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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动中国的故事篇1:2017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材料：梁益建
2016年“感动中国”十大年度人物揭晓，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医生梁益建名列其中。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相关材料范文，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2017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材料：梁益建】
骨科硕士、神经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骨科主任，这是梁益建的真实身份，然而，让他感到最亲切的称谓，却是来自患者的一声“梁爸爸”。参与“驼背”手术3000多例，精湛的医术拯救了上千人的生命……这是梁益建作为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专家最真实的写照。对于当选《感动中国》年度人物，梁益建显得有些低调：“我就是个给病人看病的普通小医生。
梁益建：“我只是个小医生”
在医院骨科大夫们眼中，梁益建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这个留利落平头的五旬骨科主任，常穿一双泛黄的运动鞋，疾走于病房、医生办公室、手术室之间，并不高的个头一转身便找不见人。病房里的患者们觉得，梁益建是个和缓平静的人。调整牵引支架时，他手拿10号扳手，弓着身子不紧不慢地调整每一颗可能影响角度的螺丝钉，平均每个人的调整时间30分钟。面对媒体的采访，梁益建扶了扶黑框眼镜，用沙哑的声音说了一句：“我只是个小医生。”
在住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中，75%以上是脊柱侧弯130°以上、四处求医无门的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脊柱畸形改变的不仅是人的外形，与之相生相伴的呼吸衰竭、心脏衰竭，不断侵蚀着人的生命。面对患者，梁益建的话大辩若讷，“我治得好”，这四个字在重度脊柱畸形患者听来，有若天籁，意味着一线生机。
三医院1号住院楼2楼，带着脊柱牵引支架的于建红，常常立在骨科病房转角通往医生办公室的小平台上，静静地呼、吸。病区的空气混杂消毒水和病房里的各种药味，并不算清新，他却视为珍宝。
几个多月前，一辆小汽车飞驰在河北沧州到成都1750公里的高速公路上。于建红瘫坐在哥哥于建忠的汽车后座，大口地吸着氧气，生命的气息随着时间流逝，似乎正一丝丝地没入黑暗之中消失不见。因为40年脊柱侧弯而变形的胸腔，压迫着于建红肺部的呼吸空间，“我要活命!”他放不下80多岁的父母、媳妇周大姐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
为了“活命”，从2014年就出现呼吸困难的于建红已经辗转在河北、北京求医2年，跑过很多家大医院。“这是命运的事，回家好好休养”，医生的这句话于建红听过很多遍。尽管呼吸对他来说越来越费劲，他一边吸着氧气一边执拗地在网上搜索，不甘心地试图叩开命运之门。当北京的一位医生告诉他“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梁益建可以治，他不收就没人敢收你了”时，他连发短信的力气都没有了。
去年8月6日下午，于建红的爱人周大姐试探着向梁益建的手机发了一条短信咨询，立即收到了回复。8月7日，于建红最新的血气分析数据被一一发到梁益建的手机上，“我的氧分压只有38mmHg，正常值是80mmHg。”氧分压低于60mmHg，已经意味着呼吸衰竭。紧紧捏着手机的周大姐，反复翻着手机，一条短信点亮了屏幕，这是于建红期盼了2年的回复——“可以入院，越快越好!”8月8日凌晨4点从沧州出发，一天之后，已经陷入半昏迷的于建红被送到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立即进入骨科ICU。2天后，于建红情况好转，进入普通病房。“奔着活命而来”的于建红，“活命”几率正在呈几何级数增加，“现在上下楼梯都没问题，聊天更是没有问题”。
梁益建：“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于建红和病友们互相打气时，常常会聊到一个已经出院的老病友——今年34岁、重庆壁山小伙子肖强。肖强的脊柱曾有三个严重畸形：严重脊柱后凸畸形、严重侧弯畸形、严重脊柱旋转扭曲畸形。X光片上，他的脊柱向右侧弯达到了190度，被媒体称为世界罕见。肖强也和很多病友一样，因为脊柱畸形，他的肺部、心脏等脏器已经受到严重积压，呼吸越来越困难。如果再得不到治疗，他最终会因为呼吸衰竭而死。
从2005年起，肖强在全国各地奔走寻找获救的希望，走遍了国内知名医院，拜访了国内几乎所有知名的脊柱专家，“在北京求治时，为了节约钱，晚上我就直接睡在门诊大厅里。”然而，跑遍了国内多家大医院，肖强都被拒绝。在北京某医院，肖强曾住院15天，最后专家仍告诉他无法手术，世界上尚未有成功案例。经过努力寻找，2013年3月27日，没有放弃的肖强找到了梁益建。
2013年4月9日进行了第一次手术，2014年7月进行胸廓成形手术，2015年3月进行脊柱矫形手术，2015年9月出院……如今，肖强仍把每一次治疗节点记得清清楚楚，他说这对自己非常重要。距离出院已经一年有余，肖强除不能弯腰外，生活与普通人无异，此前出现的腰疼、呼吸疼等问题也在逐渐减轻甚至消失。就在去年10月21日，肖强的女儿出生了，他特意拨通了梁益建的电话报喜。
在“我能治”几个字之中，有患者重获新生的喜悦，也有不为人知的风险。国际脊柱侧弯学会委员(SRS member)陶惠人说，脊柱侧弯手术，医生需要承担病人瘫痪、出现呼吸问题等风险，“脊柱侧弯手术是骨科手术中风险最大的，在医学范畴内，手术出血超过两三千毫升的，目前就是脊柱侧弯手术及肝肾移植手术。”梁益建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每天手术都很难，就像在青藏线的悬崖边开车”，但他又将话锋一转，“我不收这些病人，谁收?”
据公开报道，2008年至今，由梁益建主刀的脊柱畸形手术已经超过千例。另据西南交通大学附属医院统计，2013年至2016年间，梁益建在该院治疗的脊柱畸形患者达507名，其中，417人已术后出院，余下90人目前正在接受治疗。
智善公益基金会与全国20余家公立医院具有合作关系，“三医院收治的脊柱畸形患者，有75%是北、上、广大医院告知无法手术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患者，手术难度高、风险大、治疗时间长。”作为在全国范围长期救助家庭贫困脊柱畸形青少年的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说，“梁益建的勇气来自于对医学事业的敬重与执着。”苗强眼中的梁益建是位勇士，“勇于探索医学高峰，挑战高难度的手术”。
据悉，梁益建在治疗病例上已经囊括脊柱畸形的所有类型，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柱畸形和合并心肺功能衰竭。2015年2月，梁益建发表在国际脊柱顶级杂志《Spine》的一个病例，以“无一问题提出”状态全文发表，打破了该杂志在审稿时会针对每篇文章提约20个问题的惯例。
在每一天不断发生的工作细节中，梁益建的“勇气”源自对己对人的“严格”。
“严格”是对时间的管理。梁益建常常晚上7点之后带着病人的片子回家研究，每天凌晨2点睡觉，而午夜12点之后是他的练拳时间。梁益建举起右掌缓缓地在空中虚画出一个圆，圆圈末了，化掌为拳，出拳带风，“太极讲定，定下心，才能在手术台上处变不惊;太极健身，才能支撑七八个小时的手术。”早上7点半，梁益建又准时出现在办公室。7点45分，当很多病人睡眼惺忪的时候，骨科医生办公室里已经热闹起来。36位医生护士立定，骨科交班5分钟后开始。
根据医院相关规定，各科室每日上班时间为上午8时。“梁主任每天早上7点30分就会抵达病区，医生、护士也不好意思太晚。自然而然地，我们成了全院最早上班的科室。”包括护士长陈澜在内，每日上午7时50分参加交班的医生、护士超过30人。以30人每人每天多出10分钟的工作时间计算，骨科的医生护士每天共额外投入5小时为患者服务。医生护士额外的时间投入，一年超过1000小时，相当于50天。每天，梁益建要巡房两次，除了上午的常规巡房，手术后，他总要到病房走走才能安心。“我们做的手术太难，很多都是全国罕有的，现在的检查手段有限，没有经验参考，有5%不可控的风险，要小心。” 梁益建说。
梁益建对医生的严格要求在科室是出了名的。为治疗脊柱畸形患者，骨科成立了多学科协作治疗组，骨科、呼吸、神经等不同专业背景的医生都是成员。人称“大师兄”的胡正军从2008年就跟着梁益建学习，“主任要求我们晚上12点再睡觉，多一点时间看文献。”被称为“劳模”的汪飞，2年半前加入小组，家住医院对面的他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只要当天有手术，晚上10点就会到骨科ICU转一圈，看看做完手术病人的情况，然后发条短信给梁益建，“我不来看，主任也会来看。”
“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
“主任要求我们晚上12点再睡觉，多一点时间看文献”
“有时是治愈，常常是帮助，总是去安慰。”这是美国著名医生特鲁多的墓志铭，同时也是众多医务工作者的座右铭，放在梁益建身上十分妥帖。他对病人的爱心和同情心，理解和宽慰，有时比手术刀和药物还更有效。
上午9时，骨科医生的大办公室里，8个打着牵引支架的脊柱畸形患者沿着沙发边依次站着。骨科的医护人员给他们取了个“萌萌哒”的名字——“天线宝宝”。待梁益建从病区查完房，拿着盛满扳手、螺母、螺帽等工具的纸盒子走进办公室时，大家微笑着，眼神随着梁益建的身形移动。来自云南的张映清排在队首，梁益建从一堆螺母中挑出一把10号的扳手，开始拧动她身上固定支撑杆与头盆环的螺母。张映清紧咬着牙关，紧绷着，尽量不让身体发抖。她的头部、腰部分别套着一个钢环，用四根高过头顶的支撑杆连接固定。通过头盆环的牵引，让弯曲的脊柱慢慢拉撑。为了将头盆环固定在脑袋上，钢环上的每根钉子都穿过了头皮。
梁益建迅速翻动着手腕，尽量让拧动的速度变快。每调一颗，梁益建便后退半步，双手插进白大褂的口袋，猫着腰，伸着脖子，观察张映清的牵引架是否平衡。嘴里看似随意地询问着张映清的情况，“现在能爬几楼了，心率要注意控制在140以下，每天两个鸡蛋吃没有?”梁益建指了指张映清，面向办公室里的其他病友，“她老公挺帅的。”张映清双手攀着头盆环，腼腆地笑了。
私下里，常有“天线宝宝”喊梁益建“梁爸爸”。在梁益建的个人网站上，有一位哈尔滨脊柱侧弯患者术后出院，发帖感谢梁益建，“您不仅是我们的主刀医生更像是我们的爸爸……对于梁爸爸，医生不仅是职业，更是一种治好更多人的信仰。梁爸爸给我们重生，挺直脊梁实现梦想……”病友圈内传言，“梁爸爸”收了个病友做干女儿，让好多病友羡慕。有人向梁益建求证，被直接驳回，“他们所有人都像我的孩子一样。”平日里送些牛奶、鸡蛋已是常事，梁益建还掏钱为他们办迎新春联欢会，专门请音乐老师教他们唱歌，每周两次。
8年多前，梁益建正是凭借一颗同情心，发现、治愈了职业生涯第一位脊柱畸形患者。
2008年2月，在万名医师支援农村卫生工程中，梁益建前往盐源县做医疗支援。在泸沽湖畔的一家租车店遇到一个胸口近乎贴着大腿的人。他叫伍才林，坐在凳子上，只要一起身，头就往下栽，脊柱严重畸形，走路时眼睛只看得到地面。梁益建眼里的伍才林保持着一种“很痛苦的姿势”。当了多年骨科医生，第一次见到“驼”得这么严重的患者。“一看就是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弯曲近120度。”梁益建围着对方打量几圈，说了句“我可以做手术让你站起来”。
见伍才林不相信，梁益建要来纸笔，边画边讲能让他站起来的原理。磨了40分钟，才让伍才林看到挺起腰杆走路的希望。电话征得院长赵聪同意后，同年5月，梁益建将伍才林接到了成都。经过13个小时的手术，这个不到130公分、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驼背”平躺着被推出手术室，康复后身高达到178公分。伍才林给自己改名“伍才立”，铭记人生的转折。他和弟弟拿出全部积蓄并贷款70万元，在泸沽湖草海修了一栋两层的农家乐出租，当起了小老板。
手术改变了伍才林的生活，也让其他的脊柱畸形患者知道了“梁益建”。短时间内，全国各地脊柱畸形患者蜂拥而至。梁益建的职业生涯由此转折，从一名普通骨科医生转而主攻极重度脊柱畸形矫正。目前，成都市第三ren"m有90个“天线宝宝”正在接受牵引，等待手术，还有61个患者排队等着入院。
“很多病友叫他‘梁爸爸’，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的”
疼痛、挣扎以及起伏的希望是脊柱畸形患者再熟悉不过的。有人说，医学是一种回应他人痛苦的努力，只有当医生在某种程度上了解患者的经历，治疗才能在谦卑、信任和尊重中进行。在梁益建的带动下，参与了解患者经历的人并不局限于医生，更包括了医生的朋友、医院、公益组织甚至患者自己。而治疗的效果，也在这些成员的深度参与之下拓展延伸。
26岁的女大学生王丛歌患有先天性脊柱侧弯和心脏病，侧弯度数达到140度，身高仅有1.3米，手术费用需要16万元。由于家庭困难，入院不久，有热心病友告诉王丛歌：如果担心手术费，可以向智善公益基金会申请帮助。这是入住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的脊柱畸形病人都知道的信息，也是老病友必向新病友传达的信息。原来，为了给贫困患者赢得更稳定的求助渠道，梁益建及其团队从2014年开始与智善公益基金会展开了合作。
智善公益基金会于2012年10月在民政部登记设立，截至2016年10月27日的数据显示，该基金会已向全国各地960位家庭贫困的脊柱畸形患者捐赠手术费2899.4万元。根据智善公益基金会执行秘书长苗强的介绍，目前在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就诊的90名脊柱侧弯患者中，智善公益基金会的捐助比例达95%以上。2013年11月至今，基金会已累计对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共149名患者提供捐助，捐助金额达558.8万元人民币。此外，基金会目前已确定对30名未入院的病患提供捐助。为什么将如此大比例的捐助投向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除了基于医院收治的大多是重度脊柱畸形患者这一背景外，事实上苗强更愿意分享一个故事。
2013年11月，为了让更多脊柱畸形患者获得实际帮助，苗强曾挨家拜访北京、上海、广州、成都等地有条件进行脊柱矫形手术的医院，并建立联系。与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建立联系后，苗强每年会到成都三四次，与病友待在一起。晚上，他常看到梁益建与病友聊天，“哪有一个医生，做了一天手术下来还为患者揉搓脊柱，很多病友叫他‘梁爸爸’，没有发自内心的崇敬是叫不出来‘爸爸’这两个字的。”苗强所见，梁益建对患者极为照顾，苦、痛、希望交织着的病房里，医生与病人、病人与病人之间变成了好朋友。
如今，十多年没躺着睡过觉的伍才林，不仅挺直了脊梁看见泸沽湖的蓝天白云，还跟家人盖了二层农家乐当起老板;脊柱弯曲达153°的小伙子刘仁富顺利完成了手术，开始在资阳学习理发;曾经呼吸困难多次经历抢救的肖强，如今也已成家并有了可爱的女儿……自称为“小医生”的梁益建曾说：“我的病人，首先要让他们活下去。”在他的救治下，这些曾被告知“无法治愈”的脊柱畸形患者“活了”;在他的带动下，更多人的力量汇聚成爱的洪流，让脊柱畸形患者不仅“活了”，还能拥抱人生未来的更多精彩。
【2017感动中国十大人物事迹材料：梁益建】
在治疗病例上，梁益建突破了国际公认的极重度脊柱畸形手术三大禁区：极重度脊柱畸形、合并脊柱畸形和合并心肺功能衰竭。据公开报道，2008年至今，由梁益建主刀的脊柱畸形手术超过1000例
梁益建表示，自己只是做了一个医生职能范围之内的事，“做梦都没想到还能‘感动中国’”。自己只是全国医务工作者的一个缩影，是众多医生中的一个代表
“大美医生”梁益建
骨科硕士、神经学博士、教授、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成都市第三人民医院骨科主任。专攻重度脊柱畸形的截骨矫形手术。留学回国后一直从事强直性脊柱炎脊柱后凸、先天性脊柱后凸、僵硬性脊柱侧弯的研究及手术矫正工作。经手术治疗完全矫正的脊柱畸形最重者为180°。获国家适用新型专利1项。主编《脊柱畸形手术学》。2008年获“全国抗震救灾模范”，2016年获“中国医师奖”、“大美医生”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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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原曼巴”王万青感动中国的故事
这是一曲爱的乐章，这是一首奉献的歌。上海大学生王万青扎根基层、倾心服务群众的故事，读完令人无比动容。40多年，王万青默默奉献在玛曲草原这片热土上，为广大干部树起了学习的榜样。
王万青身上，闪烁着无比珍贵的时代精神。他是“生命使者”。40多年来，他用爱心和精湛的医术服务人民，托起了生命的希望。在医疗条件极为简陋的玛曲，在缺医少药的高原藏乡，他全心全意为当地藏族群众看病送药，带来了健康与幸福。他是“团结使者”。视藏族为亲人，把藏乡当故乡，他用真情浇灌出民族团结和谐之花。这一汉族干部与藏族群众水乳交融的“王万青现象”，为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提供了新的启示。他是“奉献使者”。从繁华大都市到最艰苦、最偏远的地方，无论条件多么艰苦，无论外面世界如何精彩，王万青始终信念如磐、无怨无悔。在他身上，彰显着艰苦奋斗、淡泊名利的高尚情怀。
或许，在一些人看来，王万青失去了很多。但事实是，王万青收获了世界上最宝贵的财富。他的品德，他的精神，他的境界，就是社会最宝贵的财富。他用爱心获得的爱戴、用奉献赢得的信赖，就是人生最宝贵的财富。人民群众的健康与幸福、民族地区的团结与和谐，就是国家最宝贵的财富。他是时代精神的弘扬者，也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实践者，代表着社会的良心，代表着社会前进的方向。王万青的事迹告诉我们：人生，只有在为祖国和人民的真诚奉献中，才更加绚丽;人生，只有融入国家和民族的伟大事业，才更有价值。
一个和谐幸福的社会，需要千千万万个不怕艰苦、不计得失、甘于奉献的王万青。愿全省广大干部以王万青为榜样，努力成为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楷模，成为努力服务人民群众的楷模，成为促进民族团结、社会和谐的楷模!
一边是长江入海口、繁华大都市，一边是黄河第一弯、苍茫大草原。
时光荏苒，42年不寻常的岁月，上海医科大学毕业生王万青扎根玛曲，为牧区群众祛除病痛，被当地群众亲切地称为“草原曼巴(藏语医生的意思)”。
他用实际行动证明了42年前立下的誓言：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报效祖国!
响应号召，到祖国最艰苦的地方去
1968年，24岁的王万青在当时卫生部直属的全国5所重点大学之一--上海医科大学完成了6年学业，面临人生第一个抉择。此时，母亲突然被划为地主，在那个动荡的年代，这是牵连全家人抬不起头的一件事。
从“革命小将”一夜间变为“地主子女”，王万青心里无比郁闷。他深信，母亲跟全家人一样热爱祖国、热爱党。为了证明自己报效祖国的决心，在上海出生、长大，从未离开过上海的他，在地图上圈定了两处自认为祖国最需要、最艰苦的地区--甘南藏族自治州和肃北蒙古族自治县，向学校提出申请，非这两处地区不去。经过一再争取、一再表明决心，王万青如愿被分配到甘南藏族自治州。
“我是1968年12月26日离开上海的，火车坐了3天2夜、40多个小时，到兰州腿都肿了，然后坐汽车，走了4天，才到甘南。”王万青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刚来甘南时的情景，他戏称，当时高原的汽车都缺氧，爬不动坡，像老牛一样走得很慢。
集中培训半年后，考虑到王万青来自上海，不习惯牧区生活，甘南州委组织部决定让他去甘南条件最好的迭部农区工作。
没想到王万青不领情，跑去找领导，又是写信，又是请命，一定要到最艰苦的地区为群众服务。一路争取下来，他最终来到了玛曲县阿万仓乡卫生院。
4个人，两间破旧的土坯房，最贵的医疗设备是血压计，王万青眼前的卫生院简陋得超出了他的想象。
“我在上海时下过乡，也见过不少基层的卫生院，但从没见过条件这么差的，简直称不上是医疗机构。”说起刚到卫生院时的感受，王万青坦言，心里真的有些凉了，不知道在这样的条件下，自己能干些什么。
语言不通是更大的障碍。当地群众基本都说藏语，不会说也听不懂汉语，而王万青一口浓郁上海口音的普通话连当地汉族干部听起来都很吃力。这可怎么开展工作?
王万青想出一个笨办法，找了一个小本本，把一些看病时常问的话，如“你哪里不舒服?”“哪里受伤了?”“头疼吗?”“咳嗽吗?”等等，逐字逐句用汉语音译成藏语，然后背下来，连说带比划，试着与前来看病的牧民交流。
通过这个笨办法，短短10天时间，王万青就能独立看病了。来卫生院看病的群众基本都是些头疼脑热的小病，这对科班毕业的王万青来说是小菜儿一碟，每每药到病除，大家都对他竖起大拇指。
王万青多少有些沾沾自喜，然而，没几天，第一次出诊给了王万青一个下马威。
那一天，两位牧民来到卫生院，说有位老人被烧伤，还有一位妇女高烧不退，请求医生出诊。王万青欣然领命。这是王万青第一次骑马出诊。8月的草原，天蓝草绿，景色美得令人心醉。然而没走出多远，意外发生了。王万青骑的马突然受惊，一个蹶子把他摔下马背。不懂得保护自己的王万青本能地用右手去撑地，结果右手受伤，疼得他满地打滚。同行的牧民吓坏了，连忙扶他起来。
剧痛稍稍缓解之后，王万青挣扎着查看伤情，自我诊断是脱臼。于是，他冷静地指导两位牧民一人牵着伤臂的一头，帮助复位，然后用纱布做成绷带，把右臂吊起来，给自己治疗完毕，继续前行。到了病人家，王万青右手指已麻得不能动弹，他自己给自己扎针、按摩，待恢复知觉后，便给烧伤的老人清创、敷药、打针。随后，又赶到发烧的病人家里，为病人听诊、做皮试、打针，处理完毕，已是深夜。那一夜，他就睡在病人家的帐篷里，疼痛尚能忍受，出师不利的懊恼却令他辗转难眠。
第二天，回到卫生院，王万青的胳膊已经肿得连衣服都脱不下来了，随后一周，肿依然不消。院长担心了，找了一匹阿万仓最老实的马，把他送到县医院，拍片诊断，右臂轻微骨折，关节腔积血。
担心留下后遗症，影响今后工作，王万青请假回到上海，在上海第五中医院找到一位老中医治疗。治疗过程中，王万青发现中医的治疗手法在基层非常适用，于是，他边治病边跟老中医学习。半个月后，王万青养好了伤，带着新学的几招临床实用中医技术，回到了阿万仓。
娶了藏族妻子，从此扎根草原
第一次意外受伤，让王万青检验了临床所学知识，并学到了中医技术，算得上因祸得福。
第二次意外受伤，则让王万青收获了一段爱情，他的人生就此定格在玛曲草原。是机缘巧合、命运安排?还是爱情的力量、心灵的召唤?回首往事，王万青也难以说清其中的奥妙。
当时，除了在卫生院接诊病人、下乡巡回医疗，王万青和同事们还担负着培训乡上5名赤脚医生的任务。他现在的妻子凯?就是其中唯一一名女赤脚医生，上过小学、懂汉语，可以给他们当翻译，还时常帮忙做家务，王万青和同事们都很喜欢这位勤快、好学的藏族姑娘。
1971年的一天，王万青骑马出诊时路过一个放牧点，被几条藏獒团团围住，还没等冲出包围，马鞍子的肚带断了，王万青连人带鞍子摔了下来，顿时不省人事。
及时赶到的牧民把他抬进帐篷，一天一夜后，王万青苏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凯?深情关切的目光和写满疲惫的脸，她已经在王万青身边守护了整整24小时。此后的一个星期，由于半个身子不能动弹，王万青只能躺在帐篷里，饮食、起居全靠凯?和几位牧民轮番照料。
伤愈后不久，一天，凯?突然跑来对他说：“我阿爸、阿妈要把我嫁给你，你要吗?不要，我就得嫁给别人了。”当时，凯?已经18岁，按照藏族的习俗，该出嫁了，家人催她出嫁。心里只有王万青的凯?不想嫁给不喜欢的人，于是，大胆跑来表白。
王万青认真地考虑了三天三夜。“最大的好处是成为藏族人的女婿，当地藏族群众会更好地认同、接受自己，有利于开展工作;最大的坏处则是今后可能就回不了上海了。”王万青决定接受这段感情。
他专程请假回到上海，得知王万青的决定后，父母沉默不语，直到他要走的那天，才留下一句话：“你要娶了人家姑娘，就要负责到底，不能变心。”
带着这句嘱托，王万青与凯?结婚了。此后的几十年，他对妻子始终如一，不离不弃。“说不想回上海，那是假话，这么多年来，我有过无数次的反复、斗争，眼看着机会一次次错过，心里还是挺难过的。”说起曾经的机会，王万青有些怅然。
1978年高考恢复后，在征得妻子同意后，王万青决定考研。他翻出大学时的书本，满怀信心开始复习。
可是，没过几天，他发现生性开朗的妻子变得忧郁起来，还时不时抹眼泪。王万青明白了，凯?虽然懂汉语，但从小生长在草原，她的根在草原，离开这块土壤，就会枯萎。如果自己真的考取研究生离开草原，家可能就散了。于是，他打消了考研的念头。
1983年，王万青在上海进修学习了一年，其间，有单位愿意接收他，有人甚至张罗着给他介绍对象。
在玛曲，风言风语也开始满天飞，有人跟凯?说：“王万青不回来了，已经买好了家具，等着跟别人结婚呢。”
怕妻子听信传言，学习期间，王万青一周一封信，传递浓浓的爱意，坚定彼此的信心。“这42年间，回上海的念头时时会涌上心头，但思前想后，也就放下了。”王万青说，随着时间的推移，自己对草原的感情越来越深，到后来，真的不想走了。
因陋就简，在艰苦的条件下取得骄人的成绩
古人云：“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这“志”在王万青眼里就是“报效祖国”，这“学”和“才”就是“刻苦钻研”、“不断创新”。
在阿万仓乡卫生院，王万青整整工作了20年。在他的培养、带动下，凯?也从最初的赤脚医生一步步成长为合格的护理人员，1982年，正式转为卫生院的在册员工。这期间，进进出出卫生院的医务人员不下30人，始终不走的只有他和凯?。20年间，夫妻俩骑马并肩，走遍了阿万仓草原的每一个帐篷，为生病的牧民群众送医送药，为每一个适龄儿童及时接种。
阿万仓乡方圆1000平方公里，共有牧民3000多户，散住在草原的各个角落。他和妻子多次在牧民帐篷中救死扶伤：在牛粪堆上为大出血休克的产妇实施胎盘剥离术;在夏窝子(夏季放牧点)中彻夜守候、人工呼吸抢救患肺炎心衰的新生儿;在牧民帐篷中为一名70岁老人成功做了肛瘘手术，解除了困扰老人大半辈子的痼疾;成功地从死神手里夺回一名急性高原肺水肿牧民的生命。
1980年，担任卫生院院长后，王万青开始着手建立门诊病历。藏族人重名的很多，全乡叫扎西或卓玛的就有几十个，怎么区分呢?王万青想了一个好办法，以生产队为单位，一个生产队建一个册，群众来看病时，先问是哪个队的，然后问年龄、性别，得了什么病，一一登记下来，记录入册。下次再来看病时，只要报上所在生产队，就能轻松找到相应的个人病历。就这样，王万青为全乡3000多人建立了门诊病历，使全乡90%的牧民有了自己的健康档案。
值得一提的是为10岁牧童南美成功实施的一例手术，让当地群众交口称赞，也让省卫生厅的领导注意到了这位上海大学生。
1984年的一天，南美放牧时被牛角顶穿了肚子，肠子都出来了。第二天，家人将南美送到卫生院时，南美外露的肠管已经坏死，人也说不出话来，生命危在旦夕。
转院要翻一座山、过七道河，人会死在路上。唯一的希望是马上手术，而当时的阿万仓卫生院根本不具备手术条件。
征得家长和乡上领导同意后，王万青把办公桌当手术台，一个一百瓦的灯泡加几把手电筒充当“无影灯”，王万青既是麻醉师，又是主刀医生，在凯?和另外两个同事的帮助下，历经2个多小时，成功切除了坏死的肠管，实施了肠吻合术。南美得救了!
南美痊愈出院后没几天，时任省卫生厅副厅长的田易畴到玛曲检查指导工作，听说这件事后，专程赶到阿万仓卫生院看望王万青。
看着卫生院虽然条件简陋，但管理有序、红红火火：卫生院里的一根电线杆，拴满了牛马，那是前来看病的牧民群众的交通工具;院里空地上，还有几顶帐篷，那是住不惯平房的牧民临时搭建的病房。说起王万青和卫生院的工作，在场的牧民群众纷纷竖起大拇指。
田易畴感动了，当即拨给卫生院8000元现金，以资鼓励。用这笔钱，王万青买了一辆摩托车和一台手扶拖拉机，这在牧区是最好的交通工具，在以后赢得时间抢救病人、开展儿童计划免疫方面发挥了大作用。王万青也从此多了两样本领，驾驶和修理摩托车、拖拉机。
1989年，王万青被调到玛曲县，升任玛曲县卫生防疫站站长。在领导岗位工作1年后，王万青难舍临床业务，自认为给群众看病、做手术更适合自己。于是，他主动要求辞去防疫站站长一职，请命去玛曲县人民医院当医生。
此后，在玛曲县人民医院工作的十多年间，王万青如鱼得水，先后在口腔科、外科任职，主刀或主持参与了上千例手术。
“县医院每年开展的手术不是很多，但种类很全，从头到脚，小到拔牙，大到开胸、开颅，都得外科医生做。”王万青介绍，基层医院分科没有大医院那么细，外科几乎囊括了全身各个部位，这就要求医生要成为多面手，每个部位的手术都得拿下来。
为了提高医疗技术水平，王万青自费购买了一套俄文原版的《医学百科全书》，工作之余，刻苦攻读。在他担任外科主任期间，他先后做了多例高难度手术，填补了玛曲县医学领域一项又一项空白：为一名颅骨骨折、颅内血肿合并脑髓积液、外伤性癫痫患儿成功实施了开颅手术;为一位脾破裂患者手术修补保留脾脏;挽救了骨盆骨折、尿道损伤、大出血休克患者的生命等等。
在为群众看病治病的同时，王万青结合临床病例，先后发表了《阿万仓乡牧民发病情况分析》、《阿万仓布病普查及防治报告》、《玛曲高原新生儿肺炎氧气治疗的重要性》、《皮肤炭疽58例报告》、《阿万仓乡传染病防治情况分析》、《玛曲县医院十年外科住院病例分析》等20多篇科研论文，发表在国家及省级学术刊物上，引起了一定反响和好评。凭借扎实的理论功底和俄文水平，2003年，王万青顺利晋升主任医师，成为当时玛曲县唯一一名医学教授。
子承父业，儿子也回到玛曲当了医生
“献了青春献子孙”，这句话用在王万青身上再合适不过了。大儿子王团胜自幼跟着父母在马背上出诊，小小年纪就学会消毒、配药等辅助工作，成了父母的好帮手。耳濡目染，他也喜欢上了医生这个职业。
1986年，王团胜考取了甘肃省卫生学校放射专业。完成4年学业毕业时，凭借个人优异的成绩和父亲当时的影响，王团胜可以留在兰州任意一所医院任职或者在省卫校任教，省卫生厅有关负责人也明确表示，可以帮助他留在兰州。
“父亲从上海那么远都能来到玛曲，我在草原出生、草原长大，会说藏、汉语，熟悉家乡情况，回去更适合!”王团胜毅然回到家乡。
对儿子的决定，王万青起初并不赞同，他认为儿子留在兰州发展空间更大，做出的成绩也应该更大。
“家乡的放射专业还是空白，我来了就能用上，有什么不好?”王团胜反过来做起父亲的工作。
后来的事实证明，王团胜当初的选择是正确的。在父亲一专多能的影响带动下，王团胜子承父业，不断学习进步，工作没多久，又考取了外科专业主治医师资格，先后在乡卫生院、玛曲县中医院、玛曲县人民医院工作，成为又一个名副其实的“多面手”，如今已升任玛曲县人民医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
有遗憾，有收获，大草原是他最终的家
“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不是不能回上海，而是在医学上的成绩和奉献太小。”王万青说，同班的50名同学，当时有不少人都分配到了大西南、大西北边远地区，但后来通过考研、调动等多种途径，都相继回了上海或者周边的城市，有的还出国了，最差的也是在发达城市三级以上医院工作。相比之下，收入上的差距尚在其次，学术上的造诣令他自愧不如。
每一次的同学聚会，他既怕又盼，怕的是越来越大的差距，无论是经济还是学术上的，都令他越来越有压力;盼的是见见同学，说说家乡话，回味回味学生时代的美好时光。每一次同学聚会，大家知道他的处境，从来不肯让他掏钱，这让他心里很不是滋味，像是占了大家的便宜。于是，他开始有意识地躲开类似的聚会，宁肯背上“架子大”、“请不动”的恶名。
但在遗憾的同时，王万青自认也有很多同学们都不会有的收获。其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得到了当地藏族同胞的尊重和认同。
两次意外受伤时，牧民群众自发端茶送饭、精心照料;每次出诊或路过牧民帐篷时，总有热情的召唤和香甜的奶茶相伴;逢年过节，经他诊治的病人会专程赶到家中，送来冰糖、酥油等礼品，表达谢意，家住县城的患者更是天天过来看望;每每上街，一句句“曼巴，扎西德勒!”的问候也令他温暖、感动。2003年，王万青退休后，还时不时有病人找到家中，请他看病，这让他越发体会到人生的价值和被人需要的幸福，因而也更加不愿离开玛曲。当然，党和国家授予的荣誉也让他更加坚定了扎根草原的信念。他曾任历届甘南州、玛曲县政协委员。曾被省委、省政府授予省地方病防治先进工作者、省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荣誉称号，被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团结进步先进个人。母校也没忘记他，2009年12月21日，复旦大学党委书记秦绍德亲自为他颁发了“校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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