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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常培篇(一):溥仪与老舍

　　溥仪与老舍，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大家知道吗?
　　一壶酽茶，品的不只是一片茶叶的前世今生，还有一个人的百年悲喜。
　　大幕拉开，他和他的戏开场了。
　　这本是两个毫不相干的人。
　　他的父亲是清朝廷的一名护军，每月领饷银不足3两，养活一家七口。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城的时候，死在南长街的一家粮店里，只脱下一双袜子和一副裤角带，后来做了个小小的衣冠冢。那时他年幼，方一岁半，与母亲和七个哥哥姐姐相依为命。
　　他的祖父是道光皇帝第七子，父亲是祖父的第五子醇亲王载沣，光绪皇帝是祖父的第二子。他含着金汤勺出生，锦衣玉食。
　　他9岁时方得到满族贵族资助，入私塾读书。
　　他3岁时，被立为皇帝，有大学士做老师。
　　他14岁考入北京师范学校，口才好，擅辩论，深得校长喜爱。“十七岁毕业便做了方家胡同市立小学的校长，三年考绩，品第特优，由学务局派赴江浙考察教育，返北平后遂晋升为北郊劝学员。”
　　他26岁任伪满洲国傀儡政权执政。39岁被囚苏联5年。53岁被政府特赦为公民。
　　他们都是满族人，但他是满族正红旗，他是满族正黄旗。
　　满族八旗有正黄旗、镶黄旗、正白旗、正蓝旗、镶白旗、正红旗、镶红旗、镶蓝旗。正黄旗、镶黄旗和正白旗为上三旗。
　　满族八旗以正黄旗人数最多，正红旗人数最少。
　　他是穷人，人民艺术家、京味作家老舍，满族人的杰出代表。
　　他是皇上，宣统皇帝溥仪，战犯、新公民。
　　老舍和溥仪有些瓜葛是在1958年的春天。
　　1958年的中国正处于亢奋状态之中，“大跃进”的第一年，到处都是“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和“三年超英，五年赶美”的口号，各行各业都处于不可名状的亢奋状态之中。
　　1958年3月29日，老舍的话剧《茶馆》在北京人艺首演。东城区灯市口西街丰富胡同19号(原丰盛胡同10号)一时又热闹了起来。丰富胡同19号是1949年11月第一届“文代会”召开之后，应周恩来之邀请，老舍拖着病体从美国回来之后买下的。邀请信上，根据周恩来的意见，郭沫若、茅盾、周扬、丁玲等三十多人都签了名。1954年春天，老舍先生在院子里栽下了两颗柿子树，每到秋天树上缀满沉甸甸的红色果实，可入画，夫人胡青女士是位画家，美其名曰：“丹柿小院”。
　　据老舍的公子舒乙回忆说：“老舍习惯早上写作，进度很慢，最快的时候一天也只能写2000字，字斟句酌，非常讲究，连标点符号都是想了又想，以至于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的老编辑也别想改动他一个字。每有话剧作品完成，他还将人艺的导演、演员、舞美都请来听他朗诵，一是为征求意见修改，二是检验语言的音乐性、生动性。演员们也喜欢听他朗诵，对他们的台词有借鉴作用。”
　　演员们都爱听老舍朗诵，因老舍的声音中总有别人读不出的味道。尽管老舍很累，但还是乐于“演全台”，兴致勃勃地为大家朗诵上两三个小时。
　　老舍这时候每天能写上2000字，速度已比几十年前快上许多。当年梁实秋和老舍同住四川北碚的时候，每天只写700字，“什么字都要想好久”。
　　1958年春天，这一日，丹柿小院来了两位客人。一位是晚清贝勒、曾任军咨大臣、时任全国人大代表和全国政协委员的载涛，一位是老舍的多年好友和媒人、时任中国科学院语言研究所所长的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
　　载涛是个有意思的人，在溥仪的一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光绪皇帝的弟弟，是溥仪的七叔。十一岁那年，慈禧下懿旨将他过继给溥仪祖父的堂兄弟奕谟贝子为子，五年后，慈禧再下懿旨将其过继给溥仪祖父的八弟钟郡王奕。溥仪做了皇帝之后，父亲做了摄政王，载涛分管军谘处。袁世凯逼迫隆裕太后皇帝退位时，隆裕太后把王公大臣们召到跟前，问王公大臣君主好还是共和好，如果跟革命党打仗会是什么情形?大家争辩不休。有主张和的，有主张打的，让隆裕太后拿出自己的首饰珠宝大赏军士，不愁无士气。隆裕太后的眼睛在王公们的脸上扫来扫去，不得要领，就问一直跪着不说话的载涛贝勒：“载涛，你管陆军，你知道咱们的兵怎么样?”“奴才练过兵，没打过仗，不知道。”载涛的话让隆裕太后好生失望，隆裕太后失神地看着载涛半天说不出话，御前会议没滋没味地散了。
　　载涛对清廷的兵和革命党打起仗来没底，但载涛自己的功夫还是蛮说得过去的。载涛秉承祖训，自幼练习骑射，操练技勇，不仅骑术精湛，对马还颇有研究。解放后，他靠这项技能还担任了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一职，可见其功力不可小觑。载涛还有一绝，演猴戏。当时满族贵族不仅爱请名角在家里唱戏，也爱自己演戏，载涛的猴戏得张淇林亲传，张淇林也是杨小楼的师傅。后来有“活猴王”之称的李万春曾拜载涛学师三年，可见载涛“美猴王”扮的好。
　　张淇林，京剧武生，头次进宫是在1883年。慈禧五十寿辰，挑选张淇林、杨隆寿、鲍福山、彩福禄、严福喜等18人入宫当差，一来唱戏，二来当京剧教习，向太监们传授技艺。张淇林的《安天会》活灵活现，一来二去地载涛跟着他竟也学得出神入化，一个弼马温使他名动京师。
　　溥仪被逐出宫、栖身北府时，载涛曾在庄士敦的陪同下到英、法、意大使馆积极游说，后欲与冯玉祥直接面谈，冯借口未见。溥仪瞒父投日时，载涛托载沣提醒溥仪：“要慎重，别上日本人的当。”(3)溥仪特赦回京时，亲人都在载涛家等着与他团圆。溥仪与李淑贤结婚前，载涛也曾积极为他张罗对象。溥仪去世时，载涛做主将溥仪骨灰放在人民公墓。
　　载涛的一生活得清醒明白，即便是穷困潦倒，靠卖祖上积的宝贝糊口，在德胜门摆小摊，也不曾到溥仪的伪满洲国求个一官半职。
　　解放后，载涛将自己的一处老房子卖给国家。1950年，载涛出任炮兵司令部马政局顾问，行政13级，是高级干部，并且以满族代表人物的身份成为全国政协委员，并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
　　1955年7月5日，载涛作为满族人代表出席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在这次会议上，经周恩来的介绍，载涛见到了毛主席。《末代皇叔载涛》重现了当时的情景：毛主席亲切地同他握手，并说：“现在你与溥仪还有来往吗?”载涛有些紧张，连忙答道：“他是战犯，我怎能与他来往呢?”毛主席笑着说：“我们消灭的是整个剥削阶级，而不是哪个人。你们家族要关心他、帮助他，共同使他改造成新人。听说溥仪学习得不错，你可以去看看他。” 　　遵照毛主席交给的任务，1956年3月10日，载涛带着溥仪的三妹韫颖、五妹韫馨到抚顺战犯管理所看溥仪，当时见到的还有溥杰，郭布罗润麒，万嘉熙，以及侄子辈的毓。因抚顺战犯管理所事先没有通知溥仪等人谁来探亲，他并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当溥仪被叫出监室，换上一身整洁的衣服，推开会见室的大门时……木讷的溥仪抽搐着脸，十几年没见到家里的亲人了，这一幕连做梦都不敢想。溥仪放声大哭，紧紧地抱着载涛。
　　溥仪的哭令人印象深刻，登基时哭，见到亲人时哭，特赦时哭，李淑贤要与他离婚时哭，而且必是大哭。
　　载涛和三妹韫颖、五妹韫馨也都哭红了眼睛。载涛拉着溥仪的手，告诉他父亲载沣已经在1951年病逝了，病逝之前是中央文史馆馆员，临终前其他子女都在场;告诉他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下皇室家族现在的生活状况，党对少数民族的政策;还告诉他这次能来看望他是毛主席交给的任务，走前还见了北京市市长彭真，彭真还让市政府给三妹、五妹拨了一百元钱添置衣物，因抚顺的天气比北京冷。北京市公安局安排得很细致，一路有人跟着过来。临了，载涛还叮嘱溥仪“改恶从善、重新做人”。
　　罗常培也是满族人，正黄旗。做过西北大学的教授，是著名语言学家、语言教育家，与赵元任、李方桂同称为早期中国语言学界的“三巨头”。罗常培与老舍是小学同学，在北平西直门大街高井胡同小学上学，都家贫。两人个性不同，从罗常培的《我与老舍》中可窥一斑：“一个歪毛儿，生来拘谨，腼腆怯懦，计较表面毁誉，受了欺负就会哭;一个小秃，天生洒脱，豪放，有劲，把力量蕴蓄在里面而不轻易表现出来，被老师打断了藤教鞭，疼得眼泪在眼睛里乱转也不肯掉下一滴泪或讨半句饶。”这个歪毛儿就是罗常培，小秃就是老舍。罗常培还是老舍和夫人胡青的媒人。
　　幽默的老舍常把罗常培写进自己的小说。老舍的短篇小说《歪毛儿》前半部就是以罗常培为原型勾勒的，后半部就走到了不知谁的身上，因那“歪毛儿”后来竟落得摆地摊卖旧书的境地，罗常培在回忆文章中说：“因为直到现在我还没穷得摆地摊卖破书，所以那篇后半所写的另外是一个人物型。”
　　老舍的长篇小说《离婚》有好几处也影射了罗常培。被罗常培发现了，可罗常培不以为忤，还自己给大家指认出来：“并且我的朋友胡佐勋、赵水澄也都改头换面地做了登场人物。”
　　罗常培和载涛都是“拯救满文，培养满文人才”的呼吁者，都为国家的满文班尽过力。
　　载涛、罗常培和老舍又都是人大代表，也是面熟之人。
　　载涛在抚顺战犯管理所见到溥仪后，辗转难眠。溥仪那一声含着泪的“七叔”，叫得载涛心疼欲碎。载涛虽是晚清的大臣，朝堂之上，两个人见面行的是君臣之礼，可他毕竟是溥仪的叔叔，抚顺一见，溥仪和溥杰还有其他的孩子们围坐身旁，拉着手叙家常，舐犊之情油然而生，顿时生了要保释溥仪的念头。思虑过后，拉上罗常培来找老舍议论这个事。
　　本以为有罗常培在，老舍至少不会让自己下不来台。没想到一向快人快语的老舍没给面儿，一口回绝。“毛主席没杀溥仪已经够宽大了，溥仪过去干了那么多坏事，我这个人民代表要代表人民说话，不能光代表满族人，向着满族人，但从旗人来说，溥仪干的那些丑事，也丢尽了我们的‘人’了。我不能去，我没这个脸去!”
　　老舍拒绝也有老舍的道理。辛亥革命后，清廷崩溃，满族人生活日趋困难，为了求职，有人还充作汉族人，爱新觉罗的后人也改姓金、肇、罗等。新中国成立后，满族人才敢公开自己的身份。
　　1949年以前，老舍先生从不主动说自己的族籍，也不在自己的著作中指名道姓地描写旗人，他和曾住过一个屋子的好友吴组缃先生说，他羞于说自己是满族人，因为他觉得耻辱，一条是因为清朝末年，满族统治者腐朽无能，丧权辱国，二是末代皇帝溥仪后来当了伪满洲国儿皇帝，做了汉奸，成了民族罪人。这两条对爱国的满族人来说真是奇耻大辱。作为进步作家更不例外，索性不提自己的族籍。
　　1950年前后，老舍先生才大方地承认自己是满族，而且作为满族代表积极参与各种社会活动。据说这个转变是源于他多次听到毛泽东、周恩来在公开场合肯定满族是个优秀的民族开始，1950年的2月7日，在全国文联扩大常委会上，老舍被增补为全国文联理事，同年的5月28日，北京市文联成立，老舍被推选举为主席。
　　1959年12月4日，抚顺战犯管理所遵照1959年9月17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被关押十年后的溥仪得到特赦。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特赦通知书
　　遵照一九五九年九月十七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特赦令，本院对在押的伪满洲国战争罪犯爱新觉罗溥仪进行了审查。
　　罪犯爱新觉罗溥仪，男性，五十四岁，满族，北京市人。该犯关押已经满十年，在关押期间，经过劳动改造和思想教育，已经有确实改恶从善的表现，符合特赦令第一条的规定，予以释放。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
　　一九五九年十二月四日
　　“溥仪立即俯身低头，双手高举，虔诚地接过了通知书，并置于额头，深深鞠躬。”
　　溥仪手捧特赦通知书号啕大哭并高喊口号。
　　1959年12月8日午后，溥仪结束了10年的监禁生涯，成为一名自由的公民。从皇帝到公民，溥仪的改造是个国际范例。上世纪60年代来自亚、非、拉美的国际友人，都在北京会见了溥仪。
　　1960年5月26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云人物英国陆军元帅伯纳德劳蒙哥马利退役后，来华访问，行程很短，在华五天。周恩来和陈毅会见了蒙哥马利。为了让蒙哥马利深入了解新中国取得的成就，深刻地感受什么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当天出席宴请应邀陪席的还有溥仪、杜聿明、老舍。
　　《溥仪10年日记(1956-1967)》这样写道：

罗常培篇(二):汪曾祺散文《西南联大中文系》

　　引导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是中国抗日战争期间设于昆明的一所综合性大学。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汪曾祺是西南联大的一名学生，下面是小编他的一篇相关的原文《西南联大中文系》，我们一起阅读了解吧。
　　西南联大中文系的教授有清华的，有北大的。应该也有南开的。但是哪一位教授是南开的，我记不起来了，清华的教授和北大的教授有什么不同，我实在看不出来。联大的系主任是轮流做庄。朱自清先生当过一段系主任。担任系主任时间较长的，是罗常培先生。学生背后都叫他“罗长官”。罗先生赴美讲学，闻一多先生代理过一个时期。在他们“当政”期间，中文系还是那个老样子，他们都没有一套“施政纲领”。事实上当时的系主任“为官清简”，近于无为而治。中文系的学风和别的系也差不多：民主、自由、开放。当时没有“开放”这个词，但有这个事实。中文系似乎比别的系更自由。工学院的机械制图总要按期交卷，并且要严格评分的;理学院要做实验，数据不能马虎。中文系就没有这一套。记得我在皮名举先生的“西洋通史”课上交了一张规定的马其顿国的地图，皮先生阅后，批了两行字：“阁下之地图美术价值甚高，科学价值全无。”似乎这样也可以了。总而言之，中文系的学生更为随便，中文系体现的“北大”精神更为充分。
　　如果说西南联大中文系有一点什么“派”，那就只能说是“京派”。西南联大有一本《大一国文》，是各系共同必修。这本书编得很有倾向性。文言文部分突出地选了《论语》，其中最突出的是《子路曾皙冉有公西华侍坐》。“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这种超功利的生活态度，接近庄子思想的率性自然的儒家思想对联大学生有相当深广的潜在影响。还有一篇李清照的《金石录后序》。一般中学生都读过一点李清照的词，不知道她能写这样感情深挚、挥洒自如的散文。这篇散文对联大文风是有影响的。语体文部分，鲁迅的选的是《示众》。选一篇徐志摩的《我所知道的康桥》，是意料中事。选了丁西林的《一只马蜂》，就有点特别。更特别的是选了林徽因的《窗子以外》。这一本《大一国文》可以说是一本“京派国文”。严家炎先生编中国流派文学史，把我算作最后一个“京派”，这大概跟我读过联大有关，甚至是和这本《大一国文》有点关系。这是我走上文学道路的一本启蒙的书。这本书现在大概是很难找到了。如果找得到，翻印一下，也怪有意思的。
　　“京派”并没有人老挂在嘴上。联大教授的“派性”不强。唐兰先生讲甲骨文，讲王观堂(国维)、董彦堂(董作宾)，也讲郭鼎堂(沫若)，——他讲到郭沫若时总是叫他“郭沫(读如妹)若”。闻一多先生讲(写)过“擂鼓的诗人”，是大家都知道的。
　　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讲课是东拉西扯，有时扯到和庄子毫不相干的事。倒是有些骂人的话，留给我的印象颇深。他说有些搞校勘的人，只会说甲本作某，乙本作某，——“到底应该作什么?”骂有些注解家，只会说甲如何说，乙如何说：“你怎么说?”他还批评有些教授，自己拿了一个有注解的本子，发给学生的是白文，“你把注解发给学生!要不，你也拿一本白文!”他的这些意见，我以为是对的。他讲了一学期《文选》，只讲了半篇木玄虚的《海赋》。好几堂课大讲“拟声法”。他在黑板上写了一个挺长的法国字，举了好些外国例子。曾见过几篇老同学的回忆文章，说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有人问我，“是不是这样?”是这样。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上课时连工学院的同学都穿过昆明城，从拓东路赶来听。那真是“满坑满谷”，昆中北院大教室里里外外都是人。闻先生把自己在整张毛边纸上手绘的伏羲女娲图钉在黑板上，把相当繁琐的考证，讲得有声有色，非常吸引人。还有一堂“叫座”的课是罗庸(膺中)先生讲杜诗。罗先生上课，不带片纸。不但杜诗能背写在黑板上，连仇注都背出来。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沈从文先生在联大开过三门课：“各体文习作”、“创作实习”、“中国小说史”，沈先生怎样教课，我已写了一篇《沈从文先生在西南联大》，发表在《人民文学》上，兹不赘。他讲创作的精义，只有一句“贴到人物来写”。听他的课需要举一隅而三隅反，否则就会觉得“不知所云”。
　　联大教授之间，一般是不互论长短的。你讲你的，我讲我的。但有时放言月旦，也无所谓。比如唐立庵先生有一次在办公室当着一些讲师助教，就评论过两位教授，说一个“集穿凿附会之大成”、一个“集罗唆之大成”。他不考虑有人会去“传小话”，也没有考虑这两位教授会因此而发脾气。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对学生的要求是不严格的。除了一些基础课，如文字学(陈梦家先生授)、声韵学(罗常培先生授)要按时听课，其余的，都较随便。比较严一点的是朱自清先生的“宋诗”。他一首一首地讲，要求学生记笔记，背，还要定期考试，小考，大考。有些课，也有考试，考试也就是那么回事。一般都只是学期终了，交一篇读书报告。联大中文系读书报告不重抄书，而重有无独创性的见解。有的可以说是怪论。有一个同学交了一篇关于李贺的报告给闻先生，说别人的诗都是在白底子上画画，李贺的诗是在黑底子上画画，所以颜色特别浓烈，大为闻先生激赏。有一个同学在杨振声先生教的“汉魏六朝诗选”课上，就“车轮生四角”这样的合乎情悖乎理的想象写了一篇很短的报告《方车轮》。就凭这份报告，在期终考试时，杨先生宣布该生可以免考。
　　联大教授大都很爱才。罗常培先生说过，他喜欢两种学生：一种，刻苦治学;一种，有才。他介绍一个学生到联大先修班去教书，叫学生拿了他的亲笔介绍信去找先修班主任李继侗先生。介绍信上写的是“……该生素具创作夙慧。……”一个同学根据另一个同学的一句新诗(题一张抽象派的画的)“愿殿堂毁塌于建成之先”填了一首词，作为“诗法”课的练习交给王了一先生，王先生的评语是：“自是君身有仙骨，剪裁妙处不须论。”具有“夙慧”，有“仙骨”，这种对于学生过甚其辞的评价，恐怕是不会出之于今天的大学教授的笔下的。
　　我在西南联大是一个不用功的学生，常不上课，但是乱七八糟看了不少书。有一个时期每天晚上到系图书馆去看书。有时只我一个人。中文系在新校舍的西北角，墙外是坟地，非常安静。在系里看书不用经过什么借书手续，架上的书可以随便抽下一本来看。而且可抽烟。有一天，我听到墙外有一派细乐的声音。半夜里怎么会有乐声，在坟地里?我确实是听见的，不是错觉。
　　我要不是读了西南联大，也许不会成为一个作家。至少不会成为一个像现在这样的作家。我也许会成为一个画家。如果考不取联大，我准备考当时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
　　一九八八年
　　历史上国学家汪曾祺是怎样评论西南联大的
　　有人归纳总结：大众教育、成人教育才是造就西南联大奇迹的最根本的教育，培养通识人才，先成人再成才，“八载弦歌不绝，万千桃李芬菲”，这是它文化基因传承不断的第一个秘密。
　　严谨的学风和学术规范是联大文化基因传承不断的第二个秘密。联大之联合，是教育之联合，学术之联合，更是中华民族精神之联合。敢于担当，居安思危——这正是联大文化基因传承不断的第三个秘密。而汪曾祺认为西南联大出人才皆因“自由”。为什么，可以看他的两篇回忆文章。
　　《新校舍》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的母校是西南联大。1939年，他从上海经香港、越南到云南考大学，这一去就在昆明待了七年。汪曾祺数学一般，作文突出，喜欢画画，在中学属于偏科学生，报考由清华、北大、南开合并而成的西南联大，多少抱有一些碰运气的心态。他当时想，一旦落榜，就再去考也在昆明的国立艺专，如此则后来的汪曾祺就应该是一个画家而非作家了。
　　汪曾祺的同学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不同地区，有一个河南的同学是从老家一步一步走来的，一个西康的同学是买了一头驴一路骑过来的，可见战时上大学，是何等的不易。汪曾祺说：大部分同学是来寻找真理和智慧的，他却这样自问自答：“我寻找什么?寻找潇洒。”
　　在那个时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西南联大的校舍很分散，有借用昆明原有的学校、房舍、祠堂，也有自建的新校舍，条件确实说不上好。汪曾祺读的是中文系，住在新校舍。学生宿舍在新校舍的西边，土墙草顶，汪曾祺说：“土墙上开了几个方洞，方洞上竖了几根不去皮的树棍，便是窗户。挨着土墙排了一列双人木床，一边十张，一间宿舍可住四十人，桌椅是没有的。两个装肥皂的大箱子，既是书桌，也是衣柜。”
　　教学区也同样简陋。教室是土墙、涂上绿漆的铁皮屋顶，汪曾祺说：“这些教室方向不同，大小不一，里面放了一些一边有一块平板，可以在上面记笔记的木椅，都是本色，不漆油漆……这种椅子的好处是不固定，可以从这个教室到那个教室任意搬来搬去。吴宓先生讲《红楼梦》，一看下面有女生还站着，就放下手杖，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于是一些男同学就也赶紧到别的教室去搬椅子。到宝姐姐、林妹妹都坐下了，吴先生才开始讲。”
　　很多著名教授已不复清华北大时期的优雅，破衣烂衫者比比可见，汪曾祺提及一个例子：“有一个女生从南院(女生宿舍)到新校舍去，天已经黑了，路上没有人，她听到后面有梯里突鲁的脚步声，以为是坏人追了上来，很紧张，回头一看，是化学教授曾昭抡。他穿了一双空前(露着脚趾)绝后鞋(后跟烂了，提不起来，只能半趿着)，因此发出此梯里突鲁的声音。”即使穷到这个份儿上，联大教授的授课质量却没打折扣，这从西南联大培养出的大量人才，便可为证。
　　汪曾祺回忆说：“联大教授讲课从来无人干涉，想讲什么就讲什么，想怎么讲就怎么讲。刘文典先生讲了一年庄子，我只记住开头一句：‘《庄子》嘿，我是不懂的喽，也没有人懂。’”他在一篇文章中细数几个教授讲课时的风采：“闻一多先生讲楚辞，一开头总是‘痛饮酒熟读《离骚》，方称名士’……他上课，抽烟。上他的课的学生，也抽。他讲唐诗，不蹈袭前人一语。讲晚唐诗和后期印象派的画一起讲，特别讲到‘点画派’。中国用比较文学的方法讲唐诗的，闻先生当为第一人。他讲《古代神话与传说》非常‘叫座’。”
　　汪曾祺晚年在一篇题为《新校舍》的文章中写道：“有一位曾在西南联大任教的作家教授在美国讲学。美国人问他，西南联大八年，设备条件那样差，教授、学生生活那样苦，为什么能出那样多的人才?——有一个专门研究联大校史的美国教授以为联大八年，出的人才比北大、清华、南开三十年出的人才都多，为什么?这位作家回答了两个字：自由。”
　　汪曾祺：西南联大的中文系

罗常培篇(三):汪曾祺短篇散文

　　导语：“形”是指散文的外在形式，“神”是指蕴涵在“形”之中的作者的思想和情感。以下小编为大家介绍汪曾祺短篇散文文章，欢迎大家阅读参考!
　　汪曾祺短篇散文1
　　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派我到沽源的马铃薯研究站去画马铃薯图谱。我从张家口一清早坐上长途汽车，近晌午时到沽源县城。
　　沽源原是一个军xx。军台是清代在新疆和蒙古西北两路专为传递军报和文书而设置的邮驿。官员犯了罪，就会被皇上命令发往军台效力。我对清代官制不熟悉，不知道什么品级的官员，犯了什么样的罪名，就会受到这种处分，但总是很严厉的处分，和一般的贬谪不同。然而据龚定庵说，发往军台效力的官员并不到任，只是住在张家口，花钱雇人去代为效力。我这回来，是来画画的，不是来看驿站送情报的，但也可以说是效力来了，我后来在带来的一本《梦溪笔谈》的扉页上画了一方图章：效力军台，这只是跟自己开开玩笑而已，并无很深的感触。我戴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只身到塞外这地方在外长城北侧，可真正是塞外了来画山药(这一带人都把马铃薯叫作山药)，想想也怪有意思。
　　沽源在清代一度曾叫独石口厅。龚定庵说他北行不过独石口，在他看来，这是很北的地方了。这地方冬天很冷。经常到口外揽工的人说：冷不过独石口。据说去年下了一场大雪，西门外的积雪和城墙一般高。我看了看城墙，这城墙也实在太矮了点，像我这样的个子，一伸手就能摸到城墙顶了。不过话说回来，一人多高的雪，真够大的。
　　这城真够小的。城里只有一条大街。从南门慢慢地遛达着，不到十分钟就出北门了。北门外一边是一片草地，有人在套马;一边是一个水塘，有一群野鸭子自自在在地浮游。城门口游着野鸭子，城中安静可知。城里大街两侧隔不远种一棵树杨树，都用土墼围了高高的一圈，为的是怕牛羊啃吃，也为了遮风，但都极瘦弱，不一定能活。在一处墙角竟发现了几丛波斯菊，这使我大为惊异了。波斯菊昆明是很常见的。每到夏秋之际，总是开出很多浅紫色的花。波斯菊花瓣单薄，叶细碎如小茴香，茎细长，微风吹拂，姗姗可爱。我原以为这种花只宜在土肥雨足的昆明生长，没想到它在这少雨多风的绝塞孤城也活下来了。当然，花小了，更单薄了，叶子稀疏了，它，伶仃萧瑟了。虽则是伶仃萧瑟，它还是竭力地放出浅紫浅紫的花来，为这座绝塞孤城增加了一分颜色，一点生气。谢谢你，波斯菊!
　　我坐了牛车到研究站去。人说世间三大慢：等人、钓鱼、坐牛车。这种车实在太原始了，车轱辘是两个木头饼子，本地人就叫它二饼子车。真叫一个慢。好在我没有什么急事，就躺着看看蓝天;看看平如案板一样的大地这真是大地，大得无边无沿。
　　我在这里的日子真是逍遥自在之极。既不开会，也不学习，也没人领导我。就我自己，每天一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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