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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聂华苓:汪曾祺《陶虎臣》原文阅读练习及答案
引导语：汪曾祺，资深文化界名人，中国著名作家，下面是小编收集他的散文《陶虎臣》原文阅读练习及答案，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陶虎臣》
汪曾祺
每到天气晴朗，上午十来点钟，在这条街上，就听到从阴城方向传来爆裂的巨响：“砰一一磅!”大家就知道，这是陶虎臣在试炝仗了。
阴城是一片古战场，相传韩信在这里打过仗，现在还能挖到一种有耳的尖底的瓶，当地人说这种陶瓶冬天插了梅花，能结出梅子来。现在这里是乱葬冈，不知道什么时候起叫做“阴城”。到处是坟头、野树、荒草、芦荻。草里有蛤蟆，野兔子。早晨和黄昏，有许多白颈老鸦。人走过，就哑哑地叫着飞起来。
这里只有一个破财神庙，里面住着一个侉子.
陶虎臣家的货色齐全。除了鞭炮，还出一种别家不做的鞭，叫做“遍地桃花”，不但外皮，连里面的筒子都一色是梅红纸卷的。放了之后，地下一片红，真像是一地的桃花瓣子。如果是过年，下过雪，花瓣落在雪地上，红是红，白是白，好看极了。
他还有一项绝技，是做焰火。做焰火，除了配料，关键是串捻子。串得不对，会轰隆一声，烧成一团火。弄不好，还会出事。陶虎臣的一只左眼坏了，就是因为有一次放焰火，出了故障，一个火星迸进了瞳孔。陶虎臣坏了一只眼睛，还看不出太大的破相。他依然随时是和颜悦色的，带着宽厚而慈祥的笑容。这种笑容，只有与世无争，生活上容易满足的人才会有。
但是，鞭炮生意，是随着年成走的。什么时候风调雨顺，国泰民安，什么时候炮仗店就生意兴隆。这样的年头，能够老是有么?
这一年，伏汛安然度过，保住了无数人畜。秋收在望，市面繁荣，城乡一片喜气。有好事者倡议：今年放放焰火!东两南北四城，都放!一台七套，四七二十八套，陶家独家承做了十四套。东城定在八月十六放。地点：阴城。
这天万里无云，一天皓片。阴城的正中，立起一个四丈多高的架子。有人早早吃了晚饭，就扛了板凳来等着了。人们寻亲访友，说短道长，来来往往，亲亲热热。阴城的草都被踏倒了。人们的鞋底也叫秋草的浓汁磨得滑溜溜的。
忽然，上万双眼晴一齐朝着一个方向看。人们的眼睛一会儿睁大，一会儿眯细;人们的嘴一会儿张开，一会儿又合上;一阵阵叫喊，一阵阵欢笑;一阵阵掌声。——陶虎城点着焰火了!
最热闹的是\\\"炮打泗州城\\\"。起先是梅、兰、竹、菊四种花，接着是万花齐放。然后，一声炮响，照眼的灯球之中有一座四方的城，眼睛好的还能看见城门上“泗州”两个字。城外向里打炮，城里向外打，灯球飞舞，砰磅有声。最有趣的是“芦蜂边瘌子”，一阵火花之后，出现一个泥头的纸人，手里拿着一把破芭蕉扇。霎时飞来许多马蜂——火花，纷纷扑向他，他四面躲闪，扇不停地挥舞。看到这里，满场大笑。这些辛苦得近于麻木的人，是难得这样开怀一笑的呀。最后一套是火花之后，吊下四个大字：“天下太平”。
年头还是不好。头一年，四乡闹土匪，县政府出了布告：“冬防期间，严禁燃放鞭炮。”明年，蒋介石搞“新生活”，取缔了鞭炮。陶虎臣别无产业，只好做一点“黄烟子”和蚊烟混日子。第三年，陶家炮仗店的铺门上了锁，再也打不开了。陶家的锅，也揭不开了。
岁暮天寒，彤云酿雪，陶虎臣无路可走，他到阴城去上吊。刚把腰带拴在一棵树上，把头伸进去，一个人拦腰把他抱住。这人是住在财神庙的那个侉子。
(选自《汪曾祺文集》，有删改)
12. 简要分析小说第二段在全文中的作用。(4分)
13.赏析画线的文字在语言表达方而的特色。(4分)
14.作者为何花较多笔墨写“八月十六”“放焰火\\\"的情景?(6分)
15.请结合陶虎臣的生活经历和性格特点，探究小说的主旨。(6分)
答案：
12.叙写“阴城”历史和现状，为人物活动提供典型场景;(2分〉渲染荒凉冷落的氛围，暗示人物处境的艰难。(2分)
13.灵活运用淳朴自然的口语，长短句结合，文笔简练;(2分)选取“红”“白”等表色彩的词语，并巧拟比喻，写出了“遍地桃花\\\"鞭的不同凡晌。(2分)
14. “放焰火”把故事推向高潮，详写凸现最生动环节，给读者以震憾：(2分)侧面描写(人们的神态、心情和举动)和正面描写(焰火燃放景象)相结合为塑造人物形象服务，突出陶虎臣做焰火的才能;(2分)“焰火”的华丽和后文陶虎臣悲惨遭遇结局形成映衬，凸现主题。(2分)
15.通过陶虎臣的故事，塑造了一个手艺精妙、与世无争却仍难逃悲惨惨命运的小人物形象;(2分)反映了特定历史时期，乡镇经济的萧条，百姓生存的艰难;(2分)流露出作者对主人公为人和才能的赞赏及不幸遭遇的同情。(2分)
汪曾祺人物轶事
1、汪曾祺与美食
从古至今的文人中好美食者为数也不少。明末张岱、清袁枚;今人陆文夫。喜美食又善于动手者，先生是也。汪曾祺先生不仅为文有大名，做菜也是一把好手，真是能者无所不能。有几个得意的拿手好菜汪先生在自己的数篇文章中提到：“台湾陈怡真到北京来，我给她做了几个菜，有一道是烧小萝卜。我做的烧小萝卜确实好吃，因为是用干贝烧的。”这道菜主料不罕见
第二篇聂华苓:《汪曾祺的春夏秋冬》赏读
一
京杭大运河进入江苏境内后，由清江至扬州段通称里运河，运河两岸有良田万顷，名城座座，高邮即为其中之一。高邮气候温和，物产丰饶，历来被人们称为鱼米之乡。盛产大鸭蛋的高邮，历史上出过词坛大家秦少游、研治训诂学的王念孙与王引之父子、写散曲的王磐，文风不可谓不盛。
在高邮城，汪家不算望族，但颇有名气。汪家第6代当家人曾因“盐票”亏了本，几乎把家产赔尽。汪家后来的产业完全是第7代当家人汪嘉勋赤手空拳创造出来的，他通过置田地、开店铺慢慢使汪家重新恢复元气，家道渐丰。
1920年3月5日，正是旧历元宵节。这天傍晚，汪家到处悬灯结彩，一个男孩在汪嘉勋的三儿子汪菊生家顺利出生，哭声响亮。他就是汪曾祺。
在全家人的呵护下，汪曾祺健康成长，可他母亲杨氏的身体却一天不如一天。1923年，杨氏因肺病不治去世，这时汪曾祺才3岁。两年后汪菊生再婚，5岁的汪曾祺有了第一个继母张氏。张氏十分关爱杨氏生育的3个孩子，视如己出，对曾祺尤为心疼。然而好景不长，没几年，张氏亦因肺病不治去世。汪曾祺的第二个继母任氏与汪菊生结婚时，17岁的汪曾祺已经读高二了。汪曾祺与任氏娘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很少，尤其汪曾祺19岁离家到昆明读书后，与任氏娘40多年没有见面。但汪曾祺对她十分尊敬。
1925年，家人送5岁的汪曾祺去了幼稚园。1926年秋，在幼稚园学习一年后的汪曾祺，正式进入县立第五小学一年级读书。“五小”至今留给汪曾祺的突出印象，是学校的校工詹大胖子。詹大胖子生得很胖很白，活像庙里的弥勒佛。他平时除打钟、干杂活外，还偷偷地向小学生卖花生糖、芝麻糖。张校长曾经找詹大胖子训话，不许他在学校卖糖，詹大胖子诺诺称是，可一转身依然卖糖不止，只不过改为更隐秘地卖。有一年暑假后，詹大胖子不再偷偷摸摸卖糖了，甚至敢于当着张校长的面卖糖给学生，校长也并不干涉。原来，校长与学校里一位大龄女教师在暑假中发生私情，这事只有詹大胖子知道。但当一个纨绔子弟出身的教师找詹大胖子核实，想抓住这事大做文章时，詹大胖子矢口否认：“没有的事，不能瞎说!”其实，詹大胖子不是维护校长，他是维护那位孤苦伶仃的女教师。这件事让汪曾祺改变了对詹大胖子的看法。
1932年，12岁的汪曾祺小学毕业，考入高邮县立初级中学读书。小学毕业那年暑假，汪曾祺先后跟祖父聘请的张仲陶、韦子廉两位先生学《史记》和桐城派古文，获益匪浅。可以说，桐城派的古文风格影响了汪曾祺终身。
1935年夏，汪曾祺初中毕业，考取江阴南菁中学读高中。1937年暑假后，日本人攻占了江阴，江北也在危急之中。汪曾祺不得不告别南菁中学，随祖父、父亲到离高邮城稍远的庵赵庄避难。半年后，汪曾祺又在淮安中学、私立扬州中学等校辗转借读。1939年8月，高中毕业的汪曾祺和他的同学一起历尽艰难赶到昆明，报考著名的西南联合大学。最终，汪曾祺顺利考入该校中国文学系。
西南联大的生活条件和教学条件相当艰苦，但汪曾祺不以为然。这里汇集了当时国内教育界的精英，成千上万的热血青年从四面八方慕名而来，许多人后来成长为知名的专家、学者、权威。中文系的课分必修、选修两种，讲课的都是个性鲜明学有专长的名教授如金岳霖、闻一多、朱自清等等，他们丰富的知识和潇洒不羁的风度令同学们终生难忘。
汪曾祺读大二时，选修了沈从文先生的写作课。汪曾祺记得第一次听沈先生讲课，沈从文走进教室，面对学生居然紧张得半天说不出话来，急切中，沈从文转身在黑板上写道：“对不起，请同学们等我五分钟。”大家轻声笑起来，沈从文这才慢慢平静，开始讲课。沈从文讲课湘西口音重，声音又低，汪曾祺却极感兴趣。他觉得自己与沈从文心有灵犀一点通，沈先生也从心眼里喜欢上这个聪颖过人的学生。渐渐地，他俩的关系变得非一般师生可比了。沈先生对于学生的习作不厌其烦地修改、评点，发现出色的就推荐到一些报刊发表。沈先生常说自己不是天才，只是耐烦;他说的“耐烦”就是锲而不舍的意思。沈从文由于年轻时常常夜以继日地写作，辛劳过度，落下个流鼻血的病。他的血液凝聚力差，一流起来不易止住，很吓人，有时夜间写作，竟致晕倒在自己的一滩鼻血里。细心的汪曾祺好几次亲眼见到沈先生带有鼻血的手稿，内心受到极大震动。
西南联大4年的学习结束了，汪曾祺因体育、英语不及格，只好重读一年，履行补考手续。不料他们这届学生刚读了一个学期，就全部被政府征调为译员，随陈纳德将军的飞虎队去缅甸作战。当局规定，不服从征调者一律开除学籍。对此，生性散淡的汪曾祺做出了宁被开除学籍也不当译员的选择，最终没有拿到毕业证书。
二
汪曾祺肄业后，国家正值多事之秋，回家路断，谋职无望，一时艰辛备尝。1944年秋，汪曾祺好不容易到昆明北郊一所私立中学当了教员。这所中国建设中学名字很响，却经常发不出薪水。1945年抗战胜利，汪曾祺没有急于离开昆明，而是继续呆在这所中学，因为他在这里结识了施松卿。施松卿是福建长乐人，1939年考入西南联大，与汪曾祺同级，从西语系毕业后也到中国建设中学任教，成了汪曾祺的同事。两人互生爱意，相见恨晚。直到1946年7月，施松卿和汪曾祺才结伴离开昆明。
施松卿回福建探亲谋职，汪曾祺一个人到了上海。这时全面内战即将爆发，物价飞涨，民不聊生，找工作实在太难。汪曾祺把自己的遭遇写信告诉了老师沈从文，沈先生立即从北京写信让李健吾帮忙。在李健吾的推荐下，汪曾祺来到上海私立致远中学任教，生活相对稳定起来。1949年4月，汪曾祺的第一本作品集《邂逅集》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这本小说集收入汪曾祺初期作品《复仇》、《老鲁》、《艺术家》等8篇，反映出他创作初期艰苦探索的足迹。
1948年2月，施松卿从福建来到北京大学西语系任教。不久，汪曾祺也离开上海去北平，沈从文帮他在午门历史博物馆谋了个馆员的差事。1949年1月31日，北平和平解放。汪曾祺与施松卿很快结婚，婚后汪曾祺报名参加了四野南下工作团，随军南下。5月份，汪曾祺被留在武汉参与接管文教单位。1950年夏，汪曾祺从武汉回到北京，分在市文联工作。那时，北京文联编着《北京文艺》和《说说唱唱》两个刊物，汪曾祺先到《北京文艺》，后到《说说唱唱》，都是做编辑。这一干就是5年。
这期间，汪曾祺的心情是愉快的。尤其令汪曾祺感到幸运的是，当时北京市文联主席是老舍先生。能在这样一位人民艺术家的领导下工作，学习他的道德文章，实在三生有幸。老舍先生平易近人，亲切随和，对有才华的青年人也是喜爱有加，常常在各种场合称道。他预言：“北京有两个作家今后可能写出一点东西，一个是汪曾祺，一个是林斤澜……”
1955年2月，汪曾祺调入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民间文学》。1956年5月，上面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艺界、科学界的单位领导动员大家提意见，帮助改进工作。在此情形下，汪曾祺就人事部门如何开展工作等问题写了篇题为《惶惑》的短文，抄在单位黑板报上。不久，整风运动的主题由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转向反击右派。一场全国规模的反右运动迅猛而至。1958年夏，因本单位右派指标没有达到要求，单位将汪曾祺补划为右派，发表在黑板报上的那篇短文《惶惑》成了他右派言论的主要罪证。汪曾祺被撤销职务，工资连降三级，下放农村劳动。
1958年秋，汪曾祺和其他几名被补划为右派的人一道去了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在那里，汪曾祺与农业工人一道垒猪圈、刨冻粪，几天下来，累得连说话的力气也没有，但他咬紧牙关坚持干，农业工人们都暗暗称赞。下放的第一年，农科所的大部分农活汪曾祺都干过，最后他被分配在果园劳动。
1960年，鉴于汪曾祺的出色表现，所领导宣布摘掉他的右派帽子，结束劳动。所里与北京方面联系，原单位无接收之意，其它单位又一时联系不上，所领导就让汪曾祺暂留本所协助工作。
1961年11月，到沙岭子农科所3年的汪曾祺，有了强烈的写作愿望。很快，汪曾祺写出他解放后第一个短篇小说、儿童题材的《羊舍一夕》，寄给沈从文。沈从文马上把作品推荐给《人民文学》的编辑萧也牧，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1962年第2期。热心的萧也牧又找到中国少儿出版社，建议他们约请汪曾祺再写两篇儿童题材的小说，编一个小说集出版。汪曾祺又赶写了《看水》、《王全》两个短篇，和《羊舍一夕》一起于1963年1月出版，书名改成《羊舍的夜晚》。
三
1962年1月，汪曾祺几经周折，终于从张家口回到北京京剧团当了专职编剧。1963年，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一场关于京剧要不要演现代戏的大讨论。之后，一个编演现代戏的高潮迅速在全国掀起。
1963年下半年，江青在上海观看了沪剧《红灯记》和《芦荡火种》，决定把这两个本子拿给首都剧团改编成京剧。她把《红灯记》给了中国京剧院，把《芦荡火种》给了北京京剧团。接到任务后，北京京剧团马上成立由汪曾祺、杨毓珉、肖甲、薛恩厚4人组成的创作组，汪曾祺是剧本改编创作的主要执笔者。5天后改编本拿出来了，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由于时间仓促和对原剧理解不深，加之从沪剧到京剧的再创作所下的功夫不够，首场彩排的效果不甚理想。北京市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人都来看了。全剧演完后江青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彭真、罗瑞卿对这个戏颇有好感，在接见演员时鼓励他们继续把戏改好。江青事后让她的秘书打来电话，说是还要改，改好了再演。在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北京京剧团的劲头又鼓起来了。1964年初春，改编者每人分头改几场，然后由汪曾祺统稿，几场重头戏和一些重要唱段都出自他手，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的身份从此确立。这次改定后，恢复了沪剧原名《芦荡火种》。
1964年春，《芦荡火种》正式对外公演，连演一百多场，盛况空前，其中的《智斗》、《授计》、《斥敌》等很快成为脍炙人口的折子戏，传诵一时。《芦荡火种》参加了1964年夏天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毛主席看后，对《芦荡火种》予以充分肯定，同时也对其音乐、情节提了几点意见。最后毛主席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自此《芦荡火种》改名为《沙家浜》。
回顾《沙家浜》这出优秀京剧现代戏的成长过程，是江青最早把沪剧剧本《芦荡火种》推荐给北京京剧团，但最初的京剧改编本《地下联络员》并不理想，江青失望之下撒手不管而离去。待到又一次修改加工，京剧《芦荡火种》演出大获成功时，江青马上以她特殊的身份把这出戏从此牢牢地抓在手中。但若因此断定“样板戏”是群众创作，江青只是剽窃了群众创作成果，也有违实事求是的原则。因为江青在“样板戏”上尤其在抓唱腔、抓舞美等方面还是化了心血下了功夫的。江青尤其欣赏戏中那些俗中见雅的唱词，她知道没有很深的古典文学功底达不到这般境界。江青把《沙家浜》抓在手里的同时，汪曾祺的名字也在她脑海中留下了深刻印象。
“文化大革命”来了。京剧团成立了各色各样的战斗组，汪曾祺因有右派“前科”，成为京剧团第一批被揪出来的牛鬼蛇神。参与京剧《沙家浜》改编的4个人无一幸免地遭到批斗、罚跪、游街，造反派把他们关在一个小楼上学“语录”、劈柴、抬煤。
1967年4月20日上午，正在抬煤的汪曾祺突然接到通知，他被“解放”了，可以“回到革命队伍当中”了，并通知他当晚和阎肃一起陪江青看京剧《山城旭日》。这一天对汪曾祺来说变化太大了：上午还以戴罪之身在小楼上受审，晚上就陪着江青看戏。因为是江青直接关注，突击“解放”后的汪曾祺，不再有人计较他的“前科”了，他也成了“样板团”的“战士”，享受到很好的生活待遇。
《沙家浜》被定为“样板戏”后，江青抓得很紧，没完没了地改戏，三天两天就会有指示来。1970年，江青决定将“革命样板戏”一一定稿，然后在《红旗》杂志上发表。《沙家浜》的定稿时间是5月15日，地点在人民大会堂安徽厅。这次定稿会持续了十几个小时，由于汪曾祺应对敏捷，出口成章，江青对他十分满意。
5月19日晚，江青的秘书打电话通知汪曾祺和《沙家浜》剧组主要演员谭元寿、洪雪飞等人，准备上天安门参加声援柬埔寨人民的群众大会。1970年5月21日，首都百万军民在天安门广场集会，新华社发布的登上天安门城楼的人员名单中，摘帽右派汪曾祺赫然在列，这在文艺界引起了不大不小的震动。他的朋友们善意地推测：莫不是上面有了关于知识分子的新政策、新动向?而一般人，特别是不欣赏汪曾祺的人，则自然地将汪曾祺上天安门看作是他投靠江青的最好说明。
平心而论，汪曾祺潜意识中不是没有“士为知己者死”的想法。江青欣赏他，在“文革”中下令“解放”他，使他免受许多折磨，他不能不对江青心存感激。作为一个文化人，当汪曾祺看到江青稍懂京剧、对唱词有一定鉴别力时，他也不知不觉对她表示了某种认同;但他在江青面前从不奴颜婢膝、阿谀奉承。因此，说汪曾祺投靠江青是于理不通的。事实上，江青对汪曾祺也就是使用而已，她看中的是汪曾祺那枝笔，她对汪曾祺是重视而不重用。江青曾明确指示：“此人控制使用。”汪曾祺既不是党员，又当过右派，她知道若重用这样的人，弄不好就是阶级路线的问题。
1976年10月，“四人帮”被粉碎。清查“四人帮”分子开始后，一些喜欢做政治文章的人把汪曾祺列为重点审查对象。1977年4月，汪曾祺又一次被贴了大字报，工作组勒令他交待和江青的关系。汪曾祺好不委屈、恼火!那段时间他在家里天天喝闷酒。这次对汪曾祺的审查整整拖了两年多才算作罢，汪曾祺先后写了十几万字的材料。
四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胜利召开，文艺界出现了可喜的局面。一股强烈的创作冲动在汪曾祺心中萌生，他终于动笔了。发表在1979年11期《人民文学》上的《骑兵列传》，是汪曾祺在新时期第一篇小说。1980年10月，汪曾祺的短篇小说《受戒》在《北京文学》刊出，这篇小说几乎没有什么故事情节，却极富诗情地展现了30年代苏北里下河的田园风光，小和尚明海与农家少女的初恋被描绘得如诗如画醉人心田。《受戒》的问世，迅即在文艺界和读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大家吃惊地发现，原来小说可以这样写。《受戒》很快获“《北京文学》奖”。一年后，《受戒》、《大淖记事》等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介绍到国外，《大淖记事》还获得1981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和“《北京文学》奖”。从1979年到1981年，汪曾祺写了11篇短篇小说，大多收入北京出版社的《汪曾祺短篇小说选》一书。1985年3月，汪曾祺的又一本短篇小说集《晚饭花集》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他的作品给文坛带来了清新之风，由此掀起一股“汪曾祺热”。
应高邮县政府邀请，1981年10月，汪曾祺怀着激动的心情踏上魂萦梦绕的故乡。家乡的变化是巨大的，故地重游，汪曾祺感慨万千，惆怅复兴奋。在高邮，汪曾祺得以与兄弟姐妹及当年的师友同学团聚，并作了3场文学报告。这是汪曾祺阔别家乡42年后的第一次故乡行。1986年10月和1991年10月，汪曾祺又两次回高邮探亲。每次回乡总能激起他新的创作热情。
1987年10月至12月，汪曾祺应安格尔和聂华苓夫妇之邀，与古华、乌热尔图等中国作家一起到美国参加爱荷华大学“国际写作计划”。汪曾祺发现，聂华苓从里到外都是一个地道的中国人，安格尔则心地善良，坦率诚挚，是个老天真。在美国，汪曾祺感慨最深的是人与人之间那种随处可见的亲切、平等的气氛。期间，汪曾祺还数次到耶鲁、哈佛等名校演讲。这次美国之行，汪曾祺感到从未有过的充实和愉快。
汪曾祺业余爱好很多。他写小说，写散文，写戏剧，写评论，还写旧体诗。此外，汪曾祺擅书法，喜绘画，人们尤其钟爱他以汪体写出来的五彩缤纷的题词。读汪曾祺那许许多多给朋友的题词是一种艺术享受，他的题词虽短短几句甚至寥寥几字，却充满智慧，显示了深厚的艺术功底，难怪获得汪曾祺题词的人无不视若珍宝。
汪曾祺还享有美食家的称号。在圈子里，他以精湛的烹饪手艺闻名。1986年，法国一位汉学家来到北京，汪曾祺设家宴招待。法国客人对汪曾祺的家宴留下了深刻印象，认为这是他到中国后参加过的所有宴会中最难忘的。大家纷纷询问汪曾祺给这位外国人吃了什么山珍海味，汪曾祺如实道来，令追问者既感意外更感吃惊———第一道菜是盐水煮毛豆，洁白的盘子里堆着满满的青翠欲滴的毛豆，客人连连称好;接着上来的是一盘清炒豆芽菜，配以切成细丝的青椒、红椒，色香味俱佳;第三道菜是福建水饺，充作水饺皮的原料不是面粉，而是捶烂了的精瘦猪肉，那位法国客人平常不喜欢吃肉，但这次吃了用猪肉做成饺皮的水饺，竟一个劲地夸好。1988年，聂华苓和安格尔夫妇访华，汪曾祺设家宴款待，在几道菜中特意安排了一道淮扬菜煮干丝，聂华苓吃得非常惬意，就连最后剩下的一点汤都喝掉了。再后来，台湾女作家陈怡真到北京访问，也指名要到汪曾祺家吃饭。汪曾祺给她做了几道菜，其中有一道是干贝烧小萝卜，还有一道是炒云南的干巴菌，陈怡真吃得津津有味。汪曾祺做家常菜喜欢大胆想象，勇于实践。做菜，从一个特殊角度反映了汪曾祺的创作才能和生活态度。
汪曾祺的文学生涯长达半个多世纪，他大量地发表作品，则是在60岁以后。从1980年10月《受戒》问世，有关汪曾祺作品的评论和关于他的报道才开始见诸报刊。今天，对汪曾祺作品和他本人的评论报道比比皆是，至1996年底，这类研究文章和报道已多达400多篇，成为中国当代文坛的热门话题之一。
1997年6月16日上午10时30分，汪曾祺因肝硬化引起消化道出血，在北京友谊医院仙逝，享年77岁。汪曾祺的辞世，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中引起很大的震动。斯人虽逝，而美声雅韵长存。汪曾祺和他的作品，将会长久地活在人们心中。
(来源：作者：陆建华，该书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