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詹天佑》有感]读《错过四次改革良机，苏联病入膏肓》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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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读《错过四次改革良机，苏联病入膏肓》有感

　　读完陆南泉在《错过四次改革良机，苏联病入膏肓》一文，笔者感慨万千，对其文笔，深为赞赏，对其观点，多有认同，但也有些不同看法。主要体会有四点：

　　一、苏共错过的所谓的“第一次改革良机”，实际上是不存在的。第一是推翻沙皇封建制度的武装斗争的需要，第二是为获得满脑子封建思想封建习惯的过来人——长期生活在封建制下的人民的的支持，第三是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相适应的苏联党和政府封建集权组织形式的制定者、掌门人列宁的封建社会局限性、历史局限性和思想局限性，使列宁主义从一开始就只是一种借马克思主义构思出来的根本上与民主思想格格不入的主义闹革命——它从创建伊始就只是一种镜中花水中月式的诱人的虚幻的乌托邦，它本身就是一种只能把人们带进毫无出路的死胡同的思想和实践形式。所以苏共所谓的“第一次改革良机” ——俄共(布)十大通过由军事共产主义过渡到“新经济政策”的决议，其实质仅仅是一种面对社会需求现实的觉醒式的冲动，从当时的苏共整体思想理论、组织形式、干部队伍而言，它只能是昙花一现而不可当真，因而根本算不上出现过一次什么“改革良机”。对伯恩施坦、考茨基、托洛茨基、布哈林思想的批判和压制，都证明了实行军事共产主义相适应的苏联党和政府封建集权组织形式的缔造者、掌门人及错误而专断地指定斯大林接班的列宁，是不可能改革的。

　　二、苏共错过的所谓的“第二次改革良机”，更是根本不存在。因为斯大林根本就不是改革者，而是一个混进革命队伍的野心家、阴谋家、工贼和封建专制主义者，他篡党掌权成功后，改革机遇对苏共和苏联而言，根本就无从谈起。

　　苏共及其由苏共建立的国家苏联本身那种先天性的没有民主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使苏共及其由苏共建立的国家苏联，改革力量不可能真成气候。

　　三、第三次改革良机倒是存在的。它是随着全球时代的进步和苏共党内外人士的觉醒而出现的。葬送第三次改革良机的是三种因素：一是有强烈改革愿望和冲动但骨子里却刻有集权体制思维烙印的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改革派。他们搞了不少改革，也批判了斯大林，但天生软弱、改革不彻底;二是深受集权体制思想影响的巨大的苏共党内外习惯势力;三是在斯大林错误与改革转型的中间地带，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改革派出现的各种失误(如忽视农业和轻工业、坚持冷战敌视西方、制造古导弹危机等等)，为斯大林主义、列斯体制死灰复燃，制造了舆情与社会基础，为产生彻底埋葬苏共、苏联的勃列日涅夫主义奠定了根基。

　　究其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改革派的失败暨苏共第三次改革良机的错失深层次总根源，依然是苏共及其由苏共建立的国家苏联，那种先天性的没有民主的反人性反人类高度集权的腐朽没落的政治体制。

　　四、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本有赫鲁晓夫时期改革的经验教训，在此基础上，改革良机尚存。可惜苏共和苏联强大的集权势力选择了勃列日涅夫。

　　勃列日涅夫是继改革家赫鲁晓夫之后出现的人物﹐是他赶赫鲁晓夫下台、带头向“左” 转、取消赫鲁晓夫时期曾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的，他大走回头路，率领苏联向斯大林时期建立的高度集权体制回归。他还费尽心机搞个人崇拜和个人迷信﹐加强对文化和意识形态的控制，迫害和镇压“不同政见者” 。

　　勃列日涅夫和斯大林一样，根本就不是改革者而是一个封建专制主义者，他掌权，改革机遇对苏共和苏联而言，同样是根本无从谈起。

　　所以第四次改革良机倒是存在的，但它仅仅只是存在于赫鲁晓夫倒台的瞬间。勃列日涅夫一上台，“改革良机”就已子虚乌有，根本就不存在了。

　　勃列日涅夫虽在杀人上有所收敛，但集权上却比斯大林更“成熟” 更“完善”—— 更反自由反民主反文明反进步反人类——苏共、苏联离坟墓自然也更近且已不可逆转了。

　　苏共和苏联强大的集权势力选择了勃列日涅夫﹐实质是选择了苏共和苏联与生俱来“江山易改本性难移”的改头换面的封建专制式的高度集权政治体制。苏共和苏联的掘墓人是穷凶极恶的封建魔头斯大林，也包括其后继者勃列日涅夫，当然也少不了苏共和苏联创建人之一的列宁。

　　勃列日涅夫是最后一位真正的掘墓人，是这位掘墓人，使经过安德罗波夫与契尔年科短暂的执政后于1985年上台的戈尔巴乔夫，虽作出了苏联必须进行根本性改革的决定，提出公开性与民主化等改革新思维并挣扎了7年，但苏联和苏共此时早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这使历史作出了一个坚决的决定：不能再给苏共哪怕是一次机会﹗

　　世界任何一个需要改革的集权制国家，如果出现过改革的曙光，那无疑是这个国家人民的福音，但只要又出现和选择了勃列日涅夫式的人物，那就将是一种倒退，一种灾难——一种可怕的最后的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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