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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巴利文]我的老师季羡林
引导语：《我的老师季羡林》是2009年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的图书，作者是钱文忠。
作者简介
钱文忠，1966年6月出生，籍贯江苏无锡。1984年，考八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梵文巴利文专业，师从季羡林先生。大学一年级起，开始撰写并发表学术论文，获“季羡林东方学奖学金”一等奖。
1980年代中期，留学德国汉堡大学印度与西藏历史文化学系，师从著名印度学家A.Wezler教授、著名佛教学家L.Schmithausen教授、著名伊朗学家R.E.Emmerick教授，主修印度学，副修藏学和伊朗学。
1990年代，居家自修文史之学五年。1996年，入复旦大学历史学系任教。现为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中国文化书院导师、华东师范大学东方文化研究中心研究员、北京电影学院客座教授、季羡林研究所副所长、北京大学《儒藏》精华编编纂委员会委员。
著作有《瓦釜集》、《末那皈依》、《季门立雪》、《天竺与佛陀》、《国故新知》、《人文桃花源》、《玄奘西游记》、《医圣李时珍》、《汶川集》、《巴利文讲稿》，译作有《绘画与表演》(合译)、《唐代密宗》、《道、学、政》，另有资料编集与古籍整理十余种，发表各类论文一百余篇。
写信促成“关门弟子”
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也是一位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冷僻的领域。如今，在全中国真正懂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人，加起来不会超过十个人，而且有些都是年事很高的学者，季羡林先生今年已97岁。
起钱文忠学这个专业的经历，还颇有戏剧性。他回忆道，“那时，我在华东师大附中读书，我们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老师，经常花很多时间跟我们讲学术界的一流学者。有一次他就讲到，中国有一位名叫季羡林的先生，他的专业是研究梵文、巴利文，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佛教都非常重要。”老师说者无意，钱文忠听者有心。“那时我高二，不知天高地厚，就给时任北大文科校长的季羡林先生写了一封信，问他巴利文是怎么回事，季羡林先生之后还给我回了信。”
后来，钱文忠才知道，他的这封信，多少让季羡林先生有点意外，“他觉得居然还有小孩子愿意学这种语言，这可能对季羡林先生在1984年决定恢复招收梵文、巴利文的本科生，起了一点作用。所以在我高考前，季羡林先生就派了两位北大的教授，专门来找我谈这个事情，我第一志愿就考了这个专业。”
一段跨国纯洁感情
钱文忠还说了季羡林先生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故事。“季羡林先生的夫人和他，是过去包办婚姻的，师母比先生大四岁，而且根本就不认字。师母在世时，季羡林先生每次回来，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师母的那张床前，季羡林先生会站在那里，跟师母说一些家常话，非常感人，一生不离不弃。”
钱文忠透露，季羡林先生曾在《留德十年》里写过一段自己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的经历，“季羡林先生留洋十一年，但在情感上非常传统，他不会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他留学时，正好是二战时期，德国很多年轻男子都被征军，留下了很多女孩子。虽然是留学生，但是季羡林先生不会打字，而在德国，博士论文必须打印，当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德国姑娘叫伊姆加德，一直给季羡林先生打博士论文，两人日久生情，女孩爱上了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自己也知道。但是季羡林先生回国后，跟伊姆加德就没有联系了，季羡林先生想，可能伊姆加德已经不在人世。”
后来，北大德语系有位教师到了哥廷根，去追寻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的生活踪迹，他到了哥廷根的市政局，一查伊姆加德还健在，还住在当年的地方。这位教师去找到了伊姆加德，问她是否还记得六十年前，有个中国留学生叫季羡林的，“伊姆加德一脸茫然，因为季羡林先生当时的名字拼法和今天不一样，当时叫羡林季。教师一看伊姆加德没反应，想是不是因为岁数大了，就再把季羡林先生当年的拼法写出来，老太太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话也没说，就回到里屋捧出一台旧打字机放在教授面前，正是当年她给季羡林先生打字的打印机。教师告诉伊姆加德，季羡林先生在中国已经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学者，伊姆加德毫不惊讶，她说当初自己就知道他的才华。教师还帮伊姆加德照了张相，我也见过，一身红衣服一头银发，季羡林先生后来把照片放在书房里，这是非常纯洁的一段感情。”
钱文忠说，季羡林先生从未和弟子们提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张照片放在他的书房里。”
鸡闻季老先生起舞
钱文忠跟随季羡林先生多年，在他眼中，季羡林先生是个很神奇的人，“他有好多我们看起来不大容易理解的事情。有一次，一位陌生人看到季老先生，就说：‘老师傅，我要去借乒乓板，您帮我看着自行车吧。’季羡林先生就很高兴，帮他看了一个多小时，等他借了乒乓板回来。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两次。季老先生慢慢会给你好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他对学问的认真，对自己的一种近乎严苛的要求，以及对别人的一种慷慨。”
季羡林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四点一刻起床，“北大有一句话，‘季先生不是闻鸡起舞，是鸡闻季先生起舞’。晚上八点，他一定上床睡觉，他的生活像钟表一样有规律。”
盼传承
“我给自己的要求叫‘守先待后’，守住前辈学者传给我的东西，使它在传授给我的过程当中，尽量原汁原味地传到我手上。我还等待着有缘的后来人。”
等待有缘后人报名
钱文忠是无锡人，钱氏家族是无锡的精神望族，钱穆先生、钱基博先生、钱钟书先生都出自这个家庭。他说，“钱穆先生我都没见过，钱钟书先生我在北京见过，不过次数不多，都是非常拘谨地去请教问题，虽然我的家族有一个读书的传统，但是我和这些大学者的接触，也是通过他们的著作，和别人是一样的。”
除了从文，钱文忠还曾跳入商海，“我跟几个朋友拥有一家医疗设备公司，我不参与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年去不超过两次，我这个法人代表、董事长，还曾经差点被保安赶出来，因为他不认识我。”
生活中，钱文忠是一个生活兴趣特别广泛的人，“喜欢收藏，而且极杂。”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等着有缘的后来人，来跟他学习梵文、巴利文，“我不相信学问一代比一代更强，也许医学，或者工程，自然科学大概可以一代更比一代强，人文科学大概很难，如果一代更比一代强，那现在满大街都是朱熹，都是孔子。超越季羡林先生这一辈，王元化先生、周一良先生这一辈，我想都不敢想。”
钱文忠补充道：“人们说‘承前启后’，承前，也许还能做得到，努力地把前辈的东西掌握，启后是什么概念，你预先有济济一堂的人，等待你去开启?没有。所以我给自己的要求叫‘守先待后’，守住前辈学者传给我的东西，使它尽量原汁原味地传到我手上。我还等待着有缘的后来人，有兴趣学梵文、巴利文的话，到我们这里来报名。”
上“讲坛”
“他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非常强壮的体魄、非常灵活的头脑和机巧手腕，还有学习天分以及持续韧劲。”
还原史上真实玄奘
问及成为“公众人物”后，生活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化?钱文忠笑说，自己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在《百家讲坛》诸多主讲人当中，荧屏上下的形象，我是差距最大的，我不会像易中天、王立群先生、于丹那样，走在马路上立刻就被人认出来。”
在《百家讲坛》中，钱文忠为观众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我想，他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非常强壮的体魄、非常灵活的头脑和机巧手腕，还有学习天分以及持续韧劲。最有意思的是，玄奘回国以后，实际上没有担任过任何重要的社会职务，包括佛教界也没有，他只不过担任了一个大慈恩寺的方丈，所以玄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在各个方面，大家都不太理解他。对于一个不太理解的人，历史上无非会给他两种待遇，第一是忘却，第二是娱乐，玄奘则不幸被娱乐化，成了唐僧，所以说，那个时候已经有泛娱乐化了。因为我们知道，一直到小说《西游记》，中间还有好多文学形式，比如各种画本、各种民间的文学形式，玄奘就一步步地被娱乐化，一直娱乐化成《大话西游》这个样子。”
(来源：新闻午报)
篇二:[巴利文]“关门弟子”钱文忠揭秘季羡林
钱文忠做客《可凡倾听》，揭秘国学大师情感往事。
钱文忠，《百家讲坛》的明星学者，他说的玄奘受到了全国观众的追捧。近日，钱文忠走进《可凡倾听》栏目，叙述了他跟随季羡林先生学习梵文和巴利文的传奇经历。访谈中，他还透露了季老先生一段鲜为人知的动人情感。
“季老先生慢慢会给你好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他对学问的认真，对自己的一种近乎严苛的要求，以及对别人的一种慷慨。”
写信促成“关门弟子”
作为季羡林先生的关门弟子，钱文忠也是一位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学者。这是一个非常冷僻的领域。如今，在全中国真正懂研究梵文和巴利文的人，加起来不会超过十个人，而且有些都是年事很高的学者，季羡林先生今年已97岁。
起钱文忠学这个专业的经历，还颇有戏剧性。他回忆道，“那时，我在华东师大附中读书，我们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历史老师，经常花很多时间跟我们讲学术界的一流学者。有一次他就讲到，中国有一位名叫季羡林的先生，他的专业是研究梵文、巴利文，对中国文化、世界文化、佛教都非常重要。”老师说者无意，钱文忠听者有心。“那时我高二，不知天高地厚，就给时任北大文科校长的季羡林先生写了一封信，问他巴利文是怎么回事，季羡林先生之后还给我回了信。”
后来，钱文忠才知道，他的这封信，多少让季羡林先生有点意外，“他觉得居然还有小孩子愿意学这种语言，这可能对季羡林先生在1984年决定恢复招收梵文、巴利文的本科生，起了一点作用。所以在我高考前，季羡林先生就派了两位北大的教授，专门来找我谈这个事情，我第一志愿就考了这个专业。”
一段跨国纯洁感情
钱文忠还说了季羡林先生一段鲜为人知的感情故事。“季羡林先生的夫人和他，是过去包办婚姻的，师母比先生大四岁，而且根本就不认字。师母在世时，季羡林先生每次回来，第一个到的地方就是师母的那张床前，季羡林先生会站在那里，跟师母说一些家常话，非常感人，一生不离不弃。”
钱文忠透露，季羡林先生曾在《留德十年》里写过一段自己在哥廷根大学读书时的经历，“季羡林先生留洋十一年，但在情感上非常传统，他不会抛弃自己的结发妻子。他留学时，正好是二战时期，德国很多年轻男子都被征军，留下了很多女孩子。虽然是留学生，但是季羡林先生不会打字，而在德国，博士论文必须打印，当时有一个非常美丽的德国姑娘叫伊姆加德，一直给季羡林先生打博士论文，两人日久生情，女孩爱上了季羡林先生，季羡林先生自己也知道。但是季羡林先生回国后，跟伊姆加德就没有联系了，季羡林先生想，可能伊姆加德已经不在人世。”
后来，北大德语系有位教师到了哥廷根，去追寻季羡林先生在德国的生活踪迹，他到了哥廷根的市政局，一查伊姆加德还健在，还住在当年的地方。这位教师去找到了伊姆加德，问她是否还记得六十年前，有个中国留学生叫季羡林的，“伊姆加德一脸茫然，因为季羡林先生当时的名字拼法和今天不一样，当时叫羡林季。教师一看伊姆加德没反应，想是不是因为岁数大了，就再把季羡林先生当年的拼法写出来，老太太的眼泪哗地流了下来，话也没说，就回到里屋捧出一台旧打字机放在教授面前，正是当年她给季羡林先生打字的打印机。教师告诉伊姆加德，季羡林先生在中国已经是一位十分了不起的学者，伊姆加德毫不惊讶，她说当初自己就知道他的才华。教师还帮伊姆加德照了张相，我也见过，一身红衣服一头银发，季羡林先生后来把照片放在书房里，这是非常纯洁的一段感情。”
钱文忠说，季羡林先生从未和弟子们提过这件事情，“但是我们都知道，这张照片放在他的书房里。”
鸡闻季老先生起舞
钱文忠跟随季羡林先生多年，在他眼中，季羡林先生是个很神奇的人，“他有好多我们看起来不大容易理解的事情。有一次，一位陌生人看到季老先生，就说：‘老师傅，我要去借乒乓板，您帮我看着自行车吧。’季羡林先生就很高兴，帮他看了一个多小时，等他借了乒乓板回来。这个事情还不是一两次。季老先生慢慢会给你好多潜移默化的影响，包括他对学问的认真，对自己的一种近乎严苛的要求，以及对别人的一种慷慨。”
季羡林先生几十年如一日，每天早晨四点一刻起床，“北大有一句话，‘季先生不是闻鸡起舞，是鸡闻季先生起舞’。晚上八点，他一定上床睡觉，他的生活像钟表一样有规律。”
盼传承
“我给自己的要求叫‘守先待后’，守住前辈学者传给我的东西，使它在传授给我的过程当中，尽量原汁原味地传到我手上。我还等待着有缘的后来人。”
等待有缘后人报名
钱文忠是无锡人，钱氏家族是无锡的精神望族，钱穆先生、钱基博先生、钱钟书先生都出自这个家庭。他说，“钱穆先生我都没见过，钱钟书先生我在北京见过，不过次数不多，都是非常拘谨地去请教问题，虽然我的家族有一个读书的传统，但是我和这些大学者的接触，也是通过他们的著作，和别人是一样的。”
除了从文，钱文忠还曾跳入商海，“我跟几个朋友拥有一家医疗设备公司，我不参与这个公司的经营管理，一年去不超过两次，我这个法人代表、董事长，还曾经差点被保安赶出来，因为他不认识我。”
生活中，钱文忠是一个生活兴趣特别广泛的人，“喜欢收藏，而且极杂。”现在他最大的心愿，就是等着有缘的后来人，来跟他学习梵文、巴利文，“我不相信学问一代比一代更强，也许医学，或者工程，自然科学大概可以一代更比一代强，人文科学大概很难，如果一代更比一代强，那现在满大街都是朱熹，都是孔子。超越季羡林先生这一辈，王元化先生、周一良先生这一辈，我想都不敢想。”
钱文忠补充道：“人们说‘承前启后’，承前，也许还能做得到，努力地把前辈的东西掌握，启后是什么概念，你预先有济济一堂的人，等待你去开启?没有。所以我给自己的要求叫‘守先待后’，守住前辈学者传给我的东西，使它尽量原汁原味地传到我手上。我还等待着有缘的后来人，有兴趣学梵文、巴利文的话，到我们这里来报名。”
上“讲坛”
“他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非常强壮的体魄、非常灵活的头脑和机巧手腕，还有学习天分以及持续韧劲。”
还原史上真实玄奘
问及成为“公众人物”后，生活有没有出现什么变化?钱文忠笑说，自己占了一个天大的便宜，“在《百家讲坛》诸多主讲人当中，荧屏上下的形象，我是差距最大的，我不会像易中天、王立群先生、于丹那样，走在马路上立刻就被人认出来。”
在《百家讲坛》中，钱文忠为观众还原了一个历史上真实的玄奘，“我想，他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非常强壮的体魄、非常灵活的头脑和机巧手腕，还有学习天分以及持续韧劲。最有意思的是，玄奘回国以后，实际上没有担任过任何重要的社会职务，包括佛教界也没有，他只不过担任了一个大慈恩寺的方丈，所以玄奘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人物。在各个方面，大家都不太理解他。对于一个不太理解的人，历史上无非会给他两种待遇，第一是忘却，第二是娱乐，玄奘则不幸被娱乐化，成了唐僧，所以说，那个时候已经有泛娱乐化了。因为我们知道，一直到小说《西游记》，中间还有好多文学形式，比如各种画本、各种民间的文学形式，玄奘就一步步地被娱乐化，一直娱乐化成《大话西游》这个样子。”
（来源：新闻午报）
篇三:[巴利文]季羡林《我的人生感悟》我写我
引导语：季羡林先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下文是一个他的《我的人生感悟》中的《我写我》原文内容，我们一起阅读了解季羡林的人物性格事迹吧。
我写我，真是一个绝妙的题目;但是，我的文章却不一定妙，甚至很不妙。
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二者亲密无间，因为实际上是一个东西。按理说，人对自己的“我”应该是十分了解的;然而，事实上却不尽然。依我看，大部分人是不了解自己的，都是自视过高的。这在人类历史上竟成了一个哲学上的大问题。否则古希腊哲人发出狮子吼：“要认识你自己!”岂不成了一句空话吗?
我认为，我是认识自己的，换句话说，是有点自知之明的。我经常像鲁迅先生说的那样剖析自己。然而结果并不美妙，我剖析得有点过了头，我的自知之明过了头，有时候真感到自己一无是处。
这表现在什么地方呢?
拿写文章做一个例子。专就学术文章而言，我并不认为“文章是自己的好”。我真正满意的学术论文并不多。反而别人的学术文章，包括一些青年后辈的文章在内，我觉得是好的。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心情呢?我还没得到答案。
再谈文学作品。在中学时候，虽然小伙伴们曾赠我一个“诗人”的绰号，实际上我没有认真写过诗。至于散文，则是写的，而且已经写了六十多年，加起来也有七八十万字了。然而自己真正满意的也屈指可数。在另一方面，别人的散文就真正觉得好的也十分有限。这又是什么原因呢?我也还没得到答案。
在品行的好坏方面，我有自己的看法。什么叫好?什么又叫坏?我不通伦理学，没有深邃的理论，我只能讲几句大白话。我认为，只替自己着想，只考虑个人利益，就是坏。反之能替别人着想，考虑别人的利益，就是好。为自己着想和为别人着想，后者能超过一半，他就是好人。低于一半，则是不好的人;低得过多，则是坏人。
拿这个尺度来衡量一下自己，我只能承认自己是一个好人。我尽管有不少的私心杂念，但是总起来看，我考虑别人的利益还是多于一半的。至于说真话与说谎，这当然也是衡量品行的一个标准。我说过不少谎话，因为非此则不能生存。但是我还是敢于讲真话的。我的真话总是大大地超过谎话。因此我是一个好人。
我这样一个自命为好人的人，生活情趣怎样呢?我是一个感情充沛的人，也是兴趣不老少的人。然而事实上生活了80年以后，到头来自己都感到自己枯燥乏味，干干巴巴，好像是一棵枯树，只有树干和树枝，而没有一朵鲜花，一片绿叶。自己搞的所谓学问，别人称之为“天书”。自己写的一些专门的学术著作，别人视之为神秘。年届耄耋，过去也曾有过一些幻想，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张，减少一点枯燥，增添一点滋润，在枯枝粗干上开出一点鲜花，长上一点绿叶;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时候整天连轴转，“为他人做嫁衣裳”，而且退休无日，路穷有期，可叹亦复可笑!
我这一生，同别人差不多，阳关大道，独木小桥，都走过跨过。坎坎坷坷，弯弯曲曲，一路走了过来。我不能不承认，我运气不错，所得到的成功，所获得的虚名，都有点名不副实。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霉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骇人听闻的所谓什么“大革命”中，因为敢于仗义执言，几乎把老命赔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难忘的。
现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终点了。我常常回忆80年来的历程，感慨万端。我曾问过自己一个问题：如果真有那么一个造物主，要加恩于我，让我下一辈子还转生为人，我是不是还走今生走的这一条路?经过了一些思虑，我的回答是：还要走这一条路。但是有一个附带条件：让我的脸皮厚一点，让我的心黑一点，让我考虑自己的利益多一点，让我自知之明少一点。
1992年11月16日
内容简介/我的人生感悟
《我的人生感悟》 内容侧重于“人生”二字，以指导当今青年一代树立崇高的 人生观、正确的价值观以及美好的人生理想。全书以“修身”、“治学”、“寄情”、“旷达”为题，将季老对人生的感悟、理解与智慧箴言集于一书，这些文章里我们能读到学者的探究思索、长者的淡薄磊落、智者的睿智明悟，这些文章里我们能读热情与追求、甜蜜与苦涩、遗憾与困惑、诚实与坦荡。在这本书中始终贯穿着季老对世事人生的深情。这些文人散文无论是回忆往事、记述师友，还是写物抒情、感时言志，篇篇都洋溢着至深的真情，字字都流露出推敲的匠心，因此感人肺腑
时光流逝，一转眼，自己已经到了望九之年，活得远远超过了我的预算。有人认为长寿是福，我看也不尽然，人活得太久了，对人生的种种相，众生的种种相，看得透透彻彻，反而鼓舞时少，叹息时多。远不如早一点离开人世这个是非之地，落一个耳根清净。 中国古话说：“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旧人。”像我这样年届耄耋的老朽，当然已是“旧人”。我们可以说是已经交了棒，看你们年轻人奋勇向前了。但是我们虽无棒在手，也绝不会停下不走……
作者简介/我的人生感悟
季羡林，著名的古文字学家、思想家、佛学家、梵语 语言学家、巴利文专家、 印度学家、作家、语言学家、 文学家、东方学家、 教育家和翻译家，著作等身。
1911年生于 山东清平县(今 临清市)。1930年考入 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1934年毕业后，在 济南 山东省立高中任教。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交换研究生，赴德国留学，在 哥廷根大学学习梵艾、巴利文、 吐火罗文等古代语文。1941年获哲学博士学位。1946年回国，历任 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数授、系主任，北京大学副校长。
主要论著：《原始佛教的语言问题》、《印度简史》、《中印文化关系史沦文集》、《印度占代语言论集》、《关于大乘上座部的问题》、《天竺心影》等;主要翻译作品：《 沙恭达罗》、《优哩婆湿》、《 罗摩衍那》、《家庭中的泰戈尔》、《安娜·西格斯短篇小说集》、《五卷书》等;并撰写过《 留德十年》等传记作品及《 赋得永久的悔》等散文集。主编有《四库全书存目丛书》、《传世藏书》等。
人物生平/季羡林
学习经历
1911年8月6日，出生于山东省清平县(现临清市)康庄镇官庄一个农民家庭，
六岁以前在清平随马景恭老师识字。
1917年，离家去济南投奔叔父，进私塾读书，学习了《百家姓》、《千字文》、《四书》等。
1918年、1920年，分别于济南山东省立第一师范附设小学、济南新育小学就读。课余开始学习英语。
1923年小学毕业后，考取正谊中学。课后参加一个古文学习班，读《左传》、《战国策》、《史记》等，晚上在尚实英文学社继续学习英文。
1926年初中毕业，在正谊中学读过半年高中后，转入新成立的山东大学附设高中，在此期间，开始学习德语。
1928年-1929年，日本侵华，占领济南，辍学一年。创作了《文明人的公理》、《医学士》、《观剧》等短篇小说，署笔名希道，在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1929年，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
1930年，开始翻译屠格涅夫的散文《老妇》、《世界的末日》、《老人》及《玫瑰是多么美丽，多么新鲜啊!》等，先后在山东《国民新闻》趵突周刊和天津《益世报》上发表。
高中毕业后考取清华大学和北京大学。后入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专修方向是
德文。在清华大学四年中发表散文十余篇，译文多篇。
1934年，清华大学西洋文学系毕业。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校长宋还吾先生的邀请，回母校任国文教员。
1935年，清华大学与德国签订了交换研究生的协定，报名应考被录取。同年9月赴德国入哥廷根(Goettingen)大学，主修印度学。先后师从瓦尔德史米特(Waldschmidt)教授、西克(Sieg)教授，学习梵文、巴利文、吐火罗文。及俄文、南斯拉夫文、阿拉伯文等。
1937年，兼任哥廷根大学汉学系讲师。
1941年，哥廷根大学毕业，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几年，继续用德文撰写数篇论文，在《哥廷根科学院院刊》等学术刊物上发表。
工作经历
1946年，回国后受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兼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系主任职任至1983年(“文化大革命”期间除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一结束，季羡林就辗转取道回到阔别10年的祖国怀抱。同年秋
，经陈寅恪推荐，季羡林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创建东方语文系。季羡林回国后，着重研究佛教史和中印文化关系史，发表了一系列富有学术创见的论文。解放后，继续担任北大东语系教授兼系主任，从事系务、科研和翻译工作。
1956年2月，被任为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
1954年、1959年、1964年当选为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并以中国文化使者的身份先后出访印度、缅甸、东德、前苏联、伊拉克、埃及、叙利亚等国家。"文革"中受到"四人帮"及其北大爪牙的残酷迫害。
1978年复出，继续担任北京大学东语系系主任，并被任命为北京大学副校长、北京大学南亚研究所所长。当选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中国外国文学会副会长。
1979年，任中国南亚学会会长。
1980年，中国民族古文字学会名誉会长。
1981年，中国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
1983年，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常委，兼任中国语言学会会长、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副会长。
1984年，任北京大学校务委员会副主任，兼任中国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
1985年，任中国作家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会名誉会长。
1988年，任中国文化书院 院务委员会主席。并曾以学者身份先后出访德国、日本、泰国。
1990年，任中国亚非学会会长。
2009年7月11日11时10分27秒，季羡林逝世。
本文来源：https://www.bbjkw.net/fanwen1868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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