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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更转篇(一):拂拭的近义词

　　一、【近义词】
　　扫除
　　二、【基本解释】
　　[释义]
　　(动)掸掉或擦掉(尘土)。
　　[构成]
　　并列式：拂+拭
　　三、【英文翻译】
　　1.whisk off; wipe off
　　四、【短语造句】
　　1. 在阳光下微风拂拭中波动起伏的高高绿草给人以无限自由的气息。
　　2. 从现在开始我将每天看着你整理你的床铺，扫地板和拂拭所有的家具。
　　五、【详细解释】
　　◎ 拂拭 fúshì
　　[whisk or wipe off;flick;brush clean] 掸去或擦去尘土
　　(1).掸拂;揩擦。 汉 刘向 《新序·杂事二》：“

五更转篇(二):中国佛教音乐的源流

　　中国佛教音乐是中国传统音乐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文化遗产。
　　佛教音乐最初源于印度。公元前后，天竺的佛教音乐甚盛。后随佛教传入中国内地。当时称为梵呗。慧皎的《高僧传》云：“天竺方俗，凡歌咏法言，皆称为呗。至于此土，咏经则称为转读，歌赞则号为梵呗。佛教传入中国后，逐渐与中国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终形成中国化的佛教。
　　中国佛教音乐史大致可分为五个阶段：(1)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2)自东晋至齐梁的华北及多样化阶段;(3)唐代的繁盛及定型化阶段;(4)宋元直至近代的通俗化及衰微阶段。(5)现代佛教音乐的复兴阶段。
　　一、佛教初弘期的“西域化”阶段
　　自佛教开始传入至三国时，有来自印度、西域的佛教音乐。其主要代表人物是：竺示兰、迦时摩腾、支谦、有“胡呗三契”和“高声梵呗”。印度佛教音乐在流传中，因汉、梵语音不同，曲调难以通用和接受，为了便于弘扬佛法，为广大信徒所接受，音乐遂“改梵为秦”，用中国的音调来配唱汉译经文。相传最早改梵为秦的是三国魏曹植。魏晋间的佛教出现了与印度佛教音乐相异的形式，由中国人创造的佛教音乐，可视为中国佛教音乐的萌芽。
　　二、多样化阶段
　　南北朝时，随着佛教的传播，民间吟唱赞偈甚为流行。佛教中涌现了一些有民族文化和艺术修养的僧人，在慧皎的《高僧传》和道宣的《续高僧传》等书中，记载了南北朝至唐朝初的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如道照、慧琚、道慧、真观等。据传，他们皆“尤善唱导、出语成章”“声韵锤铃”“唱说之功、独步当世”。梁武帝萧衍积极倡导佛教音乐，《随书·音乐志》云：“制《善哉》《大乐》《大欢》《天道》《仙道》《神王》《龙王》《灭过恶》《除爱水》《断苦轮》等十篇，名为正乐”。另外，他还开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法乐童”，让“童子传歌梵呗”，又多次举办“无遮大会”，为中国佛教音乐创作、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场所和条件。南北朝时代，乐僧辈出，新创作丰富多彩，信众欢迎，加上帝王倡导，这就为佛教音乐的中国化奠定了基础。
　　三、繁荣定型阶段
　　唐代，西域音乐广泛传入中原地区，唐太宗在宫廷欢宴百僚时，经常演奏《燕乐》《清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等十部乐。其中《天竺乐》《西凉乐》《龟兹乐》等西域音乐和佛教音乐均有密切的关系。同时，中国佛教音乐在创作和演唱、演奏上均达到很高水平，进入了鼎盛时期。庙会在唐代已成为艺术表演场所，寺院成为保存和传习佛教音乐的中心，僧人中演唱、演奏大师辈出。
　　例如《宋高僧传》称少康唱偈赞，“皆附会郑卫之声，变体而作。非哀非乐，不怨不怒，得处中曲韵”;又如段善本，贞元年间与有“长安第一手”之称的琵琶演奏家康昆仑比艺，其高超的演奏技术使听众倾倒，康昆仑惊服，后拜其为师。
　　唐代佛曲名目甚多。据任二北对敦煌卷子中的500余首曲名进行考证研究，其中佛曲有：《婆罗门》《佛说楞伽经禅门》《散花乐》《归去来》《百岁篇》等281首。在陈

五更转篇(三):《般若波罗密多心经》的净觉校本

　　在中国禅宗发展史上，以神秀为代表的北宗曾长期流行以长安和洛阳为中心的北方地区，影响很大。
　　唐後期以後，慧能创立的南宗迅速风行全国，发展成禅宗的主流，北宗逐渐衰微。与此相应，禅宗的史书、禅法论著，也多是南宗的著述，而北宗的史书文献在进入宋以後渐渐湮没无闻。本世纪二十年代以後，中日学者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了大量早期禅宗文献，其中关於北宗的史书以唐净觉的《楞伽师资记》、杜　的《传法宝纪》二书最为有名，从中可以了解禅宗早期的历史和北宗对禅法的主要主张。

　　本文据有关资料对《楞伽师资记》的作者净觉(683-?) 的生平事迹作了考察，并对他所著的《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思想作了分析介绍。所用《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的本子是敦煌名士任子宜於1935年在敦煌千佛山之上寺发现的，史学家向达1943年曾目睹并在《西征小记》的文章中向世人介绍过，现保存在敦煌县博物馆中。
　　本文对净觉的家世及出家前後师事神秀、慧安、玄赜的经历等作了考证。说净觉在太行山灵泉谷写了《楞伽师资记》，此书是在继承其师玄赜《楞伽人法志》的基础上写的。净觉在此另著有《金刚般若理镜》一卷，久佚。开元十五年 (727) 他应请到金州注释《般若心经》，此即《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
　　笔者在净觉《注般若心经》思想的介绍中，认为他对经文的注释，可看作是他对禅法的理论主张。净觉据般若空思想，对世俗世界及其一切观念、言教作了彻底的否定，认为最高的认识境界是在精神上达到「空无所得」，由此而得超凡入圣的至上智慧。本文又通过分析认为，净觉据中观「不二」法门，主张出世与入世相通，说「生死性即涅盘」，众生可在现实生活中修证成佛。这种主张接近南宗的禅法理论。文後所附《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全文，是以敦煌博物馆所藏抄本 (编号七七) 为底本，参考敦煌文书斯坦因4556号 (藏伦敦大英博物馆) 的照片和日本柳田圣山的校本 (载其《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而校订的)。本文的发表，将为研究禅宗早期历史和思想，提供新的资料。
　　一、净觉其人其事
　　(一)前言
　　敦煌县博物馆所藏七七号抄经原是已故敦煌县名士任子宜所有。1943年历史学者向达到敦煌访查古写经时，曾从任子宜处见过这个抄本。他在1950年发表的《西征小记》中对此作了报导，说在这个抄本上有《菩提达摩南宗定是非论》、《南阳和上顿教解脱直了性坛语》、《南宗顿教量上大乘坛经》及净觉《注般若波罗蜜多心经》(原文「般若」上误加「金刚」二字)。(1)净觉《注般若心经》迄今共发现两个抄本。敦煌县博物馆所藏者为第一个抄本。
　　1954年，日本学者竺沙雅章在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收藏的伦敦大英博物馆的敦煌写本微缩胶卷中，发现了净觉《注般若心经》的另一个抄本，编号是斯坦因四五五六。此抄本首缺，字迹也不甚清晰(报导见1958年10月日本《佛教史学》第七之三)。
　　向达在任子宜处看到前述抄本时，曾把净觉《注般若心经》抄出。此後，向达的抄本经外国学者抄传到国外，辗转传到日本。柳田圣山以斯坦因本为底本，参照向达手抄本作了校勘，并详加注释，发表在1967年由法藏馆出版的《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的「资料的校注」之中。可见，敦煌县博物馆所藏净觉《注般若心经》(下称敦博本)在没有正式发表以前，已通过向达的抄本为部份学者所知。但这里所发表的净觉《注般若心经》是笔者的新校本，是以敦博本为底本，既参照了斯坦因原本，又参考了柳田校本而校出的。柳田圣山教授的校勤成果，被充分吸收。
　　(二)净觉及其著作
　　关於净学的事迹，一般佛教史书无载。从敦煌文书中发现的净觉的另一部著作《楞伽师资记》的自序、这里发表的《注般若心经》前面的李知非的「略序」，以及《全唐文》卷三二七所载王维的《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碑铭并序》三个资料，记载了净觉生平的部分情况。
　　净觉，俗姓韦。李知非「略序」说其祖是「道遥公」之後。北周韦　(502～578)，京兆杜陵(治今西安市南)人，为北周名将韦孝宽之兄，周明帝赐号「逍遥公」。周武帝以佛、道、儒、三教不同，诏韦　辨其优劣。「　以三教虽殊，同归於善，其□似有深浅，其致理如无等级」，及著《三教序》奏上，帝览而称善(《北史》卷
　　(1)此文後收入三联书店1957年版《唐代长安与西域文明》。(六十四本传)。武则天时任司属卿(宗正卿)的韦思谦，「其先自京兆南徙，家于襄阳」(《旧唐书》卷八十八本传)，就是韦　的後裔。其子承庆、嗣立皆在武则天，唐中宗时受到重用。《旧唐书》卷八十八「韦嗣立传」载：嗣立与韦庶人宗属疏远，中宗特令编入属籍，由是顾赏尤重。尝於骊山构营别业，中宗亲往幸焉，自制诗序，令从官赋诗，赐绢二千匹。因封嗣立为逍遥公，名其所居为清虚原幽栖谷。
　　《通监》卷二百九载：嗣立与周高士韦　同族，赐爵逍遥公。嗣立，皇后之疏属也。
　　这里提到的韦庶人即唐中宗的皇后韦氏，因效仿武则天垄断朝政，毒死唐中宗，唐隆元年(710)被临淄王李隆基(後为玄宗)率兵所杀，追贬为庶人。韦承庆、嗣立之子皆见史传，并没有出家为僧者，因此，净觉很可能属於他们的孙辈。王维《碑铭》说净觉是「孝和皇帝庶人之弟」，自然不是亲弟，而原是「宗属疏远」之弟。然而在韦后专权之时，「树用亲党，广纳货赂」，沾亲带故者自不必说，甚至「臧获屠贩之类，累居荣秩」(《旧唐书》卷五十一「韦庶人传」)。净觉正是在这个时候出家为僧的。
　　王维《碑铭》说：中宗之时，後宫用事，女谒　盛，主柄潜移。戚里之亲，同分　组，属籍之外，亦绾银黄。况乎天伦，将议封拜，促尚方令铸印(原「尚」作「上」)，命尚书使备策。诘朝而五土开国，信宿而驷马朝天。禅师叹曰：昔我大师尚以菩提释位，今我小子欲以恩泽为侯。仁远乎哉，行之即是。裂裳裹足以宵遁，乞食糊口以兼行，入太行山，削发受具，寻某禅师故兰若居焉。
　　李知非「略序」说：其禅师年二十三，去神龙元年在怀州太行山稠禅师以杖解虎斗处修道，居此山注《金刚般若理镜》一卷。其灵泉号『般若泉』也。
　　看来这两个记载说的是同一个时间的同一件事。据此，净觉在唐中宗复位的神龙元年(705)为逃避从韦后封官授爵的恩荣，到怀州(治今河南沁阳)太行山的北齐僧稠(480～560)曾住过的地方出家修道。《续高僧传》卷十六「僧稠传」载，北齐文宣帝天保三年(552)为僧稠在邺城西南八十里龙山的南边建云门寺，请他居住。并引《云门象图》的记述，说僧稠「解　虎之斗情，禁稍养之深毒。」可见净觉修道的地方就是属於太行山脉的龙山的云门寺旧址，在今河南安阳县西南的宝山。神龙元年(705)净觉年二十三。可见他生於唐高宗永淳二年(683)。大概从北周逍遥公韦　以来，韦氏家族就信奉佛教。在净觉出家之前，已经奉佛学禅了。据《楞伽师资记·序》(2)，记载武则天大足元年(700)，净觉在东都洛阳「遇大通和上讳秀，蒙授禅法，开示悟入，似得少分。每呈心地，皆云努力」。四年後，神秀去世。由此可知，净觉在到太行山出家为僧之前，已经从神秀接受北宗禅法。太行山「灵泉」(般若泉，《楞伽师资记》的「太行山灵泉谷」当为同地)距洛阳不远。看来净觉有时也离开此地回到洛阳。《楞伽师资记》自序说：有安州寿山大和上讳赜，俗姓王，太原祁县人也。因高祖作牧，生在云梦之泽，是　州东山忍大师传灯弟子也。......大唐中宗孝和皇帝景龙二年，有□召入西京。便於东都广开禅法。净觉当即归依，一心承事，两京来往参觐，向经十有余年，所呈心地，寻已决了。祖忍大师授记云;安州有一个，即我大和上是也。
　　李知非「略序」说：净觉......先是荆州秀大师门人，复是洛洲嵩山禅师足下，又是安州寿山赜大师传灯弟子。古禅训曰：宋太祖时，求那跋陀罗三藏禅师以《楞伽》传灯，起自南天竺国，名曰南宗。次传菩提达磨禅师，次传可禅师，次传粲禅师，次传蕲州东山道信禅师，远近咸称东山法门也。次传忍大师，次传秀禅师、安禅师、赜禅师。此三大师，同一师学，俱忍之弟子也。...... 其赜大师，所持摩纳袈裟、瓶钵、　杖等，并留付嘱净觉禅师。比在两京，广开禅法，王公道俗，归依者无数。弘忍(601～674)的著名弟子有十一个，其中的潞州法如、荆州神秀、安州玄赜、嵩山慧安(老安、道安)、资州智诜及南宗创始人韶州慧能等人最为有名。净觉 (2)柳田圣山《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附录资料。此书1967 年由法藏馆出版。
　　在景龙二年(708)师事玄赜之前，除从神秀受传禅法，还师事过嵩山慧安。
　　慧安(582～709)，《宋高僧传》卷十八、《景德传灯录》卷四都有传，另《全唐文》卷三九六有宋儋撰的《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铭》。他师事弘忍的时间，《宋高僧传》、和《传灯录》讲是在「贞观(627～649)中」，是不可能的。据《传法宝纪》，道信死於永徽二年(651)，弘忍才嗣法传禅。慧安只能在此之後从弘忍学禅，而此时慧安已经七十多岁被人称为老安。此後游历终南山、滑台，久视元年(700)与荆州神秀、安州玄赜，随州玄约一起应武则天之诏请入京。慧安经常住的地方是嵩山少林、会善二寺。在神秀去世时(706)，慧安曾回家乡荆州，去过当阳玉泉寺。此年受中宗赐的紫袈裟，并应请入京受供养三年。景龙三年(709)死於会善寺。慧安的禅法虽属北宗，但与神秀有所不同，据《圆觉经大疏钞》卷三之下，剑南成都府保唐寺无住的禅派就起源於慧安。原来慧安有一在俗弟子陈楚章(或作璋)，授禅法於无住;无住虽又从无相(金和尚)受法，但其禅法与无相有异，主张「教行不拘而灭识」，即不要一切修行仪式，认为「礼忏转读，画佛写经」皆是「妄想」所为;又认为「起心即妄，不论善恶」，「无忆无念即真，忆念即妄」。《历代法宝记》也说陈楚章「说顿教法」。《传灯录》卷四载，坦然、怀让到嵩山参慧安，问「如何是祖师西来意」，答曰：「何不问自己意」，「当观密作用」;当问：「如何是密作用」时，慧安「以目开合示之」。意为应自悟本性。《宋高僧传》卷九「怀让传」说：怀让受慧安启发而南下曹溪师事慧能。看来慧安的禅法比较接近於南宗的顿教禅法。
　　关於净觉最钦敬之师玄赜，除前面介绍的资料外，所知甚少。从净觉《楞伽师资记》所引的资料来看，他是在玄赜所撰的《楞伽人法志》的基础上写的。玄赜在《楞伽人法志》中以《楞伽经》为心要，说他是在咸亨元年(670)到双峰山师事弘忍的，「首尾五年」，「蒙示《楞伽》义云;此经唯心证了知，非文疏能解」，又记载弘忍死前说的话：「如吾一生，教人无数，好者并亡。後传吾道者，只可十耳。我与神秀论《楞伽经》，玄理通快，必多利益......」，又对玄赜说：「汝之兼行，善自保爱，吾涅盘後，汝与神秀，当以佛日再晖，心灯重照。」从这些记述，可知玄赜是以与神秀共承弘忍之後自许的。
　　净觉在玄赜门下十有余年，即从景龙二年(700)到开元六年(718)以後。在这期间，他除来往於长安、洛阳之外，还曾回到大行山灵泉谷，《楞伽师资记》署名是：「东都沙门释净觉居太行山灵泉谷集」，就是个证明。此书记载：「唐朝荆州玉泉寺大师讳秀，安州寿山寺大师讳赜，洛州嵩山会善寺大师讳安，此三大师，是则天大圣皇后，应天神龙皇帝、太上皇，前後为三主国师也。」按睿宗自尊为「太上皇」是在先天元年至开元四年死为止(712～716)，死後才有「睿宗」的庙号。据此，《楞伽师资记》是净觉在这四年之间写於太行山灵泉谷的。
　　开元十五年(727)，金州司户尹玄度、录事参军郑暹等，「於汉水明珠之郡」，请净觉注释《般若心经》。在这期间，「皇四从伯中散大夫行金州长史」李知非「每亲承妙决谛观奥义」，看来与净觉相处十分亲密。对於李知非「略序」中的这段记述如何理解?
　　唐代金州属山南西道，在今陕西南部的汉水流域，治所在西城(今安康)。所谓「汉水明珠之郡」，即指金州，实即治所西城。唐代有时改郡为州，有时改州为郡。柳田圣山以为「汉水明珠之郡」在今「陕西宁羌州沔县之西部」( 1967法藏馆出版《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第二章第六节)，又不知其所据。金州有户不到二万，按《旧唐书·职官志》属於「下州」，应有刺史一员，别驾一人，长史一人(正六品上)，司马一人，录事参军事一人(正八品上)及司户、司法等各一人(正八品下)。李知非是「皇四从伯」，意为与中宗、睿宗(二人是兄弟)是从兄弟关系，是玄宗的从伯父(排行四)，其事迹不见史传。「中散大夫」属正五品上。李知非与金州司户、录事参军是净觉的信徒和供养者。净觉注《般若心经》时年已四十五岁。
　　李知非「略序」说玄赜将衣□「并留付嘱净觉禅师」，是否可信?已不可考。这种说法虽为早期禅宗师资传衣说，但不能看成是祖统说。从净觉《楞伽师资记》来看，他虽以神秀、玄赜、慧安「俱承忍禅师後」，实际以神秀为六祖，又以普寂、敬(景)贤、义福、惠福「俱承大通(神秀)和上後」。这与神会的祖统传衣(传「祖传袈裟」，据称是达摩的袈裟)说，是不可相提并论的。
　　王维的《碑铭》称净觉是「大唐大安国寺故大德净觉师」。大安国寺是睿宗舍即位前的旧邸建造的，曾在这里从崇业受菩萨戒(《宋高僧传》卷十四)。净觉何时入住此寺，何时去世，不得其详。
　　净觉的著作，迄今只知有三种：(1)《金刚般若理镜注》一卷，已佚。(2)《楞伽师资记》一卷，胡适於1926 年从敦煌遗书中发现三种抄本(斯坦因二0五四、四二七二和伯希和三四三六)，交朝鲜人金久经校刊出版，金後又重加校订，收入1934年於沈阳出版的《姜园丛书》之中。日本矢吹庆辉1930年发现第一种，在《鸣沙余韵》(1930年岩波书店出版)中影印介绍，後以此为底本，校之以金氏本，收在《大正藏》第八十五卷之中。以上诸本的序文皆首缺。
　　1954年筱原寿雄在《内野台岭先生追悼论文集》中发表了用以上诸本重加校订并作注释的《楞伽师资记校注》。1967年柳田圣山在《初期禅宗史书的研究》(法藏馆版)的书後，所附资料中，吸收以往成果，又利用田中良昭新的发现(伯希和三二九四、三五三七)，发表了新校订的《楞伽师资记序》，补上卷首所缺一百六十余字。这部分记述净觉师事神秀、玄赜事□，十分重要。此後，柳田又校勘、日译了此书全文(《初期的禅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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