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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载的读音篇1:小学语文手抄报

　　语文很重要。它不仅是我们每个人学习、工作和生活的工具，而且还负载着丰富的情感、深邃的思想和人类绵绵不绝的文明;语文学科不仅是工具性学科，而且对形成一个人的品格一个人的底蕴、培养一个人对社会的责任和今后终身教育的能力具有重要的奠基作用。下面是我们为大家带来小学语文手抄报，欢迎大家阅读。

　　小学语文手抄报篇一：《左传》中成语知多少
　　1.东道主
　　《左传?僖公三十年》：“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郑国在秦国东面，故称东道主。原指东路上的主人，后称款待宾客的主人。
　　2.肆其西封
　　《左传?僖公三十年》：“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是说晋国不知满足，往东向郑国扩展疆界，又为所欲为地向西去开拓疆土。今成语“肆其西封”谓任意侵略。
　　3.退避三舍
　　《僖公二三年》：“晋、楚治兵，遇于中原，其辟君三舍。”又《僖公二八年》：“子犯曰：‘……微楚之惠不及此，退三舍辟之，所以报也。’”辟：同“避”，舍：春秋时行军三十里为一舍。后以“退避三舍”比喻退让和回避，避免冲突。
　　4.及瓜而代
　　《庄公八年》：“齐侯使连称、管至父(两人都是齐国的大夫)戍葵丘，瓜时而往，曰：‘及瓜而代。’”及：等到。代：代替，接替。等到明年瓜熟时派人接替。泛指任职期满，由他人继任。
　　5.言归于好
　　《僖公九年》：“凡我同盟之人，既盟之后，言归于好。”言：句首虚词，无实际意义。彼此重新和好。
　　6.魑魅魍魉
　　《宣公三年》：“螭魅罔两，莫能逢之。”本为传说中的鬼怪，现用以喻指各种各样的坏人。
　　7.狼子野心
　　《宣公四年》：“楚司马子良生子越椒。子文曰：‘必杀之!是子也，熊虎之状而豺狼之声，弗杀，必灭若敖氏矣。’谚曰：‘狼子野心。’是乃狼也，其可畜乎?”本谓狼崽子虽小，却具有凶恶的本性。后喻凶暴的人必有野心。
　　8.外强中干
　　《僖公十五年》：“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张脉偾兴，外强中干，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原指所乘之马，貌似强壮，实则虚弱，后用以泛指人或事物，谓表面强有力，实则虚弱。
　　9.表里山河
　　《僖公二十八年》：“战而捷，必得诸候;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山：太行山，河：黄河。泛指外有河内有山，地势十分险要。
　　10、厉兵秣兵
　　《僖公三三年》：“郑穆公使视客馆，则束载厉兵秣马矣。”厉：磨，兵：兵器，秣：喂。磨好兵器，喂饱马，指作好战斗准备。
　　11.馀勇可贾
　　《成公二年》：“齐高固入晋师，桀石以投人，禽之而乘其车，系桑本焉，以徇齐垒，曰：‘欲勇者贾余馀勇。’”还有剩余的勇力可以卖给别人，即尚有馀力可使。
　　12.灭此朝食
　　《成公二年》：“齐侯曰：‘余姑翦灭此而朝食’，不介马而驰之。”谓等待消灭了敌人再吃早饭。形容斗志坚决，急于求取胜利。
　　13.困兽犹斗
　　《宣公十二年》：“困兽犹斗，况国相乎?”比喻在绝境中还挣扎抵抗。
　　14.风马牛(风马牛不相及)
　　《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言齐楚两地相离甚远，马牛不会走失至对方地界。比喻事物之间毫不相干。
　　15.剑及屦及
　　《宣公十四年》载：春秋时楚庄王派往秦国的使臣申舟路过宋国时，被宋人所杀。楚庄王急于出兵给申舟报仇，迫不及待地奔跑出去，奉屦(麻、葛等制成的单鞋)的人追到寝门的通道，奉剑的人追到寝门之外，驾车的人追到蒲胥之市才追上他。后用以形容行动坚决迅速。
　　16.鞭长莫及(鞭不及腹)
　　《宣公十五年》：“古人有言曰：‘虽鞭之长不及马腹。’”原意是鞭子诚然很长，但不能打马肚子。后比喻力量达不到。
　　17.城下之盟
　　《桓公十二年》：“楚人伐绞…大败之，为城下之盟而还。”在敌人兵临城下时被迫订立的屈辱性盟约。
　　18.尔诈我虞
　　《宣公十五年》：“宋及楚平，华元为质，盟曰：‘我无尔诈，尔无我虞。’”指你诈骗我，我诈骗你。
　　19.贪天之功
　　《僖公二十四年》：“窃人之财，犹谓之盗，况贪天之功，以为己力乎!”原意把天的功绩，说成是自己的力量。后谓抹杀别人的力量，把功劳算到自己身上。
　　20、居不重席(居不重茵)
　　《哀公元年》：“昔阖庐食不二味，居不重席，室不崇坛。”席：铺垫用具。坐卧处不铺设两重垫子，意谓节俭。
　　21.一之谓甚(一之为甚)
　　《僖公五年》：“晋不可启，寇不可玩，一之谓甚，其可再乎?”犯一次错误，已经过分了。表示不可一错再错。
　　22.假途灭虢
　　《僖公五年》载：春秋时期，晋国向虞国借路去灭虢，晋灭虢后，在归途中又灭了虞国。后指以向对方借路为名而行消灭对方的计策为假途灭虢。
　　其它还有：骄奢淫逸;众叛亲离;大义灭亲;惟命是听;居安思危;皮之不存，毛将安傅(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等等。
　　小学语文手抄报篇二：修辞例话：双关
　　双关就是利用语音和语义的条件，有意使用某些词语在特定语言环境中构成双重意义。双关可分为语音双关和语义双关。
　　语音双关。利用同音或近音的条件而构成的双关。例如：
　　①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②空对着，山中高士晶莹雪;终不忘，世外仙姝寂寞林。(曹雪芹《红楼梦》)
　　③再如有一个人专心致意为社会服务，政治上懂得少一些，但是两年把导弹搞出来了，对国家很有贡献;另外一个人，天天谈政治，搞了五年也没有把导弹搞出来。你投票赞成哪一个人?我投票赞成第一个人。第二个人只好请他去当政治教员，他不能在导弹部门工作，他只能在导弹部门“捣蛋”。(周恩来《在文艺工作座谈会和故事片创作会议上的讲话》)
　　④如今要强借房租一年，所以百姓们都把“崇祯”读做“重征”。(姚雪垠《李自成》)
　　⑤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⑥丞相做事业，专靠黄菜叶。一朝秋风起，干鳖!
　　例①“晴”与“情”谐音;例②“雪”与“薛”谐音，指薛宝钗，“林”指林黛玉;例③“捣蛋”同“导弹”谐音;例④“重征”同“崇祯”谐音。例⑤表面上指蚕丝和蜡泪，实指“相思”和“眼泪”;例⑥表面上指黄菜叶，实指丞相所信用的三个坏人：黄敬夫、蔡彦文、叶得新。
　　语意双关。就是利用词的多义现象，构成表里两层意思。如：
　　①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毛泽东《七律?送瘟神》)
　　②夜正长，路也正长，我不如忘却，不说的好吧。(鲁迅《为了忘却的记念》)
　　③我得去!凭我这身板，赤手空拳也干个够本!我刚打算往下跳，只见她扭回头来，两眼直盯着被惊呆了的孩子，拉长了声音说：“孩子，好好的听妈妈的话啊!”(王愿坚《党费》)
　　④可是匪徒们走上这十几里的大山背，他没想到包马蹄的破麻袋片全被踏烂掉在路上，露出了他们的马脚。(曲波《林海雪原》)
　　⑤她们的死，不过像无边的人海里添几粒盐，虽然使扯谈的嘴巴们觉得有些味道，但是不久还是淡、淡、淡。
　　⑥周繁漪：好，你去吧!小心，现在，(望窗外，自语)风暴就要起来了!
　　例①“瘟君”既指血吸虫，又指社会上的害人虫;例②“夜”实指黑暗统治，“路”实指革命征途;例③“听妈妈的话”实指听党的话;例④“露出了他们的马脚”实指露出了匪徒们的破绽;例⑤“淡”实指平淡;例⑥周繁漪指的是“风暴”的比喻义，即激发的矛盾，生死的搏斗。
　　这种语意双关，有明暗双重意义，明的是表面的意义，暗的是内藏的意义，说话的人本意是在暗藏的意义上。

　　小学语文手抄报篇三：轻松识记多音字
　　一、据意定音法
　　分辨多音多义字读音的最好办法，是从音义对应关系入手据意定音。多音多义字的各种读音，分别代表不同的意义，在具体的词汇里只能使用一种意义。如果我们弄清楚了什么读音一定与什么意义对应的规律，知道了所使用的具体的意义，也就不难确定相对应的读音了。如“禅”有和两种读音，但凡与“帝王”有关的词汇就读，而凡与“佛教”有关的词汇就读，根据这种音义关系，我们就不会读错禅让、禅师、禅宗等词语。再如“攒”，表示积累的意义时读，如积攒;表示聚集的意义时读，如攒射。“泊”、“鲜”、“槛”、“参”等这样的多音字都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复习记忆。
　　二、据性定音法
　　性，指词性。有的多音字一身兼有多个词性，其词性与其读音也是一一对应的关系，词性不同，读音便不同，即“音随词转”。对于这种多音字，我们可以借助它的词性来确定它的读音，如“劲”字，当它是名词时，读，当它是形容词时读，所以，“干劲”应念，“劲拔”应念。“盛”字作形容词时读，如丰盛、茂盛;作动词时读，如盛饭。“还”用作动词时读，如还书，归还;用作副词时读，如还有、还剩等等。掌握“长”、“处”、“屏”、“好”等这样的多音字可用此法。
　　三、据域定音法
　　多音字中的多音同义字虽然不多(《审音表》只收35个)，但造成误读的比率却挺高，由于搞不清文白两读的分别而误读的现象经常见到。分辨多音同义字的办法，可从音、域对应关系入手据域定音。这里所谓的“域”，就是“适用领域”。如“薄”字，口语读音为，一般单用;比如：这种纸非常薄。书面语读音为，一般出现在复音词及成语中，例如：薄弱、淡薄、日薄西山、薄海同欢。“血”字，口语读音为，一般单用;书面读音为，一般用在复音词及成语中。例如：“血()债要用血()来偿”。如“单”，一般用法读作，如“单元”“单杠”等;用作姓氏、地名时，读作，如“单县”(在山东省)、“姓单”;用作称古代匈奴族的首领时，读作，如“单于”“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又如“仇”，一般用法读作，如“仇视”“疾恶如仇”等;用作姓氏时读qiú。掌握了每种读音在适用领域上的分别，多音同义字的误读问题也就迎刃而解了。
　　四、记少余多法
　　有些字的几种读音所对应的义项多寡不一，某读音的用处较窄，所对应的意义较少;另外的读音用处较宽，所对应的意义较多，又难以概括为几类。这类多音字很复杂，我们只要抓住关键，记住它极少数、特殊的音义就可以了。如“载”有两个读音，我们只要记住作“年”和“记载”解时念，如一年半载、登载;其余的情况全都读，如怨声载道、载歌载舞、装载。再如“埋”也有两个读音，但它只在“埋怨”这个词中念，在其他任何一词中都念。用这种方法可掌握如下多音字：巷、冠、胖、靡、柏等。学生在归纳整理时可采用如下格式：
　　巷(1)：巷道(2)：其他所有词语
　　五、一线穿珠法
　　如果把多音多义字分别连缀成既能概括它们不同的读音，同时又比较有意义的精短语句或语段，采用“一线穿珠”的方式来学习、识记，那么就能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零乱散珠一线穿”，古人就常作此法，清代一位塾师曾用这样一句话来帮助学生正音：孙行者修德行、觅道行，路过太行山，行行(勇健的样子)如也。现在我们将“丧”的两个读音编成一句话：穿着丧服的他，为丧葬费发愁，垂头丧气，神情沮丧。再比如：解jiě放军战士小解xiè押解jiè俘虏。当然如果某个多音字的读音较多，那么也可以编成一个情节，一个故事。
　　六、自编口诀法
　　学生可以用编写口诀的方法来帮助自己记忆多音字，这里笔者以“着”、“和”为例做简易的示范：
　　1.着火着陆莫着慌想着zhe着数别着忙。
　　2.打牌和了，下棋和了。稀泥和了，面粉和了。

登载的读音篇2:现代汉语拼音历史

　　现代汉语拼音体系所采用的字母符号与汉语具有异质性，属于完全不同的文字符号体系，注音字母则仍然是汉字，既从内在属性上解决了现代性问题，又坚守了文化的民族性。
　　一从拟订到公布：经过拉丁化和民族化之争，展现于1958年
　　新中国成立后，汉语拼音的研制是从讨论北京话的音位系统开始的，因为这是拟订拉丁化拼音方案的前提，否则什么音必须为之设计字母，什么音又无须为之配置字母，26个拉丁字母够不够用，字母不够又如何解决，等等，这些最基本的问题都无从谈起。当时，报纸、杂志特别是一些语文性质的期刊所登载的许多文章就反映了这一热烈讨论的状况。这些文章都是围绕建立民族共同语与制订汉语拼音展开的，促使20世纪的中国语言学进入了新的发展高潮。历史有时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民国初年，制订中国第一个法定的拼音方案——国语注音字母的时候，在字母形式问题上曾发生过极其激烈的争论。
　　当时有各种各样的字母方案，但是主要的争论可以归结为拉丁化拼音字母与民族形式字母之争，最后是采用了篆体楷化笔画简单的独体古汉字作为国语的注音字母。在汉语拼音运动兴起之初(1892)，中国人开始是从拉丁化字母入手拟订汉语拼音字母的，但后期民间创制的各种拼音方案，其字母形式已经转向以汉字笔画式为主，所以国语注音字母得到社会上绝大多数人的认同，可以说是历史的必然。但是民族形式的字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它不符合世界文字发展的主要趋向，不能适应国际交流的需要，也不便于在科学技术领域中应用。所以国语注音字母公布并使用几年之后就掀起了一个拉丁化拼音运动，产生了国语罗马字、拉丁化新文字等许多有名的拼音方案。建国之初，在汉语拼音的研制中拉丁化与民族化之争重又兴起，因为用民族形式字母组成的国语注音符号已通行了几十年，几千年的汉字情结在社会上根深蒂固，根据汉字创制新拼音字母的愿望在不少人心中一直是比较强烈的，甚至有些政府领导人也持有这样的想法。
　　于是，从1952年起文改会开始了以制订汉字笔画式拼音字母为主的研究工作。但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的研制实际上始终也没有停止过。而化了几年时间尝试制订的四种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在1955年的全国文字改革会议上却受到了冷遇。代表们以不表态的方式(有礼貌的沉默)表示了自己的意见。
　　1956年，在政府的决策下文改会放弃民族形式，全力以赴研制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拉丁化与民族化之争在当时是揪人心肺的，现在重提这段史实也未必是没有意义的，历史事实无可辩驳地证明，当初国语注音字母之所以在社会上在文化圈内得到认同，是因为它采用了笔画简单的独体古汉字，“有典有则，有本有源”，“宜于今而又不悖于古”。这种字母形式蕴积着汉字深厚的历史基础和悠久的历史渊源。民族形式的字母不是个人一旦一夕能设计创制出来的，只能在社会的长期发展中逐渐积累，自然形成。
　　在字母形式问题上的摇摆和争论结束之后，目标明确，扬帆直航。文改会指定叶籁士、陆志韦、周有光三人拟订一个汉语拉丁字母拼音方案草案(初稿)。这个方案草案实际上是全国广大群众的集体创作，因为它是在总结了1950～1955年全国各地633人寄来的655个拼音方案的基础上制订的。文改会在拟订方案草案的几点说明中指出：方案草案“纵的方面，参考了300多年来的几十种主要的方案;横的方面，参考了解放以来全国各地同志们寄来的600多种草案，……(所以)也是历史经验的初步总结”。
　　方案草案一发表就展开了全国性的广泛讨论，报纸杂志特别是语文刊物发表了很多讨论文章，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意见是，大多数人不喜欢专家设计的代表舌尖后音(zh/ch/sh)的3个新字母。邮电部的意见更是实在到让人无法反驳：即使中国造出有新字母的电报机，但中外设备不同，那也无法通电报。这样的汉语拼音只能在国内通行，无法走出国门。文改会在方案草案发表后的5个月中收到了包括海内外寄来的多达4002件来信，提出了修改补充的意见，甚至新的文字方案。经过对各种不同意见和不同方案反复讨论后，文改会发表了《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见》(1956/8)，指出：之所以有种种不同的意见，其原因就在于每个人从不同的角度出发对方案提出了各自的要求。这些要求都是有理由的，应该满足的。但是在一个方案内要同时实现各方面的要求，事实上是办不到的，更何况这些要求有些是互相冲突、彼此矛盾的。因此，只能权衡利弊轻重，通盘考虑。这一段话至今读来仍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面对90年代后对《汉语拼音方案》(以下简称《方案》)种种不同的修改意见，周有光先生不得不一再重申：面对层出不穷各种互相矛盾的要求，拼音方案只能“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弊相权取其轻”，“方案是众多矛盾要求的最大公约数”，“无法满足某一方面的全部要求”。
　　文改会在指明众多不同意见产生的原因并综合各方面的建议之后，对方案草案做了修改，随同《关于修正汉语拼音方案的初步意见》发表了两种修正方案：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与原草案相比，修正式最大的不同之点是舍弃了3个新字母，直接采用与z/c/s整齐匹配的双字zh/ch/sh。一式和二式都保持了原草案不为舌面音单独配置字母的设计，一式用g/k/h变读，二式用j/ch/sh变读。两个修正式都维持了音节拼写系统中的隔音字母(j/w或y/w)，因为这是字字相连拼写词语时必不可少的。
　　方案草案(1956/2)、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1956/8)发表以后，当年10月国务院设立了汉语拼音方案审订委员会，又化了整整一年的时间，通过举行座谈会、研讨会以及书面征求意见的方式，经过反复磋商修正和审议，最后确定了《汉语拼音方案修正草案》(1957/10)。
　　这个在国务院全体会议上通过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与前几个方案对照，有几点重大修改：(1)为舌面音声母分别配置了独立的字母j、q、x，不用变读法，全部声母都是专用字母;(2)用元音字母i兼表舌尖元音，避免另造新字母或使用加符字母;(3)在韵母表中以iou/uei/uen为基本式，显示四呼音韵理论框架，在零声母音节中韵头i/u分别改用隔音字母y/w以免字音发生混淆，在前拼声母时则使用简拼式-iu/-ui/-un，使音节拼式简短，书写简便;(4)韵母au/iau和ung/üng的拼写形式改为ao/iao和ong/iong，使字形醒目，易于区别;(5)采用隔音符号(’)为开口呼零声母音节起分隔音节(字音)的作用，隔音字母和隔音符号相配，可全面控制拼写系统中音节界线发生混淆之可能。
　　1958年2月1日，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正式批准了国务院提交的汉语拼音方案草案。从1950年开始创议并拟订，总结了60多年历史经验，汇集了全国人民智慧的汉语拼音方案终于诞生了!
　　至今，我除了能回忆起当初《方案》颁布实施时欢欣鼓舞的热烈情景外，也还能勾起对亲自参与制订的一些老一辈的语言学家，诸如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魏建功、王力、周有光等各位先生当时忙碌辛苦、殚精竭虑、呕心沥血的印象。当时汉语拼音委员会里热烈讨论、激烈争辩、拍桌子、动怒失态，投票发生6：6的僵持局面等等轶闻趣事，也都是从这些老先生嘴里听到的。他们有的是我许多课程的授业师，有的是我的研究生导师，而周有光先生亲自来北大在大课堂讲授整整一学期“汉字改革”课程时的情景(1961年讲稿整理成书出版，书名为《汉字改革概论》)，也仍然历历在目。
　　二推行和应用：从国内走向国际
　　《方案》公布后，国家教育部立即发出通知，要求全国中小学和各级师范学校一年级新生从1958年秋季就开始学习汉语拼音。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中心自然要走在前头，起表率作用。但这首先要求在短短的几个月里培养出一批能教汉语拼音的中小学教师，于是北京市的教育部门就动员一些高等院校中文系的师生，协助完成遍布在郊区特别是远郊区县的乡村中小学教师的培训任务，我也就成为全国首批参与推行汉语拼音方案的人员之一。
　　当时《方案》刚公布不久，我们这一群年轻人也是刚从报上学来的，没有教学经验，也没有教学参考资料。只能直接拿着《方案》文本当教材，照本宣科。我记得在讲完隔音字母y、w使用规则后，乡村中小学老师的普遍反映是：今儿这一堂课可是泥菩萨掏耳朵—挽泥了。也就是说都听糊涂了，脑袋里一盆糨子。但实践者最聪明，他们在学习讨论中摸索到了隔音字母的使用规律：数元音字母，一个用“加头法”，两个用“换头法”。这办法听起来似乎笨了一点，但简单可靠，绝对管用。教学相长，我们在其他各县区的培训讲授中加以介绍推广，受到热烈欢迎。
　　汉语拼音的推行关键在小学，小学生一旦切实掌握了汉语拼音就会在识字、书写、作文、阅读等一连串环节中得到有力的帮助，加快书面语言的学习和提高，反过来又会促进口头语言的发展，真是终生受用。正因为如此，自《方案》公布以来，语委和广大的小学语文教师始终在不断地探讨和摸索适合小学生年龄特点的教学方案。从1958年至今，50年来小学汉语拼音教学已经呈现多姿多彩、各展所长的瑰丽场面，拼音教学从最早的拼读法，发展出声母支架拼音法、声介合母拼音法、三拼连读法、音素连读法、音节本位教学法、基本式教学法等等。这些教学法各有优缺点，目前主要的教学法是三拼连读法。而各种教学方案的设计都是为了化解或绕开《方案》隔音字母和省写规则在小学拼音教学中所造成的难点，但当时我们在教学中却没有针对这些问题做任何准备，把不是教学方案的《方案》文本直接当教材使用，这样的教法实在是太原始了。现在的小学拼音教学有了很大的改进，教学效果也有了飞速的提高。但我想对我们当初这样的教法，大家是不会嘲笑的，因为我们当时毕竟是毫无经验的年轻人，在全国开展汉语拼音教学之初为培养最早的一批园丁贡献了一份力量。
　　汉语拼音首先在小学推行之后，同时又用于注音扫盲和推广普通话。建国之初，国家面临占全国人口85%都是文盲这一严峻事实，不改变这一状况，新中国的工业化、现代化都无从谈起。当时由政府制定并开展的三大语文任务，文字改革排在首位，其中的简化汉字和制订汉语拼音方案都含有扫除文盲提高国民素质的目的。所以汉语拼音方案公布推行之后，就在全国农村地区开展的注音扫盲、推广普通话的群众运动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当时一南一北，分别有福建大田和山西万荣两个先进典型，两地都创造了一套“拼音、识字、推普”三结合的教学经验，取得了显著的效果。去年中央电视台“亲历一见证”栏目和山东电视台为纪念《方案》颁布50周年而摄制的《汉语拼音五十年》，重现了当时扫盲、推普的一些宝贵的历史镜头，许多从50年代过来的老年人看了以后，回想起当年这两项轰轰烈烈的群众运动，无不心潮起伏，感慨万千。
　　汉语拼音在用于语文教学、推广普通话和文化出版界之外，同时也用于对盲人、聋哑人以及智力有缺陷者的特殊教育中，大大加强了盲文和手势语的效果，许多盲人欣慰地说：汉语拼音是通向光明的桥梁。由于拉丁字母的国际通用性易于同国际信号取得一致，所以汉语拼音在邮电通讯、海军旗语、灯光通讯等方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此外，以汉语拼音方案为基础，民族语言文字工作者至今已为10个少数民族创制了14种文字。
　　从80年代起，汉语拼音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由法定的国内标准成为各国公认的国际标准。当初，应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和联合国的要求，中国提交了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中文和汉语的罗马字母拼写法，以便国际事务、国际信息网络和世界文化交流方面的应用。经过几年(1977～1982)各种国际会议的讨论和研究，一致认为“《汉语拼音方案》在语言学上是完善的”，并经表决通过，认可它是转写中文、拼写汉语的国际规范。从此，世界各国在有关中文的科技文化学术资料以及汉语教学中无不采用汉语拼音作为汉字汉语的译音系统，汉语拼音展现于国际舞台后立刻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桥梁，并使汉语与世界息息相关。
　　与此同时，汉语拼音在国内应用领域中一个最突出的变化是，它从语文领域进入了中文信息处理领域，突破了汉字因为不是字母文字而不能直接进入电脑的难关，依托汉语拼音方案而设计的各种拼音输入法成为应用面最广、使用者最多的一种方法。而且由于国家规定在九年义务制教育中，汉语拼音是小学一年级一入学就要掌握的科目，并且是以后在语文学习中要不断熟练使用的工具，所以这种通过软件自动转换为汉字输出的拼音输入法，又是免编码、免培训、人人可以无师自通很快掌握的方法。这使汉语拼音随着电脑、手机等现代化通讯工具，几乎进入了社会的各行各业，乃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并且随着中文信息处理的发展必将进入更为广阔的天地，成为信息化时代最有应用价值的语言文字表述工具。
　　汉语拼音的应用，自《方案》颁布实施以来已进入国内文化教育、政治经济、军事科技、邮电通讯、信息处理、言语工程、工商媒体乃至最普通的日常生活，这一社会发展事实提醒我们注意，信息时代离不开汉语拼音，汉语拼音与言语信息处理的结合，既给自身的发展带来了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也给自身带来了许多需要迫切改进的新问题。但是，我们在进一步完善汉语拼音的同时，更要注意它的稳定和规范，否则就会在全社会造成代价巨大而又无益的混乱，更何况汉语拼音今天已经不仅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它不仅是拼写汉字汉语的国内标准，也是国际公用的拼写规范，《方案》本身的修改变动对社会各领域的应用会发生什么影响，应该从全国全球的层面上来考虑。
　　三汉语拼音教学的新视角：透过字母学语音
　　汉语拼音无论在语文教学或对外汉语教学中，都是学习汉字和汉语的有效工具，被大家称之为“识字之桥，正音之舟”。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据不完全的统计，通过拼音学习汉语比通过汉字学习汉语，其效率可以提高三倍。半个世纪以来，汉语拼音在国内外的各方面的应用中经受了各种考验，早已证明它是既科学又实用的拼写汉语的有效工具，它所起的作用和所创造的价值是难以估量的。但是在语文教学和汉语教学中，如何正确地解读《方案》和最大限度地发挥它在学习汉字汉语中的积极作用，也还是一个需要继续深入探讨的问题。我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其中存在着三个认识上的误区。
　　误区之一：把字母和语音混为一谈，误以为字母就是语音。例如，我在讲授普通话语音时说，普通话里可以充当元音韵尾的只有两个元音：i和u，有人质疑，那么ao韵母里的o呢?在听到这个o代表的就是u韵尾的时候，又进一步追问，那是否承认汉语拼音方案是代表普通话语音的呢?显然这是把字母完全等同于语音，并且完全根据拼写系统来解读语音系统了。我在讲解《方案》韵母表iou/uei/uen这三个韵母的拼写形式时指出：这只是音韵理论上的写法，在实际使用中是永远不会出现的，但有人提问那普通话里究竟有没有这三个韵母。显然这又是把拼音和语音搅混在一起了。而这些提问者往往是有多年语音教学经验的教师，那么这里反映出来的问题，就值得重视了。
　　拼音字母是直接拼写语词读音的表音字母，字母确实代表语音，但是如果把作为一种书面符号的字母简单地等同于语音，这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讲不通的。如果根据ao韵母的拼写形式就认为有一个o韵尾，那么《方案》正式公布前的《方案草案》(1956/2)、修正第一式和修正第二式(1956/8)“熬”韵母的拼写形式都是au/iau，岂不是就得说1956年普通话里是没有o韵尾的。以此推论，1928年的国语也是没有o韵尾的(国语罗马字：“熬”au)，但根据“北方拉丁化新文字”，1931年的国语又有o韵尾了(北拉：“熬”ao)。作为语言三要素中最稳定的物质因素，几百年才会发生历史音变的语音成分，怎么可能如此神出鬼没、捉摸不定呢?
　　误区之二：把字音的拼写形式跟字音的实际读音完全等同起来。最常见的例子就是把韵母-iu、-ui、-un拼写形式中字母的省略当成实际语音的完全缺如，简单地根据字母去硬拼字音，结果是因为无法得到切合自然语言的实际读音，转而指责《方案》拼音设计有问题。这类例子在国内外的拼音教学中时有发生，如果不在学理上加以澄清，对汉语拼音教学显然会产生负面影响。另一个常见的例子是，在对外汉语教学中，初学汉语的留学生在字音听写练习中几乎都会把唇音声母后面的单韵母o写成复韵母uo，就拼写规范说这当然是错的，但就实际语音说学生确实是对的，只不过这个u介音因为处在唇音声母和圆唇元音之间，在紧密结合成整体的发音中因同化作用而变成了一个模糊的过渡音，而在字音(“波、泼、摸”等)的拼写设计中为求方便实用，这种过渡音照例都是可以不用字母去表示的。早年国语注音字母对此就有明确的说明，《方案》在这类字音的拼写设计中毫无过错。所以在学生提出根据实际读音这里确实是有一个u的时候，切忌回答《方案》的拼写规定没有u，那就是没有的。这又把字母和语音的关系弄颠倒了，不是透过字母去教语音，而是简单地根据字母拼写形式来解释语音。这不仅会在教学中误导学生，而且还可能会使汉语拼音方案又蒙受拼音设计有误的“不白之冤”。
　　误区之三：要求字母音标化，一个字母对应于一个音，见符知音，知音定符，这样学用都方便。而《方案》没有做到这一点，学用都不方便，有时还会起误导作用，例如字母i兼表舌面元音和舌尖元音，往往引起误读。这个问题自《方案》公布实施以来，在拼音教学中屡屡受人诟病，好像真是什么致命伤似的。其实这种指责是经不起分析的，就事论事来说，字母i在大家最熟悉的几乎世界通行的英语里，就有两个相差很大的读音：[ai](ice，冰)和[i](if，如果)，怎么就不见有人提出意见?广而言之，要求字母与语音之间保持一对一的关系，那是弄混了作为词语拼写符号的字母和语音学中专用的国际音标。这是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东西，国际音标作为记录全世界人类语言的音标符号，有国际统一规定的音值，有200多个字母符号以及一大套非字形的各类附加符号。而拉丁字母只有26个，字母和语音之间并无统一界定的音值，只有大致通行于各国的国际音域，字母所代表的读音都是各国根据本民族的语言自己确定的。因为字母数量的限制，采用拉丁字母的国家很多都是采用字母变读的办法，让一个字母身兼几个读音来解决字母不够用的矛盾，这是国际通例。要求字母音标化，在拼写系统中保持双向一致、一音一符的对应关系，这在采用拉丁字母的国家中是谁也做不到的。
　　上面的论述都说明，对字母和语音的关系，使用拉丁字母制订汉语拼音的基本原则，以及拼写设计的基本理念，都还需要做广泛深入的宣传，特别是从事语音教学的教师，尤其需要具备这方面的修养。概括地说，汉语拼音方案被称之为音素化的拉丁字母拼音方案，每个字母(特别是元音字母)代表的不是一个音，而是一类音，其字母名称的读音(或呼读音)代表的只是语音学里被归并在一个音位里的最有代表性的某个读音(例如字母α读a)，并不包括该音位内的其他音位变体的读音(如“天”tian里的a读[ε])。字母进入字音的拼写系统就会在不同的音节中显示出不同的音位变体的读音，同时在音节拼写设计中出于阅读醒目、区别字形、分隔音节、省写字母、书写方便等文字学上的考虑，字母与语音的关系就更为复杂了。
　　有时字母相同读音未必相同，如gei(给)和gen(跟)里的e;有时字母不同，读音却可以相同，如ou(欧)和en(恩)里的o和e;有时甚至可以有字无音，如wuyi(武艺)里的w和y，只起分隔音节的作用;有时还可以无字有音，如ying(影)韵腹和韵尾之间明显有一个过渡音(央元音)，如此等等。但是要掌握汉语拼音中字母与语音之间的联系也并不是很困难的，首先字母和语音之间的复杂联系只表现在少数几个元音字母上，其次它有固定的读音规则。就汉语拼音而言，揭示一个字母不同读音的奥秘就藏在字母组合中：一个字母的读音变化，一定跟不同的字母组合关联在一起;同一个字母的不同读音不可能出现在相同的字母组合中。用字母组合的不同“语境”锁定字母的不同读音，这是汉语拼音方案制订拼写系统必定遵守的潜规则，否则它就不能正确展现普通话的语音系统。
　　总之，在语文教学和对外汉语教学中，作为一个教师，应该对汉语拼音方案的制订原则、设计理念、音理依据，以及拼写系统中文字学上和语义表达上的各种考虑，都有一个基本认识，不能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这样才能透过字母教语音，让学生透过字母学语音，从而让汉语拼音在学习汉语汉字中发挥更好的作用。不仅如此，在字母和语音的关系上有了正确认识后，对澄清其他学术概念上的混乱也很有好处。例如，许多中小学教师往往认为汉语拼音方案或普通话有23个声母，理由是“教参”上是把y/w作为声母看待，列在声母表里的。但由此也引起一系列困惑，声母表里21个辅音声母都是根据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确定音值的，那么y/w的发音部位和发音方法是什么?究竟算不算声母?yan和ian是不是一个韵母?等等。这是把“教参”和《方案》、《方案》和普通话都混为一谈了，于是引起了许多概念上的混乱。教学上把y/w当声母教，那是因为教学上需要这样处理，不能因此就说《方案》有23个声母。同时，汉语拼音方案作为一种给汉字注音拼写普通话的书面符号，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普通话语音。这里都有一个要认清字母和语音的关系的问题。
　　四对修改《汉语拼音方案》的看法——《方案》文本：不折腾汉语拼音：进一步完善化规范化
　　汉语拼音60年，《方案》从最初研制拟订修改到最后正式公布，都曾经过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广泛征求各方面的意见，收到过上千个“文字”方案，《方案》最后制定确实可以称之为“历史集成，千案聚粹”。实施推行之后，到1980年为止又收到过各种意见和建议，仅“文字”方案就多达1667个之多。周有光先生曾热情地肯定：“这种创制‘文字’方案的群众热潮是中国特有的爱国现象。”80年代以后仍不断有人提出修改的意见和建议，但至今没有见到正式的统计。就我个人见到的新方案已不在少数，甚至还有人提议要重新考虑采用民族形式字母的拼音方案，也有人主张完全丢弃拉丁字母，全部改用希腊字母拟订新方案。当然大多数人只是提出种种不同的修改意见，涉及的范围相当广泛，诸如字母与语音的配置关系，音节形式的拼写设计，隔音字母的使用问题，字母标调法的采用等等，拼音设计的各个环节几乎都触及了。这些意见汇总起来，一一修改，那就等于另起炉灶重新拟定一个新的拼音方案了。当年亲历汉语拼音制订全过程的周有光先生坦然地说：“新建议中很少是在五十年代没有仔细研究过的。”也就是说，迄今为止数以千计的意见和各种“文字”方案都没有走出历史的圈子，所提的问题都是历史上拼音设计中的老问题，同时也没有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既然如此，《方案》文本的重新制定或重大修改必须慎之又慎，不然一定会徒劳无益，在社会上造成广泛的破坏性的混乱。
　　为汉语制订一个拼音方案，无论从音系表达上或者拼写设计上都可以有不同的考虑和要求，这里并无是非对错，但会带来不同的利弊和不同的问题。就这些问题去展开探讨和争论，一定难以达成统一的意见，因为审视问题的角度不同，利弊的判断就会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以大家提的意见最多的省写问题为例。这个问题早在17世纪中期就出现了，在利玛窦和金尼阁之后，有一个叫匡卫国(1654?)的中国人，在他设计的拼音方案韵母表中(见周有光《汉字改革概论》)就并列了uei/ui和uen/un的两种拼写形式，后来在国际上通行甚广的威妥玛汉语拼音(1867)也并列了uei/ui两种形式，但单列了iu和un这两种简拼式。比威妥玛还要早10年的艾约瑟汉语拼音(1857)也并列了全拼式和简拼式wei/ui和wen/un。从切合实际语音的角度看，并列两种拼写形式自然也有好处，但从实用的角度看则未必如此。所以在汉语拼音运动中涌现的各种拼音方案里也有只采用其中一种拼写形式的，例如国语罗马字就只采用了全拼式iou/uei/uen，完全不用简拼式iu/ui/un。其实，这三个韵母的两种拼写形式，各有自己的长处和短处。从贴近实际读音说，根据“上去不变阴阳变，舌根不变舌尖变”的音变规律，全拼式在舌根音和仄声的条件下要优于简拼式，但在平声和舌尖音的条件下则简拼式要优于全拼式。
　　从汉语音韵理论和韵母表的音韵框架看，全拼式与各自的本韵ou/ei/en四呼匹配，对应整齐。简拼式因为省略了表示韵腹的字母，在形式上就不能显示韵母四呼相配的音韵框架，显然就不如全拼式了。但是，作为一种拼写工具，书写便捷，节约字母用量，键入方便，节省版面空间，等等，对社会上的一般群众来说却更有实际意义。正因为如此，现在能看到的历史资料中，大多数汉语拉丁化拼音方案都选择了简拼式，采用全拼式的反而是极少数。《方案》的选择实际上也只是继承传统而已。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那也只是汉语拼音史上早已存在而至今也没有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不是《方案》设计不善而冒出来的新问题。
　　这三个韵母的两种拼写形式究竟哪一种更好，即便是在都主张要修改《方案》的范围内，意见也很难统一。如果一反传统重新改为不省写的全拼式，几十年来用惯了简拼式的广大群众难免会提出激烈的反对意见，这样的修改既不能解决问题，又不能平息意见，岂非徒劳无益，徒增纷扰?iou/uei/uen的问题如此，其他问题也一样。例如，采用字母标调法，从理论上说这确实可以解决键盘输入和音节分界的问题，但是这必然会增加字母用量、击键次数，加长音节拼写形式，尤其会使一个音节的拼音形式随四声的不同发生不同的变化，若把声调的变化跟音节的拼写形式锁定在一起，对不容易正确掌握普通话四声的广大方言区群众和外国人的拼音输入，会不会造成很大的麻烦?过去国语罗马字就是采用字母标调法的，它的推行完全失败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字母标调法使音节的拼音形式要随四声的不同发生复杂的变化，大大地增加了学习和使用汉语拼音的困难性。殷鉴不远，历史的教训值得记取。
　　要对《方案》文本直接做出修改还必须考虑社会成本、经济代价和社会习惯方面的种种问题。空发议论，未必有用，不如举一个有关英语拼写改革的实例，实话实说，庶几更能给人启示。在欧洲诸多的语言中，英语拼写和读音的关系最为复杂，甚至连一些专业的研究人员也认为，英语的许多单词发音与拼写根本没有任何规律可循。他们倡导适当调整拼写，使之与语音的关系更加密切。世界闻名的英国大文豪萧伯纳也主张和支持英语拼写改革。但是300年来却收效甚微，即使一些涉及面不大的拼写改革，只要一付诸实践，即使最温柔的改革也立即引起激烈的反对，改革倡导者往往不得不在争论中退让退却，最后是偃旗息鼓，中途罢手。
　　英语的拼写改革在美国也尝试过。20世纪初美国语文协会成立了一个“简化拼写委员会”，他们用名称显示这只是简化拼写，不是改革。委员会的简化方案只是在已使用的各种同音拼写方案中选择一个最短最简单的拼写加以推广，替代其他的同音拼写形式，最终使英语的拼写以发音为基础。实行这一方案至少有三方面的好处：1)可以使小学生在学习英语拼写中节省很多时间精力，对社会应用中的书写、打字和印刷也是此;2)可以促使英语发音标准化;3)可以更好地将书面拼写和实际发音联系起来，有助于英语全球化。简化拼写委员会认为，这样的拼写改革有很多而且很强的理由支持，而反对的理由却极少。但始料不及的是，当罗斯福总统正式宣布支持这一拼写改革后，却爆发了惊人的巨大风暴。国会威胁如果不收回这一成命，就拒绝给行政部门出版物的印刷拨款。出版界、书商也表示不支持，因为他们要为此花费巨大的代价。
　　尤其出人意料的是，原以为这一拼写改革会得到社会上广大公众的热情支持，结果却受到了极其猛烈的责备。老百姓极力反对的唯一理由是，他们已经习惯了过去的约定俗成，熟悉了原有的拼写形式，最熟悉的就是最美的，而新的拼写形式太难看了，他们不喜欢。许多家长甚至表示拒绝把孩子送到学校去接受改革了的英语拼写。这种反对使拼写改革倡导者无言以对，因为习惯和喜欢，那是无法讨论也不能要求别人改变的。在社会狂风暴雨的猛烈反对中，总统被迫将原来他支持的拼写改革限制在白宫内部的信件往来中。这场最初被倡导者认为是近乎完美的拼写改革，最后却无声无息，以无疾而告终。这是发生在现代英语拼写改革中的一个实例，对我们当代的汉语拼写改革不能说是毫无启示意义的吧。
　　当然，这不是说汉语拼音方案就不能改革了，而是说不要把问题简单化，仅仅局限在学术层面上来讨论问题，还要考虑涉及社会利益方方面面的其他各种问题。即便在学术层面上，讨论问题也不能局限在一点上，要有全局观念，以免牵一发而动全身。举例来说，关于隔音字母y/w究竟要不要，用什么字母，历来也是一个有争论的热点。但是至今却不见有人做过深入细致的调查统计，仅仅是y/w这两个字母的改动，对汉语拼音拼写系统的面貌究竟会发生多大的影响?这里也有一个实例，可供我们认真参考。台湾在世纪之初发生过一场“拼音大战”，有人要用所谓本土化的“通用拼音”，替代台湾“行政院”1999年已经通过的采用大陆汉语拼音的决定。“通用拼音”的设计者宣称，“通用拼音”与汉语拼音大同小异，差别甚微，它“改进了汉语拼音，因而更为简洁，学起来更容易”，“既可两岸通用，也可与世界接轨”。
　　对此台湾学者利用词库就通用拼音所做的修改做了踏踏实实的统计分析，结果发现，音素(音位)层面上10%的差异，到了音节层面上就扩大为19%的拼音形式的差异，而在词汇层面上则10万个词语中就造成了48%的拼写形式的差异。这就是说，由下往上，随着语言层次的升高，差异会呈几何级数扩张，最后造成将近一半汉语词汇的拼写形式发生变化，面貌迥异。国际上已经认定汉语拼音是拼写汉语的国际标准，拼写面貌发生如此巨大变化的“通用拼音”势必无法在国际上流通，从而阻碍与世界各国的科技信息、学术资料的交流。现在我们讨论修改汉语拼音方案是否也应该做一些统计分析，如果对隔音字母、三个韵母的省写问题、字母i的变读问题做了修改和变动，对汉语词汇的拼写面貌究竟会发生多大的改变?对大家的使用又会造成多大的影响?不做这样的调查研究统计分析又怎么能轻易修改《方案》呢?
　　目前对汉语拼音方案本身不做修改和调整，并不等于不改进和完善汉语拼音。周有光先生曾说过：“关于方案如何完善化的问题，我们的理解是，主要不是在修改已有的字母表和音节拼写法的规定，而在以方案的规定为基础进一步补充正字法的规定，使汉语拼音的词形趋于精密化和规范化。”他的意见其实早在80年代语言文字工作新时期就已经明确了：1)汉语拼音方案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已经在广泛的实践应用中得到检验，既然作为拼音方案本身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那就不应再走回头路去另起炉灶;2)随着应用范围的日益扩大，《方案》在使用上有许多问题亟需解决，应尽快进一步完善化和规范化。
　　20多年的社会发展证明当初的意见极具前瞻性，目前汉语拼音远远超出了当初主要应用于注音识字和推广普通话的范围，已经深入到社会工作生活的各个领域，发挥了原先意想下到的作用。之所以如此，其中关键的原因就在于，汉语拼音在中文信息处理领域中成为电脑(手机通讯等)输入中最为方便快捷的手段。随着电脑的发展、应用和普及，汉语拼音也就进入了社会上的各行各业，以至日常生活。同时汉语拼音在各领域实际使用中随着不同的需求而产生的各种问题也开始凸现出来。
　　例如，汉语拼音教学法的进一步改进，人名、地名拼写规范问题，汉语拼音字母缩略词的读法，拼音字母的字体问题，拼音字母名称音的读法问题，汉语拼音自动分词，连写、缩写的研究，字母标调法的研究，习用语、惯用语、术语等固定词组和特殊语法结构的拼写问题，同音词在拼式上的分化，前附加成分、后附加成分的拼写方法，文雅语句的拼写问题，依托于《方案》的各种拼音输入法的优选和提升，乃至汉语拼音输入法中的句转换功能的研究，等等。这些在词、语、句拼写中出现的大量问题，都说明汉语拼音在应用层面上亟需进一步完善化、精密化和规范化，否则就不能适应当前社会发展的需要。汉语拼音的应用在当今信息化时代已涉及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让汉语拼音在广阔的空间释放更大的能量，发挥更大的作用，这是需要各行各业共同努力去完成的。

登载的读音篇3:《沁园春·雪》的故事

　　引导语：毛泽东诗词是中国革命的史诗，是中华诗词海洋中的一朵鲜花。《沁园春·雪》更被南社盟主柳亚子盛赞为千古绝唱。这首词一直是众人的最爱，每次读来都仿佛又回到了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又看到了那个指点江山的伟人，不由地沉醉于那种豪放的风格、磅礴的气势、深远的意境、广阔的胸怀。下文就是小编收集这首诗的故事，我们一起阅读学习了解吧。
　　木山英雄在《人歌人哭大旗前:毛泽东时代的旧体诗》一书中，以传记资料、历史回忆录证诗的方法，对毛泽东、荒芜、启功、潘汉年、胡风、聂绀弩、杨宪益等文人、政治家的旧体诗展开论述，体察诗人们的精神状态、心理变动，并通过这种体察来理解几十年来革命中国的历史经验。该书出版之后，受到日中两国学术界的高度评价。
　　毛泽东的主要诗词在日本已有详细的介绍
　　(武田泰淳、竹内实，《毛泽东·诗与人生》，文艺春秋社，1965年，其中收有当时已发表的三十七首的全译)，如果就此话题而举出毛的一首诗词来的话，无论从使其词名一跃闻名全国这一点来看，还是就实际上若非天生的革命家则不可能有这样的词作的意义上讲，都莫过于《沁园春·雪》了。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这是一篇广为人知的作品，而且就气魄的宏大与表现力之强烈来说，略去详细的注释恐怕更为适宜吧。以“红装素裹”“妖娆”等艳丽的想象为媒介，从对冰雪所覆盖的西北高原(自注“秦晋高原”)的叙景，转为对仿佛为“多娇”的“江山”所魅的历代堂堂帝王之大胆而独特的评说，接下来预告新世界的主人公即将登场，这种词的铺叙展开实在无可挑剔。或许可以批评其“千里”“万里”用字重复的平板，然而，就是这种用字重复亦有效地发挥了对全“风光”之理念性美化的作用(毛有一种喜以“千”“万”这样的大数字入诗的倾向)。而后半部分用来述志的“文采”“风骚”“风流”三词，即使可以举出一些各自的出典和用例，归根结底亦不如按照作品中连用之气势而追索其所包含的艺文素养以至政治器量的人之风格。词中品评人物，在词语的使用上亦明白地反映了其与大陆特有的文人统治传统的内在联系，从而使其与毫不掩饰的争霸“江山”的意志的关系也得到了历史保证。
　　这些都是与该词作为传统定型诗之必然有的属性深深地关联着的形态乃至结构上的事实，我想在这方面是没有什么议论的余地的。同时亦不能不承认，这种不容置喙的正统感觉确实保证了《雪》的通俗性和巨大的成功。但是，在作者的思想、创作背景等相关联的解释与评价方面则大有议论的余地，实际上，该词公开发表的时候就曾产生过各种各样的议论，甚至作者本身也被卷入论争之中，好不热闹。
　　反响巨大，“山城骚然”
　　这首词问世于1945年8月末，在忧虑日本战败后再次爆发国内战争的舆论背景下，毛泽东应蒋*石的再三邀请由延安飞抵重庆，在连续四十三天的直接谈判期间，赠给旧友诗人柳亚子的词就是这一首。柳亚子是与孙文遗孀宋庆龄、廖仲恺遗孀何香凝等一起为坚守孙文“联俄容共”遗志而与蒋对立的国*党左派元老之一。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于中央会议(二届二中全会)上结识了当时在国*党内以代理宣传部部长头衔从事活动的毛泽东。这次会议已是孙文死后势力变得强大的国*党内右派制定排斥共产党方针(整理党务案)并做出决议的一次会议，洞察到蒋不久将以大清洗的淋淋鲜血宣告国共合作终结的柳亚子，不满忠实于共产国际、坚持回避与蒋决裂的共产党员的态度，力劝暗杀蒋*石，结果反而遭到了责备(据其后的《叠韵答曙光老两首》自注云，此人乃恽代英)。早年便自称“亚洲卢梭”“列宁私淑弟子”的柳亚子，非常欣赏以国*党军为对手展开武装游击战的毛泽东，将毛与自己所尊崇的已故孙文称为“并世两列宁”，显示了强烈的倾向。更何况，对使第二次国共合作得以实现、登上国民抗日势力之一方顶点的毛泽东，柳亚子更是期待热烈，他在上海、香港、桂林、重庆等抗日根据地的流浪途中，亦没有忘记以诗向延安发出慰问。
　　《新华日报》不顾柳亚子的要求，拒绝发表毛泽东的原词之后，主编中立派报纸《新民报晚刊》文艺副刊(“西方夜谭”)的剧作家吴祖光，则以特快消息的形式刊出了原词。周围的人认为《新华日报》是“折衷”处理来自毛的不希望人们知道自己作旧体诗一事的意向，故曾有反对刊发的意见，而吴则以《新民晚报》非党报为由坚持发表出来。
　　以此为开端，稍后大报《大公报》也作了转载，于是“山城骚然”，还出现了《新民晚报》主管受到国*党当局严重警告的一幕。仅据吴的回忆，后来包括共产党的《新华日报》和国*党的《中央日报》在内，有十数家报纸接连登载了赞否不同的和词。而据另一本详细辑录了当时一连串反响的书(孙玉坤、张树德《诗词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讲，从年底到正月，国*党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和平日报》(原《扫荡报》)等相继刊出共计二十来篇攻击性的评论与和词。这样一来，共产党方面亦无法保持沉默，于是以身处统一战线运动中心的党外左派代表人物郭沫若的《沁园春·和毛主席韵》(《新民报晚刊》12月11日)为开端，又陆续发表了柳亚子的再次唱和(《沁园春·叠韵赠中共代表团一阕》)　及另外一些作品。当时，在华东军中的陈毅也寄了两首来唱和。
　　围绕这首词发表前后的话题，我要做一些深入的介绍，因为我觉得对照这些事实也可以看出这首词的其他意义来。
　　一个是时间问题。从发表的时机与词的内容等来看，当初一个广为流行的说法是，毛在去重庆的飞机上作了这首词。可是，现在看毛自己给柳的信上的说明，写作日期则落实在1936年2月，即长征之后红军确立了抗日统一战线，进而以打倒与日军相勾结拉开反攻架势的山西军阀阎锡山的势力为目标而开始“东征”的时候。虽然也有对当时红军的行踪和词之具体写作场面进行煞有介事的推理演绎的人，其实不难想象，这首会心之作乃是毛经过长时间不断酝酿或推敲而成的。总之值得注意的是，从词的表面上看不到其间共产党最大的政治军事课题，即以抗日统一战线来推进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这样，不是“江山”的防御而是只集中于其“夺取”的诗之想象，不论诗体之新旧，和政治立场上之左右，在当时因日本的军事侵略而爱国主义民族感情十分昂扬的一般诗风中，毛的这首词难道不属于特异之例吗?　的确有这样的印象，即对毛来说，外来的侵略不过是实现革命途中的一个战略条件而已。不过虽说如此，战争本身无疑是关系到国家存亡的危机，故对此毛又排除乐观与悲观两种论调，以提示了战争之持久性质的可谓“军事艺术”(毛泽东语)的杰出洞察力及由劣势转为最后胜利的战略展望而著成一本精心之作《论持久战》(1938)。正是在这种政治军事上冷静透彻的探究中所涌现出来的诗之感情冲动，突破了上下不定的政策性维度，乃是自然而顺理成章的。至于民族的契机，则应该说存在于立足固有的历史感觉之上的坚定信念中，只不过没有政治性地或照老套子而主题化罢了。
　　还有，词发表的时间仿佛精确计算过似的。抗战中曾任国*党驻美大使的胡适，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乃是求学时代的毛泽东私淑过的学者，他在这首词发表之前接到过毛托人转达的问候，在给毛的回电中曾建议共产党放弃武力，以“第二政党”贡献于战后的国家建设。他认为:这样才能使得“(国共第一次分裂以来)国内十八年之纠纷一朝解决;而公等(结党以来)二十余年之努力，皆可不致因内战而完全消灭”。这首词的最终成形时间虽不好确定，但讴歌“江山”一新，其诗化的豪言壮语的发表时机，比起抗战期间来，战后则更为适宜，这恐怕也是事实吧。在一般人眼里，那时毛还只是一个被追赶到西北边陲的“土匪”头目似的存在，谣传长征途中在贵州一带用茅台酒洗脚的毛泽东，如今作为与“蒋委员长”对等谈判的另一方而初次登上了全国政治的前台。对待自己的诗词十分慎重的毛，不会不充分意识到这个时刻和场合的。因为，在中国这个国度里谁都知道，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有诗文嗜好的革命家，对于大众来说仿佛很有学问的政治家，其意义是如何重大。
　　结果，职业军人出身的蒋*石，其公众印象落得个如词中成吉思汗一样的粗野。据说，蒋曾固执地向身边的文人策士陈布雷询问，毛词是否有他人伪作的可能性、艺术上的缺点如何等等，却没有得到爽快的回答，只有“帝王思想”的嫌疑可以肯定，于是命令以此为目标发动攻击宣传。我不知道这个“据说”有多少根据，不过，即使有来自反对阵营的中伤非难也要苦思凝想接连发表唱和之作，仅从这一事实来看，毛的这首词在宣告新的传说式主人公的登场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实在有戏剧性的效果。诗的此种微妙的政治功效，毛本人在处理与党、政、军并列的革命关键——统一战线关系方面，是有着坦然自负的，而这种自负大概有不少就来自这个时刻的经验吧。
　　柳亚子和词的余波
　　问题从一开始便属于诗之范围内的事情。而始终重视这一点的柳亚子在《跋文》中，将孔子门人(子贡)所说“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此句一般解释为孔子绝不超越“文章”而涉及“性”“天道”等抽象的议论)的“性”置换为“情”，认为诗这个“情”的领域与“天道”同然，存在于实践理性议论的彼岸，而对《新华日报》的政治性判断之“固”(僵硬)　提出异议，唱和时则以诗人之“狂”用满腔的豪言壮语应和了毛的词。毛特意称自己的词“与先生的诗格相近”，大概是注意到了柳诗那种一向有定评的慷慨激昂的调子，(落款为十月四日的另一封书简中，毛评价从柳那里得来的另一诗时说:“先生诗慨当以慷，卑视陆游、陈亮，读之使人感发兴起。”)在这方面两人之间恐怕没有什么大的矛盾。进而言之，以长征后的实际势力为背景而表露出那样的气势，除了相应的胆略外还需要某种狂气的。关于柳亚子那几乎是时代错误的唱和方式(他有感于毛的那封来信而作七律也说“瑜亮同时君与我，几时煮酒论英雄”云云)，有人认为那才是“帝王思想”式的“误解”之前奏呢(《以诗为媒·毛泽东与柳亚子》)。可是另一方面，又有引用建国后毛为柳提供北京居所时据那首和词而挥毫题字“上天下地之庐”这一事实提出反对意见的(《毛泽东诗词史话》)，至少毛感到柳的和词反应并不坏，这恐怕没有疑问。对于国*党方面的反应，毛在给详细报告这些情况的党员来信的复函中，是这样回复的:“国*党骂人之作，鸦鸣蝉噪，可以喷饭。”不过，建国后毛泽东的诗词作为国家盛事正式发表以后，毛本人对那些注释家们的理解似乎也多有不满意之处。在目前通行本《毛泽东诗词》(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的作为“作者原注”或“注释”一部分而公开发表的解说中，关于《沁园春·雪》，毛在大字本《毛泽东诗词十九首》(文物出版社，1958)里，有他自己添写进去的这样一段批注。“雪:反封建主义，批判二千年封建主义的一个历史侧面。文采、风骚、大雕，只能如是，须知这是写诗啊!　难道可以谩骂这一些人们吗?　别的解释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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