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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青梦篇1:纪实文学作品
纪实文学是一种迅速反映客观真实的现实生活的新兴文学样式，亦称“报告小说”，是报告文学化的小说，也是小说化的报告文学。它以真人真事为基础，可以有一定的虚构性，但对虚构还有一定的限制。
关于纪实文学的定义，还有多种观点。如李辉的表述是：“纪实文学，是指借助个人体验方式(亲历、采访等)或使用历史文献(日记、书信、档案、新闻报道等)，以非虚构方式反映现实生活或历史中的真实人物与真实事件的文学作品，其中包括报告文学、历史纪实、回忆录、传记等多种文体。”
纪实文学举隅
《透明的性感》(少女圣经)，东方竹子著，1994年中国文联出版公司第一版，1998年中国社会出版社再版。此书不仅是一个独闯深圳的少女生活纪实，而且是颇有力度的深圳近代史大纪实。它以深圳原野股停牌下市为大背景，展开的不仅是深圳的表面，更是深圳的神韵。陕西作协副主席晓雷评价：“读东方竹子的《透明的性感》如同到钱墉江观潮一般令人惬意……”
《透明的女性》(--沿青藏公路走向中国可可西里无人区)，东方竹子著。是整个青藏历史颇有力度的大纪实。它绝不是浮光掠影的游记，而是探入探索青海的文化深刻内涵。著名编辑家、《血色黄昏》的第一编岳建一说：“要了解青海的历史，东方竹子的《透明的女性》必读。”中国社会出版社社长刘国林终审批语：“《透明的女性》一书托女性之表议文化之实，内涵成色久远博深，总体不失为一部好作品……”
1977年台湾文化大学大陆问题研究所出版的《中共青年下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
1979年在台湾发表的《中共红卫兵一代思想认识的发展》
托马斯 伯恩斯坦早年(1977年)出版的《上山下乡》
肖复华编写的《啊，老三届》
白描的《苍凉青春》
四川人民出版社于1989年率先推出了《知青沉浮录》，后来又于1993年出版了《红土热血》。同时，成都出版社连续出版了《蹉跎与崛起》、《光荣与梦想》(1992)和《热血冷泪》(1993)。四川文艺出版社则出版了《知青档案》(1992)和《命运列车》(1994)。全国各地的其他出版社也纷纷推出各自的新书，如《北大荒风云录》、《中国知青部落》(1990)、《草原启示录》(1991)、《回首黄土地》(1992)、《悲怆青春》、《中国知青梦》、《中国知青在海外》、《中国知青悲欢录》(1993)、《漠南情》、《理想与现实》、《苦难与风流》(1994)等。
中国知青梦篇2:《我的三位“知青”朋友》散文
《我的三位“知青”朋友》散文
——献给中国20世纪经历了“上山下乡”运动的知青前辈们
随着二十世纪的逐渐远去和消逝，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千百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正在逐渐地淡出人们的记忆。有人说，知青是最幸运的一代，但也是最不幸的一代。因为知青的经历是罕见的，艰苦的农村劳动，曾经贻误了数以万计知青们的大好学习时光；但同时又说知青是幸运的，因为艰苦的农村实践，也激发了这数以万计的知青们对知识的渴望，对生活的热情、对未来寄予的美好希望。
我的三位知青朋友，一位是我的姐姐，一位是我的老师，一位是我的领导。
她们同一年出生，她们同一年成为中国“上山下乡”运动中的知识青年；她们有着同样的知青岁月；她们有着同样的生活热情；她们有着同样的知青情怀；她们有着同样优秀的知青品质。她们拥有同样克难奋进的知青精神；她们恪守着对党和事业同样的知青忠诚；她们同是我忘年的良师益友，她们所拥有的共性优秀，是一代知青的集中体现；她们共同所拥有的在艰苦环境下顽强的学习力、在落后农村乐观向上的生活态度和对国家、对事业的忠诚让我敬佩，让我感动，让我这个现代知青真正懂得了珍惜拥有今天美好生活的现实意义。
我的第一个知青朋友——-家中的大姐。
我出生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山西省，当我刚刚有所记忆时，中国历史上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80年代的，那场轰轰烈烈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已经接近尾声。在童年的记忆里，“知青”这个词总是很多次出现，因为我的第一个知青朋友，是比我大了17岁的姐姐，1974年在我还没有出生时，大姐就已经响应党的号召，奔向广阔农村，去干当时所说的大有可为的事业了。
大姐是我们家五兄妹中的老大，童年的记忆中，每逢现在的秋收夏忙时节结束后，大约在上午9点半左右，我总能见到大姐担着满满两筐分来的玉米、红薯或者南瓜什么的，像个农民一样回家。这时，母亲总是忙着给姐姐做早饭。因为山西的农村，每天只吃两顿饭，早饭总是在忙完农活后再吃，时间是在上午9点到10点之间，另一顿饭是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进行，中饭和晚饭都合为这一顿了，所以，象大姐她们这代插队山西农村的城里孩子，知青岁月中印象最深的就是每天都很饥饿。
当时在山西插队的北京知青比较多，姐姐这些当地的知青和北插的那些知青比，因为家在不远的当地，所以，可以借着回家送农产品的机会，吃顿不是玉米面撇撇和着山药蛋丝的饱饭。但常回家就会耽误挣工分，所以这时工分的事由北插的知青代劳，然后姐姐这些当地知青，从家回去时，给她们带去家里做好的蒸面条或者饺子，以示感谢，大家也都觉得这样都能乐得其所，很公平。
每次大姐给我讲这段知青岁月时，我总觉得她们象影片《红色娘子军里》的吴琼花，可谁又是“南霸天”呢？想不明白我问大姐：“姐，那你们为什么不向知青负责人提出来你们吃不饱的事呢？你们为什么要在农村挣工分啊？你们为什么不上学而去农村种高粱啊？你们为什么不回家住，而要和农民住在一起啊？北京没有山西的临汾好吗？那些北京的哥哥姐姐为什么离开天安门来山西啊？你们怎么不像爸爸妈妈那样去工厂上班挣钱啊？”每当这个时候，大姐总是很认真又有些慷慨陈词地回答说：“我们那个时候，哪能像现在的孩子这么随心所欲啊，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十六七岁的我们，听党指挥，跟党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到广阔农村去做大有可为的事业，这是我们的责任和义务，没有人觉得苦，也没有人觉得不应该，虽然有时吃不饱，但我们在农村也学到了许多学校学不到的生存本领，那时的我们是多么年轻、充满了朝气和热情，好像没什么可以难得倒我们的……”
每次大姐说到这时我就特别感动。虽然，我没有经历过她们那个时代，虽然我对姐姐讲述的知青年代时的国家政策不能评价对错，但知青身上所特有的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和适应各种生存环境的能力无疑是在广阔农村培养和锻炼出来的，知青们苦中作乐、乐观向上的生活勇气和不打任何折扣的执行力，是我和我们这代真正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青年所不具备的。
大姐曾是国企多经产业的单位负责人，姐夫是她的插友，两个儿子现在都已经大学毕业即将走上工作岗位。
我的第一位知青朋友，她现在生活的很殷实、很满足，并很美满。
知青岁月中的记忆留给姐姐这代知青们的是一支永远难忘的歌，歌中有她们这代人舞动青春的乐符。在那段蹉跎岁月里，象姐姐一样的知青们用汗水和眼泪、苦涩和艰辛、希望和憧憬在中国历史上谱写了一支令几代人都难以忘怀的知青之歌！
我的第二个知青朋友————-初中英语老师。
1985年我和二姐、哥哥随父母工作调动回到了故乡安徽。当时大姐已经成家，三姐在山西读书，就都留在了那里。我和大姐从此也就被地域的距离远远地隔开了。一直以来，在家中兄妹五人中，童年的我和大姐有着特殊的感情，在大姐插队回家等待分配工作的那段日子里，呆在家中做伴的总是我们一大一小姊妹俩个，和大姐在一起的感觉真的很好，只有那时，我觉得自己才有被当做大人一样被重视的成就感。我们在一起时，大姐给我唱知青年代的歌，还用绸子锁上花边，给我扎在辫子上，我也常常把自己会唱的歌唱给大姐听，和大姐说一些当时模仿大人而来的，根本不懂是什么意思的时事政治。每次我和大姐在一起时，总能干些平时母亲不允许象我这么小的孩子干的家务活，而且不管干的好坏，大姐总是给我以夸奖和鼓励。和大姐在一起时，我就像是和自己同龄朋友在一起，平等而快乐，那种被人认可的信任，感觉真的很好。大姐对我总是有求必应，有时母亲不能满足的要求，大姐也总会想办法来满足我。这种特别深的亲情和友情，在回到安徽的很长一段时间里，一直很令我怀念，也特别想念大姐，常常在许多不眠的夜晚，悄悄流下思念的泪水。
1986年，也是我回到安徽的第二年，小学毕业的我，以优异的成绩考进所在地的重点中学，开始认识了我的第二个知青朋友——我的初中英语老师。
我的知青英语老师是一位对学生特别好的老师，她的言行举止有着许多和大姐相似的地方，她的英语教的特别好，好的后来我们班无论是学习好的还是学习一般的学生，无论是调皮的男生，还是外向的女生都喜欢上她的课。她教我们英语时，没有现在教学中固定模式的程序化，她总是会在恰当的讲课过程中，给我们穿插些她们在知青岁月中自学英语的故事。例如，有一次她们在干农活时偷着看“手抄本”，那时的手抄本很多就是我们现在看的外国名著，有的上面还有英文备注，一看这些手抄本，知青们就忘了干农活，就会被当时知青们插队所在地的农民生产队长逮到，生产队长很多是文盲，不要说英语，连汉字也识不了几个。那次生产队长逮住她们这群正在看手抄本的知青后，见到手抄本上面曲曲弯弯的英文，就问是啥意思，她们这些知青就胡弄生产队长说，那是教她们锄地的图样，生产队长立刻严肃地对她们说：“那是啥样子？挤扭拐弯的，照那样能学会锄地？把那拐弯的地方都给画直了，再学！”当时我们听了笑成一片，而我的知青老师也通过讲述这段知青岁月中知青们见缝插针的学习故事，来告诉我们英语的重要性和无知的可悲，从而来调动同学们学习的积极性。
初中三年的接触中，我和许多的同学都和英语老师成了好朋友，她们家也是兄妹五人，她在家排行老二，她常对我们说，她们插队那会儿，是多么渴望学习啊，她说，那时说她们是知识青年，不如说她们是需要继续学习知识的青年。后来我了解到老师朋友是在1979年知青回城后，第一年参加全国高考，考取安徽师范大学外语系的。她常常把大学四年留给她的印象和知青四年留给她的记忆作比较，然而每次比较的结果，都是我们在静静地听她讲那发生在知青岁月里的故事，听她有声有色地描绘她们留在知青岁月里的青春之梦。
老师如今已经当上了奶奶，由于她出色的教学业绩，现在仍被当地多家中学聘请。老师的爱人是她大学时的同学，老师的儿子和媳妇也和老师一样，都是中学老师。
我的第二位知青朋友，她现在生活得很忙碌、很平凡但很幸福。
知青岁月里的广阔农村，也许曾是老师这代知青梦开始的地方，那里是记录她们青春的欢笑和泪水的地方，那段岁月有着太多大学所不能给予的难忘情怀和丰富阅历，也正是在梦开始的地方，知青岁月赋予了她们这代人只争朝夕的学习精神和积极进取的不竭动力。
我的第三个知青朋友——-工作中的上上级领导。
因为我的第三个知青朋友是我的上上级领导，所以，我和她最终能成为朋友，这主要得益于我的领导朋友始终不变的那代知青们所共有的真诚、善良和质朴的优秀品质。
初相识，那是在2000年的夏末秋初，工作在基层农电的我代表市级供电系统去参加全省电力系统举办的“女职工建功立业展风采”演讲比赛，当时同行带队的领导就是我的第三个知青朋友————-我的上上级领导。
初见到她时，白皙的皮肤、精致的发型和她不算太高的个头以及细腻的待人接物，让我一直认为她是南方人。后来接触后，才知道她是地道的安徽人，而且是生长在我目前居住的小县市里的安徽人，不仅如此，她还曾在我们这个被称为安徽西伯利亚小县市的最北边的农村插队四年！她也是知青，而且和姐姐、老师是同龄同年的上山下乡的插队知青！这让我很意外。因为她的相貌不象知青。由于她当时是我们上级主管单位的工会主席，所以职务的差距、工作的距离、以及业务的归口，这些都让我对她因敬畏而有距离。
然而，就在那次演讲比赛结束后，我觉得她突然离我很近，象大姐、象老师，有时还有点像母亲。这种感觉也成为我们俩后来能搭建起忘年友谊之桥的最初基石。
2000年的那次演讲比赛，是我有生以来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大型比赛，之前自己从未参加过这么大场面的比赛，对于演讲的技巧、服装、发型、化妆等一系列前期工作也均无任何经验可谈。当时紧张的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去比赛的一路上，我忐忑不安，大气不敢出，更不敢说什么。我的领导朋友真的很善解人意，她好想看出了我的紧张和不安，一路上故意找些话题和我攀谈，她告诉我说，她曾是我现在居住地的知青，我们是老乡。她安慰我说：“你不要紧张，你们都是受过高等教育，见过大场面的年轻人，一定会演讲的很好的”。她一边说，一边回忆般地讲述着她们插队时的一些事情。她说那时她也经常作为生产队副大队长上台“演讲”，但那时不叫演讲，叫大会发言讲话，当时来听她“演讲”的人，有高学历的上海知青，也有当地大字不识的农民，有年龄比自己大的，也有和自己同龄的，还有和她父亲同龄的人，有工人、有农民、有学生、有干部，但情不情愿都得来，因为这是个政治态度问题。说到这时，她的幽默和极富感染力的语言，让我们听的人都笑了，车里的气氛开始活跃起来，我觉得自己的心也一下子和她拉近了许多。
在经历了5个多小时的欢乐而轻松的行程后，终于到达了比赛报到的地方，安排好我们住宿后，她亲自带我去上街选购参赛衣服、鞋子，甚至还把她上千块钱的衣服拿出来让我试，那种近距离的接触，让我消除了把她当做上上级大领导的距离感和疏远感，她的无微不至的关心和指导，让当时的我突然有再次找到了自己童年时和大姐在一起的那种被呵护、被信任的感觉。
那次演讲我取得了全省三等奖不错的成绩。返程时，她说了许多称赞和鼓励我的话，这又让我想起和姐姐在一起时干了那些大人不允许干我干的家务活时，姐姐给予我的鼓励和夸奖。我突然觉得眼睛湿润了，心里有种熟悉而久违的温暖。
比赛结束后，当我们驱车回到地级公司时，已经是晚上8点了，领导朋友和另一位工会干事都住在当地，而我要回到家，还得两个多小时的路程。我的知青朋友豪爽地留我她家去住，她说天黑了，即便有车送她也不放心。她的话象暖流在我心底流过，以前外出总是父母或者大姐这样对我叮嘱，那时母亲去世还不到一年的时间，当再次听到这熟悉的叮嘱，泪水在黑暗的车厢里从我的心里一直滑落到腮边。
那晚我没有住到她家，一是因为和她在一起，我总有许多往事化成泪滴不听话的滑落，我不想让她看到一起难过；二是我听同往的工会干事说，加上我那次比赛外出的时间，她已经快十天没回家了。我真的不忍再去叨扰她。
现在我们已成为很要好的朋友，而她依然还是我的上上级领导，在她的朋友中，还有许多像我一样工作和生活在基层和农村的普通人，但我们每一个人在和她相处时都很融洽、很舒服。每一次的相处无论是在工作还是生活上，我们都能从她那里学到许多现代人身上所缺乏的东西————善良、质朴、敬业、乐观、善解人意、懂得感恩。她常说，她曾经插队农村，是基层质朴的农民培养了她们这一代知青，那时，不管生活环境多么艰苦，知青的待遇还是比农民要高，但质朴的农民依然和她们真诚相处，教会她们许多课本上学不到的东西。她感谢家乡、感谢知青岁月里那些纯朴善良的人们。
她上海的那些插友回忆说她插队时像个男孩子，挑井水、干农活，她没有不会的。我常常想：如果不了解她的人，一定会认为她出生在普通农民的家里才这样训练有素。其实，在她插队时，她的父亲就已经相当于现在的处级干部，母亲也已是科级国家公务员，而她是家中兄妹四人中唯一的女儿。
知青岁月的艰苦劳动，对于出生如她这样的干部子弟来说没有一点矫情做作，没有一点别乎他人的优越，工作中她总是把知青所特有的执著和坚韧表现的淋漓尽致，生活中她总是把知青特有的淳朴、善良全部化作朋友相处时的包容和对生活的热情。
也许正是因为有她这样善解人意、善良、真诚又乐观向上的一代干部家庭出生的知青，才会让艰苦的知青岁月留下更多让人回味的记忆。
我的这位领导朋友如今是全省唯一一名地级公司分管农电的女副总，她的爱人是一名军人出生的国家公务员，他的儿子现在美国攻读博士。她常常对我说她很怀念插队时的那些岁月、那些插友、那些难忘的老乡，她感谢知青年代和那个年代的人曾经对她的培养和帮助。
我的第三位知青朋友，她现在生活的很充实、很精彩，也很快乐。
也许随着时光的流逝，在我们这代人的记忆里，身边的知青已经成为我们听时的故事，而我的三位知青朋友，如今却还是那故事中经典的代表，她们是中国大地上不同地域、同一时期、有着相同年龄的知识青年，偏远山村的乡愁，密密的树林、连绵的雨季和日复一日的繁重农活给了她们理想、意志、道德、良知的熏陶，让她们理解了社会，让她们至今依然拥有一颗正直善良的心和泥土曾带给她们的那份别致的生活底蕴。
我深深为我的三位知青朋友祝福，我深深为那些曾经历了中国“上山下乡”运动的所有知青前辈们祝福，祝福他们：革命人永远年轻！
中国知青梦篇3:关于我的知青岁月征文
知识青年，简称知青，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特定时期特定人群的历史名词。小编收集了我的知青岁月征文，欢迎阅读。
第一篇：我的知青岁月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1969年我刚高中毕业就赶上了上山下乡的大潮。告别了扬子江畔的石头城来到广阔的苏北大地——灌云，从此我的命运就与这片热土紧紧地联系在一起，就像一株巴根草在苏北海灌平原上扎根、开花、结果，成为了数百万灌云人中的一员，从有五千年辉煌历史的皇城根下的城市单身青年到只有三百年风雨沧桑的海灌平原农民一家，我把我的以及我子孙的生命深深地融进了这片土地。
在南京知青上山下乡40周之际回首命运的与众不同真是感慨万千，现仅选取其中的一些留在记忆深处的片段来展示那段火热的知青生活……
(一)参加第一次劳动
69年的灌云还是一片荒芜，置身于老牛梨地、炊烟飘渺、茅草小屋的乡间田野，仿佛来到另一个世界，热情的公社干部操作浓重的海灌方言以苏北人的豪爽接纳我们，多少让我们这些离开父母、离开家乡的知青们些许欣慰。但短暂的客人资格随即中止，我和几个知青随后就被分配到插队的知青安置点——灌云县沂北公社红旗大队三队。第二天天色蒙胧我们就在生产队长大嗓门的“男女劳动力——男女知青——上工了——”的吆喝声中揉着惺忪的睡眼，步履蹒跚地走到地里干活，记得很清楚那天是69年10月18日(因为那天是我姐姐的生日)!太阳还没有升起来，庄稼上挂满露珠，蚂蚱、青蛙在脚下乱跳，耳边的蝈蝈声此起彼伏。我和几个知青被分在三个组里由队长、指导员和会计三人带领。那天的早工是翻山芋秧(那时的山芋秧都要翻，要不它发达的气根就扎进土里，把营养分散，主根上就结不出山芋来，必须过一段时间就翻动一下，把这些根须弄断，这样营养才能集中到主根的山芋上)，这活虽然不重但很累人，弓腰探臂，双手贴着山芋垄子把山芋秧子操起来翻到山芋垄的另一边，像摸鱼一样，很快浑身的衣服全都湿透沾裹在身上难受极了，鞋子里灌上土粒、露水滑叽得不跟脚，一垄不到头腰就直不起来了，两条腿像灌了铅一样重!到收工时已是太阳高照(大概8点多钟吧。那时生产队没人有手表或闹钟，时间只靠生产队长的经验猜测、判断，记得一次公社召开知青会议，要求知青早上7点到会，队长考虑走路的就时间就提前叫醒我们，当我们一脚高、一脚低走到公社礼堂时月亮还挂在天上，等了好半天鸡才叫!)，吃过玉米面粥就盐拌小瓜菜又去干活，上午的活是捉棉铃虫，下午是折棉花公枝，我们知青没有经验，往往不能确定公枝母枝，要不断地询问队长、指导员、会计等人，他们也不厌其烦地指导，但次数多了也就没有耐心了，就不要我们干了，让我们唱歌给他们听，其实唱歌比劳动还累，早上喝的两碗稀粥两泡尿就没了，根本没有劲唱。晚上其他社员要上晚工，而我们知青却有特殊任务——排节目演戏!也算是一天难得的休闲了。我会很多乐器，就当伴奏和导演，那是我下放到农村参加的第一个文艺节目——京剧《打虎上山》。
第二篇：我的知青岁月
我只记得那天不知怎么的，天那个冷呀，把人冻得鼻酸头疼，两脚就像两块冰。进村的路上我环顾四周，这是一个北靠山，南邻一条小河，由东向西延伸的小村子，狭窄的村路，凸凹不平，两侧都是土坯草房，雪堵着窗户，冰溜子像透亮的水晶小柱子，一排排地挂在房檐下。偶见全村唯一的一趟瓦房，走近方知是小学校。
给我的直觉是，这是一个穷地方。都说穷山恶水出刁民，不知这里的民风如何。穷就穷吧，反正我是来镀金的，又不是找媳妇，在这里安家的。从我进村时就暗下决心，尽早逃离这个地方，但不知是何年何月啊!
很快我们十九名同学被分成两拨，我和其他九名同学被分到第二小队。说起来，两个小队的知青点相距不到一百米远，还是蛮近的。
我毕业于一所厂子弟中学，我们同学中的父母同在一个工厂，居住都是邻居，学前就在一起玩，上小学、中学又在一个班，彼此熟悉的不能再熟悉了。
来到二队知青点，这是一趟五间土坯草房，女知青住西间，中间一间是厨房，放有能装五挑水以上的大水缸，还有一个泔水缸，四个角各有十八印的大铁锅。东屋三间是男知青居住，这三间房全部打开，标准的东北式南北大炕，中间一个弯炕，若是骑自行车，能从南炕骑到北炕。靠东山墙分上下两层摆放着知青的箱子，我们一人一个。里面装着我们的私人用品，衣物，还藏着各自的秘密。炕上的行李全部卷着，露着高粱秸编的大炕席，东北人称这是跑腿行李。天棚和四壁是用纸糊的，不过都是用报纸糊的，中间地上摆放怕冻的酸菜缸、咸菜缸。
住房前有很大的柴火垛和保存带棒苞米的苞米楼(仓)子，很高，得登梯子才能爬上去，是防备猪、鸡来吃。这“空中楼阁”，它用四个木桩支撑，立地而起，上面用苞米秸或树条围起，类似一间木房，离地成楼，其搭建位置并没有什么严格的要求，有的是在东侧房山头，有的在房前或东或西的一侧，不过从院外看，总是处于很显眼的位置，也算是农家院落中的一景。柴垛旁是一个猪圈，里面有一只小猪，西山墙是装有粮食和农具的仓房和储藏冬菜的菜窖。
这就是我的青年点----我的家。
老知青们都很热情(后来得知，在我们来插队前队里曾专门进行过这方面教育)，招呼我们吃饭，主食是大米饭，副食是白菜炖豆腐，还有萝卜咸菜，在吃饭的过程中我发现老知青的饭量惊人，吃了一碗又一碗，我都数不过来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才明白，这样的饭菜真是一顿最好的伙食了。
整个下午没有什么事，我们来往于两个知青点之间相互聊着。
刚到下午四点，太阳就已经收起它那淡淡的光，好像也怕冷似的，躲进了像棉胎一样厚的云层。
送行李的卡车到了，我们忙着卸车，老知青们把靠近炕头的位置都让给我们。
我的行李最大，冬天盖的棉被，夏天用的薄被，还有毛毯，枕头就两个，这些妈全给我带来了。
在家的时候我就说，“带的东西太多，”
可妈说，“出门在外不容易，还是多备一些为好。”
吃过晚饭，知青们便三三俩俩来到大队小学校，今晚在这里召开新知青欢迎会。我盘算着，既然是欢迎会，无非是大队干部讲讲话，新知青表表决心，然后再各自表演一下小节目罢了。
走进教室，空气中弥漫着刺鼻的旱烟味，我见知青们犹如上课的小学生，只不过是从后往前坐，前面坐了一些我不认识的农民，后到的只好坐在中间部分了。
我没有感到一丝热情和欢迎的气氛，望着空空的黑板，又瞧见旁边有一个粉笔盒，拿了一块小抹布，沾了一些水，走到黑板前写下了“新知青欢迎会”六个镂空字。不知是谁在后面喊了一声“好字”，听声音，这是一位陌生人。
人员到齐后，欢迎会便开始了，首先由我们班主任老师介绍我们十九名同学的姓名，政治面貌，在校情况。我是第一个被介绍给大家的，我有礼貌站起来给大家敬礼。在校期间，我是班里的团干部，班长，这也是被首先介绍的缘故。后来得知，班主任老师第二天用了一整天的时间向大队党支部介绍我们这些人的情况，由于老师的厚爱，在介绍我情况时打了极高的分，日后从大队干部那里得到了验证，在我起步阶段，老师给我奠定了良好基础。
我的班主任老师姓孟，是位女性老师，文革前毕业于辽师大，我上中学后，她就是我的班主任，孟老师十分要强，工作认真，和学生的关系非常好。这次送我们下乡，陪我们五天时间，要知道，她家里还有一个上小学的女儿和一个上幼儿园的儿子。
大队开始介绍队里干部：大队书记、革委会主任：王玉安;支部委员、大队长：王忠;支部委员、民兵连长：李 有。
团支部书记：柳跃清;支部委员：金宝山、张宏伟。
望着这些人，我心里暗自在想，我的命运就掌握在你们手里。
没有激情的欢迎词，没有新知青豪迈誓言，大队党支部书记王玉安做了发言。
王书记五十多岁，一米八的个子，头戴长毛狗皮帽子，身披大棉袄，讲话时棉袄从肩头滑落，他颠一下肩膀，把滑下的棉袄再颠回肩膀头上去，如此往复，增加着他讲话的魅力。那饱经风霜紫红色脸膛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凝重的一张面孔，很少露出笑容，社员都怕他，就是调皮捣蛋的知青在他面前也显现出几分乖巧。
王书记是建国初期入党的老党员，自互助组、初级社、人民公社一直担任基层干部，社员背后称他“老官”。
王书记是我在二道岭大队最佩服也是唯一佩服的人。他对党衷诚，思维敏捷，为人耿直，言传身教，一年中，除了开会，都在生产队劳动，这在当时的大队干部中是少见的.我踏入社会后，他是我的第一位良师，对我要求甚严，批评我的时候能把我损得像三孙子一样，对知青像自己亲人一样爱护，工作中重用我，对我有知遇之恩，如不是他放手启用我们，又怎么会有我展示个人才干的机会，他还是我的第一入党介绍人。
“我们这个大队是个小大队，有两个小队，五十多户人家，二百多口人。”他从烟荷包里向烟斗中装了一些烟叶，深吸了一大口，继续讲到
“这里地处高寒山区，沟壑纵横，山地多、平地少，有十年九旱之说。因此造成了植被极差，土地瘠薄，粮食品种单一且产量很低,无霜期短，自然条件不好。农田以山地为主，水田少，粮食亩产三百多斤，是个花钱靠救济，吃粮靠返销的贫困大队……”
冬季夜晚是漫长的，躺在青年点大炕上，透过破旧窗纸，依稀能看见天空中星星，万籁皆静，咻咻的山风从窗户外吹进来，身下热的要命，外露鼻尖冻得冰凉，从来没睡过火炕，慢慢适应吧。
翻来覆去就是睡不着……城市与农村，大地方与小山沟差别如此之大，这难道就是我的最后归宿吗?这小山村将是要生活一辈子的第二故乡吗?我的革命热情开始逐渐被现实冷却，生活的艰难开始清醒了我的头脑。但我不敢道出真言，思想桎梏的枷锁牢牢束缚我的言行。
残酷的现实让我们感到：命运被捉弄，知识被葬送，心灵遭涂炭，人格受压抑……
尽管当时我们的文化水平仅仅维持在初、高中的初级阶段，但是相对于当地农民而言，我们还算是有知识的青年，却要我们接受比我们更没文化的人再教育，并要求我们在"广阔天地"里扎根一辈子，这样就使得我惶惑得不知所云……
美国人托马斯.伯恩斯坦在记录中国知青运动的文章当中有这样一段话：“中国知青除了了解了一些中国农民真正的生活状态这样一个事实之外，他们在农村度过的时间实在是一种浪费。”
但是，就"了解中国农民的真实生活"而言，我们相对于"五四"运动后期进步学生的走向民众，相对于我党一贯倡导的"干部与贫下中农同吃同住同劳动"以体察民情，以及文人墨客的下乡体验生活都有着本质的区别。其要害就是，知青的政治口号是"热爱农村、扎根农村、建设农村"。正是因为有了这个口号，才使得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断绝了回城的念头，最彻底、最真实地实现着我们对贫下中农的"刻骨体验"。
离开这村子简直就是做梦。梦，只是虚无缥缈的东西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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