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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一次又一次重大风险挑战，离不开以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为核心的底线意识。以下是本站分享的，希望能帮助到大家!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建立健全意识形态领域舆情信息汇集和分析机制，及时掌握社会舆情动态，及时发现和处理倾向性，苗头性问题。
建立和完善信息通报和信息协调制度，及时向理论，新闻，出版，文艺界通报意识形态领域的重要情况以及需要注意的问题。
建立和完善内部管理和监督制度，包括奖优惩劣，新闻阅评，新闻例会，理论例会等制度。
加强阵地建设。认真落实国务院及各级政府关于宣传文化事业发展的经济政策，进一步加大财政投入，拓宽融资渠道，为意识形态阵地建设，理论研究，人才培养，精品创作，事业发展提供有力的资金保障。
坚持守土有责，切实加强对意识形态领域重要领域和重要环节的领导和管理。
我国意识形态面临哪些风险：
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
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
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
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
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
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六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
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等特点。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网络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重要讲话，从维护总体国家安全的战略高度和全局视野，深刻分析了需要着力防范化解的各领域重大风险，对领导干部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外部环境的深刻变化和我国改革发展稳定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新挑战，坚持底线思维，增强忧患意识，提高防控能力，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切实维护我国政治安全的重要举措。
1.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关乎国家安全
近年来，受网络信息技术突飞猛进式发展的影响，全球经济社会进入被互联网全面深度“渗透”的新阶段。据报道，截至2018年末，全球互联网用户规模已达41亿，互联网用户日均上网时长接近7小时。数据显示，我国以超8亿的网民规模和高达近60%的互联网普及率强势“领跑”全球。互联网在渗透式影响全球经济社会发展和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同时，也在深刻改变全球传播秩序和国际舆论格局。在这个全球互联、技术赋能的时代，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性：传统现实场域向网络虚拟场域的延伸，“线下战”与“线上战”的交织，“明争”向“暗斗”的转向，阶段化斗争向常态化斗争的转变……当前，互联网已成为世界各国竞相抢占的意识形态主战场，较之传统意识形态领域，安全风险发生的概率更大、能级更高。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因此，要从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战略高度来审视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的紧迫性和重要性。
2.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重在科学预判
防范化解重大风险重在“防”，要强化“治未病”的预防意识，加强对重大风险发生的及时预判。加强风险预判，首要在提高政治站位，时刻绷紧网络意识形态安全事关总体国家安全这根弦不放松，始终保持意识形态无小事的警惕心和警觉性，以高度的使命感和责任心守好网络空间主阵地。其次，要在提高前瞻性和预测力上下功夫，做到观大局、察大势，耳聪目明、心若明镜，准确把握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发生的规律和特点，并紧跟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前沿，持续加大对网络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充分运用先进技术手段提升洞察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的及时性、精准性，确保早发现、早预警、早行动。最后，还要加强科学研判，确保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潜在性、苗头性的风险有防范的先手，一经发现风险，即能够对其性质、特点、影响范围、危害程度等及时把脉、科学诊断、因“险”施“诊”，切实控制风险的发生频次和影响范围，努力将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和早期阶段。
3.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重在有效治理
当前，互联网无疑是海量信息的第一集聚地和分发地，网民人数的持续攀升和网民群体结构的多样化也意味着网络空间还汇集着海量多元的民意。较之于传统舆论场，网络舆论场中的意识形态斗争形势更加纷繁复杂，更加暗流涌动，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风险防控难度更大。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既要有防范风险的先手，也要有应对和化解风险挑战的高招。”因此，在严把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预判关口、力求防患于未然的同时，还要做到有备无患，加强应对，切实提高风险处置力。具体来说，一是要做到分而治之。面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多发、复杂的风险，要能够拨云见日、化繁为简，根据内容、性质、特点、影响等因素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出现的风险进行分类分级，找准引发风险的核心问题，再先后和分别采取有针对性、切中要害的处置措施。要注意合理区分境内外敌对势力挑衅攻击、错误社会思潮影响、民生问题和社会事件泛政治化等不同类型、不同程度的网络意识形态风险根源，有的放矢地破解难题，并在风险处置过程中切实避免简单问题复杂化、原则问题简单化。二是要做到依法治之。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提出，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也指出，加快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进依法治网。防范化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是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在风险处置的过程中必须牢固树立法治思维，坚持“管得住是硬道理”的工作理念和依法依规管网治网的工作原则，一方面要着力建立健全网络综合治理法律法规，加强总体指导;另一方面要针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研究出台更加专门化、细化和更加具有操作性的治理方案，切实提高网络意识形态领域的违法违规“成本”，探索建立多部门联动监管、联合执法等工作机制，加大惩治力度，以更好发挥直击要害的威慑作用。
4.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重在主动出击
对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做到科学预判、有效治理，是不打无准备之战，以防范和应对为主，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多属于防御战。要切实提升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范化解能力，还要打好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的“战略主动战”。打好战略主动战，一是要加强顶层战略规划。要善于总结防御战经验，深入分析网络意识形态领域各级各类风险的发生机理、演变规律和深层原因，追溯风险源头，将以往一个个相对零散、独立的应对处置措施加以整合，有效转化为指导主动作战的整体性战略指导方案。二是要积极抢占工作阵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具有的多发性特点，与作为信息和思想舆论载体的网络媒介的持续快速迭代更新不无关系。就国内而言，从传统媒体到新媒体，网络意识形态的“战场”不断延伸、扩展、更迭，这就要求我们要紧跟技术发展前沿，坚持创新引领，主动抢占网络意识形态斗争的战略制高点，牢牢把握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不断壮大网络意识形态工作阵地，做到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多点联防、协同发力。三是要切实增强对象意识。人在哪里，意识形态争夺就在哪里，意识形态风险就会出现在哪里，风险防控的“战旗”就要插在哪里。打好网络意识形态领域风险防控战略主动战，颇为重要的是做到眼中有人、脑中有人、心中有人，要切实增强对作为网络意识形态争夺主体的互联网用户，特别是青年网民的思想和行为的深入研究，尊重互联网用户特有的群体特征和个体特性，不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内容建设和手段创新，切实提高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亲和力和可接受度，让主旋律为更多人传唱、唱得更加响亮，让正能量在更大范围内传播，在消解网络意识形态领域潜在风险等方面发挥更为深远的作用。
意识形态风险点排查和采取的防范措施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经济全球化、文化多元化和社会信息化的客观趋势导致意识形态渗透性交融。而国外敌对势力西化分化的图谋与国内全面深化改革利益固化的藩篱更是成为了意识形态风险滋生的温床。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党和国家事业长远发展，就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领域重大风险提出明确要求，为新时代打好防范意识形态风险攻坚战指明了方向。
一、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意识
防范意识形态风险，首先要解决思想认识问题，明晰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从战略和全局高度认识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重要意义，保持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高度警醒，打好防范意识形态风险的准备之战。
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政治意识。旗帜鲜明讲政治是我们党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要求。从本质上说，防范意识形态风险具有极强的政治性，树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政治意识是做好这项工作的应有之义。意识形态工作关乎方向、道路与旗帜等重大政治问题，具有战略性、全局性和根本性，对于整合分歧、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对此，毛泽东曾明确指出：“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10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194页)任何一个政权要建立并巩固，都要最大程度的获取社会成员对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认同。同样，一个政权的瓦解也往往是从意识形态领域的混乱开始的。世界上一些大党、老党失去执政地位的事实，无一不在警醒我们从政治高度看待意识形态风险防范问题。我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流地位巩固与否，是关乎党和国家前途命运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兴衰成败的重要环节。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政治意识，要明确意识形态工作的“生命线”地位，切实发挥意识形态的极端重要性作用，使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真正成为巩固党的执政地位并反映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精神支撑。
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底线意识。底线意识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的重要法宝，体现出深刻的辩证法思想。实践充分证明，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够克服一次又一次重大风险挑战，离不开以居安思危、防患于未然为核心的底线意识。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在重要场合强调底线意识的重要意义，向全党尤其是领导干部提出强化底线意识的要求。对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而言，强化底线意识更是必不可少。底线是事物发展过程中不能被突破的临界线，一旦突破这条线，就会使事物发生由量变到质变的根本性变化。在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重大风险中强化底线意识，要求充分估计意识形态斗争的严峻性和复杂性，从忧患意识出发将风险挑战估计得更为严重一些，从最坏处着眼谋划整体工作，做到坚守底线，防范风险，有备无患。强调底线意识并不是一种消极的无所作为，也不是意味着达到最低目标即可，而是要求积极规避风险的发生，将应急预案做的更加周密，实现稳中求进，从坏处着眼，向好处努力。
强化意识形态风险防范阵地意识。党的十八大以来，为加强意识形态安全建设，党中央先后召开了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文艺工作座谈会、新闻舆论工作座谈会、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座谈会、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等会议，这些会议主题折射出意识形态风险爆发的主要场域，也是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主要阵地。首先，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整个世界被互联网紧紧联系在一起，人们无时无刻不处在网络的覆盖下，然而网络信息的多元性、隐匿性以及碎片化导致人们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度降低。互联网已经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网络阵地如果不被主流意识形态所占领，就会被其他形形色色的不良思潮所攻陷。做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必须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可能发生的风险无处藏匿。其次，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是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生力军，也是西方敌对势力进行意识形态渗透的重点对象。高校承担着培养担当民族复兴重任的新时代青年的使命，这种特殊地位使高校成为意识形态话语权争夺的主战场。做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必须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警惕高校意识形态危机事件的爆发。再次，操纵舆论动向是意识形态渗透的一贯手段，这是人为造成意识形态风险的一种普遍方式。舆论传播渗透性、开放性以及扩散性等特点，使它成为意识形态风险滋生的源头，新闻宣传领域也因此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前沿阵地。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新闻舆论工作者必须坚持“媒体姓党”的原则，提高新闻舆论的引领力。
二、提高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
国际形势变幻莫测，改革发展任务艰巨繁重，意识形态斗争日趋复杂，意识形态风险更具多样性、隐蔽性以及渗透性，这对领导干部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广大责任主体必须提高意识形态风险防范能力，透过纷繁复杂的表面现象，找到风险点和动荡源，有效处理各种风险。
提高意识形态领导能力。党管意识形态是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形成的优良传统和宝贵经验，在任何时候都不容动摇和质疑。做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离不开党中央坚强有力的领导，这一点从根本上决定了意识形态工作能否保持正确的方向。目前来看，西方不良社会思潮的腐蚀，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意识形态话语权的争夺，网络媒体的开放性都在考验着党的意识形态领导力。因此，要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全面领导，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主动权和话语权，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战斗力和凝聚力。要处理好马克思主义一元主导与多元社会思潮并存的辩证关系，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传教育，发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凝心聚力作用，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加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推动理论创新，优化话语体系，丰富传播方式，实现人民群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广泛高度认同，提高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渗透能力;加快推进“网络强国”战略，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
提高意识形态斗争能力。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意识形态风险的产生更加令人难以预料。部分领导干部在面对这一形势的过程中，出现了一定程度的“本领恐慌”现象。因而，如何提高意识形态风险的鉴别处置和判断决策能力，成为广大意识形态工作者历练斗争本领的着力点。首先，提高理论修养。政治上的清醒来自理论上的坚定，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学习和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领会，为意识形态风险的鉴别提供理论给养。其次，提高媒介素养。网络新媒体已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安全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党的干部，必须站在时代前沿，与时俱进掌握先进技术，了解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式，掌握与媒体打交道的工作方法，抢占意识形态工作的关键阵地。再次，锻炼实际工作能力。要提高政治观察力和信息敏感度，提高意识形态安全预判能力，全面预见可能发生的风险，及时抓住防范风险发生的先机，做到防患于未然。同时要不断总结意识形态工作经验，从战略高度对意识形态风险进行鉴别处置，在风险即将爆发时果断决策，提前做好应急预案，整合各方力量，将风险消除在萌芽状态。
提高意识形态大数据运用能力。大数据技术在意识形态风险防范问题上具有极强的应用价值，运用大数据技术搜集的信息更为全面、客观且具有动态性，更能够反映意识形态风险的现状以及变化趋势。更为重要的是，大数据技术的核心功能是对事物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这恰恰是对意识形态风险发生不确定性的应对之策。做好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必须抓住国家大数据技术战略机遇，提高运用大数据技术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能力，从思想上意识到大数据的重要性并运用大数据分析解决现实问题，充分挖掘大数据技术对意识形态风险防范的助推作用。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实时监控并随时获取意识形态领域的相关信息，并及时进行科学的数据分析，第一时间发现潜在的风险因素，发出安全警示，将意识形态风险消灭在萌芽状态;也可以利用海量数据分析预测风险源与风险高发区，提前做好应急预案，防止风险的扩散与蔓延。
三、完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机制
从运行机制角度看，意识形态风险防范是一个动态的客观过程，依据风险潜伏、积聚与爆发的过程，将依次需要风险预警机制、风险管控机制以及贯穿始终的风险评估机制发挥协同作用。
建立意识形态风险预警机制。预警机制的建构能够有效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是积极应对意识形态风险，维护意识形态安全的必然选择。一是监测，对意识形态安全状况进行常态化监测，了解舆情动态，跟进思想动向，及时进行信息反馈。二是研判，采取自动分析和人工分析相结合的方式对所搜集的信息进行统计分析，科学识别潜在风险因素，排查滋生风险的原因，全面了解即将发生的风险，并在找到突破口的基础上提出防范风险产生的对策。三是警示，在风险积聚到一定程度但未真正爆发之前，甄别出危机爆发的线索，在危机爆发前释放紧急信号。四是预测，充分认识高校意识形态风险的突发性，对潜在的非安全因素和可能发生的不安全事件进行预测，提前制定好干预措施与应急计划。
建立意识形态风险管控机制。任何风险的爆发都不是一个一蹴而就的过程，其产生与发展总会有一定预兆，不能以未意识到风险产生的规律为由否认风险发生是一个由积聚到爆发的过程。如果能够做好防范风险的先手，提前做好准备，就能够有效降低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因而，在意识形态风险因素已经萌芽但还未达到爆发状态时，要抓住时机，及时对可能产生的风险进行有效管控，打好转危为安、化险为夷的战略主动战，防止一般性问题演化为严重的意识形态问题。具体来说，一方面是“堵”，提升技术监管与封堵的本领与水平，加大对信息的审核与控制力度，过滤不安全信息和危险因素，防止风险扩大化;另一方面是“疏”，及时做好舆论引导工作，将可能产生的风险事件扭转到传播正能量上来。同时，主流媒体要对即将发生的风险快速反应，通过有理有据的解读做事件的“第一定义者”，增强大众抵御意识形态风险的自觉意识。
建立意识形态风险评估机制。评估机制的主要作用是甄别面临的潜在威胁，量化风险爆发的可能程度，鉴别分化风险的等级水平，测评风险造成的可能影响。评估机制的有效运行需要专业的评估团队，建立评估指标与模型，科学分析评估结果。评估工作应贯穿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的全过程。评估意识形态风险的功能除了判定当下的风险等级，还要将评估结果进行科学分析后反馈给相关部门，为之后的意识形态风险防范工作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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