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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筱萸(1944年12月—2007年7月10日)，福建省福州市人，1968年12月参加工作。1979年11月入党。复旦大学生物系动物及人体生理专业毕业，大学文化。高级工程师。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局长。下面是本站为大家整理的解读郑筱萸案：一个行业和其监管者的恩怨，供大家参考。解读郑筱萸案：一个行业和其监管者的恩怨
恩怨一：
“地标”升“国标”中的巨额寻租
郑筱萸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话一段段说。很多企业拿了几十万元，把“地标”升到“国标”后，才发现更大的黑洞在等着他们用巨资填补。而在“升级”过程中，产生了一批负责行贿官员的药品中介报批公司。
中国建国后，大多数药品执行的是地方标准。1998年，“地标”升“国标”开始了。当时企业争得很厉害，比如一个“辽(宁)药准字”的药品，生产企业如果能最先升“国标”——变成“国药准字”后，其它省相同品种的批号都将被注销。
这次集中行动产生了巨大的“租金”。几千个品种的药品都升了“国标”，你要生产药品必须找我，这就可以“收租”了。一种药品“地标”升“国标”做完全部实验，企业至少投入60万，甚至上百万。但企业获得什么了?争到“国标”后，国家药监局又发文，以中成药为例(相关资料显示，由于历史原因，中成药地方标准品种多、涉及的生产企业多达1600多家——记者注)，你虽然争到了“国标”，但还必须申报“中药保护”。否则，国家药监局就可以批准其他企业生产这种国标药。“中药保护品种”有两条：一、至少做200例临床实验——大约需要2至3年;二、要补充药理实验，一个长期毒性实验可能是1年。这样，企业又要付出一笔钱。
郑筱萸最大的特点，就是把话一段段说，欺骗了不少企业。很多企业拿了几十万元，把“地标”升到“国标”后，就没有钱再去报中药保护。这样曹文庄(国家药监局药品注册司原司长，现已被捕)等人就把企业的劳动成果，作为受贿的通道。因为一个中药品种变成“国标”但又没申请中药保护，药监局就有批准仿制药的权力。
就行贿来说，“地标”升“国标”给的不多，重灾区集中在仿制药身上。仿制的企业什么也不用做，就拿到现成的“国标”药了。行贿受贿是公开的秘密，企业办任何一个批号必须拿钱，最低10万块，高的60万、80万甚至200万，而仿制国外的药品做出的“新药”没数百万批不下来。
于是，2000年前后，中国药品注册报批中介公司的逐渐兴起。大多以医药咨询公司的名义出现，估计现在全国还有1500多家。制药企业通过他们去做的目的很简单，就是增加了交易的中间环节，说白了是要解决犯罪链。你说我给负责审批的官员钱了，我都不认识他，怎么给钱?实际上，中介公司充当这个角色。增加了中间环节就没有法律罪证。报批的中介公司和负责官员也未必很熟，但是他们之间有互信。
恩怨二：
GMP认证“忽悠”全行业
这是郑筱萸和医药企业最大“恩怨”。全国处于不同发展状态的6000家企业，被GMP“一刀切”。为了搞GMP认证企业已经花了几千万，不合格怎么办?内行讲话就是要“必须拿下”。
第二次“忽悠”企业，是搞GMP(意为“良好作业规范”，是一种注重制造过程中产品质量与卫生安全的自主性管理制度)认证。郑筱萸曾讲：“搞GMP才活，不搞 GMP就死”。
他的解释是：一、通过搞GMP认证，5000家药厂就剩1500家，剩下的药厂就发财了;二、通过GMP认证的可以申请仿制，没有通过不批。
搞一个GMP认证，建设符合标准的生产车间、引进设备等一般至少要花1500万。小企业没钱改造，就把执照卖了，开始能卖600万，最后只有60万——因为太多的企业出来卖执照。新的投资者买后，重新建厂。
也有人不买旧执照，有个药品批号就直接建厂。而过去的药品经营者——医药商业企业，在GMP改造当中有很多自己办药厂。结果GMP改造完，药厂比原来没少多少。(记者无法查到全国目前通过GMP认证的药品企业数量，未有权威正式数据)
记者：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当初搞GMP的时候，很多企业投巨资，考虑的是在整个过程中会有很多企业死掉，如果自己能够迅速扩张就能占领市场。但药厂并没有减少，几乎所有药厂都在急于扩大规模，结果发现第一是自己没钱了，第二是扩大规模后也没有这么大的市场。
姜伟：是的。它们进口的都是先进设备，都是超大生产量。
辽宁一家企业进口了4台美国胶囊机，它们工作1周就可以把过去辽宁省1年生产的所有的胶囊生产完。4台机器从GMP批准那天，就没生产过——没有市场可以生产。广州某药厂， 2000年生产肝炎药的产量，现在2台胶囊机生产一周就完成了。
很多药厂把所有资金都投入到GMP认证里，认为只要拿到证书就赢了，拿完以后药卖不出去傻了。沈阳市至少有5家企业，GMP改造完毕，三四千万扔进去了，却一天都没有生产。全国有很多这样的厂子，医药民营企业多年的积累全扔到这里面了。这是个错误——把全国在不同发展状态的6000家企业，以2004年7月1日为限进行GMP改造。至于企业的发展周期，完全不在考虑之列。
《中国经济时报》2004年报道：湖南省经委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通过GMP认证的企业中，约65%的生产线面临开工不足，50%的企业在为新品种四处奔波，约60%的中小企业在不同程度地承受着新产品开发、银行还贷、营销渠道建设、流动资金匮乏的巨大压力。
至于说通过GMP可以仿制新药，现在到什么程度?2006年，新的国家药监局班子让企业自己报一共多少个批号。曹文庄这几年批了上万个批号，新班子不知道曹文庄这上万个药品批号批给谁了，找企业来问。把“国药准字”批到这个程度，药品市场能不乱吗?
另外，就是GMP认证本身的问题。GMP分成两大部分：一是新建药厂生产条件;一是已建药厂单一品种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操作规范。
拿第二条来说，每个药品生产过程的标准化操作规范，前提是这个品种必须生产过。这个药从来没有生产，我怎么知道它的生产规范?我怎么知道生产过程怎么管理?你非要检查，那我就编，事后我的生产当中发现编的有问题，要调一调，但一调就违反你原来报上去的GMP规范了。
这就像登记结婚，登记时就要说好以后孩子培养的标准，可这时女方还没生过孩子。而且国家药监局手里有一个标准的“怎么养孩子的办法”，但它不告诉企业，企业猜它的标准然后编，这是早期验收。后来看到需求量大，就出了几本书，郑筱萸本人主编了《药品生产企业GMP规范》，企业买一本照着编。
恩怨三：中成药企业萎缩
对中药企业进行GMP认证以及推行仿制药政策，摧毁了对中国中药产业的科研热潮。
1998年，中药主流产业依然欣欣向荣。这些中药企业从1980年代开始逐渐提高科研投入，当时基本上是出一个新产品就拉动一个企业的发展。传统的粒丸已被改造成现在的胶囊，有点国际化的势头了。
但之后开始就变了，中药企业也搞GMP认证。GMP是西药的生产规范，美国于1963年颁布了第一个GMP标准。中药本没有GMP的概念，这好比数学和模糊数学——西药是数学，中药是模糊数学。中药成分是变化的，西药的成分是固定单一的，两者怎能用一种方法管理?
记者：你的意思是说，对西药进行GMP认证的要求，是因为需要和外国公司竞争。但是中药企业没有竞争，这个时候按照GMP标准去要求的话，有点揠苗助长?
姜伟：是自毁前程。
中药厂规模一直都很小，大都是前店后厂，就靠几个品种来发展，现在通过搞GMP把中药企业都盖成大药厂了，药卖给谁?而且当时中药企业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增大科研投入，加大中药的国际化水平，这时候投入大量资金搞GMP认证，还怎么发展?
另外就是执行的可以仿制的政策。现有的政策是，一个中药新药批准5年内为处方药，不能怎么赚钱，过5年还得申请中药保护，否则就被仿制了。现在搞一个中药科技投入，5年以后不一定见效，你还搞吗?
记者：就是说，在中国西药执行仿制政策，但是西药的“新药”主要是仿制国外。中药在中国是有真正意义上的新药，但是同样执行可以仿制的政策，就把中国企业自己开发中药新药热情给摧毁了?
姜伟：是的。
我们过去搞仿制是因为药品少，供不应求。现在药品这么多，供大于求，没有任何理由搞这么多仿制，一家产品都卖不出去，为什么还要批准这么多家?比如，六味地黄丸全国有将近六百多家药厂生产。卖一盒药，企业挣3毛钱，引起了恶性竞争和混乱。
而且，我们搞的中药GMP国际上不承认。我知道的一个中药企业做了GMP之后，把欧洲的相关官员请来审查了2年，最后不通过，药品不能出口。
恩怨四：
GSP认证有效吗?
GSP认证——英文Good Supply Practice的缩写，意即良好供应规范。众多中国医药代表的出现，与其密切相关。国家药监局几年批准了3万个仿制品种，医药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卖药了——如果几百家医药公司销售的品种都一样，怎么能不形成恶性竞争?
医药代表是外企带入中国的，1996年就有很多外资企业到中国来卖药，他们卖药的方式是和医生见面，药卖得特别好。后来中国企业也学会了，组织上百人上千人到医院去，但是后来医院老压着药款不给，拖垮了很多药企。
后来制药企业就做了一个决定，退出医院，让医药代表和企业脱钩。过去的医药代表负责去医院里要欠款，然后跟企业分，最高五五分，最低的三七开。但是企业不再给医药代表工资，你也不算企业的人。全国几十万医药代表，就在要账的过程中完成原始积累，同时因为过去跟医院熟悉，拥有了资源。
此时，国家药监局出台了GSP文件，没有名额限制，没有数量限制，只要你符合GSP条件，就能成立新的医药公司。按规定，药品必须要通过医药公司代理进行销售。
GSP正好迎合了那个年代的医药代表，他们有网络，也已经完成原始积累。这样就形成风起云涌的医药公司成立潮。现在你在网上查，以省为单位，每一个月将会有2-3家通过GSP的医药商业企业自动注销，这就说明当初批了多少家医药商业公司。
记者查询了长三角、珠三角一些地方药监局注销公告，当地近期每个月自动注销的医药商业企业每个月都超过2家。
为什么现在医药市场这么乱，医药公司太多是重要原因之一。在有些地方，医药公司进医院卖药是“带金销售”，就是要给医生钱。原来，我们的医药流通主要有3个部门，各省市的国家医药储备公司、医药采购站、药材总公司。“带金销售”国有3大公司没办法做，因为他们没办法做账。就这样，他们被挤出了医院。
美国主要就有三大医药公司，可是中国批了太多的医药公司(2003年的数据称有1.6万家，2004年的数据称全国通过GSP的药企已达15759家，2005年医药商业企业减少到7000家——记者注)，这些众多的医药公司竞争激烈，他们进医院要取得价格优势，这样就从药厂那里以更低的价格进货，一般是零售价的5%-10%。
有些药厂是可恨，做劣药吃死了人，可是为什么有1.2万的敷料它不买非要买6000元的?因为这6000块钱就是它的利润，药厂就这么点利润。上万小医药公司之间恶性竞争，导致挤压药厂的利润。
之前是药厂对郑筱萸不满意，现在医药公司对他也不满意，因为药监局几年批准了3万个仿制品种，医药公司也不知道怎么卖药了——如果几百家医药公司销售的品种都一样，怎能不恶性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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