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大二公指什么]一大二公什么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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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二公什么意思篇(一):毕淑敏散文《我很重要》读书笔记

　　毕淑敏的《我很重要》是一篇对个体生命的价值和意义进行思考的，带有浓郁哲理思辨色彩的散文。下面我们为大家带来毕淑敏散文《我很重要》读书笔记，仅供参考，希望能够帮到大家。
　　毕淑敏散文《我很重要》读书笔记篇一
　　是啊，在中国几十年的意识形态中，总是说集体最重要，个体要服从集体，不尊重个人的合理的权利和意愿。甚至发展到文革期间，农民养几只鸡，种自留地，卖鸡蛋，卖自己种的东西，都被说成是“资本主义思想”;一切要一大二公，结果生产发展停滞，直至改革开放后，农民包产到户了，勤劳者能得到利益，生产才焕发出勃勃生机，农贸市场也才丰富了，大家能买到东西了。
　　我们赞赏那些为了人民的利益，他人的利益，不惜牺牲自己生命的英雄，这是完全应当的。但是过去年代里我们媒体宣传的也有偏差，比如知青的榜样金训华，洪水来了，为了生产队的几根木头，奋不顾身，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甚至还有灾害来临之时，为救生产队的猪，牺牲了生命的;而国家、媒体表扬这些，就太残酷和缺乏人性了，因为，当巨大的自然灾害来临之时，人是最宝贵的，要首先保护人的生命，其它比起人的生命来算不得什么!而当时的年代就是这样教育知青教育人民的，失去了我们的好同志，可惜啊!
　　改革开放后的最近一些年，国家终于有了一些进步，在2008年汶川地震时竭尽全力地救人，而且建国以来第一次向全国公布死难人数(这在以前都是机密)，把普通百姓的生命当回事了;全国下半旗，停止娱乐为普通百姓致哀，这在以前是没有的，以前的致哀只是给国家的领导人，英雄之类的人。
　　文革期间，上世纪70年代中期，我在图书馆工作时，当时正批判戴厚英的一本书《人啊，人!》，书中是揭露文革中大学里的情况的;批判的意思是说此书宣传人性论。十年动乱的那个年代，人性论都要批判，自由平等博爱都要批判，左得太厉害了，你不要人性，还要什么，要兽x?!当时戴厚英这样的知识分子，她个人的合理思考被当成异类，遭受批判，已不是个例;文革期间，我们图书馆几乎所有的图书都被封存，外国的书被说成是“资本主义”，古代的书被说成是“封建主义”，苏联的书被说成是“修正主义”，就剩下马列毛泽东著作，八个样板戏剧本，浩然的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了。宣传的极端化，似乎最革命，把古今中外所有的精品都否定了，所有的人都要一个面孔，说一样的话，看一样的书，看一样的戏(八个样板戏)，这当然是愚蠢的践踏文化践踏祖宗的行为，同时也是对每一个个体的不尊重，不尊重每一个人不同的文化需要!历史的教训需要注意啊!
　　现在反思起来，以前(尤其是文革期间)曾经宣传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狠斗私字一闪念”也是不近人情的，极左的。就是宣传雷锋的“我活着，就是为了别人活得更美好”也是不完美的;我觉得，人活着，既是为了自己活得更美好，也是为了别人活得更美好，人人为我，我为人人，这样的教育才行得通，为人们所接受。
　　以前的假大空宣传，造成了人们说一套做一套的行为，一直延续到现在，造成了严重的后果;尤其是某些高级干部，说得比谁都好，却在人民的头上作威作福，一点人民公仆的形象都没有。上行下效，造成了社会风气的普遍不好。
　　我觉得，只有尊重每一个个体，让人们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有发言权和监督权，完善国家的管理和法制制度，首先消灭高层的贪腐现象，个体才有可能自觉地遵守合理的规章制度和法律，才有可能真正减少社会风气的不正现象。尊重个体，才能使个体增强主人翁之感，才能使集体的事业更加成功。
　　每一个人，对于他的家庭，对于他的父母，对于他的爱人，对于他的子女，对于他的朋友，都是很重要的，不可或缺的啊!谁失去了亲人，失去了朋友，都会悲痛万分的!
　　在集体中，个人当然也是重要的;在战争中，没有普通士兵的浴血奋战，就没有战争的胜利，就没有将军的辉煌和掌权者的江山;在每一项大的工程中，包括北京的“鸟巢”，没有一个个脚踏实地干活儿的工人，就没有城市的高楼大厦，就没有设计者的辉煌和成就;每一个人都是重要的，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社会财富是由一个个普通的人创造的，尊重每一个人，给他们必要的报酬和尊重，社会才能进步!
　　看毕淑敏的文章，想到了这些。
　　毕淑敏散文《我很重要》读书笔记篇二
　　读毕淑敏的散文，不仅能让人感受到情感的细腻，文辞的华美，更能使人受到深深的启迪。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她的笔触不仅仅停留在自然，更多的是停留在生活。于是，在她的笔下，我们看到的是一位用充满睿智的眼光在对生活、对生命进行理性思索的智者。
　　长期以来，我们习惯于说“我不重要”，文章一开始，作者就用一连串的四个排比句，来解释“我不重要”的教育，其实是忽视个体尊严和个体价值、缺乏人文关怀的教育。接着作者从多方面列举了“我很重要”理由：对生命而言，每一个生命来之不易，我们没有权利和资格说不重要;对父母而言，我们是他们慈爱的对象，幸福的中心，我们不敢说不重要;对爱人而言，我们是相濡以沫的同道，我们不忍心说不重要;对子女而言，我们是他们的靠山和慰籍，我们没有胆量说不重要;对朋友而言，相交多年密不可分，我们不好意思说不重要;对事业而言，我们就是创意，就是新设想，我们无法说不重要。
　　面对着这么多无法拒绝的理由，我们怎能不说“我很重要”?而且应该是由不习惯说到大声地说，从“我对自己小声说”到“响亮的对世界宣布”，我们应该有这份勇气，因为能大声说出“我很重要”，就是心灵对生命的一种庄严的承诺。
　　也许你很平凡，也许你很普通，你没有干出惊天动地的伟业，也不会在史册上永垂不朽，但是，你作为一个生命来到这世上走一遭，就注定了在你个人的历史上也将是一片辉煌。因为，对你的父母来说，对你的爱人来说，对你的子女来说，对你的友人来说，对你的事业来说，你都是不可或缺的，都是别人无法替代的，你确实很重要，这就是作家毕淑敏对生命的解读。如果读者你能理解，那么，你一定会不看轻自己而好好地活着。其实，每个人在世上活着也不过几十年的光景，为何不珍惜这几十年的光阴，时刻努力着，为光明奋斗着，让自己的生命绽放出她应有的光彩呢?
　　尚且，只要我们无比重要地生活着，我们就无愧于心灵对生命的许诺!
　　毕淑敏散文《我很重要》读书笔记篇三
　　重要并不是伟大的同义词，它是心灵对生命的允诺。
　　——题记
　　有多少次我们认为自己是茫茫人群中最渺小的一笔，认为我们即使逝去，世界依然还是原样。我们可能真的只是广袤大地上平凡的一个人，肯能你消失掉，世界也不会改变。但如果是对于父母呢，我们的每一滴成功，都如同经过放大镜，进入他们的瞳孔，摄入他们的心底。假如我们先他们而去，他们的白发会从日出垂到日暮，他们的泪水会使太平洋为之涨潮。面对这无法承载的亲情，我们还敢说我不重要吗?
　　是的，其实我们每个人都很重要。一个个体形成了庞大的群体，涓涓细流汇成江河，我们应该由不习惯说到大声地说，从“我对自己小声地说”到“响亮地对世界宣布”，我们应该有这份勇气，因为能大声说出“我很重要”，就是心灵对生命的一种庄严地承诺。
　　其中在文章里读过这样一个故事，讲的是一个日本食品公司就快要倒闭，这家公司为了起死回生，决定裁员三分之一。有三种人在名单内，一种是清洁工，一种是司机，还有一种是仓库保管，经理找他们谈话，说明了裁员的意图，可这三种人都说了同样一句话“我们很重要”并说出了自己重要的理由，经理从他们的话中得到启发，在企业门口挂了一块大匾，上面写着“我很重要”，结果公司的每个职员看到这四个字后，都认为领导很重视他们，因此工作也很卖命，结果这家公司迅速崛起，成了日本有名的大公司之一。
　　读了这个故事后，我们难道不应该意识到，“我很重要”这句话对我们的重要性吗?从今日起，让我们意识到自己的重要性，爱现在的我，也爱将来的我，我是伟大的。假如没有了我，在湛蓝的天空就少了一只充满美好遐想的鸟儿，假如没有了我，在金灿灿的沙滩上就少了一颗明亮的珍珠······
　　泰戈尔写小小流萤时说过，“你微小，但你并不渺小。”无论我们是谁从事着怎样的职业只要我们付出着，那么我想我们都是必不可少的是重要的。

一大二公什么意思篇(二):《易经》与企业养生原则

　　现今社会，人们发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发展失衡，感到文化空虚，信仰危机，心理困惑，便不约而同地想到了国学，想借助我们老祖宗的聪明智慧，所留下来的文化遗产，帮助我们度过难关。
　　水有源，树有根。国学的源头在哪里?寻根溯源，人们的目光自然聚焦在了《易经》上。
　　《易经》为群经之首，是中国经学中最古老、最高深的一门学问。一般人都视之为“天书”，很难理解。其实只要深入进去，抓住关键，了解它的原理，就如有的专家指出的那样，“易经真的很容易”，它就在我们的生活中。
　　实践证明，用《易经》中的“平衡左右而知力在中正，阴阳交变而知刚柔互济，功利争胜而知成在仁义，趋吉避凶而思察始知终，祸福相倚而知居安思危，群已相关而知爱不偏施”等等智慧去指导人们的言行，不仅可行，而且是有效的。

　　《易经》启示录之一：按规律办事
　　孔子五十而学易，用功之勤，韦编三绝，对《周易》有深刻的理解。他所作的《易传》又名《十翼》，以阴阳对立的观念解释全书的性质、八卦的起源、观物取象的方法，对后人理解《周易》要义具有重大帮助，并将全书提升到很多的哲学高度，使其成为我国古代一部光辉灿烂的哲学巨著。
　　孔子在《系辞》中说：“《易》与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意思是说，《易》所讲的道与天地的道相等，所以能够普遍包括天地之道。那么“天地之道”的特征是什么呢?其实答案就在“易”字本身。郑玄曾说：“易含三义，简易一也，变易二也，不易三也。”简易，后面我们会谈到。变易，是说卦象本身都是从自然现象的变化中演绎出来的，它的变化、演化是有规则的，六爻代表了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如初爻象征事物的初始;二爻象征事物有成;三爻象征事物发展到一定阶段后的停顿;四爻象征变革;五爻象征兴盛;上爻则象征终极，趋向衰微。不易，是指这种变化发展的自然法则是永恒不变的，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人定胜天”只能是一种美好的愿望，若想生存发展只能遵循自然、顺应自然，学会按规律办事。孔子说，《易经》的这种特性“知周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普遍适用于一切事物，可以使普天下得到益处。
　　细想想还真是这个理儿：任何事物都有各自的规律，顺者则昌，逆者则亡。自然界有春、夏、秋、冬四时，人们依据这四时，春种，夏锄，秋收，冬藏，其乐融融，福寿绵长。如果违背四时又怎样呢?这就是老百姓说的，“人误地一时，地误人一年”，到头来恐怕要喝西北风了。人自身也是这样，从呱呱坠地到寿终正寝，要经历幼年、少年、青年、壮年、老年等几个阶段，人们依据这几个阶段安排学习、工作，组织家庭，退休养老，享受天伦之乐。倘若违背这个规律，“嫩扁担挑重担”，会受伤;“老夫聊发少年狂”，肯定也不会持久。干啥事都有规律，按规律办事方能摸索出诀窍，所谓“近水识鱼性，近山识鸟音。欲知山中事，需问打柴人”。樊迟向孔子请教种庄稼，孔子说我不如老农;又请教种菜，孔子说我不如老圃。有人说孔子“四体不勤，五谷不分”，真是天大的冤枉。种庄稼有种庄稼的规律，种菜有种菜的规律，只有亲身实践的人，才能有最深切的体会。孔子说自己不如老农、老圃，正是他尊重规律的最好体现。我们只能对孔子表示尊敬，又怎能妄加指责呢?
　　解放战争中，第三野战军第十兵团奉命攻打金门岛，九千多人登陆作战，无一人生还，究其原因，除骄傲轻敌外，关键就是缺少渡海作战的常识，没有掌握风向、潮汐等自然规律。正所谓“失败者成功之母”，到了后来解放海南岛的时候，毛泽东致电林彪，特别强调了如何接受攻击金门失利的教训，以免重蹈金门覆辙。后经向有经验的老渔民请教，掌握了每日早晚两次潮起潮落的规律，在知己知彼的前提下，形成了“积极偷渡，分批小渡与最后登陆相结合”的作战方案，加之琼崖纵队的积极配合，最终把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天涯海角。
　　打仗是这样，办企业也是这样，需有个“道法自然”的问题。孔子说“《易》与天地准”。大家想想，对于企业而言，“天”是什么，“地”又是什么?其实，“天”就是国家政策和法律、法规。这些你肯定违背不得，不符合政策、法规，企业就无法生存，更谈不上发展。“地”就是地理环境，社会环境，人际关系。这些你同样要事先考虑，提前运作，否则恐怕会事事掣肘，寸步难行。
　　企业养生要注意自身发展的阶段性。前面在讲变易的时候我们说过，从初爻到上爻代表了事物发生发展的全过程，每一爻都表明事物处于整体上特定的阶段。按规律办事就是顺应这个发展阶段，不保守，也不冒进，要恰到好处。在这方面，过去我们吃过亏，比如合作化之后搞人民公社、“一大二公”、“跑步进入共产主义”，愿望是好的，但由于超越阶段，严重脱离实际，结果欲速则不达，弄得“一穷二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重提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明确了我们现在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一切路线、方针、政策都围绕“初级阶段”来制定，重回现实，拨乱反正，结果经济腾飞，政通人和，走上了民族复兴的光明大道。可见超越阶段、盲目发展是不行的，还要像邓小平说的要讲“台阶论”，循序渐进，渐入佳境。并非速度越快越好，必要的时候还要适当控制速度，以实现均衡发展。
　　日本索尼公司试验成功并生产出了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较之从前生产的真空管收音机，性能大大提高，并很快打开了市场。一天，一位美国客商主动找上门来，一次要订10万台索尼收音机，这在当时可是近似于天文数字。10万台订货的利润足以维持索尼公司好几年的正常生产，全公司员工无不欢欣鼓舞，都希望尽快签下这笔合同。不料，公司决策层并不买账，并制定了一条拒绝大客商订货的奇异价格“曲线”：订货5000台，按原定价格;订货1万台，价格最低廉;而一旦订货超过1万台，价格则逐渐提高;如果订货10万台，那么只能按照可以使企业破产的高价来订货。
　　这一奇特的“曲线”订货价格，让人大惑不解。其实，是有原因的：当时索尼公司的年产量还远远不到10万台这个数字，如果接受这批订货，那么生产规模就必须成倍扩大。可是如果公司借贷扩大生产规模以后，再也没有大量的订货，那么刚刚起步的公司可能会马上破产。从眼前利益看，订下10万台的货，足以使索尼公司在短期内大步前进，但是从长远利益着眼，一旦盲目扩大生产规模而造成产、销脱节，公司倒闭也就不可避免了。因而，索尼公司制出了这一“曲线”订货价格方案，使客商们尽量以1万台为基本订货量，从而保持正常的生产与销售，使企业没有风险地稳步发展，这暗含中国《易经》智慧的聪明之举。
　　企业生产是这样，企业用人同样也这样。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位置上，人和位必须匹配。孔子说：“德厚而位尊，知小而谋大，力少而任重，鲜不及矣。”我们平常说“胜任愉快”，就是说在这个位置上驾轻就熟，干得顺手顺心;反之，力不胜任，勉为其难，就难免给工作造成损失。所以，选人用人也有个“当位”、“不当位”的问题，当位则“顺”，不当位则“逆”，这也是《易经》给我们的重要启示。

一大二公什么意思篇(三):东西方眼中的王安石变法

　　提要：国家问题是传统中国近代化进程中颇为重要的问题。王安石变法是宋代中国面临现代性缘起的积极回应。在一定意义上讲，王安石变法造成的制度后遗症，是传统中国近代化展开的结构性障碍。宋代宗族社会的兴起以及王安石变法以后日渐形成的独特的国家与社会结构，不同于西方市民社会的崛起及影响，这一区别昭示了近代化在中西方的不同命运。
　　关键词：王安石变法　近代化　国家　市民社会　宗族社会
　　王安石变法是史学界研究的重要课题。然而，研究王安石变法的传统史家，往往着眼于对王安石变法这一历史事件的考据;在分析评论时，不过是或褒或贬[1]。如此，论者便不免囿于王安石与司马光之间的争论，却忘却了争论背后社会政治问题之实质性内容。本文试图以国家问题为中心，运用政治社会学的理论与方法，在东西方近代化比较视野中考察王安石变法，希望能对当代中国的王安石变法研究提供一种新的视角。
　　宋代社会，已经表现出诸多全新的气象。法国汉学家白乐日称宋代是“近代之黎明”[2]。日本学者宫崎市定也指出“东洋的近世和宋王朝的统一天下一起开始。”[3]白乐日和宫崎市定的断代法得到了一批学者的赞同，“唐宋变革说”也成为近年来海内外中国史研究中备受推崇的重要成果之一。国内外学者都有大量重要的数据、资料证明宋代的现代性迹象，此处不再重复。我们要问的问题是：中国的近代化发端既早却何以没有成功?为了弄清这个问题的症结，我们需要把目光投向十一世纪中国的王安石变法。王安石主持的新法主要包括：均输法、青苗法、农田水利法、免役法、市易法、方田均税法、保甲法、保马法。此外，还包括军器监法、将兵法、省兵法以及教育、吏治等方面。可以这样说，王安石变法体现了宋代中国对现代化压力的一种积极应对，变法所涉及的种种结构性问题，正是传统中国社会转型的结构性障碍。谷霁光先生晚年不无感慨地谈到，王安石变法这个环节、关键不打通，中国历史研究便不能真正地融会贯通。[4]由此，本文的任务便是从探讨王安石变法入手寻求理解传统中国社会近代转型之道。在问题讨论之前，有必要对一些基本的概念进行廓清。(一)、基本概念：市民社会、现代国家与近代化现代资本主义在西方首先是从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开始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从中世纪的农奴中产生了初期的城关市民;从这个市民等级中发展出最初的资产阶级分子。”[5]这种资产阶级分子组成的市民社会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家庭，具有相当的自主性。市民社会的基础是个人权利，结合的纽带是契约或理性的相互预期。与传统的身份社会不一样，市民社会是一种基于契约关系的法律治下的公民的联合体[6]。传统社会与现代市民社会的分野，在菲迪南·滕尼斯那里表述为共同体(Gemeinschaft)与社会(Gesellschaft)[7]的区分，在涂尔干那里则表现为“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之区分，前者是“相似性所致的团结”，后者是“分工形成的团结”[8]。由于在西方中世纪末期，市民社会的兴起与资产阶级的形成是同一过程，因此市民社会往往也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黑格尔、马克思都采用了Burgerliche　Gesellschaft的名称，虽然二人的理解有异。由于市民社会中的核心关系是交换、市场、契约，因此也与市场社会密切相连。良好的市民社会，还具有相当的道德水平，这就是市民社会的美德或曰公共精神[9]。
　　现代国家的观念建立在现代社会或市民社会概念的基础之上，更准确地说，现代国家与现代社会往往作为密切关联而又有所区分的相对应的两个概念被人们同时提及。宪法下的国家即宪政国家，它在规定了社会活动的范围的同时，也给自身设定了活动的范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之分野在于，现代国家的根本特点是公共性，它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而不是特权利益的代表，属于人民而不是一家一室，现代国家的涵义侧重于国，传统国家的涵义侧重于家。就西方世界而言，现代国家与教会相分离，摆脱了教会对统治权力的侵夺，而在一定的疆域内独自垄断合法暴力使用的权力[10]，在东方世界，现代国家也表现出神秘色彩的解除而成为世俗公共权力的体现者。
　　现代社会独特的总体气质即为现代性(MODERNITY)。现代化作为从前现代社会到现代社会转变发展的过程，也就是现代性在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面的增加和扩展的过程[11]。在韦伯看来，现代化就是一个“理性化”的过程，是从价值理性、实质理性向工具理性、形式理性转变的过程[12]。马克思主义由于把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作为批判的对象，因此更多地关注地是批判现代、超越发展至消灭剥削压迫的共产主义社会，而共产主义社会在马克思看来必定是建立在高度发达的经济基础上的[13]，也就是建立在高度现代的社会之上，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讲，现代化的问题在马克思便是资产阶级从封建制或前资产阶级社会末期兴起的问题。起步阶段的现代化便是近代化，按照马克思的理解，亦即资本主义萌芽的问题。然而，在资本主义成为一个意识形态色彩很浓的词而不是仅仅作为一种社会经济组织方式的语境下，不少现代学者开始采取了一种抽象而回避的方法，这就是以市场社会替代资产阶级市民社会的概念[14]，这样现代转型便可以主要考虑由传统社会向市场社会转型的问题，比如在当代中国，不要说封建的或地主的经济社会属于传统，就是原来一大二公的计划经济体制也都作为传统来处理，而代之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样，具有中性色彩的经济学中的“市场化”概念便成为一种重叠共识而成为探讨问题的对话的平台。(二)、以国家问题为中心观照下的近代化进程现代国家的最初形式是资产阶级国家，当然，根据马克思的观点，资产阶级的国家只具备了现代国家的形式而没有实质，所以在《共产党宣言》里马克思、恩格斯宣称：“现代的国家政权不过是管理整个资产阶级的共同事务的委员会”[15]，然而我们看到，马克思、恩格斯紧接着的一句话便是：“资产阶级在历史上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16]马克思、恩格斯说这句话直接要表达的意思是肯定资产阶级社会在一定历史阶段的贡献，但将这句话与上句话联合起来考虑，则其未明言之意则是资产阶级国家虽然是他们自身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但也曾经起过非常革命之作用。而革谁人之命，革的是一切前资产阶级社会的命，可见，在现代社会的兴起过程中，国家起着重要的作用。马克思的观点很明确，生产力的发展对上层建筑的变动提出了要求，但生产力的发展并不能自动地、直接地完成两种社会形态的过渡更替，经济因素是基础，但也仅仅是基础，任何教条主义式的一元决定论在复杂多变的社会问题面前都会显得苍白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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