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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直接投资篇(1):中国企业外商直接投资条件的论文
摘要：随着经济发展的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经济往来愈发频繁，外商直接投资也成为国内外企业关注的焦点。本文以中国企业为背景，分析其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得出中国企业在外商直接投资中如何谋求长足发展的启示。
关键词：中国；企业；外商直接投资；条件
这里的中国企业，是指在中国境内建立企业，并以中国作为企业生存发展、受中国内外环境因素影响下的企业。通过对中国企业外商直接投资条件的分析，我国企业更能决策未来对外投资与否。
一、外商直接投资的概念
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是一国的投资者为了取得外国企业经营管理上的控制权，而输出资本、技术和管理技能的经济行为。近十年来，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国内许多企业已经不仅仅满足于中国市场，而是将目光投向国外，以求在更大的市场上谋求优厚的利益。
二、中国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
（一）企业自身已具备较强的资源实力。包括企业资金实力、实物资本、人员规模与素质等。想要谋求对外投资的企业必须以国内发展为根基，因为对外投资的风险未知，只有具备较强资源实力的企业才能承担这样的风险成本。而选择对外投资的中国企业，一般都是在中国市场发展遭遇瓶颈或者国内市场趋于饱和的情况下从而转向的，这种企业的特点之一必定是已经在国内发展到一定时期，积累了一定人财物资源的企业。
（二）具备某种相对强大的能力技术。中国企业对外投资起步较晚，经验少，所以每走一步必须慎重思量，仅仅依靠企业人财物方面的实力是远远不够的，企业必须具备相对强大的能力技术能够弥补当地企业的劣势或者有信息与之抗衡。这一点上看，中国企业要对发达国家对外投资有一定困难，所以有很多的中国企业在政府的帮助下将战略向相对落后的非洲转移。以埃塞俄比亚为例，这个国家的工业发展水平落后，大多数生活用品需要从国外进口，因此中国企业的进入不仅能弥补这一产业空白而且还能占据技术上的优势。由中地海外建设集团公司与中非发展基金合资成立的埃塞俄比亚汉盛玻璃厂是埃塞及整个东非地区第一家玻璃生产企业，该项目每年可为当地提供4万吨平板玻璃的生产能力，该厂的玻璃生产不仅可以满足埃塞国内市场需求，将其产品出口甚至能满足部分周边国家的玻璃需求。汉盛玻璃厂具备的玻璃生产技术结束了埃塞不能自主生产玻璃的历史，在获取经济效益的同时可谓意义重大。正是因为埃塞俄比亚国家的不发达，使得这一强大的能力技术在埃塞具有绝对的竞争力，所以中地海外建设集团公司对埃塞进行外商直接投资时，不用担心当地企业的天然优势的威胁，并且拥有了相对强大的能力技术弥补了对当地市场的不熟悉、政府与媒体的沟通缺陷。
（三）企业高效的管理组织能力。高效的管理组织能力能够灵活地运用各种方法，把各种力量合理地组织和有效地协调起来，让企业成员互相协作配合、共同劳动，有效实现企业目标，使得外商直接投资后能够游刃有余地管理海外公司。但凡是进行了外商直接投资的中国企业，如中兴公司，海尔公司等，都是具备了高效的企业管理能力，完善的组织结构的大型企业。其中有专门针对海外市场的人力资源人才来组织协调海外公司运作，保证企业外商直接投资后使企业能够通过内部化方式比通过外部市场交易方式获得更高的收益。
（四）企业具备明显的区位优势。以中国华为为例，华为公司的外商直接投资区位选择主要在于俄罗斯、印度、非洲及东南亚等地。会选择俄罗斯是因为其具有良好的市场潜力和完善的基础设备，俄罗斯有一个处于成长型的市场，进入的门槛较之欧美发达国家相对较低，所以在1997年进入俄罗斯以来，华为已经成为了俄罗斯市场的主导电信品牌。再者选择非洲及东南亚等地，是看中了其相对廉价的劳动生产力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这也是吸引华为对外投资的重要因素。当在具备前两个条件的同等情况下，企业肯定会选择其区位优势明显，能给他们带来优厚经济效益的国家进行对外投资，这样可以节约成本，降低投资风险。
三、中国企业外商直接投资的启示
中国企业进行外商直接投资的条件是以自身实力、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和区位优势等多发面进行估量的。随着中国经济的迅速发展的宏观大环境，国内企业也逐渐壮大，纷纷对外商直接投资跃跃欲试。这能为中国产品打开了更多的国际市场的大门，保障国内经济快速发展能得到充分的能源供应，并让各地的资源优势充分发挥了作用，优化了国内的产业结构，在打开国际市场的同时吸收外国先进管理技术思想，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而要想长远地扎根于世界企业之林，中国企业要走的路还很长，只有仔细分析自身企业，认识到自身企业的优势与劣势，找寻与企业发展相匹配的投资道路，才能从外商直接投资中获得更高效更丰富的回报。
国际直接投资篇(2):人民币国际化调查报告
第一部分 概论
2015年是极不平静的一年。在美联储正式启动加息进程后，美元指数不断攀高，美元资产受到追捧，国际资本流动大规模调整，致使中国资本流出压力急剧提高。难民危机延缓了欧洲经济复苏，英国“脱欧”风险使其前景的不确定性进一步增大，欧央行宣布实施负利率政策。由于欧盟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所以欧元大幅度贬值沉重打击了中国出口贸易。如此国际形势对于正在艰难转型的中国经济来说可谓是雪上加霜。一方面，产能过剩、民间投资下降、银行不良资产上升等问题日益突出。另一方面，国内金融市场动荡不安，上半年发生了高杠杆和民间配资推动的股灾，市值蒸发20多万亿元;下半年外汇市场经历了恐慌性汇率超调，离岸市场人民币流动性呈现断崖式的剧烈萎缩。国内外对中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信心有所动摇。
人民币国际化仍然保持了良好的发展势头。截止2015年底，综合反映人民币国际使用程度的量化指标RII达到3.6，五年间增长逾十倍。我国对外贸易以人民币结算的比例接近30%，将全球贸易结算的人民币份额推高到3.38%。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达到7362亿元，较上一年增长了294.53%;同时，国际信贷、国际债券和票据交易中的人民币份额也快速增长，使得国际金融交易的人民币份额跃升至5.9%。中国人民银行签署的货币互换协议余额达3.31万亿元。
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新货币篮子确定的人民币权重10.92%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世界和中国是双赢的结果。虽然人民币被官方认定为“可自由使用货币”，但“官方身份”未必自然产生国际货币的“市场地位”。“入篮”并不代表人民币国际化目标已经实现，其最终目标是要获得与中国经济和贸易地位相匹配的货币地位，注定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人民币能否成为主要国际货币之一，还是要取决于国际市场使用和持有人民币的实际情况。
一般来说，主要国际货币的发行国应当满足这样几个条件：综合经济实力、贸易地位、币值稳定、资本自由流动以及宏观管理能力。从过去几年的实际情况看，前几个支撑人民币国际化的因素都有着不错的表现;但长远来看，宏观管理可能形成一个短板。由于宏观管理能力同时又影响了币值稳定和资本自由流动等其他因素，我们需要特别重视这方面的学习与提高，以此赢得国际社会对人民币的长久信心。
《人民币国际化报告2016》的主题为“货币国际化与宏观金融风险管理”。聚焦宏观管理问题，深入探讨人民币国际化进入新阶段后的宏观金融政策调整及其过程中可能诱发的宏观金融风险。报告提出，应基于国家战略视角构建宏观审慎政策框架，有效防范系统性金融危机，为实体经济稳健增长、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最终目标提供根本保障。
国际金融经典理论认为，开放经济体的货币当局在货币政策独立性、固定汇率制度和资本完全自由流动等宏观金融政策目标中只能三者选择其二。德国和日本的历史经验表明，在货币国际化水平由低而高的变化过程中，货币当局必然要面对跨境资本流动和汇率制度的重大变化，必须对政策目标组合做出相应调整。德国和日本的货币国际化起点相似，但是由于各自选择的政策调整路径不同，对国内经济和金融运行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深刻影响，致使两国的货币国际化成果大相径庭。
德国在货币国际化初期将汇率稳定目标置于首要位置。为此甚至不惜重启资本管制、暂缓金融市场发展以及动用外汇储备干预市场，从而为德国保持贸易优势、提高工业生产竞争力和巩固国内实体经济发展创造了有利的外部条件，并为马克汇率的长期稳定提供了有力支撑。日本则过于激进，高估了本国实体经济应对汇率升值冲击的能力，没有很好地保持日元汇率稳定。再加上对内宏观经济政策失误，从根本上损害了本国实体经济，使得日元国际化水平在“昙花一现”后即迅速回落。
近年来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高，加入SDR货币篮子后或将开始新的发展阶段。这标志着在宏观管理方面我们已经进入政策调整的敏感期。德日两国在政策调整上的差别处理及其对货币国际化产生的不同影响，对我们极具历史借鉴意义。两国经验提醒我们，政策调整不能急于求成，要在实体经济、金融市场、管理部门做好充分准备后才可放开汇率和资本账户。因此，在从当前“货币政策部分独立+管理浮动汇率+有限资本开放”的宏观金融政策组合转向“货币政策独立+浮动汇率+资本自由流动”的过程中，我们必须要处理好汇率波动对国内经济金融运行的冲击，还要尽快适应跨境资本流动影响国内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实体经济的全新作用机制，尤其要重视防范和管理系统性金融风险。
针对上述这些市场关注度极高、对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影响极大的关键问题，在历史经验研究、文献研究、理论研究、实证研究和政策研究等基础上，本报告认为：应当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制度保障，将汇率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主要抓手，将资本流动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关键切入点，全力防范和化解极具破坏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确保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目标的实现。
具体地，我们得出了以下几个核心结论与建议。
首先，关于人民币汇率制度和汇率管理问题。人民币汇率决定因素发生明显变化，长期汇率由基本面决定，短期汇率波动主要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和其他国家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但市场套利行为可以促使汇率回归长期均衡水平。随着汇率灵活性加大，汇率波动性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程度显著提高。
应当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从管理浮动逐渐过渡到自由浮动。汇率政策目标的实现方式从直接干预为主转向间接干预为主，加强市场预期管理，保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重视政策溢出效应，加强国际间政策沟通与协调，追求与最优货币政策目标相符合的汇率政策目标。
其次，关于跨境资本流动与国内金融市场、机构和实体经济稳健性的关系问题。资本账户开放要与汇率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坚持“渐进、可控、协调”的原则，适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
研究表明，“8·11汇改”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价格、杠杆率和跨境资本净流入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单向驱动关系变为循环式的互动关系，短期资本流动冲击足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杠杆水平。国内各个金融子市场之间、境内外金融市场之间的资产价格联动性和金融风险传染性明显提高，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冲击更加敏感。不能冒进开放资本账户，必须加强全口径资本流动监测。
中资银行在资本账户开放进程中获得更大的国际化发展空间，但是必须经受国内外双重风险的考验，在实现市场扩张与风险控制之间寻求平衡更加困难。系统重要性银行应当抓住机遇扩大跨国经营，同时要健全风险管理机制，避免成为外部冲击的放大器或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
资本流动冲击较以前更复杂、更频繁，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性。要明确供给侧改革的抓手，内外并举推动技术进步，坚持金融服务实体经济，防止泡沫化和虚拟化，解决中国经济面临的模式不适应、创新能力落后、贸易大而不强、民间投资萎缩等问题，降低实体经济风险。人民币国际化可以在直接投资、技术进步、贸易升级等方面与供给侧改革形成良性互动，化危为机，共同推动中国经济进行结构调整和转型升级。
第三，关于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的宏观金融风险管理问题。金融稳定是实现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目标的必要前提，因而构建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就是货币当局加强宏观金融管理的核心任务。
跨境资本流动等外部冲击与国内金融市场风险、机构风险、实体经济风险等相互交织、彼此传染，使得由单个市场或者局部风险引起连锁冲击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不断提升。需要编制中国系统性风险指数，加强对系统性风险的评估与监测。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体制机制层面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管理。
针对目前多头监管存在的政出多门、职权交叉、责任不明、严宽不一等问题，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明确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原则，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为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提供制度保障。具体来看，要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当中增加“宏观审慎”维度，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实施部门。除了维护货币稳定之外，央行应当被赋予更多的保障金融稳定和加强金融监管的职能。从功能和机制上厘清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和行为监管四者之间的关系，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全面提高金融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分析和评估提供全面及时的信息。同时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置机制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
人民币国际化肩负着实现中国利益主张和改革国际货币体系的双重历史使命，是中国在21世纪作为新兴大国而提出的举世瞩目的重要规划之一。因此，要站在国家战略的高度做好宏观金融风险管理工作，提高货币当局宏观管理能力，为人民币国际化保驾护航。
国际货币多元化是一个动态发展过程。国际贸易格局变迁和国际金融市场动荡都可能促成国际货币格局调整。越是国际经济金融形势复杂多变之际，我们越要稳住自己，从容应对政策调整和宏观金融风险管理，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的底线。人民币国际化水平稳步提高，就是对一切质疑声音的最好回应。
第二部分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
一、人民币国际化指数及国际比较
人民币国际化指数(RMB Internationalization Index，RII)以理论上货币的价值尺度、支付手段和价值贮藏功能为依据，综合考虑人民币在贸易计价、国际金融计价与官方外汇储备的全球占比而计算得出。RII取值范围为0-100，如果人民币是全球唯一的国际货币，则RII指标体系中各项指标的数值就应该等于100%，此时RII为100;反之则为0。如果RII数值不断变大，表明人民币发挥了更多国际货币职能，其国际化水平越来越高。截至2015年底，RII已达3.60，同比增长42.9%，五年间增长逾十倍。
根据RII计算方法，贸易计价结算、金融计价交易和国际外汇储备中人民币的使用占比变化，均会影响RII结果。在人民币国际化起步阶段，主要表现为人民币贸易计价结算推动RII上涨，伴随着人民币国际化进程，RII的驱动模式已转变为贸易计价结算和金融交易计价结算并行驱动。2015年，人民币直接投资和境外贷款的大幅度增长，成为推动RII继续保持高速增长最重要的因素。同时外国官方持有人民币资产的比例不断提升，根据IMF的数据，人民币在全球官方外汇储备种的比例达到1.1%。2015年11月30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布将人民币纳入SDR货币篮子，新货币篮子确定的人民币权重10.92%将于2016年10月1日正式生效。这是中国经济融入全球金融体系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对世界和中国是双赢的结果。与RII波动上升相比，虽然2015年美元、欧元、英镑和日元等主要国际货币的国际化指数总和同比上升5%，但是各国货币国际化指数走势分化明显(表1)。美国经济保持强劲复苏势头，美联储启动加息进程，美元大幅走强，推动美元国际化指数由上年54.17上升到54.97，美元国际货币地位再度回升。欧元区温和复苏，但是各成员国经济表现参差不齐，希腊问题、难民危机等为欧洲前景带来严峻挑战，欧元持续贬值，挫伤了欧元国际信心，欧元国际化指数由上年24.69降低至23.71，欧元国际使用程度进一步下降。全球经济低迷、需求不足，致使日本经济略显疲软，但日元避险货币特征进一步强化，日元国际化指数总体稳定至4.29。英国经济表现好于预期，贸易与投资增长较快，但是伴随“退欧公投”的临近，英国政治与经济形势越发不明朗，英镑汇率持续走低，英镑国际化指数由年初4.79降至4.53。
二、人民币国际化指数走强原因
中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金融改革有序推进。2015年，尽管我国经济面临较大的下行压力，但仍是全球最稳健的经济体之一，为人民币国际化奠定了坚实基础。作为新兴市场旗舰，中国GDP全年增长6.9%，位于世界前列。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继续推进，货币政策总体稳健，经济金融体系在防范风险中彰显韧劲，为人民币国际使用提供了持续动能。经常项目实现顺差2932亿美元，同比增长33.5%，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14.7%，国际收支基本保持平衡，跨境资金流出逐渐收敛回归基本面。在深化金融改革方面，2015年我国把握时间窗口，对商业银行和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等不再设置存款利率浮动上限，基本取消了利率管制;完善人民币中间价形成机制，进一步提高汇率市场化程度，实现中间价与市场价、在岸价与离岸价的有效纠偏，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发布、央行外汇市场管理、打击海外做空等，有利于引导市场预期回归理性;以试点促创新、全国复制推广，稳步推进人民币资本项下可兑换。
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业务政策进一步深化。尽管国内外金融市场波动加剧、资本外流压力增大，但我国在资本项目跨境人民币使用政策方面仍然取得突出进展，为拓宽人民币回流渠道、优化企业资金运营配置、支持实体经济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2015年，我国进一步放松企业发行外债管制，放宽跨境双向人民币资金池业务，提升企业跨境融资的自主性与便利化;允许境外央行(货币当局)和其他官方储备管理机构、国际金融组织、主权财富基金依法合规参与中国银行间外汇市场，开展包括即期、远期、掉期和期权在内的各品种外汇交易，提高人民币汇率代表性，增强人民币国际储备功能;合格境内投资者境外投资 (QDIE) 试点机构在深圳前海正式落地，“沪港通”健康运行，资产配置多元化增强。
人民币基础设施逐步完善，相关配套体系与国际接轨。我国金融基础设施与配套体系建设日趋完善，为人民币国际使用提供了各类软硬件支撑。通过合理布局和设立清算行，构建了人民币全球清算网络，确保了人民币使用的市场流动性。2015年10月，作为战略性金融基础设施，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ross-border Interbank Payment System, CIPS)一期上线运行，为境内外金融机构人民币跨境和离岸业务提供资金清算和结算服务，基本覆盖除美国以外的主要金融中心，人民币现代化支付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同时，我国在统计管理等方面积极与国际接轨，采纳IMF数据公布特殊标准(SDDS)，加入IMF协调证券投资调查(CPIS)、BIS国际银行统计(IBS)以及外汇储备币种构成调查，全面实施国际收支第六版标准(BPM6)，完善统计方法、申报和核查制度，提升经济金融统计的标准性与透明性。此外，金融市场指数体系更加丰富，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中国银行境内外债券投融资比较指数与人民币债券交易指数、瑞银国际银行需求指数、星展人民币动力指数等纷纷推出，都为全球投资者了解、使用人民币提供了有益参考。
“一带一路”战略有序推进，中欧经济金融合作掀起热潮。“一带一路”战略启动以来，我国先后与3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一系列合作协议与谅解备忘录，大批重点建设项目落地，区域经贸交流加深，亚投行成立运营，为沿线人民币联通使用构筑了坚实载体。2015年，中国与澳大利亚、韩国自贸协定正式实施，与10余个国家签署国际产能合作协议，先后和苏里南、亚美尼亚、南非、智利、塔吉克斯坦五国货币当局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国内自贸区、金融试验区加快建设，进一步夯实人民币支付结算与投融资功能。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中欧金融合作大步前进。欧盟已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技术引进来源地和重要的投资合作伙伴，2015年中欧商业合作达1692亿美元，中欧领导人互访、经济财金对话，进一步支持欧洲离岸人民币市场建设，并在市场准入、跨境监管、投资平台、配套设施等方面加深合作。人民币也叩开了中东欧大门，11月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倡导设立16+1金融公司，探讨创建人民币中东欧合作基金的可能性，支持中东欧国家建立人民币清算机制，为中东欧离岸人民币市场提供了优良的外部政策环境。
在金融市场动荡、美元大幅走强的背景下，大宗商品领域人民币计价使用程度增强。尽管国际油价持续低迷，石油美元收紧，中东地区人民币使用水平却逆势上升。2015年，卡塔尔人民币清算中心成立，中国与阿联酋央行签署合作备忘录，人民币成为阿联酋、卡塔尔对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支付的常用货币，支付占比分别达74%与60%，同比激增52%与247%。塞尔维亚启动人民币项目;俄罗斯对人民币接纳度不断提高，人民币成为仅次于美元、欧元受客户欢迎的第三大货币，莫斯科交易所也推出了人民币兑卢布期货交易。伦敦金属交易所接受人民币作为质押货币，7月中国(上海)自贸区跨境人民币大宗商品现货交易启动，人民币在大宗商品领域的计价功能大幅增强。
第三部分 人民币国际化现状
一、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
规模稳步扩大，结算占比小幅震荡。2015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稳步扩大，全年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累计发生7.23万亿元，同比增长10.38%(见图2)。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占中国进出口总额的29.36%，较2014年增加4.6%，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规模全球占比也从2014年第四季度的3.04%提升至2015年第四季度的3.38%。
以货物贸易结算为主，服务贸易结算规模小幅增长。2015年，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跨境货物贸易累计发生6.39万亿元，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88.34%。以人民币进行结算的服务贸易及其他经常项目累计发生8432亿元，占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11.66%。在全球经济低迷的大环境下，2015年10-11月进出口总额显著下滑，导致跨境贸易结算规模相应降低，在跨境货物贸易减幅远超服务贸易的情况下，服务贸易的人民币结算占比小幅增加。
收付关系首次逆转，出口人民币结算增长迅速。2015年底，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业务实收6.19万亿元，同比增长126.74%;实付5.91万亿元，同比增长54.71%。结算收付比由2014年的1:1.40显著下降至2015年的1：0.96，首次出现人民币国际化以来跨境人民币实收低于实付的局面，反映套利性资本流入下降，人民币的收入与支付更加均衡。
二、人民币金融交易
2015年人民币国际金融计价结算功能大幅拓展，在国际信贷、直接投资以及国际债券和票据交易中，人民币使用规模继续扩大，保持较高增长态势。截至2015年底，从上述三个方面衡量的人民币国际金融交易计价结算综合占比达5.9%，同比增长107.3%。
人民币境外直接投资。中国的境外投资规模和人民币境外投资额显著增加。据商务部统计，2015年中国境内投资者共对全球155个国家或地区的6532家境外企业进行了直接投资，累计实现非金融类直接投资7350.8亿人民币，同比增长16.3%。其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额7362亿元，同比增长294.53%(图7)。2015年8月以后，受到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形成机制改革的影响，许多企业加快了全球配置资产的步伐，使得以人民币结算的对外直接投资规模及其占比总体上呈现倒V形。尤其是8-9月，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从851亿陡然升至2078亿元，达到人民币国际化启动以来的峰值。
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2015年，中国实际使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262.5亿美元，其中以人民币结算的外商直接投资显著增加，累计达到15871亿元，较2014年增加7251亿元，增长84.12%(见图8)。受到8月份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的影响，外商为了规避汇率风险，在直接投资中大量采用人民币进行结算，使得9月份人民币外商直接投资额出现峰值。
(二)人民币证券投资
国际债券和票据市场。随着人民币的国际化的推进和资本市场开放度提高，熊猫债市场迎来启动十年以来的首个发行高潮。2015年，共有6家国内外机构在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熊猫债券，发行总金额为155亿元人民币，创历史新高。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存量稳步增长，根据BIS的统计，2015年人民币国际债券和票据的存量为1247.92亿美元，较2014年末增长294.09亿美元，同比增长30.8%。人民币在国际债券和票据存量的占比上升至0.59%(见图9)。在国际债券和票据市场上，人民币与目前主流国际货币相比还有相当大的差距。截至2015年底，在全球国际债券和票据余额中，美元占43.73%，欧元占38.48%，英镑占9.55%，日元占1.91%。
离岸市场是人民币国际债券发行的主要场所。2015年全球多个国际金融中心开展了离岸人民币业务，离岸人民币存款规模迅速扩大，为人民币国际债券的发行创造了良好的条件。除香港外，新加坡、伦敦、台湾、首尔、法兰克福、卢森堡等地的人民币离岸市场参与主体、产品更加多元化，市场规模明显扩大。当然，香港仍然是最大的人民币离岸市场，2015年，香港地区的人民币债券存量由2014年底的3860.87亿元上升到3971.16亿元，增长了2.85%。其中变化最明显的是金融债的存量，由2014年的1112.27亿元增加到2015年的1203.24亿元，市场份额提升了5个百分点。
股票市场。中国金融结构与经济结构调整相适应，融资方式逐渐由间接融资向直接融资转变，资本市场的融资功能有所增强。2015年末股票市价总值(A、B股)共计53.1万亿元。股市流通市值为41.8万亿元，较2014年末增加10.2万亿元，增幅32.41%。股价总体水平的大幅上涨使得交易更加活跃，成交量屡创新高。2015年沪深两市累计成交255.1万亿元，较2014年增加180.7万亿元，增幅242.85%。日均成交10453.03亿元，同比增幅达244.26%(见图10)。
2015年中国股票市场出现了非理性巨幅波动。高配资以及融资融券的不断扩大放大了杠杆，市场上弥漫的乐观情绪助推了股市的上涨，在2015年6月12日上证指数达到了5178.19点的年内最高点。在证监会清理场外配资以及规范融资融券活动后，股市快速下跌，上证指数于2015年8月26日达到了年内的最低点2850.71，短短两个多月多时间内下跌了44.9%，成交量大幅萎缩。
资本市场和直接融资在企业融资中的作用进一步增强。2015年共有224家新公司上市，其中在上证主板上市公司90家，在深证中小板上市公司45家，在创业板上市公司86家。新上市公司共通过股票市场融资1766.91亿元。已上市公司定向增发的金额也较2014年大幅增长，全年增发金额达到6709.48亿元，增幅达到66.43%。
衍生品市场。截至2015年第四季度，全球利率衍生品OTC市场未清偿余额达384万亿美元：其中，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的占比分别为36.19%、30.69%、10.05%、9.93%，其他币种占比为10%左右。中国衍生品金融市场发展滞后，规模偏小，与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存在较大差距，人民币衍生产品尚未被国际清算银行单独统计。
为了满足市场规避人民币汇率和利率风险的需要，离岸人民币市场的衍生品创新不断涌现。2015年3月17日，莫斯科交易所推出人民币/卢布期货交易。7月20日，台湾期货交易所挂牌两档人民币汇率期货商品，分别为契约规模2万美元的“小型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期货”及契约规模10万美元的“美元兑人民币汇率期货”。目前，在香港交易的人民币衍生产品有两种：美元兑人民币期货和中华120指数期货。2015年美元兑人民币期货共成交262433手，比2014年增长67384手，增幅为34.55%，中华120指数期货2015年共成交27427手，每季度成交量呈递减趋势。
在资金市场上，2015年人民币利率互换市场继续保持活跃，且交易热度不断上升。利率互换的交易金额达到8.22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4.18万亿元，增幅为104%。
2015年沪深300股指期货成交额快速增长，共成交439.67万亿元，比2014年增加276.54万亿元，增幅达170%。沪深股指期货成交金额与沪深300指数波动之间保持较高的同步性，说明沪深300股指期货在对冲风险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国债是境外机构投资者的主要投资对象，2015年国债期货成交4.36万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396%。
外商投资人民币金融资产。随着中国金融市场的逐渐开放，非居民投资股票和债券的热情上升，投资规模逐渐扩大。目前非居民投资人民币股票有三种渠道：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QFII)、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RQFII)和沪港通。前两种仅仅适用于机构投资者，第三种适用于个人投资者。
2015年，QFII和RQFII增长较快。新增QFII20家，比2014年增长7.27%，总数达到295家。新增RQFF68家，比2014年增长57.63%，总数达到186家。
截至2015年底，我国银行间债券市场的准入机构包括40家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131家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84家境外银行和16家境外保险公司。2015年外资机构参与银行间债券市场现券交易共成交177625笔，共计159316.55亿元(如图11)。
受到2015年股市巨幅振荡和人民币贬值预期的影响，非居民投资中国股票的规模锐减，中国居民投资境外市场的规模陡增。香港交易所的数据显示，2015年12月沪股通成交金额为625.27亿元人民币，比2014年12月减少46%;港股通2015年12月成交金额为452.35亿港币，比2014年12月增长了145%。
总体上看，人民币金融资产具有越来越多的国际的吸引力，境外机构和个人持有的境内股票、债券和贷款等都有一定幅度的增加。
(三)人民币境外信贷市场
截至2015年底，境内金融机构人民币境外贷款余额达3153.47亿元，同比增长58.49%。人民币境外贷款占金融机构贷款总额的比重为0.34%，较2014年底有增长较快(见图12)。在境外人民币利率较低、存在人民币贬值预期情况下，企业为了降低融资成本，增加了人民币境外借款需求。继天津、广西、云南的部分试点区域的企业获准到东南亚及其他人民币离岸市场进行跨境人民币贷款后，2015年央行批准了广东南沙、横琴自贸区开展跨境人民币贷款业务试点，允许该区域内的企业从港澳地区银行借入人民币资金，资金使用范围限于区内或境外，资金投向应符合国家宏观调控方向和产业政策导向。这些进一步开放信贷市场的政策措施，也是2015年人民币境外贷款余额大幅增长的一大原因。
(四)人民币外汇市场
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的形成机制进行了改革，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银行间外汇市场开盘前向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提供的报价应主要参考上日银行间外汇市场的收盘汇率，并结合上日国际主要货币汇率变化以及外汇供求情况进行微调。由于汇率波动幅度扩大，同时受到美联储加息预期的影响，市场对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出现了分化，导致2015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不同货币的交易量有涨有跌(表8)。人民币即期交易额达到4.8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8.23%。
衍生品在汇率风险管理中的作用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在中国外汇市场衍生品中，掉期是交易量最大的品种，而且交易币种主要是美元。2015年外汇市场人民币对美元掉期交易量8.34万亿美元，同比增加3.88万亿美元，增长了86.8%。人民币对美元远期交易量371.99亿美元，比2014年减少156.46亿美元，同比下降29.6%。2015年外币对交易量达1915.18亿美元，同比增加267.62亿美元，增幅为16.24%。其中，美元对欧元的交易规模最大，交易量高达841.41亿美元，占外币对交易总额的43.93%。(图13)
三、全球外汇储备中的人民币
加强货币金融合作。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与白俄罗斯、阿联酋、土耳其、澳大利亚、乌克兰以及英国第二次续签协议，与马来西亚第三次续签协议。截至目前，中国人民银行已与33个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当局签署货币互换协议，货币互换余额为3.31万亿元(图14)。不同于发达经济体间签订的旨在应对危机的货币互换协议，中国人民银行与境外货币当局签订本币互换协议的目的不仅包括维护区域金融稳定，还包括促进双边贸易和投资。
除了在央行层面签订货币互换协议外，清算行制度也在市场层面为人民币流动性提供了保障。2015年，中国人民银行分别授权在吉隆坡、曼谷、悉尼、卡塔尔、智利、南非等地建立了人民币清算行，为当地使用人民币提供便利和支持。2015年11月30日，美国多位金融及工商界领袖宣布，成立人民币交易和清算工作组，探讨在美国建立人民币交易和清算机制，以便美国机构使用和接收人民币付款，降低交易成本并提高效率。
国际储备货币多元化。截至2015年底，在IMF可划分币种的外汇储备中，美元储备4.36万亿美元，占64.06%;欧元储备1.35万亿美元，占19.91%;英镑储备0.33万亿美元，占4.88%;日元储备0.28万亿美元，占4.08%;瑞士法郎储备210.34亿美元，占0.31%;加元储备0.13万亿美元，占1.88%，澳元储备0.13万亿美元，占1.90%(表10)。与2014年相比，美元、英镑的储备货币地位上升明显，超过1个百分点。与此相反，欧元的储备货币地位大幅下降，降幅超过2.3个百分点。其他货币的变化不大，地位相对稳定。
第四部分 人民币国际化与宏观金融风险管理
一、人民币国际化亟需宏观金融风险管理保驾护航
经典理论和德日两国历史经验表明，随着人民币国际化程度逐渐提高，货币当局必然要面临宏观金融政策调整及其引致宏观金融风险的严峻考验。应当以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作为制度保障，将汇率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主要抓手，将资本流动管理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关键切入点，全力防范和化解极具破坏性的系统性金融危机，确保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最终目标的实现。
伴随货币国际化水平的逐渐提高，货币发行国将不得不在放开资本账户、维持汇率稳定、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这三大宏观金融政策目标中做出重新选择。从历史经验看，德国和日本选择了不同的政策调整路径，对两国经济和金融运行产生了迥然不同的深刻影响，使得这两个国家在货币国际化的道路上明显拉开了差距。
德国先实现了马克国际化，然后才完全开放资本账户。在此期间，德国对于汇率和货币政策的稳定一直是有着近乎偏执的追求，一直以审慎的态度逐步开放和调整资本账户。这种调整策略不仅为德国赢得了工业核心竞争力提升的黄金时期，还为德国应对马克国际化后出现的各种金融市场波动准备好了充足的技术手段和政策工具，最终成就了马克和德国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的地位。而日本则过于激进，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就试图大幅放开资本账户，并且高估了本国实体经济应对汇率升值冲击的能力，没有很好地保持日元汇率稳定。日元过快升值导致产业转移，出现了经济“空心化”，严重损害了本国实体经济。虽然80年代日本试图通过宽松型货币政策和金融市场开放来刺激本国经济，但是实体经济的衰退已经不可避免，最终不仅使得日元国际化成为泡影，同时还拖累了东京金融市场的发展。
当一国货币已经跻身于主要国际货币行列之后，货币当局都只能采取“资本自由流动+浮动汇率+货币政策独立性”的宏观金融政策组合。这同样也适用于中国。然而，贸然放开资本账户和人民币汇率，极有可能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严重损害实体经济和金融发展，致使人民币国际化进程中断。因此，政策调整不能急于求成，要在本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监管部门做好应对国际资本冲击的充分准备以后才可放开汇率和资本账户。
当前，货币当局宏观金融管理的核心任务就是构建更加全面、更具针对性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追求金融稳定目标，为推动人民币国际化战略提供必要前提。一方面要将汇率政策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等工具协调使用，将物价稳定、汇率稳定、宏观经济稳定增长等政策目标统一在金融稳定终极目标的框架之内。另一方面要继续完善微观审慎监管政策，重视金融机构的风险控制与管理，加强金融消费者权益保护，同时积极探索宏观审慎监管政策，着眼于金融体系的稳健运行，强化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和谐发展，以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实现金融稳定目标的重要支撑。
二、汇率管理应该作为宏观金融风险管理的抓手
在货币国际化水平由低而高变化的时候，对货币发行国来说，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汇率波动。但汇率过度波动会对金融市场造成负面冲击，并对实体经济稳健增长产生不利影响。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应该效仿德国，在货币国际化初期将汇率稳定目标置于首要位置。
随着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的不断完善以及资本账户开放度的逐步提高，人民币汇率决定因素将发生明显变化。国际经验表明，宏观经济基本面对长期汇率决定具有较强的解释力，但对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力较低。短期汇率波动主要受跨境资本流动冲击和其他国家政策溢出效应的影响，但市场套利行为可以促使汇率回归长期均衡水平。汇率波动性对短期资本流动没有显著影响，但是对经济增长稳定性的影响大幅度增加，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尤其强烈。
随着人民币更多执行国际货币职能，人民币汇率将不仅影响国内经济和金融活动，也会对周边国家汇率、区域贸易投资甚至整个国际金融市场产生不小的溢出效应，从而加强人民币汇率预期管理十分必要。2015年12月11日中国外汇交易中心正式发布CFETS人民币汇率指数，有助于改变市场过去主要关注人民币兑美元双边汇率的习惯，逐渐把参考一篮子货币计算的有效汇率作为衡量人民币汇率水平的主要参照系，理解并接受新的汇率形成机制。
应该进一步推动汇率市场化改革，完善人民币汇率制度，加强市场预期管理，保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追求与最优货币政策目标相符合的汇率政策目标。
首先，完善汇率形成机制，提高人民币汇率的市场化程度，允许汇率有一个较宽的波动幅度，使其更富弹性、双向波动，同时促进企业加强汇率风险管理和对外更多使用人民币的意识，促进金融机构的汇率风险管理工具及全球范围人民币资产管理业务创新。
其次，人民币汇率制度应从管理浮动逐渐过渡到自由浮动，汇率政策目标的实现方式从直接干预为主转向间接干预为主。市场套利行为可以促使汇率回归长期均衡水平，央行应当退出常态化的直接干预，但要防止汇率过度波动对金融市场和实体经济造成负面冲击。要完善我国的管理浮动汇率制度，为本国实体经济的转型与发展赢得时间和空间。未来在资本账户有序开放的条件下，主要通过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收入政策的合理搭配来维持长期汇率在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与此同时，在外汇市场出现投机性冲击或危机来临之际，保持必要的外汇干预和资本管制，加强技术性管理工具的运用，采取果断和有效措施维持人民币汇率稳定。这是防范金融危机蔓延和系统性金融风险产生的必要手段。
第三，汇率政策实施过程中必须重视国际间政策沟通与协调。要密切关注美国宏观政策的溢出效应，加强与美国政府的沟通，推动建立美元-人民币汇率协调机制，降低过度的汇率波动对双方经济金融的负面影响。积极应对欧元区和日本的负利率政策，呼吁建立SDR篮子货币国家之间的货币政策协调，避免主要货币之间发生汇率战，减少以邻为壑效应。同时，也要考虑到中国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对其他新兴市场国家的溢出效应，既要优先考虑国内需要，又要通过适当的沟通与协调机制兼顾他们的利益诉求，减少政策摩擦，实现合作共赢。
三、宏观金融风险管理要以资本流动管理作为关键切入点
伴随着资本账户的逐步开放，中国的外汇市场和资本市场将成为国外游资和投机资本主要冲击的目标。应当充分吸取广大新兴市场国家因国际资本流动冲击引发金融危机的教训，对于国际资本流动特别是短期资本流动保持高度警惕。需要重点识别和监测跨境资本流动所引起的国内金融市场连锁反应，加强宏观审慎金融监管，避免发生系统性金融危机。
更加灵活的人民币汇率制度提高了跨境资本流动和金融市场的关联度，使得外汇市场、货币市场、资本市场之间，以及离岸和在岸金融市场之间的价格联动性及风险传染性增强，使得国内金融市场存在不容忽视的脆弱性。研究表明，“8·11汇改”之后，中国资本市场价格、杠杆率和跨境资本净流入之间的关系，由之前的单向驱动关系变为循环式的互动关系，而且显著正相关，对某一变量的冲击呈现反身性和不断强化的特征。市场收益率与短期资本流动存在双向的互相影响，说明短期资本流动冲击足以影响到资本市场的价格和杠杆水平。此前对资本市场收益率、杠杆率和资本流动具有较大影响的CNH与CNY价差、外汇市场无抛补套利收益率的影响力逐渐下降。
因此，资本账户开放要与汇率制度改革相互配合，坚持“渐进、可控、协调”的原则，适应中国经济金融发展和国际经济形势变化的需要。在国内金融市场尚未成熟、金融监管体系还不完善、应对跨境资本流动冲击的方法有限且效果欠佳的情况下，不可贸然放开资本账户。正确认识短期内资本的净流出态势，以及跨境资本流动的“双向”波动对我国经济的影响。始终保持对资本账户的审慎监管，将资本流动冲击风险维持在可承受的范围之内。
在当前的新形势下，应该高度重视大规模短期资本流动可能造成的系统性金融风险。掌握并利用资本市场收益率与汇率之间的联动机制，加强货币政策和汇率政策之间的协调，增强政府对短期资本流动的驾驭能力。在资本流动管理中既要“节其流”，也要“开其源”，提高投机性资本流动的成本。必须密切监测资本流入的动向，对所有可能的途径进行监测，以便在发生资本外流时制定有效的应对措施。鉴于QFII资金的进出是很多观望资金的重要先导指标，必须运用大数据技术，增加高频数据统计，加强对QFII的监测和引导。
充分利用人民币国际化快速推进的时间窗口，积极发展人民币离岸市场，提供更多投资工具和投资渠道，满足不断增长的贸易和投资实际需求。加强建设人民币资金的自我循环机制，为离岸市场发展提供足够的流动性。需要进行某些特别的政策安排，促进离岸市场和在岸市场相互协调，建立在岸价格引导离岸价格的机制。
在构建人民币“国际大循环”机制时，目前应以香港为中心，通过沪港通培育人民币国际资本市场，建立资本项下的人民币海外循环机制。从更广阔的视角看，要致力于构建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大中华货币区，将人民币周边化作为阶段性的战略选择。
加强欧洲主要国际金融中心人民币离岸市场建设。推动国内证券、商品交易所与法兰克福、卢森堡和伦敦交易所的合作，重点推出人民币国际债券、股票、基金、结构型证券等金融产品，以及人民币标价的黄金、石油等大宗商品期货，充分利用当地的营销渠道，扩大人民币产品的交易规模，加速形成人民币网络效应，推动人民币离岸金融市场向纵深方向发展。
人民币加入SDR货币篮子后，国际社会对中国发挥大国作用的期待更高，对人民币发挥国际货币功能的需求也会增加。通过亚投行、丝路基金、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的务实、高效运作，引领国际资本支持“一带一路”重大项目建设，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以此为契机，中国应该更加积极参与国际金融治理，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国际清算银行等国际金融组织的政策制定和协商谈判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在国际金融体系改革中的话语权。
人民币加入SDR将提升更多国家和地区与中资金融机构加强合作的意愿，为中资银行带来巨大的国际化发展空间，推动其在客户和产品两个维度加快提升海外业务规模及收入来源。在这一过程中，中资银行不可避免地会面临更加复杂的市场环境和监管要求，使得银行的风险暴露在数量和结构方面出现新的特征。由于我国经济正处于去产能、去杠杆的结构调整阶段，银行国际化发展过程中还不得不面对国内外双重风险的考验，有可能出现资产质量下降、利润增速放缓、流动性风险上升等问题，导致银行风险承受能力下降。对于那些系统重要性银行来说，如果不能解决好风险管控问题，就会降低国际竞争力，错失国际化发展的良机，还会危及国内金融体系的稳定，甚至成为外部冲击的放大器或系统性风险的导火索。
中资银行应当抓住机遇加快国际化步伐，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全方位的金融服务，帮助他们在国际市场站稳脚跟、树立品牌;要根据自身特色以及外部环境，制定和调整经营发展方向及策略，丰富相关产品和服务的种类，实现收入结构的多元化，在国际金融市场提升核心竞争力，增加中国金融机构的国际影响力。由于境外经营环境更加复杂，风险更大，需要中资银行培育风险文化，树立正确的绩效观念，建立覆盖境内外业务的完善的风险管理信息系统，规范境外业务经营，避免操作风险。政治风险和合规风险是银行跨国经营面临的突出问题，要尽早制定金融机构跨国经营的法律法规，建立健全海外投资保险机制，监管部门要提高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流动性监管标准，加强跨境金融监管合作，为中资银行国际化保驾护航。
四、以供给侧改革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实体经济基础
实体经济保持中高速可持续发展是人民币国际化的坚实基础。实体经济是一国货币国际化的根基。强大的经济实力、庞大的国际贸易体量、稳定的币值、资本可自由使用、有效的宏观政策等是货币国际化的必要前提。
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国际经济环境变迁使得严重依赖出口和投资驱动的中国传统经济增长模式陷入困境，实体经济面临诸多结构性障碍，风险点不断爆发。突出表现为：
(1)创新能力薄弱，无法跻身国际产业链分工的中高端;
(2)经济结构失衡，储蓄率过高，消费对经济的拉动不足，部分行业产能过剩;
(3)中小企业融资难，民间投资萎缩;
(4)缺乏国际贸易的组织者和定价权，贸易大而不强等。与此同时，主要贸易伙伴经济疲软，增长复苏困难，使得出口对中国经济的驱动失效;发达国家纷纷采取措施重振制造业，去杠杆，回归实体经济，给中国制造带来巨大的竞争压力。
另一方面，对G20国家跨境资本流动的实证研究表明，自人民币国际化以来，资本流动冲击较以前更复杂、更频繁，加剧了实体经济的波动性。而且，在全球经济虚拟化程度较高的现实背景下，还要防范资本流动导致国内经济虚拟化加剧的风险。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是培育中国经济增长新动力、建立经济可持续发展新结构的必由之路。应该在供给侧改革中确立三个抓手，并有所建树。第一，增加研发投入，加大海外并购，内外并举提升技术水平。供给侧改革一大核心任务是补短板，补短板应该从内外两个方向齐头并进。对内通过加大研发投入，进行制度改革，鼓励企业发展科技和创新能力，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中国制造的核心竞争力。对外鼓励企业走出去，加大对发达国家高端制造业的并购，增加高技术的供给。第二，重视金融结构调整，拓宽融资渠道，降低资金成本，强化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功能，防止金融“脱实就虚”甚至泡沫化。应该大力发展要素市场，更多地运用利率杠杆来调节资金供求关系，提高资源配置的经济效率;促进金融开放和创新，在风险可控的情况下鼓励企业境外融资，利用境外市场利率较低的优势，帮助高负债企业去杠杆，大幅降低资金成本，提高企业的活力和竞争力。加快金融机构国际化步伐，为走出去的企业、为我国的跨国公司提供全方位金融服务，帮助它们拓展海外市场，增强他们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使其在贸易活动中有更大的主导权和话语权。第三，金融手段与财政措施协调配合，鼓励民营企业进行直接投资，利用国内外两个市场优化生产要素配置。一方面，必须加强企业的品牌建设与管理，满足国内对高质量生活用品、奢侈品的消费需求，逐步实现进口替代;另一方面，合理设计外援模式，有效进行PPP模式的海外扩展，帮助企业进行国际产能合作，延长传统优势产品的生命周期，提高全要素经济效率。
中国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人民币国际化为实体经济服务的指导思想。人民币国际化的长足进步，有利于国际社会增加对中国的信心和投资动机，并为中资企业使用人民币对外投资提供便利性和收益稳定性。尤其是，可以改变大宗商品使用美元计价结算的习惯，使中国经济获得更加稳定的物资供应模式。鉴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使用人民币的意愿大幅提高，中国可与中东、中亚国家以及俄罗斯等国家推动双边原油贸易以人民币计价、结算，将上海国际能源中心推出的原油期货价格发展成为继WTI、布伦特之外的又一原油基准价格，提升包括中国在内的这些国家的原油定价权。
推进供给侧改革，长远看有助于解决我国实体经济的风险积聚问题。创新型工业体系的建立将确保经济可持续发展，夯实人民币国际化的物质基础。而人民币国际化的稳步推进，不仅增加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经济的信心和需求，其所带来的贸易计价结算和投融资便利，还有利于扩大对外贸易和国际合作，推动跨国并购和技术进步，形成大宗商品新的供应新模式，实现在国内外更广阔的市场上优化资源配置。尤其是，人民币在国际化进程中稳步升值，迫使贸易结构升级，从产业链低端迈向中高端，形成了加速中国经济增长动力转换的倒逼机制。因此，从某种意义上看，人民币国际化与供给侧改革是相辅相成的，具有内在的相互促进机制，人民币国际化本身就是中国实体经济转型升级的一大推手。
五、亟需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
跨境资本流动等外部冲击与国内金融市场风险、机构风险、实体经济风险等相互交织、彼此传染，使得由单个市场或者局部风险引起连锁冲击而导致系统性风险发生的概率不断提升。亟需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在体制机制层面实现对系统性风险的防范与管理。
整个金融体系具有遭受外部因素冲击以及内部因素相互牵连而发生剧烈波动甚至危机的可能性，随着中国金融改革和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跨境资本流动导致国内系统性金融风险显著上升。一旦遭受系统性风险冲击时，任何单一金融机构都将不可避免地受到波及。换言之，系统性风险是能够同时影响多个金融部门、乃至实体经济的风险，其主要判别依据为是否有多个金融部门同时产生异动。
由于系统性金融风险来源的多样性，对系统性风险进行评估需要一个整体上的把握。我们从金融政策环境、金融市场、金融机构以及外汇市场风险等方面，运用加权平均方法进行综合评估，构建中国系统性风险指数，为准确度量和客观评估系统性风险提供科学依据。研究结果发现，在2005年7月至2015年12月的十年里，我国经历了7次系统性风险较高的时期。具体来看，2005年7月21日，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不再单一盯住美元。此次汇率制度改革带来了强烈冲击，推升了当月的系统性风险。2007年10月和2008年12月出现的两次系统性风险加剧，归结为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与蔓延。2010年初快速上升的系统性风险则源自于通货膨胀高企。此后，在经历了2010年中期到2013年初期的稳定期后，2013年6月发生了短暂的流动性风险(钱荒)并导致系统性风险上升。最近两次系统性风险的上升，分别对应的是2015年中期股票市场的剧烈波动和当年年底的人民币汇率快速贬值。
我国系统性风险虽然经历过若干次的短暂升高，但是究其原因，主要风险都源自某个单一市场，并未造成多个金融部门同时出现风险，没有导致系统性风险爆发或持续升高。但是需要注意，仅仅在2015年下半年，中国系统性风险就经历了两次较大的提高。频率之高，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需要引起高度重视。
国际金融危机重创了长期以来的金融监管理念，全球范围内基本达成了“货币稳定”无法保障“金融稳定”、“个体稳健”无法保障“系统稳健”的共识，保障金融稳定的诉求引发了宏观审慎监管大变革。我国也积极参与全球宏观审慎监管改革，并在国内监管实践当中推出多种宏观审慎政策工具，一定程度上起到了防范系统性风险累积的作用。针对目前多头监管存在的政出多门、职权交叉、责任不明、严宽不一等问题，应充分借鉴国际经验，明确当前我国金融监管改革的原则，构建符合中国实际的宏观审慎政策框架，为加强系统性风险管理提供制度保障。
要在现行金融监管框架当中增加“宏观审慎”维度，并明确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实施部门。危机以来，各国的监管改革以增加现行监管框架的宏观审慎维度为主，加强系统性风险监测、评估和防范，并以专门委员会或者审慎监管局等不同方式明确了实施宏观审慎政策的具体部门。
除了维护货币稳定之外，央行应当被赋予更多的保障金融稳定和加强金融监管的职能。危机之后，主要经济体将防范系统性风险、保障金融稳定作为监管体制改革的核心目标，强化中央银行金融稳定和金融监管的功能，进一步推动宏观审慎监管改革及其与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
要从功能和机制上厘清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微观审慎和行为监管四者之间关系，并加强相互之间的协调配合。这已然成为各国金融监管体制改革的主要工作。具体做法包括将货币政策、宏观审慎、微观审慎统归央行的大央行模式，成立金融稳定监督委员会并加强央行金融监管职能的“委员会+强化版央行”模式以及“审慎监管+行为监管”的双峰监管模式等。
要全面提高金融数据的可获得性和准确性，为系统性风险的监测、分析和评估提供全面及时的信息。金融稳定理事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清算银行、世界银行以及主要经济体，正通过强化央行职能、修订法律框架、完善统计制度以及扩大统计范围等方式，加强数据和信息可得性并促进各类金融信息的共享与协调。
还要致力于建立有效的危机处置机制并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从主要经济体的监管改革来看，美联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共同负责美国系统性风险处置;英国的金融危机处置当局为英格兰银行，负责制定金融机构处置策略;欧盟通过构建欧洲银行业联盟的方式，将银行业监管、处置和存款保险机制进行合并。此外，部分国家也成立了专门的机构，以进一步加强对于金融消费者的保护。例如，美联储通过设立独立的消费者金融保护局，统一行使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职责。
国际直接投资篇(3):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产业导向论文
内容摘要：基于中国现实的投资环境，外商一般从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目的出发，进行对华直接投资产业选择。其通常的对华投资导向为传统产业转移导向、市场导向和资源导向，现今，全球战略导向成为外商对华直接投资的首要投资导向。
关键词：直接投资 传统产业转移 市场导向 资源导向 全球战略导向
传统产业转移导向
任何一国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必然伴随着新兴产业的兴起和传统产业的逐步衰退，生产要素要从传统产业转移到新兴产业，这其实是一个要素重新组合的过程。但由于各国出于不同的原因，传统产业的退出都会遇到各种退出壁垒，如生产设备与人力资本的专用性和沉没成本、政策及法律的原因。通过对外直接投资，向海外转移尚可利用的传统产业生产能力，既可使传统产业在本国顺利退出而不致于造成大的社会和经济的负面影响，又可释放出生产要素而支持新兴产业的发展，获取较高的投资收益，从而促进本国产业结构的升级。
中国具有低廉而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种类较为齐全且绝对量较大的自然资源、巨大的市场潜力，这对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转移产业具有较强的吸引力。例如，日本对华的边际产业转移，始于20世纪80年代，基本遵循小岛清的边际产业扩张理论，从纺织、日用消费品、家电等劳动密集型产业，到钢铁、石化、造船、汽车、电气、工程机 等资本密集型产业。美国的产业转移基本遵循国际产品生命周期理论，主要将进入成熟期和衰退期的产业转移出去；对华较大规模的直接投资主要起于20 世纪90年代初期，产业主要集中在采掘、通讯、汽车等资本密集型产业以及饮食、日用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香港、台湾对大陆的直接投资开始于大陆的改革开放之初，基本上是纺织、玩具、鞋类、技术水平较低的电子产品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的转移。
市场导向
一般来说，采用市场导向型战略是投资者为了规避东道国的贸易壁垒，以投资替代贸易，增加对东道国出口的目的。美国学者尼克博克（F.T.Knickerboker）的“寡占反映”理论指出，大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呈现出“追随潮流”效应，具体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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