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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克功案件》把那些枯燥的法条演绎成生动感人的故事，形象地弘扬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精神。下面是烟花美文网www.39394.com 为大家整理的黄克功案件观后感，供大家参考。黄克功案件观后感
还记得当天在梅操看电影的情景。面对着一句“国家民族存亡之秋，甘愿战死前线”， 面对着16岁和大哥黄继功随着毛主席一起上的井冈山，一直待着毛主席和贺大姐的身边，五次反围剿参加了三次，娄山关战役立大功，爬雪山过草地艰难的走过了两万五千里长征的黄克功，身边观影的同学不少都在说着黄克功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确实，一代名将，正当用人之际，前方无数血战沙场的战士们等待着一位将帅之才。无论从人之常情理还是从战事需要，无论是从爱惜人才还是从战友情深，黄克功都有无数种理由不应该被判处死刑。然而，这里有然而。法律的尊严，军民的平等，这才是一个政权的发展的根基。可能有人会问，一边是士气，一边是民心，到底何者更重?其实这不是一道单选题。没有法之尊严，没有人之平等，没有在国民党刚刚特赦张仲麟之后的威严回应，一个政权便无以立足。将帅之得失在于一时，民心之得失关系一世，而法律之得失更是足以影响到人类纪元的长度。
“黄克功过去的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赦免他，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毛泽东临刑前的回信正宣告着中国共产党政权在当时坚守法律原则的核心意识，与蒋介石特赦张仲麟行为的截然不同更是从一定程度上昭示着未来的民心向背、政权兴衰。过之为过，不以功为相抵;法之为法，不以情为权衡。这样的原则是当时稳固政权、凝聚民心、树立威信的需要，也是时至今日都能影响社会根基的信仰。
一直以来，党和国家都在推出各类主旋律电影，而《黄克功案件》不由得让人眼前一亮。不同于其他“伟(伟大)、光(光荣)、正(正确)”的人物形象，影片中的各个人物形象都有血有肉。从血气方刚的失足将才黄克功，到一碗水端平以法为称的雷经天，从惜才爱将却坚守民心原则的毛泽东，到贺大姐、胡耀邦、李兴国等一系列具有鲜明个性的角色，整部电影对人物的刻画大大超越了以前单一而缺乏多元的主旋律电影形象。尤其是雷经天形象的塑造，更是代表着影片对于法律尊严的最高捍卫。“如果我们今天不判处黄克功死刑，以后老百姓就会判我们的死刑!”“如果我们今天赦免了黄克功，就等于判处了我们未来的死刑!”这位两碗水端平的解放区最高法院审判长面对的是两边都难以平息的呼声，是特殊时期最敏感的“桃色案件”，是全社会乃至国际瞩目的焦点案件，是长征路上曾救过自己的英雄恩人。他想要衡量的因素太多太多，他想要顾及的群体太多太多。而在黄克功公审前夜，雷经天为黄克功用姜汤搓操那场戏，情感更是表达得淋漓尽致。作为审判长，雷经天对于原则的坚持表现了社会前进中先锋个人巨大的引领作用。审判长是法律的象征，雷经天就是那个时代下最需要的精神符号。人物形象的丰满，是一部电影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而作为主旋律电影，这样的事实却常常被忽略。《黄克功案件》给我们带来了惊喜，带来了那段尘封历史中一个个最为有血有肉的人物。
其实仔细想想不难发现，这部影片有着多么重要的时代价值。从文革之后时至今日，从西方到东方，我们都在不断地强调着法律的价值和意义。西方一直高喊着三权分立、法律之上，他们对于法律和权力的衡量给我们的发展不少启示。十五届三中全会，依法治国再次作为重中之重被反复强调。我们在加快节奏，去建立一个法治社会，去真正地落实“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样的理念。法律两个字的意义究竟有多重，我们必须明白。文革中对法律践踏的悲惨不应该被忘记，改革开放后各种思想冲击下权力和金钱战胜法律的怪象不应该再继续。一个家，有家规才有和谐;一个社会，有制度才有未来;一个国家，有法律才有尊严。正当我们弘扬这种精神的时候，《黄克功案件》带来的思想冲击应该说是极其重要的。艺术也是时代的，电影也是有其真正价值的。
而另一个时代背景似乎更容易形成思想的冲击——反腐。高官纷纷落马，这是习李上任以来最令百姓为之欢呼鼓舞的事情。大老虎小苍蝇，一个都不放过，这样的反腐铁拳打在每一位政府工作人员的身上，也触动在每一位期待国家进步的人民的心上。然而反腐不是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这其中牵扯着多少人的利益，关系着多少利益集团的存亡。特权如果存在，反腐寸步难行。权力如果能大于法制，人情如果能战胜法理，我们的反腐工作就无法开展，党和国家的未来就岌岌可危。这不仅是一时之大快人心，而是关乎着党和国家的生死存亡。《黄克功案件》就是在传达着一种态度，杜绝特权，法大于天。剧中的死刑，不仅判在黄克功身上，更判在当今所有特权集团的身上。
要想让一部影片去改变太多什么很难，但我们需要这样的高质量主旋律影片来给我们的社会带来一点点正能量。我们无数次的说起，这是一个信仰缺失的时代，那么我们靠什么去建立一种信仰?我们又该建立什么样的信仰?说共产主义，很多人会笑。是的，我们的时代就是这样，有着悲观的情绪，有着迷茫的阴云。然而一个社会的前行必须要凝固起最广泛的力量，才能不断改变，不断发展。我们不讨论该信仰什么，我们只要能从哪怕是一部影片中一点点改善，一点点向前，我觉得未来就有希望。毕竟，我们都在努力，都在努力让法大于天，努力以史为鉴，铲除特权，维护最基石的人类尊严。
黄克功案件观后感
在县局组织下观看了一部著名案例创作影片《黄克功案件》。怀着沉重的心情看完这部影片之后，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复。影片是从尘封的历史档案中走上荧幕，每个人都应常怀对历史的敬畏之心，方能时刻保持警醒。
影片讲述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不久，延安发生了一起有着光荣革命历史、勇冠三军的红军将领、红军师团级干部黄克功，因情感纠葛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的恶性事件，一个革命的功臣瞬间堕落为杀人犯。处理案件时出现了不同声音：一部分人认为黄克功屡立战功，主张赦免他，让其在抗日前线将功赎罪;另一部分人认为，大家之所以投身革命，追求的正是自由和平等，共产党人坚决不能有特权思想，黄克功罪不容赦。面对针锋相对的意见，毛泽东、张闻天等中央和军委领导将案件移交给陕甘宁边区审判长雷经天，其秉着“两碗水都要端平”的理念来严肃受理此案。面对曾经的救命恩人，雷经天与他促足谈心、帮着洗澡搓背，当镜头打在黄克功后背的那一刻，我的眼泪顺势而流，他的后背都是伤疤，有枪伤的疤痕、刀伤的疤痕，整个后背看起来就像是一张树皮，那而那张“树皮”是他人生的写照，更是他战绩的写照，但就是这样一个抗日英雄，却因自己一念之差铸成后悔莫及的大错。顶着四方压力，雷经天按照民主判决的方法最后以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判处黄克功死刑并立即执行。严格树立了党的法纪与威信。
《黄克功案件》揭示了权与法、情与法这一永恒主题。毛泽东作为军委主席，面对从井冈山时期就追随自己的黄克功，内心斗争更为激烈。根据当时的状况，他完全有权利不把黄克功交给司法机关，改为以军纪军法处置，那样黄克功不仅可以逃过一死，甚至可以免受刑罚。就算交由法院以司法途径解决，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毛泽东主席作为统帅拥有特赦的权利，可以在法律许可下运用特赦权保黄克功一名。然而，在权利、感情、法律的纠缠中，毛泽东主席最终将案件交由法院依法审理，在收到黄克功写的求情信和审判长雷经天写的权利告知信后，还亲笔写下了一封书信，提出“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并要求“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挥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车之鉴”。这封信闪耀着从严治党、依法理政的法治精神，由雷经天在法庭上公开宣读后，不仅教育了延安各界，对今天仍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在影片中形成强烈的情感冲击力，深深的震撼了我的心灵。影片和每个共产党员息息相关，讲述的不仅仅是那个特殊时期的历史，更是对时下现实的映射，其中所表现的实现社会公平公正、铲除特权腐败、依法治国等亦是当下执政者重要的治国理念。
我以为，黄克功案件的发生，根本原因在于其对法律和党纪的漠视。即便当时没有完整和成熟的法律体系，但恣意剥夺他人生命无疑与口耳相传的儒家文化背道而驰，黄克功作为参加过革命战争的共产党员，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黄克功自恃功大于过，直至被捕时仍在狱中写信求援，自信能够得到党中央原谅。应该说，自始至终，黄克功都缺乏对法律基本的敬畏之心。
法律不仅是遮风挡雨的护盾，更是高悬头顶的利剑。人民警察作为法律的执行者和捍卫者，更当常怀敬畏之心，恪守法律，维护法律的尊严，让人民群众在每个执法实践中感受到法治的力量，从而最大限度的维护公平正义。国务委员郭声琨在《求是》发表署名文章指出：“公安机关作为执法部门、公安民警作为执法者，首先必须树立法治理念，信仰法治、崇尚法治、坚守法治。如果不信仰法治，没有坚定法治的定力，就会在工作中迷失自我，在权势、金钱等各种诱惑中丧失底线。”作为执法者，人民警察手持的是国家公权力，必须践行法治原则，严格依据法律行使。
法律的生命力在于实施，法律的权威在于实施。我想，《黄克功案件》始末，不仅仅告诫执法者，更警醒每一个人，法律面前没有例外和特权，理当常怀敬畏法律之心!
黄克功案件观后感
《黄克功案件》不仅仅是一部再现我党延安时期军队干部的一起刑事案件那么简单，在当前党和政府提出了“依法治国”、“依宪治国”的大背景下，颇有点以史为鉴、呼应现实的意味在其中。这也是贺岁档第一次出现一部“党员警示大片”，除了有主旋律的政治宣教功能之外，在整体上也堪称年度主旋律电影的一流水准。
我党历史上可以拍成“党员警示片”的题材众多，之所以选取“黄克功案件”，相信也是考虑了商业效应方面的因素，毕竟主旋律影片也要尽可能地吸引观众入场嘛。而这一案件也恰好具有足够的吸引眼球的噱头，更多细节的曝光也具有历史揭秘的意味。黄克功是江西南康人，16岁就加入红军，参加过井冈山斗争和两万五千里长征，历任红军班长、排长、连长、营政治教导员、师政治部宣传科长、团政委。在二渡赤水的娄山关战役中立大功。延安时期任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第二期第15队队长、第三期第6队队长，1937年10月5日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由一个革命的功臣堕落为杀人犯。事件发生后，中共中央高度重视，决定由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此案，最终经过公正公平的依法判决，判处黄克功死刑。当时，此案在延安轰动一时，国内外一些报刊把它当成是共产党的”桃色案件”大肆报道，而这也成为影片先声夺人的商业元素所在。
《黄克功案件》先是以悬疑凶杀探案的类型片模式开场，女学员刘茜中枪身亡，开枪的黄克功身负嫌疑被捕入狱，但杀人的原因和过程还未明朗。此案性质恶劣，且影响已经波及中外，党中央毛主席决定由刚成立不久的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此案。院长不在，重任落到审判长雷经天身上。在审问过程中，黄克功辩称自己同刘茜因为恋情纠纷意外走火将她打死，影片用回忆的形式再现了“意外杀人”的过程。在没有确凿证据证明黄克功是故意杀人的情况下，本着公正公平的原则，审判长雷经天并未排除意外杀人这种可能。但随后新证据浮出水面，刘茜身上发现了第二处枪伤，“意外走火”之说不再成立，黄克功才对雷经天说出了故意杀人的真相。
悬念戏到此结束，法庭戏正式展开。黄克功的犯罪事实已经清楚，但如何定罪、是杀是留，影片用一波三折的情节以及情与法的冲突持续吸引着观众的眼球。虽然“杀人偿命”是中国社会天经地义的传统，也有法律支持，但“网开一面”同样有着足够的理由支撑。首先是黄克功个人的态度，他深知自己犯了死罪，但国家正处于抗日战争的艰难时期，作为师团级干部，他希望能在战场上戴罪立功，宁愿死在杀敌的战场上，也不愿在后方被枪毙，他也专门向毛主席写信请求赦免。其次是已有先例的外部因素，国民党高级军官张钟麟也曾犯下杀妻大罪，但被蒋介石以“抗日用人”为由加以特赦，他也因此而改名叫张灵甫。而毛主席手中也掌握着特赦黄克功权力。第三是审判长雷经天等与黄克功有着深厚感情的老红军的个人情感因素。影片专门将黄克功设计成雷经天在过草地时的救命恩人，5人陪审团中也有黄克功的一位老战友李兴国决意阻挠陪审团的死刑判决。第四是法律因素，当时无论是根据陕甘宁边区的法律还是中华民国的法律，都可以判处黄克功死刑。但李兴国拿出一本红军在江西瑞金颁布的中华苏维埃惩治反革命条例，指出其中有红军指战员犯罪可以有功从轻的条款，在陪审团的内部讨论中向审判长雷经天据理力争。
而最终克服重重障碍，让黄克功被依法定罪的两大决定性因素，一是审判长雷经天，二是毛主席。在黄克功案件历史记述中并不太显眼的审判长雷经天，在影片中则成为男主角和整个审判的核心人物，在他身上体现着“法律至上”、“依法判案”的法治精神和信念。当中央领导把黄克功的案件交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审判时，他先是以“边区法律法条还不健全”表示自己的顾虑，当领导决意要让他主审此案时，他也不再犹豫，全力以赴，而且决定在陕北公学的操场上对黄克功案进行公开审理。他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不仅要一碗水要端平，两碗水我都要端平。”意思是无论是控方还是辩方，他都会一视同仁、不偏不倚。他一方面没有因为黄克功杀了人，就像一些党的领导人那样将其视为“堕落坏分子”，而是充分尊重他的法律权利，另一方面，他同样没有因为自己身受黄克功的救命之恩，且黄克功曾经立有大功，就对他网开一面、从轻处理。而是始终以法律为准绳，以公正公平的法律精神进行审理和判决。在陪审团中，雷经天是力主死刑的，这就同力主从轻的李兴国产生矛盾，导致陪审团迟迟未能统一意见。这其实涉及到公正公平的法律，同论阶级、讲出身、搞特权的苏区旧条例之间的矛盾，而雷经天最终以一番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的深入分析解释，让李兴国明白了在法律上“搞特殊”会给党和军队带来的危害，以及法大于党的重大意义，从而在死刑判决书上摁下了自己的手印。而毛主席派人送达审判现场的亲笔信，不仅没有让黄克功看到赦免的一线生机，反而以鲜明的态度，支持对黄克功的死刑判决。信中的内容在今天看来，依然对全党有着格外的警示意义，他告诫全党，党员干部身份绝不是法律的挡箭牌和减刑理由，相反，党员干部犯罪是“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更应该受到法律的严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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