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寅恪与傅斯年]傅斯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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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傅斯年]傅斯年的故事

　　台湾大学的工作，真是千头万绪，傅斯年像一个飞转的陀螺，从睁开眼上班，就这样飞快的转动，直到下班，也还没有停下来，很多没有做完的事还要拿回家里去做。他在美国看病出院时，美国大夫就告诫傅斯年，你回国后，不要担任繁重的行政管理工作。否则，你的高血压病会复发的。到那时后果将不堪设想。
　　1950年春天，因工作过于劳累，高血病复发，好不容易治好，夏天又得了胆结石，住院仅一周，便出院投入了紧张的学校工作。
　　1950年12月20日上午，傅斯年出席蒋梦麟主持的农复会的一次会议。会议主要讨论农业教育，改进和保送台大学生出国深造问题。会上，傅斯年提了不少意见。他有时用汉语发言，有时用英语与出席会议的英国人交谈。
　　饭后，稍事休息，便赶往省议会厅，参加下午2点召开的省参议会第五次会议。参议员们就教育行政方面提出不少咨询问题。有时傅斯年上台回答参议员的问题，但多数问题由省教育厅厅长陈雪屏予以回答。这时傅斯年身体感到不适，面色苍白，有头昏目眩的感觉。因为晚上6点，邀请了机关有关人员在家里讨论台湾政府与台大合办“血清疫苗制造所”的事，在两点多钟时傅斯年曾打电话给秘书那廉君，让他把傅斯年亲自起草的合作条款送回家，并定一桌晚上鹿鸣春饭店的酒席。
　　此时，傅斯年感觉太累了，想休息一下，但没有空闲。5点40分时，参议员郭国基开始提问有关台大的问题。郭问：“政府从大陆抢运来放在台大的器材是怎样处理的?目前仍有很多学生难以入学，台大是否可以放宽尺度，进一步扩大招生数量?”这个问题非得傅斯年回答不可，他走上讲台，来回答这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因为招生尺度已经放宽，招生数量已达最大限度，但社会各界仍不满意，以各种方式给学校增加压力。
　　傅斯年回答说：“存放台大的器材当然要遵照政府的意见处理。杨茹萍的贪脏盗窃案已告一段落，以后台大将采取措施，严加防范，今后不会再有类似事件发生。至于台大的招生人数，已是一增再增，远远超过了台大的最大容纳数量，师资、设备、学校宿舍等的使用都已达到最大限度，所以台大放宽招生尺度，增加学生数量之事应放在这些基本办学条件得到解决之后再议。”接着，傅斯年谈起了他的办学理想和办学原则。‘贤士多出于贫寒之家，环境严峻才能锻炼出人才来。学生用功了，尤其是穷学生用功了，社会风气自然会好，社会秩序自然也会好起来。
　　傅斯年越讲越激动，竟疾呼：“奖学金制度，不能废止，对于那些资质好，肯用功的学生，仅仅因为没有钱，而不能就学的青年，我是万分同情的，我不能把他们摒弃于校门之外。
　　这是他满脸的倦容一扫而光，只有崇高和圣洁。他高声说道：“我们办学，应先替学生解决困难，使他们有安定的生活环境，然后再要求他们用心勤学。如果我们不先替他们解决困难，不让他们有安定的求学环境，而只要求他们认真读书，那是不近人情的!”
　　在场的参议员被他的话打动了，大家一阵振奋，感到有这样一位大学校长，教育有希望了。
　　6点10分傅斯年的话讲完了。当他离开话筒的时候，感到头昏目眩，走下讲台时，脚步凌乱，身子摇晃起来，脸色苍白，如同白纸。陈雪屏赶紧上前搀扶。傅斯年手按前额，说“不好!
　　傅斯年倒在陈雪屏身上。他感到头涨得老大，突然一根弦“蹦”的断了，身子好像气球一样飘起来，他感到已飘到天空，他好像看见了老朋友陈布雷，又看到段锡鹏向他走来，他感到太累了，终于踏实地睡上一觉，他笑了。
　　大家看到傅斯年昏过去，便把他扶到列席座位上，让他躺下。会议暂停。
　　参议员中的医生刘传来赶紧上前，给傅斯年诊治，初步诊断是高血压病复发。陈雪屏打电话通知台大附属医院，并通知傅斯年夫人俞大

二：[傅斯年]傅斯年为何结怨郭沫若

　　傅斯年与郭沫若抗战前并不相识，二人结怨，确切地说是由于一块完整的乌龟壳。
　　1927年8月，郭沫若参加了中共领导的南昌起义，在南下途中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流亡日本，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后归国。
　　正是由于这种情形，当郭沫若准备编纂后来号称“在甲骨学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的《卜辞通纂》时，在日本蜗住的小黑屋里看到朋友们寄来的材料中，有董作宾的《大龟四版考释》一文，神情大振。他意识到史语所中人的厉害，同时壮起胆子致信董作宾和李济，恳求一观大龟四版的全份拓片，以为自己著述作参考。
　　所谓的“大龟四版”就是一个完整的大乌龟壳，从表面上看分成四大块，每一块上都刻有文字，因而有“大龟四版”之俗称。
　　此时郭沫若的身份仍是国民政府正在通缉捉拿的一名政治罪犯，是蒋钦点的反革命分子，而史语所直接隶属于国民政府(后直接隶属总统府)，其水火不容的政治关系可想而知。李济与董作宾接信后，觉得郭氏尽管在政治上与国民政府有所冲突，但在如此艰难处境下，尚能坚持研究艰涩的古史与甲骨文字，颇值得同情。
　　于是，经得傅斯年同意，不避郭氏被通缉之嫌，甘冒通共连敌的政治风险，以最快速度将大龟四版和“新获卜辞拓片”寄去，信中特意说明此拓片尚未发表，仅供参考而已。董作宾头脑一热，把自己刚刚完成的一世英名之作《甲骨文断代研究例》三校稿一并寄往日本。
　　想不到郭沫若材料到手，置李济的叮嘱于不顾，立即将大龟四版的拓片编入他的《卜辞通纂》一书，于1933年在日本用最先进的珂罗版精印出版发行。
　　此书由日本传往中国再传到史语所，傅斯年一看，仅史语所考古组发掘的“新获卜辞”墨拓就用了22版之多，暴跳如雷，大骂不止，直呼“×××，他凭什么·”并要诉诸法律云云。
　　对于赠送郭沫若拓片的这次“没齿难忘的失策”，傅斯年耿耿于怀，李济后来在重庆见到郭沫若时，也在非正式场合告诉对方“你这样做是不对的，不要拿别人当傻子!”但没有作更多的讨伐，当然也没有主动与其来往的兴趣了。
　　与李济大不相同的是，董作宾由于深受郭沫若“凿破鸿蒙”、“拍案叫绝”、“高宜”与“卓识”等等拍马溜须的刺激，对郭沫若本人却一往情深。
　　抗战爆发后，国共两党关系趋于缓和，原来的“反革命分子”又变成了革命的一员，郭沫若结束了流亡生活回国，并出任重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文化工作委员会主任。
　　董作宾得知郭沫若在重庆任职的消息，主动去信与之联系，等待着亲赴重庆拜访的机会。1942年4月，傅斯年因身体不适，委托董作宾赴重庆参加中央研究院院务会议，并一道办理史语所书刊印刷与合作社购物等事宜。借此东风，董作宾一到重庆，就迫不及待地来到了郭沫若在郊外的住所，开始了甲骨学“二堂”的历史性会晤。
　　在李庄的傅斯年得知此情，大为光火，立即给重庆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叶企孙去信，满含怨气地说道：“彦堂此行，旨在可谓胡闹之至……彼到后只是演说，访友、寻友(例如郭沫若处，彼能去三次)，而公事置之不问也。”
　　这是傅斯年对董作宾不满之牢骚，也是对郭沫若的轻视之态，但事已至此，任傅斯年如何咆哮也无力阻止。而沉浸在言欢晕眩中的董作宾尚未意识到，几年之后，他将被这位“神交十年”的朋友指斥为“跑到台湾去准备殉葬”的“妄人”一个。尽管中国有文人相轻的恶习，但郭、董的交恶，实在不是一个“相轻”就可解释得了的。

三：[傅斯年]世界幽默故事精选

　　某些故事是人类对自身历史的一种记忆行为，人们通过多种故事形式。

　　傅斯年的幽默
　　民国名士里有意思的特别多，傅斯年又是其中翘楚。与别的名士不同的是，傅斯年生性豪爽，疾恶如仇，臧否人物，敢怒敢言，人称“傅大炮”。的确，傅斯年给人的感觉是雷厉风行，充满霸气。不过，他也有风趣随和的一面。
　　傅斯年和罗家伦同为胡适的学生，同为“五四”健将，两人共话天下大事，引领学界风骚，是一对无话不说的好友。1923年冬天，罗家伦遭窃，衣物尽失，几乎到了“裸体归天”的悲惨境地。傅斯年闻讯，以“山外魔生”为名写信给罗家伦，调侃地劝慰道：“昨晤姬公，闻真人(罗家伦的绰号)道心时有不周，衣冠而往，裸体而归，天其欲使真人返乎真元耶!不然何夺之干净也?”又说：“今写此信，是告诉你，我有一外套，你此时如无解决之术，则请拿去。虽大，容或可对付一时。帽子，我也有一个，但恐太小耳。”罗家伦接信后，哭笑不得：“傅大胖子，就知幸灾乐祸!”
　　傅斯年确实是一个肥头大耳的大块头。昆明的人力车夫，拉起车来总是飞快地跑，可傅斯年上了车，车夫很是吃力。有一次，车子翻覆了，车夫不但不道歉，反而怪傅斯年过胖过重，要他赔车子。罗家伦笑问傅斯年：“你这个大胖子怎样和人打架?”傅斯年不假思索地答：“我以体积乘速度，产生一种伟大的动量，可以压倒一切!”
　　刘半农去世后，北大中文系急需教员，文学院院长胡适便出面向史语所借罗常培救急。傅斯年一向尊重胡适，二话不说就同意了。为了配合罗常培的工作，傅斯年还给他配备了助理，三年后所配助理竞达三人之多。谁知罗常培去了北大之后，迟迟不见回来，傅斯年只好向胡适要人：“莘田兄(罗常培)‘借出三年，可谓‘久借不归’，无专任研究员老是‘借出’之理也。”但北大方面还是没有动静，傅斯年无可奈何地自嘲：“孙、周是想占便宜却赔了夫人又折将，我是一片好心，没想到也赔了将才又折兵。”
　　傅斯年患高血压，到美国进行治疗。住院期间，傅斯年的体重足足减少了三十磅，仅有的几套衣服都太大了，裤腰大出了四寸。病愈回家的那一天，傅斯年一跨进屋门，就用只手紧缩着裤腰对妻子说：“我现在可称为楚腰细，再也不是傅大胖子了。”
　　傅斯年抵达台湾时，恰逢台湾有轻微地震。傅斯年不由笑道：“我真不愧是一个要人，一到台湾，便有地下礼炮向我致敬。”
　　在台湾大学任校长时，傅斯年大刀阔斧进行改革。他还邀请我国第一位留英学生李祈到台大任教。为了留住李祈，傅斯年破例给她配了住房。一次，李祈神色慌张地冲进傅斯年的办公室，说附近农民养的一只红脸番鸭咬破了她的袜子，鸭嘴接触到她腿上的皮肤，怕染上“狂鸭病”。傅斯年听了，哈哈大笑：“只闻有狂犬症，未闻有狂鸭症也。”李祈也怪，她坚持让傅斯年买下那只鸭子，送到医院去化验，傅斯年只好照办。证明鸭子没有病后，李祈才算安心。傅斯年笑着对李祈说：“你有任何条件我都答应，只是希望你以后多穿几双厚袜保护你的腿，因为我没有钱再买鸭子了!”
　　对牛弹琴续编
　　虽然与著名音乐家钟子期、俞伯牙合称三大音乐才子，但自从上次被二人嘲讽以来，公明仪不敢再贸然对牛弹琴了。
　　于是他推掉了一切商业演出，宅在家里反复思考，究竟是何原因让那头奶牛对自己的琴声无动于衷?
　　其实，对牛弹琴是公明仪在挑战一项新的吉尼斯世界纪录：用琴声使牛儿与自己互动。一旦成功便能获得数目可观的奖金，如此一来，自己的后半生也就有保障了。
　　后经高人点拨，公明仪终于明白症结是出在曲目的选取上。上次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弹奏的是俞伯牙的《高山流水》，该曲晦涩难懂，过于深邃，连普通人都难以听明白，何况是牛?高人遂指点迷津：“如果把曲目换成小牛犊的叫声，定会引起那头牛的共鸣，这就叫母子情深嘛。”
　　说时迟那时快，第二天一大早，公明仪便带着一群媒体记者、吉尼斯公证人员来到草场。待到一切准备就绪后，面对那头奶牛，公明仪将一曲《世上只有妈妈》演绎得滴水不漏。这一次，公明仪可谓把自己的弹奏潜能发挥到了极致。
　　然而，瞎子点灯空欢喜一场。弹奏完毕后，那头牛儿依旧旁若无人地啃着绿油油的小草。
　　公明仪见状，当众摔坏了那把陪伴多年的古琴，欲愤懑离去。不料，牛儿竞开口说话了。它望着公明仪语重心长地说：“公明兄，我耳聋都快一年了，难道没人告诉你吗?”
　　听罢，公明仪发出一声长叹：“呜呼，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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