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惩贪治腐]朱元璋惩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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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朱元璋惩贪]南京总统府的最新导游词

　　总统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这里曾两度作为汉王府，清朝为两江总督府。小编为大家整理了南京总统府的导游词，喜欢的可以看下，欢迎大家的查阅。
　　总统府导游词(一)
　　各位游客，大家好，总统府位于南京市长江路292号，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也是国家4a级旅游景区，又称中国近代史博物馆。
　　总统府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明代，这里曾两度作为汉王府，清朝为两江总督府，康乾二帝的行宫，太平天国时改为天朝宫殿，1912年，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总统府就设在这里的西花园;1928年，这里又成了国民政府所在地，1948年改称总统府。总统府分为东中西三个部分，我们首先参观中轴线。
　　大家对总统府大门都不陌生，大门的原址是太平天国天朝宫殿的真神圣天门和清两江总督衙署辕门，1929年国民政府建起了这座西洋古典大门。门楼仿古罗马凯旋门风格，有八根罗马爱奥尼圆柱，顶部有卷蜗样花纹，门的两侧还有一对石狮子，是清两江总督府的原物。大门是一座两层半的建筑，一楼为门房、卫士室，二楼为卫兵宿舍，楼顶为升旗平台，仿中国徽派马头墙式样。大门正中悬挂原考试院院长周钟岳题写的"总统府"三个大字。门楼开三拱门，均为铁艺铸造，我们进入大门还能发现，这三拱门为外圆内方形。
　　进门迎面是大堂，太平天国时这里是"真神金龙殿"，又称"荣光大殿"，是洪秀全大朝之地，太平天国失败以后，重新被恢复为两江总督署的大堂。1912年元月一日，孙中山先生在大堂暖阁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现在大堂正中悬挂着孙中山先生题写的"天下为公"匾额，两边有六幅油画，分别为：天国风云，敕治两江，共和肇始，国府西迁，国共和谈，煦园曙光。这六幅油画串联起了总统府的历史。
　　穿过大堂可见一红柱长廊直通庭院深处。西边为原总统府礼堂(清代总督署花厅)，是民国时外国使臣递交国书，召开重要会议，举行国宴的场所。1948年蒋介石、李宗仁在此登基正副总统。进入二堂，东西两侧有"国父"和"占领总统府"油画，继续前行走上八字台阶，东西两侧分别为内外宾会客室，穿麒麟门，眼前是国民政府时期政府局大楼，今天已成为总统府史料陈列馆。
　　现在我们就去总统府参观蒋介石和李宗仁当年办公的地方。这幢两层小楼就是子超楼-国民政府的中枢办公楼。子超楼为西洋式楼房，建于1934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任上。因为他字子超，所以将此楼命名为"子超楼"。楼前还有林森当年手植的雪松。
　　子超楼一楼是文书局，它主要管理中枢文告、政令和玺印、文印。二楼朝北两间为秘书长办公室。紧挨秘书长办公室的是副总统李宗仁的办公室。南面套房为蒋介石的办公室，共有三间。一间为办公室，临窗有一巨形写字台，一张特制的皮转椅，顶悬法国产的精美吊灯。办公室东间为蒋介石的休息室，配有卫生间。西间为书房和接待室。
　　三楼是新复原的国务会议厅，正北墙上有一汉白玉条石，上有林森亲笔书写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横额上有孙中山肖像和中华民国国旗。南面墙上是蒋介石着大元帅戎装礼服像。屋顶有法国制造的吊灯，室内清一色长桌配高靠背皮椅，座位摆放呈山字形。正中朝南是蒋介石的专席，此椅比其他的要大得多。国务会议组成人员一般为：正副总统、五院院长、当然委员和另设委员。每两周开会一次，主要讨论国家军政要务。
　　现在我们来到了行政院，行政院为国民政府最高的行政机关，居五院之首，它建于1928年，朝向比较特殊，为坐南朝北，由大门，喷水池，北楼和南楼四部分组成。北楼上的"行政院"三字为行政院首任院长谭延

篇二:[朱元璋惩贪]孔府的导游词3篇

　　孔府，也称“衍圣公府”。“衍圣”的意思是说“圣道”、“圣裔”能繁衍接续，其子孙可世代相袭、辈辈相衍。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孔府的导游词，欢迎欣赏。
　　孔府的导游词篇1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北京东城区的国子监街， 国子监街，又名成贤街。这条街共有 4 座原汁原味的清代一间式彩绘木牌楼，是北京保留牌楼最多最完整的一条街。街道两旁槐树成行，浓荫蔽日，槐花飘香。然而今天我们要去的不是国子监，而是去拜访一下我们的至圣先师——孔子， 那就是坐落在国子监东侧的北京孔庙，孔庙就坐落在这条街的东端，庙，是古代为祭祀圣贤逝者而设立的，寺庙的庙也通”奇妙”的妙，寓意妙法之地。孔庙也就是古代元明清三朝祭祀孔子的地方了，让我们开始我们的奇妙之旅吧。
　　北京孔庙于元大德十年（1306年）落成。根据封建社会中`左庙右学，的礼制，同年，在孔庙西侧建国子监，又称太学，供帝王“释典先师”后`临雍讲学’。元末，孔庙荒废。明永乐九年（1411年）重新整修，嘉靖九年（1530年），为祭祀孔子五代先祖，增建祟圣祠。后经多次修缮维护保存至今。
　　北京孔庙是元、明、清三代祭祀孔子的地方。目前，除曲阜孔庙外，北京孔庙是我国规模最大，形制最高，保存最完整的文庙建筑群。大家首先看到的是先师门，孔子被称为至圣先师，所以取名为先师门，面阔三间，进深七檩，单檐歇山顶，大家可以看到这边的琉璃壁和下马碑， 下马碑是昔日皇家设立的谕令碑， “文武官员军民人等至此驻轿下马” 以示对皇帝、圣贤的恭敬。北京设立有下马碑的地方有十多处，在皇城四门（天安门、地安门、东安门、西安门）外，在紫禁城四门（午门、神武门、东华门、西华门）外等。
　　接下来让我们进去看看吧，孔庙共南北三进院落，它以大成殿为中心 ，东西建筑对称配列，沿中轴线由南至北有先师门、大成门、大成殿、崇圣门、崇圣祠正殿五座建筑物。这里呢就是第一进院落，大成门外，大家可以看到东边有碑亭、宰牲亭、井亭、神厨， 西有碑亭、致斋所、神库、并有持敬门与国子监相通。东西两侧分列元明清三代的尽是题名碑198块， 记载着五万一千六百二十四名进士的姓名、籍贯以及他们的名次， 《进士题名碑》始于元代皇庆二年（1313年）开科取士后，进士题名于碑上，借以显宗耀祖。而明代又将碑上元代的刻名磨去，刻上明代进士的姓名。故现存元代进士碑仅有三块，是康熙年间掘地时发现的。明代77块清代，118块，三朝共计198块题名碑。明清两代举行科考，其中不乏历史上的有名之士。如于谦之名在西侧后一排，东数第五座;袁崇焕之名在东侧东数第三碑;林则徐之名在西侧后二排西数第三碑。碑上题名之人，新中国成立后还健在的，只原民盟主席沈钧儒一人。其名在西侧前一排东数第一碑。 保卫北京的于谦，实施改革的张居正，心学领袖阳明先生，一代奸臣严嵩，戏剧大师汤显祖，大词人纳兰性德，风流才子纪晓岚，湘军统帅曾国藩，三代帝师翁同

篇三:[朱元璋惩贪]郭沫若《甲申三百年祭》原文

　　甲申轮到它的第五个周期，今年是明朝灭亡的第三百周年纪念了。
　　明朝的灭亡认真说并不好就规定在三百年前的甲申。甲申年三月十九日崇祯死难之后，还有南京的弘光，福州的隆武，肇庆的永历，直至前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永历帝为清吏所杀，还经历了一十八年。台湾的抗清，三藩的反正，姑且不算在里面。但在一般史家的习惯上是把甲申年认为是明亡之年的，这倒也是无可无不可的事情。因为要限于明室来说吧，事实上它久已失掉民心，不等到甲申年，早就是仅存形式的了。
　　要就中国来说吧，就在清朝统治的二百六十年间一直都没有亡，抗清的民族解放斗争一直都是没有停止过的。
　　然而甲申年总不失为一个值得纪念的历史年。规模宏大而经历长久的农民革命，在这一年使明朝最专制的王权统治崩溃了，而由于种种的错误却不幸换来了清朝的入主，人民的血泪更潸流了二百六十余年。这无论怎样说也是值得我们回味的事。
　　在历代改朝换姓的时候，亡国的君主每每是被人责骂的。
　　崇祯帝可要算是一个例外，他很博得后人的同情。就是李自成《登极诏》里面也说：“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不用说也就是“君非亡国之君，臣皆亡国之臣”的雅化了。其实崇祯这位皇帝倒是很有问题的。他仿佛是很想有为，然而他的办法始终是沿走着错误的路径走。他在初即位的时候，曾经发挥了他的“当机独断”，除去了魏忠贤与客氏，是他最有光辉的时期。但一转眼间依赖宦官，对于军国大事的处理，枢要人物的升降，时常是朝四暮三，轻信妄断。
　　十七年不能算是短促的岁月，但只看见他今天在削籍大臣，明天在大辟疆吏，弄得大家都手足无所措。对于老百姓呢?虽然屡次在下《罪己诏》，申说爱民，但都是口惠而实不至。《明史》批评他“性多疑而任察，好刚而尚气。任察则苛刻寡恩，尚气则急剧失措”《流贼传》。这个论断确是一点也不苛刻的。
　　自然崇祯的运气也实在太坏，承万历、天启之后做了皇帝，内部已腐坏不堪，东北的边患又已经养成，而在这上面更加以年年岁岁差不多遍地都是旱灾、蝗灾。二年四月二十六日，有马懋才《备陈大饥疏》，把当时陕西的灾情叙述得甚为详细，就是现在读起来，都觉得有点令人不寒而栗：“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
　　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石性冷而味腥，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
　　民有不甘于食石而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
　　最可悯者，如安塞城西有冀城之处，每日必弃一二婴儿于其中。有号泣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子者矣。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后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许矣。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存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遍秦中也。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档次之”(见《明季北略》卷五)。
　　这的确是很有历史价值的文献，很扼要地说明了明末的所谓“流寇”的起源，同隶延安府籍的李自成和张献忠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先后起来了的。
　　饥荒诚然是严重，但也并不是没有方法救济。饥荒之极，流而为盗，可知在一方面有不甘饿死、铤而走险的人，而在另一方面也有不能饿死、足有诲盗的物资积蓄着。假使政治是休明的，那么挹彼注此，损有余以补不足，尽可以用人力来和天灾抗衡，然而却是“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这一句话便已经足够说明：无论是饥荒或盗贼，事实上都是政治所促成的。
　　这层在崇祯帝自己也很明白，十年闰四月大旱，久祈不雨时的《罪己诏》上又说得多么的痛切呀：“……张官设吏，原为治国安民。今出仕专为身谋，居官有同贸易。催钱粮先比火耗，完正额又欲羡余。甚至已经蠲免，亦悖旨私征;才议缮修，(辄)乘机自润。或召买不给价值，或驿路诡名轿抬。或差派则卖富殊贫，或理谳则以直为枉。阿堵违心，则敲朴任意。囊橐既富，则好慝可容。抚按之荐劾失真，要津之毁誉倒置。又如勋戚不知厌足，纵贪横了京畿。乡宦灭弃防维，肆侵凌于闾里。纳无赖为爪牙，受奸民之投献。不肖官吏，畏势而曲承。积恶衙蠹，生端而勾引。嗟此小民，谁能安枕”(《明季北略》卷十三)!
　　这虽不是崇祯帝自己的手笔，但总是经过他认可后的文章，而且只有在他的名义下才敢于有这样的文章。文章的确是很好的。但对于当时政治的腐坏认识得既已如此明了，为什么不加以彻底的改革呢?要是说是没有人想出办法来吧，其实就在这下《罪己诏》的前一年(崇祯九年)，早就有一位武生提出了一项相当合理的办法，然而却遭了大学士们的反对，便寝而不行了。《明季北略》卷十二载有《钱士升论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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