟有香来。‘荆公(王安石)略转换耳，或偶同也。”其言下之意，是说王安石的诗有抄袭这首乐府诗的可能。你的看法呢?请简要评析。
　　阅读答案：
　　这首古乐府只不过就梅花而咏梅花，形象和意境都没有跳出梅花本身。而王安石诗的“凌寒独自开”，显示了诗人对梅花的感情，表达了不惧恶境的心境，所咏的是“有我之境”，不是客观的描写。
　　王安石生平简介
　　王安石(1021～1086)，宋代改革家、思想家和文学家。字介甫,号半山。江西临川(今江西抚州)人,世称临川先生。庆历二年(1042)进士第四名及第，历任签书淮南(扬州)节度判官厅公事、知鄞县(今浙江宁波)事、舒州(今安徽潜山)通判,一度调开封任群牧司判官，旋又外调知常州事、提点江南东路刑狱公事，继召为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多年的地方官经历，使王安石认识到宋代社会贫困化的根源在于兼并，宋封建统治所面临的危局是“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因此，王安石在嘉□三年(1058)上宋仁宗赵祯的万言书中，要求对宋初以来的法度进行全盘改革，扭转积贫积弱的局势。以历史上晋武帝司马炎、唐玄宗李隆基等人只图“逸豫”，不求改革，终于覆灭的事实为例，王安石对改革抱有士大夫群中少见的紧迫感，大声疾呼：“以古准今，则天下安危治乱尚可以有为，有为之时莫急于今日”，要求立即实现对法度的变革;不然，汉亡于黄巾，唐亡于黄巢的历史必将重演，宋王朝也必将走上覆灭的道路。封建士大夫也把治国太平的厚望寄托于王安石，期待他能早日登台执政。熙宁初，王安石以翰林学士侍从之臣的身分，同年轻的宋神宗赵顼议论治国之道,深得宋神宗赏识。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出任参知政事，次年，又升任宰相，开始大力推行改革。
　　王安石变法的目的在于富国强兵，借以扭转北宋积贫积弱的局势，巩固地主阶级的统治。王安石明确提出理财是宰相要抓的头等大事，阐释了政事和理财的关系，指出“政事所以理财，理财乃所谓义也”。更重要的是，王安石在执政前就认为,只有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才能解决好国家财政问题：“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执政以后，王安石继续发挥了他的这一见解，曾经指出：“今所以未举事者，凡以财不足故，故臣以理财为方今先急”，而“理财以农事为急，农以去其疾苦、抑兼并、便趋农为急”。在这次改革中，王安石把发展生产作为当务之急而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王安石认为,要发展生产,首先是“去(劳动者)疾苦、抑兼并、便趣农”，把劳动者的积极性调动起来,使那些游手好闲者也回到生产第一线,收成好坏就决定于人而不决定于天。要达到这一目的,国家政权需制定相应的方针政策，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从上到下的改革。王安石虽然强调了国家政权在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但他并不赞成国家过多地干预社会生产和经济生活，反对搞过多的专利征榷，提出和坚持“榷法不宜太多”的主张和做法。在王安石上述思想的指导下，变法派制订和实施了诸如农田水利、青苗、免役、均输、市易、免行钱、矿税抽分制等一系列的新法，从农业到手工业、商业，从乡村到城市，展开了广泛的社会改革。与此同时，王安石为首的变法派改革军事制度，以提高军队的素质和战斗力，强化对广大农村的控制;为培养更多的社会需要的人才，对科举、学校教育制度也进行了改革，王安石亲自撰写《周礼义》、《书义》、《诗义》，即所谓的《三经新义》，为学校教育改革提供了新教材。
　　变法触犯了大地主、大官僚的利益，两宫太后、皇亲国戚和保守派士大夫结合起来，共同反对变法。因此，王安石在熙宁七年第一次罢相。特别是由于变法的设计者王安石与变法的最高主持者宋神宗在如何变法的问题上产生分歧,王安石复相后得不到更多支持,不能把改革继续推行下去。加上变法派内部分裂，爱子王□的病故，王安石于熙宁九年第二次辞去宰相职务，从此闲居江宁府。宋哲宗元□元年(1086),保守派得势,此前的新法都被废除。政局的逆转,使王安石深感不安,当他听到免役法也被废除时，不禁悲愤地说：“亦罢至此乎!?”不久便郁然病逝。
　　王安石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哲学思想方面，他的认识论路线属于唯物主义，他还继承和发扬了老子的一些思想，传统的朴素的辩证法思想得到了发展。《洪范传》、《老子注》是他在这方面的主要著作，后者已经散佚，仅在彭耜《老子道德真经集注》等书中还保存了若干条目。他的文章以论说见长，列于唐宋八大家。在诗歌方面，早年写了不少反映社会现实的诗篇，同情民众疾苦;晚年的诗侧重于讲究技巧，雅丽精绝，为世所称。有集本传世，一是《临川先生文集》本，一是《王文公文集》本，两本都掺有他人的著作。此外还有《字说》，系有关文字学方面的著作，仅在他人著作中残存了若干条;《熙宁奏对日录》系王安石任宰执时有关个人政治生活的亲笔记录，主要保存在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中，亦无传本。王安石曾封于舒、荆，死后又谥为文，故也称为王荆公和王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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