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绛翻译作品]杨绛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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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杨绛作品:杨绛的散文艺术

　　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在于以平实淡雅之笔描绘浮生众态。她心系梦萦的是家人、家事、琐事、身边事，表现的却是大智慧、大胸襟、大境界、大时代。以下是小编整理的杨绛散文的艺术特点，欢迎大家阅读!
　　《杨绛散文》卷首译19世纪英国诗人蓝德的诗:“我和谁都不争，和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这是杨绛的散文创作谈或“夫子自道”。杨绛散文很少涉及自己生活范围外的事，即便写生活范围之内，也极少涉及如“海外游踪”等本来可写的内容。《艺术是克服困难》等文艺杂谈也屈指可数。钱钟书曾把《干校六记》和他并不喜欢的《浮生六记》类比。杨绛散文也关注浮生琐事，写自己的亲历、亲感、与自己密切相关的人和事。这些家事、小事、身边事，却迥异于当下流行的“杯水风波”，表现的是大智慧、大境界、大胸襟，还呈现出一种历经沧桑的浩然之气。杨绛既烤着自己的生命之火，更烤着著名学者钱钟书的生命之火，到《我们仨》，又烤着爱女钱瑗的生命之火。人们常说蘸着血和泪写作弥足珍贵，杨绛以生命之火烤出来的散文极品，自然有不同寻常的审美意义。
　　一、《我们仨》营造的温馨世界
　　《我们仨》可谓中国式“追忆似水年华”，营造出堪称文学研究界“第一家庭”的温馨世界。《我们仨》的主要内容是“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这篇长文开头说: “我们这个家，很朴素;我们三个人，很单纯。我们与世无争，与人无争，只求相聚在一起，相守在一起，各自做力所能及的事。碰到困难，钟书总和我一同承当，困难就不复困难;还有个阿瑗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遇合。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
　　《我们仨》写家庭60年的风风雨雨，从青年留学生夫妇客寓英国，抱着婴儿移学法国，到垂垂老时在不知什么人“过问”下搬进宽适、优美的三里河寓所。作者着眼于家人相聚、柴米油盐、衣食住行等生活琐事。政治运动层出不穷，钱家人却总是偷空读书，丈夫读，妻子读，孩子读，是个读书家庭。他们“从未间断工作”，钱钟书写《宋诗选注》，翻译毛主席诗词，杨绛翻译一部部名著，钱瑗从学俄语到赴英国留学……《我们仨》写钱氏夫妇如何“工作”，却很少写夫妇在文坛、学界的才华卓著、风光风云，作者总是把夫妇之间、父母与女儿之间的挚爱，当成写作的感情中枢。作者似乎将故去亲人当作活生生存在，跟他们娓娓而谈。对家和家人的沉思冥想、甜蜜回味，使本应充溢孤苦之情的老作家，呈现出坦然、淡然、宁静，充满着幸福、满足和自信。
　　《我们仨》绘出大学者钱钟书一些鲜为人知的事。钱钟书拙手笨脚，不会打蝴蝶结，使筷子一把抓;第一次到牛津就“吻”了牛津的地，磕掉大门牙;从英国转而留学法国的钱家“大阿官”居然会煮豌豆鸡汤伺候产妇;1972年钱钟书平生第一次划着火柴;1982年钱钟书刚刚因为辞掉文学所“顾问”而高兴，不料次日被任命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苦着脸告诉妻子，被笑作“今番捉将官里去也”;……这些“花絮”从似乎微不足道的方面描述出学者钱钟书的为人。
　　《我们仨》也透露出钱家跟“政治”的联系:钱氏夫妇从不唱也不爱听“爱国高调”，关键时刻却有“基本的感情”。20世纪40年代末，钱氏夫妇如果要离开中国，并非无路可走，但“我国是国耻重重的弱国，跑出去仰人鼻息，做二等公民，我们不愿意”。“我们是文化人，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一句话，我们是倔强的中国老百姓，不愿做外国人。”
　　就人物形象而言，《我们仨》只能算对《钱钟书写〈围城〉》和《写〈围城〉的钱钟书》、《干校六记》、《丙辰丁未年纪事》等散文中已定型的钱钟书夫妇形象作补充和润色，《我们仨》里最鲜活、生动、感人的形象是钱瑗，一个令人称赞和惋惜的好人。
　　父母称“阿圆”的钱瑗襁褓中渡英伦海峡时被外国人叫“磁娃娃”;回国后“成为爸爸(外公)家的中心人物”，爱称“圆圆头”;两岁半时，别人识字她在一边看，将《看图读字》倒过来读得一字不差，外公感叹“过目不忘是有的”，爷爷称赞“吾家读书种子”;“圆圆头”成了钱瑗，则懂事、有礼貌、富才情，还特别知道爱护、保护父母，“多年父女成姐弟”，钱钟书跟女儿最“哥们”，按生活能力，女儿是“姐姐”，父亲倒是“弟弟”。……像钱瑗这样家教好、智力好、脾气更好的女性，却硬是在生活中总得不到好的际遇。她本该是贤妻良母，丈夫却在“文革”期间自杀;靠父母遗传和言传身教，靠自身聪颖和奋斗，她理当成为外语教学和研究的又一代权威，却在风华正茂时于政治运动中浮沉，在年富力强时身患绝症;更残酷的是，义不容辞应担起详细描述“钱钟书夫妇”任务的钱瑗，竟然在年迈的父母之前走上不归路……天妒英才，太惨，太可惜，太不公平!
　　法国诗人邦维尔说:“世上没有一部杰作不引起无数的非难。”[1](P5)《我们仨》的出版，却在海内外刮起以颂扬为基调的杨绛旋风。香港卫视中文台、欧洲台、资讯台、凤凰网……好评如潮;新浪网、雅虎网、新华网、铺天盖地。随便点击一下“新浪网”，就可看到:人们称赞“钱钟书夫人”“却喜大家作郑笺”，“回忆特殊家庭63年风雨路”，写出“完美中国知识分子理想爱情婚姻现实模本”……也有的论者说:“我向来不喜欢钱钟书夫妇”，并考据出某当代作家的某小说中的一对青年留学生夫妇就是影射、讽刺钱钟书夫妇。 不管多好的作品都不会得到百分之百读者的喜爱，人之常情，不必大惊小怪。
　　二、以清淡之笔绘浮生众态
　　杨绛散文的主要成就是人物塑造。杨绛写人，不用轰轰烈烈的斗争场面，也不作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不哗众取宠，不作惊人之语，而是平平常常甚至于平平淡淡。以清淡的文笔画出栩栩如生的人物。
　　钱钟书是杨绛笔下永不枯竭的人物“源泉”。痴气旺盛的钱钟书，是杨绛笔下最精彩的人物。“假如你吃了个鸡蛋觉得不错，何必认识那下蛋的母鸡呢?”钱钟书这句著名痴语曾经广为流传。杨绛写钱钟书，是在《围城》热中，应清华同学、党内理论权威胡乔木的建议而写。此前在《干校六记》中，钱钟书早已登场亮相。作者声明她写作时“既不称赞，也不批评，只据事记实”。外人眼中的大才子，在杨绛笔下却充满着呆气、“痴气”甚至淘气:幼年时喜欢玩“石室里的和尚”;14岁时因为写篇不文不白、用字庸俗的文章被父亲痛打一顿，引起发奋读书的志气;大学课堂上画《许眼变化图》;在牛津读《版本和校勘》读得太累，每天读本侦探小说休养脑筋，休养得梦中手舞足蹈，结果考试不及格只好补考;忙里偷闲竟在妻子脸上和女儿肚皮上画画儿;在女儿被窝里埋“地雷”;任教清华后，跟林徽因女士为邻，两家的猫争风吃醋，钱钟书特备长竹竿一支，半夜三更起床帮自家的猫打架……“痴人有痴福”的钱钟书是书痴，书也成为他“命中的禄食”，给他源源供应。读者关心的钱钟书，是写《围城》的钱钟书。杨绛就写如何写《围城》的钱钟书。《围城》是虚构小说，杨绛目击这部书的产生，从当年经历提供了《围城》形成的第一手宝贵资料:某几个角色有真人的影子，事情却子虚乌有;某些情节略具真实，人物却全是捏造。杨绛说:“创造的故事往往从多方面超越作者本人的经验。要从创造的故事里返求作者的经验是颠倒的。作者的思想情感经过创造，就好比发过酵而酿成了酒;从酒里辨认酿酒的原料，大非易事。”这既是研究《围城》和钱钟书的重要参照，也是文学创作经验的精炼总结。
　　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先生是又一个灵动而富风采的人物。这位先后留学日本、美国的法学家做过胡适的老师，是卫护“民主法治”的“疯骑士”。他在旧中国做省高等审判厅长时，坚持司法独立，和庇护杀人犯的省长、督军顶牛;在京师高等检察长任上，把巨款的总长许世英扣押一夜，不许保释，家中一夜电话不停，都是 “上级”讲情，却愣是不听，因而受到“停职”处分;在上海法庭上杨大律师“故意把腿跷得高高的，侃侃而辩”;任浙江高等审判长，正直不阿，连岳父讲情都不听，被人以“顽固不灵”的罪名告到袁世凯面前……铁骨铮铮的大律师又是性情中人，做起法官来，有时忘了自己是律师，而成了当事人。最应该懂得金钱的律师，经常帮别人争回遗产和金钱的律师，偏偏对金钱和家产最不在乎;以律师为终身职业，却喜欢做植物标本，写《诗骚体韵》……杨荫杭另一重要价值是:他是几位有成就的杨氏子女“凝重有威”的慈父，是子女自立、自强，终成栋梁的榜样。杨绛用时间丝线，穿起父亲生活中一粒粒珍珠，光润照人。
　　“三伯伯”即三姑母杨荫榆，是杨绛笔下有特殊风采的女性。因鲁迅先生的崇高威信，在“女师大风潮”中“镇压学生”的杨荫榆多年来一直被钉在历史耻辱柱上，但她却是在日寇陷苏州时因骂敌遇害的爱国志士。杨绛接受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之请，写了《回忆我的姑母》。“她很不喜欢我，我也很不喜欢她”的感情，使杨绛对杨荫榆的回忆有更多客观性。大名鼎鼎的女师大校长是在冲破了封建包办婚姻的束缚后，到美国留学，回国不久，就因为女师风潮不得不回乡，在家里被家人开玩笑地称为“大教育家”，却连侄女儿都不想受她的教育、不想接近她，“孤立”她。曾经留学国外的新女性，却“从来不会打扮自己，也瞧不起女人打扮”。就是这样一个似乎“怪物”的女性，“不止一次地跑去见日本军官，责备他纵容部下奸淫掳掠”，最后被日本兵杀害在家门前。生前经历磕磕绊绊，死后棺材都来不及刨光，“好像象征了三姑母坎坷别扭的一辈子”……杨荫榆是个一直没找到生活位置的悲剧人物，本可以做贤妻良母，却因为跳出了封建婚姻就再也不想做贤妻良母;本可以用留学得来的知识有所作为，却糊里糊涂被革命潮流打下去成了“落水狗”;跟人打交道的才能不如跟猫狗打“交道”的本事，自己骂自己是“开盖货” (笨蛋或“不开窍”之意)。……这是时代的悲剧?性格的悲剧?抑或家庭的悲剧?杨绛不作任何评论，只是把她深藏心底的“三伯伯”鲜为人知的事迹，细细地絮絮道来，既不刻意回护，也不拔高，却耐人寻味。
　　情致绵绵画钱钟书，笔歌墨舞写杨荫杭，温情脉脉忆杨必，三言两语道杨荫榆……杨绛笔下的人物，各有各的风采，就连那些“小人物”，如临终前一天还来给钱家送鸡蛋、好像镶在门框里的车夫“老王”，自称“谈恋爱”的佣人顺姐，“文革”中“管制”牛鬼蛇神的革命群众、杨绛称之为“披着狼皮的羊”……甚至不能称人物只能叫“形象”的小趋(干校小狗)和花花儿(钱家的猫)，都落笔即见神采，三笔两画，神态毕现。
　　人们喜欢称杨绛为“钱钟书夫人”，钱钟书写《围城》时，杨绛也曾以“灶下婢”自居。杨绛却绝对不是丈夫“大树底下好乘凉”者。《唐·吉诃德》为她赢得了西班牙国王的奖励，柯灵称赞她的文艺杂谈《春泥集》有分量。为杨绛赢得文坛最大声誉的却是她的散文。散文家笔下最有神采的形象，似乎不经意间绘出的人物，却恰恰是散文家本人。活跃在杨绛散文中的“杨绛”即“杨季康”，是个爱读书、爱写作、爱家庭、爱人与人之间真情的善人;是个世事洞明、处事练达、有识见、有胆量、有几分儿童式好奇心，爱“冒险”，喜欢“包打听”，经常冷眼观世却又善于与人沟通的能人;是个爱父母、爱丈夫、爱女儿的柔美女人;也是个百折不挠、不服输、不服软、不怕啃硬骨头的女强人。春风得意时不得志忘形，运交华盖时不气馁志短。世界有千般变化，我有做人的基本底线。困难情况下求生存，泥泞路上求前进，黑云压顶时望光明，孤苦伶仃时顽强地点亮生命之火自我烤暖。杨绛式的聪明，杨绛式的颖悟，杨绛式的韧性，杨绛式的宠辱无惊，在当前讲究利益的社会，愈加难能可贵。
　　三、老辣的文笔及“魔幻散文”
　　杨绛散文有淡雅、睿智的风格。有论者说:“杨绛的文字，如一方玉。外表朴素，不炫示，叫人望去油然生宁静心情;她还能准确，节制，不枝不蔓，叫人体会一种清洁之美;玉当然又绝不冷硬，她显出温和，淡淡却持久地散发;还有润泽，透露着内在丰富的生命律动。”
　　这样分析虽有一定的道理，但不够全面。除了《杨绛散文》、《我们仨》，杨绛散见于报刊的散文，如刊于1998年第5期《文学自由谈》的《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记述与“文革”“强邻”打交道的文章。这类似乎没有收入杨绛散文集的、带论战特点的散文就突出体现出杨绛散文另一特点:老吏断狱般的老辣。
　　宗璞在1998年第4期《文学自由谈》发表《不得不说的话》，谴责钱钟书访问美国时“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杨绛就此发表《答宗璞——不得不说的话》。文章“遵照她的要求，公开说明钱钟书不可能在美国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出卖朋友，致朋友迫害而死’‘坑人使妻小俱死’等话。”“钱钟书不需要宗璞的宽宏大量。钱钟书没有跑到美国去诬蔑、毁谤冯友兰先生。谁要指控他做过这件事，必须提供确实、充分的证据，指控才能成立。这是法律。再说，钱钟书没做过的事是没有的事。没有的事不能证实。这是合乎逻辑的情理。不论讲法律或讲情理，钱钟书不必、也不能为他没做过的事提供‘事实根据’‘具体内容’。”[3](P79)冯友兰先生有没有毁谤过朋友?杨绛没有义务代表钱钟书来澄清，即使钱钟书是冯友兰的学生。杨绛只从时间、地点、前因后果上澄清钱钟书没说过那番话。杨绛一定要洗清钱钟书，她也只管洗清钱钟书。当年少女杨绛替大律师的父亲抄状子，白头老妪杨绛跟人论辩，也像检察官读诉状，环环相扣，滴水不漏。针尖对麦芒，一掴一掌血。真有点儿宝剑出鞘，寒光闪闪的意味。
　　杨绛老吏断狱般老辣的文笔，也可以叫“黑色幽默”。早在《干校六记》和《丙午丁未年纪事》就表现出来:“文学所和另一所最先下放。用部队的词儿，不称 ‘所’而称‘连’。两连动身的日子，学部敲锣打鼓，我们都放了学去欢送。下放人员整队而出;红旗开处，俞平老和俞师母领队当先。年逾七旬的老人了，还像学龄儿童那样排着队伍，远赴干校上学。”[4](P25)“文革”中，不管多大年纪、什么身份的学者，都被轰下乡，上干校，“红旗开处”，庄严而滑稽，“年逾七旬的老人了”，目不忍睹，形成强烈对比，作者皮里阳秋，寓褒贬于冷静叙述中。《丙午丁未年纪事》描写跟先后被揪出来的知识分子之间的微妙关系:“他们是红专家，至少也是粉红专家，或外红里白专家，我却‘白’而不‘专’，也称不上‘家’。这回他们和我成了‘一丘之貉’，当然委屈了他们，荣幸的是我。” [4](P217)整人的人跟被整的人一起做了牛鬼蛇神，成了“难友”，却并不“风雨同舟”，而是各怀心思。这样的情况下，还要分个高低上下，令人啼笑皆非。
　　古人云:“初为文唯恐不奇，久为文唯恐不平。”杨绛的散文极擅长于平淡中见神奇，似乎平实无华的描述蕴藏着深沉的哲理蕴味。钱钟书夫妇在“文革”后期被安排到三里河住，钱钟书“格物致知”也猜不到是谁让他们住到这高级住宅。后来，胡乔木偶来夜谈，问“房子是否够住”，“我说:‘始愿不及此。’”关心者和感谢者都没有直接说关心和感谢的话，却意在言外。杨绛写钱、胡交往，用了这样一段话:“我们读书，总是从一本书的最高境界来欣赏和品评。我们使用绳子，总是从最薄弱的一段来断定绳子的质量。坐冷板凳的书呆子，待人不妨像读书般读;政治家或企业家等也许得把人当作绳子使用。钟书待乔木同志是把他当书读。” [5](P158)此段文字，意味深长，从任何角度解读，都能品尝出深刻的人生况味，比作者直接说的“我们地位不同，身份不同。他可以不拿架子，我们却知道自己的身份”更耐咀嚼。
　　作为散文家，杨绛散文的章法或“花头”其实并不多，写作技巧也不算十八般武艺俱全。她擅长平铺直叙，极少采用插叙、倒叙等写法。也很少采取烘托、渲染等手法，“美景如画”和“情景交融”在杨绛散文中更是很难看到。但是，杨绛的“魔幻散文”在当代散文中却独树一帜。写散文无非或叙事，或抒怀，或写人，或写事，杨绛却独创性地将“魔幻”引入散文，这可能是受《魔鬼夜访钱钟书》写法的影响，但杨绛比钱钟书走得更远。这类姑且称为“魔幻散文”的篇章主要有:《孟婆茶》、《隐身衣》、《我们仨·我们俩老了》。《孟婆茶》写人走向另一个世界时喝忘忧茶;《隐身衣》写如何巧妙地“万人如海一身藏”;《我们俩老了》把晚年钱钟书夫妇老病相侵最后终于阴阳两隔巧妙地比作在人生驿站走散。一会儿是夫妇、父母与爱女的真实生活，一会儿是三个人在人生驿站互相追寻，真幻相生，写得扑朔迷离。把魔幻小说的手法引入当代散文写作中，这一写作特点在当代其他散文家作品中还很少见到，而在杨绛则成了轻车熟路。
　　杨绛的散文统共不超过50万字，内容较为单一，写作有较固定程式，却总是在文坛和社会产生较大影响，是当代散文值得认真研究的审美现象。

第二篇杨绛作品:杨绛的传奇故事

　　2016年5月25日凌晨一时，着名女作家、文学翻译家跟外国文学研究家、钱钟书夫人杨绛在北京协跟医院病逝，享年105岁。下面是 杨绛的故事，欢迎参考阅读！
　　杨绛，1911年7月17日生于北京，本名杨季康，江苏无锡人，中国着名的作家，戏剧家、翻译家。杨绛通晓英语、法语、西班牙语，由她翻译的《唐·吉诃德》被公认为最优秀的翻译佳作，到2014年已累计发行70多万册。杨绛93岁出版散文随笔《我们仨》，风靡海内外，再版达一百多万册，96岁成出版哲理散文集《走到人生边上》，102岁出版250万字的《杨绛文集》八卷。
　　自在的大家，最才的女子
　　杨家世居无锡，是当地一个有名的知识分子家庭。杨绛的父亲杨荫杭学养深厚，早年留日，后成为江浙闻名的大律师，做过浙江省高等审判厅厅长。辛亥革命前夕，杨荫杭于美国留学归来，到北京一所法政学校教书，就在这年7月17日，杨绛在北京出生，父亲为她取名季康，小名阿季。杨绛是苏州振华女学校的毕业生，振华女学校是江苏省苏州十中的前身，1939年苏州沦陷期间，振华搬迁到上海，杨绛担任了振华校长。
　　1928年，杨绛十七岁，她一心一意要报考清华大学外文系，奈何清华在南方没有招收女生的名额，杨绛只得转投苏州东吴大学。求学时老师给杨绛的批语是“仙童好静”，在英才济济的东吴大学，她很快就奠定了自己才女的地位：中英文俱佳的杨绛是班上的“笔杆子”，东吴大学1928年英文级史、1929年中文级史，都由她“操刀”。她还喜欢音乐，能弹月琴，善吹箫，工昆曲。大学期间，自修法文，拜一位比利时的夫人为师，学了一口后来清华教授梁宗岱称赞不已的法语。
　　求学清华时，一贯爱好文学的杨绛开始自己创作，备受任课教师朱自清的欣赏，她的第一篇散文《收脚印》跟第一篇小说《璐璐，不用愁!》都是被他推荐至《大公报·文艺副刊》上发表。杨绛在清华没能拿到硕士学位，后陪钱钟书西方游学，也未攻读任何学位，但她一路旁听，一路自修，坐拥书城，遍读乔叟以降的英国文学，还不时跟丈夫展开读书竞赛。两人回到家中无事，便对坐读书，还常常一同背诗玩儿，发现如果两人同把诗句中的某一个字忘了，怎么凑也不合适，那个字准是全诗中最欠贴切的字，“妥帖的字，有黏性，忘不了。”
　　杨绛的翻译生涯最早追溯到清华读研时，一次钱钟书的老师叶公超请她到家里吃饭，饭后拿出本英文刊物，让杨绛译出其中一篇政论《共产主义是不可避免的吗?》。她当时心想：莫非叶先生是要考考钱钟书的未婚妻?在此之前，她英文虽棒，也从未学过、做过翻译，但也只得硬着头皮“应考”。交稿时叶公超却连连称赞“很好”，推举发表到《新月》杂志。从此杨绛一发不可收拾，走上了翻译的道路。她翻译的47万字的法国小说《吉尔·布拉斯》，受到朱光潜的高度称赞：我国散文(小说)翻译“杨绛最好”。
　　1958年，47岁的杨绛，利用大会小会间隙，开始自学西班牙语，1978年4月，杨绛翻译的《堂吉诃德》出版。1986年10月，西班牙国王专门奖给75岁的杨绛一枚“智慧国王阿方索十世十字勋章”，以表彰她的杰出贡献。
　　杨绛的作品中特别引起国内外关注的是杨绛在国内率先出版的几部描写极“左”思潮下乃至“文革”中知识分子命运的散文集跟小说，胡乔木评价《干校六记》：“怨而不怒，哀而不伤，缠绵悱恻，句句真话。”1988年出版的长篇小说《洗澡》堪称是杨绛的文学创作的顶峰。施蛰存评价《洗澡》是：“半部《红楼梦》加上半部《儒林外史》”，并说“(杨绛)运用对话，与曹雪芹有异曲同工之妙”。杨绛自谦道：“《洗澡》是我的试作，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写小说。”杨绛的一切都是“试”，从散文、翻译到剧本、小说，而每试即拔头筹。这个“试”是一种从容不迫的平常心，没有一丝跳着跑着争名夺利的浮躁。
　　最贤的妻，感人至深我们仨
　　“钱钟书夫人”是杨绛的终身职务跟最响亮的称号。在钱杨的人生结合中，杨绛一直站在钱钟书身后，是钱钟书口中“最贤的妻，最才的女”。
　　1935年7月13日，钱钟书与杨绛在苏州庙堂巷杨府举行了结婚仪式。结婚不久，他们便结伴到英国牛津大学去了。由于杨绛不愿意增加老父亲的经济负担，也不愿意跟丈夫分开来求学，所以她在牛津只是一个旁听生，学习之余，杨绛几乎揽下生活里的一切杂事，做饭制衣，翻墙爬窗，无所不能。钱的母亲感慨这位儿媳，“笔杆摇得，锅铲握得，在家什么粗活都干，真是上得厅堂，下得厨房，入水能游，出水能跳，钟书痴人痴福。”
　　钱钟书有今天的着作面世，既是杨绛担负了大多数家庭琐事，更直接的还是杨绛拼命保存了钱钟书许多重要手稿。从20世纪40年代在上海孤岛时期，杨绛在日军传唤她时，拼命地把钱钟书《谈艺录》手稿藏好。钱钟书《围城》创作也正是在杨绛创作的启发下动的念头。为此杨绛节衣缩食，辞退保姆，自任“灶下婢”，让钱钟书减少教课时间全心创作。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对此，杨绛认为：“三者应该是统一的。夫妻该是终身的朋友，夫妻间最重要的是朋友关系，即使不是知心朋友，至少也该是能做伴侣的朋友或互相尊重的伴侣。
　　钱钟书的短篇小说集《人·兽·鬼》能保存出版是因为“此稿本曾由杨绛女士在兵火仓皇中录副，分藏两处”，书出版后钱钟书用英文写下了一句耐人寻味的名言：“赠予杨季康绝无仅有的结合了各不相容的三者：妻子、情人、朋友钱钟书”。钱钟书先生跟女儿钱瑗去世后，杨绛整理出版了卷帙浩繁的钱钟书英文跟中文手稿，特别是钱钟书英文手稿，还蕴含着钱钟书先生想写而未能完成的英文《管锥编》。杨绛写出了一家人感人至深的散文集《我们仨》，这个书题原来是女儿钱瑗准备写而未能完成的。杨绛把这个称之为：我们仨失散了，留下我独自打扫现场，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
　　超然的隐士，通透的智者
　　杨绛有篇散文名为《隐身衣》，文中直抒她跟钱钟书最想要的“仙家法宝”莫过于“隐身衣”，隐于世事喧哗之外，陶陶然专心治学。生活中的她的确几近“隐身”，低调至极，几乎婉拒一切媒体的来访。她早就借翻译英国诗人兰德那首着名的诗，写下自己无声的心语：“我跟谁都不争、跟谁争我都不屑;我爱大自然，其次就是艺术;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火萎了，我也准备走了。”
　　北京三里河的国务院宿舍区，是杨绛居住了37年的地方。她的家是院子里唯一一户没有封闭阳台的。中国总会计师协会前会长刘长琨住在杨绛家对门，有一次问杨绛：“为什么不把阳台封起来呢?”杨绛回答得很干脆：“为了坐在屋里能够看到一片蓝天。”
　　屋里，是水泥地跟白石灰墙，四壁朴素。办公桌的后面有一排暖气，热气已把墙壁熏出一道道黑印来，有一年春节前打扫卫生时，保姆想把黑印擦掉，结果反而越擦越脏，只好作罢。单位多次提出为她装修跟粉刷房屋，她总是婉言谢绝，说自己住惯了。
　　“她的家里藏书不多，但是字典很多，各种语言的都有，上面被她跟钱钟书先生写得密密麻麻，因为他们在不断纠正字典里的差错。”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朱虹说。
　　无数媒体想拜访杨绛，都未果。她的保姆吴女士说：“她现在年纪大了，听力不太好，家里的电话都由我来接听，媒体的拜访也都免了。”能见到她的人，只有钱家几位近亲，外文所跟出版社相交数十年的学生与老友，每每见面，也只有十来分钟。由于听力原因，她与他们“笔谈”。“钱钟书先生在时，他们夫妇就常年生活在这种状态里。”朱虹说：“很难把他们同整天跑这个会那个会，到处演讲的‘专家’联系起来，他们跟这些事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而，隐身于世并不等于她‘两耳不闻窗外事’。从2004年到2016年的十多年间，从93岁到105岁，杨绛先生从未停止过思考跟对文字的笔耕，先后出版《杨绛文集》、《杨绛全集》等作品集。与《杨绛全集》同时出版的，还有一部中篇小说《洗澡之后》。这是杨绛给自己1988年的长篇小说《洗澡》写的续作。她98岁动笔，几易其稿，直到今年4月才决心拿出来发表。杨绛解释了续写的原因：“假如我去世以后，有人擅写续集，我就麻烦了。现在趁我还健在，把故事结束了吧。”于是，在《洗澡之后》的结尾，杨绛特意再说了一句：“故事已经结束得‘敲钉转角’。谁还想写什么续集，没门儿了!”
　　除了写作，杨绛先生还坚持做慈善事业。2001年，她跟清华大学签订协议书，将钱钟书跟她当年上半年所获稿酬72万元及其后他们发表作品获得的报酬，全部捐献给母校，设立“好读书奖学金”，帮助爱好读书的清寒子弟完成学业。目前，“好读书奖学金”本金已累计达1400万元，已奖励了400多名清华学子。而且，杨绛还会跟获得奖学金的“小友”“读书的种子”见面聚谈。
　　这就是杨绛，她静悄悄地隐身，又在静悄悄地影响着这个时代。
　　晚年的杨绛在与老、病、忙的斗争中回忆、思索、笔耕不辍，平静而执着地寻返皈依之路。杨绛对死生之道的参悟，使她确信灵魂的不朽，从而坦然面对生命的尽头，不曾停顿的是探究生命意义的步伐。杨绛译介苏格拉底临刑前与弟子的谈话录——《斐多》提到：“真正的追求哲学，无非是学习死，学习处于死的状态。”杨绛的文字，带给我们许多对生命根本问题的思考。
　　杨绛以“回忆”为生命的本质，在于能与亲人在永恒的时光隧道里相聚相守。在她独自寻返精神家园的归途中，始终伴着含泪微笑的温馨缅想。她用缅想之火，悲悯而幸福地点亮寂寂的归途。这归途与缅想之火，没有炙可熔钢的沸点跟热力，而是铅华落尽的温热，烘烤着杨绛柔弱而坚韧的晚年生命，闪耀着真淳成熟的光华。
　　柯灵说，杨绛的笑是用泪水洗过的，所以笑得明净，笑得蕴藉，笑里有橄榄式的回甘。杨绛含泪淡笑，用生命跟一枝纤笔为这个虽有缺陷却不失可爱的世界——“罩上一层柔跟的金光”，也为我们尊贵的生命倾注进一分真诚的关爱跟守护。
　　2011年，杨绛说：“我今年100岁，已经走到了人生的边缘，无法确知自己还能往前走多远，寿命是不由自主的，但我很清楚我快‘回家’了。我得洗净这100年沾染的污秽回家。我没有‘登泰山而小天下’之感，只在自己的小天地里过平静的生活。”杨绛对“回家”安之若素，既无所求，亦无所惧，只感到内心的充盈，可称平跟的幸福。
　　而今，杨绛先生，这位超然的隐士、通透的智者，文坛中自在的大家、“最才的女”，钱钟书先生的朋友、情人、“最贤的妻”“回家”了，洗尽一生铅华，回家跟“他们仨”团圆了。
　　杨绛给年轻人的寄语
　　1、你的问题主要在于读书不多而想得太多。
　　2、如要锻炼一个能做大事的人，必定要叫他吃苦受累，百不称心，才能养成坚忍的性格。一个人经过不同程度的锻炼，就获得不同程度的修养，不同程度的效益。好比香料，捣得愈碎，磨得愈细，香得愈浓烈。
　　3、有些人之所以不断成长，就绝对是有一种坚持下去的力量。好读书，肯下功夫，不仅读，还做笔记。人要成长，必有原因，背后的努力与积累一定数倍于普通人。所以，关键还在于自己。
　　4、少年贪玩，青年迷恋爱情，壮年汲汲于成名成家，暮年自安于自欺欺人。人寿几何，顽铁能炼成的精金，能有多少?但不同程度的锻炼，必有不同程度的成绩;不同程度的纵欲放肆，必积下不同程度的顽劣。
　　5、在这物欲横流的人世间，人生一世实在是够苦。你存心做一个与世无争的老实人吧，人家就利用你欺侮你。你稍有才德品貌，人家就嫉妒你排挤你。你大度退让，人家就侵犯你损害你。你要不与人争，就得与世无求，同时还要维持实力准备斗争。你要跟别人跟平共处，就先得跟他们周旋，还得准备随时吃亏。
　　6、惟有身处卑微的人，最有机缘看到世态人情的真相。一个人不想攀高就不怕下跌，也不用倾轧排挤，可以保其天真，成其自然，潜心一志完成自己能做的事。
　　7、上苍不会让所有幸福集中到某个人身上，得到爱情未必拥有金钱;拥有金钱未必得到快乐;得到快乐未必拥有健康;拥有健康未必一切都会如愿以偿。保持知足常乐的心态才是淬炼心智、净化心灵的最佳途径。一切快乐的享受都属于精神，这种快乐把忍受变为享受，是精神对于物质的胜利，这便是人生哲学。
　　8、我是一位老人，净说些老话。对于时代，我是落伍者，没有什么良言贡献给现代婚姻。只是在物质至上的时代潮流下，想提醒年轻的朋友，男女结合最最重要的是感情，双方互相理解的程度。理解深才能互相欣赏、吸引、支持跟鼓励，两情相悦。门当户对及其他，并不重要。
　　9、我跟谁都不争，跟谁争我都不屑。简朴的生活、高贵的灵魂是人生的至高境界。

第三篇杨绛作品:杨绛《我们仨》散文艺术表现手法赏析

　　《我们仨》艺术虚实相生、巧设悬念、典型性细致描写，合理背景描写以及写意手法等散文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无处不在，具有独特的魅力产生了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下面我们一起来欣赏下!
　　一、虚实相生
　　《我们仨》分为三部，第一部《我们俩老了》以梦境来开全书的序幕，可以看作本书的序言，正是因为这个关于行走中失去的梦，才会有后文的“钟书大概记着我的埋怨，叫我做了一个长达万里的梦”。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就是完整记录这——“万里长梦”，前两部关于死亡，都是虚写，而第三部《我一个人怀念我们仨》则以平实的语言实写一家三口的日常生活，虚实之间，相辅相成，共同成就了本书的真切感人，杨绛在本书中将虚实相生这一手法运用得炉火纯青，是本书产生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
　　首先就全书而言，第一二部是虚写，第三部是实写，《我们俩老了》和《我们仨失散了》用梦境的形式刻画了杨绛一家三口在人生最后阶段相依为命的深刻情感，这一部分的故事并不是真实发生的，而是作者的匠心独运，通过新的角度刻画家人之间的爱，这与本书的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形成鲜明的对比，第三部中，杨绛用看透世事的淡然回忆一家三口六十多年的家庭生活，在一点一滴的细节中，这独特的一家人如同平常人家一样有泪有笑的生活，然而又有着学者家庭特有的与众不同之处，细细读来使人忍俊不禁。关于死亡的虚写以及关于生活的实写，突出反映了杨绛对人生的独特看法，杨绛在回忆中淡化死亡的写法也可以看出她对于爱女以及爱人的深切怀念，正是因为对他们怀着深切的爱，因而也就不忍轻易翻出直面其中。
　　其次，就虚写死亡这一部分而言，仍旧有其内在的虚实相生，这一部分的虚实结合，其实也可以看作明暗线索的交替，走上古驿道，古驿道上相聚以及古驿道上相失三节，从表面上看是以寻找钱钟书为线索，实际上则是以钱媛的病情为线索的，这一部分开篇是全家人的温馨玩闹，而一个神秘的电话则打破了这种温馨，作者钱钟书的消失，杨绛和钱媛开始踏上寻找之途，功夫不负有心人，俩人最终找到他并天天探望并相聚，这些事情都是依靠钱钟书这一明线予以串联而成的，而暗线则是钱媛在寻找过程中旧病复发，直至最终住院，而她住院期间的情景则是通过杨绛每晚的梦境表现的。钱钟书对于妻子女儿依依不舍的眷念之情，杨绛对于爱女和爱人的依赖之情以及钱媛个人性格与对父母深沉的爱都在这一系列的情节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一部分的明暗交替过渡十分自然贴切，没有丝毫的强制拖沓之嫌，这与作者高超的写作技巧有关，更离不开作者在写作过程中寄予的深刻情感。
　　杨绛在《我们仨》中将虚实相生的写作手法运用得令人拍案叫绝，在欣赏其散文艺术表现手法的同时。仍旧不可忽视的是作者的情感表达，正是因为满含热情，所以即使在虚写的过程中仍旧可以写得感人肺腑，在虚写死亡的这一部分中，作者讲述的故事，虽然不是真实发生的，但是其中蕴含的情感却是真实感人的，作者将对家人的深切思念化作文字，点滴注入文章，字里行间无不洋溢着深切的情感。
　　二、巧设悬念
　　读者在阅读《我们仨》时会不自觉地随着作者的笔融进入情境中，随着作者叙述的情节与人物同欢喜共命运，这除了与杨绛在作品中融入的深厚感情有关，还得益于作者巧设悬念手法的运用，杨绛在行文过程中巧设悬念，环环相套，在所见所闻中慢慢拨开事实真相，这种艺术表现手法在本书中的第二部分《我们仨失散了》中间表现尤为明显。
　　这一部分是以杨绛一家温馨生活细节开始的，而一个神秘的电话打破了这种温馨，第二天就来了一辆黑车将钱钟书接走了，不知去向，这是本书设置的第一个悬念，文中杨绛除了担心不知该如何处置，这一部分文字描写朴实生动，再加上前文悬念的设置，读者自然走入其中跟作者一起寻找事实真相，随后，接到钱钟书打回家的电话，钱媛接完电话后立即出门办事，只是交代杨绛不用等她回来吃饭，回来再讲，这又是一个悬念，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钱钟书有什么交代，在杨绛焦急的等待很久之后，钱媛终于回来，钱媛指出找到爸爸了，在古驿道，此时“古驿道”这一意象首次出现，让人不禁疑惑，古驿道究竟是何处，怀着这样的疑惑，读者跟着杨绛和钱媛到达这个神秘的客栈，这一悬念还未解开，又出现了三条警告与三项规则，尤其是最后一条警告指出“不知道的事情别问”这让杨绛和读者都很困惑，杨绛利用一个肯定句式进行试探，立即遭到对方警告，这让杨绛和读者都记住了这一奇怪的警告，随后，在《古驿道上相聚》一章中，杨绛一家人终于团聚，然而，杨绛乃至读者仍旧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了，此时悬念早已深入人心，令读者欲罢不能，读者随着杨绛的脚步一次次往返于探视钱钟书的途中，这一过程中读者虽然不能了解事实真相，但是仍旧可以感受到钱钟书与杨绛的伉俪情深，他们之间刻骨的感情更是深深地打动了读者，读者之所以能获得这样的阅读体验，与杨绛从行文开始就不断的设下的悬念有着重大关系。
　　三、运用象征的手法
　　所谓的象征手法，就是指在行文过程中意象除了担任一些外在的意思，其内在还代表着某种深刻的含义，在《我们俩都老了》和《我们仨失散了》这虚写死亡的部分中，象征手法的运用表现得尤为明显，首先无论是第一部分的梦境还是第二部分的“万里长梦”都不可避免的与行路与死亡相关，人生在世直至最终离去，正是印证了人生是一个不断行走的过程，行走中的聚散缘分决定了一个人爱恨情愁，而杨绛在不断行走过程中，与钱钟书、钱媛不断相聚不断分离，正是由于内在情感的牵扯不断，此时，梦境中行走的这一姿态象征着对他们之间这种家的感觉的不断追求，在杨绛看来，家并不仅仅是一个住所，更是指有家人的地方，而没有家人的地方，就仿佛失去了一切，成为一个简单的住所，正如第二部《我们仨失散了》中的最后一句话“不过三里河的家，已经不复是家，只是我的客栈了。”
　　其次，古驿道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重要意象，在虚写死亡部分中走上古驿道，古驿道上相聚，古驿道上失散，杨绛与钱钟书以及钱媛的一切聚散都在古驿道上演绎，需要指出，古驿道不仅仅同古书上象征着离愁别绪，更象征着人生旅途结束，这一段古驿道是人生的必经旅途，不可逃不可避，在这古驿道上，杨绛将钱钟书送了一程又一程，最终只能眼睁睁地看着那船远去，即便是自己如何想变成山下的石头，“守望着已经看不见的小船”也不可得，最终成了一片黄叶，风一吹，就从乱石间飘落下去，“落”在三里河的家里。(古驿道上的一切都不以人的意志转移，该离开的最终会离开，该留下的最终会留下，这与人生旅途的结束何其相似!)
　　本书中具有象征意义的意象较多，可以从文章的细节部分进行分析。开篇杨绛一家三口在家玩闹，最终一个神秘电话的到来，要求钱钟书去山上开会，杨绛考虑到他的身体情况而提出代替他去开会，对方没有给予任何答复，而提出请病假等理由依旧未得到回复，对方最后还强硬地指出会派车来接，而黑车到来之后“让他(钱钟书)上车随即关上车门，好像防我跟上去似的”，神秘的电话，黑车以及随后发生的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切都带着莫名理所当然，如同死神的到来，不挑时间，不挑地点，极具不可抗拒性。此外，还有钱媛去世的景物描写，环境中透出的凄凉感情不可忽视，钱钟书的船消失后，杨绛说自己“变成了一片树叶”还象征着现实生活中独自一人生活的孤苦伶仃。
　　四、典型性细节描写
　　杨绛在描写家庭生活的过程中及其注重细节描写，常常利用典型性细节突出人物性格，尤其是在描写钱媛幼年的聪慧时，更是将这种典型性细节描写运用得淋漓尽致，在第三部《我一个人思念我们仨》中的第七节说道：1941年，钱钟书辗转回到上海看望家人，年幼的钱媛此时已经两年未见父亲，仿佛陌生人一般，她看见钱钟书与杨绛很亲密，不放心，想赶走爸爸，这时她对钱钟书说：“这是我妈妈，你妈妈在那边”充满童趣的话语，充分显示了钱媛的天真与活泼，面对女儿的这一反应，钱钟书无可奈何，书中描写到：我倒要问问你，是我先认识你妈妈，还是你先认识?四岁左右的钱媛面对这一问题时，毫不犹豫地脱口而出：“自然是我先认识，我一生出来就认识，你是长大了才认识的”，这话一出口，连杨绛都感到非常惊奇。这一细节的描写，展现出钱媛的聪慧，又表现出了杨绛一家三口相聚时的温馨气氛，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即使是像杨绛这样的学者家庭，其家庭生活同样是充满温馨与快乐的，不难看出钱媛的先认识自然是没有科学道理的，但是却包含着一个四岁小孩子特有的狡黠(xia),让人无法辩驳，其思维之灵活、辩才之了得，在此可以略窥一二的。书中这种运用典型性细节描写突出钱媛思维敏捷的例子数不胜数，例如：钱媛三四岁的时，总说自己没有坐过电车，杨绛以为是钱媛不懂事，后来才知道，她说没有坐过是因为之前一直是妈妈抱着她坐，不算坐过电车，她要自己屁股坐在电车座位上才算。在钱媛约六岁时，钱钟书会拿着零食逗她“noeat”,而她居然可以蹦出一句自创的英语“yeseat”,从这些小事例以及细节中，可以看出钱媛思维敏捷、视野开阔、为人也非常较真，注重格物致知，不仅仅描写钱媛时注重细节描写，在刻画其他家庭成员时，作者也通过典型性细节表现其特有的人格魅力。
　　五、总结
　　已逾百岁的杨绛，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她的作品以及人格魅力无一不具有其大家风范，杨绛前期着重关照社会，她通过冷静的笔调刻画属于那个年代特有的痕迹，而后尤其是近年来，其作品开始转向作者内心，表达自己个人内在的思想感情，然而无论是哪一时期，杨绛散文都具有其独特的魅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杨绛的写作技巧不断丰富，这部《我们仨》表现的尤为突出，这部作品不仅灵活地运用虚实相生、巧设悬念、象征手法以及典型性细节描写等手法，还有将其他众多艺术表现形式与散文内容融会贯通，更加增添了作品的内涵，突出了这个学者家庭的独特之态与其他家庭成员的人格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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