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人品怎么样]郭沫若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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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郭沫若人品:郭沫若的人品

　　导语：现代作者郭沫若有着很高的文学成就，但是他的人品却备受人们的热议。下面是小编分享的郭沫若人品，欢迎阅读!
　　郭沫若人品
　　郭沫若作为一位大文豪，看过的书比可以垒座山，所学的知识超越一般人，可是就这样一个人才，他的人品却又是另一番景象。谈到郭沫若的人品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评判。
　　首先，在情感方面，郭沫若不是一个很专情的人，他的老婆就有三位，更别提那些不知道的了，那些被他吸引的女子在被郭沫若抛弃后，有一些想不开便自杀了，看到这些，瞬间觉得郭沫若的人品是真的不太好。他只是学习了知识却没有把正确是知识运用到生活中，也可以看出郭沫若的三观有点不符合常规。
　　再谈一下郭沫若在政治方面的表现，他就是一个说话与行动不一致的人，在国民政府与共产党对立阶段，他看到国民政府比共产党有优势，他便投靠到国民政府，可是这之前他可是指着名字骂过蒋*石的，现在又向蒋*石说好话来接受他。在文革期间，他不去了解内部情况，便直接投靠到毛主席除四旧的队伍里，写信夸赞江青，可是不久在文革被结束后，他又庆贺四人帮的瓦解。这就是郭沫若政治方面的表现，他就是一个现实生活中的小人物，仗着哪边势力大他就倒向哪边。可见他的人品真不是别人对他的诬陷。
　　郭沫若的人品似乎不怎么样，可是他在文学上的成就又不能因为他的人品而被忽视，所以说，看一个人并不能简单的看一方面，而是应该要多个方面结合，才能了解的更为深入。
　　郭沫若原名叫什么
　　郭沫若是非常优秀的现代文学家，写出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
　　而身为作者，在发表文章的时候自然需要用到笔名，所以今天我们所熟知并且广为流传的“郭沫若”其实并不是郭沫若的原名，而是当时的笔名。
　　郭沫若的乳名叫做文豹，而之所以会取名为文豹，是因为据郭沫若的母亲杜邀贞所说。在杜邀贞怀有郭沫若时，曾经在梦里梦到过一只小豹子，而那只小豹子咬住了郭沫若母亲左手的虎口;所以在郭沫若出生后，为郭沫若取名为文豹。不过这只是乳名，而又因为当时郭沫若在家中排行第八，所以杜邀贞常常称呼郭沫若为八儿。在郭沫若四岁半时，就已经读上了私塾;家里也为郭沫若取名叫做郭开贞，号尚武。
　　郭沫若一生使用的名、号、别名多达五十余个，诸如：郭开贞、尚武、文豹、八儿、杜顽庶、竹君主人、定甫、沫若、夏社、郭沫若等等。
　　郭沫若的这些别名虽多，却都是有着原因与意义的;如杜顽庶，因为郭沫若的母亲是侧室，郭沫若是庶出，所以在郭沫若发表《中国社会历史发展阶段》等具有史学价值的史学研究著作时，便是署名郭顽庶以此纪念自己的母亲。
　　虽然郭沫若的笔名别名无数，然而其中最出名的要当属郭沫若;这也是我们现今大部分人的叫法。而郭沫若的原名，则也只有唯一的一个，父母给予的——郭开贞。
　　胡适郭沫若之间有何纠葛
　　郭沫若虽然在文学上的造诣很不错，但是许多学者谈起他的人品都是嗤之以鼻的。而胡适又是与郭沫若同时代的，又都是新文学的开创者，而且都学贯中西，因此许多人喜欢将他们二人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胡适从始至终都是一个人，面对权势，他没有低下头，更没有失去尊严，他的形象也反而越来越高大。但是反观郭沫若，虽然他的地位是比较高，但大多数时候却像个小丑。
　　如果胡适愿意做官的话，那么胡适所做的官一定比郭沫若强。之前有邀请胡适去当总统，当行政院长，这些都是被胡适自己拒绝掉的。而郭沫若当了这么多年的官，最大的也就是个副总统。再来对比一下二人对待统治阶级的态度。胡适对蒋*石表现出了应有的尊重，但是如果蒋*石的政府有什么做的不对的地方，胡适也还是会当面批评的。但是郭沫若就不一样了，就只有一副奴才嘴脸。
　　不过郭沫若早些年也是有几分意气风发的味道的。在1927年的时候郭沫若也曾写过《请看今日之蒋*石》，来痛批蒋*石。但是日后郭沫若进入官场之后，就完全变成了一个唯唯诺诺的小人，对那些地位高的统治者曲意逢迎。

第二篇郭沫若人品:郭沫若女神的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们对《女神》的评价并非一成不变的。作为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新文学早期的代表性诗歌文本，《女神》自1921年8月由泰东书局出版后，对之褒奖之声不绝如缕。郁达夫曾以极为恳切的语气断称，新诗“完全脱离旧诗的羁绊自《女神》始”;冯至认为《女神》是他诗歌创作的启蒙导师，并说：“郭沫若的《女神》、《星空》和他翻译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相继出版，才打开我的眼界，渐渐懂得文艺是什么，诗是什么东西。”闻一多对《女神》的夸赞就更不用说了，他先后撰写了《〈女神〉之时代精神》、《〈女神〉之地方色彩》等几篇文章来评析《女神》的诗学特征，对《女神》的历史意义和艺术价值进行了充分的肯定。尤其在《〈女神〉之时代精神》一文中，闻一多开篇即言：“若讲新诗，郭沫若君的诗才配新诗呢”，并高度赞扬“《女神》真不愧为时代底一个肖子”。新中国成立后，在中国现代文学史教材的历史陈述里，《女神》也一直被视为“中国新诗的奠基之作”，文学史家态度统一地评价它“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几乎毫无二致地将郭沫若摆放在中国新诗史上最显赫的位置加以书写。然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以来至今，随着“重写文学史”学术实践的逐步展开，郭沫若的诗歌地位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女神》的艺术神话也被彻底打破，对它的质疑和否定之声一定程度上盖过了对其颂扬与肯定之声，甚至有论者对郭沫若从人品到创作都给予了全盘否定。
　　1921年出版的《女神》是郭沫若的第一部诗集，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部真正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全面显示出现代意识和时代精神的新诗集。(最早出版的白话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出版于1918年，但尚未完全摆脱旧诗的束缚。)《女神》充满了对社会黑暗势力的深恶痛绝，表达了诗人批判旧世界创造新世界的英雄气概。诗人不仅猛力抨击旧世界旧事物，而且对自己的"旧我"的批判也毫不留情。在《凤凰涅盘》中，他竭力赞美凤凰的彻底更生;在《天狗》中，他更讴歌天狗的自我否定和自我超越。《女神》还洋溢着创造精神和更新意识。《女神之再生》、《晨安》和《匪徒颂》等诗篇中，他表达了对新生活的向往和追求;《地球，我的母亲》则充满了对创造性劳动的颂扬。《女神》最突出的是对富有叛逆精神的自我形象的歌颂，表现了与宇宙万物相结合的自我力量。这既是诗人所受泛神论思想影响的突出体现，又集中道出了"五四"时代个性解放的鲜明要求。在《女神》中最具代表性的诗篇是《凤凰涅盘》，它以诗剧的形式，借东方古国有关凤凰的传说，描写了凤凰"集香木自焚，复从死灰中更生"的动人故事，以此象征着旧世界和诗人"自我"的毁灭及新世界和诗人新我的诞生。
　　《女神》也是20年代浪漫诗篇的代表。它浓烈的浪漫抒情气息极富感染力。其表征首先是一种火山爆发式的激情和狂飚突进般的气概，其次是富于丰富奇特的想象和绚丽浓厚的色彩。在诗的外在形式上，也真正实现了"诗体大解放"，实践了诗人"绝对的自由"的艺术主张，创造出了灵活多变的自由体新诗形式。更重要的是，《女神》极大地突破了中国传统诗歌"温柔敦厚"的美学范式，开创出颇具现代意义的新型审美风格，即以雄壮为美的风格。在中国文学园地中.不失为独特一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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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郭沫若人品:郭沫若人品怎么样(2)

　　第三任妻子是被誉为“抗战夫人”的于立群。1938年两人开始同居，后补办了婚礼。郭沫若与于立群共生有四男二女，其中次子郭世英1968年被北京农业大学的红卫兵抓去刑讯逼供，不久便从四楼坠地而亡。三子郭民英在文革中精神受到刺激也随其兄自杀身亡。而于立群本人也在1979年缢死于北京家中。
　　除了上述三位明媒正娶之外，郭沫若还有若干“小三”。彭漪兰也称安琳，在南昌起义中与郭沫若结为“革命伴侣”，起义失败后双双回到上海，与郭度过了短暂的“蜜月”之后即被抛弃，去向不明……其中最为人诟病的是郭沫若与小姨子于立忱的风流韵事。
　　于立忱，花容月貌亭亭玉立。一位典型的知性女子，1934年作为《大公报》记者被派往东京，不久就结识了郭沫若并过往甚密。1937年于立忱突然在上海自杀并成为一个历史之谜。直到近半个世纪后，女作家谢冰莹才向世人详细揭示了这个谜底。
　　原来于立忱自杀的时候已有身孕：“一天，于立忱告诉我，她要去医院割盲肠炎，我按约定的时间去医院看她。护士说她在产房，孩子都取出来了。在产房，立忱看到我，摇摇头，一串热泪滚了下来。我连忙安慰她。她说‘我告诉你，将来你要替我申冤，答应不答应?’我说：‘没有问题，当然答应。’这时立忱拿出我的手帕擦了擦眼泪说：‘你想不到吧，郭沫若是这样一个卑鄙无耻、人面兽心的大骗子!’”
　　然后于立忱详细地向谢冰莹讲述了郭沫若如何引诱追求她的经过：“ 三年前，他拼命追求我，说他和安娜根本没有感情，更谈不上爱。他说自从爱上了我之后，他下决心要摆脱安娜，正式提出离婚，然后和我结婚，可是自从我受骗怀孕之后，他的态度突然改变，对我冷淡，吞吞吐吐敷衍我。肚子里的孩子已经三个多月了，他要我把孩子拿掉。这时我才大觉大悟，才知道他原来是寡廉鲜耻的，人格扫地的大骗子。我恨透了他。大姐，我实在无脸面见人了，我要自杀……
　　“果然，她出院回上海后，就真的自杀了。”(《于立忱之死》——《传记文学》第六十五卷第六期，1984)。
　　三、政治品性
　　1949年以前的郭沫若在政治上可谓跌宕起伏。1927年蒋发动“4·12”政变，郭沫若挺身而出，以笔从戎，撰写了《请看今日之蒋》的著名檄文，痛斥蒋背叛革命。同年8月1日，郭沫若参加了南昌起义，并加入中国共产党。蒋为此恼羞成怒，下令通缉郭沫若。为此郭于1928年流亡日本。
　　1937年，在陈布雷的劝说下，蒋放弃了对郭沫若的通缉。郭随即回到国内。当时周扬希望他去延安，他拒绝了。而此时的郭沫若却想通过吴稚晖的引荐前往南京拜谒蒋和汪精卫。据载，郭沫若“恭恭敬敬地向蒋委员长忏悔过去的罪过，要求蒋委员长饶恕他，他要献身党国，将功折罪，回去马上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该文对蒋颂扬有加，媚词颂语随处可见。同样一个蒋，在郭沫若的两次笔下却判若两人。
　　1949年后，郭沫若当选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主席、全国政治副主席。后又任政务院副总理、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但没消停几年，他率先开始对胡适、胡风进行批判，随后又积极参与反右斗争。
　　1966年文革爆发，郭沫若为了自保，公开发表一段惊世骇俗的谈话：“在一般的朋友、同志们看来，我是一个文化人，甚至于好些人都说我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诗人，又是一个什么历史学家。几十年来，一直拿着笔杆子在写东西，也翻译了些东西。按字数来讲，恐怕有几百万字了。但是，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所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郭沫若此言为极“左”思潮推波助澜，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1967年6月5日，郭沫若在一次国际会议上当众朗诵一首颂扬江青的诗：“亲爱的江青同志/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使中国舞台充满了工农兵的英雄形象/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也充满工农兵的英雄形象。”1976年“四人帮”后，他又赋诗一首《水调歌头》，痛斥四人帮：“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黄粱……”
　　有人说，郭沫若在文革中之所以能躲过一劫，是因为他深知毛泽东的秉性并极力附和。他在一篇名为《红旗越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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