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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读妈妈的故事篇一:陪读母亲的平淡故事
导语：陪读，顾名思义就是陪同孩子读书。从广义上讲陪读是家长从生活到学习，家长全程参与的一种行为。狭义上讲或一般家长所说的陪读是孩子放学后家长或请的陪读老师陪同孩子写作业并予以指导的行为。现而今陪读已成为一种现象，目前的陪读主要存在着生活陪读、监督陪读、攀比陪读和盲从陪读等四种。下面是小编给大家整理的陪读母亲的平淡故事内容，希望能给你带来帮助!
这就是中国式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题记
租我家车库的那个湖阳妈妈和她刚参加高考的儿子，今早终于搬走了，我晨练回来，在楼道口她叫住了我，要我把她这个学期用的水电费算一下，上个学期的用水用电数已写在了墙上，我走进车库，所有的东西她已打包整理好了。我让她儿子把水电表看一下报个数就行了，她却坚持请我看一下，我说，我还不相信你们？其实，他们的水电用量不大，前几个学期每个学期水电费总共也只有百把十块钱，平常的烧饭都是用煤炉，在我们的楼道口，每天都要起煤炉，不论是中午还是傍晚下班回来，在楼道口都能闻到她烧的饭菜的香味。有的时候我下班回来，她在矮矮在楼梯下面烧得正起劲，锅铲搅拨着铁锅和菜的声音，特别的亲切和温暖，尤其在冬天，那热气腾腾的香味，一下子去了身上的很多的寒气。
我家的车库有22平米，我来县城的当年就买了我现在住的这套房子，因为房子大，必须要买相对应的大车库，那时候经济非常的窘迫，但也没有办法，要这套房子，就必须要买下这个我们这栋楼的最大的车库。买下来，当时也只是放点杂物什么的，当然还有两辆自行“车”而已。如果不是一个朋友找我，我估计这个车库会一直就这么放些杂物罢了。来租房的她，那年8月份，就是跟我的这位朋友来找我们的，我的这位朋友是她的老乡。我家车库的杂物其实也是很多的，在乡下工作期间，妻子做生意时还剩下一些东西没处理掉就拖到县城来了，还有房子装修时剩下的一些装修的材料，都一股脑的放在车库里。所以车库依然被塞的满满的，因此我的这位朋友来找我帮他的这位老乡来租我家的车库里，我还有点犯难了，这么多的杂物将怎么处理，放在哪儿？车库就这么闲着六年了也没有租给别人，以往也有好几个陪读的家长想来租我家的车库我都没应允。因为车库租出去了以后自己家要想放点什么就不怎么方便了。但又不好不给朋友的面子，朋友也说了，租出去多少还能收几个钱，闲着也是闲着，也是一浪废，如果租给那些陪读的家长，也是方便了人家，做了件好事。自从二中搬到我家小区附近之后，学校周围的房子炙手可热，房子一下子紧张起来，前来给孩子陪读的家长要想找到一间合适的房子是很难的，而且租金也不便宜。我家离学校只有二三百米，路近，而且小区到了晚上也很安静。在她来之前，我们小区的车库几乎全租出去了，我家的这间车库却没有租出去，原因也就是因为车库里东西多，没办法挪出去，况且要租给别人，不仅要通电，更要通水，并且还要进行简单装修，特别用水设施要配整齐的，水表单独，水表单独布管，电表也要单独，并重新接线安装，也是挺麻烦的。可是既然是朋友来找，我只能答应下来。于是，把车库里的杂物能卖的则卖掉，能扔的就扔掉，能送的送给别人，然后去商店买线买表买面盆等，最后请水电工搞了好几天才算弄好。很快，新学期开学，老二中的学生就搬到新校区了。她的孩子刚读完高一，来新校区就要读高二和高三了。就这么一住，就是两年啊。
这位陪读的母亲，在她儿子在老二中读高一时已陪读一年了，二中接管原市二中当涂分校并搬到该校区来也是政府的突然的行政行为，很多学生家长措手不及，已和人家房东签了三年的租房合同也纷纷退房，她来租我家车库时，因违约还被房东扣了一些违约金，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既然来陪读，总想找离学校近一点的房子，孩子来回方便，她们接送也很方便。我没有去考证，在我们县城，这种陪读现象不知是在哪一年开始出现的。据说，自从县城的网吧多起来之时，也正是从乡下来县城陪读现象出现之时。很多从乡下来县城读高中的孩子，由于缺乏自控力，常去网吧，就这样，有很多的学生由于沉湎网络之中而荒废了学业，有点甚至走了违法犯罪的道路，让人扼腕痛惜的。能来县城中学读书的学生，中考成绩都是很优秀的，这么好的成绩来县城中学读书，结果三年下来无功而返真是可惜可叹的。因此很多的家长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安心读书，纷纷来县城在孩子就读的学校附近租个一间房子，陪孩子读书。真不知道是时代的进步还是时代的倒退？对孩子是好是坏，也不好简单判断，我想，对于那些一心埋头学习的孩子，由家人来照顾她，这应当是好的，孩子可以衣着无忧，但对那些不认真读书而贪玩的孩子，也是好的，可以由家人看护着，要好的多，可这保姆式的陪读能真正地让孩子“健康无忧地”成长吗？有很多孩子经常和陪读的家人产生猛烈的冲突，就是因为这种陪读在很大地程度上限制了孩子的一定的自由，使孩子很受压抑。同时孩子都读高中了还如此的“陪护”，对孩子的生活能力的培养肯定是有影响的。况且，现在很多的家长本来就有自己的工作，为了孩子，有的放弃了工作，对这些父母的牺牲，有时孩子一辈子都无法偿还的。如今陪读，已成为一种家长的共识，甚至成了一种家庭责任了。我想来租我家车库的这位母亲也是如此吧。
记得刚入住我家车库的那几天，她的丈夫来住了几天，帮助孩子打了数张桌子和小凳子，用来看书和吃饭用。一问，他丈夫是一个木匠，在外地打工，常年很少回家。这位母亲个子不高，身材也瘦，皮肤较黑，平时话不多，如我下班回来看到我也只是打一声招呼说“老师下班了”之类；不过，她是非常的勤劳，因为是从我县的湖阳乡这个石臼湖边来的，可能与打渔有关，几乎每天她都要在我们的楼下支起一个她丈夫打好的长条木凳，织着鱼网鱼笼等渔具卖，我问过，一条渔具一般能挣几个钱，她说四五块钱，我又问，你一天能做几条，她说，时间宽的话，能做五六条吧，她一天如果织的好的话，能挣二三十块钱，一般是一个星期左右有人开车专门来收购。这样，她一边陪读还一边挣钱，她说，这是贴补一下家用，家里开支大，光靠孩子他爸在外面挣钱也是不行的，其实类似的陪读家长也很多，她们都有离租房附近的饭店、商店等做钟点工，虽然有点辛苦，但为了孩子，为了家用，也没有多少怨言。我是天天上下班时，看到在她在楼道口来回穿梭，不停地忙碌着，可总是笑微微的，很少看到她愁苦的样子。她家的孩子在我本校读，成绩不是很好，但她很少呵斥他，每次他儿子的考试成绩公布了，只是问一下，不去深究和责骂的。不过，她儿子还是非常乖的，我在学校根本就没有听到过有关他孩子的不好的消息。一个大高个，几乎高出她母亲三分之一，对人很有礼貌，我也带高三，但不是他的任课老师，可每次见到我，会主动打招呼说声“老师好”等。住在车库里，根本谈不上什么条件，只是最最基本的安顿一下吃住而已，可也很少听这位陪读的母亲发什么牢骚的，其实他那乡下的家，房子是二层楼房的，很宽敞的，条件十分的好。这就是中国式的母亲，为了自己的孩子，可以舍弃自己的一切！
两天高考期间，我天天看着在楼道口忙碌着，也象其他的家长一样，为儿子烧了不少好吃的。可我没有问过她孩子的考试情况，因为她儿子平时成绩不是很好，我怕问了会让她难堪的。两天很快过去，高考结束了，她就要带着孩子回家了。今天早晨，我晨练回来，楼道口已停了一辆轻卡，她正在搬东西到车上，还有四五就在我们这个小区陪读的母亲们也来帮忙，替她搬东西，从她们的说笑中便知她们的陪读生涯还有一两年啊。没想到轻卡的货厢里居然装的满满的东西，也是啊，即使是陪读，该准备的生活用品都是要备齐的，麻雀虽小，五脏俱全啊。这位母亲为了孩子，在我家的车库里默默地陪读了整整两年，现在终于回家了，真心地希望这位母亲的辛苦有一个好的回报！
今年的安徽高考作文题是“时间在流逝”，如果让我来写这篇作文的话，我真想把我以上这些文字写上的。当然，考试时间是不允许我写这么多的，真要是这么写，我的语文成绩肯定上不去的，得一个“零分”也说不定，不过，我在我的以上这些文字中，表达出对这位陪读的母亲深深敬意，我是要打给她一个“满分”的。因为，时间在流逝，但她对孩子的那淡而浓的爱，和对生活的那种淡泊而乐观的态度，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映象。
卡车很快就开走了，我家的车库就空荡了出来，不过，今晚将会迎来一位新的“主人”。
陪读妈妈的故事篇二:中国十大感人母爱故事
难忘母亲的声音，它是受伤的安慰，是失败的鼓励，是成长的动力，是成功的原因。
中国十大感人母爱故事：陈斌强
陈斌强，作为老师上课风趣幽默，互动性强，很受学生欢迎，他教的两个班，语文成绩连续多年蝉联当地联考第一名。
2007年，陈斌强的母亲患上了老年痴呆症，生活不能自理。为了更好地照顾母亲，家住县城的陈斌强，每周都会将母亲绑在自己身上，骑摩托车30公里，带着母亲去上班，到了周五，又将母亲“绑”回家中照料。一连五年(截至2012年)，风雨无阻。
颁奖辞这样说：小时候，这根布带就是母爱，妈妈用它背着你。长大了，这布带是儿子的深情，你用它背着妈妈。有一天，妈妈的记忆走远了，但爱不会，它在儿女的臂膀上一代代传承。
感动中国推选委员杜玉波这样评价陈斌强：陈斌强自身的朴实行为给他的学生，也给整个社会上了极为生动的一课。他是一个真正有师德的好老师。
推选委员吴孟超说：陈斌强付出的孝心，不仅抚慰母亲，也抚慰每一位中国人的心，这种中华民族朴素而真挚的人性之美可以作为社会的良药。
陈斌强9岁时父亲车祸去世，妈妈独自抚养三个孩子长大。2007年，妈妈得了老年痴呆症，丧失了日常生活能力。为了能每天亲自照顾母亲，他每天用一根布条把母亲绑在自己身上，骑着电动车行驶30公里去学校上班。一连五年，风雨无阻带着妈妈上班。
作为感动中国2013十大人物之一的陈斌强，他用实际行动告诉我们什么是孝道，小时候母亲驮着他，长大了他背着母亲，走完一段又一段崎岖山山路，他是当之无愧的感动中国2013十大人物。
另外还有河南的谢延信，孟佩杰等人也获得了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也很感人，符合孝心无价的专题，你可以自己搜索。
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爱心妈妈陶艳波
秦皇岛“同桌妈妈”陶艳波获评“感动中国”2014年度人物
十六年陪读，你是他的 同桌 ，你作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在中央电视台今天举行的“ 感动中国 ”2014年度人物颁奖晚会上，48岁的“ 同桌 妈妈” 陶艳波 获评“ 感动中国 ”2014年度人物。
1991年，老家黑龙江的 陶艳波 大学毕业分配到秦皇岛北戴河一家疗养院工作，并很快有了一个美满的家庭。然而，1993年，一场高烧让 陶艳波 8个月的儿子杨乃斌因耳膜出血失去了听力。为了教会儿子说话， 陶艳波 毅然辞职专程跑到北京学习唇语。在 陶艳波 的不懈努力下，小乃斌在5岁生日时，忽然抬起头喊出一声“妈”。这更坚定了 陶艳波 的信心：儿子能说话，将来也能像其他孩子一样读书、工作。
因为单靠读唇语，小乃斌根本无法跟上课。从上小学一年级开始， 陶艳波 就开始陪儿子一起在教室里上课。2011年，杨乃斌考入河北工业大学城市学院。如今已是机电一体化专业的一名大四学生，他成绩优异，年年获得奖学金。而 陶艳波 也已给儿子当了16年“ 同桌 ”。16年来，儿子听课，她记笔记，回家以后再为儿子梳理讲解，是她的主要生活。而同时，为了贴补家用，她在校园里卖过早点，当过快递员，每天4点就要起床，一番忙碌后，再打起精神跟儿子去上课。
做儿子的耳朵和向导、陶艳波颁奖词：
他的四周寂静下来，你的心完全沉没。除了母爱你一无所有，但也要横下心和命运争夺。十六年陪读，你是他的同桌，你作他的耳朵，让他听见这世界的轻盈，也听见无声的爱。48岁的陶艳波，辞职陪着失去听说能力的儿子一起上学，12年苦读，儿子如愿考上了大学。
做儿子的耳朵和向导、陶艳波事迹：
爱亲人 失聪儿子的陪读妈妈：陶艳波
在感动中国的舞台上，即使是出于天性的母爱，也会因为她的非凡坚韧及创造的奇迹而深深震撼观众的心灵。继往年割肝救子的暴走妈妈陈玉蓉和为儿女留下巨幅十字绣作为未来学费的癌症母亲姚厚芝之后，这回，陶艳波母子的故事，再次成为全场的泪点。
儿子杨乃彬8个月大的时候因病失聪，从此，这个黑龙江的三口之家，为儿子的明天，走上了一条异常艰辛的路。
陶艳波本不敢眺望太遥远的未来。她先是去北京学习唇语，回来后不厌其烦训练儿子。整整3年，当那一句含混不清的妈--从儿子嘴里说出时，陶艳波和丈夫相拥而泣。儿子7岁那年，她毅然辞掉工作，随儿子一起走进了小学校园。她决心以自己的陪读，为儿子赢得与健全孩子同样的教育。从小学一年级到大学四年级，整整16年，陶艳波成了杨乃彬的同桌的你。
小学的课程相对容易，陶艳波面临的考验在于体力。课间，她得陪着孩子们蹦蹦跳跳。上课时，为了不影响后面的孩子听讲，她坐在一张很矮的凳子上，一堂课下来，累得腰酸背痛。乃彬看不清老师的口型，急得满头大汗。为了让儿子跟上进度，陶艳波必须把上课的内容全部记下来，课后，放慢速度再给儿子讲一遍。
乃彬小学六年级时，陶艳波和丈夫倾尽家财，为他做了人工耳蜗植入手术。初中三年，陶艳波既要学习越来越难的功课，还要给儿子进行声音训练。2008年，乃彬收到重点高中录取通知书的那天，陶艳波笑了，班主任却抱着她哭了：这3年你太不容易了!
更不容易的是接下来的高中三年。复杂的方程和定律，让年过40岁的陶艳波学得异常吃力。如果我不懂，他就更不懂了。为了让儿子考上大学，陶艳波成了全班最用功的学生，一下课就缠着老师问问题，有些题目一想就是一宿。
2011年，失聪的杨乃彬终于走进了大学校门。别家的孩子19岁考入大学，我家的孩子也是19岁考入大学。说起自己的儿子，陶艳波充满自豪。
如今，乃彬已经是个懂事的男子汉，为减轻家庭经济负担，他勤工俭学，为同学提供快递服务。他那青春的脸庞，洋溢着自信的微笑。
当道路越走越宽，48岁的陶艳波会在今后的日子里，给自己订立什么规划么?感动中国的采访环节，主持人敬一丹提醒陶艳波：比如旅游啊，美容啊。陶艳波并不接茬，又把话题回到儿子身上：我的希望就是，他以后能够融入社会。儿子的幸福就是我的幸福。母子俩一起唱起了《世上只有妈妈好》，听力受限的乃斌无法找准音调，但这依然是最让人动容的演唱。在舞台上唱歌，这是乃彬打小的心愿，也是妈妈帮他圆了又一个梦想。
母子俩能收获今天的成功和荣誉，离不开一个人--乃彬父亲的全力支持，感动中国也把他请到了现场。既然生下他，就要对他一辈子负责。陶艳波和丈夫的坚定共识，支持着他家走过风雨，走向阳光。
今日中国十大感人故事之母爱齐天
湖北武汉的陈玉蓉，是一位平凡的母亲。她的儿子叶海滨在13岁那年被确诊患一种先天性疾病——肝豆状核病变，肝脏无法排泄体内产生的铜，致使铜长期淤积，进而影响中枢神经、体内脏器，这种肝病无法医治，最终可能导致死亡。
由于家境，陈玉蓉只能先让儿子进行保守护肝治疗，但在儿子又一次吐血后，她决定请求医生为自己做肝脏移植手术，割一部分肝拯救儿子。但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打破了陈玉蓉捐肝救子的希望：2008年12月31日，陈玉蓉的肝穿结果显示：重度脂肪肝，脂肪变肝细胞占50%-60%。这种情况，一般不适宜做肝捐赠。
考虑到叶海斌病情危急，陈玉蓉又救子心切，武汉同济医院为其进行了一次大会诊，最终设计了一种“折衷”的手术方案：叶海斌保留部分肝脏，陈玉蓉捐1/3的肝脏给儿子。这样，陈玉蓉的肝脏能够为儿子代谢掉体内的铜，同时，陈玉蓉体内的肝脏也基本能维持自身的需要。
手术原定于2009年2月19日进行，但就在手术前一天，陈玉蓉被主刀医生陈知水教授叫到办公室。陈教授告诉她，手术前常规检查中，叶海斌被查出丙肝。如果按照既定的方案进行，叶海斌留在体内部分肝脏，会把丙肝病毒传染到即将移植过来的母亲的肝脏，再次导致肝硬化，最终浪费母亲的肝脏。
基于这个原因，叶海斌的肝脏必须全部切除，母亲就需要切1/2甚至更多的肝脏给儿子。可是，母亲患有重度脂肪肝，1/2的肝脏不足以支撑其自身的代谢。无奈，捐肝救子的手术被取消。
陈玉蓉的丈夫叶国祥和儿媳也想给儿子捐肝，但陈玉蓉考虑到丈夫还要工作养家、儿媳还年轻而坚决反对，决定根据医生的建议，通过减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脂肪肝。2月18日，陈玉蓉从医院出院后，当天晚上就开始了自己的减肥计划。由于医生叮嘱不能乱吃药，运动也不能太过剧烈，她选择了走路。
从陈玉蓉家旁的巷子里走上堤坝，左边不远处，就是标志着“2”的一个石礅，这也是谌家矶东坝的起点。陈玉蓉就从这里开始，走到堤坝的终点：一个标志着“4.5”的石礅，走一个来回，正好5公里。陈玉蓉早上走一次，晚上走一次，一天就是10公里。
每天早上，陈玉蓉5点不到就从家里出发。晚上，陈玉蓉一吃完晚饭就要出门，因为堤坝上没有夜灯，她不能回来得太晚。每天10公里路，每餐半个拳头大的米饭团，常人难以想象需要怎样的毅力才能坚持，但陈玉蓉风雨无阻，坚持每天暴走10公里，坚持了7个月。
当7个月后陈玉蓉再次去医院检查时，奇迹出现了，她的体重由66公斤减至60公斤，脂肪肝细胞所占小于1%，脂肪肝没有了!就连医生都感叹：从医几十年，还没有见过一个病人能在短短7个月内消除脂肪肝，更何况还是重度，“简直是个奇迹!”
2009年11月3日，陈玉蓉和儿子叶海滨在武汉同济医院顺利地进行了肝脏移植手术。回顾这7个月的“暴走救子”，正是一场命运的马拉松，母亲忍住饥饿和疲倦，不敢停住脚步，上苍用疾病考验人类的亲情，她就舍出血肉，付出艰辛，守住信心。陈玉蓉的脚步为人们丈量出一份伟大的亲情，她用行为阐释了母爱齐天。
陪读妈妈的故事篇三:母爱论据素材：迎战高考，家长陪读
导语：去年8月，张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王芳菲放弃了“30万年薪”副总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相关论据素材，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江西“神话中学”迎战高考，陪读家长：只有在晚上能喘口气
适用话题：母爱、高考压力、家长陪读、考生压力、应试教育、功成名就
去年8月，张英作出了她人生中一个重要的选择——放弃稳定的工作，陪儿子读高三。
同一时期，杨金梅夫妇一狠心关掉了在北京开了十几年的门窗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陪高中的儿子回到江西老家。
王芳菲放弃了“30万年薪”副总的工作，操起十多年没摸过的锅碗瓢盆，陪独生女儿度过高三这一年。
而早在8年前，席雯就辞去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从广东一路北上。陪读的她送一个孩子上了大学，眼下还剩下两个孩子。
来自四面八方的她们有着一个共同的目的地——有约万名学生的临川一中。这个地处江西中部的中学，每年近4000名的高考生中，有二三十名学子考入清华北大，最多时占全省清华北大名额的三分之一，被称为“神话中学”。
学校所处的上顿渡镇也因此被激活。这座小镇因为工业稀少而天空湛蓝，目前在镇上发展最快的产业是房地产。在临川一中三个大门外，分布着一圈冠以“锦绣前程”“一品世家”“名人公寓”“学府世家”之名的小区，防盗窗上悬挂着“包吃包住”的条幅。每年开学那几天，上百名房东在学校门口举着牌子，就如在火车站接人一样，寻觅租户。
围着“巨无霸”学校辐射开的，是牛奶店、果蔬摊、杂货店、书店、快递店、理发店、通信服务网点……所有的店铺与学校的作息保持着同呼吸般的运作。
在全校万名学生的身后，是数千个陪读家庭。她们被称为现代版“孟母三迁”。这些“陪读家长”有着共同的口号——“一切为了孩子”。
“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4月22日清晨6点，天空已经明亮，3个孩子的房间静悄悄，张英的手机闹钟已经响了。她常常比闹钟醒得还要早，这是来陪读的第一天“落下的毛病”，生怕错过了孩子起床的时间。
9个月前，她辞了工作，从相距200多公里的县城赶来，专门照顾升入高三的儿子小林和另外两个同乡孩子的饮食起居。
盛满三大碗粥，剥好水煮鸡蛋，睡眼惺忪的3个孩子才打开房门，一个接一个地去洗漱，吃早饭，离开家门。
张英家租住在临川一中新校区北门附近，离学校只有一墙之隔，从四楼的阳台上望出去，可以看见学校的食堂、体育馆和宿舍楼，也可以看见学生从蛛丝密布的巷子、楼门走出来，像无数小溪流汇入大海一样，汇入这所学校。
这是4月一个平常的早晨，但对张英而言，距高考又近了一天。尽管家里没贴出高考倒计时，她总能准确地回答出距离高考的天数。在她看来，高考是一场“战斗”，“孩子是上战场的士兵，我就是后面炊事班的班长”。
他们无需为洗衣服、做饭、洗碗这些琐事操心，也没细想要去哪座城市、读哪所学校哪个专业，眼下他们只有一件事情要做：学习。
在临川一中，学习这件事，被严丝合缝地安排进了学生的每一分每一秒。
学校的作息时间表就像一把小尺，让张英每一步行动都要卡在合适的时间，精确无误，才能保证孩子不落后一分一秒，即使周末也不能停转。
此前从事文书工作的她，为此专门写了一张“注意事项”的纸条，贴在厨房门口。在她偶尔需要回原单位办事时，需要用这张单子提醒来代班的妹妹。
在这张列着时间的小纸上，每一步都必须与学校的时间表保持在10分钟之内的差距。这意味着，中午12点放学后，12点10分必须做好“三菜一汤”放在饭桌上;下午5点15分放学后，必须在5点20分保证饭菜上桌。
因为到了饭点，除了少数学生在食堂吃饭外，几千名学生会从教学楼涌出，向东南北三个门走去。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行走缓慢，3个孩子要花近10分钟才能回到一墙之隔的家。
看着潮水般的人流，住在北门外第一排楼房的张英才觉得，自己租这个房子是“很英明很实惠的”，虽然她有时会抱怨自己住的这片区域是农民的拆迁房，没有形成小区化管理，20栋“握手”楼还经常停水。
与这片简陋的居民区相对的，是学校南门外的新式小区，有小区大门、围栏，样式规整的高楼间有绿色草坪。尽管“好坏”很大程度上是由房子与学校的相对位置来决定的。比如校门正对面的小区，就是“最好的”，其次是斜对面的。离学校越近，房租价格越高，最贵的一年租金两万多元，在这座人均GDP约3万元的小城里，房东“完全就是躺着赚钱”。
除了出租房屋、代管学生，在临川还有一种赚钱的方式——开出租车。
“抚州没什么流动人口，就是靠这几个学校。” 出租车司机老张说。一到放学开学期间，火车站汽车站到处都是人，“出租车拉都拉不完，一下就能走几十辆，一天顶3天。”
这座小城的人口密集程度也呈同心圆向外扩散，越靠近学校，人口越密集，离得越远，越荒凉。在一些小区的售楼处，都用红色的大字打出“学府”“名校”的名号。
高二学生家长郑楠告诉记者，她早在三年前就考虑在临川买房，当时儿子还在家乡读小学，家乡宜黄与临川同属于抚州市。
她打算，等儿子读完后，还可以把房子租给其他陪读家长。但丈夫没有同意，这个计划搁浅了。两年后，儿子顺利入学临川一中，“本来一套房子30多万元，两年的时间就多了10万元”。
“我们那个县，乡下的人来县城陪读，为了孩子把田都荒废了，到县里面来买房子。县里面的人就到市里买房，市里的人就到省城，每个地方都一样。”郑楠说。
“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送小林来临川读高中，是张英夫妇在孩子上初中时就设计好的路。为此，他们拒绝了留在原籍读书2万元的物质奖励。
在学校王安石塑像前的广场上，几张大红色的“喜报”栏从去年立到今年，上面列出2016年每一位考上清华北大学生的名字，以及考上外省重点院校的学生名单。
校长王昱不喜欢把自己的学校和衡水中学这类“超级中学”比较，他认为这是“片面地看到我们高考成绩好”，他更喜欢和记者谈论学校这几年大力举办的文体特色活动。
“片面地追求升学率，肯定是不合适的，”校长王昱说，“但是有升学率是一所学校的荣耀，真不是犯罪。一个学校如果连升学都管不好，它绝对谈不上素质教育。”
这座小城，曾走出汤显祖、曾巩等历史名人，但是家长更津津乐道于一串数字：2016年，江西省理科状元出自临川一中，38名学生进入清华北大，而清华北大在江西省招生的名额仅有166个。每年高考成绩出来，这个数字都会被地方媒体大肆报道。
这场逆袭以2002年为一个分水岭。在这之前，临川一中只是一所地方高中，四五千名学生以当地生源为主。2002年，抚州市成立了临川教育集团，将临川一中、临川二中和抚州一中三所学校纳入集团进行统一管理。据当时媒体报道，集团刚成立时，政府鼓励这几所中学面向全国招生，还成立专门的宣讲团四处扩大影响。2004年，12名学生考上了清华北大，随着名气的扩大，短短5年，包括复读生在内，临川一中已有11000人。
2016年考入清华大学的熊峰回忆，在他中考那年，县里前10名，都会接到临川一中打来的电话，提供免学费免房租的优惠政策。
在过去几年的临川一中，这些外地的优等生源往往会构成“喜报”上的主力军，在校长办公室里，一面墙壁的正中悬挂着一副牌匾——“得天下英才而教之一乐也”。
“临川一中都是看清华北大，不看一本二本。不是说每个人都为了考清华北大，可每年都有好消息出来，人家就会说，这个学校真的很好。”一位陪读家长告诉记者。
招租也打着类似的名号。有的专门将“状元楼出租”几个字放大，在括号中写着“如果考上状元，租用费用全免”。有一户人家，在阳台的防盗窗上挂上一条巨大的红色横幅，庆祝租在这家的小孩考上了北大。
张英租住的楼房，就是2008年新校区搬迁时，当地农民建造的。房东小王说，“学校开始造，我们也开始造”。还没修好门前的水泥路，就已经有家长过来住，这几年租户从未中断过。“我们希望学生考得好，这样就有更多人来住。”
这里流传着许多故事，有的人在这里待了八年十年，只为了把3个孩子都送去大学;有的人辞了年薪几十万的工作，陪孩子最后一年;两位来自别处小县城的学校老师，在高三那年，母亲请假一年来这里陪孩子读书，父亲留在家乡的学校为妻子代了一年课。在很多人眼里，全家再大的事大不过高考。
带着3个孩子陪读8年，把大女儿送进北京大学的席雯，就是“妈妈帮”里活生生的例子。
2008年，席雯辞去广东一所小学教师一职，带着3个孩子迁往临川。她讲到陪大女儿时，晚上洗脚水都要打好，让她边写作业边泡脚。有人说她“你太惯孩子了，以后自理能力很差”。
“她读书那么累，我帮她做一点有什么关系。”席雯毫不在意地说。不过她马上举例说明，自己女儿上北京大学后，会做菜，回家还会帮她带弟弟妹妹，“很独立”。
杨金梅的小儿子还在临川一中读高一，她就来陪读了。去年夫妻俩关闭了在北京打拼了十几年的门窗店，丈夫去了福建泉州打工，因为“泉州到抚州有直达的高铁”，方便看孩子。
她还记得，两人送儿子回来读书的那天，她看到许多家长在这儿陪读，问儿子要不要留下来。儿子心疼他们放弃生意，说“不要了”。杨金梅坐在车里，“眼泪一路从江西流到了安徽”。那天，儿子躺在床上，用一本书蒙着脸，她猜测孩子也一定很舍不得。
最后她决定陪读，是因为不愿小儿子重蹈大儿子的“覆辙”。大儿子从小在外婆家养大，初中读完就出来打工，“走到弯路上”了。
但她最近嗅出了一些危险的信号。相比学习，儿子更喜欢打篮球，看到崭新的球衣，“眼睛都发亮了”。然而刚刚过去的期中考试，一向数学成绩优秀的他竟然考了不及格。
这样的成绩会错失“零班”。而进了“零班”，就相当于一只脚踏入重点大学的保险柜。
进入高二，40多个班级会被分为“零班”、A班和B班。“零班”的学生将享受最好的教师资源，“连学习资料都是免费的”，高考时，由学校安排车接车送。
一位父亲称根据自己的长期观察，“下课后，如果这个班教室门口几乎没有学生出来玩，那就是零班;如果出来的不多，就是A班，出来一堆人，那肯定是B班”。
“零班”不是用牌子挂出来，而是敲打在每个学生，甚至每个家长的心上。
一位临川一中走出的学生在网络上写道，“零班”老师喜欢说，“我们缺的是清华北大，武大厦大之类学校谁考上对我们不重要”“高考第一是状元，采访、上报、挂横幅，第二即使只差两分也不会有人记住”。
王芳菲的女儿不在“零班”，“有时候女儿回家会说，你们这些大人，早就把我们分成三六九等了。”但这位爱读龙应台作品的母亲安慰女儿，“你走完人生该走完的路，以后不会后悔就好。”
因为孩子没考好，杨金梅的丈夫着急地打长途电话过来，“儿子，难道我和你妈妈这样的选择是错误的吗?”重话一出口，他又有些后悔，偷偷打电话给老婆让她安慰一下儿子。
小林在文科“零班”就读，去年暑假，张英看到这块上重点大学的红榜，会和儿子开玩笑，“什么时候你的名字能写上去咯?”但是今年她从来不说这样的话，“不能给他太大的压力”。
“高三了，也该来了”
去年8月9日，是高三开学的日子，也是张英来到上顿渡镇的第一天。此前，专门雇了一位农村的亲戚照顾几个孩子，可“高三了，也该来了”。
许多的陪读家长都遵循这样的轨迹，“高三了，也该来了”。
王芳菲的女儿升入高三，打电话告诉她，“妈妈，无论如何您可能要支持我一下”。
“小孩的路还很长，万一她考到不理想的学校，有怨言怎么办。”一直奔忙于职场的她，从初中起就把孩子送到临川读书，自己在外地打拼。作出这个决定时，几乎没有人支持她。但一想到孩子的未来，她还是心软了。
在临川单独租了一间60平方米的小房子，王芳菲从十多年没怎么摸过的锅碗瓢盆开始，一点一点融入女儿的生活。
如今张英已经逐渐适应了这个镇子的节奏。
楼下牛奶店，即使顾客忘记带购物卡，老板娘也可以先赊着账;小超市里，零食种类不断更换，满足孩子多变的口味;步行20分钟的菜市场里，野生黄鳝60元一斤，她买起来毫不犹豫。
但在临川，她依然被打上“外地人”的标签，一次在菜市场买肉时，她和同行的陪读妈妈被不断挤到后面，朋友着急了，嚷道：“你们不能这样对我们，你们不还是靠我们这些外地人养活。”
进入高三最后一个学期，张英明显感觉到，“压力更大了”。
考试多了起来。摸底考、省联考、超级中学大联考、稳派名校联考、还有大大小小的月考……每次考完，就是孩子情绪的低谷期。
在饭桌上，3个孩子中一个耷拉着脑袋，沉默地扒着饭;一个摇摇头，把碗一推，说“吃不下，没食欲”。而性格外向的小林则会拍着桌子，大叫着“我要炸学校”。
张英开玩笑“吃饱了才有力气炸学校”，半哄半骗地让孩子们好好吃饭。
私下里，她专门拿个本子记录菜谱，68个菜样，前面打着勾的，是她暗自观察出受欢迎的菜，比如“排骨蒸芋头”“红烧带鱼”等。
夏天到了，她坚持要把菜烧得辣一点，“这样孩子们才有食欲”。“谈心?都不怎么谈，他们的压力已经够大了，” 张英抓起一把红辣椒，放进滚烫的油锅中，“家长只能每天尽琢磨吃的了”。
如今在清华大学读书的熊峰记忆深刻，高三快临近高考时，他有几次模拟考试没考好，“心里不太痛快”。晚上写完作业，他躺在被窝里玩手机，被母亲发现了。
不动声色的母亲，直到第二天中午，才边吃饭边淡淡地说，“快高考了，不能马上松下来”，并说自己的手机坏了，借你的手机用一下。熊峰立马交出了手机。
直到毕业之后，他才知道，那几日母亲虽然表面上没有表现出什么情绪，但是背地里十分担心，“整夜整夜睡不好觉”。
“我觉得，一定要学会做路边鼓掌的人”
4月30日，高三年级要开家长会，提前了两日通知，张英和在家乡工作的丈夫林强商量了一下，还是决定由林强赶来参加。
相比于母亲，在老家的“留守父亲”更像候鸟，每个月来看望儿子一两次。当妻子全身心在外地照顾孩子时，他们肩负着赚钱的责任。张英曾算过一笔账，包括房租、菜钱、水电费、煤气费、工钱等所有开支在内，3年来一个家庭大约要花费10万元，培养一名临川一中的高中生。
家长会那天，林强没订到他经常住的、镇上最豪华的酒店。他打听到，还没到5月，镇上的酒店已经公布出高考当天的房价，比平日提高了近两倍，而且“最好提前两个月预订”。快递店门口也打出了“高考生寄货大优惠”的广告。
张英的同乡华丽经历过这些，今年是华丽的儿子第二次迎战“高考”。去年一放榜，儿子掉了一本线，什么都没说，直接给父母发短信，说“我要复读”，父母二话都没说，只回复了“好”，又续租了一年的房子。
据说，高考那天，家长都来了，“车都没地方停”，文科班的学生会被大巴接走，去临川二中考试。在考场外等待的家长，会把校门前的一条路围得水泄不通。
一考完，就有轰轰烈烈的“撕书大会”，“零班”不让撕，但是会有人偷偷跑到别的班级门口，三下两下就把书撕开，从楼上抛下去，还会有低年级的学生捡来为以后的复习做准备。这项活动常常会持续4～5天，比“百日誓师大会”壮观得多。
林强已经打算好了，他对儿子说：“高考期间，我不会影响你，吃还是这样吃，也不要加什么菜了，已经营养过剩了，要是堵车，我就叫朋友开电瓶车送你。”
教室前半部分的墙壁上，贴着近几次的联考、月考成绩，班主任宣称，5月的考试不会再贴出成绩单，也不会发送给家长，“保持一颗平常心”。每个书桌上都垒着厚厚的一叠教辅书，按小林的说法，从外面看“连头都看不到”。
广播里响起了临川一中副校长的声音，这位副校长强调“这个月复习与家庭配合很重要”，还专门提到陪读问题，“如果孩子觉得有必要，非常希望家长最后一个月来陪着他们，那么家长就应该放下手上的事情。如果他觉得没有必要，或者家长实在抽不出时间，就要以平常的心态来对待高考。”
这位副校长顿了顿，又说：“高考确实是挺残酷的，我们国内的高考，基本上是一考定终生。但我还是这么说，高考的胜败并不能决定人的一生，我觉得，一定要学会做路边鼓掌的人。”
广播声音刚落，班主任走上讲台，开门见山地说，“这次考试起伏有些大”。她叮嘱陪读家长要让孩子“平平静静，不受任何外界的干扰”。接着举了一些平时不起眼、高考脱颖而出的，以及平时很优秀、高考失败的例子，来说明一定“不要轻易改变吃住环境”。最后她总结道：“这一届肯定是让我最感到骄傲的。”
家长会结束后，围在班主任身边的家长并不多，一位从广东赶来的家长，焦虑地向老师询问，自己没办法来陪读会不会有影响。
回到家吃完午饭，张英夫妇走到儿子房间，关上门，林强一改往常和儿子打闹的风格，语重心长地对小林说：“在学校里有什么苦恼的事，学习遇到什么压力，适当和你妈妈发发脾气都行，但也要顾及你妈妈的面子。”
最近几次考试，小林发挥不稳定。“你以后上了大学、考研，我们都不管了，但是现在高三，我们还是要管。谁都考过，神仙都会重视，中国的体制这就是人生最重要的考试，不要满不在乎。”林强说。
如今在清华大学读大一的熊峰说： “高考给了像我这样家庭条件不是特别好的农村孩子一个机会。要是没有高考，想走到更大的舞台上，还是挺困难的。”
“我们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就是晚上了”
“我们唯一能喘口气的时间就是晚上了。”张英说。
傍晚是小镇最热闹的时段，三五个陪读家长围成一圈聊天，不时抖抖腿驱赶蚊子;操场也渐渐接纳接二连三到来的家长，在跑道上一圈圈地绕着走，操场旁边就是灯火通明的教学楼——他们的孩子在里面上晚自习。
日子久了，陪读妈妈们形成了自己的“小生态”。王芳菲报名参加了当地一个会计培训班，每周去三次，打算好好学一学原来在上班时没空学习的东西，为“再就业”打基础。
在临川“驻守”多年的席雯，“结拜姐妹” 13个。这群姐妹“一呼百应”，平时一起健身、跳肚皮舞、过生日、做饭。
张英常去汗蒸，一周两三次。汗蒸房位于南门小区一处临街的居民楼上，门口打着标语“请人吃饭，不如请人出汗”。在这里，相约去汗蒸是陪读妈妈的一种“日常活动”。
这家汗蒸房是来自四川的李平和别人合伙开的，她的两个女儿正在读高三，“一个花了4万8，一个花了2万4”。此前一直在各地做生意的她，来到临川闲来无事，发现了商机，“来的基本都是陪读家长”。
她们组成了一个“汗蒸陪读家长群”用来联络，常常有人因为“今天孩子在家”“老公来临川”等原因取消行程。
汗蒸房只有不到30平方米，挤不下20个人，一进去要灌下一大杯“碱水”，高温逼迫汗水溢出，不到10分钟就会满身大汗，据张英说这样“可以放松心情”。
熟悉的人渐渐多起来，相互间聊的话题依然离不开高考。
她们半开玩笑半认真地交换经验，比如在网上看到高考那天，要穿“旗袍”，意味着旗开得胜，男人穿马夹，寓意“马到成功”。另一位家长马上说，她考察过了，这里红色旗袍卖得贵，“一件要300”。还有的母亲说，考试当天早上要吃一枚墨水煮的鸡蛋，“肚里有墨水”。还有人打听过，高考那几天，临川一中老师和学生都要别上一枚毛主席像章。
这些被孩子们称为“迷信”的做法，却深受家长追捧。
“文曲星的生日”那天早上，张英专门空着肚子，“虔诚”地前去附近的“太子庙”朝拜。
在大殿门口，一名身穿长衫的僧人，被一群妇女围着，他手中拿着圆珠笔和本子，记着学生的姓名、学校、年级，“点一次灯160元”。僧人介绍说，高考那几日，准考证可以复印了拿到庙里来，为考生念经祈福。
眼下，李平急着转让这间汗蒸房，因为等女儿高考完了，自己也要离开这个地方。很多家长也开始为孩子收拾起了冬天的衣服和被褥，“慢慢地一点点搬回家”。
看惯了人聚人散，席雯说，有的家长一直说着想回来，但有了新的生活，很少有人回来看一眼。也有家长离开时，“会扔一块石头在这里”，意思是今后再也不会回来。
开家长会那天，离高考只有37天——学校里各处都能看到倒计时器，高考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冲刺阶段。
在45个高三教室里，倒计时有的被写在前方黑板正中央，有的被写在后方黑板上，还有的被学生用铅笔轻轻地描绘在桌角上。
无形的倒计时在很多人心里。张英经过教学楼，迎面走来素不相识的两个家长，没有寒暄，大声询问：还有几天高考了。
“不到四十天了。”张英突然心里一惊，她加快了脚步。这天回家有点晚了，牛奶还没给孩子热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