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呼雷豹一: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

　　思想寓于信笔所至的文字之中,并能做到亲切自然,舒展流畅,感情随笔流出,在看似漫不经心的叙述中,透露出人生况味,有一种迷人的风采。有人说“汪曾祺的散文比小说好”,的确有道理。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关于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一)
　　深沉纯朴、浓郁深厚的感情寄托,是汪曾祺散文的一大特色。追求真情,是散文的灵魂,也是作家的最高信念。这种真情无疑包含着作家主观心态的真诚和所要描写的客观世界的真实。这两者是绝对不能离开的。汪曾祺的散文即注重从真情实感出发,从熟悉的人和事出发,描绘自己感受的一切,而且不拘于表面和浅层的真实,敢于深入到内层的真实里去,这就给读者送来可震动心弦的磁力,从而引起共鸣。这种真情实感的倾泻程度,显然决定着作品的成功命运。首先,我们来看一组汪曾祺关于家乡的散文,如《故乡的元宵》、《我的家乡》、《文游台》、《故乡的野菜》等篇章,就是一个远离家乡的游子对故乡高邮生活充满深情而又略带沉重的思忆。“任何一篇好文章都是容易上口的。哪怕你没有时间读熟,凡是能打动人心的地方,就容易让人记住。我并没有想到要记住它们,它们会时时到我的脑子里来游历。”汪曾祺散文把人唤入对过去岁月的追忆,你能立刻被其中纯正的乡音、浓郁的乡情以及稔熟的草木虫鱼牢牢地吸引住,你不由惊叹作者竟能把四十多年前那些非常艰涩的生活表现得如此生动感人。作者在江苏《雨花》杂志发表总题为《故乡的食物》的散文,其中《端午节的鸭蛋》一节这样写道:
　　我的家乡是水乡。出鸭。高邮麻鸭是著名的鸭种。鸭多,鸭蛋也多。高邮人也善于腌鸭蛋。高邮咸鸭蛋于是出了名。我在苏南,浙江,每逢有人问起我的籍贯,回答之后,对方就会肃然起敬:“哦,你们那里出咸鸭蛋!”上海的卖腌腊的店铺里也卖咸鸭蛋,必用纸条特别标明:“高邮咸蛋”。高邮还出双黄鸭蛋。别处鸭蛋也偶有双黄的,但不如高邮的多。可以成批输出……我对异乡人的称道高邮鸭蛋,是不大高兴的,好像我们那穷地方就出鸭蛋似的。
　　《我的家乡》一文中,汪曾祺在饱含深情地写了高邮的风俗、风土、风情之后,又郑重写道:“我的家乡不只出咸鸭蛋。我们还出过秦少游,出过散曲家王磐,出过经学大师王念孙、王引之父子。”古城高邮,历史悠久,人文荟萃,物产丰饶,大运河依傍而过。这样一个渗透着独特的地理文化性格的历史名城,怎一个咸鸭蛋涵盖了得?汪曾祺如此介意把高邮总是与咸鸭蛋联系在一起,这其实凝聚和体现着他对与之血肉相连的故土的生命感悟和无限挚爱之情。通过对家乡食品炒米和焦屑的制法和与之相关的几个小故事的回忆,作者在文末写道:“炒米和焦屑和我家乡贫穷和长期的动乱是有关系的”(《故乡的食物·炒米和焦屑》)。即使那里给作者留下的几乎是不堪回首的痛苦和波折,但那段逝去的岁月,那片生他养他的热土仍值得格外珍惜,并含着泪微笑着写出来,可谓千般衷曲寄乡情。
　　作者关于故乡的散文,之所以能够引人入胜,感人至深,既不是靠花里胡哨的辞藻,也不是靠故作深沉,唯一所依赖的就是作者对故乡那一腔无怨无悔、包容一切的诚挚爱心,把诸多的普通市民百姓的命运与真实艰难的生活场面、花草树木蔬菜瓜果与社会风情有机结合起来,从而勾勒出一幅色彩斑驳、鲜活动人的苏北里下河水乡的生活图画,犹如“美丽的梦、感伤的诗、文化的画”。
　　社会的演变与历史的发展,有其自身的内在规律,人类主动性的发挥,只能体现为善于发现和积极遵循这些规律,从而自觉地推进这一演化。颠沛流离的生活和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确实撑起了汪曾祺的至诚至性的艺术大厦。50年代末,汪曾祺作为右派下放在张家口沙岭子劳动,劳动的四年中,汪曾祺对农业大文化逐渐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单调的生产劳动逐渐升华为具体感受的劳动美、生活美和劳动人民的人情美。散文《葡萄月令》就是一首深情的劳动赞美诗。
　　他参加葡萄园劳动,不再感到是沉重的负担,而是从葡萄选种、播种、培植、管理、收获等过程中,感受甚至享受劳动之欢乐和用劳动创造的生活之美。汪曾祺说他四年下放的最大收获是真正接触了中国的土地和农民。“我们和农业工人干活在一起,吃住在一起。晚上被窝挨着被窝睡在一铺大炕上。农业工人在枕头上和我说了一些心里话,没有顾忌。我这才比较切近地观察了农民,比较知道中国的农村,中国的农民是怎么一回事。这对我确立以后的生活态度和写作态度是很有好处的”(《随遇而安》)。无故作之言,无斧凿之言,却能让人看到一个真诚的、热爱生活的、颇得人生精义的自我形象。但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作者洋溢在字里行间的,是一种在逆境中也不丧失对生活对人生带有抒情意味的情趣和关爱。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二)
　　为适应现代生活方式的不断更新和读者心理转机的审美需求,努力拓展散文的艺术表现空间,苦心地追求散文艺术表现手段的多样化和丰富性,也是汪曾祺散文的一个特色。他讲究“有点见识,有点感慨”的理趣,讲究意象的虚实契应、主题内涵的多义性的释放、时空的交错和转移、主客体的对立和换位,讲究散文的内在规律及音乐性和绘画性等等,可以说是古典与现代表现艺术相渗透的综合运用。这种艺术表现手段的多样化,使他的散文呈现出质朴多姿的艺术风格。汪曾祺的文论和读书心得,体现了深沉凝重的理趣。“我写的文论大都是心平气和的,没有论战的味道。但是有些也是有感而发,有所指的。”这些散文叙中趣显,议中理明,或对历史人物、现实人物进行深刻的透视和分析,如《贾似道之死》、《悬空的人》等;或间作小考证,阐发精辟的见解,如《 <水浒>人物的绰号》、《城隍·土地·灶王爷》、《呼雷豹》等;或剖析创作与欣赏中的种种疑难,给出肯定的一家之言,如《中国文学的语言问题》、《沈从文的寂寞》、《谈风格》等。其突出的美学意味就在于它强调了一个“理”字,一种感情化、形象化的“理”。知人之深,论世之深,识见之深,因“理”的贯注而幽远,而深沉,而凝重,卓然不群,在其他散文中独具风韵,标志着作家的创作在经历了深刻的人世忧患之后,在精湛的学养功力长期孕育下,终于进入到思想和艺术全面收获的更为高级的阶段。作者在《贾似道之死》一文中,对南宋奸相贾似道之死的有关史料记载进行考证分析后,指出:现在许多写历史题材的作品,尤其是电视剧,简直是瞎编,如写李太白与杨贵妃恋爱,就更不像话了。我觉得《木棉庵郑虎臣报冤》是短篇历史小说的一个典范:材料力求有据,写得也并非不生动。今天写历史题材的作品仍可取法。这,就是我写这篇文章的目的。
　　披沙拣金,卒章显志,历史与现实呼应,并射出作者睿智的思想光芒。我国清代著名美学家叶燮把艺术家的创造力分析为“才、胆、识、力”四种因素,而认为四者之中“识”又是首要的、决定性的。概言之,没有理性的光辉,没有深刻的识见,就决然没有好的文章。
　　优秀的散文,不仅在于“理”,还在于“诗”。在于作家在生活中发现、提炼的那种美好的、闪光的思想和感情,在于散文写作体现出的我国古典诗歌情景交融以创造意境的某些特点。“散文象诗,缺乏诗情的散文决不是上品;散文又不是诗,它没有格律来限定诗意。散文要写出诗意,诗情,这是一个难度很大的命题。”有人在谈汪曾祺散文的艺术特色时,把它归纳为一个“淡”字,即淡淡的诗意,平和的情愫,中性的色彩,不事藻饰的语言。但是,深入考察汪曾祺散文的整体风貌可见,“淡”字并不能恰切地概括其艺术表现特色,他的散文还具有深远、刚劲、高亢、炽热、婉约等多重特征。如《一个爱国的作家》充溢着凿凿的辩护和高昂的格调,《星斗其文,赤子其人》、《怀念德熙》透露着追念、哀婉的情怀,《翠湖心影》、《胡同文化》发散着眷念、无奈的感慨,《自得其乐》、《多年父子成兄弟》则满盈着浓烈的生活氛围和色调。这些作品都别具特色,浓淡各异,格调清新,其艺术表现风格丰富多采。由于汪曾祺打破散文单一化的表现模式,注重艺术表现的多样化,所以,在他的散文世界里,簇新的意象代替了吟风弄月之类的俗喻,家常式的倾吐抒发代替了矫揉造作的伪情滥调,徐疾有致的节奏代替了呆稳板滞的语序。
　　汪曾祺以情绪体验去追踪生活,组织画面,他特别注意以直觉、感觉的方式去把握审美对象。他的一些散文小品可以证明这一点,如《人间草木·槐花》一文,开头一句“玉渊潭洋槐花盛开,像下了一场大雪,白得耀眼。”接着讲述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养蜂人的故事,最后以一段“玉渊潭的槐花落了”戛然收尾。一组简单的画面却包容了丰富而深刻的意蕴,给读者以某种情绪的感染,某种感觉的联想,某种生活的暗示。
　　汪曾祺散文的语言风格浅论(三)
　　致力于散文文体的创新,建构自己的文体风格,打破散文题材和主题的单一、技巧和形式的单一、神韵和语言的单一,使散文以博大的“胸怀”,对各种文体的技巧并容兼包,寻求和创造不拘定格、富于弹性和主体感的文体形式,是汪曾祺散文的又一个重要特色。他的散文“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皆有情致。间作小考证,亦可喜。娓娓而谈,态度亲切,不矜持作态。文求雅洁,少雕饰,如行云流水。春初新韭,秋末晚菘,滋味近似。”他的散文取材广泛,不拘一格,笔墨洒脱不羁,行文无拘无束,想怎么写就怎么写,不矫揉,不造作,没有感情与语言的夸张,具有融合各种文体各种语气的高度适应能力和随手拈来、为我所用的机智,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广见博识和深刻的中国古典文学功底。如《泰山片石》、《初识楠溪江》、《严子陵钓台》等游记散文,只要意有所至,笔势所趋,往往不惜打破文体技巧的藩蓠:借助于小说的叙述方式、诗歌的意象转换和韵律节奏、绘画的色彩、古典文学的旁征博引、民间的小考等等,从而使他的散文孕育出了新的具有更高价值的审美特征。首先,能体现汪曾祺文体创新精神的是叙述方式的新变。过去这类散文,由于它的“回忆”、“怀念”的性质,基本上采用的是一种纵向的思维和叙述模式,文章的布局谋篇大多循照着一种物理时空顺序。这种线式因果叙述,往往会使它同那种单纯按横的物理时空结构的“导游词”式的游记散文一样,而流于“流水帐”式的“叙家谱”。汪曾祺的散文,如《觅我游踪五十年》、《香港的高楼和北京的大树》、《四方食事》、《老舍先生》等,今人古籍,宇宙昆虫、中外东西、伟人平民……无所不有,自由随便,显然突破了上述模式,确立一种心理时空观念,从而形成自己那种纵横交叉的最佳的情感流动方式。
　　其次,能体现汪曾祺散文创新精神的是他的那些鸿篇巨制般的集合式散文。这些散文,如《逝水》、《天山行色》、《初访福建》等,打破“假山亭池”式的美文模式,以长达万余字乃至几万字的气魄宏大的篇幅,大胆地将一些各自具有独立性同时又有某种内在联系的异质同构的集合单位组合在一起,由一种统一的主题、氛围、基调作统摄,从而构成一个大系统。由于整体的功能总是大于部分之和,这些“殿堂楼阁”式的散文,不但具有多向延伸的功能,同时也得一种超越各种功能之上的系统功能,从纵面上增强了作品发掘生活的深度,又从横面上扩展了作品反映生活的广度,具有一种立体交叉效应。由八小部分组成的《泰山片石》,笔墨自由挥洒,行文伸缩自如,或考证旁引,或对文学现象作出自己的见解和主张,或抒发怀古之思,或对历史人物作揶揄式评价,或指点现实社会。这在艺术地把握生活和情感的丰富性、复杂性上,呈现出一种现代散文所没有过的表现形态,这就是让多种艺术媒介竞相介入,使作品成为多层面而具有张力的复合整体,既有多向多维的松动和舒放,又具有一种内在的有机性和立体感。
　　质朴淳厚,平易真切,是汪曾祺散文在语言上的特色。他的散文,精于遣词造句,但写出来又是大白话,淡笔挥抹,平和真诚,自然晓畅,毫无斧凿痕迹,亲切得使你想拥抱它。读完他的散文之后,好象作者还在轻轻地对你说:谢谢收看。汪曾祺的散文,熔冶古今,善于引用文赋、民间谚语和诗词(或自作诗词),加强了语言的表现力。有位评论家说汪曾祺小说的魅力在于“三味”,即:乡土味、冲淡味和诗味。把这句话用于评价汪曾祺的散文也很恰当,而且他的散文还具有相当浓厚的“幽默味”,文字不事藻饰,简洁、清新、纯净,有时寓庄于谐,亦庄亦谐,有时出诸反语,正话反说。风趣、幽默的字里行间,读者可感受到作者的智慧和机巧,体味到作者笔下一股时显时隐、时浓时淡的情绪流动,这正是率真本色作家自我心境的流露。幽默风格的体现,更增强了作品的抒情意味和艺术感染力,它必将为当今散文风格的多样化提供有益的启示。
　　作家的视野、阅历和踪迹,决定着作品的内容。汪曾祺自幼受到良好的家庭和学校教育,使得儒家为主、庄禅为辅的中国传统文化意识渗入到他的骨肉精髓之中。而从小生活在苏北里下河水乡,五、六十年代的下放“改造”,又使得汪曾祺对农业大文化产生了有选择的自觉与不自觉的依恋。所以,读汪曾祺散文,我们不难发现其中不时泛起归有光以及桐城派诸大家散文的流韵,而他的作品中的人和事,总是使我们获得重温生活的美感。他的散文清新跳脱,空灵流动,老练沉稳,“这是我的生活经历,我的文化素养,我的气质所决定的”(《七十抒怀》)。
　　有人说,现代的散文好像是一条淹没在沙土下的河水,多少年后又在下流被掘了出来。这是一条古河,却又是新的。的确,汪曾祺的散文也象一条古河,只有不懈地进行发掘,其作品的认识价值、思想价值和美学价值,才会不断地被发现、被关注,才能更“有益于世道人心”。

呼雷豹二:汪曾祺：骑兵列传

　　引导语：中国当代作家、散文家、戏剧家、京派作家的代表人物汪曾祺的散文，小说等作品，大家都学习过哪些?下面是小编收集的骑兵列传，我们一起来学习。
　　我们为了了解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后山的骑兵营的情况，访问了黄司令员——当年的黄营长。“后山”是呼和浩特人习惯的说法，泛指大青山以北地区。感谢老曹同志为我们安排了这次会见。这位老曹同志是个“红火人”，非常健谈，记性极好，生活知识非常丰富，热情好客，好饭量，好酒量。他年轻时拉过骆驼，从呼市到新疆。“阿格头子灰背青①，四十五天到旧城”，他现在还常唱当年唱过的爬山调。后来在大青山打过多年游击，晚上下山活动，天亮回山。“狼下山，我下山;狼回山，我回山”。他熟悉大青山的每一条路，大青山的群众熟悉他这个人。他打过很多仗，也挨过多次整。文化大革命中被薅掉一大片头发，打断过踝骨，到现在头皮上还秃了一块，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可是他说起这些事，兴高采烈，眉飞色舞，好象是一场热闹有趣的戏剧。他现在还在靠边站，所以有时间陪我们。
　　约定会见的地点在大青山坝口子底下一家当年多次掩护过八路军的老堡垒户的家里。不是老曹代约，黄司令员大概不会同意见我们。不是这地方，大概他也不会去。黄司令员的问题还没有做结论。他现在每天除了背了一枝半自动到山里去打猎，就是各处去看望那些老堡垒户。几十里，上百里，不算一回事。老曹说，约他上这家来吃一顿油糕，估计他能来。
　　果然，他早已就到了。没想到，这位妇孺皆知，叱咤风云的将军竟是这样一个人：中等以下的身材，长眉秀眼，高高的额头。近六十的人了，一头乌黑的头发，一嘴整齐的白牙。衬衫，军裤，青鞋，白袜。他说话的口音很特别。照老曹的说法是;他讲的话内蒙人听得懂，但是觉得很古怪;他的家乡人听起来很熟悉，但是听不懂。原来他说话的语调是江西语调，所用的字眼却全部是内蒙字眼。这位将军非常寡言。他是永新人。去年我刚刚去过永新，就跟他谈起永新的见闻，自以为这可以引起他谈话的兴趣。不料他听了半天，只答了一句：“内蒙好。”我觉得这有点文不对题。这天，他一共没有说几句话，只是抽烟，喝茶，点头，微笑。胃口却很好。油糕端上来了，在他面前堆起了高高的一盘。他不放筷子，一气吃了十四个。油糕这东西很不好消化。常言说：“三十里的莜面四十里的糕，二十里的荞面饿断腰。”他这样的身材，这样的岁数，肚子里装下十四个油糕，受得了吗?然而他若无其事。
　　老曹这天没有吃足了油糕，他喝了很多酒，笑话。他这天专门说狼。说老母猪斗狼，小狼出痘子，说狼咬红狗子。——红狗子是大青山特有的野兽，很凶猛。老曹说它们每天一起来就要到河边去喝水，喝完水就撤尿，一泡尿要撒一个多钟头。这样没完没了地撒尿，是走不快的。狼就专在这时去咬它。……他夹说带比划，脸上的表情一会是母猪，一会是红狗子，一会是狼，把老堡垒户的两个女儿笑得趴在床上起不来。说着说着，他忽然想起来;“哎，老黄，人家找的是你，你给人家讲讲呀!”老黄说：“你讲!你讲!”——“我讲什么!我在前山多，你在后山多，我替不了你!”黄营长到了也没有给我们讲什么。最后，他说：“你们要了解骑兵营，去找找杨如意吧。他还活着。”
　　从呼和浩特出发，当天就到场如意所在的那个旗。旗革委会的一个年轻同志向我们介绍：“他家很好找，下了灰腾梁，听见哪里哗啦哗啦地响，那就是他的家。”
　　车过灰腾梁，我们禁不住要下来看看。这地方的景色真是特别。汽车在大山之间盘旋，走了半天，还是这座山。上了山顶，竟是一片一望无际的大平地。那么大，那么平!有的地开垦了，种了莜麦，麦苗正在成熟，随风摇摆，一片闪着银光的翠绿的海。有的地方还荒着，长着茎叶都很坚硬的劲草，草丛里开着高寒地区特有的紫蓝色的野花。昨天下过雨，纵横的拖拉机履带的辙印里存着积水。一辆装满柴草的牛车在天边缓缓地移动。除此之外，寂无一人。天还没有放晴，灰色的云层压下来，显得这片高山顶上的大野说不出的苍莽荒寒。听说“灰腾儿”蒙语的意思是寒冷。这个地方是够冷的。我们在山下穿的是衬衫，在山顶立了一会，就都披起预先借来的棉大衣。风，真硬。
　　下了梁，我们的吉普车一直开进了一个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的院子。
　　这哗啦哗啦的声音是一个风车弄出来的。这院子里竖着一根高高的杆子，上面装了一个用铁片做成，有脸盆大小的铁风车。风稍大一点，它就高昂急促地喧闹起来。这玩意是干什么用的?
　　我们推开门，一个长着一对鹰眼的中年人斜着眼睛把我打量了一遍。我们说明是黄司令员介绍来的，他立刻改变了态度：“请进!上炕吧!”
　　我们知道他爱喝酒，给他带来了两瓶二锅头。他用牙咬开瓶盖，倒了几碗，又从酸菜缸里捞出几个蔓菁。这地方的蔓菁很有名。别处的蔓菁是青皮的，这里的蔓菁的皮是大红的，——里面的肉雪白，非常鲜嫩。他掏出蒙古人吃肉用的刀，把蔓青切成碎块：“本来应该给你们搞一点手抓羊肉，我现在这个处境……来，喝!”
　　我们说明了来意，他放下酒碗，皱起眉头：“你们要了解骑兵营?了解这干什么?这都成了俺们的‘严重罪行’了。人家说俺们不是干革命，是反革命。
　　“三十多年的事了，从哪儿说起?这样吧，过两天我要到呼市去，我去找你们。今天咱们先见见面。我想起什么，说什么;说到哪儿，算哪儿。”说着，他点起一盏灯——铜制的，有普通电池粗细，三寸来高，当中灌煤油，上面安个捻子的灯，找出一根巴掌长的羊肩骨烟袋，就着火抽起烟来。这种烟，一次只能装一小撮，吸一口，就吹掉，叫做“一口香”。他一边抽烟，一边用一块羊皮不停地擦那盏灯。
　　“你们问我是怎样参加革命的?——我小名叫个如意，从小可不如意。我父亲生我们哥儿七个。我虚岁十五上就揽了工。给汉人种地，给蒙古人放马。白天干，晚上还要找点零活。那年来了八路军。俺们这儿也成立了抗联会。有一天晚上，有人叫我。我以为是找我干点零活。原来是抗联会敛了一批军鞋，要送给八路军去。他们问我敢不敢去，——那会儿遍地是鬼子、汉奸，八路军没个准地方。我说：‘昨不敢!’八路军挺和气，还给好的吃。我说：‘下回再有这事，我还去!’去了几次，就熟了。有一次，他们走失了一匹军马，找了几天了。我问了问是哪天走失的，那天刮的是什么风，第二天，就给他们找回来了。走失的马，总是顺着风向走去的。骑兵营原本都是南方人，那是步兵。步兵改骑兵，可得有个过程。那个时候，有的人从鞍子这边跨上去，从那边就掉下来了。他们问我愿不愿留下来。我想，这比揽工好，这就参了军。
　　“参军后调到山西训练了一年， 我这才知道有个礼拜天。一到礼拜天，睡一天。
　　“分配我当司务长。我可是个漂亮的司务长! 怎么能搞到吃的，跟群众一商量，全解决了。大家伙表扬我，我可不安心。当司务长，打不了枪，打仗时只能管马桩子。——骑兵并不老是骑在马上打仗。特别是偷袭，离敌人十几里就得下马。不然，一片马蹄子声音，敌人早发现了!马，得有人管，这就叫马桩子。我老往班里跑。后来就调成排长。当时伤亡大，提升快，七转八转，我就成了连长，在三连。”
　　“三连是白马连!”
　　“对。”
　　“你就是白马连的连长?”
　　“对。——你们是不是听过一些白马连的故事?群众那么传，有些是夸大了的。”
　　“有个萨克亚你认识不?”
　　“那还不认识!”
　　“这是个传奇人物!”
　　他对“传奇人物”这个名词有点耳生，但马上就明白是什么意思，连连点头：“对对对，传奇人物，传奇人物……
　　“转山子有个汉奸，叫个道尔吉。——他是蒙古人，应该叫蒙奸才对，可是群众都叫他汉奸。他儿子当日本翻译，他就到处欺负人。群众叫惯了道尔吉，再叫他，他举手就是一鞭子：‘什么道尔吉，道尔吉!’大人小孩都得叫他一声爷爷。他骑一头毛驴。到了那儿，一下驴：‘去，给爷爷遛遛驴去!’从来只有遛马，谁听说过有遛驴的!他就要摆这个谱。他带着鬼子、汉奸到处搞牛羊，搞粮食。他是本地人，谁家有没有，瞒不过他。西山有个小煤窑，有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在那里活动。他去向鬼子告了密。鬼子来了大批人马，把窑下几十户烧得光光的。萨克亚约了六个人，一天晚上，拿石头把他砸死了。这就拉起了一支游击队。
　　“他这支游击队是吓唬出来的。他跟这六个人说：‘乱子是趸下了，你们的名声在灰腾梁是染下了。不干，也是个死!’这七个人扶香拜了把子：‘有饭同吃，有马同骑，同心抗日，永不翻悔，若有三心二意， 关老爷大刀一刀两断!’这就成立了一支一共七个人的游击队。”
　　“听说他打枪打得很准?”
　　“很准!他能骑在马上把枪拆开，再装上。耍得太多了。叫他总结打枪的经验，他说只有一条：‘只要你不害怕，枪就跟你走。’这话是不错的。
　　“鬼子想尽办法要捉他，就是捉不住。他主要也是靠了换马。”
　　“换马?”
　　“骑兵，马乏了，你有多大能耐也不行。那时蒙古人都有马，就拴在蒙古包外面的杆子上。他一觉着马乏了，扔了他的马，跳上别人的马，骑了就走。来得及，解开缰绳，来不及，在马上拿刀子从前面把缰绳一刀裁断。
　　“这家伙真是个傻大胆。他经常一个人跟鬼子干。有一回，他骑了一匹驳花马②，把鬼子的骑兵队冲得稀里花拉，砍下鬼子好些胳臂。后来鬼子一看见骑驳花马的就害怕。
　　“他觉得带着这么一支六个人的游击队不是长久之计，就带着他的把兄弟来投奔黄营长。黄营长说：‘你把你的驳花马跟老乡换换。我这里只有白马连、红马连、黑马连，没有花马连!’他去换了。不知从哪里弄了一匹白骡子!骡子就骡子吧，总是白的。就这样，别人骑马，他骑骡子!他这头骡子真是个神物，不说是日行千里，一天走五百里没问题。”
　　“这人还在么?”
　　“在!他能够活下来，真是想不到的事。不过，完了!”
　　“怎么完了?”
　　“他原来在一个水库工地上负责。这些年，很多事看不惯，整天发牢骚，说怪话，骂人。上面发来了文件，他不看。原来重要一点的文件都是汉文、蒙文两种，后来不知谁规定的，只发汉文的。他收到就扔在一边，‘我不认识汉字!’从粮店买来了炒米，他全给喂了牛，‘炒米是糜子炒的，谁出的这主意，用高粱炒，这嚼得动吗!’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造反派来外调，叫他写黄营长的材科。他说：‘我不会写汉字，用蒙文写吧。我还不会新蒙文，只会写旧蒙文。’他用一张大纸，只写了一句话。这两个造反派拿回去请人翻译出来，是一句很难听的骂人的话。他把党籍搞丢了，工作也搞丢了。现在就是到处找熟人喝酒。蒙古人大都爱喝酒。‘骆驼见了柳，蒙古人见了酒’。不过象他那样喝法的人也少。他年轻时能喝五瓶，现在也还能喝三瓶。去年我见过他一次。他一见到酒，右手就哆嗦。两盅下去，就不哆嗦了。我问过大夫，大夫说，这种症状叫酒精中毒。他总有一天会醉死。这人，完了。过去，是个英雄。这怪谁呢?……”
　　“白马连象萨克亚一样的人还有吗?”
　　“你是说枪法还是胆量?”
　　“都算上。”
　　“俺们连特等射手有二十个，一等射手有四十个，不过称得神枪手的，只有三个人。”
　　“都是谁?”
　　“一个是王振东。”
　　“王振东，我听老曹说过。”
　　“对，他是武川县人，和老曹是同乡。原本是个普通农民，在家给人种地。有一天，他在耕地，有个熟人叫白秀山的在地边叫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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