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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金汉鼎:“云南白药之父”——曲焕章的故事
导语：在普通士兵和百姓眼里，白药是命，曲焕章是神;但在官僚买办们眼里，白药是钱，曲焕章是摇钱树，是特殊“战略资源”，下面是yuwenmi小编为大家整理的人物故事，欢迎阅读与借鉴，谢谢!
云南白药，创始于上世纪之初，辉煌于抗战岁月，曾为千百万抗战将士和百姓解除伤痛之苦，然又饱受磨难，至新中国诞生后方重获新生,得到长足发展，于今闻名遐迩，名震四方。
云南白药，是中华医药文化遗产中的一朵奇葩，也是民族实业伴随着时代风云颠簸，从艰难挣扎中蹒跚走出的一株不灭的火种。
白药创始人曲焕章的一生，充满了无数传奇、跌宕以及无法回避的苦难，他在重重的磨难中艰难选择，凭着超强的毅力和才智迎来辉煌事业的经历，值得我们后人深思。
乡村郎中的创药之路
曲焕章，原名曲占恩，字星阶，光绪四年(1880年)生于云南江川县赵官村。
曲焕章七岁丧父，九岁丧母，全靠祖母与姐姐抚养成人。12岁时，他被送到姐夫(袁恩龄)家学中医伤科。开始他坐不住，后来才发现这些丸散膏丹、花花草草里的趣味，于是小小年纪一边随姐夫行医，一边学习加工配制伤科用药的医药学知识。
15岁时，曲焕章在袁家药房当帮工，继续自习医药。17岁娶妻李惠英，20岁开始独立行医，并自己动手配置伤科药方。1902年，他配制出一种治伤药，叫“万应百宝丹”(云南白药的前称)，验用于临床实践中，效果不错，曲焕章渐渐在江川一带小有名气。
至今，关于曲焕章创制云南白药有多种版本传说。其中他老家流传的是这样的：
村边的水塘稻田里有一种体形较大的蛙类，当地人叫“石蚌”。人们捉来石蚌后，怕它们逃跑，就将其腿折断扔进篓子里带回家。曲焕章一次捉了石蚌后顺手拔了一把草塞住篓子回家，第二天却发现篓子里石蚌的腿竟然好了。曲焕章如获至宝，便自采药材，加工后配置成“撑骨散”以及其他伤科药，经反复试制和实践,终于创制了云南白药。
而在1930年前后，曲焕章本人则在报纸上宣称，说他的百宝丹(云南白药原名)是受“异人”传授。1956年的《云南日报》上登载了曲焕章妻子缪兰英的讲话，也证实了这一点，并肯定这个“异人”就是武当派道医姚洪钧。据缪兰英讲述，1906年，曲焕章因被迫给土匪医伤，被人误告通匪，受到官府缉捕。曲焕章仓促逃走,多年不敢回家。并将原名曲占恩改为曲焕章，在红河一带做游医为生。
一天，他正在个旧街市摆摊行医，毒疮发作，几乎丧命。刚巧被一位道医见到,救了他的性命。
救他的竟是被人称作“滇南神医”的姚洪钧。曲焕章闻名已久，既得见,便拜为师傅。从此,跟随师傅在云南北部、四川、贵州一带,鹤迹仙踪，行走民间，治病救人;遍游山川，采草配药。这样，一直到师傅去世，他又一次失去亲人，哀痛之后，继续行医制药，心无旁骛。
1916年，他在原来“万应百宝丹”的基础上，又加师傅所授和后来不断改进完善的独门特效治伤药，改名“曲焕章白药”。
相比而言，曲焕章本人及妻子缪兰英的说法更“靠谱”，也经得起推敲。因为任何伟大的发明创造，不经身体力行的反复实践并通过实践的检验断难成功。当年伟大的医药学家李时珍万里踏访深山老林，学神农遍尝百草，反复验证，才能写出传世巨著《本草纲目》，曲焕章与他师傅同样也走的是这一条路。
1913年，出逃多年的曲焕章回到老家时，妻子李惠英因得到消息说他早已客死他乡而改嫁。他再次远走，娶通海县女子缪兰英后，开了一家小药房，坐诊售药。而由他研制的百宝丹经多年苦心临床验证，反复改进配方，也终于大功告成。这种白色的药末具有很强的消炎止血、活血化瘀功能，尤以治刀枪伤及跌打为最。经呈交云南省政府警察厅卫生所检验，检验合格，并列为最优等级，发给证书，允许公开出售，改纸包装为瓷瓶装，曲焕章和他的白药再次名声鹊起。
白药神话
曲焕章的白药尽管在老百姓中间有极好的口碑，名闻天下，曲焕章的“个体经营”始终迈不出滇南一隅，仅够养家糊口而已。
天有不测风云，这期间，他再次被迫为滇南一带土匪头子吴学显疗伤。吴当时胸部中枪伤，逃回老家通海县藏身治伤。曲焕章被吴身边人挟持带到其藏身处时，吴学显已经命悬一线。
吴经曲焕章治疗伤愈后，只说大恩不言谢，便离开了通海。曲焕章也只求不要再次被人发现他“通匪”而告至官府，招来厄运。谁知，这次疗伤给云南白药带来的却是福不是祸，也正应了祸福相依的古话。
时值唐继尧主滇期间，唐继尧采取怀柔政策“招安”了吴学显部，并任命其为军长。吴学显当军长后,没忘记曲焕章当年救命之恩，特地致函曲焕章,约请曲焕章来昆明开业，在昆明市南强街帮他开设了一间伤科诊所。自此,曲焕章及他的云南白药事业起点一举进入省会昆明。
事有凑巧，1923年吴学显率部在广西打仗时又负重伤，右腿骨被枪打断，当时昆明最有名的法国医院、惠滇医院、陆军医院都认为只能截肢，否则将有生命危险。吴学显再次想到了曲焕章，让人请他来给自己治腿，而曲焕章果然用万应百宝丹接好了吴腿断骨，使其行走自如。此事遂成为昆明街头巷尾议论的新闻，曲焕章也因此成了昆明有名的伤科医生，前来求医买药的人陡然增多，生意兴隆。
吴学显还将曲焕章举荐给唐继尧，唐继尧礼聘曲焕章为东陆医院滇医部主任兼教导团一等军医，唐继尧亲自他题写了“药冠滇南”的匾额。
1927年，曲焕章总结临床经验，对万应百宝丹反复验证，使万应百宝丹一药化三丹一子，即普通百宝丹、重升百宝丹、三升百宝丹、保险子。伤重者先服保险子，能增强疗效。并经省府化验百宝丹、虎力散、撑骨散，发给证书，且转国府化验立案。1928年曲焕章使其万应百宝丹批量瓶装(长方形)上市，在长江以南诸省出售，还以七折至三折在上海、武汉、香港、澳门、雅加达、仰光、新加坡、曼谷、横滨等地建立代销点。
1930年，曲焕章请人代笔写作《草木篇》，书中记述其所知药物的功能等。1932年曲焕章又开始写作《求生录》，内容是介绍万应百宝丹等一共21种药品的疗效。
为了扩大销售，曲焕章1931年在金碧路开始建盖三层楼的曲焕章大药房，至1933年完工投入使用，开业销售百宝丹。药房大厅悬挂有许多要人的题词，有唐继尧的“药冠南滇”、龙云的“针膏起废”、胡汉民的“白药如神”、金汉鼎的“撑骨散为专药将军”、杨杰的“百宝丹系白药之王”。同年，曲焕章被昆明医药界选举大会推选为中医工会主席。
1935年5月，蒋介石在云南省政府接见了曲焕章，曲焕章送五百瓶三升百宝丹给蒋介石，蒋介石书“功效十全”，并加一张半身像片，送给曲焕章。
1937年9月，滇军60军、68军将士先后开赴抗日前线，曲焕章为全体将士捐赠了3万瓶百宝丹，大大鼓舞了将士们的杀敌之心。在著名的台儿庄战役中，60军将士负伤不下火线，外敷内服白药后继续拼杀。日本报纸惊呼：“自九·一八与华军开战以来，遇到滇军猛烈冲锋,实为罕见。”
在伤多于病的年代，云南伤骨神医曲焕章和他的白药被人们越传越神奇。将士出征，百姓行脚，都以能够随身携带一小瓶白药为最大安慰，比干粮还珍贵。
抗战前后，白药神话登峰造极，国内年销量达到40万瓶，并远销海外东南亚国家和地区。
一代药王之死
在普通士兵和百姓眼里，白药是命，曲焕章是神;但在官僚买办们眼里，白药是钱，曲焕章是摇钱树，是特殊“战略资源”，想独霸者有之，欲垄断者有之，想要操控曲焕章和得到白药配方的更是大有人在。
为了让曲焕章交出白药秘方，各色人物纷纷登场，各出各的招，上演了一幕幕令曲焕章悲愤莫名的人间闹剧。
1938年，国民党昆明市政府以“支持抗战”为名，找到曲焕章，宣称国难当头，曲焕章要么交出药方，由“政府”组织生产;要么认捐飞机一架。药方是他的命根子，他当然不能交出，可被强行摊派捐献飞机一架，这也大大超出了曲焕章当时的经济实力。曲焕章可以说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来，终竭尽所能，认捐滇币3万。然而到同年四月交款时，官方却说曲焕章认捐的是3万国币，折合滇币计30万，曲焕章交不出这么多钱，就被当局关押在昆明市警察局中。曲焕章没有办法，只好托人说情向云南富滇银行借钱，终把30万滇币交清，才被放出来。其前后被关押了40多天。
曲焕章被放出来不久，昆明市政府又以30万滇币不够买一架飞机为理由，逼迫曲焕章再次捐款。曲焕章异常苦闷，处境艰难。
还是这一年，在种种逼迫中走投无路时，重庆政府派人来接他，说国民政府将委任他为中央国医馆馆长，并且是由国民政府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焦易堂亲自出面，邀他“共商大业”。
曲焕章以为是千载难逢的大好良机，即借口去救治因抗战受伤的高级将领，乘机摆脱昆明市政府的纠缠，乘坐焦易堂派来的小车独自前往重庆。
天知道此次邀请其实是一个更为阴毒的陷阱。曲焕章到达重庆后就被安排到机房街中华制药厂内，焦易堂热情地为其设宴洗尘。蒋介石也再一次接见了曲焕章。焦易堂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即抗日救国，要曲焕章参与合办中华制药厂(事实上为焦的私人工厂)，办法是叫他把万应百宝丹的秘方交给中华制药厂，让该厂生产万应百宝丹。曲焕章此时才明白其中的奥妙，心中叫苦不迭。
见曲焕章拒绝交出秘方，焦易堂岂肯善罢甘休，遂把曲焕章软禁起来，逼其交出秘方。曲焕章又一次失去了自由。
曲焕章虽然怀着报效国家的激越心情而来，但也并非全无防备。临行前，他已将全部配方交给妻子缪兰英保管，并要妻子在佛像前立下重誓，决不外传。
暑天的重庆，酷热难熬，对于生长在四季如春的江川的曲焕章来说，实在够呛，又加上心情郁闷，苦无出路。于是曲焕章忧愤成疾，先是出虚汗，后又患暑痢，身体逐渐衰弱。
1938年8月，一代药王、名医曲焕章不幸辞世，享年56周岁。
新生与辉煌
曲焕章舍命相保的秘方，如今已成中华文化遗产中的奇宝。
曲焕章含冤死后，他的妻子缪兰英继续经营大药房，但因多方干扰与迫害，加之没有曲焕章坐镇，管理多有困难，生意大不如前，市场上冒牌百宝丹泛滥，金碧路上的曲焕章大药房日渐寥落。
云南解放以后，药房又现生机。1951年百宝丹在西南工业展览会上，荣获一等奖。至1955年，百宝丹月产已达1万瓶。
1955年的一天，缪兰英主动找到昆明市政府，提出要见昆明市的主要领导。当着市主要领导的面，缪兰英庄重宣布：向人民政府献出百宝丹的全部配方。消息一经传开，社会各界纷纷对缪兰英的做法给予高度赞扬。
为了表彰缪兰英的巨大贡献，1956年，昆明市人民政府特别为她召开了表彰大会。1956年公私合营，百宝丹秘方被列为国家保密级配方，政府将曲焕章大药房合并其他几家私营药房，改名为昆明联合制药厂，任命缪兰英为制药厂技师，所出产品称云南白药。
1971年，联合制药厂扩建，并改名为云南白药厂。1978年，白药产量已达到1956年公私合营前的156.8倍。
1995年，云南白药被授予“中华老字号”。“云南白药散剂”、“云南白药胶囊”被列为国家重要一级保护产品。
目前，云南白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已经发展成为国家二级企业，云南省首家A股股票上市公司。
第二篇金汉鼎:2016年红色电影《古田会议》观后感
在建党95周年之际，通过电影将《古田会议》这段历史的回顾展现在大众面前，确实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下面是语文迷小编整理的古田会议电影观后感，供大家阅读。
第1篇：电影《古田会议》观后感
为进一步加深广大官兵对“古田会议”召开的历史背景、重大意义的理解，提高官兵爱国奉献意识，进一步提升队伍整体素质和战斗力，近日，红桥支队组织官兵观看中国共产党建党95周年献礼影片《古田会议》。
观影期间，官兵们在看到革命先辈们为了党的兴旺稳固、为了国家的建立与繁荣富强、为了人民的利益和安居乐业而拼搏奋斗的伟大事迹后一致表示：见识了革命先辈光荣的生命历程，以及他们为了党和国家的事业奉献自己的大无畏精神，全体官兵有了极大的感悟，并立志要牢记革命先辈的伟大事迹，以他们为榜样，努力传承他们对党、国家和人民的伟大革命精神，加强自身的思想政治素养，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贡献自己的全部力量。
第2篇：电影《古田会议》观后感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传承红色基因，践行“两学一做”，7月29日，兵团发展改革委组织全体党员干部观看了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电影《古田会议》。
古田会议解决了如何将一支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设成中共领导下的新型人民军队的问题，它所确定的着重从思想上建党和从政治上建军的原则，为后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道路思想的形成、发展和成功奠定了基础，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使共产党成为军队中坚强的领导和团结核心。。
在古田会议召开87周年之际，兵团发展改革委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利用好爱国主义影视这一载体，通过观影，党员干部很受启发，表示今后要继续重视和发挥政治思想工作这一优良传统和政治优势的作用，确保党的政治任务顺利完成。
第3篇：电影《古田会议》观后感
电影《古田会议》在泥泞、阴冷和潮湿的镜头中拉开了帷幕，随即便有这样的一段字幕介绍：“1927年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红军建立了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9年初，蒋介石在北伐后的军阀混战中逐步取得军事优势，随即加紧了对井冈山的围堵。红军不得不离开井冈山根据地，在赣南地区没有目的地四处游击，随时面临危险。”这是影片讲述故事的背景，却是至关重要。当时的红军部队，按照电影中的毛泽东自述，还只是“一支成分复杂、观念混乱的队伍，流寇主义、单纯军事观点和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在我们内部蔓延。很多人看不到前途在哪里。”由此可见，这部电影的视角很独特。因为按照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思路，在这部影片中并没有专门去描写一支部队的胜利，也没有描写它如何失败，而是描写了一支部队如何在艰难的绝境之中化蛹成蝶，走向新生。这是一种承前启后，也是一种继往开来。也由此注定了这部电影不可能有惊天动地的胜利场面，也不可能有壮怀激烈的悲剧仪式，然而它却并不平静。
电影《古田会议》是一部闪耀着思想光彩的艺术作品。这部电影阐述了毛泽东、朱德、陈毅等一代革命领导人如何带领一支农民军队走向“新生”，然而这一过程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当时，红军内部和上层充满着不同声音的激烈交锋，在军队外部又遭遇着重重艰难的困境，特别是对于军队内部的思想交锋，此片给予了重点描述和较好的呈现，这在以往的电影中是鲜有其例的。诸如毛泽东和朱德在关于部队现状和未来走向上的交锋，就展示得十分突出。作为军长的朱德认为军队应更加重视战术研究和战场较量等，而毛泽东则认为必须首先把部队的方向搞清楚，要将部队的军事斗争纳入到党的发展全局来予以考虑。最终，朱德认同了毛泽东关于红军建设和发展的思想。影片最后有这样的画面，毛泽东作为前委书记问朱德军事报告有没有写好，朱德则痛快地予以回应。但这还不够有力，影片中还有一个镜头，意味深长，曾作为朱德“讲武堂”同学的国民党军长金汉鼎看着毛泽东和朱德等人离开后的简陋会场，此时影片给毛泽东坐过的椅子一个特写镜头。随后，金汉鼎特意说道：“朱德和毛泽东没有翻脸，能坐到这里，那只有一个可能——朱德一定看见了让自己心悦诚服的东西。”
而毛泽东与刘安恭之间冲突的艺术处理，就更为形象，也展示了影片对于人物的形象把握和历史评价的客观负责。刘安恭曾留学于德国，并在比利时加入中国共产党，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影片中，刘安恭的出现是带有一定的戏剧性的，他热情、积极、聪慧，但也自负、冲动、张扬，他能够大段地背诵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理论，对于中国式的革命斗争方式并不认同。在军事斗争中，他主张集中兵力进行城市作战，然而他对于中国的实际情况和军事斗争缺乏足够的认识，在今天看来则带有十足的书生气，乃至显得教条和固执。影片中，刘安恭的最后牺牲采用了数个特写慢镜头，给予了浓墨重彩的写照，显示出创作者对于这个人物同情乃至爱怜的态度。这种处理，在对于刘安恭人物形象塑造以及潜在的评价上，乃是一种重要的突破。要知道，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刘安恭，或者是朱德，他们对于红军的建设、发展以及未来走向等方面的认识，虽然是有所差异的，但在根本上，他们的终极信仰和追求都是一致的。因此，必须客观而真诚地评价他们的历史贡献。这也是我们对历史表达敬意的一种态度。
当然，对于毛泽东，这部影片也有较为深刻的刻画。影片中，有两次对话意味深长。一次是朱德面对陈毅认真地谈到了毛泽东：“我与老毛在上杭谈过一次，他的想法有时候可能不符合惯有的原则，考虑问题的方式跟大家也不一样。刘安恭曾经说他是一个行走在乡间的浪漫诗人，不懂马列。这句话也对也不对，可能很多人忍受不了他的性格。可是，通过那次谈话，我好像第一次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有强烈感情的人，与这片土地有血脉相通的联系，我觉得历史会选择他，中国的革命需要这样一种坚定的性格。”另一次则是陈毅要给毛泽东提意见，毛泽东不等陈毅说话，便进行了自我评价：“我替你说，毛泽东你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但你霸蛮专制，朱军长敦厚老实，是这样吧。”接着毛泽东又感叹道：“陈毅同志，政治问题岂止是性格、伦理解释得清的?好在我是不管这些讥笑嘲讽的，我佩服杜老夫子的坚定，‘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在历史上能留下名字的，不是那些自作聪明的看客，而是真正创造了历史的人民!”这几段对话，既有诗意的抒情，又充满深沉的反思，鲜明地展示出毛泽东的形象和气质，同时也显示了电影创作者对于历史人物的把握和认识。
与《古田会议》的片头所截然相反的是片尾，洋溢着一种明媚、阳光和灿烂的景象。尽管古田会议是在雪中召开的，但在影片中似乎看到了一种春天的景象，这雪花像报春的柳絮一样轻盈而富有诗意。因为古田会议的成功召开，红军部队终于找到了未来前进发展的方向，用毛泽东在影片中与贺子珍的对话来说，就是整个红军队伍已经在一场思想的交锋和严酷的斗争中蜕变新生，在绝境之中化蛹成蝶，它已经“从一个单纯的武装力量变成了执行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而红军战士也不只是拿枪打仗的一介武夫，他们成为了新人”。贺子珍问毛泽东：“什么样的新人?”毛泽东回答道：“中国历史上不曾有过的新人!有高尚的心灵，有无私的奉献，有勇敢的精神，有不屈的意志。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少年中国’的形象。”这正是召开古田会议的重要精神源头，是中国军队区别于封建时代的农民起义部队的重要之处，也是区别于军阀反动派部队的关键之处，这支部队完成了一次新的精神洗礼和思想淬炼，从此成为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电影《古田会议》以艺术的形式展示了一支部队的自我蜕变，更重要的是，它让我们在激烈的思想交锋中逐渐清晰地认识到了它所必须坚持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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