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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一:[唐容川]血证论读书笔记
唐容川所著《血证论》对血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下面就是血证论读书笔记，请看：
血证论读书笔记【1】
《血证论》为清末唐容川所著。唐容海(1862～1918年)，字容川，四川彭县人，在他年少时期，因父骤患吐血，而遍请名医，均治无效，他又遍查医书，均无精详之述，其父终故。由此激发他立志学医并钻研血证，研习经典，触类旁通，并结合自己临证所得而著成《血证论》一书。其书自序言：“精微奥义，一一发明，或伸古人所欲言，或补前人所未备，务求理足方效，不为影响之谈”。唐氏治学严谨，从实效验证出发，并师古而不泥古，在书中对血证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并多有创见，许多观点充实和发展了中医理论，兹就其主要学术观点作一概述。
水、气、血、火关系
前人对气血关系及气火关系、血水关系均多有论及，如“气为血帅，血为气母”、“气行血行，气滞血瘀”、“气有余便是火”、“壮火食气，少火生气”、“津血同源”、“伤津则耗血”、“血少则津枯”等等，但对水与气之间，血与火之间则少有所及。唐容川在这方面填补了不足，重点阐述了“水即化气”、“火即化血”的观点。他认为：“盖人身之气，生于脐下丹田气海之中。脐下者，肾与膀胱，水所归宿之地也。此水不自化为气，又赖鼻间吸入天阳，从肺管引心火下入脐之下蒸其水，使化为气。”“五脏六腑息以相吹，止此一气而已。”天阳蒸化肾水而化为气，气之所生则为鼓动五脏六腑的生理机能之动力，并且各脏腑之间的联系也都依靠气来维系。气随太阳经脉布护于外，是为卫气，气上交于肺而司呼吸，故气与水本属一家。然气生于水又能蒸化水，水随气而化，则外达肌表气化为汗，下走膀胱气化为溲，上输于肺气化生津，如雾露之溉而濡泽周身。气之与水生理相依则必病理相及，若水病停滞则影响到气化，津液不生，无以输布，五脏失荣；若气病不能外达肌表则无作汗；气病不能升降，则水停聚饮为癃、为肿、为泻，不一而足。故临床“治气即为治水，治水即是治气”。以人参补气立能生津，小柴胡汤和胃气亦能通津液，清燥救肺汤生津液以补肺气，猪苓汤利水而助气化，都气丸补水以益肾气等实例来示以后人气水同治的大法，“此治水之邪，即以治气，与滋水之阴，即以补气者，并行而不悖也。”
关于火和血的关系，唐容川认为，火和血都是赤色，中焦运化，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变化而赤是为血。心主火而生血，故血为火所化，火性上炎而血性下注，火得血而不炎，血得火而不凝，并能“内藏于肝，寄居血海，由冲、任、带三脉行达周身，以温肢体”。如血虚则肝失所藏，心失所养，血不涵木，则木旺而动火，心火旺而伤血。此是血病即是火病之实也。以大补其血则制其火，此也“壮水之主，以制阳光”思想具体体现。唐氏同时也指出：血虽由火生，但“补血而不清火，则火终亢而不能生血，故滋血必用清火诸药。”他例举四物用白芍，归脾汤用枣仁，天王补心汤中用二冬均含有清火之意，以白芍阴柔以制芎、归之辛，枣仁甘润生津以防参、术、当归之温燥，二冬更增肾水以济心阴故也。而六黄汤、四生丸更是以泻火热而达补血之效，借以说明火化太过不能生血，补血要清火。同时唐氏也例举炙甘草汤用桂枝宣心阳，人参养荣汤用肉桂补心火，说明补血剂中，不但要注意清热，也要适当加以甘温补火之品，以火化不及、阴血不生之故也。
唐氏虽然着重阐述了水与气，火与血的关系。但并不否定气血水火之间的整体关系及相互生发和相互制约的关系。他指出：“夫水、火、气、血固是对子，然亦互相维系，故水病则累血，血病则累气……气为阳，气盛即为火盛，血为阴，血虚即是水虚。一而二、二而一者也，人必深明此理，而后治血理气，调阴和阳，可以左右逢源。”
注重脾胃而发乎脾阴
唐氏无论在对气血水火的论述中，还是在对血证的治疗中，都强调了脾胃的重要作用。虽然唐氏认为“血生于心火而下藏于肝，气生于肾水而上注于肺”，但他也明确指出：“人之初始，以先天生后天，人之既育，以后天生先天，故水火两脏全赖于脾。”脾胃是生化气血等物质基础之来源，是运化精微、维系气血水火的后天之本，也是中焦运化上下，具有斡旋作用的重要之脏。“期间运上下者脾也”，“食气入胃，脾经化汁，上奉心火，心火得之，变化而赤，是之谓血。故治血者，必治脾为主。”“气虽生于肾中，然食气入胃，脾经化水，下输于肾，肾之阳气，乃从水中蒸腾而上……故治气者必治脾为主。”唐氏列举炙甘草汤补血，参芪运血统血，皆有调理脾胃而发挥其功用；而大黄下血，地黄滋补阴血，也是通过泻地道，润脾土来调理脾胃达到治血之效。余如六君子汤、真武汤、十枣汤等在治气治水同时都以调理脾胃为基础。而针对血从上逆而出的血证，唐氏认为是与冲脉之气逆上而血随之上逆有关，故治血上逆，必以平其冲脉冲逆之气为其要，而冲脉隶属阳明，治阳明即治冲也，所以治吐血应“急调其胃，使气顺吐止，则血不致奔脱矣”。“胃气下泄，则心火有所消导，而胃中之热气亦不上壅，斯气顺而血不逆矣。”在注重脾胃的基础上，同时唐氏还补东垣之未备，提出滋养脾阴，“脾阳不足，水谷固不化，脾阴不足，水谷仍不化也。譬如釜中煮饭，釜底无火固不熟，釜中无水亦不熟也。”唐氏在实践中体会，脾不制水，宜燥湿健脾，而脾不升津则宜滋脾升津，脾阴充足则可转输津液，运化水谷，发挥正常的生理功能。所以特别指出：“脾阳虚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补脾阳法，前人已备言之，独于补脾阴，古少发明者，予特标出，俾知一阴一阳，未可偏废。”
首创治血“四法”
唐容川以治吐血为例，创造性地总结出治血的四大法则：止血、消瘀、宁血、补虚“四者乃通治血证之大纲”，为后世医家治疗出血性疾病提供了指导性的理论依据。
1. 止血为第一要法 唐氏认为人之一身不外阴阳，而阴阳二字即是水火，水火二字即是气血。气由水化，血由火化，血以养火，血濡周身，留得一分血，便保得一分命，故失血时应以止血为第一要法。而止血“非徒止其溢入胃中之血，使不吐出而已也。独动于经脉之中而尚未溢出者，若令溢出则不可复返矣。惟急止之，使犹可复还经脉，仍循故道复返而为冲和之血。”对于止血，以审证辨之，止法各异，顺降逆气，而血随气降而止；釜底抽薪，泻火祛实，血无以被扰而止；水虚火盛动血，则补肾水而清虚火，血自守而止；亦有阳不摄阴者，阴血返溢，以温阳益气以固血而止者。种种数法，均为止血之要。惟正在出血之证，不可轻用活血化瘀之法，唐氏指出：“不知血初吐时，尚未停蓄，何处有瘀？若先逐瘀，必将经脉中已动之血尽被消逐，则血愈枯而病愈甚，安能免于虚损乎。惟第用止血，庶血复其道，不至奔脱尔，故以止血为第一法。”
2.消瘀为第二法 唐氏已经认识到，离经之血为瘀血，瘀血踞位于经隧则可导致再次出血，所以他继止血之后又指出：“经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位，则新血不能安行无恙，终必妄走而吐溢矣。……旧血不去，则新血断然不生，而新血不生，则旧血亦不能自去。”而且唐氏对瘀血日久不消，继发其他病理变化，也明确告之：“或壅而成热，或变而为痨，或结瘕，或刺痛，日变变证，未可预料，必亟为消除，以免后来诸患，故以消瘀为第二法”。
3.宁血为第三法 止血消瘀之后，尚有再动血之忧，须针对引发出血的病因而予以调治，而血动不安的根源，唐氏认为关键在于气，气之冲逆，血随而上逆外溢，故宁血必以调气、顺气、宁气、清气，总使冲气安和，血海安宁，血能安生而不妄行脉外，故宁血首要宁气。
4.补虚为治血收功之法 血既离经，不为人体所用，耗损于外，阴血无有不虚者，若不能及时补其所失，阴血不足，阳无所依附，日久则阳也随之消弱，故视虚而补之。唐氏认为，肺为华盖之脏，外主皮毛而内主制节，肺虚则津枯失润，制节失司则气失肃降，常易引动阴血亦上行逆乱，故血止尤要先补肺、润肺，使其气得肃降，下利膀胱，导传大肠，肺得宣发，则如雾露之溉而诸窍润降，五脏受益。另有脾之统血，肝司藏血，肾以摄精，诸脏若虚，则血无所统，无所藏，失常道而多外溢出血。所以宁血之后，视其虚而补之，实为治血收功之法。然唐氏也告之，血证虽为虚证之属，宜滋补，但要考虑留瘀邪实之患，干血瘀滞犹须峻药去之，恐瘀之不去，新血不生，骤用补法，正反不受，故虚之未成，不可早补，留邪为患，而虚证成或有夹实者，攻补兼施，并而行之，以补虚不留邪为要。
唐氏体会：“血证中当补脾者十之三四，当补肾者，十之五六。补阳者十之二三，补阴者十之八九。”另外，若见气脱者，则补气以摄血；若下元虚损，水冷火泛动血者，则宜温下清上，引火归元，以甘寒滋阴制阳而护其血。
血证治法宜忌
《血证论》中，唐氏在对血证的治疗，除开创性地提出“四法”外，还进一步提出血证的治法宜忌。他认为：“汗、吐、攻、和为治杂病四大法，而失血之证，则有宜与不宜。”
1.禁汗 津血同源，仲景对衄家严禁发汗，告之“衄家不可发汗，汗出必额上陷脉紧急，直视不能，不得眠”，过汗伤津，衄家血虚阴伤，发汗复劫其阴津，津伤血更虚，阴液竭则坏证迭起，故唐氏认为出血既伤阴血又伤水津，故忌发汗更伤其阴，更况“发汗则气发泄，吐血之人气最难敛，发泄不已，血随气溢，而不可遏抑”，故虽有表证，上宜和散，不得径用麻、桂、羌、独，果系因外感失血者，乃可从外散，然亦须敛散两施，毋令过汗亡阴。
2.禁吐 唐氏认为出血之证之所以出血，是因气机逆乱，血随气乱，上逆为吐血、咳血、衄血。下迫则为便血、尿血。所以唐氏明言：“至于吐法，尤为严禁，失血之人，气既上逆，若见痰涎而复吐之，是助其逆势，必气上不止矣。……知血证忌吐，则知降气止吐，便是治血法。”气下则血下，降肺气，顺胃气，纳肾气，以使气不上奔，而血不上溢。血家最忌是动气，不但病时要禁吐法，即出血已愈后，另有杂证，也不可轻用吐法，往往因吐而引发血证。故吐法为血证之大忌。
3.适下 血之外溢，为气所乱而随气腾溢。而下法，有折其之冲势，平气之乱势之功，故若血证属气盛火旺，血随气乱而外溢者，则宜用下法而止血于平降之中。唐氏认为，仲景有因阳明热实竭阴之虞而用急下来存阴救阴；而血证火气冲逆亢盛之时，也有动血耗阴之急，故“下之正是救阴，攻之不啻补之矣”。血证下法要用于正当之时，若无实热气盛冲逆之势，或脾虚正气不足，则不可攻下，“只可缓缓调停，纯用清润降利。”
4.宜和 和法是为治血证第一良法。唐氏认为和法涉及最广，用之最宜，故为第一良法，“表则和其肺气，里者和其肝气，而尤照顾脾肾之气。或补阴以和阳，或损阳以和阴，或逐瘀以和血，或泻水以和气，或补泻兼施，或寒热互用。”
唐氏提出这些血证的治法宜忌总体原则是忌动气，忌刚燥，最宜调气以治。为后世治疗血证提供了理法思路与辨证用药的要领。
血证论读书笔记【2】
唐容川，名宗海，“宗海生于西学东渐之际，目睹现实，以为西医详形迹而略气化，有所长亦有所短;中医略形迹而详气化，有所短更有所长。故力主汇通中西，折衷一是。此说一倡，和者不乏其人，渐成流派，所谓中西汇通派是也。”(《名医集传》)唐容川著《血证论》，于血证辨治尤有心得。唐氏不仅精于血证，倡导中西医汇通，而且中医学理深厚，对《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经典研究颇有造诣，贯通医易，精识本草。《血证论》中，除阐述血证理法外，对中医诸多命题有精辟论述。如有关脏腑病机，即有专论。他说：“业医不知脏腑，则病原莫辨，用药无方，乌睹其能治病哉!”可见，了解脏腑大旨，是中医治病的基础。著名中医学家任应秋先生对唐容川的脏腑病机论评价很高，他在《中医各家学说》中写道：“唐宗海从各个脏腑的主气、经脉、部位、特征几个方面，叙述了每一脏或腑的常见病证，及其病理变化，基本上做到了既概括，又扼要。在认识复杂病变的过程中，只有抓住各个脏腑的主气、经脉、部位、特征，才有可能辨识疾病。它确是举起了脏腑病机的纲，所以条析各个病目时便比较中肯。”
笔者从事中医脾胃病的诊治研究，对脾胃学说的各家论述尤为关注，现将唐容川对脾胃病机的提纲概要之论，摘录如下。
一、唐氏论脾脏病机。唐容川说：“脾称湿土，土湿则滋生万物，脾润则长养脏腑。胃土以燥纳物，脾土以湿化气。脾气不布，则胃燥而不能食，食少而不能化，譬如釜中无水，不能熟物也，故病膈食，大便难，口燥唇焦。不能生血，血虚火旺，发热盗汗。若湿气太甚，则谷亦不化，痰饮、泄泻、肿胀、腹痛之证作焉。湿气夹热，则发黄发痢，腹痛壮热，手足不仁，小水赤涩。脾积名曰痞气，在心下，如盘。脾病则当脐有动气。居于中洲，主灌四旁，外合肌肉。邪在肌肉，则手足蒸热汗出，或肌肉不仁。其体阴而其用阳，不得命门之火以生土，则土寒而不化，食少虚羸，土虚而不运，不能升达津液，以奉心化血，渗灌诸经。经云脾统血，血之运行上下，全赖乎脾，脾阳虚则不能统血，脾阴虚又不能滋生血脉，血虚津少，则肺不得润养，是为土不生金。盖土之生金，全在津液以滋之，脾土之义，有如是者。”
二、唐氏论胃腑病机。唐容川说：“胃者，食廪之官，主纳水谷。胃火不足，则不思食，食入不化，良久仍然吐出。水停胸膈，寒客胃中，皆能呕吐不止。胃火炎上，则饥不能食，拒隔不纳，食入即吐。津液枯竭，则成膈食，粪如羊屎。火甚则结硬，胃家实则谵语，手足出汗，肌肉潮热，以四肢肌肉，皆中宫所主故也。其经行身之前，至面上，表证目痛鼻干，发痉不能仰。开窍于口，口干咽痛，气逆则哕。又与脾相表里，遗热于脾，则从湿化，发为黄疸。胃实脾虚，则能食而不消化。主燥气，故病阳明，总系燥热，独水泛水结，有心下如盘等证，乃寒病。胃之大略，其病如此。”
陈永灿
篇二:[唐容川]《三字经合编》敝卷半箧斋藏民国刻本
民国时期张骥的刊了《三字经合编》，一共有四卷流传于世，影响深远。
《三字经合编》四卷，民国张骥辑，刊于民国二十二年(癸酉年)，包括清陈修园《医学三字经》、清张汝珍《春温三字诀》、清唐容川《痢症三字诀》，和张骥增辑之《三字经汤方歌括》、《春温三字诀方歌》、《痢症三字诀歌括》。
此书分上下两节板，黑口，单鱼尾，四周双边，白纸两册全。
该书书品一般，原装未衬，白纸抚印精良，硬体字刊刻精整，点画清晰，工丽雅致，观之眼明，全书字体泛红，当为初印之本。
是书为张骥辑《汲古医学丛书》零种，书内容为《医学三字经》、《春温三字诀》、《痢症三字诀》全文及张骥用唱歌的方式概括上述三书所列药方之功效(即歌括)的文字。其书2010年5月余以一部民国平装旧书与同城书友交换而得。
张骥(1874-1951年)名先识，字城甫。四川省双流县人，医学家。清末，从四川法政学堂毕业，赴京参加朝考，成绩优异，先后任陕西凤翔、米脂、榆林、肤施等县知县。
民国成立后，寓居成都，弃政从医，在中东大街开设“义生堂”药号，厘定药店经营方向，赢利济世治众，被人称为成都标准药店，坐店应诊。
民国21～24年间，成都城乡瘟疫流行，有“麻脚瘟”“大头瘟”“虾蟆瘟”等急性传染病流行，张有心仁慈，义而忘利，日夜应诊，并自制“避瘟散”“急救丹”免费施送，于是，医名大著。
民国25年(1936)，在成都支矶石街与友人创办汲古医塾，亲自授课。曾任考试院川康考铨处中医特种考试主考、四川国医学院董事、院务委员，兼医古文及《难经》课讲师。1951年病逝。
张骥医术，师法仲景、东垣，临症慎思明辨，善治疑难大症。省立中学校长钱智儒的幼子患惊痫病，发病时口吐白沫，倒仆于地，失去知觉，群医束手。
张骥投以“柴胡龙骨牡蛎汤”，数剂即愈。成都中医顾锡卿，发病昏厥，痰壅喉间，六脉沉伏，四肢厥冷。张骥诊为“痰厥”，投以“三生饮”，姜汁煎服，三剂即痊愈。
张骥精研医学，著作刊行问世的有《内经药瀹》《内经方集注》《内经十三方考》《周礼医师补助》《难经丛考》《难经缵义》《黄翼氏难经正全卷》《金匮正本补注》《雷公炮炙论》《三世脉法》《五色诊微篇》《千金妇人方注》《唐本千金方第一序例注》《小儿证直诀集注》《伤寒论脉证式校补》《史记扁鹊仓公传补注》《医古微》《左氏秦和传补注》《汉书艺文志方技补注》《华陀传补注》《子华子医道篇补注》《三字经合编》《痢疾三字诀歌括》《医古文选评》等，流传于世，影响深远。
日本人冈西为人撰《宋以前医籍考》，亦将张骥《史记扁鹊仓公传补注》列入考证扁鹊传注解的书中。
张骥也是医史文献学家，所著《汲古医学丛书》，收其各类著述16种，在学术界有较大影响。辑佚本《雷公炮炙论》即为该丛书中之一种。
《雷公炮炙论》系南朝刘宋雷
篇三:[唐容川]《黄帝内经》的传说
《黄帝内经》是一本医学著作，也是一本影响着中华千年的医学著作，更是一本濡养着中国传统医学的著作，它的价值是不可估量的。
《黄帝内经》的价值贡献
《黄帝内经》作为祖国传统医学的理论思想基础及精髓，在中华民族近二千年繁衍生息的漫漫历史长河中，它的医学主导作用及贡献功不可没。 试想，大略700年前，欧洲鼠疫暴发， 有四分之一的欧洲人失去了宝贵的生命，而中国近两千年的历史中虽也有瘟疫流行， 但从未有过象欧洲一样惨痛的记录，中医药及《内经》的作用由此可以充分展示。
《黄帝内经》的著成，标志着中国医学由经验医学上升为理论医学的新阶段。
《黄帝内经》总结了战国以前的医学成就，并为战国以后的中国医学发展提供了理论指导。在整体观、矛盾观、经络学、脏象学、病因病机学、养生和预防医学以及诊断治疗原则等各方面，都为中医学奠定了理论基础，具有深远影响。历代著名医家在理论和实践方面的创新和建树，大多与《黄帝内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
近代以来，欧洲随着文艺复兴而来的启蒙时代，欧洲思想先哲注重人类认识本源，一改重古薄今、信仰神性的思维方式，发展理性，注重实践，解放人们思想，科学因而在西方大兴。而同时代的中国再没出现过先秦百家式的思想解放，《黄帝内经》越来越成为绊羁中医再行发展的思想枷锁，因为没有其他学科的大力发展，中医也就失去了没有进一认识人体的可能性。今天我们重读《黄帝内经》感慨先人们在当时的创新探索精神，这就是它的最大价值。
《黄帝内经》内容十分丰富，《素问》偏重人体生理、病理、疾病治疗原则原理，以及人与自然等等基本理论;《灵枢》则偏重于人体解剖、脏腑经络、腧穴针灸等等。二者之共同点均系有关问题的理论论述，并不涉及或基本上不涉及疾病治疗的具体方药与技术。因此，它成为中国医学发展的理论源薮，是历代医学家论述疾病与健康的理论依据，尽管医学家学说各异而有争论但鲜有背离之者，几乎无不求之于《内经》而为立论之准绳。这就是现代人学习研究中医，也必须首先攻读《内经》的原故。因为，若不基本掌握《内经》之要旨，将对中医学之各个临床科疾病之认识、诊断、治疗原则、选药处方等等，无从理解和实施。
拓展：
我国最早的方论专着
方论，顾名思义，就是阐述制方之理。我国方书以公元前168年之前的《五十二病方》为最早。其后有汉代《伤寒论》的113方，《金匮要略》的262方，唐代孙思邈《千金要方》的5300余方，宋代《圣济总录》的20000的余方，明初《普济方》的61739方等等。在方剂数量发展的同时，历代医家开始注意推求制方之理的研究，使“方之有矩，法之有规”。一般来说，明末以前，各医家多致力于方剂的发掘、汇集与考证工作;自明末到清代多注意药物和方剂的使用及理论上的发掘。
我国最早的“方解”、 “方论”由金代医家成无已所创。成无已在其所着《伤寒明理论》(4卷，刊于1156年)中列“药方论”篇，专论方药。虽然仅注《伤寒论》中常用方2l首，但均能指出方剂的“君、臣、佐、使”，引经据典，阐明方理，是为我国最早的“方论”专篇。
其后，至明初医家许宏(1304年--?)撰着《金镜内台方仪》(原书约成于1422年，1794年复经程永培校订)，将《伤寒论》113方归纳为汤、散、丸三类，每方均分汤仪、疑问两部分阐述，前者分析组方之理，后者辨证论治之义，条理清晰，朴实简明。这一着作是我国现存最早的专题性“方论”着作。公元1584年着名医家吴鹤皋(1551--1620)撰着《医方考》一书，这是我国现存最早的综合性“方论”专着。
《医方考》共6卷，分72门，附脉诀2卷，载方780余首(实有方564方)。吴氏以证集方，每列一证，先叙病因，再辩诸家治法，然后汇集各家名方以释之。书中对方剂的命名、组成药物、适应症、方义、加减应用、禁忌等均有比较深刻的论术，尤其对方剂的配伍意义，阐述更深，这对于后世学习研究方剂很有启发和参考价值。
自清以来，方解专着很多。如汪昂的《医方集解》、张路玉的《千金方衍义》、王子接的《古方选注》、吴谦等编的《医宗金鉴?删补名医方记》、吴仪洛的《成方切用》、陈念祖的《时方歌括》与《肘方妙用》等等都是较大影响的方解专着。
此外尚有许多专着中的方论。如张景岳《景岳全书》中的新方八阵(新方186首)、古方八阵(古方1516首)，唐容川《血证论》卷7、卷8中201方的方论，王孟英的《温热经纬》卷5中113方论等。历代着名医家如钱乙、陈自明、李东垣、朱丹溪、王好古、李中梓、喻嘉宫、柯琴、吴瑭等都对方剂学的发展做出了卓越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