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高粱作者莫言]红高粱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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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红高粱作者]从莫言《红高粱》看真实作者与隐含作者的关系

　　在莫言的《红高粱》中可以看到，与作家真实形象或一致或差距较大的多个“隐含作者”形象在文本中相互对话。
　　1961年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首先提出“隐含作者”概念，将真实作者和文本的真正创作者做出区分。在阅读的过程中，对文本进行整体细读，挖掘小说的深层意蕴，寻找作家背后的“真正写作者”，并将其与现实作家的形象进行比较，寻找其中的亲密和游离，会帮助我们打破对作家的盲目印象，寻找和把握其创作的本质。本文以莫言的《红高粱》为例，探讨莫言和他创造出的“第二自我”之间的关系，以期更好地把握文本中语言和意义的狂欢。

　　一、何为“隐含作者”
　　布斯认为“隐含作者”是“真人(作家)的一个理想的、文学的、创造出来的替身”①，是隐含在作品背后的作者的“第二自我”。由于人性的多样性和社会生活的复杂性，这一“第二自我”一般是经过有意选择所创造出的较为“理想”的形象。他站在作家的背后，隐藏在文本之中，操控着文本的构思、素材的选择和叙事的手法。申丹认为，隐含作者涉及作者编码和读者解码两个过程，所谓的编码就是处于特定状态以某种方式和立场进行写作的“作家的第二自我”，所谓的解码，就是文本隐含着的供读者推导出来的创作者的形象。
　　“隐含作者”和作者之间有着不容忽略的区别，但也不可否认两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隐含作者身上有作家真实人生的影子，在创作的过程中，他的自我生活经验、个人心理品格等因素会或多或少地投射到作品中。作者在创作过程中，有时是塑造出立场较为一致的隐含作者形象。但在另一种情况下，由于作家个人的社会经验阅历和所处的社会环境的复杂性，导致一个作品中有着形象不一、相互矛盾、相互对话的“隐含作者”。
　　在文本中，真实作者和“隐含作者”之间有两种关系，一是真实作者的形象和隐含作者的形象比较接近，“文品如人品”，作家的品格和情操在作品中得到集中体现。另外一方面，由于创作意图和表达需要等方面的因素，进行文本写作的“隐含作者”与作家形象存在着较为明显的偏差或对立。
　　二、讲故事的莫言
　　抛去诺贝尔文学奖获奖者的身份，对莫言进行概述是困难的，他是经受饥饿和孤独的农村孩子，当兵离开农村开始创作，以先锋姿态出现，风格奇诡。他以暴力、血腥、荒诞却传奇幽默的笔触写作，创造出了世界文学地图上的“高密东北乡”。而在此之外，真实的莫言是怎样的呢?通过他的传记、演讲、论文、采访、谈话录等，我们看到的是这样一个“讲故事的人”。
　　莫名，原名管谟业，1955年2月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夏庄镇。他成长在一个物质极度匮乏，人民在死亡线边缘挣扎的年代。三年自然灾害和大跃进造成惨烈的大饥荒，加上家庭人口众多，童年的莫言根本无法吃饱。寻找食物的艰辛和饥饿的记忆使他更能理解人生的真谛，他说：“饥饿使我成为一个对生命的体验特别深刻的作家。”②莫言的父亲严厉暴躁，母亲慈爱温顺，但在缺少温暖和安宁的时代里，家庭感情因生活所迫而缺失。“我因为长得丑，饭量大，干活又不麻利，在爷爷奶奶眼里，更是连狗屎都不如的东西。”③这些都使年少的莫言更加敏感和脆弱。
　　“文化大革命”中，莫言因家中“中农”成分而被迫中途辍学，开始下田劳动，年少体弱的他被分配到荒草滩放牛割草，成为大队年龄最小的农民。广阔的土地上没有别人，孤独的莫言观察周围的事物，用幻想平复寂寞，常常跟一头牛、一只羊或天上的鸟对话。这些幻想日后都成为他的叙述对象，成为故事的素材。他在诺贝尔文学奖演讲中说，他一直都在用年少所听的说书人甚至是爷爷奶奶、村里面老人的方式讲故事。在文化贫瘠的乡村里口耳相传着关于鬼神妖怪的故事和历史传奇，年少的莫言在田间地头、牛棚马厩、集市说书处甚至是自家的炕上，开始了“用耳朵阅读”。《聊斋志异》《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等中国古典小说和当时流行的《青春之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等小说是他最初的阅读经历。在不断地幻想和听故事中，莫言表现出了强大的说话欲望和说话能力，他不断地复述、改编听到的和看到的故事给母亲和家人听。那个时候，被打成右派回村劳动改造的大学生讲述的“作家每天三顿饺子”的故事让他下定决心做个作家。
　　1976年初，21岁的莫言终于离开农村成为一名新兵，离开他所仇恨的消耗生命的故乡，“我有鸟飞出笼子的感觉。我觉得那里已没有什么东西值得我留恋了”④。
　　1982年，他从河北保定调至北京延庆。1984年到1986年在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期间，他开始更为广泛地阅读。马尔克斯、福克纳等人讲述故事的语气和态度感染了莫言，他认为福克纳像故乡的老农一样亲切。受到约克纳帕塔法县的启示，莫言开始用笔写故事，塑造他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将他所见到的农村里鸡毛蒜皮的事情胡说八道出来。
　　莫言当兵离家前，他的父亲对他说：“凡事谨慎，切记祸从口出，人不要张狂，否则必遭祸患。”⑤后来他改名莫言，提醒自己少说话，别说错话。在他成名之后的公开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莫言是一个质朴而谨慎的人，记者对他的评价是：“他态度谦和、恭敬，在体制内、在岗位上，兢兢业业。”⑥
　　三、“第二自我”的写作
　　莫言是一个谦逊、温和、不愠不火的人，但论及写小说，他曾说过：“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想怎么写，就怎么写。在日常生活中，我可以是孙子，是懦夫，是可怜虫，但在写小说时，我是贼胆包天、色胆包天、狗胆包天。”⑦在这里可以看到，莫言在创作过程中，有意地区分了现实中的自我和隐藏在文本背后的“第二自我”。
　　1984年莫言借用孙家口伏击战的历史背景，为“我爷爷”“我奶奶”立传，书写了《红高粱》这一部英雄抗战传奇。结合莫言的自身经历，深入分析文本，我们可以看到《红高粱》中的“隐含作者”和作者之间存在着或亲密或游离的关系。 　　(一)隐含作者与作家形象相似
　　莫言曾说：“这几十本书合成的一本书就是作家的自传，这几百个人物就是作家的自我。”⑧他年少的经历和记忆对他的创作个性和作品的深层内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以童年经验和熟悉的生活意象去构建故事，使得在作品中作家的形象和“隐含作者”的形象十分相似。
　　1.忧郁的乡土情怀
　　莫言的童年是不幸福的，饥饿和孤独、压抑和痛苦是他关于故土最深切的印象，青年的他曾急欲逃离故乡。但进入都市后，局外人的身份和城市的喧闹、虚伪、麻木反衬出故乡的淳朴和自然，高密东北乡成为了他的精神依托和归宿。这种从怨乡到恋乡的双重情结在他的小说中重复出现。
　　《红高粱》中，他用“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热爱，曾经对高密东北乡极端仇恨”⑨的“我”来作为叙述者。文本的叙述者也是“隐含作者”的主要构架者之一，使用第一人称进行叙述，必将会形成以这种手法所构成的隐含的作者倾向，读者大多会认为隐含的作者和读者的形象较为相似。莫言也曾说过：“高密东北乡是在我童年经验的基础上想象出来的一个文学的幻境。”⑩而小说中“我”也同样作为故事之外的人回顾历史，表达对故土前辈的情感。
　　文本一方面极力地赞颂了生机勃勃、英雄辈出的故乡，宏阔的抗战背景更衬托出故乡的辉煌。那里种满血一样无边无际的红高粱，那里有着最英勇的男人和最泼辣的女人，那里充斥着最为原始的生命活力和野性狂欢。“第二自我”的创作过程中，借用了作家的童年记忆，墨水河底的螃蟹、白肥鳝，空气中半透明的雾气等场景更增添了故乡的真实感。另一方面文本中也将故乡最肮脏、污秽、丑陋、龌龊的细节展现，因为一头大黑骡子外祖父将“我奶奶”嫁给患麻风病的单扁郎，“我奶奶”出嫁时候“踩街”和“颠轿”等旧风俗，粗野的轿夫，拦路吃佧饼的劫路人，野地通奸苟合等勾画出了一个蒙昧而野蛮的原乡。
　　“隐含作者”使用了作家莫言所熟知的故土和他对故乡的矛盾情愫，将其恋乡和怨乡的双重感情放置在同一场景下，放弃了塑造一个和谐理想的梦想家园，而是描绘了一个鱼龙混杂、并不单纯美好的原生态高密东北乡。
　　2.生命的礼赞和“种”的忧虑
　　《红高粱》并没有遵从传统的抗战故事和意识形态路径，而是以更加激越和狂放的民间方式讲述。文本由两条线索交织而成，一是“我爷爷”作为土匪司令带领“我父亲”抗击日军，二是“我爷爷”和“我奶奶”张扬恣肆的爱情故事。“我爷爷”抢占“我奶奶”，杀单家父子，高粱地里野合，大闹酒坊;但他也率领乡亲们伏击日军，是一个狂野、豪放却富有正义感的土匪头子和抗战英雄。“我奶奶”是个美丽热情、泼辣野性、完全背离封建妇德却支持男人抗日而死的奇女子。他们和高粱地里的先辈们都不羁礼俗，无所顾忌，只遵从于内心的渴望和感受，焕发着旺盛的原始生命力。
　　莫言当兵离乡后开始在城市生活，生活环境和社会角色的转换带给他很大的心理负荷，他曾写道：“狗啊，不要仇视我，我知道北京是你们的北京，你很讨厌我们这些外地土鳖混来，给你一块肉，不要仇视我，我暂时居留在此，随时都会回去。”都市文化的紧张、疏离、压抑和虚假，和他“作为一个农民出身的人，根还在农村，对城市文明有着天然的抵触，使他更加渴望无拘无束、热情奔放的生命态度。
　　在《红高粱》中，作家以“谨以此文召唤那些游荡在我的故乡无边无际的通红的高粱地里的英魂和冤魂”的方式，为先辈树碑立传，表现了对“我爷爷”“我奶奶”的崇敬和膜拜，对我们这些后世“不肖子孙”的失望，对现代人苍白孱弱的生存状况和对“种”的传承的忧虑。这跟莫言在生活中感到压抑困顿，并试图从过去、从原乡寻找日益退化的血性与生命力的形象基本相近。
　　(二)“隐含作者”与作家形象不同
　　莫言说：“一个人在日常生活中应该谦卑退让，但在文学创作中，必须颐指气使，独断专行。”在创作过程中，作家会根据自己的表达意图塑造出或许与自身形象和品格相差较大的“第二自我”。在《红高粱》中我们也可以看到一个跟现实莫言相差较大的、热衷于暴力血腥描写的“隐含作者”。
　　宏观来看，《红高粱》将民间俚语、俗语、歌谣、齐鲁方言、书面语等多种语言词汇任意混合搭配在一起，并使用较为极端的夸张和铺陈手法，各种感官的混用，形成多声部的语言和语义的狂欢。这些叙述的方式和手法一方面来自于作者的农村生活记忆和阅读经历，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作家天才的想象力和技巧，笔者在此不做过多的阐述。
　　抛去这些，文本对暴力、死亡、性等所进行的展示性的详细描写，是更值得关注的。“隐含作者”在文本中塑造了一个变形而扭曲的世界，用超越禁忌的语言描写了残酷的杀戮和狂放的媾和，呈现出一个残暴、色情乃至审丑、溢恶的情境，这和我们通常所知晓的莫言的形象有着较大的差距。全文中最骇人听闻的是孙五被日本兵强迫活剥罗汉大爷的叙述，先割下耳朵，再割下生殖器，然后从头往下剥下完整无损的整张人皮，最后成了“肉核”。对这种血腥凌迟的详细描述，并不能带给读者美的感受，反而给人一种毛骨悚然、头皮发麻、触目惊心的不舒服感。这样的场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会激起对日本人的仇恨，但在文本中如此赤裸裸地展现暴力和酷刑，始终是打破常规和理性的。
　　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艺术家在日常生活中无法满足的欲望和压抑的个性会在其作品中得到替代性的满足和释放。或许在一定程度上，莫言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饥饿、痛苦、孤独和现实生活中的压抑、局促使他在写作过程中所刻意塑造的“第二自我”很难用单纯的笔触进行叙述，“可能是因为我经历过长期的艰难生活，使我对人性有较为深刻的了解。我知道真正的勇敢是什么，也明白真正的悲悯是什么”。在文本中他以一种更引人注目的方式，呈现给读者一个丑陋、残酷乃至荒诞的世界，以期达到更为广阔的关怀和悲悯。
　　通过对《红高粱》中“隐含作者”与真实作者之间关系的分析，讲故事的莫言和隐藏在他故事之后的“莫言”之间存在着一种既相似又游离的关系，个性迥异的形象在文本中相互对话，构成意义狂欢。更进一步来看，这种关系是一种刻意的塑造还是一种写作中的不自觉选择，在笔者看来并不需要过多的关注。布斯曾说：“他生命中唯一忠实的时候，就是他写自己的小说的那个时候。”或许，擅长于讲故事的莫言，一直都在变换着各种身形穿梭在不同的作品之中，使我们迷失在其所创造的“不可靠叙事者”之中，迷失在高密东北乡的高粱地中。对于一个小说家来说，最有说服力的是他的文字，我们要做的只是回到文本。

篇二:[红高粱作者]《红高粱》小说赏析

　　导语：《红高粱》是中国当代著名作家莫言的作品。《红高粱》以抗日战争及20世纪30、40年代高密东北乡的民间生活为背景，故事中塑造的一系列的抗日英雄却都是正义和邪恶的化身。

　　莫言的小说，表现了富于感性化的风格。他的写作，对当代小说过分的观念结构所形成的文体模式，是一次冲击。他采用一种不受控制的、重视感觉的叙述态度。在描述中，心理的跳跃、流动、联想，大量的感官意象奔涌而来，而创造一个复杂的、色彩斑斓的感觉世界。这种强烈的感性体验的写作方式，与对于带有原始野性生命力的向往有关。不过，有的小说也会由于对感觉过分倚重，表现出控制不够、刻意追求暧昧意象的倾向。
　　一、生命的颂歌
　　德国哲学家叔本华把文学的对象视为生命意志的理念。《红高粱》就是通过“我奶奶”戴凤莲和“我爷爷”余占鳌的故事，以时空错乱的顺序，借用意识流的表现方法，叙述了昔日发生在山东某乡村的一曲生命的颂歌。
　　在小说中“我奶奶”“我爷爷”，他们浑身上下焕发着旺盛的生命力：“奶奶”年轻美丽，“走起路来双臂挥舞，身腰拨动，好似风中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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