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茹志鹃(1925年9月13日——1998年10月7日),浙江杭州人。 [1] 当代著名女作家,著名导演王啸平的夫人,王安忆的母亲。以下是本站小编为大家带来的百合花茹志鹃简介,希望能帮助到大家!百合花茹志鹃简介
她的创作以短篇小说见长。笔调清新、俊逸,情节单纯明快,细节丰富传神。善于从较小的角度去反映时代本质。曾用笔名阿如、初旭。祖籍浙江杭州。1925年9月生于上海。家庭贫困,幼年丧母失父,靠祖母做手工换钱过活。11岁以后才断断续续在一些教会学校、补习学校念书,初中毕业于浙江武康县武康中学。1943年随兄参加新四军,先在苏中公学读书,以后一直在部队文工团工作,任过演员、组长、分队长、创作组组长。194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55年从南京军区转业到上海,在《文艺月报》做编辑。1998年10月7日逝世。其代表作有《百合花》。
人物生平编辑
成长之路编辑女战士
热情歌者
成长
迷茫搁笔
找回热情“文革”中,茹志鹃曾愤怒发誓永不再写一个字。但是当春风重新吹临祖国大地上时,她的一颗战士的心又燃烧了,多年来积累的生活、思想和感情重又化为笔底的一篇篇文字,她成为打倒“四人帮”以后的70年代末到80年代前期十分活跃女作家之一。新时期她创作仍以短篇小说为主,它们大部分收编在短篇集《草原上的小路》中,其中《剪辑错了故事》与《草原上的小路》曾分别荣获1979年度与1980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创作奖。此外她还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她从那条路上来》,报告文学《离不开你》、 《红外曲》以及若干散文的作品。综观茹志鹃在新时期的创作,如果说五、六十年代她的声音虽是热情的,但又是单纯的话,那么经过了“文化大革命”的10年磨炼,10年沉思,她的文学眼界已远为开阔,思想力度也远为加深,包容在她作品中对社会人生的思考远比17年前丰厚,因此单从思想内容而言,这就是一个跃上新高度的创作期。1985年她与女儿、作家王安忆受美国爱荷华写作中心的邀请,访美数月,回国后母女俩合写了散文集《母女同游美利坚》等。
个人作品编辑
作品分类编辑综述茹志鹃的作品大约可分为三类,一类是以《如愿》、 《春暖时节》、 《静静的产院》为代表、注重在对人物心理的探究中勾划人物的性格特征并触及他们的精神历史;一类是以《百合花》、 《高高的白杨树》为代表、抒情性较强的作品;一类是以《关大妈》、 《三走严家庄》为代表、反映革命斗争题材的作品。
勾勒人物第一类作品是作者写得最好的,几个女性的心理刻划细腻、生动。《如意》中的何大妈在旧社会是一个苦苦捱日的妇女,新中国的成立给她的生活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特别是里弄生产小组的新型的生产关系让她对自我的价值有了新的确认,这使她越发热爱自己的工作。工作的意义之于她,更多的是确认自我。但何大妈的儿子、媳妇却并不支持她的工作,这让何大妈苦恼。她回想着自己解放前受的非人待遇,回想着解放后自己闲赋在家时内心的落寞,体味着自己自从参加工作后所感到的被别人需要的快乐,何大妈对自己心里真正想要的东西渐渐有点明白了,她便对儿子、媳妇的不理解感到格外难受,对自己工作者的身份也就更在意。小说写得最有趣的是何大妈星期天一清早起来准备去她们的挂钩工厂领材料这一细节。在此细节的描写中,将何大妈完成任务前的兴奋、认真,在儿子媳妇面前的好胜和对孙女的慈爱全勾划出来了。这就使小说的人物有了丰富的内心情感,而且她还有了历史的纵深感。《静静的产院》则写活了谭婶婶从最早学习、推行新法接生时的坚定,到产院组成后的兴奋及自豪,到在更年轻、更讲究科学的荷妹面前的不自在、生气,再到重新鼓起勇气学习自己不会的医学知识,这一条内心活动长线。特别是谭婶婶在产院头次和刚分回来的荷妹见面时,她炫耀式地向荷妹介绍产院各方面发展的情况,却冷不防被荷妹浇了一盆冷水,她对荷妹的态度便来了一个大转弯。她以自己曾有的成绩支撑着自己的骄傲,却发现落伍了,她在对荷妹的说教中掩饰自己的失落,其较大的内心波澜被作者轻轻巧巧地把握住了。在这一类作品中作者不仅写活了许多新型的女性形象,还表达出了她对这些女性的精神世界、发展前景的思考。
抒情作品作者的第二类作品在发表当时取得了较大的反响,《百合花》是作者的成名作,被茅盾赞为是“最近读过的几十个短篇中间最使我满意,也是最使我感动的一篇”作品。这些作品都抒发了对军民关系、对美好心灵的歌颂之情。这类作品并不是空洞地扇情,而是通过细节的巧妙设置来抒发细腻的情感。《百合花》里新媳妇在已牺牲的通讯员衣服上留下的绵绵针脚、铺在通讯员棺材里的崭新的百合花被,《高高的白杨树》里反复出现的白扬树都引出了生活中感人至深的细节,显示出作者处理这些题材时信手拈来的才能,作品的构思相当精巧,但这些作品中的人物却不如第一类作品中的来得厚重。
革命作品而作者的第三类作品则表明她曾在革命斗争题材的选择方面做出过努力,但从审美角度来看它们是茹志鹃作品中最薄弱的部分,甚至作者在前两类作品中表现出的构思的精巧性、细节的传神性在这类作品中都较缺乏。如果说《关大妈》是作者的初期作品,还可另当别论,那么《三走严家庄》中形象刻划方面的粗疏则说明作者对人物革命性因素的强调使她忽略了对人的丰富内心世界的思量。这类作品的生动性也远不如她其它两类的作品。茹志鹃的创作实践的成败再次表明小题材处理好了同样具有冲击力,而大题材处理不好,也是苍白无力的。
百合花编辑她在1958年春天写了小说《百合花》。这篇美丽的作品40年来美丽了许多人的心灵。它被纳入中学语文课本。茹志娟因为写了《百合花》,自己也成了一朵流芳百合,而百合这种名不见经传的草本植物,因为茹志娟而变成千古百合,这都是真的。中药堂里边最动听的药名当推百合,百合百合,细细品味两遍,真是满口噙香。茹志娟的葬礼在上海举行。她的遗照披挂着白纱,这很容易使我想到一个纯洁的灵魂正从百合花下悄然离去。她73岁,33岁写了《百合花》,在此之前,她还写过话剧剧本及《妯娌》、 《关大妈》等短篇小说多篇,但影响不大。《百合花》之后,又写过多篇:《高高的白杨树》 、《静静的产房》、《三走严庄》等,也未超过《百合花》。真可以这样说:百合一开四十年,茹志娟清香为百合。1958年3月号的《延河》,温润的油墨香还没有完全干透,读者们就发现了这道清鲜的文学佐餐,他们争相传递着一个信息:茹志娟的《百合花》值得读。为什么呢?因为以往战争题材小说往往穿着一个裁缝做的“铠甲”,生硬裹住脆弱。虽然鲁迅说过,无情未必真豪杰,但是在我国建国初期的文学作品中,谈论情感二字的确很奢侈。无法抒情,只好靠描写紧张的场面来烘托主题。而《百合花》一反“常态”,柔软细腻,剥开外衣,突出灵魂。要的是真性情。这样,读者的眼界一下子给擦新了、擦亮了。所以,当时的文学评论说:茹志娟是一个创新。清新扑面,这样的小说简直不是写出来的,是刚从山坡上采摘下来的,还带着晶莹的露水呢,嗅一嗅,鲜润透腹。茹志娟是谁?人们关心她了,想探知她了。同年的《人民文学》第六期茅盾做了一篇《谈最近的短篇小说》的文章,谈的主要就是茹志娟的《百合花》。茅盾是带着欣喜若狂的心情来评说的,我在这儿摘抄几段,以飨读者:“我所举的那些例子中间,《百合花》可以说是在结构上最细致、严密,同时也是最富有节奏感的。它的人物描写也有特点,是由淡而浓,好比一个人迎面而来,愈近愈看得清,最后,不但让我们看清了他的外形,也看到了他的内心。“这些细节描写,安排得这样自然巧妙,初看时不一定感觉到它的分量,可是后来它就嵌在我们脑子里。“一般说来,在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里写两个人物,是不太容易处理的,但《百合花》的作者处理得很好。全篇共六千余字,开头两千字集中写通讯员,然后引出第二个人物(新媳妇),用了五六百字集中写她,接着把这两个人物交错在一处写,而最后又集中写新媳妇,可是同时仍然在烘托通讯员,因为读者此时抑不住感动的情绪,一半是为了新媳妇,一半也是为了通讯员———,主要是为了通讯员。茅盾不惜重墨,给我们评析了一篇经典作品,这在文学大家庭里也是一处感人的细节,而最感人的细节是《百合花》里边19岁小通讯员枪筒里插的山菊花。这朵可爱的鲜花在战斗打响之前还盛开在小战士的枪筒里,战斗一打响,花朵就不见了,小战士也不见了,战争与和平,美丽和凄婉,茹志娟用她的笔轻轻一拨,便拨得这样动人心弦。记得在中学里读《百合花》时,老师拿出比平时多两倍的课时,来品评这篇文章,而这个细腻的过程,我的女老师曾两度流下热泪。小战士和山菊花,这个经典细节是在老师泪水的浸润下而印入我脑海的。所以,快二十年的生活摩擦,它一直像块铜像一样璀璨。多年来我也在留心茹志娟,希望从报章中见到她的身影。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呢?热爱《百合花》的人们都在热爱她,想知道她。尤其想知道她是怎样创作《百合花》的。茹志娟说:“我写《百合花》的时候,正是反右派斗争处于紧锣密鼓之际,社会上如此,我家庭也如此。我丈夫王啸平处于岌岌可危之时,我无法救他,只有每天晚上,待孩子睡后,不无悲凉地思念起战时的生活,和那时的同志关系。脑子里像放电影一样,出现了战争时接触到的种种人。战争使人不能有长谈的机会,但是战争却能使人深交。有时仅几十分钟,几分钟,甚至只来得及瞥一眼,便一闪而过,然而人与人之间,就在这个一刹那里,便能够肝胆相照,生死与共。
创作心理编辑由于对当年日渐严峻的现实社会政治生活处境充满了“忧虑”和“悲凉”,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小说创作过程中,茹志鹃偏爱对革命的“宏大叙事”(历史的和现实的)进行回避、剪裁和净化处理,其目的是通过在文本中虚构出一系列理想化的日常人伦情感话语空间,以此作为“精神避风港”来宣泄自己内心的焦虑。茹志鹃的这种补偿性的隐秘创作心理机制在当年的革命文学话语秩序中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人物轶事编辑
人物评价编辑勇于攀登的人,总有希望到达光辉的顶点,茹志鹃就是一个不畏险阻,在崎岖的小路上顽强攀登的人。几十年来,她顽强探索、孜孜追求,努力采撷生活中的美,着意塑造平凡而高尚的人物形象,奋力开掘从一朵浪花到大海的深度和广度,不断创造、发展与众不同的艺术风格。从心灵的微笑到深沉的思索,茹志鹃经历了漫长的岁月,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她留下的深深足迹,记录了时代变异和创作上的迂回曲折,思想上的矛盾痛苦、向往和追求。从女性文学的角度看茹志鹃的小说,其独特性显而易见。茹志鹃的女性意识表现为关注女性的角色转换,并以人道情怀关注人自身的生命价值。茹志鹃用女性的眉笔细腻展现了普通人特别是女性的心灵历程和情感变化,显示了茹志鹃在十七年时期作为女性作家的独特性。五十年代,由茹志鹃的短篇小说《百合花》引起的争论,一方面可以说是关于文学创作风格多样化的问题,另一方面也关系到女性小说题材的合理性问题。当时的评论界难得从女性文学的合理性角度来肯定茹志鹃的小说创作。当时唯一鲜明地指出茹志鹃小说具有女性文学意义的是女作家冰心,她说:“茹志鹃是以一个新中国的妇女的观点,来观察、研究、分析解放后的中国妇女的”,在作品中“特别是关于妇女的,从一个女读者看来,仿佛只有女作家才能写得如此深入,如此动人!”冰心还进一步指出女性写作的不可替代性,她说,她看了当时许多关于妇女先进人物的报道和描写,“但是从一个妇女来看关于妇女的心理描写,总觉得还有些地方,不够细腻,不够深刻,对于妇女还不是有很深的熟悉和了解,光明的形象总像是蒙在薄薄的一层云纱后面”,因此她说,读了茹志鹃的小说,“作为一个女读者,我心里的喜欢和感激是很大的。”可以说,这是当代文学史上女性批评的先声。冰心的评论,不仅更清晰地揭示了多样化的表现风格在茹志鹃作品中特殊的寓意,而且也更切近这位女作家的创作实际。“文革”后人们注意到女性写作有与众不同之处:“无论中外,女作家都特别引人注意。”“物以稀为贵”;“女作家所特有的那种细腻而温柔的风格又是男作家们所不能代替的。”对此,既令人庆幸:茹志鹃小说中女性写作的特质终于得到社会承认,或者说,女性小说的特殊意义越来越受到重视;而又令人不安,女性写作在获得社会承认的同时,也形成某种约定俗成的对女作家创作基调的限定,即女作家的作品应该保持一种“委婉细腻柔和而抒情”的写作基调,体现一种“细腻而温柔”的写作风格。在一定意义上,这实际上也形成对女性写作风格多样化的囿制与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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