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翰笙故居]阳翰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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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翰笙篇1:老舍是这样当会长的

　　老舍中国现代小说家、著名作家，杰出的语言大师、人民艺术家，新中国第一位获得“人民艺术家”称号的作家。
　　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简称“文协”，是抗日战争时期统一战线性质的全国文学艺术家影响力最大的社会团体，存在的时期是1938年3月27日至1945年10月14日，以后正式改名为“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协会章程规定设总务部，总务部主任对内总理会务，对外代表“文协”。老舍先生连续七年，连选连任，担任“文协”总务部主任，总理会务，所以，老舍先生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成了全国文艺界的领军人物。
　　历史上文人团结得最好的时期
　　在抗日战争时期，老舍先生被公认有两大功劳：一是团结了全国的文化人，一致对外;二是文艺走向了大众。
　　1944年4月17日在重庆百龄餐厅，为老舍先生举办了隆重的生日茶会，主题是纪念老舍先生创作二十周年暨四十五岁生日，有三百多人参加。朋友们讲了很多话。由邵力子先生主持。讲话的人有郭沫若、黄炎培、梅贻琦、邓初民、茅盾、顾毓秀、孙绳武、张道藩、沈钧儒、董必武、杨云竹等。还有许多人写文章，称赞老舍先生为团结文人做出的努力和牺牲。茅盾在文章中写道：“老舍先生置个人私事于不顾，尽力谋‘文协’之实现。如果没有老舍先生的任劳任怨，这一件大事

阳翰笙篇2:周恩来与老舍

 　　导语：著名的现代作者老舍先生的离去，令总理周恩来非常的震惊，并且感到非常的痛心。下面是小编分享的周恩来与老舍，欢迎阅读!


　　总理周恩来与老舍
　　老舍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戏剧家。1949年全国解放了，但老舍仍在美国。周恩来了解老舍内心的情感世界，知道他在国外非常思念自己新的祖国。在第一次全国文代会上，周恩来面对荟萃一堂的作家们深情地说：“现在就缺老舍先生一个人了。”他让阳翰笙通知有关方面请老舍早日归来;还嘱咐曹禺快给老舍写封信，让他回来写作。老舍接到信后，不顾手术后身体虚弱，立即登船启程。他排除了重重困难，终于在1949年底回到了他日夜思念的祖国，开始了他的新生活。
　　最大的理解莫过于在事业上给予支持，使其获得成功。1950年5月，周恩来亲自出席了北京市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成立大会。会上，老舍被选为北京市文联主席。7月24日中午，周恩来宴请老舍，鼓励他多为人民创作，多写自己熟悉的北京，写北京的变化。周恩来关心地问老舍有什么创作计划。老舍说他基本写完话剧《方珍珠》，青年艺术剧院正在排演，他打算马上动笔写一部以龙须沟的变迁为题材的话剧，通过新旧社会对比，歌颂毛主席、共产党和新政府。周恩来听了很高兴。当老舍说他已约好在第二天就去龙须沟实地采访时，周恩来连声说：对，对，一定要去，等着看你的新戏。这种殷切的期待和热情的支持，使老舍信心十足，力量倍增，感到新中国为他发挥自己的才能提供了无限美好的前景，获得了新的艺术生命。
　　《龙须沟》剧本写出之后，正准备上演时，有人有顾虑，认为一是当时演外国戏成为时髦，演《龙须沟》怕不合人们兴趣;二是正值抗美援朝，演《龙须沟》，怕脱离现实。周恩来反对这种看法，认为《龙须沟》很有现实意义，对确立新政权的威望大有好处。不出周恩来所料，《龙须沟》上演之后，大受人民欢迎，风靡全国。老舍也因此获得了“人民艺术家”的光荣称号。
　　周恩来不仅对老舍的内心世界十分了解，就连他的脾性特点也非常清楚，在他面前平易近人，不摆架子。老舍写的话剧《茶馆》开始上演，周恩来看了后，在与有关同志的谈话中，首先给予肯定，说写得气魄宏大，艺术性高，对青年来说是个好教材，用形象的东西表现出旧社会的可怕。同时，周恩来也指出了存在的问题，说还应该告诉青年，历史的动力是什么，什么人才能代表历史前进方向。周恩来说，如果让他写《茶馆》，他不会象老舍那样选择所描写的几个历史时期，他认为老舍选择的不够典型;典型的应该是“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对有关同志谈完了这些意见后，周恩来连忙声明：“我这些意见，你们千万不要忙着对老舍讲;要讲，还是我自己去讲。”还有一次，周恩来在中南海紫光阁召开文化工作座谈会，会上，老舍谈到自己想去新疆石河子军垦农场住些日子。周恩来出于对他身体的关心，马上插话说，你年纪大了，边疆地区条件比较艰苦，怕不适应。周恩来感觉自己打断了老舍的话，他知道老舍耿直的脾气，怕他不高兴，马上向他表示歉意，要老舍继续说下去。老舍提高了声音：“话都给你说完了，我还说什么!”周恩来深深望了他一眼，微微一笑，缓解了气氛。
　　周恩来与老舍交往，不仅在工作上，而且在生活上也处处表现得随和可亲。周恩来经常光顾老舍的住处“丹柿小院”，同他谈创作，聊生活。1959年的一天下午，周恩来刚到老舍的小院，就关切地问老舍的夫人胡

阳翰笙篇3:鲁迅与郭沫若

　　鲁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也都是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
　　假如要指出现代中国新文坛的优秀作家的话，当然要推鲁迅和郭沫若二人，这是谁都不会有异议的。周氏是透过冰冷的透彻的眼光，沉静、深刻地吟味着人生的作家。郭氏则是燃烧着正义的热情，从革命出发，对人生给以犀利的批判，并且大胆地加以描写。这样不同的两个作家，却可以称之为现代中国文学界的双璧。
　　周恩来同志这样评价两位作家：“鲁迅是新文化运动的导师，郭沫若便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如果是将没有路的路开辟出来的先锋，郭沫若便是带着大家一道前进的向导。”
　　鲁迅和郭沫若都出身于封建大家庭中，鲁迅1881年出生于浙江绍兴，自幼受到会稽大地的文化熏陶，比鲁迅小11岁的郭沫若1892年生于四川乐山，从小领略巴山蜀水的钟灵神秀。两个人早年都得益于母亲的教养，早期的婚姻悲剧也相似。都留学日本，最初都曾立志学医，主医学救国之路，后来都“弃医从文”。早期他们都是革命民主主义者，1927年国民政府反动派发动“四一二”政变以后，向共产主义者转变。
　　郭沫若说过：我和鲁迅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我很早就开始认识鲁迅。鲁迅的第一本小说集《呐喊》出版时，郭沫若曾专门著文表示祝贺。鲁迅也很赏识郭沫若的才华。1927年他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说：“创造社(以郭沫若为核心组织的文学社团)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当然，两个人的性格秉赋有很大差别，电影响到各自对待事物的不同看法。特别是对文学运动和文学流派的分歧。使他们彼此进行过几次论争。
　　1928年1月15日，有一种名为《文化批判》的杂志，以极“左”的面目对鲁迅进行了围攻，郭沫若也卷进了这个围圈，他用尖刻的语言称鲁迅“是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是一位不得意的法西斯蒂”，1931年7月20日，鲁迅演讲了《上海文艺之一瞥》，对郭沫若等人和创造社进行了理性的批判：“他们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鲁迅先生虽偶尔讥讽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但他“决不日夜记个人的恩怨”。后来，郭沫若和创造社同仁准备办新的文学刊物，请鲁迅领衔为特约撰稿人，鲁迅立即欣然同意。1936年鲁迅在《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提到：“我和茅盾、郭沫若两位，或相识，或未尝一面，或未冲突，或曾用笔墨相讥，但大战斗却都为着同一目标，决不日夜记着个人的恩怨。”郭沫若看了这段话，深为感动地说：“我这才明白先生实在是一位宽怀大量的人。”不久，鲁迅逝世，当时郭沫若在日本，立即写了悼念文章《民族的杰作》，后又连续写出《坠落了一个巨星》、《不灭的光辉》等文，高度评价了鲁迅在中国文化史和世界文化史上的崇高地位，并表示要忠实地继承鲁迅的事业，发扬鲁迅的战斗精神。这也表现了郭沫若宽阔的胸怀。
　　拓展：
　　鲁迅曾痛骂郭沫若是“流氓”
　　这是70多年前中国现代文坛的一桩“官司”，从中可以引发许多思考。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郭沫若为了加强创造社的实力，扩大文化统一战线队伍，扩大左翼文艺在青年读者中的影响，便很想和鲁迅联合起来，以利于在同一阵营中共同反对国民政府的文化“围剿”，并已采取了实际的行动。他说：
　　“我是爱护创造社的，尤其爱护创造社在青年中所发生的影响，因此我想一面加强它，一面也要为它做些掩护的工作。怎样去加强它呢?我在人事上发动李一氓和阳翰笙来参加，同时又通过郑伯奇和蒋光慈的活动，请求鲁迅过来合作。鲁迅那时也由广州回到上海来了，对于我的合作邀请，他是慨然允诺了的……我们从第一步做起，曾经在报章上登过恢复《创造周报》的启事，启事是以鲁迅的名字领衔，我以麦克昂的变名居二，依次是成仿吾、郑伯奇、蒋光慈等……”
　　关于同创造社结成联合战线一事，鲁迅在广州期间也表示过同样的愿望。鲁迅于1927年9月25日(即离开广州移居上海的前两天)给李霁野的信中说：“创造社和我们，现在感情似乎很好。他们在南方颇受迫压了，可叹。看现在文艺方面用力的，仍只有创造、未名、沉钟三社，别的没有，这三社若沉默，中国全国真成了沙漠了。南方没有希望。”
　　看来，鲁迅与创造社同仁在上海联手，掀起新的革命文学运动的愿望，似乎可以实现了。然而，大大出乎鲁迅意料，结果不仅联合未能实现，而且一场论战却开始了……
　　原来是成仿吾以及新近从日本归来的李初梨、彭康、冯乃超、朱镜我等文学青年，坚决反对恢复《创造周报》，反对同鲁迅合作，他们另创办《文化批判》杂志，并联合由蒋光慈、钱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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