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国史大纲》]国史大纲

来源:经验交流材料 时间:2018-05-29 13:16:59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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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一:高中历史说课稿范文

  导语:对于高中历史课程,老师会展开怎样的教学呢?下面是小编整理的高中历史说课稿,供各位阅读与参考。
  高中历史说课稿1:《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
  一、说教材
  1.教材地位和作用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是我国封建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政治制度。该制度经过秦汉、隋唐、宋元等阶段的不断发展,至明清时期达到顶峰。明代罢中书省、废丞相,内阁制为中央辅政机构;清代以内阁及军机处为中央辅政机构,协助皇帝处理军政要务。明清两代,以六部为中央政务部门,分理国政,直属皇帝。皇权兼并了相权,使皇权发展到顶端。本节课承接本单元的第2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第3课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脉络清晰地呈现在同学们的面前。同时明清时期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强化使中国在政治上大大落后于同时代的西方国家,揭示了近代中国落后于西方国家的一个原因,从而为学生以后学生第四单元《近代中国反侵略求民主的潮流》奠定了基础。
  2.教学目标
  知识与能力:
  (1)废行省、设三司;废丞相,权分六部。
  (2)识记清初政治制度的变化;军机处的设置。
  (3)了解明朝内阁制度形成的经过极其发展。
  (4)理解内阁制与宰相制的区别。
  (5)理解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基本概念:内阁、军机处,并结合具体历史背景和历史阶段特征加以分析、评价,培养学生辩证的思维能力。
  (6)从多角度分析明清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强化和完备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培养学生初步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分析历史问题的能力。
  (7)掌握古代中国政治制度的演变趋势极其对当时社会所产生的积极作用。
  过程与方法:
  开展讨论、辩论等教学活动;提高学生表达、探究等方面的能力; 培养“论从史出”的历史学科素养。
  情感、态度、价值观:
  (1)、通过学习本课,认识到明清君主专制制度的强化,既有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也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阻碍中国社会的进步。
  (2)、通过本课的学习,认识到明清君主专制的加强是造成中国近代落后和被侵略的原因之一,激发学生为祖国的富强而努力,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
  3.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明清加强君主专制的措施
  难点:内阁制与宰相制的区别;明清加强君主专制的影响
  二、说学情
  高中学生自身的知识、个性与社会性都比初中有了较为充分的发展,他们具有强烈的探究世界的动机,他们的分析能力、辩证思维也明显增强,而且获得比较丰富的学习策略。对于本课内容学生在初中历史学习时接触过,但对它的认识比较肤浅,大多停留在表层,没有形成系统、深刻的认识。
  三、说教法学法
  (一)教法
  应该充分利用历史学科蕴含丰富图片、史料资料的特点,采用多媒体教学手段,创设含有真实事件或真实问题的情境,让学生在探究事件或解决问题的过程中,自主地理解知识,使教学过程成为一个动态的、有机的整体。使学习过程成为“感知-理解-运用”的过程,更是掌握方法、积累经验、发展能力、生成情感的过程。
  (二)学法
  科学有效的学习方法是培养学生强烈的求知欲和激发学习激情的重要因素。在这一课的学习中,应该有意识的培养学生以下两种学习方法:
  一是观察学习法,充分运用材料作铺垫,引导学生主动地运用自己的观察力从各种历史材料中获取有效信息。期望学生在运用历史材料的过程中,进一步认识到历史材料是认识历史的主要途径,培养从中提取有效信息与辨析历史材料的方法;培养“论从史出”,“以史实为依据”的历史学习习惯。
  二是思辨学习法。通过提供相关知识背景,创设各种具有探究性的问题情境,开展课堂讨论,形成互动的课堂氛围,在合作与交流中切实体验历史,深刻理解历史。
  四、说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
  带领同学们回顾一下第2、3课学习的内容,因为第2课讲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建立,第3课讲的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对这两节课内容的复习将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发展脉络完整的呈现在学生面前。接下来就通过对胡惟庸案的讲解导入本节课的内容。
  2.问题探究,突破重点、难点
  导入新课后,通过多媒体课件给学生们展示一段朱元璋大肆杀戮功臣的资料,提示学生大肆杀戮功臣是朱元璋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之一,接着引导学生看课本提问他们朱元璋为了加强中央集权还采取了哪些措施,从而得出明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关于清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主要是引导学生回忆清宫戏中见到的一些现象,通过讨论来总结清代加强中央集权的措施,因为最近有关清代宫廷的电视剧比较多,学生们应该都接触过。这是难点“明清时期加强君主专制措施”的解决方案。
  难点“宰相制和内阁制区别”解决方案:著名史学家钱穆在其《国史大纲》曾指出:“(明朝)国家并未正式与阁臣以大权,阁臣之弄权者,皆不免以不光明手段得之。此乃“权臣”,非大臣。故虽如张居正之循名责实,起衰振弊,为明代有数能臣,而不能逃众议。”引导同学们认识到宰相是“大臣”,握有大权的阁臣只是“权臣”。然后通过课本P17“历史纵横”中张居正的案例来引导学生认识到“在宰相制下,宰相被制度赋予决策大权,其地位十分巩固。但内阁只是皇帝的侍从咨询机构,本身并无决策权。虽有内阁大学士大权在握的现象发生,但其权力并不来自于制度及其职位,而来自于最高统治者的个人支持与信任,比如张居正当时是有皇太后的支持。一旦失宠,其地位便会一落千丈,张居正死后的下场可以证明这点。因此,尽管有人认为明代的首辅即变相重设的宰相,但其权力与前代宰相已不可同日而语,更谈不上制约皇权。”
  难点“明清加强君主专制的影响”解决方案:主要是通过对西方内阁和明清时期内阁的比较这一探究性问题来认同学们认识到:明朝的内阁是皇权专制强化的产物,它加强君主的绝对权力,保证君主对全国的统治,进一步巩固了皇权至高无上的地位。而西方近代的内阁是政治民主监督机制,有助于防止专制独裁。中国的内阁使得中国走向专制、愚昧,而西方近代的内格使他们走向民主、科学。从而引导同学们来总结明清时期中国社会的发展开始大大落后于西方。
  3.课堂小结
  在讲授完本节课的内容后,带领学生对本节课的内容做一个简单的回顾,力求本课内容当堂消化,以减轻学生的课业负担。同时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发展演变作个小结。
  4.知能训练,运用迁移
  体现一定的层次性,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
  5.布置作业
  高中历史说课稿2:《古代希腊民主政治的加强》
  我们称古希腊是民主政治的摇篮。古希腊语中民主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今天的民主通常是指与专制相对立,少数服从多数的人民(或公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政治模式。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一、说教材
  1.教材地位:
  《古代希腊民主政治》是人教版课程标准实验教材第二单元《古代希腊罗马的政治制度》的第一课内容。是整个历史教材中的亮点之一,它带给我们耳目一新的感觉。本课内容主要讲述古希腊民主政治在特定历史环境中产生、发展、辉煌及衰退的过程,给我们展示了一幅不同于中国古代专制政体的另一幅灿烂的政治画卷,让我们去亲自感受西方的民主政治制度在人类政治历史发展历程中地位和重要影响。
  2.课标要求:
  《高中历史新课程标准》对这一节内容作了这的要求:了解希腊自然地理环境和希腊城邦制度对希腊文明的影响,认识西方民主政治产生的条件。知道雅典民主政治的主要内容,认识民主政治对人类文明发展的重要意义。
  3.教学目标:
  根据新课程标准的具体要求,结合本课在整书知识体系中的地位和学生的认知水平,确定这一课的目标:
  知识与能力:
  1)掌握重要概念城邦、雅典民主政治等
  2)结合历史材料分析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认识雅典民主政治的价值和意义在于为后世提供了一个最值得参照的政体形式,为人类文明中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完善提供了一条可供选择的道路,并从历史发展的高度来理解民主政治对于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和意义。
  3)分析雅典民主政治与其地理环境和城邦制度的关系,懂得每个国家政治制度的形成与其国情、经济发展等因素相关。
  过程与方法:
  通过展示背景材料,生成问题,让学生运用归纳、对比、概括、探究等方法来感悟历史,即感知新知识——思考问题——合作、探究问题——体会历史,进一步培养学生的历史思维能力和团结合作精神。
  情感、态度、价值观:
  体会地理环境对古代希腊民主政治形成的影响;感受雅典民主政治的辉煌及对后世产生的影响;理解希腊奴隶制度是把双刃剑的含义;体会人类文明的源远流长。
  4.教学重点、难点:
  重点:地理环境对希腊民主政治的影响;伯利克里改革的内容、作用。
  难点: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实质;古希腊民主政治的作用和影响
  二、说学情
  高一学生在初中学习九年级上册历史时已经对古希腊雅典城邦的民主制度有了一定的了解。但由于初中阶段不重视对历史学科的学习,因此对相关内容的印象比较模糊,而且学生对政治文明的内涵还不甚明了,对古代西方的历史更是陌生,加上本课涉及内容繁多,知识比较深奥难懂,从高一学生的认知水平出发,达到课标要求确有难度。因此我们应力求将知识化繁为简,化难为易,以灵活多变的教学形式将知识深入浅出地传授给学生。另外,本课涉及的民主政治话题可能会使部分学生产生片面理解或是偏激言论,这时就需要我们的正确疏导,帮助他们形成健康向上的世界观。
  三、说学法
  新课程的设置,要实现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倡导主动探究式学习。
  自主学习:在一定知识经验积累的基础上,引导学生自主阅读自主思考、自我探索自我评价,形成有感情投入、有内在动力支持的有效自主学习的习惯。
  合作学习:教师创造宽松、和谐、开放的课堂环境,学生共同探究本课问题,开展互助性学习,充分交流,相互借鉴,取长补短。这种方法不仅能提高学习历史的效率,而且有助于培养学生团结合作的精神。高中历史说课稿http://www.akqp.com/lishi/gaozhonglishi/
  探究学习:怀疑是走向真理的第一步,带着质疑走进课堂,带着对历史的质疑走进生活,这样才能获取知识和技能,发展态度与情感。
  四、说教法
  1.以高中新课标为依据,主要围绕“示今通古”的宗旨,努力体现时代精神及素质教育思想。
  2.备课活动依靠课标;从教教材到用教材教,整合不同的课程资源;
  3.遵循新教材中中外史合编体例的设计,即注意展示历史发展的纵向联系和横向联系,把中国历史与世界历史有机联系起来进行考察;
  4.遵循新教材编写原则,即注重历史演变与现实生活的联系,注重培养学生的公民意识及政治参与意识,遵循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理念,通过情境设置、角色扮演及撰写历史论文,给学生留下大量的学习与想像的空间
  五、说教学过程
  1.新课导入
  通过设置一系列的问题引发悬念:“你知道以下这些英语名词的最初来源吗?你知道这伟大的雕塑作品产生于何时何地吗?你知道以下这两位伟人诞生的地点吗?他们产生于同一块土地,同一个时代,他们一起演绎了那个时代的辉煌。那么,是什么造就了如此辉煌的文明?”让学生在对即将学习的知识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之后,教师发出召唤:让我们一起参观西方文明的摇篮,探寻西方文明之根……
  2.问题探究
  (1)总论:
  指出古希腊罗马文明是欧洲文明之源,被称为“海洋文明”一句话概括本单元主要内容:文明表现:从政治文明看,古希腊的奴隶主民主政治和古罗马的法律制度对世界文明贡献良多。
  概念剖析:民主政治的含义 古希腊语中意思是人民掌握权力。今天的民主通常是指与专制相对立,少数服从多数的人民(或公民)当家作主的一种政治模式。民主意味着在形式上承认公民一律平等,承认大家都有决定国家制度和管理国家的平等权利。
  (2)讲解民主的形成过程:
  首先多媒体展示古希腊地图,加深学生的直观印象,并解释古希腊的地理位置。
  资料引入:利用图片和文字立体的展示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形成的进程:公元前6世纪初梭伦改革,奠定雅典民主政治基础;公元前6世纪末克利斯提尼改革,确立雅典民主政治;公元前5世纪伯利克里主政,雅典民主进入“黄金时代”。
  (3)民主政治的特点
  情境创设:“设想一下,如果你是一名生活在伯利克里时代的30岁的雅典男性公民,你能享有哪些权利?为什么?”通过此题,培养学生分析运用知识的能力,并强化学生对民主政治内容的理解。
  角色扮演:“如果你是一名报社记者,你的上司要求你写出一篇有关希腊民主政治的内容、操作流程及评价的报道,你将会采访哪些人,提出哪些问题?去参观哪些地方?采访后你将会给你的报告拟一个怎么样的题目?如果你是被采访者,你又将如何回答提问,评价希腊民主政治?”完成此题的要点是教师必须指给学生明确的操作程序,并作好示范,如教师分别示范记者与希腊公民,并在最后作好评价。设置此题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语言表达能力、合理的想像能力、观察分析能力以及对历史现象辩证的评价能力,强化学生对雅典民主政治的得失的认识。
  最后,在已经充分了解民主政治内容的基础上,分析归纳雅典民主政治的特点,这样,结论显得水到渠成。
  (4)评价民主
  通过对雅典公民享有充分的言论自由的介绍及展示伯利克里的讲话、陶片放逐法,使学生认识到,雅典的民主在统治阶级内部已经达到了非常高的层次,并促进了希腊人完整人格的形成。
  通过伯利克里讲话、图片、文字分别讲述希腊人重责任感、渴求知识的民族性格,并请学生朗读有关雅典人生活的有关文字,让学生在阅读中感情逐渐升温,引发学生对民主的充分认同及对雅典人重精神生活的无限神往。
  问题设置:让学生思考雅典民主政治对后世西方政治制度的重大影响。同时指出“民主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让学生在原有知识的基础上认识民主政治的必然性。
  用书中的两段材料分析希腊民主政治的特征和实质,分析其影响。
  4.课堂小结
  对本课内容进行概括性的总结
  5.知能训练,运用迁移
  体现一定的层次性,满足不同层次学生的要求。
  6.布置作业
  撰写历史论文
  首先布置论文范围、主题;其次进行举例;最后提供相关查阅资料的网址。
  此题设置的目的,是要拓宽学生的知识面,培养学生的自学能力,研究能力与概括能力及文字表达能力,并深化学生对难点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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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史大纲二:国史大纲读后感2000字

  作为一部大成之作《国史大纲》还普遍地包含了钱穆先生很多卓越的历史思想,此文将主要就其“文化史观”作一初步认知。如下是小编精选的国史大纲读后感2000字,希望对你有帮助。
  国史大纲读后感2000字篇【一】
  早就听说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是如何的振聋发聩,充满着真知灼见,只是一直没有心思拜读。直到最近,在等考研成绩的百无聊赖之中,才硬着头皮啃起了这部竖排繁体的历史教科书。不过,钱先生的文笔显然比我们的那些苗正根红的史书要好读的多,再加之条分缕析的分析和多如浩海又恰到好处的史实,任何关心历史的人都会爱不试卷。
  说起历史教科书是怎么样的,大家恐怕都不会陌生。以分阶段的社会进化史为纵线,阶级斗争为轴线,从政治辐射到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条目虽然清晰,但文字干枯发涩,千篇一律。我们所做的是将一些冷冰冰的事件从历史长河中抽出来让你死记硬背,不许质疑书本,不许有独立思考,这根本不是学历史,这是把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到人们的潜意识中去。我常常在想,如果没有对历史的反思,即使将整本课本都背的滚瓜烂熟,也不知道中国是怎样形成怎样兴盛起来的,又是怎样落后下去的。像义和团运动那部分,书上只说这场运动是如何爱国,如何轰轰烈烈,一点没提那些团民是如何愚昧,如何残忍。爱国主义教育固然重要,但不能理性对待就容易变成民粹主义,只知帝国主义罪恶,不知我们怎么给了帝国主义罪恶的口实。
  钱穆先生想做的就是这一点。在全书的序言中,先生就说的很清楚,他反对两种倾向,一是全盘否定,以为整个中国封建史就是黑暗专制的代名词,没有任何光明可言;一种是全盘美化,以为民族的就是世界的。这两种泾渭分明的倾向到现在依然如此,前段时间关于中医关于新儒学的争论就是很好的例子。先生看来(其实我们也是这样看的,只是有时候不是这么做的)两种态度都失之偏颇,前者以西方现代政治理念为标准进行生搬硬套,自然看来事事不顺;后者则是抱残守缺,这种观点本来没什么市场,但现在有些却因着民粹主义而复活,说什么儒家文明是人类未来的出路这样不着边际的话。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说起来很简单,但我们在没分清楚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的情况下,要形成理性的共识无疑是缘木求鱼。
  不能理性对待国史不能算是懂得历史的人,不懂历史就不是一个有知识的公民。要对本国的历史有一种敬畏之心,知道本民族繁衍生息之不易,同时又要明白中国落后之根源。作为一本教科书,《国史大纲》达到了目的,它明白无误地表明了先生理性、进步的历史观,那它和现在的教科书究竟不同在哪里呢?
  《国史》反对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这样阶梯式进步的历史观,这是最大的不同,因为文明的延续不能用某种标准斩断,让前后之间截然不同。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中指明,这样的观点来源于历史不断进步这一乐观主义的信念,以为社会是从低到高慢慢演化的。这种划分历史阶段的思维是经济基础决定论的产物,划分的依据是劳动工具的不同,举个例子,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分开的标志是铁器的使用,我们书上的标准说法是公元前476年春秋战国的分野为标志,之前为奴隶社会,之后为封建社会。但是,铁器的使用是一个过程,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这不好判断,占了主导之后是否引起了上层的变化这个也不清楚。先生举了《盐铁论》中的一段话,说明到了西汉仍有一部分农民用石器进行耕作,而在南方有些地区,春秋时期就广泛使用了铁器农具。
  随后,钱穆先生提出了自己的思路,从政治制度、经济状况和思想文化三个方面梳理社会的变化。经济是基础,政治制度和思想文化是上层建筑,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这样的论述在宏观层面还可以,但到了微观层面就容易纠缠不清。仅就政治制度的演化来说,在漫长的农业经济时代,经济基础变动不大,但政治制度却有了不少的变化,书中把它归结为这样一条线索,秦之前家国不分,王室即是政权,大臣皆为天子私臣;秦至唐是王室政权逐渐分开的过程,王室高高在上,丞相作为朝廷领袖是政权的最高行政长官,门下执行中书封驳,读后颇有点君主立宪的错觉;从宋开始君主集权加剧,但丞相仍然是公认的领袖,直到明太祖出私心废宰相直领六部,王室和政权又合二为一,所以先生才会借助顾炎武说出“我朝政事崩坏皆从太祖废宰相始”的话来。反过来,专制的政府为自己的利益又限制了民间经济的生长,否则在明一朝已经出现了资本主义的萌芽;出于同一原因。对此,先生持有的似乎是一种混合的观点,在某一具体时期,重点论述其中的某一部分,战国时期以思想流变为核心,两汉以制度变化为核心,三国两晋南北朝以思想和经济变化为核心。在特定时期某一部分会占主要地位,影响其他两部分,形成那个时期的主要风貌。
  钱穆先生是主张改良的,认为革命是一种极端,是矫枉过正,而真正的进步是在和平的环境中产生的,他用不同时期经济状况的对比证明这一点。革命是否正确,站在不同立场上的人有不同的结论,但社会的持续进步不能单靠革命的带动,则是确定无疑的。托克维尔说,自由是大革命的合法子女,但靠着百年的努力才赶走了专制暴政这一革命的私生子,使得自由民主成为现代政治的首要原则。小布什有句名言,人类最伟大的发明是将政治家关进了笼子,我现在是站在笼子里给你们说话。成熟政治的产生有赖于社会理性的共识,找到病根再抓药,这样才能不断进步。从这个角度来说,钱穆先生理性积极的态度是多么的可贵。
  国史大纲读后感2000字篇【二】
  我一直以来对中国的辉煌灿烂的历史很感兴趣,通过国史纲要这门课我对中国历史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为了满足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我读了《国史纲要》这本书,下面我来总结一下读这本书的感受:
  当我开始读这本书我发现《中国史纲》这本书确实很形象地描写了当代历史,更进一步地通过经济、文化、制度等几个方面来写,我后来才了解这本书本来是作为高中及小学历史教科书而写,但遗憾地是其中只有上古篇完成,就作为一本教科书来说这是一本很好的书。而且我发现老师上课内容有些观点及史实也来自于《中国史纲》,所以这本书很重要,也很有用。说起《国史纲要》,便不得不说钱穆,以及当时的背景。1937年抗日爆发,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钱穆先生对历史的温情、敬佩与冷静无一不在本书中有所体现。钱穆先生没有讲一些历史上官场的尔虞我诈方面的内容,没有披露意识形态的桎梏,没有帝王将相的奇闻轶事浮于纸上,而是重点讲解了中国文化方面的发展历程,并在此基础之上提出了自己精辟的见解,同时他又不忘提醒后人如何对待和研究中国历史。从夏商周文明的探索,至春秋战国百家争鸣时期文化的繁荣,到秦朝一统天下建立封建专制帝国影响,到唐朝外交、经济、文化发展的中兴等等下来,贯穿整个历史的主线是文化。对于历史的更多的是敬意与冷静,而不是偏激与失之偏颇。如今事实是强势的西方文化盛行,国人数典忘祖,对自己古代灿烂的文化与优良传统的不自信,认为外国的才是好的,才是值得学习的,我们的本土文化受到了很不公正的待遇。可是在书中钱穆先生铿锵有力的表达了对中国文化无比的肯定及自信。这点让我敬佩不已。中华文明是世界上四大文明中唯一流传下来的古文明,需要保护更需要继承和发展。认可并理解我们的历史,对我们的历史文明抱有崇高的敬意,会增强我们的民族自豪感,这种民族的凝聚力,会让我们走得更快更好。大多数人在一些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的“熏陶”,熟知不少无用的典故,却对其民族的精髓与意义懵无所知,这犹如空呼爱国。此其为爱,仅当于一种商业之爱。如农人之爱其牛.....爱国是要有基础的,不知其源,怎知其性,不知其性,何谈爱国;知其原方能爱其本,不懂我国历史怎么能全心全意的为这个国家奉献?历史的意义在于知道我们国家的精神,学习民族的气质,正是这种内在精神与气质,支撑着我们的历史延绵不绝,历史是一个国家的骨架,后人如若不知,谁来继续这个庞大构架的扩充?我们有别于其他民族的核心,就是独特。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民族的精神与气质。这就是我们研究历史的现实意义。所以说历史并非毫无价值。相反,历史的价值是普世的。
  《国史大纲》前言里指出了研究历史的意义。很多时候我们在说为什么要学历史的时候,都会说这么一句话:以史为鉴。问题是鉴个什么呢?当年明月在《明朝那些事》后记里说,已史为鉴是不可能的,历史总在不断的重复不断的上演,该发生的一千年前会发生,一千年后还会发生,该犯的错误还是会犯。《国史大纲》前言里说,一个国家的国民,尤其是知识线在水平线上的国民,对本国过去的历史,应该抱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妄自菲薄,不狂妄自大.。这样的人多了,对自己民族文化理解更深入,国家才有向前发展的希望。评判历史人物或历史朝代之所作所为不仅要站在现代的高度去俯瞰全貌,而且要走进当时的环境中去体察其目的、背景。有可能以现代标准谓之野蛮的行为,在当时是进步是科学是有效的。秦皇汉武历来是争议极大的两个帝王。其实争议双方都有道理,暴君也好伟人也罢,因为彼此观察角度不同。我以为如果以秦汉背景分析以后世之影响力去考核,秦皇汉武都是伟大的皇帝。比如始皇帝刑法苛严,然背景是大乱之后的一统,“乱世宜用重典”,不严如何凝聚天下?何况苛严是有法可依,并非任意妄为。当然重典也应有度,只是这个“度”两千年后无法精确计算。若以现代法律衡量,秦皇汉武枪毙一百次都不够,最符合标准的不是袁世凯就是伪皇帝溥仪,如此岂不荒唐?再比如修秦陵、建长城,难道劳工们仅仅是被武力逼迫不得已而为之吗?若如此,其工程质量可想而知,然结果却是千年不朽。民工的责任心何来?关于秦暴政的来源多为汉代史家所载,如同清否定明一样,我们不能否认汉代史家们有偏公允的可能。
  钱老提到了历史资料和历史知识两个概念,使我恍然大悟,我一直以来所谓的喜欢历史原来只是喜欢历史资料,因为这样能显得自己很博学,在目前史学教育极度欠缺的情形下比较能吸引人眼球,现在想想简直是亵渎了历史,可以说我以前对于历史是急功近利的。其实一开始没想到这是本教科书,一直以来想看久远年代的史书,潜意识里觉得只有这样才陪得上“历史“二字,可是钱老这本书虽是教科书,但其服务于政治的意味不浓,其根本思想乃对于历史的思考和反思,探究中国是如何兴盛起来,又是如何沦落到如今这种地步,钱老期望在这种反思中寻求拯救当下中国的方法及思想。
  本书的引论部分详尽地阐述了钱老的历史观,看后受益匪浅。本书成书于中华民族历史上最黑暗最艰苦的时代,凝聚了作者对于本民族的强烈热爱以及对于当下的社会深刻思考,当时史学界出现了三个派别,传统、革新、科学,作者认为时下的历史俨然成为政治的宣传工具,例如,书中写到:“革新派“主张“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皆专制黑暗政体之历史也”,又曰:“二十四史乃帝王之家谱”,他们眼中的中国历史皆以“专制黑暗”一语抹杀“,他们把当下之病症,一切归罪于两千年来之专制。显然这是种很偏激的思想。然清帝退位,并没有带来他们所期望的改变,他们又把矛头指向文化,曰:“中国自秦汉以来两千年,思想停滞无进步,而一切事态,因亦相随停滞不进”、“两千年来思想,皆为孔学所掩弊”。而同时也有极力推崇古代思想的思想。由此可见,当时的史学完全沦落为政治的工具,这是作者所不愿看见的,我们对于自己历史要分清什么是糟粕什么是精华,而后择而取之。
  看到南北朝后我就开始看近代史部分了,我觉得目前官方的近代史教材都是经过过多的处理过的,我们都希望知道真实的历史,我们认为这是每一个中华民族子孙所享有的了解我们民族过去发生了什么事的权利。钱老生活在那个年代,又以其高度严谨负责的态度撰写的这本书,应该有很高的真实度。
  对比一下现行历史教材的基本体例,区别还是很大的。一是用词概念。钱穆沿袭的都是传统史家的词汇——党争、王霸、民变、流寇……这些在今日教材的话语体系里或已不用,或者变为农民起义,泾渭分明。二是基本立场。钱穆分析北宋军事积弱,包括幽云屏障之失、内政不振、武备朽钝、兵制欠当、地方无权等等。相比而言,钱穆至少部分地接受当时的进步观念,认为革命整体是合理的,虽然仍旧视大多数民变为灾难。(但事实上中国的全部农民起义的确都不曾给社会带来本质的进步,倒是破坏极大,因为主导者往往本身只是流氓无赖,除非像刘邦、朱元璋广得读书精英辅助,方能成事。)而现行教材几乎是死守“人民必革命进步”的思维定势雷池不敢稍动。而很显然地,要成为“有知识之国民”,绝不应该满足于信守那些不许讲道理、“不容置疑”的定见。除这两点外,在民族观念、政治局面传承流变等方面,钱穆的观点也与现行教材不同,因为教材是以政治观点为纲组织史实,而钱穆以历史观点为纲,虽然都是“信念决定论点”,然而政治观点显然要比个人化的历史观点僵硬,所以现行教材与这部六十多年前的教材相比,也要僵硬、枯索一些。
  《国史大纲》的作用主要是思想层面的,其主旨“则在发现其相互影响,及先后之演变发展,以作国人如何应付现时代之种种事变作根据之借鉴”。这说明作者的主要意图是记述历史以对时事及后世造成影响。钱穆先生写《国史大纲》可谓用心良苦,他通过这本书表达了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信心和希望。
  那么我们应该以一种什么样的态度去看本国历史呢?先生说要怀有一种温情与敬意,不会对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历史总有值得借鉴的地方,不可能是一无是处的,鉴古而知今,历史总能带给我们温情。亦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对历史毫无敬意可言)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前人不知后事,只是各行其是,焉能以己之过而责之于前人之身?总而言之,我们应该带着温情与敬意,带着能够鉴古而知今的心态去学习本国历史,才能学以致用,才能报效祖国
  简单的举个例子,官方历史教科书中,打着“扶清灭洋"口号的义和团,是以一个正面角色出现的,讲他们如何爱国,而没有提到他们的愚昧和残忍,而本书有较为详实的阐述。不过我要说明一点,知道历史是一方面,如何看待又是一方面,我们知道了义和团的残忍就可以了,毕竟在列强野蛮入侵我们的时候,给我们造成了无法估量的伤害,对他们的任何残忍都是应该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那段令人心痛的历史,我们要以此时时勉励自己,努力让祖国富强,让中华民族迄立于世界的东方!
  读这本书以后我收获很大,对于中国古代历史得到了深刻知识,满足了我个人在这方面的需求,由于时间关系虽然我没完整地读完这本书但我了解还是比较深刻,通过读这本书我对中国古代历史的兴趣更加提高了,具有魅力的中国古代历史浮现了在我眼前,虽然是过去但值得研究...
  国史大纲读后感2000字篇【三】
  《国史大纲》是钱穆先生于民国二十八年六月完成的一部通史性著作,此书以传统社会价值作为其立场,符合传统中国人的思维模式。全书共有八编,四十六章,从虞夏时期一直写到民国时期。因其写作之初,是将其作为一部教材来编写,所以力求简要。虽然具体细节虽展开不够充分,并且其中有些地方也值得商榷,但其论点皆切中时代之要害,可谓入木三分,很见其深厚的史学功底。所以凡读史者莫不应通读此文章,借以培养自身的历史思维以及历史情怀。
  凡读一本书,亦是在读一个人,读此书之作者为人为学之道。史书也不例外,这就和“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同理,《春秋》与孔子其人有脱不开的关系。故欲对《国史大纲》的意义有更为深的理解,必然要对钱穆其人有更为深入的了解。此下凡列与其有关钱穆之故事以增进读者的理解。
  在民国文化革新时期,当胡适学派反对“崇古”与“迷信”,对中国传统文化及上古史作存疑与否定态度时,钱穆等人立表异议,说“余任上古史课,若亦疑古,将无可言”。他在《国史大纲》一书中也说道:“今求创建新的古史观,则对近人极端之怀疑论,也应稍加修正。”钱先生后来坦率地表明自己不同于古史辨派的一味疑古而是在求真的基础上提出新说:“······而余则疑《尧典》,疑《禹贡》,疑《易传》,疑老子出庄周后,所疑皆超于颉刚。然窃愿以考古名,不愿以疑古名。疑与信皆须考,余与颉刚,精神意气,仍同一线,实无大异。”
  而对于《国史大纲》的创作背景我们也需要明白。当抗战爆发之时,钱穆仓促地从北平逃离至西南大后方,教学多年来的大量教材悉数失散,此时中国面临国家存亡时节,钱穆有感于中国国运飘渺,尽管他本身相信抗战中国会赢得胜利,但也对中国的命运抱持最坏的打算。钱穆在云南乡下的偏僻之处,写下国史大纲,他是抱着中国人写中国最后一本史书的心情而著,盼若中国不幸败战覆亡,至少留给后人一本中国史书,让后人知道中国的历史及文明成就,激励后人复兴中国之心。 而中国于民国三十四年抗战胜利,钱穆的最坏打算没有发生。
  所以说钱穆先生著《国史大纲》更多的是在考量历史对于国人的价值。
  近年来,牟经济发展之思维甚嚣尘上,历史这样一个极具魅力的学科渐渐被人们所遗忘以至于误解。有鉴于现实与历史之间碰撞,通过阅读史书,这是在其中寻找自己的答案。
  凡读史者,先排除其中被迫读历史者,即使有志于历史学科的人也对于历史抱有不正确之思想。我们必须明确,所有欲在国史上有大出路的人,不单单需要丰厚的历史学识以及敏锐的历史视角,更多的则是需要一种研究历史的人文情怀。这在钱穆先生列于书前的诸信仰中一条有关,即“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本国已往历史之温存与敬意。”这种历史情怀只有在国人上才可发掘到,而西人治国史能难有这样一种情怀。这不免使我想到,治史的眼界取决于一种个人的情怀。就如同面对于黑白两种颜色,有人喜爱白色,竭尽其能去说白色的好。有人喜爱黑色,竭尽其能说黑色的好。而大情怀者则是融黑白于一,但却又不完全囿于黑白之色。
  读完此书,我也对于国史之价值进行考量,若谈及狭义的历史,则便是各类历史书籍上分宗列举之实例,而要谈广义上历史,则便是历史背后所蔓延而出一种精神力量,也就是一种文化的价值。狭义上的历史可以使人明智,而广义上的历史则已经超出具体之实物,变成了一个特殊的价值符号,我更愿把其当国人的一种普遍的信仰。
  中国人与美国人不一样,凡今日中国之文艺作品(文学、影视、绘画等)皆重于对待历史元素的回归,而美国人则重于对不可考事物之想象。抛却文艺作品与商业利益的挂钩,我很容易发现所有这些背后的价值倾向。而要将民众团结在同一面旗帜(不自觉的思维模式、不自觉的行为动机)之下,对于中国人而言,需要源自历史而又更加抽象的一种历史精神,
  而这也正是《国史大纲》这样一部书真正所要追寻的价值。

国史大纲三: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读后感

  导语: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钱穆先生在阐述中国文化的时候,在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之间作了大量的比较,以下是小编为大家整理分享的中国文化史读后感,欢迎阅读参考。
  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读后感(一)
  《中国文化史导论》,作者钱穆。本书以文明、文化两辞为主干,以时间、空间为轴心详细论述了中国文化的发展脉络,其中亦不乏中、西两方文化的对比。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彼时国内征战不休,民心惶惶,随着外来势力一同入侵的,还有外国的文化。在此背景下,崇洋媚外以及民族自信心极度低落或许也是钱老著述此书的原因之一。
  "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积累而产生。"——《中国文化史导论》
  如今西化严重,诚然中国文化或历史当中确有不堪之处,但一味的疑古、西化形成了一个问题,即:作为中华民族的后代,其自信心不断在降低,对中华文明自身的认同感不断在降低。我们自认为缺乏信仰,是由于对这片土地上的人们曾走过的路产生了怀疑,对我们的根源产生了动摇。既然钱老把文化比作"人",有骨有肉血脉相连,那么须知人的一生势必有高峰低谷不一而足
  在遇到困境,情绪低落,而外部环境又险恶的境地下,势必容易怀疑自己,怀疑从前的价值观念。难道从前的推崇或信仰确然不若他人吗?难道举国努力的一切竟是痴妄吗?诚然,很有可能之前坚守的道路就是存在着误区,但都知抱怨、发泄等负面情绪决难让人再往前走出一步。因此便如钱老在书中所提及的:
  一、人类自身内部的天性(可理解为自身能力、才华等先天属性)。此谓"性"。
  二、人类外部所遭逢的环境,关乎时机、地位、四周人物与事态所形成之形势。此谓"命"。
  三、自己考量自身素质与外部形势,而选择其动静进退之态度。此谓"道"。
  思考上述三个方面能给人以提醒,使自身于困顿中理出大致头绪,而不似抱怨哀嚎,初尚能吸引他人注意,久之便无人过问。这或许是读史其中一种意义所在。身为一名中国人已无可更改,现在学做外国人,你有多少岁就晚了多少年。钻入这类问题,就是在说自己投胎没有投好,无深究的意义,总的来讲仍是怀疑自己,都怀疑到自己为何出生了,也把自身的无能推却到出身那里去。()在这里妄借一位西方哲人的话:"对你最好的你是永远也得不到了,那就是不要出生;不过还有次好的事,那就是立刻死去。"我以为这句话言重了,我们还不到放弃生命的地步。因此重新梳理一遍自己的从前,看一看自己的现在,或许能明白接下来又该向何处去。
  在困境中,一味地贬低自身而羡慕他人,是一种逃避,逃避自身问题而告诉自己另有超脱的所在。每个人自出生便不是让你来享乐的,这又是读史的另一个意义:教你做自己。不逃避自己的缺点,也不逃避自己的问题,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爬起来,学习责任与担当,人若负重,才成栋梁。盲从他人,成为四不像倒更为容易。
  "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人的发展是会遇到困难的,人如此,国同之,文化亦如是,也易把希望寄托在他处。曾有人诙谐地讲,"从前希望在往生,如今希望在国外"。不要看见外国的强大就认为这是定局,我们之所以在沉睡是因为在等待。
  这不是说弊帚自珍,是说做自己,尊重自己,不自尊的人,他人更不会尊重你。
  做中国人,确实是门学问。
  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读后感(二)
  钱穆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碰撞
  ——读《中国文化史导论》
  读完钱穆的《中国文化史导论》一书,又更深刻地感受到钱穆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对中国历史的"温情与敬意"。该书写于抗战时期,面临山河破碎,"亡天下"的危险,钱穆在西南联大执教,关心时局,将历史与现实紧密联系起来。他放弃以往考据学术方向,转向到义理,此时遂有《国史大纲》和《中国文化史导论》这两本著作。钱穆用中国传统民族文化来激发国人的斗志,重树国人的民族自尊心。
  很多研究钱穆的学者将钱穆的历史观概括为民族文化史观 ,即以民族、文化、为历史线索来贯穿他的史学研究,并将这三者融为一体,这一点在其《中国历史研究法》一书中体现的最为明显,民族文化史观也是钱穆一生的坚持,这与其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分不开的。
  钱穆出生于1895 年,而这一年正是甲午战败,四万万同胞同苦台湾的割离,由此中国的门户进一步被迫大开。中国门户破开的同时也伴随着西方文明和文化 涌入中国,中国人视野里的西方和想象中的西方夷狄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先进的工业文明吸引着深处农耕社会的国人,于是有很多仁人志士提出向西方学习,以欧风美雨来洗涤中国的传统以求建立一个新的世界。然而钱穆却选择了以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一、 钱穆选择民族文化史观来应对中西方碰撞的原因
  1、中西方文化内在的不同,西方文化不宜移植到中国。
  钱穆在《中国文化史导论》里多处将中西方文化放在一起比较,从而得出中西方文化存在很大差异的结论。钱穆从文化的起源将文化的类型分为三大类型,即游牧文化、农耕文化、商业文化。而游牧文化和商业文化可以归结为一类,农耕文化自成一类。农耕文化具有"安、足、静、定"的特征,游牧和商业文化则是具有"富、强、动、进"的特性。按照这种说法农耕文化指的是中化文化,游牧和商业文化代指西方文化。因为钱穆论述道:"近代农耕民族之大敌,则为商业民族",这一句也就暗含着钱穆处在中西尖锐对立的时代背景,把当时西方对中国的侵略上升为西方商业民族文化对中国农耕民族文化的冲击这样的本质高度。在大的类型背景下的不同,钱穆又具体论述了中西方的不同,如"中国人看历史,常偏向于‘时间’的与‘生长’的‘自我绵延’。西方人的看法,常是‘我’与‘非我’两个对立"。从钱穆的分析中可以看出,钱穆是把中西方文化看成是二元对立的,所以钱穆的主张不是革命性的移植西方文化,正如其所说:"中国历史只有层层团结和步步扩张的一种绵延,很少彻底推翻与重新建立的像近代西方人所谓的革命" 。
  2、中国的文化内在的维新和吸收外域文化文明可以永葆生命力
  从中国文化发展演进的历程来看,钱穆将中华文化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前三个时期中国的文化都能很好融化外域文化的冲击,正如其所说:"中国人对外族异文化,常抱一种活泼广大的兴趣,常愿接受而消化之,把外面的新材料,来营养自己的旧传统"。外域文化融入中华文化中,就使得中华文化不曾间断,中华这种内在的维新力量可以使中华文化永葆生命力。中国古代史虽有王朝的更迭,可是文化传统依然存在,可是到了近代也就是钱穆所说的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时期,时局中的国人主张以西方的文化重建中国社会,于是钱穆就感到有"亡天下"的危险,因为中国文化将不复存在。因此面临中国文化发展的第四个历史时期,钱穆也是主张同前面三个时期一样以中国文化融化西方文化。正如钱穆在谈到"科学在中国一如在西方般发展以后,是否将损害或拆毁中国原来文化传统呢"这个问题时,钱穆对中华文化的融化力量是十分自信的,他说:"这一问题颇是重要,但据本书作者之意见,中国固有文化传统,将决不以近代西方科学之传入发达而受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一向是高兴接受外来新原素而仍可无害其原有的旧组织的。这不仅在中国国民性之宽大,实亦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特有的‘中和’性格,使其可以多方面的吸收与融和"。
  3、 中国自有文化,但缺失文明。
  在钱穆看来文明和文化是有区别的,"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从钱穆所举电影在中国放映可以进一步看出钱穆对文化与文明的界定,他说:"从科学机械的使用方面说,电影可以成为世界所共同,从文学艺术的趣味方面说,电影终还是有区别。这便是文化与文明的不同"。但"中国自春秋战国到汉、唐、宋、明各代,可说是注重在求‘尽人之性’",科学就大大落后于西方。
  二、 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的碰撞
  1、以民族文化史观应对中西方碰撞的措施
  钱穆把文明和文化做出区分,对于当时的历史境遇来说,一方面让国人认识到中国落后之处在于科学文明,明确了努力方向,不至于病急乱投医。另一方面让国人看到中国文化的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面临西方文明冲击时能够自信应对,不妄自菲薄。在文化与文明的区分下,钱穆提出以西方科学文明补中国之不足,促中国之富强。钱穆在当时感受到"如何赶快学到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好把自己国家和民族的地位支撑住"这种学习西方科学文明的紧迫性,同时也感受到"中国的社会,只要西方科学加进来,一切自会变"这样的民族自信。
  2、 中西方碰撞时应保持中国文化传统
  从近代以来,中国在一步步地实践由传统到现代的转型,可是中西方文化之间的仍然没有进行实质性有效的沟通。西方文化在中国传播,中国文化在西方漫延,中西方文化在中西方产生相互交叉性的影响。中国从西学东渐以来,还没有很好的消化西方文化,甚至出现中国人自己极端的排斥中国文化的现象。因为在许多人眼中就把西方科学文明等同于西方文化,于是一股劲地去赶追西方文化,把对西方文化的追求又替代为对西方科学文明的学习,于是就出现把文化与文明混为一谈的现象。有些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把中国近代向西方学习的过程概括为"学习器物——学习制度——学习文化"这三个阶段,他们认为这是中国学习西方程度的逐步加深,中国近代化程度的加深。然而这种近代化的进程是以抛弃中国传统文化为代价的,把西方东西引入中国,一方面造成西方文化和文明在中国的水土不服,于是在中国近代史上诞生很多畸形的产物;另一方面造成国人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和对中国文化自我认同的困难。
  钱穆"一生都被困在中西方文化的争论之中" ,也在以民族文化史观来思考"如何学到了欧、美西方文化的富强力量,而不把自己传统文化以安足为终极理想的农业文化之精神断丧了或戕伐了。换言之,即是如何再吸收融和西方文化而使中国传统文化更光大与更充实"这一问题。中国是有厚重的历史作为积淀的,不能抛弃历史文化传统,钱穆在其著作《秦汉史》中论述道春秋战国之际的各国变法时把秦国的变法和鲁国的守旧作出对比,二者在相同的历史环境中所作出不同的时代选择在于秦国所受历史积淀没有鲁国的深厚。而中国文化的丰富是需要后人去悉心整理的。
  钱穆从中国历史的演进历程来看待当时中西方碰撞这一时代命题 ,这一视角是独特的,因此钱穆在《国史大纲》扉页写道: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以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二、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以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三、所谓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以往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以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以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遣)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国家自身并不。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此乃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
  钱穆的民族文化史观是建立在对历史的"温情与敬意"的基础上,处在历史的风口浪尖依然能够清晰的看到历史的过去与未来,其弟子余英时先生称其一生都在为故国招魂,以一位炎黄子孙的身份继续将中华文化传扬远播。
  中国文化史导论的读后感(三)
  "虽若陷于老朽而仍有其尚新之气概"
  ——钱穆《中国文化史导论》为中国文化的辩护
  《中国文化史导论》系钱穆主要的文化著作之一,于1941年在四川成都赖家园撰成。其中部分章篇曾在40年代的《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该书于台湾正中书局1951年初版,后多次再版,以台北商务书局1993年修订出版(北京商务印书馆1994年根据台北1993年修订本在大陆出版)为主。全书共分十章,涉及文化理论、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化精神,中西比较等问题,以独特的视角阐述了中国文化的特殊性和发展规律,是钱穆文化史学的奠基著作。
  文化的性质
  在弁言中,钱穆指出"文明"与"文化"的区别与联系:"大体文明文化,皆指人类群体生活言。文明偏在外,属物质方面。文化偏在内,属精神方面。故文明可以向外传播与接受,文化则必由其群体内部精神累积而产生。"
  在此说明二者的区别是有必要的。因为此二语国人每多混用,认为文明即是文化,文化即是文明,都是可以传播与接受的,进而以为中华文化被西方文化"同化"而泯灭了,以致丧失了民族自信心,甚至产生了民族危机感。固然当今中国在开放的国际环境下无法不接受西文文明的冲击,生产生活中所渗透的西方文明产物比比皆是。但是这样一个文明古国千百年来形成的精神文化是无法轻易动摇的。
  从地理环境开始分析
  以地理环境为文化产生的研究切入点是这一著作的一大特点。钱穆认为,"各地文化精神之不同,穷其根源,最先还是由于自然环境有分别,而影响其生活方式。" 从出土的甲骨文可以判断商代的政治势力 "向东北则直至辽河流域,向南则到汉水流域,向西南则到汉水流域之中游,说不定古代商族的文化势力尚可跨越淮、汉以南,而抵长江北岸"早已超出黄河流域。 中国由于有广阔的平原和密集的水系,而西面、北面又有崇山峻岭为屏障,东面、南面是海岸线,因而古代的中国文化的发展是起步快而独立的。这些条件,使得中国文化形成了以下几个特点:
  一者,中国文化易于养成处理社会问题,诸如政治统一与民族团结方面的能力。因此中国以同一时期世界任何其他民族所不及的速度完成了内部的统一。
  再者,中国文化因在大环境中展开,又迅速地完成了统一,较其他国家有着较强的抵抗力,能够抵御外来的侵扰,直至成为世界上文化历史最悠久的国家。
  最后,在辽阔而贫瘠的土地上产生的文化,不断有新刺激与新发展的前途。他的生产特性决定了在其生长过程中,社会内部必须始终保持一种勤奋与朴素的美德。
  这几个特点,足以证明中国文化的强大与持久是有其依据的。中华民族是团结的民族,而又具备抵抗外敌的能力,并且能够保持着不断前进的动力,因而中国文化的绵延不灭是必然的。
  与西方国家之对比
  钱穆把人类文化分为游牧、商业和农业三种,并且商业和游牧起于内不足,则需要向外寻求,因此所形成的文化特点为流动的、进取的。农耕可自给,无事外求,并且农耕活动的特点决定了耕作者不可长期流动在外,因此形成的文化特点就是静定的、保守的。这是农耕文化与游牧、商业文化的区别。
  而中国文化与其它农耕古国的文化又是不同的。书中多次将中国与埃及、印度、巴比伦三个以农业为主要生产方式的文明古国作对比,以说明独特的中国文化是如何产生的。
  钱穆用了一个很形象的比喻, 拥有广阔土地的中国对于埃及、巴比伦、印度,如同大家庭对于小家庭,中国备有多个摇篮而他们只有一个,因而中国可以同时养育多个孩子,从现实生活的体验中我们可以总结出,大家庭所养育的孩子与独生子的性格是截然不同的。推及一国,则成为了不同的文化。再者,埃及、巴比伦、印度的土地比中国的土地肥沃并狭窄,因而容易满足,其文化也就是在闲暇时间产生的。中国的土地,由《诗经 豳风》中的"七月"一诗结合当今的情况可以判断,古代的北方耕作情形与现在相差无几,都是勤奋耐劳才能够温饱的。劳作中产生的文化与闲暇中所产生的又是绝不相似的。而未来的世界必将由能够吸收先进工业与高科技的农业大国,即中国来领导。
  古今传承的全面联系
  钱穆在书中说,"除却历史,无从谈文化。"历史的观点是研究任何一种文化所必须具备的。只有具备历史的观点,才能够认识到文化的复杂性、完整性和发展性,也才能够对文化作出较为中肯的评判。
  书中涉及的不仅有中西文化的对比,对于中国古代民族、政治、学术等各方面也作出了大概的分析,脉络清晰,思维广阔。从纵向看,肯定中国文化五千年一贯而下,一脉相承的特点,同时又突出了中国文化在不同时期发展中所体现的特殊性,把中国文化发展连续性的一般趋向与其在不同时期发展的特殊性有机地结合起来。从横向看,一方面强调文化的整体性,认为它是民族精神的体现,并对此采取全方位的综合考察;另一方面看到文化整体内部要素之间的具体差异性,而深入到文化的不同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中国文化史导论》写于抗日战争时期,成于《国史大纲》之后,是第一部有系统地讨论中国文化史的著作,是专就通史中有关文化史一端而作的导论。因此,此书应当与其《国史大纲》合读,才能深刻领会著者写作的意义所在。钱穆在93岁为该书修订版所撰写的序言中指出:"本书虽主要在专论中国方面,实亦兼论及中西文化异同问题。迄今四十六年来。余对中西文化问题之商榷讨论屡有著作,而大体论点并无越出本书所提主要纲宗之外。"由此可见,该书在钱穆整个学术思想中占有的极为重要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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