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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字报篇一:季羡林小说《牛棚杂忆》自己跳出来

　　引导语：有关季羡林小说《牛棚杂忆》，大家知道哪些?在牛棚中，没有牛头马面，也没有刀山油锅，有的是过去的在讲台下虚心学习的学生。他们摇身一变，成为了“革命小将”，将讲师教授们揪下三尺讲台，关进“劳改大院”，还有什么比看到昔日的学生在一夜间变得面目狰狞、狂热到失去自我更令曾经朝夕相处的老师们心碎呢?下面就是小说的《自己跳出来》原文，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好景从来不长。
　　我快活到了一九六七年的夏秋之交。
　　此时北大的革命小将，加上一些中将和老将，早已分了派。这是完全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三国演义》上说得好：“夫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现在是到了分的时候了。
　　在分裂之前的一个短时期之内，北大曾有过一个大一统的局面。此时群众革命组织只有一个，这就是新北大公社。公社的头子就是那位臭名昭著的所谓“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之一的“老佛爷”。此人据说是“三八式”，也算是一个老干部了，老革命了。但是，调到北大来以后，却表现得并不怎么样。已经是一个老太婆了，却打扮得妖里妖气。她先在经济系担任副系主任。后来又调到哲学系，担任总书记。她寅缘时会，在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上签了一个名，得到了中央某一些人的大力支持，兼之又通风报信，这一个女人就飞黄腾达起来，一时成为全国的中心人物，炙手可热。但是，我同这个人有过来往，深知她是一点水平都没有的，蠢而诈，冥顽而又自大。每次讲话，多少总会出点漏子，闹点笑话。在每次开会前，她的忠实信徒都为她捏一把汗。可就是这样一个人，一时竟成了燕园的霸主，集党政大权于一身，为所欲为，骄横恣纵。
　　有压迫就有反抗，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有的学生逐渐感到不能忍受。于是在新北大公社之外，风起云涌，出现了大大小小的革命组织。大都自称为某某战斗队，命名几乎全取自毛泽东的诗词，什么“缚苍龙”战斗队，什么“九天揽月”战斗队，又是什么“跃上葱笼”战斗队，诗词中可以用来起名的词句，几乎都用光了，弄到新组成的战斗队没法起名的地步。至于战斗队的人数，则极为参差不齐，大的几十人、几百人;小的十几人，四五人;据说还有一个人组成的战斗队。成立手续异常简单，只要贴出一张大字报，写上几句：“东风吹，战鼓擂，看看究竟谁战胜谁”，再喊上几句“万岁”，就算是成立了。不用登记，不用批准，决没有人来挑剔法律程序。当时究竟成立了多少战斗队，谁也不清楚。即使起有考据癖的胡适之先生于九原，恐怕他也只能认输了。
　　这时学校里大字报的数目有增无减。原来有的墙壁和搭的席棚早已不敷应用。于是又有一大批席棚被搭了起来，专供贴大字报之用。大字报的内容，除了宣布某某战斗队成立之外，还有批判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的大字报。有的大字报只有四五张，五六张;有的则扩大到九、十张，甚至百张，大有越来越长之势。附近的居民有的靠捡揭下来的大字报卖钱为生。据说有的学生则靠写大字报练习书法。据我个人的观察，大字报的书法水平确是越来越高，日新月异。这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副产品，恐怕很多人会想不到吧。
　　用大字报来亮相的战斗队，五花八门，五光十色。最初各占山头，后来又逐渐合并。从由少变多，变为由多变少。终于汇成了两大流派：一个是正宗的、老牌的、掌权的新北大公社，一个是汇集众流、反抗新北大公社的井冈山。可以说是一个在朝，一个在野，有如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两派当然要互相斗争，这斗争也多半利用大字报表现出来。英国的保守党和工党怎样斗争，我不大清楚。据说他们是颇为讲究“费厄泼赖”的。在中国，则不大管那一套洋玩意儿。只管目的，不择手段;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平平常常，司空见惯。因此就产生了一种新的“物质”，叫做“派性”。这种新东西，一经产生，便表现出来了无比强大的力量。谁要是中了它的毒，则朋友割席，夫妻反目。一个和好美满的家庭，会因此搞得分崩离析。我实在不能理解，为什么对抗外敌时都没有这么大的劲头，而在两派之间会产生这样巨大的对抗力量?有人贴出大字报：“老子铁了心，誓死保聂孙!”这是何等地惊人的决心!如果在建设四化中有这个劲头，我们中国早就成了亚洲第一条大龙，后来的四小龙瞠乎后矣。
　　现在时过境迁，怎样来评价这两大派呢?在当时，在派性猖狂的时候，客观评价根本上不可能的。现在我觉得可以了。两派基本上都由年轻的教员和学生组成。由于种种原因，老头参加的是不多的。两派当然都有各自的政纲。但是，具体的内容我看谁也说不清楚。论路线，两派执行的都是一条极左的路线，打、砸、抢、抄，大家都干;不分彼此，难定高下。有时候，一个被诬蔑成有问题的教员或干部，两派都抓去批斗。批斗的方式也一模一样。两派都有点患迫害狂的样子，以打人为乐事。被打者头破血流，打人者则嘻嘻哈哈。打人的武器颇具匠心。自行车链条，外面包上胶皮，打得再重，也不会把皮肉打破，不给人留下口实。那一位“老佛爷”经常打出江青的旗号，拉大旗，作虎皮，藉以吓唬别人。对立面井冈山也不示弱，他们照样打出江青的招牌。究竟谁是江青的最忠实的信徒，更是谁也说不清楚了。但是，两派之间有一个极大的区别：新北大公社掌握北大的大权，作威作福，不可一世;而井冈山则始终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这很容易引起一般人的同情。
　　根据我个人的观察，两派的政纲既然是半斤八两，斗争的焦点只能是争夺领导权。“有了权，就有了一切”，这是两派共同的信条。为了争权，为了独霸天下，就必须搞垮对方。两派都努力拉拢教员和干部，特别是那一些在群众中有影响的教员和干部，以壮大自己的声势。这时两派都各自占领了一些地盘。当权派的新北大公社占有整个北大，“率土之滨，莫非王土”。井冈山只在学生宿舍区占领了几座楼。每一座楼房都逐渐成为一个堡垒，守卫森严。两派逐渐自己制造一些土武器。掌权的新北大公社财大气粗，把昂贵钢管锯断，把一头磨尖，变成长矛。这种原始的武器虽“土”，但对付手无寸铁的井冈山，还是绰有余裕。井冈山当然不肯示弱，也拼凑了一些武器。据说两边都有研究炸药的人。在这剑拔弩张的情况下，两派交过几次手，械斗过几次。一名外边来的中学生就无缘无故地惨死在新北大公社长矛之下。
　　这真正是你死我活的搏斗，但中间也不缺少令人解颐的插曲。主斗者都是青年学生，他们还没有完全脱离孩子气。他们的一些举动迹近儿戏。比如有一次，两派正在大饭厅里召开大会进行辩论。唇枪舌剑，充满了火药气味。两派群众高呼助威，气氛十分紧张、严肃。正当辩论到紧急关头，忽然从大饭厅支撑住屋顶的大木梁上，嘭地一声，掉下来了一串破鞋。“破鞋”是什么意思，我国人民，至少是北方人民，都明白的。那一位“老佛爷”就有这样一个绰号。事实真伪，我们不去追究。然而正在这样一个十分严重的关键时刻，两派群众都瞪红了眼睛，恨不能喷出火焰焚毁对方。然而从天上降下来这样一个插曲来，群众先是惊愕，立刻转为哈哈大笑。这一场激烈无比的辩论还能继续下去吗?同样成串的破鞋，还出现在井冈山占领的学生宿舍的窗子外面。其用意完全相同。这些小小的插曲难道不能令人解颐吗?
　　我还在大饭厅参加了另一场两派的大辩论。两派的主要领导人坐在台上，群众坐在台下。领导人的官衔也全都改变了，不叫什么长，什么主任，而叫(也许只有井冈山这样叫)“勤务员”。真正让人感到一股革命的气氛，就好像法国大革命的那样，领导人的头衔也都平民化了。坐在台上的井冈山领导人中居然有一位老人。他是著名的流体力学专家，相对论专家，是一个富有正义感的人，在群众中有相当高的威信，是党中央明令要保护的少数几个人中之一。他是怎样参加群众性的革命组织井冈山的，我不十分清楚。只是从别人嘴中断断续续地听说，他不满那位“老佛爷”的所作所为，逐渐流露出偏袒井冈山的情绪。于是新北大公社就组织群众，向他围攻;有的找上门去，有的打电话谩骂、恫吓。弄得这一位老先生心烦意乱。原来他并没有参加井冈山的意思。但是，到了此时，实逼处此，他于是横下了一条心，干脆下海。立即被井冈山群众选为总勤务员之一。现在他也到大饭厅来，坐在台上，参加这一场大辩论，成为坐在主席台上年龄最大的人。这时大饭厅里挤得水泄不通，两派群众都有。辩论的题目很多，无非是自以为是，而对方为非。这让我立即想到美国总统选举的两派候选人在电视上面对面辩论的情况。辩论精彩时，台下的群众鼓掌欢呼。一时大饭厅中剑拔弩张而又逸趣横生，热闹非凡。
　　当时整个学校的情况就是这样闹嚷嚷，乱哄哄(全国的情况也是这样)。那一句“乱了敌人”的名言，在这里无论如何也对不上号。谁能知道谁是敌人呢?当时全北京，全国的群众组织在分分合合了一阵以后，基本上形成了两大派，在北京这叫做天派与地派。每一派都认为对方是敌人，唯我独革，军队被派出来支“左”，也搞不清楚谁是“左”。结果有的地方连军队也分了派。这实际上是乱了自己。如果真有敌人的话，他们会站在旁边，站在暗中，拍手称快。
　　在这样的情况下，我自己怎样呢?
　　我滥竽人民之中，深知这实在是来之不易。所以我最初下定决心，不参加任何一派，做一个逍遥派是我惟一可选择的道路，这也是一条阳关大道。在全校乱糟糟的情况下，走这样一条路，可以不用操心，不用激动，简直是乱世的桃花源。反正学校里已经“停课闹革命”，我不用教书，不用写文章，有兴趣就看一看大字报，听一听辩论会，逍遥自在，无忧无虑，简直像一个活神仙。想到快意处，不禁一个人发出会心的微笑。

大字报篇二:缅怀哥哥一生

　　14.11.16(日)晴(015)缅怀哥哥一生
　　今天2点15分，我的哥哥包成山因病与世长辞。
　　现摘录哥哥的诗友郭儒贤在几年前为我哥哥出版的诗集《缘情集》所做的序，以寄托我的哀思。
　　《难忘的岁月 难忘的情缘》
　　郭儒贤
　　一
　　未见过包成山时，我就从诗刊上读过他的诗，被他的真情所感动。特别是他在乡下劳动写的诗作，给我留下很深印象。我通过别人了解到他下乡时在白马石公社，我当年下放到山神庙公社，两社接壤。相同的地域，共同的经历和感受，让我与他神交已久。
　　2005年春，我第一次见到成山，是在绿萼诗社的一次给我祝寿的聚会上。成山一进门与我握手，我感到像是老朋友重逢一样。我们畅谈起难忘的岁月，难忘的情怀。当我背诵出他1969年写的一首七律《掐糜子》：“桃红柳嫩梦依稀，秋到田园景更奇。翠岭接天腾骜骏，金粮铺地动涟漪。刀光映手勤成趣，穗浪拍胸爱若迷。身在山乡图画里，与农同乐数晨夕。”他听后非常惊讶。我说：并非我记性好，而是你的诗深深感染了我，引起共鸣，所以我记得很清楚。后来他还回敬我一首词《临江仙》。就这样我们以文会友，一来二去，成了忘年交。
　　二
　　想给包成山先生写出什么所谓的诗评，但是看到达宇师的《情到痴时自有诗》里边精辟的论述，恰到好处的分析，一曰感情的真挚性，二曰形象的鲜活性，三曰语言的质朴性，四曰题材的拓新性。还有顾节维老师的引经据典的鉴赏，分析研究到家了。特别指出包成山的《缘情集》并非尽善尽美，包君成山要知道，“百尺竿头须进步，十方世界是全身”，“删尽冗繁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盼望成山为锦州诗坛肩起承前启后的重任。老前辈的话，说到家了!那是一颗金子般贵重的心。
　　吴勉与成山是老同学，又是45载的情谊笃厚的好友，在《成山其人》的序言中，可见他了解之深，我无以复加。网友李不学的《以情驭笔，笑对沧桑》一文，真是慧眼识英才，一眼就看出《母病吟》是绝对好诗，他分析点评得十分透彻，说明了我们辽西诗词界高人辈出。
　　三
　　我就不写诗评了，我想独辟蹊径，从包成山经历的岁月去感悟他的情缘。
　　包成山今年是花甲之岁。他1948年出生，与共和国一块长大，正是“生在解放前，长在红旗下”。他在幼童时经历了战火的洗礼，青春年华饱尝酸甜苦辣，百般滋味。1964年，他16岁以高出当年一高中录取分数线的成绩却走进了二高包成山。包成山一进二高中就被选为班级学习委员，接着当上团支部书记，是学品兼优的拔尖的学生。他是十七年所谓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贯彻德智体美劳教育方针，培养出的一个英才。当他风华正茂时，却遭遇“文革”的袭击。1966年6月，轰轰烈烈的大批判的狂潮在全国掀起，矛头直指刘少奇、邓小平的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接着大字报铺天盖地。二高中也不是桃花源，老师惨遭被批斗。由于其祖父是“富农”，隔代的他，却背上了这口黑锅。教室门前满墙的大字报说他是“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走白专道路的黑典型”、“黑支部的黑书记”，随后被打入另册。冤枉啊!学习好也有罪?不让他参加红卫兵组织，不叫他乱说乱动，他只好做“逍遥派”。横扫“四旧”、静坐绝食、两派武斗，他只能隔岸观火，只能被动地接受“一斗二批三改”的教育。不让他乘火车去北京，他不甘心，决定徒步进京去见毛主席，“里程九百锤肝胆”。文化大革命对成山来说是一场噩梦。1968年10月8日，在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中，他和同学被大卡车送到锦西最为偏僻贫困的白马石公社插队落户，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后来许多同学或参军，或被招工，都陆续返城，而他在山沟里一呆就是十四年。这难忘的岁月，使开始思考，并用诗的语言记录自己的感慨。“文革”将美丽变成丑陋;将高贵变成低贱，将思想变成盲从，他无力改变客观存在，只能“手握红书作指南”了!
　　他学农，播谷，春种，夏锄，秋忙，种菜，掐糜子……在劳动中寻求快乐。他思想感情还是单纯的，只能适应环境。不适应又如何?
　　四
　　当年，毛主席这句话说的很对“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乡下老百姓看出有才华，极力推荐他到师范学习，然后回来教书。于是三尺讲台，有了他的英雄用武之地。他在《园丁情志》中写出：“园丁岂可清闲，为几亩春苗紧周旋，愿课兼文理，班带复式;启蒙增智，德育当先。小树今朝，栋梁来日，立地擎天多壮观。雄心在，付千辛万苦，绝不食言。”正当他施展才能，不舍昼夜为农民子弟尽职尽责之际，1974年的“反击资产阶级教育路线回潮”又兴风作浪，他一夜之间又成了黑典型。被白马石公社师生大会批判后，由中学教导主任贬职到只有四名教师的一个村小学当负责人。他在搬家途中沉吟道：“勤勉偏因勤勉辱，赤诚竟自赤诚罚。”当时是由于北京海淀区中关村第一小学五年级上学的黄帅被老师批评了，她给报纸写信，却被江青利用她来反对“师道尊严”!于是全国各地来反潮流!却深受其害。黄帅与张铁生一样是四人帮的整人的政治运动工具，也是社会畸形的产物!1979年9月5日，黄帅跨进了北京工业大学的校门，开始了人生新的旅程。当时胡耀邦说：“黄帅考了320分，不录取，小孩子犯错误，能让她自己负责吗?有的同志就没有大眼光。黄帅如吸取教训，四五年后也可能了不得。一个人有正反两方面经验，就很了不起。”然而包成山的无辜，何处去讲理?
　　粉碎“四人帮”以后，国家又重视教育了!公社党委调包成山到白马石中学任校长。他写出《重返校园二首》：“从教当年动乱中，丹心一片苦经营。肩挑重担推难忍，胸有良谋干不成。一介书生耕地垄，几番夜梦做园丁。而今步入中心校，定让学苗又样红。”
　　毫无疑义地说包成山是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教育事业的。他将火热的青春年华，毫不保留贡献给教书育人的神圣事业。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遭到风吹雨打，“几次含苞萼欲凋”，但他不消沉，“剑气上云霄，生我何甘落寂寥”，意志坚定，信念永恒。
　　他不攀比，不动摇，尽管许多同学参军入伍，招工回城，推荐上工农兵大学，都是没有他的位置，还是埋头苦干，为祖国的未来尽心尽力，实在是难得的雄心壮志!

大字报篇三:龙应台经典散文

　　龙应台，1952年2月13日生于中国台湾高雄大寮乡眷村，现代作家、曾为“中华民国文化部部长”。1974年毕业于国立成功大学外文系后，赴美国求学，后获堪萨斯州立大学英美文学博士。[1] 1988年迁居德国，在法兰克福大学任教授。1994年，出版《人在欧洲》。
　　《目送》
　　华安上小学第一天，我和他手牵着手，穿过好几条街，到维多利亚小学。九月初，家家户户院子里的苹果和梨树都缀满了拳头大小的果子，枝丫因为负重而沉沉下垂，越出了树篱，勾到过路行人的头发。
　　很多很多的孩子，在操场上等候上课的第一声铃响。小小的手，圈在爸爸的、妈妈的手心里，怯怯的眼神，打量着周遭。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一件事情的毕业，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
　　铃声一响，顿时人影错杂，奔往不同方向，但是在那么多穿梭纷乱的人群里，我无比清楚地看着自己孩子的背影──就好像在一百个婴儿同时哭声大作时，你仍旧能够准确听出自己那一个的位置。华安背着一个五颜六色的书包往前走，但是他不断地回头;好像穿越一条无边无际的时空长河，他的视线和我凝望的眼光隔空交会。
　　我看着他瘦小的背影消失在门里。
　　十六岁，他到美国作交换生一年。我送他到机场。告别时，照例拥抱，我的头只能贴到他的胸口，好像抱住了长颈鹿的脚。他很明显地在勉强忍受母亲的深情。
　　他在长长的行列里，等候护照检验;我就站在外面，用眼睛跟着他的背影一寸一寸往前挪。终于轮到他，在海关窗口停留片刻，然后拿回护照，闪入一扇门，倏乎不见。
　　我一直在等候，等候他消失前的回头一瞥。但是他没有，一次都没有。
　　现在他二十一岁，上的大学，正好是我教课的大学。但即使是同路，他也不愿搭我的车。即使同车，他戴上耳机──只有一个人能听的音乐，是一扇紧闭的门。有时他在对街等候公车，我从高楼的窗口往下看：一个高高瘦瘦的青年，眼睛望向灰色的海;我只能想象，他的内在世界和我的一样波涛深邃，但是，我进不去。一会儿公车来了，挡住了他的身影。车子开走，一条空荡荡的街，只立着一只邮筒。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我慢慢地、慢慢地意识到，我的落寞，彷佛和另一个背影有关。
　　博士学位读完之后，我回台湾教书。到大学报到第一天，父亲用他那辆运送饲料的廉价小货车长途送我。到了我才发觉，他没开到大学正门口，而是停在侧门的窄巷边。卸下行李之后，他爬回车内，准备回去，明明启动了引擎，却又摇下车窗，头伸出来说：“女儿，爸爸觉得很对不起你，这种车子实在不是送大学教授的车子。”
　　我看着他的小货车小心地倒车，然后噗噗驶出巷口，留下一团黑烟。直到车子转弯看不见了，我还站在那里，一口皮箱旁。
　　每个礼拜到医院去看他，是十几年后的时光了。推着他的轮椅散步，他的头低垂到胸口。有一次，发现排泄物淋满了他的裤腿，我蹲下来用自己的手帕帮他擦拭，裙子也沾上了粪便，但是我必须就这样赶回台北上班。护士接过他的轮椅，我拎起皮包，看着轮椅的背影，在自动玻璃门前稍停，然后没入门后。
　　我总是在暮色沉沉中奔向机场。
　　火葬场的炉门前，棺木是一只巨大而沉重的抽屉，缓缓往前滑行。没有想到可以站得那么近，距离炉门也不过五公尺。雨丝被风吹斜，飘进长廊内。我掠开雨湿了前额的头发，深深、深深地凝望，希望记得这最后一次的目送。
　　我慢慢地、慢慢地了解到，所谓父女母子一场，只不过意味着，你和他的缘分就是今生今世不断地在目送他的背影渐行渐远。你站立在小路的这一端，看着他逐渐消失在小路转弯的地方，而且，他用背影默默告诉你：不必追。　　弟弟踱了过来，我们默默对望;是的，我们都知道了：妈妈要回的“家”，不是任何一个有邮政编码、邮差找得到的家，她要回的“家”，不是空间，而是一段时光，在那个时光的笼罩里，年幼的孩子正在追逐笑闹、厨房里正传来煎鱼的滋滋香气、丈夫正从她身后捂着她的双眼要她猜是谁、门外有人高喊“限时专送拿印章来”……
　　妈妈是那个搭了“时光机器”来到这里但是再也找不到回程车的旅人。
　　《散步》
　　回屏东看母亲之前，家萱过边境来访。细致的她照例带了礼物。一个盒子上写着“极品燕窝”，我打开看一下，黑溜溜的一片，看不懂。只认得盛在瓷碗里头加了冰糖的白糊糊又香又甜的燕窝;这黑溜溜的原始燕窝──是液体加了羽毛、树枝吗?还真不认识。不过，家萱当然是送给母亲吃的，我不需操心。
　　她又拿出一个圆筒，像是藏画的。一卷纸拿出来，然后一张一张摊开，她说：“我印得多了，想想也许你妈可以用。”
　　海报大小的白纸，印着体积很大、油墨很浓的毛笔字，每一张都是两三行，内容大同小异：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深爱您。
　　您的房子、看护、医药费，我们全都付了。
　　我们承诺，一定竭尽所能照料您。
　　请您放心。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最亲爱的妈妈：
　　我们都是您含辛茹苦培养大的。
　　我们感念您。
　　我们承诺：您所有的需要，都由我们承担。
　　请您放心。相信我们对您的深爱。
　　您的孩子：家萱
　　家齐
　　家仁
　　我看着家萱，忍不住笑。上一回，我们在交换“妈妈笔记”时，她说到八十岁的母亲在赡养院里如何如何地焦虑自己没钱，怀疑自己被儿女遗弃，而且一转身就忘记儿女刚刚来探视过而老是抱怨孩子们不记得她。我拿出自己“制造”的各种银行证明、抚养保证书，每一个证明都有拳头大的字，红糊糊、威风凛凛的印章，每一张都有一时的“安心”作用。没想到家萱进步神速，已经有了独家的“大字报”!
　　“是啊，”她笑着说，“我用海报把她房间的墙壁贴得满满的。她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可以一张一张读，每一张我们姐弟都给签了名。”
　　“有效吗?”我问。
　　她点头，“还真有效，她读了就安心。”
　　“你拿回屏东，贴在你妈房里吧。”
　　她的笑容，怎么看都是苦的。我也发现，她的白发不知何时也多了。
　　我把大字报一张一张拾起，一张一张叠好，卷起，然后小心地塞回圆筒。摇摇头，“妈妈又过了那个阶段了。她已经忘了字了。我写的银行证明，现在她也看不懂了。”
　　回到屏东，春节的爆竹在冷过头的冬天，有一下没一下的，凉凉的，仿佛浸在水缸里的酸菜。陪母亲卧床，她却终夜不眠。窗帘拉上，灭了大灯，她的两眼晶亮，瞪着空蒙蒙的黑夜，好像瞪着一个黑色的可以触摸的实体。她伸出手，在空中捏取我看不见的东西。她呼唤我的小名，要我快起床去赶校车，不要迟到了，便当已经准备好。她说隔壁的张某某不是个东西，欠了钱怎么也不还。她问，怎么你爸爸还没回家，不是说理了发就马上回来吗?
　　我到厨房拿热牛奶给她喝。她不喝。我抚摸她的手，拍她的肩膀，像哄一个婴儿，但是她安静了一会儿又开始躁动。我不断地把她冰冷的手臂放回被窝里，她又固执地将我推开。我把大灯打开，她的幻觉消失，灯一灭，她又回到四十年前既近又远、且真且假的彷徨迷乱世界。
　　大年初三，二○○八年的深夜，若是从外宇宙看过来，这间房里的灯亮了又暗，暗了又亮，一整夜。清晨四时，我下了床，光脚踩在冰冷的地板上，说：“妈，既然这样，我们干脆出去散步吧。”帮她穿上最暖的衣服，围上围巾，然后牵着她的手，出了门。
　　冬夜的街，很黑，犬吠声自远处幽幽传来，听起来像低声呜咽，在解释一个说不清的痛处。
　　路底有一家灯火通明的永和豆浆店，我对她说：“走吧，我带你去吃你家乡浙江淳安的豆浆。”她从梦魇中醒来，乖顺地点头，任我牵着她的手，慢慢走。空荡荡的街，只有我，和那生了我的女人。
　　路的地面上，有一条很长很长的白线，细看之下，发现是鸟屎。一抬头，看见电线上黑溜溜的一长条，全停满了燕子，成千上万只，悄悄地，凝结在茫茫的夜空里。
　　《门沿》
　　2007年最末一个晚上，18岁的华飞去和朋友午夜狂欢。我坐在旅店的窗边，泰北冬季的天空洁净，尤其当城市的灯火因贫穷而黯淡，星星就大胆放肆了，一颗一颗堂堂出现。但是星星虽亮，却极度沉默，下面的街头人声鼎沸，乐鼓翻腾。刚从街上的人流里撤回，我知道，像河水般涌动的是情绪激越的观光客，但是暗巷里骑楼下，疲惫的女人正开始收摊，她们赤脚的幼儿蜷在一旁，用破毯子裹着，早睡着了。
　　然后烟火，冲向天空轰然炸开，瞬间的璀璨，极致的炫美，人们雀跃欢呼。这是跨年之夜。可是，这不是神明的生日，不是英雄的诞辰，不是神话中某一个伟大的时刻，不是民族史里某一个壮烈的发生，那么，人们庆祝的究竟是什么呢?
　　想想看，你用什么东西量时间?
　　一只沙漏里细沙流完是一段时间。一炷馨香袅袅烧完是一段时间。一盏清茶，从热到凉，是一段时间。钟表的指针滴答行走一圈，是一段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眼睛看得见的“坏”去量时间。一栋每天路过的熟悉的房子，从围墙的斑驳剥落到门柱的腐蚀倾倒，然后看着它的屋顶一寸寸扩大垮陷，有一天野树爬藤从屋中昂然窜出，宣告完成──需要多少时间?
　　有时候，我们用非常细微的“动”，去量时间。星星的行走、潮水的涨落、日影的长短，不都是时间的量器?在香港的海滨，我看每天金星出现在海平线的点，冬天和夏天不同。在台北的阳明山上，我看夕阳下沉时碰到观音山脊的那一刹那，春天和秋天也不同。
　　你是否也用过别的量法?孩子小时，我在他们卧房的门沿挂上一个一米半高的木板量尺。每一年孩子的生日，让他们站在门沿背对着尺，把他们的高度用小刀刻下。于是刻度一节一节高升，时间也就一节一节在走。
　　南美洲有一家人，夫妻俩加五个孩子，每一年的同一天，一家七口一人拍一张大头照，三十年不曾间断。三十年中，红颜夫妻变成老夫老媪，可爱纯真的婴儿变成心事重重的中年人。
　　还有那疯狂的艺术家，突然决定写数字。醒来一开眼就写，连续累积数字，吃饭、坐车、走路、如厕、洗头时不断地写;搭飞机出国时，在飞机的座位上写;到医院看病打针时，在病床上写;到教堂做礼拜时，在教堂的长板凳上写。每分每刻每时写，每天每月每年写，数字愈来愈大，字符串愈来愈长，艺术家这个人，是的，愈来愈老。
　　写“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时候，杜甫不是在记录时间吗?唱“林花谢了春红，太匆匆”的人，不是在记录时间吗?Rembrandt一年一年画自画像，从少年轻狂画到满目苍凉──他不是在记录时间吗?
　　农业社会的人们认真地过春分秋分夏至冬至，难道不也是在一个看不见的门沿上，秘密地，一刀一刀刻下时间的印记?
　　所以跨年的狂欢，聚集，倒数，恐怕也是一种时间的集体仪式吧?都市里的人，灯火太亮，已经不再习惯看星星的移动和潮汐的涨落，他们只能抓住一个日期，在那一个晚上，用美酒、音乐和烟火，借着人群的吆喝彼此壮胆，在那看不见的门沿量尺上，刻下一刀。
　　凌晨四时，整个清迈小城在宁静的沉睡中，2008年悄悄开始。我们行装齐整，离开了旅店，在黑夜中上路，往泰寮边界出发。五个小时的蜿蜒山道，两天的慢船河路，冷冽的空气使人清醒。我在想，在古老的湄公河上啊，时间用什么测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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