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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善本篇(1):判断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

　　可能对于古籍善本这个概念，大家都觉得很陌生，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判断古籍善本价值的标准，一起来学习吧!
　　中国是世界上最早发明造纸和印刷术的国家，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就有造纸和印刷术，这是中国对于世界文明四大贡献中的两项，而中国的古籍善本就是包容两大发明的历史见证。
　　什么是古籍善本？
　　清朝版本目录学家张之洞的解释为：一是足本，没有删节和缺卷；二是精本，精校精注，错误极少；三是旧本，即传世很久的木刻本、传抄本和线装书。当代学者对古籍善本的解释为：一是年代久远而且有文物性；二是印刷插图精美而具有艺术性；三是书籍内容精辟具有学术资料性。
　　如果再细分，评判古籍善本的价值有以下五大标准：
　　文献价值：
　　古书籍所描述记载的史料非常丰富，是研究古代社会不可缺少的第一手材料，因此古籍的价值首先体现于它的文献价值。
　　版本价值：
　　古籍的版本种类很多，一般来说，稿本(作者的原稿)、旧抄本、原刻本、精刻本、初印本以及各类活字印刷本等版本的价值更高。
　　艺术价值：
　　有些古籍字体雕刻精美，印刷水平较高，如精写本、精刻本、各种套印本、红印本、拱花等。
　　学术价值：
　　如名家稿本、精校本以及在某一学术领域有独到见解或较为少见的稿本、写本、批校本、过录本等，都有很高的学术价值。
　　文物价值：
　　有些古书，抄写或刻印本年代久远，流传又稀少，如宋版书存世不多，无论从纸质、墨迹、印刷技能、装帧水平等方面都具有很高的文物考古价值。
　　如今古籍善本从年代上可分为宋刻本、辽刻本、西夏刻本、元刻本、明刻本、清刻本；形式上可分为雕版印刷、活字印刷，其中则以宋版书最为珍贵，坊间长期流传着“一页宋版，一两黄金”的说法。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古籍善本收藏远远盛于书画。但是由于古籍善本入门门槛较高，且存世量少等问题，在建国后的几十年间，一直处在小众收藏的状态。不过随着人们文化水平提高，以及藏家、国企、文博机构对古籍善本的认识出现转变，有更多历史和艺术价值使得古籍善本越来越受到重视。
　　古籍善本由于是纸质品，很容易受到损毁，如水灾、火灾、虫蛀等自然及人为因素的影响，保存几百年甚至更长时间实属不易，这就导致了流传下来的古籍善本十分稀少，许多古书现已绝迹，留存下来的古籍善本中不乏孤品、珍品，有的存世量也不过是寥寥几部，因此，古籍善本的价值珍贵也就不难理解了。

古籍善本篇(2):古籍的版本知识

　　古籍是我们中华文化的精髓，需要我们好好保护，因此，我们应该懂得古籍的版本知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古籍的版本知识，希望能帮到大家！
　　古籍的版式
　　版式即古籍每一印页的格式。印页上各部分都有特定名称，主要有：
　　版面指每页上印版所占范围。
　　版框版面四周的粗线，也叫边栏。上方叫"上栏"，下方叫"下栏"，两旁叫"左右栏"。单线的叫"单边"或"单栏"，双线的叫"双边"或"双栏"。有的印页版框上下栏单线，两旁双线，被称为"左右双边"或"左右双栏"。  行格版面之内，用直线分成若干行，每行有若干字，在鉴定和著录时，人们习惯以半页计算，叫做"半页×行×字"，有的径称"×行×字"，若每一行中有两排字（通常为大字的注解），叫做"小字双行×行×字"，若双行字数与单行正文相同，就不再注出。这种著录和说明方式，称为行格，又称行款。
　　版心每页版面正中的位置，又叫节口。版心通常有用作对折准绳的黑线和鱼尾形图案，有的还印有书名、卷数、页码及本页字数，明代以前，版心下方往往还印有刻工姓名。
　　鱼尾版心中间用作折页基准的图形，因其酷似鱼尾，故名，只有一个鱼尾的称为单鱼尾，上下各有一个对称的鱼尾，称双鱼尾。
　　白口、黑口宋代以后，书籍装订均在版心处对称，然后粘连或订线，对折的准绳主要是鱼尾，有时也在鱼尾上下各印一条黑线作为标线，叫做象鼻。凡加印黑线的书，装订成包背或线装之后，书口处就显出暗黑色，所以被称为黑口，其中粗线叫大黑口或阔黑口，细线叫小黑口或细黑口。不加线的叫白口。  书耳版框左栏外上方，有时刻出一个小方格，里面题写篇名，叫做书耳或耳格。主要见于宋代蝴蝶装版面上。
　　朱丝栏乌丝栏行格界栏以红色印的称为朱丝栏，以黑色印的称为乌丝栏。主要见于唐以前写本。明清时期，专有印刷各种颜色笺格的作坊，用不同颜色x栏笺纸抄写的古籍，通常直接著录为红格、黑格、蓝格、绿格等等。
　　古籍的装帧
　　在印刷术发明以前，图书是抄写的缣帛和纸张上，采用长卷形式，阅读时展开，平时卷起。这一时期的图书只能是卷轴装。韩愈《送诸葛亮觉往随州读书》诗称："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一一悬牙签，新若手未触。"欧阳修《归田录》也说："唐人藏书皆作卷轴。"雕版印刷普及以后，由于书版各自成块，卷轴装已不适用，古籍装帧改进为册页形式，先后出现旋风装、经折装、包背装、线装几种形式。线装的形式一直沿用至今。
　　卷轴装又称卷子装，早期的图书装帧形式。与装裱好的书画相似。在长卷帛书、纸书的左端安装木轴，旋转卷起。敦煌石室中发现的大批唐五代写本图书，都采用这一方式。据记载，古代宫廷收藏的卷轴装图书十分考究，《隋唐经籍志》描述秘阁藏书："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唐六典》描述内府藏书："其经库书，钿白牙轴，黄带红牙签；史库书，绿牙轴，朱带白牙筌。"进入版刻时代，图书改为册页形式，仍有一些采用卷轴装，如《开宝藏》、《赵城金藏》等。
　　旋风装在一素纸长卷上面依次粘贴书页，每页正反两面书写文字，展开长卷可翻页阅读。守张邦基《墨庄漫录》形容其"逐叶翻飞，展卷至末，仍合为一卷。"这种装订特点是外表仍为长卷，里面却是错落有致的书页，实为介于卷轴装和经折装之间的一种装订形式。大约盛行于唐代。故宫博物院藏有唐写本《刊谬补缺切韵》五卷，即是采用这种旋风装。
　　经折装又叫梵夹装、折子装。将图书长卷按一定宽度左右折叠起来，加上书衣，使之成为可以随时展读的册子。历代刊刻佛经道藏，多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古代奏折、书简也常采用这一形式。
　　蝴蝶装将每页书在版心处对折，有文字的一面向里，再将若干折好的书页对齐，粘贴成册。采用这种装订形式，外表与现在的平装书相似，展开阅读时，书页犹如蝴蝶两翼飞舞，故称为蝴蝶装。蝴蝶装是宋元版书的主要形式，它改变了沿袭千年的卷轴形式，适应了雕版印刷的一页一版的特点，是一重大进步。《明史艺文志》序称秘阁书籍皆宋元所遗，无不精美。装用倒折，四周外向，虫鼠不能损。"但这种版心内向的装订形式，人们翻阅时会遇到无字页面，同时版心易于脱落，造成掉页，所以逐渐又为包背装取代。
　　包背装将印好的书页版心向外对折，书口向外，然后用纸捻装订成册，再装上书衣，由于全书包上厚纸作皮，不见线眼，故称凶背装。包背装出现于南宋，盛行于元代及明中期以前。清代宫廷图书如历朝实录、《四库全书》也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包背装改变了蝴蝶版心向内的形式，不再出现无字页面，但未解决易散脱页的缺点，所以后来又发展为线装形式。
　　线装线装书是传世古籍最常用的装订方式。它与包背装的区别是，不用整幅书页包背，而是前后各用一页书衣，打孔穿线，装订成册。这种装订形式可能在南宋已出现，但明嘉靖以后才流行起来，清代基本采用这种装订方式。其特点是解决了蝴蝶装，包背装易于脱页的问题，同时便于修补重订。
　　从以上可以看出，古籍的装订有一个发展演进过程。不同时期流行不同的形式，了解这一进程，对古籍的年代鉴定十分重要。传世宋版书多经过后人重新装修，或改为包背装，或改成线装，但仔细观察，仍能在版心处发现粘贴痕迹，书页外沿则有磨损痕迹。
　　古籍的结构
　　包背装和线装的古籍，结构大致相同，即将各印页在版心处对折，有字的一面向外，装订成册。每册古籍内外各部分，均有固定名称。主要有：  书衣即书的前后封衣，又称书皮、书面。书衣有布、纸两种，最常见的是用栗色毛边纸和青色连史纸做成的书衣；布料、绵绫则多施于古籍善本。明清内府图书常用黄绫作衣，以示尊贵。书衣上一般题有书名，或直接写在封皮上，或贴一纸书签。
　　书签用作题写书名的长方形纸条，一般贴在古籍封皮左上角。
　　书脑线装书订线的一边。
　　书脊线装书订线的侧面，相当于现代图书的书背。
　　书头古籍的上端，又叫书首。
　　书根古籍的下端。往往用作题写书名、卷数，靠近书脊的一端，多用于标注册数，最后一册常用作"止"字的异体字，如"《凡大》"、"{大止}"等。
　　扉页在书页之后，书名页之前的一页白纸。
　　书名页即古籍的封面，专用题写书名，一般置于书衣及扉页之后。多以半页（一块书版的半面）刻写书名及作者，也有的以半页题书名，半页题刻版时间、刻版机构或藏版处。
　　以上是古籍的外观形式，至于一部古籍的内容，往往由序、目录、凡例、正文、跋等几部分组成，阅读序跋，查核正文及讳字，对于鉴定古籍版本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古籍卷末或卷中序目之后，常刻有牌记（又称书牌子）注明出版者姓名、书坊名称、雕版年代等，这也是版本鉴定的重要依据。
　　古籍的版别
　　从总体看来，历代流传下来的古籍分为抄写本、刻印本两类，抄写本即人工抄写的图书，刻印本即采用雕版印刷或活字印刷的图书。但具体区分，又有种种不同的版本名称。
　　（1）按照写刻的不同情情形，可分为写本、影写本、抄本、精抄本、稿本、彩绘本、原刻本、重刻本、精刻本、精刻本、修补本、递修本、配本、百衲本、邋遢本、活字本、套印本、巾箱本、袖珍本、两截本、石印本、铅印本等等。
　　写本早期的图书，都依赖于抄写流传，雕版印刷术普及之后，仍有不少读书人以抄写古籍为课业，所以传世古籍中有相当数量是抄写本。宋代以前，写本与抄本、稿本无较大的区别，但宋元以后，写本特指抄写工整的图书，例如一些内府图书，并无刻本，只以写本形式传世，像明代《永乐大典》、清代《四库全书》以及历朝实录。
　　影写本明清时期，藏书家为保存稀见宋元版书原稿，雇请抄手，用优良纸墨，照原样影摹下来，版式、字体往往与原本相差无几，这样的写本被称作影写本，又叫影抄本。其中以汲古阁毛氏影宋写本最为著名。
　　抄本精抄本由于工抄写的图书，非抄写者亲撰。其中抄写精美，字体工整的称为精抄本。
　　稿本已经写定尚未刊印的书稿，称为稿本。其中，由作者亲笔书写的为手稿本，由书手抄写又经著者修改校定的为清稿本。稿本因其多未付梓，故受人重视，尤其是名家手稿及史料价值较高的稿本，一向为藏书家珍爱。
　　彩绘本以两种或两种以上颜色绘写的图书。多用于插图或地图较多的图书，如民间流传的《推背x》等。
　　原刻本据原刻本重印的图书。其中凡版式、行款、字体依照原刻本摹刻的，称为仿刻本、翻刻本、覆刻本、影刻本；对原刻本内容进行增删校订或添加评注的，则称为增刻本、删刻本、评注本。
　　精刻本指校勘严审、字体工整、纸墨优良的刻本。其中请名人书写上版的刻本（多在书版上留有姓名）称为写刻本。  修补本递修本将旧存书版重新修整、补配之后印出的图书称为修补本或重修本。有的书版保存时间较长，历经多次修补，则称递修本。如果宋朝书版经过宋、元、明三朝修补的，则称为三朝递修本或三朝本。
　　配本将不同地区的书版，配合起来印成一种完整的书，称为配本。如清代金凌、淮南、江苏、浙江、湖北五省官书局出二十四史，版式不同，却同为一部书。
　　百纳本百纳即补缀很多的衣服，利用零散不全的版本全成一部完整的书，称为百纳本。清初人宋

古籍善本篇(3):古籍鉴赏的秘要

　　籍开始以“集”的形式流传；雕版印刷盛行之后，古籍便以整部的批量流行了。下面小编给大家介绍古籍鉴赏的秘要，一起来学习吧！
　　古籍真伪鉴别
　　古籍文献由于其特殊的传统雕版印刷方式和纸张载体形式，造假是相对比较难也比较少的，鉴别起来相对也容易些，即使买到“翻刻、后印本”，其价值仍然比买到一张仿品假画或假古瓷要高得多，因为比起初刻、初印本，它们只是早晚的差别，还不是真假的差别。所以业界有“古籍不怕买假”之说，有模仿得好的，有一定价值。
　　之所以说古籍中造假现象比较少，是因为古籍作假并不容易。近年有一些复制做旧的书籍，如《麻衣相法》，往往做得不像。做旧的古籍往往用化学墨，采取的是影印或复印的办法，化学墨色调过黑，而且墨色比木版刷印的均匀。传统的雕版印刷用的是水墨，墨色偏淡，而且印书用墨不如书法用墨好；再一个就是真古籍是人工刷印的，版上着墨不均匀，所以刷印出来的书墨色也不均匀。从纸张上来说，现代跟古代的造纸技术也不一样，染过颜色的纸就更容易辨认了。
　　古书因年久发黄，一般是边沿部分颜色深，内里颜色浅，并不是均匀的发黄发暗。做旧的染色纸，是里外都发黄发暗，所以相对容易鉴定。古籍作假与书画作假不一样，书画的鉴别难度更复杂一些。而且，现代造假手段也很难模仿高价古籍，现在的“茶叶水”、稻草水渍古籍极易鉴别。当代作假困难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经济原因：用传统的雕版技术和材料印刷，可以做得像，但成本太高，雕版印刷的技术人员极少，而目前大部分古籍价格不是很高，造假获利空间不大，所以造假比艺术品市场的其他品类少。
　　鉴定古书，首先可注意其封面与牌记。以明清刻本居多，而是时书籍有不少刻有封面，封面除书名外，大多刻有作者、雕版时间、书坊字号，如清雍正刻本《李义山诗》封面为：“雍正八年携，华亭赵润川解，《李义山诗》，金陵刘晰公梓。”清乾隆刻本《西湖志纂》，封面刻：“乾隆乙亥刊刻进呈，《御览西湖志纂》，赐经堂藏板。”一般有封面的书，据以断代是可靠的，但也有一些书例外。一是原书版片易主后，封面重新调换，以新面目出现，其内容却是旧的，并末重新刻版，只算是重印。比如，汲古阁书版，在毛晋身后便转归他人，如《十七史》版片转到了席氏手中，席氏即将各卷首大题下“毛氏汲古阁印”诸字挖去，补刻“洞庭席氏”，实质上仅是改头换面而已。另一种情况是整套书均由后人依样翻刻，翻刻时将原书封面只字不误地照刻，初看误以为是原刻本。遇此情况，只要在序跋末尾留意撰写时间即可。这种情况，不妨解释为刻工的文化程度低、办事古板或书坊主人的好古情趣，但若是蓄意作伪，则会尽可能地乔装打扮，故还得从其他方面去一一识破。
　　牌记又叫书牌子，多刻在序目后或卷尾书末，类似现在版权页上的出版社名称，如明正德本《文献通考》，在卷三四八末刻有“皇明正德己卯岁暮独斋刊行”双行牌记。有些牌记内容较长，如嘉靖本《初学记》序末刊：“光禄大夫行右散骑常侍集贤院学士副知院事东海郡开国公徐坚等奉敕撰纂初学记一书，近将监本是正讹谬，重写雕镂，校勘精细，并无荒错。买书君子，幸希评鉴。嘉靖丁酉岁冬书林宗文堂刊行”。这很能说明选用底本、校勘等情况。
　　序、跋是著者或与之有关的师友、后学撰写的该书成书过程、写作缘起等，一般序在前，跋在后，撰写时间一般距刻印时间不远，可以作为鉴定年代的一个依据。但单纯靠序跋题写时间还不可靠，因为不少书籍在翻刻时将原序依样刻录，因此得看看共有几篇序，以最近的一篇来推算。当然，遇到将序年挖改作伪的情况，还将凭字体、纸张等其他特征来辨别。
　　题跋、识语是藏书家、鉴定家直接写于其所藏之书卷首或卷尾的个人研究心得，借此可了解该书的流传情况，同时也提供了名家的鉴定见解。如北京图书馆藏宋本《友林乙稿》前扉有袁克文跋，赵锈藏明版《韵语阳秋》卷三末有赵氏题识。其他如黄裳等著名收藏家也多喜在珍爱的书上题语。与题语同时出现的是藏书印章，如××楼、××阁、××斋、××堂、××轩以及藏书家姓名、字号等等，自然也是鉴别时代、了解流传的一项内容，但它同题语一样，也有伪作。
　　书名的冠词，有时可直接知道该书的写作年代，如称“国朝”、“皇朝”、“皇明（或清）”、“大明（或大清）”、“圣宋”等，一般都作于当代，而若重刻，则冠以“重刻”字样，或将“皇”、“国”等字删去不用。如《圣宋文选》、《皇元风雅》、《大明一统志》、《皇清经解》等。而元人撰《国朝名臣事略》，清人撰《国朝先正事略》等均为当代人所刻的当代人著作。
　　避讳是遇到当朝君主或所尊者时所采用的改字、空字、缺笔等文字书写现象。如宋微宗名赵佶，则书中凡遇“佶”及吉、咭、诘等字均要回避。明熹宗名朱由校，“由”字缺末横笔，“校”作“较”。这样，在鉴定版本时，讳字便也是一个内容。这方面的详细情况，陈垣先生有专著《史讳举例》（中华书局出版），可参阅。不过避讳情况在具体实施时亦有疏密，如明初甚疏而万历后趋密，不能一概而论。
　　作伪的常见手段。清朝皇宫藏书有“天禄琳琅”、“乾隆御览之宝”等印章，著名藏书家毛晋汲古阁藏书有“毛氏子晋”、“汲古主人”等印章，都有许多假冒的。这些早已有之。现在运用了电脑扫描技术，印章往往做得比较像。但并不是不可以辨别的。章可以做得像，但印色就不容易做得像。因为造假者一般要做多方印章，而且往往是一次性做的，印色比较统一。而实际情况是，书籍经过多位收藏者之手，印章是逐步加盖的，印色往往有明显的差别，即使一个人的印章，也往往不是同时加盖的，印色也有差别。杜泽逊说，他见过一本丁福保收藏的宋人诗集，手抄本，上面盖有明代王世贞、清代季振宜等多位著名收藏家的印章，但是印色几乎是一模一样，显然是一次性加盖的。只有丁福保的印颜色不同，倒是真的。那么上当的就是丁福保了。其抄写的年代不可能是明朝，纸张墨色都不像，估计是民国初年书商抄写的。
　　明高濂在《遵生八笺》中曾对染纸和伪造蠹鱼虫蛀痕以作伪有精细的描写和精彩的议论：近日作假宋版书者，神妙莫测。将新刻模宋版书，特抄微黄厚实竹纸，或用川中茧纸，或用糊扇方帘绵纸，或用孩儿白鹿纸，简卷用棰细细敲过，名之曰刮，又墨浸去臭味印成。或将新刻版中残缺一二要处，或湿霉二五张，破碎重补。或改刻开卷一二序文年号。或贴过今人注刻名氏留空，另刻小印，将宋人姓氏扣填两头。角处或妆茅损，用砂石磨去一角，或作一二缺痕，以灯火燎去纸毛，仍用草烟熏黄，俨状古人伤残旧迹。或置蛀米柜中，令虫蚀作透漏蛀孔。或以铁线烧红，锤书本子，委曲成眼，一二转折，种种与新不同。用红装衬绫锦套壳，入手重实，光腻可观，初非今书仿佛，以惑售者。或札夥囤，令人先声指为故家某姓所遗。百计瞽人，莫可窥测，多混名家，收藏者当具真眼辨证。
　　在查阅一些古籍著录书时，常见有“××叶，××行”的记录，这便是行款字数等的版式统计描述，因为不同的版本，其版式规格尺寸不一，行数、字数也不同。另外，边栏、鱼尾、书口（版心）、版框高度也不同。如《后汉书注》，宋王叔边刻本为半叶13行，行23或24字，细黑口，左右双边；黄善夫刻本为半叶10行，行18字，细黑口，四周双边。
　　麻纸：分黄、白两种。黄麻纸色略黄，稍粗糙，有的较白麻纸略厚；白麻纸洁白光滑，背面较正面粗糙且有草棍等粘附，质地细薄，坚韧。纸纹均宽，约一指半。宋刻本多用白麻纸，元后期多用黄麻纸，时纸纹渐窄，约一指。明初仍用之。
　　罗纹纸：色白，质地柔软，具明显横纹，似丝织罗绸，故名。自宋以来代有制造，但宋刻本有此纸者鲜见。
　　棉纸：又称皮纸，分黑、白两种。白棉纸色白，质地细柔，纤维多，韧性强；黑棉纸色黄黑，韧性稍差。明前期多用。嘉靖前较细薄，隆、万后稍粗厚。清初仅见少数印本。
　　竹纸：色微黄，稍脆，宋元至明初问有使用，嘉靖后较为普遍。
　　开化纸：细腻、洁白，薄而韧性强，柔软。清内府刻本及扬州诗局刻书多用之。嘉、道后质次量少，家刻本中偶有采用。
　　连史纸：洁白纯净，正面光滑，背面稍粗糙，但无草棍纸屑粘附，纸料较细。乾隆后所用甚多。
　　宣纸；因产于安徽宣城而得名。分为多种。料半纸，薄而质地细，色洁白，绵软有弹性，可以作绘画印书，晚清、民国有些书用之。玉版纸，能吸水，晚清、民国印金石、书画册等多用此纸。棉连纸，摹拓铜器、碑刻及印书画用。
　　毛边纸：米黄色，正面光滑，背面稍粗，质脆，乾隆后用得较多。
　　太史连纸：稍黄，质地细洁而有韧性，乾隆后与上述毛边纸为两种最常使用的印书纸。
　　另外，了解前人的著录，包括具体某种书的字体、行款、版式、卷数、刻印年代、刻印地点等内容，均可一一查核。如《四库简明日录标注》，对各种不同版本均有说明，其他如已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及北京图书馆、上海图书馆等几个大馆的善本书目均可查考。古人所编的书目，如宋晁补之《郡斋读书志》，陈振孙《书录解题》等也可按需翻阅。
　　最后要提出的一点，就是版本鉴定标准中的“软件”，即检阅书的内容本身，诸如制度、习俗、用语等，有时都可以成为年代鉴定上的佐证。如《刘知远白兔记》，向与《荆钗记》等合称为四大南戏，收入《新编五代史平话》，曹元忠1911年在该书跋语中称其为宋巾箱本，事实上该书有多处不避宋讳，早有人怀疑它是元刻伪托。近又发现，书中所用的某些词汇只在金、元才出现，宋人不可能讲元人的话，宋刻本自然是靠不住的。如讲到刘知远在李家的佣工，《新编五代史平话》称作“驱口”，按：驱口即元人所说的奴婢，而明成化刻本则改称“年作”，可见刻本年代不同，内容上有时会体现出来。
　　一般来说，翻刻本比原刻本弱一些，但也有些翻刻本比原刻本还漂亮，鉴别时需要把两个刻本进行比较。但也有些不知道谁是原刻本，谁是翻刻本。比如《东都事略》，在台湾中央图书馆藏宋蜀刻本《东都事略》，在日本的宫内厅和静嘉堂也分别藏着一本。台北的这本跟日本的两本牌记相同，但是比对图像稍有差别，不是一版。因为过去谁也没同时见过三个本子，所以没有意识到它们是不同的版印刷的本子。其中有的是翻刻的，也可能都是翻刻的，谁早谁晚不好下结论，当然都是宋版。清代活字本，有些印刷是临时性的权宜之计，价值并不高。如清后期琉璃厂印制的一些活字本，不能按照国家古籍标准划入第三类。另外，中国传统的家谱一般也是活字印刷，如果一个家族中没有大的文化人或者有影响的人物，这样的家谱价值也不大。
　　版本优劣
　　比较版本优劣有如下几种方法：
　　1、文字
　　版本文字是比较版本优劣最基本、最有代表性的方面，通常对善本的解释就是校勘精良、错字较少的版本。比较版本文字的方法就是校勘，它与校勘学中的版本对校法从方法上讲是一回事，不同的是，前者用校勘的方法比较版本文字优劣，后者是用版本的异同来校勘文字。换句话说，比较版本文字是校勘学在版本学中的应用，而版本对校是版本学在校勘学中的应用。从这里也可以看出版本学与校勘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另外，两者在程度上也有差别。比较版本文字，只是对古籍版本的内容文字作局部的、初步的校勘，以为优劣比较的典型分析。而版本对校是校勘古籍的一种方法，要求用各种版本对古籍作全面深入的校勘订正。
　　比较版本文字，先要校出异同，然后才能分辨优劣。文字优劣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正误，二是优劣。如果一个本子的误字较另一个本子少，那么两本的优劣是很容易分辨的。问题在于判断版本文字的是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2、篇幅
　　版本差异还表现在全书的篇幅结构上。因为古籍版本在传刻过程中往往由于各种原因而增加、减少、改变其篇幅结构，以致出现不同版本的篇幅结构异同，其中自然存在着优劣之分。
　　版本篇幅以正文部分的差异最为重要，最能显示版本的优劣。正文的差异大多出现在集部图书里，像经、史、子类的大部分书记籍，正文内容早已定局，差异多在个别文字、局段上。而古人诗文集的编篡刊印，大多有一个艰苦费日的过程，才渐趋完善。余嘉锡《四库总目提要辩证》说：" 凡宋人文集，往往有前后数本，多寡互异，大抵编辑愈后，卷数愈多"。历代文集基本如是。以杜甫诗集为例，最初有唐人编辑的《杜甫集》六卷本、樊晃《小集》六卷本、卷数不详的顾陶刻本和后晋开运二年官书本，以及二十卷的孙光宪序本和郑文宝序本。后有宋人孙仅编集的一卷本和苏舜钦编集的《老杜别集》二十卷本。北宋仁宗宝地二年（1039），王洙"搜裒中外书凡九十九卷，除其重复，定千四百有五篇，凡古诗三百九十有九、近体千有六。起太平时，。。。。。。。。。。。。。。。视居行之次，与岁时为行铂，分十八卷，又别录赋笔杂著二十九篇为二卷，合二十卷"。这是宋代最完善的一次杜诗编集。
　　别外，重刻古籍常有节录之本。节本与原刻足本想比，很容易看出两者的优劣。节本大都是丛书中的版本。比如北魏羊衔之《洛阳伽蓝记》，历朝翻刻，传 本极多，大致分为两个系统。一种是五卷的足本，如《西今逸史》本、《津逮秘书》本、《学津讨原》本、《真意堂三种》本、《广汉魏丛书》本、《增订汉魏丛书》本等等。另一种是一卷或不分卷的节录本，如《说郛》本、《五朝小说》本、《旧小说》本等等。虽然节本中也有个别文字较胜的可胜之处，但从篇幅的完整性来说，毕竟不如足本为优。
　　比较版本篇幅内容的差异优劣，应该根据不同类型的图书，采取多种相适应的方法。比如宋代著名目录著作《郡斋读书志》的袁州刻本和衢州刻本，孰优孰劣，自清以来，一直从说纷纭，莫衷一是。孙猛《论（郡斋读书志）的成书、版本源流及衢袁二本优劣》一文，在总结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根据目录书的特点，把《郡斋读书志》的篇幅内容分成收录书量、序文、分类、归类、编排、书名的著录、卷数的著录、编纂者或注释者的著录、解题等九个方面，来对衢本、袁本作比较。经比较，发现衢本收录书量较袁本实际多出十九部，小序多十三篇，类目多设两个。两本归类不同的有四十六例，大多衢本较优。类目编次虽两本都有鼠乱之处，但衢本仍比袁本稍微整齐可观。
　　线装书的历史
　　“线装书”这一名词，可谓家喻户晓，无需饶舌。某种程度言，“线装书”这一概念，已成为中国古籍的代名词。清初康熙时人储大文《存研楼文集》卷十三有一篇《蒋平川传》，说蒋锡震幼时，“游他塾，见他儿诵线装书，辄固请携归窃诵之，寻益诵《庄》《骚》《文选》，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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