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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梁启超梁思成]林徽因徐志摩梁思成
导语：林徽因、徐志摩以及梁思成是近代非常著名的人物，而三人的爱情纠葛更是人们热议的焦点。
林徽因与徐志摩的爱情
林徽因的父亲是林长民，字宗孟，1917年张勋复辟失败后，入段祺瑞内阁任司法部长，三个月后辞职赴日本考察。1920年春携女儿林徽因赴英国，身份是中国国际联盟同志会驻欧代表。其时林长民44岁，林徽因16岁。同年10月，徐志摩从美国来到伦敦，入伦敦大学政治经济学院读书。
徐志摩和林家父女的相识，是在国际联盟的一次讲演会上。“我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混了半年，正感到闷想换路走的时候，认识了狄更生先生……第一次见着他是在伦敦国际联盟协会席上，那天林宗孟先生演说，他做主席。第二次是宗孟寓里吃茶，有他。”这是徐志摩在《我所知道的康桥》中的说法。林徽因《忆志摩》文中说，她初次遇见徐，是在徐初次认识狄更生先生的那次会见中。
志摩记错了，没有半年，到伦敦两个月就认识了林家父女，且很快便向林徽因发起了爱的攻势。有林长民的信可证：“足下用情之烈令人感悚，徽亦惶恐不知何以为答，并无丝毫mockery(嘲笑)，想足下误解了。”信末附言“徽徽问候”。
一个是留学三年的青年男子，一个是情窦初开的妙龄女郎，志摩的用情之烈不难想象，而徽因的惶恐失措也在情理之中。好在林长民是个豁达大度的人，不光不责怪反而给以解说。
很快张幼仪来到伦敦，徐志摩通过狄更生的关系，取得剑桥大学王家学院特别生的资格，携妻搬到离剑桥六英里的沙士顿乡下住家。这期间志摩和徽因一直保持通信联系。张幼仪在《小脚与西服》一书中对她的侄孙女张邦梅说：
“几年以后，我才从郭君那儿得知徐志摩之所以每天早上赶忙出去，的确是因为要和住在伦敦的女朋友联络。他们用理发店对街的杂货铺当他的地址，那时伦敦和沙士顿之间的邮件送得很快，所以徐志摩和他女朋友至少每天都可以鱼雁往返。他们信里写的是英文，目的就在预防我碰巧发现那些信件，不过我从没发现过就是了。”
对于张幼仪来说，她尽可以这样怀疑，也有几分是事实，但要说全是事实，即志摩每天等的都是林徽因的信，就不对了。
肯定有徽因的信。1927年林徽因在美国上学，正好胡适也去了美国，3月15日给胡的信中说：“我昨天把他的旧信一一翻阅了。旧的志摩我现在真真透澈的明白了，但是过去，现在不必重提了我只求永远纪念着。”这些话，不光说明他们当年确实通信，也说明了他们当时各自的状态。
志摩热烈追求是不用说了，徽因这边兴奋或许是有的，没有很当真也是真的。否则不会几年之后才“真真透澈的明白了”。
再一个证据是，志摩一死，存在凌叔华那儿的“八宝箱”，也叫文字因缘箱，里面放的是志摩的日记和手稿，其中有《康桥日记》，立即成了林徽因务必得之的对象。她的理由是，“我只是要读读那日记，给我是种满足，好奇心满足，回味这古怪的世事，纪念老朋友而已。”(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凌叔华退给她的日记中少几页，为此还和凌怄了好一阵子的气。
同时还有林长民的信，两人也是谈恋爱。1925年12月24日林长民死于郭松龄之役，第二年2月6日，志摩在自己编的《晨报副刊》上刊出林的《一封情书》，加了按语说：“分明是写给他情人的，怎么会给我呢?我的答话是我就是他的情人。听我说这段逸话。四年前我在康桥时，宗孟在伦敦，有一次我们说着玩，商量彼此装假通情书，我们设想一个情节，我算是女的，一个有夫之妇，他装男的，也是有妇之夫，在这双方不自由的境遇下彼此虚设的讲恋爱。”
于此可知在沙士顿，志摩每天去杂货铺取的信，更多的该是林长民来的情书。
从林徽因给胡适的信中，也可以看出她的矜持，年龄小是一个因素，出身名门是一个因素，还有一个因素也不可忽略，那就是，她不是嫡出，而是庶出。林长民有两个小老婆，林徽因是第一个小老婆的长女。这种身世的女子，一般来说，更要自尊自重，否则闲话就多了。
在北京，情人不愿受干扰
1921年10月林徽因随父回国。1922年10月徐志摩回国，在南方稍事盘桓，12月初来到北京。
志摩所以匆匆回国，肯定是知道林徽因许配给梁思成了。他离开伦敦回国，原意还要回来的，这从他的名诗《康桥再见吧》中可以看得出来。“设如我星明有福，素愿竟酬，/则来春花香时节，当复西航，/重来此地，再捡起诗针诗线，/绣我理想生命的鲜花，实现/年来梦境缠绕的销魂踪迹，/散香柔韵节，增媚河上风流。”
莫非说一起来伦敦留学，是徽因给志摩的许诺?
然而一到北京，他就知道事情不是那简单的了。先是梁启超给他来了一封长信(梁在上海)，劝他“义不容以他人之苦痛易自己之快乐，弟之此举，其于弟将来之快乐能得与否，殆茫然如捕风，然先已予多人以无量之苦痛”。这话虽是替张家说的，又何尝不是他自己的亲身感受，毕竟是他的儿子将要娶徽因为妻啊。
梁还感叹：“呜呼志摩，天下岂有圆满之宇宙若尔尔者!”
如果梁启超不打算娶徽因作自己的儿媳，毫无疑问，这些话都是掷地作金石之声的醒世良言，任谁听了都会感激涕零，迷途知返，然而一加上这个背景，这些话就显得苍白无力，甚至让人觉得可怜兮兮了。
纵然是老师，徐志摩也不会买这个帐，他会怎样回答，也就不难想象了。“我将于茫茫人海中访我唯一灵魂之伴侣，得之，我幸，不得，我命，如此而已。”等于说那么咱们就较量一下吧。
这封信几乎是他到北京的当天收到的。这时还没有见上林徽因，待见过林徽因，他就没有这么大的自信了。林在培华中学读书，自然是不好去找的。林家住在景山后街一处称作雪池的院子里。那儿是能去的，可是徽因常常不在。她与梁思成的恋爱关系已相当稳固了，余暇时间两个人常在一起谈情说爱。
有一个小故事，颇能说明志摩的执著与尴尬。
梁启超是松坡图书馆的馆长。松坡图书馆有两处院子，一处在西单附近的石虎胡同七号，一处在北海公园里的快雪堂。快雪堂是一处幽静高雅院落，星期天不对外开放，梁思成因关系特殊备有钥匙可以自由出入，便约了林徽因来此相聚。徐志摩找林徽因也会找到这儿。他是梁启超的弟子，又是林长民的朋友，就是梁思成在，来找林徽因也不能说有什么不对。去的次数多了，自然引起梁思成的反感，梁便在门上贴一纸条，大书：
Lovers want to be left alone.(情人不愿受干扰)。
志摩见了，只得怏怏而去。(梁实秋《赛珍珠与徐志摩》)
就算一种恶作剧吧，怕也不是梁思成背着林徽因写的吧。
1924年四五月间，泰戈尔访华期间，给了徐林接触的机会，一起接待进出会场，又一起演出英文戏剧，又恢复了昔日的情感。5月20日，泰戈尔一行离开北京去太原，徐志摩陪同前往。车站上，送行的人很多，林徽因也在里面。车快开动了，徐志摩正在写一封给林徽因的信，尚未写完，车已蠕动，徐志摩要冲过去递给车下的林徽因，泰戈尔的秘书恩厚之见他太伤感，一把抢了过来替他藏起。后来志摩再没提起此事，恩厚之就把此保存起来带回英国。直到70年代，梁锡华去访问，让梁看了原件。信里写的是：我真不知道我要说的是什么话，我已经好几次提起笔来想写，但是每次总是写不成篇。这两日我的头脑只是昏沉沉的，开着眼闭着眼都只见大前晚模糊的凄清的月色，照着我们不愿意的车辆，迟迟地向荒野里退缩。离别!怎么的能叫人相信?我想着了就要发疯，这么多的丝，谁能割得断?我的眼前又黑了!
从这封信上，可以看出，大前天晚上，他俩是在一起的。就是这次会面，林徽因向志摩摊了牌，说她马上就要随梁思成去美国留学了，她不可能做他的妻子，他们必须“离别”。
林徽因到了美国后，才咀嚼出志摩对她的真情的滋味而倍加珍惜。在1927年3月15日给胡适的那封信中，她说：“请你告诉志摩我这三年来寂寞受够了，失望也遇多了，现在倒能在寂寞和失望中得着自慰和满足。告诉他我绝对的不怪他，只有盼他原谅我从前的种种。
1928年8月林徽因回国，与梁思成一起受聘为东北大学教授。1931年初，徐志摩闻知林病重，曾专程去沈阳看望。这年春季开学后，志摩来到北平任北大教授，林徽因病重回到北京疗养，两人的接触又多了，加之志摩与小曼感情不睦，两人的又时常走动，颇有旧情复萌的趋势。对这一段的感情，林徽因和梁思成的儿子梁从诫的看法是：
我一直替徐想，他在1931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
林也很心疼他，不忍心伤害他，徐又陷得很深。因而我一直觉得，徐的生命突然结束，也算是上天的安排。
当晚辈的说这样的话，实在太不应该了。为了自己的家声，竟说他人烧死是好事，不像个有文化的人说的话。这是《人间四月天》播出后，梁从诫先生回答《文艺报》记者时说的。登在本年5月6日该报四版上。不看这些话，我还不知道1931年在北平，徐林感情已发展到这样危险的地步。
八宝箱事件发生后，对与徐志摩的情感，林徽因就一点也不隐讳了。1932年农历正月初一给胡适的信中说：
我永是“我”，被诗人恭维了也不会增美增能，有过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也没有什么可羞惭……我觉得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从精神方面看来这桩事或为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而也给我不少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
志摩inaway(从某方面)不悔他有这么一段痛苦的历史，我觉得我的一生至少没有太堕入凡俗的满足也不是一件什么坏事。志摩警醒了我，他变成一种Stiamulant(激励)在我生命中，或恨，或怒，或Happy(幸运)或Sorry(遗憾)，或难过，或苦痛，我也不悔的，我也不Proud(得意的)我自己的倔强，我也不惭愧。
有恋情吗?肯定有。“一段不幸的曲折的旧历史”，肯定不是单纯的友谊。感叹这桩事“人事方面看来真不幸”，等于是感叹有情人没有成了眷属。
多深?够深的了。是造成志摩成为诗人的原因，也是给她人格上知识上磨炼修养的帮助。志摩已变成一种激励在她的生命中，使她变成倔强，她绝不因此而惭愧。对于一个有丈夫有孩子的女人来说，还能让她说什么，怎么说?
你仍得相信，山谷中留有那个回音
再看徐志摩去世后，林徽因的种种表现。
志摩死后，梁思成去了济南，从出事地点捡了一块飞机的残片，直到去世她都把它挂在卧室的墙上。这是她对志摩的真挚，是她胸怀的坦荡，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她对世俗社会的一种蔑视。
1934年11月19日，林徽因和梁思成去南方考察路过硖石(志摩故乡)，停车的几分钟里，她下了车，在昏沉的夜色里，独自站在车门外，“凝望着幽黯的站台，默默的回忆许多不相连续的过往残片，直到生和死间居然幻成一片模糊，人生和火车似的蜿蜒一串疑问在苍茫间奔驰……如果那时候我的眼泪曾不自主的溢出睫外，我知道你定会原谅我的。”(林徽因《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
就是这次，回到上海之后，跟赵渊如(深)、陈直生(植)、陈从周见了面，竟日盘桓，她总是谈笑风生，滔滔不绝，一次突然哑口无声，陈直生问：”你怎么不讲啦?”林徽因突兀地说：“你以为我乃女人，总是说个不停吗?”
陈从周当时就感到，这是林刚刚经过志摩家乡与志摩埋骨地后，心情不好所致。(陈从周《记徐志摩》)
1935年志摩忌日，林徽因写了《纪念志摩去世四周年》一文表达她的悼念之情。这样的文章，当然不可能写得多么明白。过了几个月，到了夏天，她发表的诗作《别丢掉》，才是她坦诚的心声。全诗为——
别丢掉
这一把过往的势情，
现在流水似的，
轻轻
在幽冷的山泉底，在黑夜在松林
叹息似的渺茫，
你仍要保存那真!
一样的月明，
一样是隔山灯火，
满天的星，
只有人不见，
梦似的挂起，
你问黑夜要回
那一句话——你仍得相信
山谷中留着
有那回音!诗中“在松林”，“满天的星，只有人不见”，“山谷中留着/有那回音”，都不可能是别的意象。“回音”二字，直可说是“徽因”的谐音(林原来就叫徽音)。
不管怎么说，都得承认，林徽因是对徐志摩有真情的，是深爱着诗人的。
顺便说说她和金岳霖的事几乎都知道，哲学家金岳霖，因为爱恋林徽因而终身不娶，从青年到晚年，几乎是“逐林而居”，梁家住在哪儿，他也前院后院的住在哪儿。
若金爱着林而不作任何表示，只是住在林家旁边，这也就奇了。若金向林有所表示而林无动于衷，这也就奇了。若梁思成知道金爱着林而不闻不问，这也就奇了。金梁林的学生，都把这种感情神圣化了，说是纤尘不染。这就有点匪夷所思了。可惜都不是。神仙也得享有人间烟火，才成其为神仙。且看梁思成续弦妻子林洙的记载。
林洙曾问起金岳霖终身不娶的事，梁思成笑了笑说：“
我们住在东总布胡同的时候，老金就住在我们家的后院，但另有旁门出入。可能是1931年，我从宝坻调查回来，徽因见到我哭丧着脸说，她苦恼极了，因为她同时爱上了两个人，不知怎么办才好。她和我谈话时一点不像妻子对丈夫谈话，却像个小妹妹在请哥哥拿主意。听到这事我半天说不出话，一种无法形容的痛苦紧紧地抓住了我，我感到血液也凝固了，连呼吸都困难。但我感谢徽因，她没有把我当一个傻丈夫，她对我是坦白和信任的。我想了一夜该怎办?我问自己，徽因到底和我幸福还是和老金一起幸福?我把自己、老金和徽因三个人反复放在天平上衡量。我觉得尽管自己在文学艺术各方面有一定的修养，但我缺少老金那哲学家的头脑，我认为自己不如老金。于是第二天，我把想了一夜的结论告诉徽因。我说她是自由的，如果她选择了老金，祝愿他们永远幸福。我们都哭了。当徽因把我的话告诉老金时，老金的回答是：‘看来思成是真正爱你的，我不能去伤害一个真正爱你的人。我应该退出。’从那次谈话以后，我再没有和徽因谈过这件事。因为我知道老金是个说到做到的人，徽因也是个诚实的人。后来，事实证明了这一点，我们三个人始终是好朋友。我自己在工作上遇到难题也常去请教老金，甚至连我和徽因吵架也常要老金来‘仲裁’，因为他总是那么理性，把我们因为情绪激动而搞糊涂的问题分析得一清二楚。”(刘培育主编《金岳霖的回忆和回忆金岳霖》)
金岳霖能做的，徐志摩就做不到吗?梁从诫先生还是过虑了。
说了这么多，一点都不损害林徽因的完美动人形象。相反，我倒觉得，正是天生丽质，气韵高雅，加上至情至性，才使林徽因成为本世纪中国知识女性的杰出代表和光辉典范。
梁思成对林徽因的微妙情缘
林徽因毕生情感，周旋于三个男人之间——诗人徐志摩、建筑学家梁思成、哲学家金岳霖。江湖传说，徐毕生为其神魂颠倒，金为其终生不娶，唯梁思成修成正果，才子佳人珠联璧合。
江湖传说终究当不得不真。林、梁的结合，实际上不过是长辈设计好的结果，其中有多少林徽因的个人意志，颇值得怀疑。梁启超 1923 年曾给长女梁思顺写信，曾颇为得意地谈到此种“设计”：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我希望往后你弟弟妹妹们个个都如此。”(据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P1005。)
“我对于你们的婚姻，得意得了不得，我觉得我的方法好极了，由我留心观察看定一个人，给你们介绍，最后的决定在你们自己……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所谓“徽音又是我第二回的成功”，大约是指梁启超与好友林长民(林徽因之父)已就子女间的婚事达成了一致意见。1924 年，林徽因与梁思成一同赴美求学，即寄托着双方家长的此种期望。按“设计”流程，林徽因在美国须与梁思成谈一场卿卿我我的恋爱。但流程的执行并不顺利，林徽因不但与梁思成合不来，与同在美国的梁家长女梁思顺也闹到几乎决裂。1925年 7 月 10 日，梁启超致信梁思顺等在美儿女，曾隐约提及此事 ：
“思顺对于徽因感情完全恢复，我听见真高兴极了。这是思成一生幸福关键所在，我几个月前很怕思成因此生出精神异动，毁掉了这孩子，现在我完全放心了……”(据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3，P1046。)
按林徽因之弟林宣的说法：“梁思成、林徽因结婚以后，家庭生活充满矛盾……从性格上讲两个人很合不来……梁思成和林徽因在一起处处让着林徽因，经常沉默。林徽因对此很反感。”(据《林宣访谈录》，收录于陈学勇：《林徽因寻真林徽因生平创作丛考》，中华书局 2004，p145。)
1928 年 3 月，林徽因与梁思成正式结婚——当林父在 1925 年死于流弹，林徽因之个人学业生活，及其生母之赡养，均全赖梁家照料，此种恩情，已将“林梁热恋”迫入必须修成正果的境地。林、徐间的感情，按林徽因长子梁从诫的说法：“我一直替徐想，他在 1931 年飞机坠毁中失事身亡，对他来说是件好事，若多活几年对他来说更是个悲剧，和陆小曼肯定过不下去。若同陆离婚，徐从感情上肯定要回到林这里，将来就搅不清楚，大家都将会很难办的。”(据《梁从诫与文艺报记者的对话》，载 2000 年 5 月 6日《文艺报》第 4 版。)其实，毋庸多论。林徽因长年挂在卧室墙上的那块徐志摩失事飞机的残骸，岂非已说明了一切?这块残骸，对已死的徐志摩，大约是一种纪念 ;对在生的梁思成，大约只能说是一种残忍——虽然这块残骸，据说是梁思成应林徽因所求捡回来的。
(2) [梁启超梁思成]徐志摩林徽因梁思成
在林徽因的感情世界里有三个男人，一个是建筑大师梁思成，一个是诗人徐志摩，一个是学界泰斗，为她终身不娶的金岳霖。
16岁的林徽因游历欧洲，在英伦期间，结识了当时正在英国游学的徐志摩。当时徐志摩已是一个两岁孩子的父亲。情窦初开的林徽因被徐志摩渊博的知识，风雅的谈吐、英俊的外貌所吸引。两位才情横溢的青年热烈地相恋了，徽因深爱着志摩，但志摩的妻子---幼仪的影子在她心中总是拂不去，经过痛苦的思索，和父亲一起提前回国了，而且是与志摩不辞而别....徐志摩写给林徽因的那首有名的《偶然》诗是这样写的：“我是天空里的一片云/偶尔投影在你的波心/你不必讶异/更无须欢喜/在转瞬间消灭了踪影/你我相逢在黑夜的海上/你有你的/我有我的方向/你记得也好/最好你忘掉/在这交会时互放的光芒。”这是徐志摩对林徽因感情的最好自白，一见倾心而又理智地各走各的方向，这就是世俗所难理解的一种纯情。
之后林徽因经过一翻理性的考虑，同意了父亲为她定的一桩婚事，嫁给著名学者梁启超的儿子梁思成。林徽因和梁思成在梁启超的安排下，游学欧美主攻建筑设计。1928年，林徽因与梁思成在渥太华梁思成姐夫任总领事的中国总领事馆举行婚礼。婚后梁对林呵护倍至，夫妻二人致力于他们所热爱的建筑事业，林徽因不仅具有诗人的美感与想象力，也具有科学家的细致和踏实精神，他们在山西对古建筑所做的调查和实测工作，不仅对科学研究贡献巨大，也使山西众多埋没在荒野的国宝级的古代建筑开始走向世界，为世人所知。
金岳霖 哲学家，逻辑学家。1914年毕业于清华学校，后留学美国、英国，又游学欧洲诸国，回国后主要执教于清华和北大。他终生未娶。一直恋着林徽因。林徽因、梁思成夫妇家里几乎每周都有沙龙聚会，金岳霖始终是梁家沙龙座上常客。他们文化背景相同，志趣相投，交情也深，长期以来，一直是毗邻而居。金岳霖对林徽因人品才华赞羡至极，十分呵护;林徽因对他亦十分钦佩敬爱，他们之间的心灵沟通可谓非同一般。甚至梁思成林徽因吵架，也是找理性冷静的金岳霖仲裁。金岳霖自始至终都以最高的理智驾驭自己的感情，爱了林徽因一生。
(3) [梁启超梁思成]梁思成先生的故事
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籍贯广东新会，生于日本东京，毕生致力于中国古代建筑的研究和保护，是建筑历史学家、建筑教育家和建筑师。下面是小编为你带来的梁思成先生的故事，欢迎阅读。
梁思成是清末变法维新首领梁启超的长子，清华大学教授，曾任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副主任，政协副主席。
主持过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的建筑设计、中nan海怀仁堂的翻新设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图案设计。
有一次，他对学生们笑着说：“你们别看我现在又驼又瘸，可是当年我还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哩!是有名的足球健将，在全校运动会上得过跳高第一名，单双杠和爬绳的技巧也是项呱呱的。
好了，好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马约翰是清华大学体育系的著名教授，梁思成既然是马约翰先生的好学生，自然也是体育健将了。
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使梁思成先生身体搞垮，出现了“又驼又瘸”的残疾呢? 学生时代的梁思成，喜欢开摩托车。
1929年5月7日，他正在准备参加毕业考试，并拟赴美留学时，听说天安门广场要举行进步学生活动，便驾驶他的摩托车，带着他的弟弟梁思永，由清华大学出发，进西直门，直奔西四牌楼、西单牌楼、西长安衔。
那时的西长安街，不像现在这么宽，中间还有凹凸不平的路段。
不料，摩托车开到南长安街南口，被一辆从后面驶来的汽车撞倒。
梁思成左腿骨折，脊椎骨受伤。
梁思永面部受伤，满脸是血。
当时的北京各报都报道了这场车祸。
肇事者是军阀金永炎的汽车司机。
汽车撞人后，横冲直闯而逃逸。
警察明知此车是军阀金永炎所拥有的，而且出事时，金永炎就坐在车里，谁也不敢追究肇事者的责任。
事后，也没人到梁思成家赔礼道歉，使梁思成的母亲大为恼火，她直接找到总统府说理，要讨个说法。
后来军阀金永炎在社会舆论的压力下，不得不派副官到梁家赔礼道歉。
梁思成受伤后，在协和医院接受治疗，因为当时的医疗技术和设备还不太高明，梁思成的脊椎骨和腿部的手术都没有做好。
结果，使他的脊椎骨出现了弯曲、驼背，使他的左腿短了一厘米。
在以后的年月里，粱思成的鞋子都是专门定做的。
梁思成先生颇有毅力，尽管在有这样严重残疾的情况下，他依然坚持深入各地调查研究，为了测绘古代建筑，爬梁上柱，奋力攀高。
梁思成钟情天宁寺 日前，北京市政府投资253万元，修建古刹天宁寺，是迎接20xx年奥运保持北京古都风貌工程项目之一。
天宁寺是北京最古老的寺庙之一。
始建于北魏孝文帝元年(公元471年)，寺内佛塔，高57.8米，是国内外著名的密檐式舍利塔，具有很高的文物保护价值。
这次修缮工程约1300m2，待修缮工程竣工后，将恢复其佛教场所的功能，并将对外开放，接待国内外善信游者。
粱思成先生对天宁寺情有独中。
他曾数次到天宁寺，登上天宁寺塔进行考察和实地测量。
天宁寺为砖筑实心十三层密檐式塔，平面八角形，建在方形台基上，通高57.8m。
梁思成先生是古建筑专家，他曾对多处古建筑包括佛塔进行考察。
根据他的经验，这种密檐式佛塔，多为辽代建造的佛塔，在我国的其他省市中也有类似的体型。
它们的塔身以上，塔檐紧密相连层层叠叠，各层之间的距离特短，几乎看不到楼层。
它的第一层塔身，是重点的部分，大多饰以佛龛、佛像和门窗、斗拱以及动植物图案纹等雕刻装饰，佛教与建筑艺术融于一体。
因此，梁思成先生断定，天宁寺是辽代建造的。
这个论断已为我国考古专家所公认。
关于天宁寺，历史文献上都说是隋代建造的，连乾隆皇帝金口玉言也说天宁寺是隋代建筑的。
据梁思成先生考证，原来天宁寺确实是有过隋代佛塔的，不过那座隋代佛塔是木质结构的佛塔，防火性能不佳。
后来，因为发生火灾，木质佛塔被大火焚毁。
辽代在此基础上重建砖石结构的佛塔，防火性能相应加强了，虽经受了以后的多次火劫，拂塔仍安然无羔，而佛塔附近的佛殿经阁却大多被火烧毁了。
《长安客话》云：“寺当元末，兵火荡尽”。
这就是元代末年，天宁寺毁于战火的纪录。
梁思成先生钟情天宁寺，他说天宁寺塔富有音乐韵律，为古代建筑设计的杰作。
重视城市规划 第二次世界大战使人类文明遭到空前的极大的破坏，许多城市在战火中被焚毁，成了一片废墟，此时梁先生思考战后城市的发展及布局该怎么办，尤其关注城市过多集中与疏散不够的种种问题。
在重庆《大公报》发表了《市镇的体系秩序》的重要文章，阐述了他对城市规划“有机性疏散”的新理念，强调“以疏散为第一要义”。
“疏散不能散漫混乱”，而必须是“有机性疏散”。
他并且展望我国的城市发展，认为我国将来市镇发展的路径也必须以有机性疏散为原则。
务使市镇成为一个有机的秩序组织体。
他主张：
1、一个大城市的总体布局要成为多数小市镇(区)的集合体。
2、在分区之间设立绿荫地带作为公园，即分隔又连系而且又增多“居民游息之所”。
3、严格控制各分区人口稠密度以及建筑面积，不使之成为一个庞大的无限的整体。
“有机性疏散”所追求的这些东西，说到底正是大城市实现现代化应该实现的目标之一。
“有机性疏散”对于大城市负担过重的旧城中心而言，只能是减轻中心的负担，向外疏散，减少人口。
梁先生早年曾提出保护北京城墙，沿城墙开辟绿化带，作为隔离空间，更是现代分区的最佳方案。
近半个世纪以来，我国的城市规划工作，在取得成绩的同时，也经历过不少坎坷，诸如：城市住宅建筑的“见缝插针”，势必就缩小了建筑物之间的距离。
大批违章临建的失控，破坏了城市建筑的格局。
城市办工业则加大城市环境中的火灾危险性。
历史事实证明，控制大城市，发展小城市，依然是当前和今后一个长期的战略目标。
保护文物建筑免遭火焚 早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的战乱期间，梁思成先生就曾为保护文物而奔走。
当时他曾任教育部战区文物建筑保护委员会副主任。
二战期间，当美军即将大反攻时，他编辑了中国古代、古建、古迹的保护名单，同时还指出对日本京都、奈良等重要历史建筑也予以保护。
结果，使许多重要文物建筑得以免遭战火袭击。
在北平解放前夕，他带领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夜以继日地编写了一份《全国文物建筑简目》，这个材料曾被印发给解放军各作战部队，使许多文物建筑免遭战火的袭击。
梁思成先生从小在日本生活了十多年，对日本的古建筑情况十分了解。
有一次他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报道日本千年古刹法隆寺全堂被火烧毁了，他格外惋惜。
当日本友人清水正夫来华访问，见到梁思成时，他就迫不及待的问法隆寺是否完全烧毁了，有无修复之可能。
清水正夫答道：尚可修复。
梁思成先生这才放下心来。
几年之后，清水正夫再次访华，梁恩成先生到他下榻的北京饭店看他，梁思成先生再一次问法隆寺金堂的修复问题。
当清水正夫说法隆寺金堂已经完全修复，并将表面烧损的木柱依然保留时，梁先生非常高兴地说：保存着火的痕迹，可以警示后人。
不燃结构的民族性的现代建筑 如今社会上有一种偏见，一提起梁思成，就联想起“大屋顶”，似乎大屋顶就等于梁思成。
其实这是对梁思成先生的误解。
他爱中国的古代建筑，对紫禁城的宫殿、天坛、颐和国、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以及全国各地的名胜古迹，如数家珍。
但是他从来不主张照抄木结构的古建筑格局。
在他设计或在他指导下设计的建筑物，最讲究得是建筑的艺术性，建筑的民族性，传统与革新，美观实用、经济、坚固，还要防火性能良好。
他所设计或在他指导下设计的建筑物，都是一级防火等级的建筑物，从来没有一幢是木质结构的宫殿式建筑。
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
其避雷针是带状的，而不是针状的，能同主体结构造型相适应。
美观的建筑艺术同防雷实用效果相结合。
扬州鉴真和尚纪念堂，也是梁思成先生设计的。
其建筑设计也是相当好的，并被评为优秀设计作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的图案，也是在梁思成先生的主持下由清华大学营建系设计的。
始终不渝地提倡“中而新”的建筑创作观 所谓“中而新”，就是不割断历史根脉的现代创作实践之路。
“中”是中华民族个性的文化基因遗传。
“新”是无限而有序的现代发展。
“中”与“新”的有机结合，才具有合而不同的建筑文化的现代生命力。
这种建筑创作观，现代城市“开辟新区、保护故城”有机的疏散理念，可以使古代建筑同新区的开辟同步发展，可以使百姓生活安居乐业。
梁思成先生提倡空间理论。
所言“建筑是组织空间的艺术”。
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那时，我国汽车工业尚未十分发达的情况下，梁恩成就提出重要公共建筑场所，要留出较大广场和车道，以便用于停车和通行车辆。
这已被事实证明是完全正确的先见之明。
随着汽车工业的发展，许多大城市汽车保有量逐年上升，而在这些城市中，凡是交通不畅，救援空间不足，必将造成惨重的伤亡与损失。
“酒香不怕巷子深”的观念，对于现代城市的管理而言，是不科学的。
经批准的北京市总体规划，终于确定了北京的城市性质是“全国的政治中心和文化中心”，确定了要大力保护古都风貌，决定要将城内一切工厂迁出城外，即使城外工厂，如果对环境不利，有碍于消防安全，也不能发展，并将逐步外迁。
这个规划的实施，必将为北京提供一个良好的生活环境，这也是梁思成先生生前最大的愿望。
梁思成先生把一生献给了建筑教育事业，论著颇丰，他编写的《营造法式注释》和《中国建筑史》等，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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