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毛女观后感500字】白毛女观后感

来源:观后感时间：2019-05-06 14:30:09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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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毛女》是由王滨、水华执导，田华、张寿维、胡朋、李百万等主演的剧情片。下面是五度学习网www.wudu001.com分享的白毛女观后感。供大家参考！

白毛女观后感篇一

　　几千年前，我国古代着名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孟子曾有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这句话告诉世人要在逆境中发奋图强。仔细揣摩这句话，能明显地感受到其中包含着浓厚的悲剧意识。的确，奋发图强、坚忍不拔者多数是无背景、无权势、身份低位、命途多舛之人，比如《白毛女》中的大春和喜儿;而有权有钱、养尊处优之人多好吃懒做、冷酷无情、骄傲蛮横，无忧患意识，比如黄世仁。

　　从励志生存与教育意义的角度来看，1950年的中国黑白电影《白毛女》告诉我们的正是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道理。电影讲述的是解放前，在华北的一个偏僻农村里，贫苦农民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与青年农民王大春相爱，同村地主、富农黄世仁见色心动，逼杨白劳用其女儿抵债，杨白劳被迫自杀，喜儿被抢入黄家，受尽折磨后被黄世仁奸污，后喜儿逃出黄家，匿身深山丛林，头发全变白了……历经磨难，喜儿始终没有放弃，凭着自身信念等到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参加八路军的大春回到家乡，为喜儿伸冤雪恨，重见光明……电影的结局是在全村公审会上，黄世仁、穆仁智二人受到严惩;喜儿绝路逢生后，白发复青丝，终于和大春喜结良缘。

　　很典型的一个苦尽甘来的故事，女主人公从喜儿变成了白毛女，最后又白发复青丝，这个过程中，纵然是“破布烂草不遮身，深山野洞难活命”，喜儿也没有放弃。这是值得我们现代社会中每一位青年思考以及学习的地方。众所周知，在现代社会，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等带有身份标签意义的“二代”现象频繁成为了中国社会关注的热点，官二代、富二代、贫二代的标签烙印明显的折射出了一种阶层意识。电影《白毛女》中的喜儿和大春若是生活于现代社会，他们的标签就是贫二代。黄世仁生的安逸，是典型的富二代，他所拥有和炫耀的财富，不是靠自身能力得来的。喜儿和大春，他们没有炫耀和享受的资本，所以只能努力，时刻保持着忧患意识。

　　贫苦艰难如喜儿，却仍然期待“太阳底下把冤伸”，坚信“苦难的日子总能熬出头”，做风雪中的舞者。生活在新社会时期的、太阳暖照下的我们这一代人，应该拒绝被扣上富二代、贫二代的帽子，拒绝阶层意识，应该像喜儿一样，不向逆境低头，做风雪中的舞者。

　　白毛女观后感篇二

　　在华北一个偏僻的农村，贫苦佃农杨白劳早年丧妻，膝下一女名喜儿，相依度日。邻居王大婶及其子王大春常给杨家父女多方照顾，两家融洽和睦。喜儿和大春相处日久，情投意合。贫苦农民杨白劳的女儿喜儿与青年农民王大春相爱。土地是人类的根。土地是种田人的命根子。如果没有一块地，种田人就只能租种别人的田，向人家交租子。白毛女的父亲杨白劳就是这样的贫苦人。每逢年关，他都要去躲债，但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地主黄世仁欲霸占年轻貌美的喜儿，见色心动，遂与管家穆仁智设计，以重租厚利强迫杨白劳于年内归还欠债。强令杨白劳把欠他的六斗谷子利上加利，在腊月底前还他二十五元大洋，否则就以女儿抵债。当杨白劳拿着一冬的血汗换来的七块五毛大洋到黄家还利息时，黄要本利一起还，硬逼着杨自劳在喜儿的卖身契上画了押。他和女儿的小命就攥在地主黄世仁的手心里，于是发生了一系列人间悲剧。杨心如刀绞，自觉对不住女儿，除夕夜喝卤水自杀。初一早晨，刚死了父亲的喜儿被抢进黄家，不久即被黄世仁奸污。大春搭救喜儿未成，只身投奔红军。怀有身孕的喜儿在黄家女佣张二婶的帮助下逃离虎口，途中生下婴儿，旋即夭折。后独自入深山穴居，餐风宿露。非人的山林生活亦使喜儿变成了一头白发。喜儿常去山中的奶奶庙取供果和香火，有人遇见，便传说遇到了白毛仙姑，被村人视为 “白毛仙姑”下凡显灵。两年后，大春随部队返回家乡，开展减租减息运动。为粉碎地主借白毛仙姑的谣言动摇民心的阴谋，十五之夜，大春等人潜伏在奶奶庙，寻找白毛仙姑，然后共产党开进来，由大春带头。到闹鬼的山神庙里破除迷信。他们成功地抓住了喜儿，严刑拷打，屈打成招，又把她的头发剃光，希望消除女妖的法力，后来大春认出了那是自己的爱人，立即制止了他的同志们。于是，共产党们听说了喜儿的遭遇以后，非常同情，就一起进了村里，把黄世仁和他大老婆杀了，把他们家的财产全部分给贫苦大众。没想到这白毛仙姑竟是当年的喜儿。地主被镇压了，喜儿报了仇伸了冤。她重又回到自己的村庄，与大春建立了幸福的家庭，头发也渐渐变黑了。

　　本片故事来源于一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民间传说。它以主人公的命运概括了旧社会亿万农民倍受压迫的苦难历史，并以此来说明，封建的剥削制度“使人变成鬼”，劳动人民作主的新社会”使鬼变成人”。影片以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成功地塑造了喜儿的形象。她不只是旧社会剥削压迫和苦难的承受者，而且还是劳动人民反抗精神的体现者，因而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典型意义。杨白劳、大春、张二婶以及反派人物黄世仁、穆仁智等，也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影片从整体构思到艺术形式都具有鲜明的民族风格。它以比兴的手法，结合蒙太奇的运用、情绪的对照及情节的呼应，获得了强烈的艺术效果，既有力地烘托了人物命运和性格，又深化了主题。在音乐方面，它借鉴同名歌剧所长，又有所发展，富有民歌风味的韵词和曲调，和谐优美，为本片增添了艺术光彩。喜儿的纯真、甜美和变成“白毛女”后的坚韧、刚毅;大春的朴实、敦厚及参军后的英勇、干炼以及黄世仁的阴险、毒辣??等都刻画得比较鲜明、生动。该片的成就和

　　特点，使《白毛女》成为新中国电影探寻民族风格的重要作品。《白毛女》出品于文革时期，是“江青同志”当时亲自培育的八个“革命现代艺术样板作品”之一，曾是“无产阶级”和“革命群众”的精神食粮，一时红遍全国、家喻户晓。

　　通过杨白劳和喜儿父女两代人的悲惨遭遇，深刻揭示了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尖锐矛盾，愤怒控诉了地主阶级的罪恶，热烈歌颂新社会，形象地说明了“旧社会把人逼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指出了农民翻身解放的必由之路。这一出悲剧，就出现在我们太行山里。作家李满天从民间搜集到了一个白毛仙姑的传说，拿到报纸上发表，由贺敬之等改编成了歌剧，全国解放后又拍成电影，流传更为广泛。剧中的杨白劳和喜儿是封建制度的牺牲品，是亿万观众同情落泪的对象，是中国农民悲惨命运的艺术典型。

　　看了白毛女的故事我感慨万千，我十分痛恨可恶的老地主黄世仁，也憎恨万恶的旧社会。那个年代人们没有自由和土地，所有的一切都在地主手上。

　　《白毛女》是歌颂农民大翻身的中国第一部歌剧。这是从一个十七岁的佃农的女儿的身世表现出广大的佃农阶层的冤仇及最后的翻身。这是从一个地主的淫威表现了封建剥削阶级的反动、无人性，及其蹂躏人民、出卖祖国的滔天罪恶。

　　《白毛女》写于抗战期。这指出了民族统一战线如何被反动的地主阶级所破坏，所危害，从而这又指明了胜利以后反动的地主阶级，实行美帝国主义的意旨，用残酷的内战来答复人民的民主要求，正和他们在抗战时期的卖国行为是一模一样的。

　　同时，这又指明了在抗战时期，人民的力量既然能够阻止反动派的从无一时间断过的妥协卖国的阴谋而把抗战坚持到最后胜利，那么今天的更为壮大的人民力量一定也能把民族的民主解放战争进行到最后胜利。

　　看了《白毛女》电影我还有一个最大的感触，那就是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是人们的大救星，分给人们田地和粮食，让人们过上了今天的好日子，这不由得使我更加懂得了一个道理，那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我们要坚决拥护伟大的中国共产党，努力奋斗，将我们的祖国建设的更加美好!

　　白毛女观后感篇三

　　《白毛女》是一部几经加工修改，从乡民之口，经文人之手，向政治文化中心流传迁移的作品。从某个宽泛的文化角度上看，《白毛女》不仅是一个叙事，不仅是一种心态(mentality)，甚至也不仅是一种话语(discourse)——虽然尽可以把它作为叙事、心态及话语来研究。它还关联着一种在“解放区”形成的特定的文化实践——这种文化在形式来源、生产经过和传播方式上都既不同于“五四”以来在知识分子层中流行的新文化，又有别于“原生的”民间文艺形式和意识形态。而作为文化产品，它既有明显的“本土”、“大众性”或“通俗”色彩，又有受西方文化影响的“文化人”的加工痕迹。这样说并不是否定它的政治特征，而只是想说明，这种带政治功利性的文学反而可能有一个复杂的历史和文化的上下文。如何重新清理这个上下文是我们研究“解放区”文学以及整个现代文化史的一个先决条件。

　　(在歌剧《白毛女》中)政治力量最初不过是民间伦理逻辑的一个功能。民间伦理逻辑乃是政治主题合法化的基础、批准者和权威。只有这个民间秩序所宣判的恶才是政治上的恶，只有这个秩序的破坏者才可能同时是政治上的敌人，只有维护这个秩序的力量才有政治上及叙事上的合法性。在某种程度上，倒像是民间秩序塑造了政治话语的性质。在某种意义上，歌剧《白毛女》创作中不同话语原则间的交锋象征性地展示了解放区政治文化的生产过程。当然，我们无法证明非政治的、民间伦理秩序的逻辑就一定代表下层阶级的阶级意识。而且毫无疑问，就算这种逻辑在一定程度上代表了大众意识形态，它也被利用来作了政治宣传的工具。但它的确作为某种已被接受的，大众化的共识在这个剧本中发挥着潜在的定义和限制政治权威的作用，从而给观众留出了一个可认同的空间。

　　与歌剧本相比，电影《白毛女》改写并强化了某种带市井文学色彩的爱情主题。在歌剧中，“非政治”的叙事焦点在于一个毁灭喜儿家庭、践踏和谐平安伦理秩序的恶势力终受惩罚，蒙受苦难的良家女子终于得救，申冤复仇。而在电影里，这个民间秩序经过了某种翻译，在毁灭与复仇之外，还引申出一个有情人悲欢离合，终成眷属的好事多磨式的情节。 (孟悦：《<白毛女>演变的启示——兼论延安文艺的历史多质性》，唐小兵编《再解读：大众文艺与意识形态》，牛津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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