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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必一: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杨绛散文的艺术特点，欢迎大家阅读!
　　《杨绛散文》卷首译19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杨绛的散文创作谈或“夫子自道”。杨绛散文很少涉及自己生活范围外的事，即便写生活范围之内，也极少涉及如“海外游踪”等本来可写的内容。《艺术是克服困难》等文艺杂谈也屈指可数。钱钟书曾把《干校六记》和他并不喜欢的《浮生六记》类比。杨绛散文也关注浮生琐事，写自己的亲历、亲感、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和事。这些家事、小事、身边事，却迥异于当下流行的“杯水风波”，表现的是大智慧、大境界、大胸襟，还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的浩然之气。杨绛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更烤着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生命之火，到《我们仨》，又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人们常说蘸着血和泪写作弥足珍贵，杨绛以生命之火烤出来的散文极品，自然有不同寻常的审美意义。
　　一、《我们仨》营造的温馨世界
　　《我们仨》可谓中国式“追忆似水年华”，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我们仨》的主要内容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篇长文开头说: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我们仨》写家庭60年的风风雨雨，从青年留学生夫妇客寓英国，抱着婴儿移学法国，到垂垂老时在不知什么人“过问”下搬进宽适、优美的三里河寓所。作者着眼于家人相聚、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政治运动层出不穷，钱家人却总是偷空读书，丈夫读，妻子读，孩子读，是个读书家庭。他们“从未间断工作”，钱钟书写《宋诗选注》，翻译毛主席诗词，杨绛翻译一部部名著，钱瑗从学俄语到赴英国留学……《我们仨》写钱氏夫妇如何“工作”，却很少写夫妇在文坛、学界的才华卓著、风光风云，作者总是把夫妇之间、父母与女儿之间的挚爱，当成写作的感情中枢。作者似乎将故去亲人当作活生生存在，跟他们娓娓而谈。对家和家人的沉思冥想、甜蜜回味，使本应充溢孤苦之情的老作家，呈现出坦然、淡然、宁静，充满着幸福、满足和自信。
　　《我们仨》绘出大学者钱钟书一些鲜为人知的事。钱钟书拙手笨脚，不会打蝴蝶结，使筷子一把抓;第一次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门牙;从英国转而留学法国的钱家“大阿官”居然会煮豌豆鸡汤伺候产妇;1972年钱钟书平生第一次划着火柴;1982年钱钟书刚刚因为辞掉文学所“顾问”而高兴，不料次日被任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苦着脸告诉妻子，被笑作“今番捉将官里去也”;……这些“花絮”从似乎微不足道的方面描述出学者钱钟书的为人。
　　《我们仨》也透露出钱家跟“政治”的联系:钱氏夫妇从不唱也不爱听“爱国高调”，关键时刻却有“基本的感情”。20世纪40年代末，钱氏夫妇如果要离开中国，并非无路可走，但“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就人物形象而言，《我们仨》只能算对《钱钟书写〈围城〉》和《写〈围城〉的钱钟书》、《干校六记》、《丙辰丁未年纪事》等散文中已定型的钱钟书夫妇形象作补充和润色，《我们仨》里最鲜活、生动、感人的形象是钱瑗，一个令人称赞和惋惜的好人。
　　父母称“阿圆”的钱瑗襁褓中渡英伦海峡时被外国人叫“磁娃娃”;回国后“成为爸爸(外公)家的中心人物”，爱称“圆圆头”;两岁半时，别人识字她在一边看，将《看图读字》倒过来读得一字不差，外公感叹“过目不忘是有的”，爷爷称赞“吾家读书种子”;“圆圆头”成了钱瑗，则懂事、有礼貌、富才情，还特别知道爱护、保护父母，“多年父女成姐弟”，钱钟书跟女儿最“哥们”，按生活能力，女儿是“姐姐”，父亲倒是“弟弟”。……像钱瑗这样家教好、智力好、脾气更好的女性，却硬是在生活中总得不到好的际遇。她本该是贤妻良母，丈夫却在“文革”期间自杀;靠父母遗传和言传身教，靠自身聪颖和奋斗，她理当成为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又一代权威，却在风华正茂时于政治运动中浮沉，在年富力强时身患绝症;更残酷的是，义不容辞应担起详细描述“钱钟书夫妇”任务的钱瑗，竟然在年迈的父母之前走上不归路……天妒英才，太惨，太可惜，太不公平!
　　法国诗人邦维尔说:“世上没有一部杰作不引起无数的非难。”[1](P5)《我们仨》的出版，却在海内外刮起以颂扬为基调的杨绛旋风。香港卫视中文台、欧洲台、资讯台、凤凰网……好评如潮;新浪网、雅虎网、新华网、铺天盖地。随便点击一下“新浪网”，就可看到:人们称赞“钱钟书夫人”“却喜大家作郑笺”，“回忆特殊家庭63年风雨路”，写出“完美中国知识分子理想爱情婚姻现实模本”……也有的论者说:“我向来不喜欢钱钟书夫妇”，并考据出某当代作家的某小说中的一对青年留学生夫妇就是影射、讽刺钱钟书夫妇。 不管多好的作品都不会得到百分之百读者的喜爱，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
　　二、以清淡之笔绘浮生众态
　　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是人物塑造。杨绛写人，不用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也不作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不哗众取宠，不作惊人之语，而是平平常常甚至于平平淡淡。以清淡的文笔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
　　钱钟书是杨绛笔下永不枯竭的人物“源泉”。痴气旺盛的钱钟书，是杨绛笔下最精彩的人物。“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这句著名痴语曾经广为流传。杨绛写钱钟书，是在《围城》热中，应清华同学、党内理论权威胡乔木的建议而写。此前在《干校六记》中，钱钟书早已登场亮相。作者声明她写作时“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记实”。外人眼中的大才子，在杨绛笔下却充满着呆气、“痴气”甚至淘气:幼年时喜欢玩“石室里的和尚”;14岁时因为写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的文章被父亲痛打一顿，引起发奋读书的志气;大学课堂上画《许眼变化图》;在牛津读《版本和校勘》读得太累，每天读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梦中手舞足蹈，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补考;忙里偷闲竟在妻子脸上和女儿肚皮上画画儿;在女儿被窝里埋“地雷”;任教清华后，跟林徽因女士为邻，两家的猫争风吃醋，钱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支，半夜三更起床帮自家的猫打架……“痴人有痴福”的钱钟书是书痴，书也成为他“命中的禄食”，给他源源供应。读者关心的钱钟书，是写《围城》的钱钟书。杨绛就写如何写《围城》的钱钟书。《围城》是虚构小说，杨绛目击这部书的产生，从当年经历提供了《围城》形成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某几个角色有真人的影子，事情却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杨绛说:“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大非易事。”这既是研究《围城》和钱钟书的重要参照，也是文学创作经验的精炼总结。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生是又一个灵动而富风采的人物。这位先后留学日本、美国的法学家做过胡适的老师，是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他在旧中国做省高等审判厅长时，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督军顶牛;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把巨款的总长许世英扣押一夜，不许保释，家中一夜电话不停，都是 “上级”讲情，却愣是不听，因而受到“停职”处分;在上海法庭上杨大律师“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任浙江高等审判长，正直不阿，连岳父讲情都不听，被人以“顽固不灵”的罪名告到袁世凯面前……铁骨铮铮的大律师又是性情中人，做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最应该懂得金钱的律师，经常帮别人争回遗产和金钱的律师，偏偏对金钱和家产最不在乎;以律师为终身职业，却喜欢做植物标本，写《诗骚体韵》……杨荫杭另一重要价值是:他是几位有成就的杨氏子女“凝重有威”的慈父，是子女自立、自强，终成栋梁的榜样。杨绛用时间丝线，穿起父亲生活中一粒粒珍珠，光润照人。
　　“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是杨绛笔下有特殊风采的女性。因鲁迅先生的崇高威信，在“女师大风潮”中“镇压学生”的杨荫榆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陷苏州时因骂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接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之请，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的感情，使杨绛对杨荫榆的回忆有更多客观性。大名鼎鼎的女师大校长是在冲破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后，到美国留学，回国不久，就因为女师风潮不得不回乡，在家里被家人开玩笑地称为“大教育家”，却连侄女儿都不想受她的教育、不想接近她，“孤立”她。曾经留学国外的新女性，却“从来不会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怪物”的女性，“不止一次地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最后被日本兵杀害在家门前。生前经历磕磕绊绊，死后棺材都来不及刨光，“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杨荫榆是个一直没找到生活位置的悲剧人物，本可以做贤妻良母，却因为跳出了封建婚姻就再也不想做贤妻良母;本可以用留学得来的知识有所作为，却糊里糊涂被革命潮流打下去成了“落水狗”;跟人打交道的才能不如跟猫狗打“交道”的本事，自己骂自己是“开盖货” (笨蛋或“不开窍”之意)。……这是时代的悲剧?性格的悲剧?抑或家庭的悲剧?杨绛不作任何评论，只是把她深藏心底的“三伯伯”鲜为人知的事迹，细细地絮絮道来，既不刻意回护，也不拔高，却耐人寻味。
　　情致绵绵画钱钟书，笔歌墨舞写杨荫杭，温情脉脉忆杨必，三言两语道杨荫榆……杨绛笔下的人物，各有各的风采，就连那些“小人物”，如临终前一天还来给钱家送鸡蛋、好像镶在门框里的车夫“老王”，自称“谈恋爱”的佣人顺姐，“文革”中“管制”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杨绛称之为“披着狼皮的羊”……甚至不能称人物只能叫“形象”的小趋(干校小狗)和花花儿(钱家的猫)，都落笔即见神采，三笔两画，神态毕现。
　　人们喜欢称杨绛为“钱钟书夫人”，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也曾以“灶下婢”自居。杨绛却绝对不是丈夫“大树底下好乘凉”者。《唐·吉诃德》为她赢得了西班牙国王的奖励，柯灵称赞她的文艺杂谈《春泥集》有分量。为杨绛赢得文坛最大声誉的却是她的散文。散文家笔下最有神采的形象，似乎不经意间绘出的人物，却恰恰是散文家本人。活跃在杨绛散文中的“杨绛”即“杨季康”，是个爱读书、爱写作、爱家庭、爱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善人;是个世事洞明、处事练达、有识见、有胆量、有几分儿童式好奇心，爱“冒险”，喜欢“包打听”，经常冷眼观世却又善于与人沟通的能人;是个爱父母、爱丈夫、爱女儿的柔美女人;也是个百折不挠、不服输、不服软、不怕啃硬骨头的女强人。春风得意时不得志忘形，运交华盖时不气馁志短。世界有千般变化，我有做人的基本底线。困难情况下求生存，泥泞路上求前进，黑云压顶时望光明，孤苦伶仃时顽强地点亮生命之火自我烤暖。杨绛式的聪明，杨绛式的颖悟，杨绛式的韧性，杨绛式的宠辱无惊，在当前讲究利益的社会，愈加难能可贵。
　　三、老辣的文笔及“魔幻散文”
　　杨绛散文有淡雅、睿智的风格。有论者说:“杨绛的文字，如一方玉。外表朴素，不炫示，叫人望去油然生宁静心情;她还能准确，节制，不枝不蔓，叫人体会一种清洁之美;玉当然又绝不冷硬，她显出温和，淡淡却持久地散发;还有润泽，透露着内在丰富的生命律动。”
　　这样分析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全面。除了《杨绛散文》、《我们仨》，杨绛散见于报刊的散文，如刊于1998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的《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记述与“文革”“强邻”打交道的文章。这类似乎没有收入杨绛散文集的、带论战特点的散文就突出体现出杨绛散文另一特点:老吏断狱般的老辣。
　　宗璞在1998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发表《不得不说的话》，谴责钱钟书访问美国时“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杨绛就此发表《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文章“遵照她的要求，公开说明钱钟书不可能在美国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坑人使妻小俱死’等话。”“钱钟书不需要宗璞的宽宏大量。钱钟书没有跑到美国去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谁要指控他做过这件事，必须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指控才能成立。这是法律。再说，钱钟书没做过的事是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能证实。这是合乎逻辑的情理。不论讲法律或讲情理，钱钟书不必、也不能为他没做过的事提供‘事实根据’‘具体内容’。”[3](P79)冯友兰先生有没有毁谤过朋友?杨绛没有义务代表钱钟书来澄清，即使钱钟书是冯友兰的学生。杨绛只从时间、地点、前因后果上澄清钱钟书没说过那番话。杨绛一定要洗清钱钟书，她也只管洗清钱钟书。当年少女杨绛替大律师的父亲抄状子，白头老妪杨绛跟人论辩，也像检察官读诉状，环环相扣，滴水不漏。针尖对麦芒，一掴一掌血。真有点儿宝剑出鞘，寒光闪闪的意味。
　　杨绛老吏断狱般老辣的文笔，也可以叫“黑色幽默”。早在《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就表现出来:“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 ‘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4](P25)“文革”中，不管多大年纪、什么身份的学者，都被轰下乡，上干校，“红旗开处”，庄严而滑稽，“年逾七旬的老人了”，目不忍睹，形成强烈对比，作者皮里阳秋，寓褒贬于冷静叙述中。《丙午丁未年纪事》描写跟先后被揪出来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是红专家，至少也是粉红专家，或外红里白专家，我却‘白’而不‘专’，也称不上‘家’。这回他们和我成了‘一丘之貉’，当然委屈了他们，荣幸的是我。” [4](P217)整人的人跟被整的人一起做了牛鬼蛇神，成了“难友”，却并不“风雨同舟”，而是各怀心思。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分个高低上下，令人啼笑皆非。
　　古人云:“初为文唯恐不奇，久为文唯恐不平。”杨绛的散文极擅长于平淡中见神奇，似乎平实无华的描述蕴藏着深沉的哲理蕴味。钱钟书夫妇在“文革”后期被安排到三里河住，钱钟书“格物致知”也猜不到是谁让他们住到这高级住宅。后来，胡乔木偶来夜谈，问“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关心者和感谢者都没有直接说关心和感谢的话，却意在言外。杨绛写钱、胡交往，用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5](P158)此段文字，意味深长，从任何角度解读，都能品尝出深刻的人生况味，比作者直接说的“我们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更耐咀嚼。
　　作为散文家，杨绛散文的章法或“花头”其实并不多，写作技巧也不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她擅长平铺直叙，极少采用插叙、倒叙等写法。也很少采取烘托、渲染等手法，“美景如画”和“情景交融”在杨绛散文中更是很难看到。但是，杨绛的“魔幻散文”在当代散文中却独树一帜。写散文无非或叙事，或抒怀，或写人，或写事，杨绛却独创性地将“魔幻”引入散文，这可能是受《魔鬼夜访钱钟书》写法的影响，但杨绛比钱钟书走得更远。这类姑且称为“魔幻散文”的篇章主要有:《孟婆茶》、《隐身衣》、《我们仨·我们俩老了》。《孟婆茶》写人走向另一个世界时喝忘忧茶;《隐身衣》写如何巧妙地“万人如海一身藏”;《我们俩老了》把晚年钱钟书夫妇老病相侵最后终于阴阳两隔巧妙地比作在人生驿站走散。一会儿是夫妇、父母与爱女的真实生活，一会儿是三个人在人生驿站互相追寻，真幻相生，写得扑朔迷离。把魔幻小说的手法引入当代散文写作中，这一写作特点在当代其他散文家作品中还很少见到，而在杨绛则成了轻车熟路。
　　杨绛的散文统共不超过50万字，内容较为单一，写作有较固定程式，却总是在文坛和社会产生较大影响，是当代散文值得认真研究的审美现象。

杨必二:《傅雷家书》读书笔记作文

　　二十余年的读书工作生涯，辗转几个城市，随身的物品来来回回，换得面目全非，唯一伴随我的，就是《傅雷家书》。
　　一九九零年的秋天，我刚进入小学学习。入学的前一天晚上，父母破例允许我和他们一起晚睡聊天。我们坐在院子里的藤椅上，用一根长长的电线接着台灯的插座，父亲拿出八九年研究生毕业时买的蓝色封面的《傅雷家书》，与母亲头对头地凑在一起朗读。父亲读着英文，母亲读着中文，英文自然完全不懂，中文也显得晦涩，我挤在他们中间听得一头雾水。只记得他们跟我讲了很多读书成器的道理，还告诉我，以后会经常读这本《傅雷家书》给我听。
　　二年级的时候我看到父母床边放着《读者文摘》杂志，有圈圈点点的标注，我也兴奋地在上面拣着自己能看懂的句子划出来。划完又心里忐忑，觉得搞了小破坏，可父母竟然没有说教我，反而饶有兴致地问我为什么喜欢这些句子，还一字一句地给我讲解起来。这一幕，当成年后回忆起来的时候，我和妈妈不由得都想到了《傅雷家书》序言里楼适夷先生写的故事，年幼的傅聪在习琴的时候乱弹，一贯严厉的傅雷先生却没有批评他，反而和他探讨音乐，并帮他把自创的音符记录下来。妈妈深有体会地说，或许在当时也是受了傅雷一些教育理念的影响，包括尊重孩子的思想和创作，而我则是受益者。
　　二零一零年的春天，是我接触《傅雷家书》的第二十个年头，在广州的星海音乐厅，我第一次聆听到傅聪先生的现场演奏。已故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德国大文豪赫尔曼·赫兹称傅聪为：“肖邦作品的真正诠释者”。而我久久无法离去的原因不仅在于音乐本身，更多的在于这二十年来我与《傅雷家书》的心灵对话，和七十六高龄的傅聪先生忠诚于艺术的灵魂。尽管这一生辗转流离，可傅聪先生在傅雷夫妇的书信教诲下，心念祖国，踏实做人，他的身上没有留洋艺术家光怪陆离的浮躁，却可以一眼望到朴实的胸怀。甚至你会觉得，听他的音乐会可以洞穿内心，盛装打扮或者矫情感怀都是没必要的，你只要衣着干净朴素地坐在那里，就够了。
　　这一切，促使我下决心要写一篇《傅雷家书》的读书笔记。然而即便读了这么多年的《傅雷家书》，我也必须承认自己的理解仍然是浅薄的，例如书中大部分篇幅提到的专业音乐知识，我几乎无法领会。那么，就让我仍然用一个初学者的视角，来谈一谈我眼中最直观的傅雷家书四美。
　　一、伉俪情深之美。
　　写在这本书里的，是傅雷夫妇与儿子的通信，尽管绝大部分出自傅雷先生的手笔，但其中同样凝结着朱梅馥女士的感情。在傅聪与弥拉订婚的时候，朱梅馥就在信中写道，要“真正相爱、互相容忍、互相宽恕……以后再也不要怀念童年的初恋”（1960年8月29日）；傅雷又在随后的书信中说，“夫妇之间西方人比我们温柔得多，优雅得多，真有我们古人相敬如宾的作风……尤其弥拉，初婚后一二年内光是学会当家已是够烦了，是否需要考虑稍缓一二年再生儿育女，以便减轻一些她的负担，让她多轻松一个时期？”（1960年11月26日）。(心得体会 )这些文字，充满了对孩子美好婚姻的期待，以及对女性作为妻子这一角色的尊重。除了大道理，在维持夫妻之道上，傅雷还常提及一些细节，如1961年9月14日的家书，提笔便问“你工作那么忙，不知还有时间和弥拉谈天吗？”又以自身做榜样“我无论如何忙，要是一天之内不与你妈谈上一刻十分钟，就像漏了什么功课似的”，夫妻情深，跃然于纸上。同时又不忘要求傅聪“你得耐心细致，孜孜不倦地关怀她”。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傅雷的家书中，“妈妈”的字眼出现的频率很高，同样在朱梅馥的书信中，“爸爸”也是放在首位的。出生于1908年的傅雷，并没有封建传统的旧思想，而是享受着与夫人一起研究创作、夫唱妇随比翼双飞的快乐，这种情感在书信中体现得尤为强烈，并深刻影响着傅聪。
　　二、父慈母爱之美。
　　傅雷是一位众所周知的严父，他教育幼年傅聪傅敏的方式，连挚友楼适夷也有些不以为然。但当傅聪离开父母，远赴波兰留学之后，傅雷作为父亲固有的那份慈爱还是一瞬间就爆发了出来。在1954年1月18日、19日的书信中，性格刚毅的傅雷第一句话就是“车一开动，大家都变成了泪人儿”、“胸口抽痛、胃里难过”，回忆起严格管教傅聪的往事，更是感慨“孩子，孩子！孩子！我要怎样的拥抱你才能表达我的悔与热爱呢！”朱梅馥也在1月30日的书信里写道“虽然我们将来在一起的时候不会多，但是凭了回忆，宝贵的回忆，我也会破涕而笑了。我们之间，除了‘爱’之外，没有可说的了……只要你常常写信来，只要看见你写着‘亲爱的爸爸妈妈’，我已满足了”。傅聪在艺术领域的巨大成就，与父母的教育密不可分，这其中的教育，除了谆谆教诲，还有爱的渲染与潜移默化，父母的温柔叮咛能够给孩子的成长以深刻的力量。身在异乡的傅聪，想必收到父母如此温情脉脉的来信，是一种莫大的慰藉吧！
　　三、文字造诣之美。
　　老版与新版的《傅雷家书》，最大的印刷特点就是在封面、插页等多处都附上了家书墨迹。从墨迹中可以看出，傅雷的书法苍劲有力，体现了深厚的功底。而作为我国著名的文字翻译家和文学评论家，傅雷在文字上有着极深的造诣。例如1954年7月27日、28日的书信，傅雷便用长篇文字和傅聪探讨了中国古代诗词，包括李白、杜甫、王维等人的优缺点，以及苏轼和辛弃疾的词赋，并特别就白居易《长恨歌》的艺术美进行了分析。可以看出，性格直率的傅雷，偏向于喜爱洒脱自然的中国诗词。可能是傅聪曾经提及自己不太能写好中文书信的缘故，傅雷在信中鼓励“你车上的信写得很有趣，可见只
　　要有实情、实事，不会写不好信”。也可能傅聪就写信的格式向父亲请教过，文字严谨的傅雷在1954年8月7日的信中回复“你写信直式横式本无所谓，若夹杂的西文多，似乎横式较便。我觉得写行书，是上下相连的，故直式较快”。即使是信封方面的细节，傅雷也不错过，在1954年9月4日的信中傅雷指出了问题“信封上的字别太大，把整个封面都占满了……你看看我给你的信封上的字，就可知道怎样才合适”。在西文方面，傅雷也同样专注于细节的完善，在1961年9月2日的家书中，傅雷专门就“感慨”一词的英文翻译咨询了杨必女士，并加上自己的观点，合成一篇书信寄给了傅聪。这本《傅雷家书》，单从文字上来说，就是一本行文优美的杂文集，随着作者文字的推进，让人情绪上产生一种行云流水的美妙感受。
　　四、平衡处事之美。
　　傅雷非常注重年轻人自我素养的升华。作为父亲，他也深知当时的年轻人与老一辈的传统已经有所区别，加上新旧时代的交替、中西文化的碰撞，涉世不深的儿子在留洋过程中难免遇到处事的问题，因此在家书中，谈及这类话题的就比较多。1954年8月16日的信中，傅雷在繁忙之余提醒傅聪几件小事，包括进屋子只脱大衣不脱围巾以及把手插在上衣口袋里，行礼和谢幕的时候表情不够温和等，对于这些处事细节，傅雷说到“你要学习的不仅仅在音乐，还要在举动、态度、礼貌各方面吸收别人的长处”。在1956年10月11日的信里傅雷特别提到“说到骄傲，我细细分析之下，觉得你对人不够圆通固然是一个原因，……而你有时说话太直更是一个主要原因。例如你初见恩德，听了她弹琴，你说她简直不知所云……倘能细细分析她的毛病，而不先用大帽子当头一压，听的人不是更好受些吗？”一语指出年轻人说话不懂变通无意间伤害别人的根源所在。祸从口出是古往今来的道理，很多年轻人往往习惯于不假思索信口开河，在这一点上朱梅馥在1957年12月23日的家书中提醒“你以后一定要审慎，要站稳立场，讲话不能乱讲，不能脱口而出，非思索过不可”。傅雷也非常注重培养儿子的感恩之心，在1960年12月31日的信中说道“你并非是一个不知感恩的人，但你很少向人表达谢意。朋友对我们的帮助、照应与爱护，不必一定要报以物质，而往往只需写几封亲切的信……既然如此，为什么要以没有时间为推搪而不声不响呢？”
　　傅雷夫妇离世已有三十四年了，而《傅雷家书》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付梓却一直经久不衰。于年轻人来说，它仿佛一位陪伴身边的老师，以无数的警句激励自己成长；于为人父母者来说，它是教育子女的范本，让父母参与到孩子从幼年到成年成长教育的始终；于中老年人来说，它是一本内容深刻的自省读物，陶冶情操，通达人生。傅雷是文字和音乐艺术的大家，可更绝妙之处在于他把文字写得精妙如艺术，又把艺术诠释得缜密如中华文字，在这其中可以读到先生在学术上的博学严谨、生活中的体恤热忱、为人的胸怀坦荡！
　　傅雷家书言犹在，谆谆教诲处处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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