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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耗之弊难以解决的原因一
24.中国古代社会有“出妇之道”：女儿出嫁后，娘家的户口、土地、生活用品一律清除;不能继承娘家财产;改姓氏;不在传统伦理的三族(父族、母族、妻族)中;若一个家族因罪连坐，嫁出去的姑娘也不必受牵连。对以上现象理解最准确的是
A.古代社会重男轻女 B.三纲五常束缚女性
C.妇女家庭地位低下 D.宗法观念根深蒂固
25.“术者，因任面授官，循名而责实，操杀生之柄，课群臣之能者也。此入主之所执也。法者，宪令著于宫府，刑罚必于民心，赏存乎慎法，而罚加乎奸令者也。此臣之所师也。”这一主张的主要影响是
A.有利于保护小农经济 B.确立了法家主导地位
C.有利于加强君主专权 D.确立了依法治国理念
26.洪武六年(1373年)十二月朱元璋下令：“府州县止存大寺观一所，并其徒而处之，择有戒行者领其事。若请给度牒(由官方颁发出家僧侣得度之证明书)，必考试，精通经典者方许。”这一措施有利于
A.强化对百姓思想控制 B.丰富科举考试内容
C.增加国家的财政收入 D.加快佛教势力扩张
27.李约瑟在《中国科技史》中指出：“他们固然没有把个人与社会分开，也没有把社会与整个自然界分开，可是他们向来主张，研究人类的唯一适当对象就是人本身。因此，在整个中国历史上，儒家反对对自然进行科学的探索。”据此可知，中国近代科技落伍的原因是
A.重人伦轻自然的文化传统 B.儒学强调入与自然和谐相处
C.八股取士禁镏人们的思想 D.忽视科学技术的研究与推广
28.韩嵩焘是中国近代第一位驻外使节，他曾说“(西人)以信义相先，尤重邦交之谊。……其构兵中国，犹辗转据礼争辩，持重而后发。……处今日之势，唯有倾诚以与各国相接，舍是无能自立者。”材料反映了郭嵩焘
A.没有认清西方列强的侵略本质 B.改变了传统的宗藩外交体制
C.倡导学习西方制度和外交礼仪 D.主张师夷之长技以自强求富
29.1904年，上海商人朱爵谱打算在海门设厂，张謇利用自己的状元及“总理通海一带商务”的身份，两次上书商部，说朱爵谱“因羡生贪，因贪生妒”“利令智昏，无理取闹”，要求商部命令朱爵谱“另行择地”。结果，朱爵谱被迫放弃计划。上述现象反映的实质问题是
A.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内部矛盾重重 B.张謇借助封建官府势力垄断市场
C.民族资产阶级有强烈的竞争意识 D.封建势力影响民族资本主义发晨
30.“随着日本的投降，斯大林似乎没期望中国共产党立即起而夺取政权。他好像并不在意美国在中国的调停，实际上他建议毛与蒋达成某种协定。”这表明当时
A.美国支持蒋介石打内战 B.中国尚存在和平统一的机会
C.美苏关系尚未出现裂痕 D.苏联希望中共放弃武装夺权
31.1978～1988年，我国国家招工的农民为1110万，而在各类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达到9000多万人。镇成为当时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迁移的最主要目的地。以小城镇为主导的“自下而上”农村城市化模式逐步建立。上述现象
A.改变了城乡二元结构 B.导致了人们消费观念的改变
C.促进了国有企业改革 D.推动了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
32.“希腊科学的基础完全是东方的，，不论希腊的天才多么深刻，没有这些基础，它并不一定能够创立任何可与其实际成就相比的东西。……我们没有权利无视希腊天才的埃及父亲和美索不达米亚母亲。”作者旨在说明
A.世界文明的多样性 B.希腊文明的包容性
C.东方文明的先进性 D.希腊文明的民族性
33.“1688年英国的‘光荣革命’和1689年议会通过的《权利法案》，都可以看作是理性精神在政治生活中的典型体现，由此确立的君主立宪政体和宗教宽容氛围结束了自亨利八世宗教改革以来国内的各种政治冲突和宗教冲突，使得英国在政治妥协和宗教宽容的基础上迅速地走上‘日不落帝国’的辉煌道路。”材料主要强调了在英国走向强大的道路上
A.渐进改良的作用 B.立宪政体的作用
C.宗教宽容的作用 D.理性精神的作用
34.1934年秋，谢克特兄弟的家禽企业被国家工业复兴总署(简称NRA)告上了法庭，理由是违反了《纽约市都市区和周围地区活禽行业公平竞争法规》(《活禽法规》)关于“价格管制”的相关规定。经一番曲折，美国最高法院最终裁定：“《活禽法规》的制定不合乎宪法的立法权的委托……《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谢克特兄弟无罪。”NRA随之寿终正寝。这反映了
A.分权制街不利于国家发展 B.政府干预与市场自由闻的冲突
C.联邦政府公信力急剧下降 D.新政未曾关注下层民众的利益
35.美国的官方黄金持有量和对外美元债务(单位：10亿美元)
年份世界官方黄金持有量美国官方黄金持有量美国尚未偿付的外国银行债务
195133.522.98.9
196838.710.938.5
表格中数据的变化说明
A.美国的经济霸主地位丧失 B.美国政府积极对外输出黄金和美元
C.布雷顿森林体系面临危机 D.“双挂钩”机制有利予美国经济扩张
40.(25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材料一 16世纪末和17世纪初，以培根为代表的思想家、教育家从不同角度阐发了功利主义主旨及其教育思想，对西方社会和教育制度产生了十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并很快成为西方社会发展的主导思想。培根以当时自然科学的崛起和发展为契机，对脱离现实专务虚谈的英国经院教育发起猛烈攻击，批评经院学者们热裹于争论诸如“天堂里的玫瑰有没有刺”“在针尖上，可以有多少天使跳舞”等荒谬问题，指斥他们一味在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古代权威面前亦步亦趋而不思进取。他要求学生从权威的偶像中解脱出来，从经典的书本迷信中解放出来，到自然现实中去寻找更加有用的知识，通过科学实验和归纳，去认识客观事物及其规律。
材料二 明末清初，实学教育家对空谈心性与天命的理学教育进行了深入的批判。颜元辛辣地讥讽理学家最大本事只是“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恩”。他关注科技教育，在其主持的漳南书院设立了文事、武备、经史、艺能诸斋，容纳了天文、地理、数学、兵法、水学、火学、工学等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内容。在教学方法上，颜元重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以“游历”“习行”为重，他说：“读得书来，口会说，笔会作，都不济事，须是身上行出，方算真学问”。尽管颜元激烈批判程朱理学教育思想，但同时又像宗教布道士一样四处宣传纲常人伦，他对农民说：“我们愚民，只可做庄稼，做买卖，孝父母，敬尊长，守王法，存良心，便是本等，胡讲什么心性?我们的书上说‘率性之谓道’，这子臣弟友便是率性来的，你孝父母便是为子的心性，你敬尊长便是为弟的心性。你们锄田的人：胡讲甚么心性?”。程朱理学教育思想虽然受到功利主义教育家的严厉批判，但其正统地位仍然不可动摇，中国功利主义教育思想从未跃居社会的主流思潮。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培根、颜元教育思想的共同点。(8分)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造成两者教育思想地位不同的原因，据此谈谈你对教育发展的认识。(17分)
41.(12分)阅读材料，完成下列要求。
1851年以来部分综合性世博会简表
时间地点名称主题
1851英图伦敦伦敦万国工业产品大博览会万国工业
1877美国费城美国独立百年博览会美国独立百年
1880溴大利亚墨尔本万国工农业博览会万国工农业
1889法国巴黎巴黎世博会法国大革命
1893美国芝加哥芝加哥哥伦布纪念博览会纪念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1894法国里昂里昂万国博览会殖民地工农业
1908英国伦敦伦敦世界博览会工业
1915美国旧金山日金山巴拿马太平洋博览会巴拿马运河
1926美国费城费城建国150周年
世界博览会纪念美国建国150周年
1933美国芝加哥芝加哥万国博览会一个世纪的进步
1935比利时布鲁塞尔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通过竞争获取争平
1939美国纽约纽约世界博览会明日新世界
1958比利时布鲁塞尔布鲁塞尔世界博览会科学、文明和人文精神
1964美国纽约纽约世界博览会通过理解走向和平
1967加拿大蒙特剩尔加拿大世界博览会人类与世界
1970日本大阪日本万国博览会人类的进步与和平
1992西班牙塞维利亚塞雏利亚世界博览会发现的时代
2000德国汉诺威汉诺威世界博览会人·自然·技术：
展示一个全新的世界
2005日本爱知爱·地球博自然的睿智
2010中国上海上海世博会城市：让生活更美好
2015意大利米兰米兰世博会滋养地球，生命能源
2020阿联酋迪拜迪拜世博会心系彼此，共创未来
一个阶段的世博会主题往往预示着一个时代关注的核心与方向。请根据上表历届世博会主题选取两个阶段，分别指出其核心主题，并分析说明。(12分)
45.(15分)历史上重大改革回眸
材料 明清赋税普遍征银，百姓所缴的银子由于纳税量不太多，大多以小块的碎银为主，各州县衙府汇总上缴国库时，要将碎银熔炼成大块，在碎银熔炼过程中发生损耗。州县官吏要求百姓补足这部分“火耗”，于是在应缴税银之外，纳税人还要多缴一些。
火耗最早出现在明朝，清朝初建时曾宣布禁止征收火耗。康熙年间，朝廷曾多次派以清廉著称的大臣到各地禁革重耗，但结果是“革火耗而火耗愈盛”。最后皇帝也只得默许。按照碎银熔炼损耗规律，一般损耗率在1%—2%左右。然而州县官吏实际征收的却比这个损耗率要大得多，到康熙后期各省征收火耗一般达到三四钱，最高达到七八钱。针对火耗盛行的原因，雍正实施了“火耗归公”的制度。即由备省督抚将全省各州县的耗羡提解集中，由督抚统一支配。一部分用于官员本俸不足的津贴，因其有助于养成廉耻，故名“养廉银”;其余部分用作各级地方政府日常开支和弥补地方财政亏空。“火耗归公”的改革在雍正朝取得了明显的效果。乾隆即位后在坚定推行谊政策的基础上，将地方火耗收入全盘置于中央的严密监督之下。然而，出人意料的走，中央权力的全面介入不仅未能巩固“火耗归公”的成果，反而使“火耗”之井愈发难以控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雍正时“火耗归公”新政的积极作用。(9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火耗”之弊难以解决的原因。(6分)
46.(15分)近代社会的民主思想与实践
材料 1868年批准生效的美国宪法第十四务修正案，在美国历史上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第一款 在合众国出生或归化于合众国并受合众国管辖的人，均为合众国和他所居住的州的公民。无论何州均不得制定或实施任何剥夺合众固公民的特权或豁免的法律;无论何州未经正当法律程序均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亦不得拒绝给予在其管辖下的任何人以同等的法律保护。
第二款 众议员名额应按各州人口总数的比例分配，但不纳税的印地安人除外。各州年满21岁且为合众图公民的男性居民，除因参加叛乱或犯其他罪行者外，其选举合众国总统与副总统选举人、国会众议员、州行政与司法官员或州议会议员的权利被取消或剥夺时，该州众议员人数应按上述男性公民的人数同该州年满21岁的男性公民总人数的比例予以削减。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出台的时代背景。(6分)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美国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的特点。(9分)
47.(15分)20世纪的战争与和平
材料一 二战结束后不久，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军事联盟力图构筑对社会主义国家所谓“新月型包围”。不少国家把亚太地区岛孤包围态势形象地称为“岛屿锁链”。它既有地理上的意义，又有政治军事上的意义，其用途是围堵亚洲大陆，形成扼杀、封锁苏联、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的基地圈。尤其是用岛链围堵中国，封锁海上运输线，用以控制中国国际贸易的物资交流，特别是对石油命脉的控制，如一条看不见的绞索锁住中国的海域，以达到制约中国经济发展和安全的目的。
材料二 近年来，关于“岛链”对中国安全威胁的论述颇多，其中不乏形势严峻的描述。有论述称，美军在“岛链”上自成体系的军事存在削弱了中国对周边海上问题的战略管控能力。“岛链”影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使“岛链”国家视美军为平衡中国力量的工具，进而增加了中国解决东海、南海领土争端的难度和复杂性。此外，美日等国借助“岛链”上的军事力量，对中国海空军以及商用船只进出“岛链”进行严密监视。借助“岛链”，美日等国一方面窃取了中国军事力量的大量技术情报，同时也能根据解放军的军事行动分析研判中国的战略规划，对我国战略安全构成威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美国构建“岛链”的目的与实质。(4分)
(2)根据材料二，指出“岛链”会对中国产生什么威胁?你认为应如何应对这种威胁?(11分)
48.(15分)中外历史人物评说
材料 20世纪30年代，温斯顿·丘吉尔在德国纳粹势力急剧膨胀、战争危机日益严重情况下，不断提醒政府和公众注意英国国防实力有被德国超过的危险，反对对德国采取绥靖政策，谴责《慕尼黑协定》，主张加强军备，建立以英法联盟为核心包括苏联在内的反德同盟。1940年5月10日德军闪击西欧当日，他出任英国战时内阁首相兼第一财政大臣、国防大臣和保守党下院领袖，迅即把国民经济转入战时轨道。美军自敦刻尔克撒退和法国投降后，在英国孤军奋战的危难时刻，他以其坚强意志和必胜信心，领导英国及英联邦国家人民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在不列颠之战中击败德国空军，迫使希特勒放弃进攻英国的企图，使英国成为反法西斯抵抗运动的大本营和解放欧洲的反攻基地。1941年8月13日与罗斯福签署《大西洋宪章》，确定两国共同对德政策和战争目标。1941年12月至次年1月与罗斯福举行华盛顿会议，决定建立美英参谋长联合委员会，以协调两国战略、共同使用两国资源和战略物资，并参与起草和签署《联合国家宣言》。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与罗斯福、斯大林举行德黑兰会议，决定1944年5月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并就战后欧洲秩序的安排和国际组织的建立进行讨论，签署《德黑兰宣言》和《德黑兰总协定》。1945年2月与罗斯福、斯大林举行雅尔塔会议，就分区占领德国、对德实施管制、波兰的边界划分和政府的组成、联合国安理会的表决程序等问题达成协议。1946年3月5日在美国密苏里州的富尔顿发表“铁幕演说”，主张美英联合对抗共产主义，拉开“冷战”帷暮。
(1)根据材料，概括丘吉尔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主要活动。(9分)
(2)根据材料，指出丘吉尔的活动对当时国际关系格局的影响。(6分)
参考答案及评分标准
题号242526272829303132333435
答案DCCAADBDBDBC
40.(25分)
(1)共同点：反对虚谈，讲求实际;不迷信权威;注重实践;重视自然科学。(8分)
(2)原因：资本主义发展程度不同：西方资本主义迅速发展;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发展缓慢，自然经济长期占统治地位。(4分)
社会氛围的不同：西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推动思想解放，形成了张扬个性、追逐功利的社会氛围;
中国：封建专制不断加强，理学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形成了重义理、轻功利的社会氛围。(4分)
思想范畴的不同：培根突破了经院教育体系;颜元未能突破儒家思想的范畴。(4分)
认识：教育要适应社会发展的需要;教育发展需要良好的社会氛围;教育思想要兼收并蓄，不断创新。(5分)
41.(12分)
示例一：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
主题：工业发展
说明：两次工业革命相继进行并完成;人类进入工业时代;工业革命改变世界与人类生活。
示例二：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
主题：资产阶级革命成果
说明：确立了资本主义制度;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有利于资本主义社会稳定。
示例三：19世纪中期——20世纪初
主题：殖民地开发
说明：广大亚非拉地区沦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殖民地经济从属于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殖民地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发展。
示例四：20世纪初——20世纪中期
主题：和平
说明：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重大伤害;美苏冷战影响世界和平;各国人民反思战争，渴望和平。
示例五：20世纪末21世纪初
主题：关注自然
说明：两极格局瓦解，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流;第三次科技革命方兴未艾;人类关注可持续发展(在发展与环保之间寻求平衡)。
示例六：19世纪中期以来
主题：科技
说明：三次工业革命相继进行;技术发明推动经济与社会发展;人类对技术进步的追求永无止境。
(以上答案仅供参考，若有其他说法，言之有理，即可得分。按阶段1分，主题1分，说明4分的分值赋分)
45.(15分)
(1)积极作用：强化财政制度管理;有利于整顿吏治;增加政府财政收入;有利于减轻百姓负担，缓和社会矛盾，巩固封建统治。(9分)
(2)原因：封建专制制度的弊端;官吏贪腐;地方政府财政困难;官俸不高。(6分)
46.(15分)
(1)背景：南北战争结束;废除黑人奴隶制;防止国家分裂(维护国家统一)的需要。(6分)
(2)特点：联邦法律至高无上;体现法律公平公正原则;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扩大公民范围(黑人获得选举权);仍带有种族和性别歧视的色彩。(9分)
47.(15分)
(1)目的：封锁遏制苏联和中国。(2分)
实质：确立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霸主地位。(2分)
(2)威胁：削弱中国的海上管控能力;影响中国解决台湾问题;增加中国解决东海、南海领土争端的难度;威胁中国战略安全。(8分)
认识：要有忧患意识;做好防范准备;理性对待;扩大战略主动。(3分)
48.(15分)
(1)活动：20世纪30年代，反对绥靖政策，主张建立反德同盟;出任英国首相后领导英国人民顽强抵抗德军入侵;二战期间，多次与美、苏首脑会晤，达成一系列协议，建立反法西斯同盟;二战后发表“铁幕演说”，对抗共产主义。(9分)
(2)影响：二战期间，促成了世界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二战后期，推动形成了雅尔塔体系;战后初期，发表“铁幕演说”，促成了两极格局的形成。(6分)
火耗之弊难以解决的原因二
摘 要: 中国古代官僚政具有高度集权与极端低能的双重特点。以往的研究多依据"国家――社会"的宏观理论探寻二者的关系。这种方法虽有很大启发意义，但也容易失之宽泛、抽象，缺乏对具体历史现象的解释力。本文选择专制集权官僚政治最后和最典型的代表――清代官僚政治作为研究对象。以清代著名财政改革"火耗归公"为切入点，力图用经济分析的方法从微观角度揭示过度集权与低能混乱间微妙的正相关联系。并在此基础上探讨集权低能体制的成因与制度后果。关键词: 官僚政治;集权;火耗归公;道德风险;逆向选择;层级效率 一. 帝国的权力佯谬 近代以来，丧权辱国的切肤之痛曾驱使无数先贤仔细打量饱受欺侮的清帝国的躯体上到底有何致命的先天不足，以致在与西方巨兽的交锋中屡屡不战自败。然而，这些观察却似乎总是基于一个矛盾的视角。一方面，严复等自由主义倾向的学者强调传统中国家天下的专制主义特征，认为传统政治中专制权力过度压制民众自由。而自由，尤其是经济自由正是西方世界在近代兴起的重要原因。换言之，过度强大的国家权力窒息了中国的发展，并最终导致了中国在近代的积贫。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却看到了传统的政治制度下的人民过于散漫，国家权力缺乏对社会的整合与组织能力。换言之，正是传统政治的国家权力过弱导致了近代中国的积弱。无疑，传统中国政治的实践中足以支持两种论点的论据俯拾皆是。于是，我们面前便出现了一幅矛盾的图景：古老帝国的权力既过于强大又过分软弱。 其实，这种矛盾仅是一个佯谬。我们可通过国家权力的划分理论来解释它。国家权力通常可分为两个层面。其一是国家专制权力(despotic power )，即国家统治精英不必与社会各集团进行例行化，制度化讨价还价的前提下自行行动的范围。其二是国家的基础性权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即国家能力，它指的是国家事实上渗透市民社会，在其领域有效贯彻其政治决策的能力。 专制权力的强大在帝国体制下具体表现为帝国内所有的专制性权力都向其组织顶端――皇帝高度集中。在成文的制度安排中，皇帝对所有事务拥有排他性的乾纲独断的权力。也就是说，皇帝的专制集权正是帝制中国强大专制权的特殊表现形式。这样，高度集权与极端低能的并行不悖便成为帝制中国政治的重要特征了。对于传统中国政治的这一特点，中外许多学者都曾予以关注。 在马克斯﹒韦伯看来，传统中国政治属于典型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家产制支配型"(Patrimonialism)。在这种制度下，皇帝的专制权力是至高无上，无比强大的。就正式制度而言，皇帝有权随意处置任何人和事。然而，正如韦伯所指出的那样，古代中国的国家能力是十分低下的。古代中国从未有过高效的公共财政制度，由于缺乏必要的财政支持，官僚体制也一直十分混乱与低效;中央权力只能有效地控制到县一级政权。 无独有偶， 黄仁宇先生通过对古代中国，尤其是明清赋税制度的研究也指出了古代政治权力体制中强大专制集权与软弱的国家能力的强烈反差。由于国家能力低下(用黄仁宇先生的话说，便是缺乏有效率的"数目字管理")，传统中国政治的上层(皇帝和文官集团)与下层(农民为主体)之间缺乏紧凑的联系，国家权力缺乏对整个社会的整合能力。而这正是中国近代在与西方竞争中失败的重要原因。 但集权与低能之间是否存在着内在的关联呢?过去的研究多从"国家――社会"的宏观理论框架出发，以一种外部的视角打探二者的联系。这种方法有着明显的缺点。一来，国家与社会理论建基于西方历史经验之上。它对理解中国问题固然有许多启发意义。可一旦过分相信它的普适意义而忽视了中西政治组织的巨大差异，则难免有"以西度中"之嫌。二来，这种方法不太注意对国家组织内部的微观考察，所以容易失之宽泛，缺乏对具体问题的解释力。基于此，本文将从一种微观和内部的视角出发，通过对清"火耗归公"改革的个案研究力图说明清帝国的过度集权与国家能力下降间有着内在的逻辑联系。之所以选择清代财政改革作为研究的切入点，主要原因在于： 一方面，国家能力是一个高度概括的抽象概念，其具体表现则十分复杂。任何研究若想面面俱到实属不易。所以只能择其要点作为突破口，以求事半功倍之效。而国家能力通常表现为以下几方面：(1)汲取能力，即国家从社会中获得财政支持和人力服务的能力;(2)调控能力，即国家调节、控制社会经济的能力;(3)强制能力，即国家凭借暴力机器维持统治的能力;(4)其他能力，如合法化能力、制度创新能力等。其中，社会汲取能力无疑是更为根本性的。因为任何国家如不具备基本的财力，不仅不能有效地实现其他功能，甚至连自保也难以做到。 另一方面，财政作为国家汲取能力的主要内容还有易于指标化或量化的优点。历代管修史书中都有大量关涉财政的记载，有些甚至还有较为翔实的统计数据。在这方面，明清史显得特别突出。除了明史、清史中的财政记录外，根据明、清原始资料撰集的各朝实录更是充满了丰富的数据资料。这对衡量、比较国家能力是有很大裨益的。最后，清朝作为帝制中国的最后一个朝代，其专制集权已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清朝政治制度多沿袭明朝，即史家所谓"清沿明制"。偶有创新发展也都围绕着集权进行，在财政管理领域亦不例外。而火耗正是其过度集权的财政体制中始终无法根除的低能问题。所以火耗问题是一个兼具重要性、典型性和可操作性的制度现象。正是基于此种考虑，本文将以清初重要的财政改革――火耗归公为切入点，探讨皇帝官僚政治中集权与低能之间的联系及其制度后果。 二. 火耗、集权、 低能 清朝是极端专制政体强化和完备的重要阶段。而这种强化与完备是在明朝的基础上进行的。众所周知，明洪武废相是中国专制集权政治发展史上的重大事件。朱元璋废弃分寄大权于丞相的汉唐旧制，而由皇帝集昔日君相二位于一身，独掌国家一切权力，亲理天下军政事务。由于"乾纲独揽"毕竟在事实上很难实现，加之乃子乃孙的无能与庸懒，朱元璋的雄心在有明一代并未得到实现。随着内阁日渐形成票拟等实际权力，有明一代不乏张璁、高拱、张居正等无相名有相权的首辅大臣。出人意料的是，朱元璋的制度设计并未因其不肖子孙而被历史遗忘。两个世纪后的清朝统治者成为其极端专制集权思想的忠实追随者。清朝开国的顺治、康熙、雍政诸帝不仅对明太祖本人之雄才大略推崇有加，更将朱元璋"乾纲独揽"的设计作为保证满清统治万世长存的灵丹妙药。不仅宰相之制未被复立，清朝皇帝的甚至觉得秉旨办事的内阁的权力也过大了。于是他们又设立了南书房、军机处一类更加容易控制的机构来帮助自己独掌重要决策权。加之清朝各位皇帝多能勤谨治国，中国古代集权政治便在清朝发展到了极致。用中国传统政治的衡量标准看，清朝初期的政治制度改革的确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清初不仅人口大量增殖，国力也大增强。到乾隆四十二年甚至创造了整个古代中国的最高户部储银记录，达8182万余两。 然而这一片盛世景象并不能掩盖国家能力低下带来的严重问题。由于中央权力对地方和各级官员的控制能力不足，清朝政治陋弊百出。尤以财政领域的诸多陋规为甚。"火耗"无疑是其中最具代表性又恰好能说明集权低能政体诸多特点一个表征。 清代财政管理从17世纪定鼎燕京之初便开始实行高度的中央集权。清制，各省财政由布政使司(即藩司)在督抚统辖下主管。但从实质上说，藩司只不过是中央财政主管部门户部在各省的分支和具体办事机构，而各地藩库也只是户部银库的分库。藩司仅在户部严格的支配和监督之下催征、起运、留储田赋杂税，实际上对地方财政并无支配权。"三藩之乱"后，由于军费浩繁，中央更是将各省一切存留款项尽数解部，以至"州县有司，无纤毫余剩可以动支"。不仅如此，地方官府的费用也一再裁减。直至少得荒唐境地。经过多次削减，到康熙7 年(1688年)，总督、巡抚每年公费只有100两，知府25两，州县15 两。按月折算，总督、巡抚每月办公费用仅有8 两，州县仅1 两。想用这样的官用维持地方行政机构正常运转，岂不荒唐!而清朝官方规定的官俸数额之低也是历代绝无仅有的。一品官月俸仅15 两银子，九品官月俸更是只在有区区3 两。 于是各级地方官便在征收赋税时利用制度的漏洞对百姓大肆私征加派以补不足。而火耗正是其中最主要的额外加征项目。 火耗又称耗羡，原指当时作为货币的贵金属在熔铸时不可避免的损耗，后来便引申为官府征收田赋时附加的费用。我国古代赋税制度中，赋税本额由国家规定，而征收所需开支费用(包括征收人员的开销、米粮和款项的包装运输费用、银两熔铸损耗等)由各地自定。中央并不统一规定。这种规定是火耗得以滋生的制度根源。火耗最早出现在明朝，清朝初建时曾宣布禁止征收火耗。康熙年间，朝庭曾多次派以清廉著称的大臣到各地禁革重耗，但结果是"革火耗而火耗愈盛"。最后皇帝也只得默许。火耗也因此成为地方官员的重要收入来源。一些州县甚至出现"税轻耗重，数税于正额者"，"用一派十，用十派千"的情况。康熙中期岁入地丁银约2500 至2900万两之间，若以二成约数估算，对应的耗羡不会少于五、六百万两。 这样一笔巨大款项完全由州县自行征收、分配且无章可循的状况 ，不仅腐败了吏治风气，而且危及正规赋税的征收。正因如此，雍正一登基，便马上着手解决火耗问题。 针对火耗盛行的原因，雍正实施了"火耗归公"的制度。即由各省督抚将全省各州县的耗羡提解集中，由督抚统一支配。其中一部分用于对官员本俸不足的津贴，因其有助于养成廉耻，故名"养廉银"。其余部分用作各级地方政府日常开支和弥补地方财政亏空。"火耗归公"的改革在雍正取得了明显的效果。在百姓负担明显减轻的同时，不仅吏治大为改观，国家财政状况也得到改善。可惜雍正在位不过十三年，乾隆即位后，各种陋弊又死灰复燃。火耗没有象雍正设想的那样逐渐减少，反而出现了"耗外之羡，多取累民"的新情况。 对于这种现象，论者多认为是"人治"的必然结果。从"火耗归公"改革的过程看，雍正是改革的支持者和推动者。火耗归公之所以能迅速取得成效，与雍正本人清峻严厉、雷厉风行的强悍作风紧密相关。但雍正并未将其改革成果制度化。所以只落得个"人亡政息"的下场。 这种观点看似有理，却与历史事实不符。其实，雍正皇帝不仅及时地将其改革成果制度化，而且还欲强化中央对火耗的监管力度。乾隆即位后更是在坚定推行乃父政策的基础上，将地方火耗收入全盘置于中央的严密监督之下。然而，出人意料的是：中央权力的全面界入不仅未能巩固火耗归公的成果，反而使火耗之弊愈发难以控制。最后，皇帝也只能再次接受无序与混乱的现实。这一事件充分反映出清朝政治有一种制度之疾使皇帝无法彻底改变中央政府对地方财政无力控制的局面。这痼疾其实正是过度集权与极端低能的并发症。其主要症候如下。 (一)从管理效能来看。通过加强集权，满清皇帝有效地防止了权柄旁落。但过分集权也使皇帝愈发处于一种相对不利的地位：皇帝作为一个人，无论多么纬武经文，英敏神灵，但与成千上万负责具体事务的官僚相比，却总是处于一种有效信息不足的状态。这不仅缘于人的理性的有限性，更与集权程度密切相关。这一现象可用经济学的"委托――代理模型"来解释。在"委托――代理"框架中。"代理人"以"委托人"的名义来承担和完成一些事情。代理人通过他的努力可以获得一定的好处。更关键的是，代理人不必对他的行为的全部结果负责任。他的决策在关乎自身利益的同时还会影响委托人的利益。委托人之所以需要代理人是因为其时间、精力有限不能对必须要处理的事务――亲自过问。在帝国体制下，以一己之身治理庞大帝国的皇帝是十分需要"代理人"的。因此就有许多以维护皇帝家天下万世长存为目的的官僚为皇帝打点具体事务。官僚通过向皇帝提供服务获得地位与金钱，但他们并不对自己的行为后果负全部责任，而是由其委托人――皇帝承担最终的政治后果。 完美而有效率的"委托――代理"关系应当是代理人尽心尽力地为委托人的利益工作，委托人则视代理人的工作成绩给予其应得的报酬。但这只是一种理想境界。在现实生活里，有许多原因导致委托――代理关系并不处于最佳效率状态。信息不对称便是其中最重要的原因之一。这样就出现了所谓"道德风险"(moral hazard)问题。道德风险是指由于信息和风险分担的不对称使代理人有可能损害委托人利益以使自身的利益最大化。 火耗正是一个典型"道德风险"问题。作为皇帝代理人的地方官员对自己所辖之地的人口、资源和经济状况具有绝对的信息优势。皇帝无法观察到每一个官僚日常的决策和管理行为。因此地方官员有利用制度漏洞在征收赋税时多征多派各种费用的可能性。而低微的官俸官用又使这种"不道德行为"变得十分必要。 火耗盛行本因官俸、官用过低而起。如通过将火耗纳入赋税正项，再通过正规途径在中央监察下由各省督抚统一调配，问题不就迎刃而解了吗?这种明显合理的解决办法在集权低能的皇帝官僚政治下却是断不可行的。这种说法看似极不合理，但却是历史的事实。其制度原因正是源自皇帝对道德风险的畏惧与规避。 雍正火耗归公改革的一个重要原则便是火耗不能归入正项，而应保持"临时性"和"地方性"。对此，雍正曾专门进行说明。雍正五年(1727年)，他在对一奏折朱批时明确指出火耗归公改革的"公"指的是"地方之公用"，而"地方之公用，乃私用之公用，非国家之公用也。"为了使耗羡不致转成正项，雍正帝还作了真诚的努力。雍正三年(1725年)二月山西布政使高成龄奏陈按年报销省耗羡一折，雍正在朱批中说："知道了。若遇上不肖上司，岂此一折奏报所能绳也。只要实行，不在此奏也"。在雍正看来，督抚年终对本省耗羡的报告只具形式意义而已。他有意将耗羡的提解、分配作为地方性事务，完全交给藩司与督抚全权处理。雍正四年(1726)，河南巡抚田文镜经雍正认可动用本省的耗羡银两制造河北镇各营盔甲。由于所涉款项巨大，为谨慎见，田文镜向工部作了报告。工部后来将田的报告驳回，令其说明各项开支的详细情况。为此，雍正帝特宣谕"夫耗羡银两……乃通权达变之法，其来久矣，并非正项钱粮之可比也。迩来督提镇中小心拘谨，恐目前经手，将来无以自明，有折奏请咨部，以记出纳，原系见小之举。该部应存案，此并非开销正项钱粮。"雍正帝以工部堂官不分正项与火耗性质，将其交部察议。对田文镜也进行了处分。可见，雍正在"火耗归公"之初对火耗不列入正项是十分坚定的。 对这一看似荒唐的政策，雍正却自有道理："此时若将耗羡银两比照正项具题报销，相沿日久，或有不肖官员指耗羡为正项，而于耗羡之外又事苛求，必至贻累人民，此风断不可长!"雍正对耗羡归(国家之)公成为可能出现更高的道德风险的担忧其实并不新鲜。康熙六十年也曾对扈从的大臣说："火耗一项，特以州县官用度不敷，故于正项之外量加些微，原是私事。朕曾谕陈瑸云，加一火耗，似尚可宽容。陈瑸奏云，此乃圣思宽大，但不可明谕，许其加添。朕思其言，深为有理。" 这里，康熙"不可明谕，许其加添"的态度其实也间接表达了对道德风险的畏惧之情。身为人君的康、雍二帝对明显存在弊端的"火耗"问题举棋不定，进退维谷的态度其实正是对"道德风险"的理智反应。 秦统一六国的同时也用官僚政治取代了封建政治。但君臣关系却在很长时间内保持着一定的封建遗风。在中国的封建时代，各地大小诸侯皆以封地事务作为私人产业。君王则视各级诸侯为共治天下的家人。所以汉唐皇帝都有与"二千石"(指高级地方官)共治天下的胸襟。直至宋朝，皇帝对官僚也总能以礼相待、优厚有加。但这种状况并未延续到明清。为了加强集权，清朝的皇帝彻底撕破了往日君臣之间那层温情的面纱，甚至不惜将其治下的官员由良变贱、由臣变奴。清制，虽一品大臣也要跪着奏事，满族大臣也得自称奴才。皇帝在视大臣为家奴的同时，更将他们象家贼一般堤防，生怕臣下得到太多的权力和好处。朝中大臣不说，即便是名为一方父母官的各地官员其实充其量也不过是皇帝派往地方衙门的代表而已，毫无独立性。这样一来，由于过度集权，皇帝与官僚间的关系便越发接近于委托――代理模型所描述的情形。而官僚组织中道德风险发生的机率也比以往大大增加了。 为了防止"道德风险"给委托――代理关系带来的不效率(也即代理成本过大)。委托人可以设计各种机制来完善与代理人之间的关系(或契约)。如加强对代理人的临督，以改善信息不对称状况，减少代理人机会主义行为的机率;也可以强化激励机制，使代理人追求自身利益行为与促进委托人利益增长的目标能够协调一致。然而，过度集权带来的组织效能低下和利益冲突却使皇帝无法实行有效的监督与激励机制。这注定了集权带来的低能问题具有很强的顽固性。
火耗之弊难以解决的原因三
(二)从组织效能看。 皇帝官僚政治的组织是一种典型的分层金字塔组织(或简称分层组织(hierarchy);又称扩展型组织(spanning))。这种组织结构由不同层级的多个元素组成，各层之间形成串联耦合，除顶层只有一个元素外，其他各层都有多个元素并联耦合，每层的元素个数与层次数成反比，即越高层的元素越少，越底层的元素越多。按权力的集中程度来分，分层组织可以分为集权型分层组织与分权型分层组织。若按控制流向来划分，分层组织又可分为单向分层组织与双向分层组织。从皇帝与官僚集团的关系看，他们之间的组织结构可概括为一个单向集权分层结构。 经济学的研究表明分层组织可提高人类活动的效率。典型的例子有图书馆目录系统、城市系统、批发零售网络，邮政系统及大公司的分层管理系统等等。这种理论的合理性从常识上看是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家们则从逻辑上给予了说明。威廉姆森(1967)、克伦和莱维哈里(1979)及杨小凯(1984)等人通过对单向集权分层结构的研究得出以下命题："层系的最优层次数是该系统基本元素数目的增函数。若此系统中的基本数目并非微不足道，则层系更有效率。最优层系的相对效率随基本元素数目的增加而提高。" 简而言之，就是一个大型组织的活动效率与其内部的分层状况之间有着紧密的关联。当然，要想确定皇帝官僚组织的最优层级数几乎是不可能的。而这也不是层级理论本来追求的目的。这一理论的主要价值在于提醒人们关注层级带来的效率问题。 由于清代缺乏有效的财政分级管理，毫无些许财政自主权的地方政府只能另谋财路以弥补各级官府日常用度和官员薪俸之不足。而火耗正是地方开辟的最重要的一条"财路。"由于地方官员只是秉旨办事，对具体征收费用也就没有进行全面监控的激励。这样一来，高度的中央财政集权，虽然(因无更多层级与其分权)保证了中央财政收入的稳定，但也(因缺乏有效的层级控制)导致了耗羡征收的无序状态。由各省布政使统一提解分配。无疑是在火耗监控体制中增加了省级这一层级。成为"中央――省――州县"的层级结构。从层级效率的理论看，这肯定会提高对火耗监控的效率。所以雍正在位期间火耗归公的效果十分显著。而在雍正十三年六月，即雍正去世的前两个月，他却改变了初衷，降旨命户部查核各省历年耗羡收支状况。这一谕旨具有灾难性的影响。它将执行了10年的督抚分配、监管耗羡的格局打破，而欲将耗羡置于中央的严密控制下。然而这种严密却仅能在理想上实现。以一个中央户部监控数目众多的州县又何尝容易，由于省级失去了监控火耗的自主性和动力。火耗监控的力度大大打了折扣。更令人遗憾的是，耗羡报部核销弊病的暴露无遗并未阻止乾隆登基后继续在错误的方向上滑得更深。经过乾隆七年的大讨论，朝廷最终确定了各省耗羡年终报部核销的制度。这样，火耗之弊的重新泛滥也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从更普遍的角度看，清朝的许多集权制度设计都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削弱官僚组织层级效率的作用。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在辅政体制上的安排。清代延续明废相置内阁的思路，入关后再未设宰相一职。后又恐出现明朝内阁大学士坐大的情况，便对内阁职权进行削夺。相继设立南书房、军需房、军机处等机要秘书班子协助皇帝处理机要重大事务。而内阁只能办理一般性的公开庶务。最后，军机处成为辅佐皇帝工作的主要办事部门，一直到清未改设内阁总理大臣为止，共存在了约180年。为了抑制军机处的权势，清朝规定军机处无固定职位、人员进出全由皇帝决定、不用书吏办事，以防生弊。皇帝还严禁军机大臣与外官交接。嘉庆皇帝亲政后，更是特别强调所有奏疏一律直达御前，不得有副本先行关白军机处。这样，清朝皇帝漂亮地完成了对辅政权的最后分割和抑压工作，君主独裁专制也达到了顶峰。而宰相职权本来就是为"掌丞天子，助理万机"而设。它处于皇帝与百官之间，是提高皇帝对官员监控效率的重要一环。所以虽历朝君主都深知相权对集权专制的羁绊作用，处处对其加以堤防。但却又都不愿冒险将其彻底铲除。满清皇帝在朱元璋未竞事业的基础上，不仅彻底剪除相权还建立了完全由皇帝牢牢掌握的中枢机构。这无疑加重了皇帝的监控负担，降低了皇权行使的效率。 另外，在办事程序上，清朝皇帝十分重视臣下密奏的作用。经康熙、雍正二帝的试行、完善逐步形成一套独特的奏折制度。其要旨在于扩大允许上密奏大臣的范围，加强保密机制，并充分发挥收阅密奏及亲笔批示的作用，以集中权力，推动工作。到雍正朝时，除康熙帝允许上密奏的文武大臣外，各省布政使、按察使、甚至经特许的道员、知府、个别知县以及通判等中下级官吏都可给皇帝上奏折。而且，同一部门、同一省区的官员彼此之间不许告知上奏及所得批示的情况。各级官员所得"朱批"必须及时缴回。这实际是皇帝希望通过密奏以产生广泛收集情报，并驱使官吏之间互相防范戒备，以收钳制平衡之效。这一举措无疑有效地减少了各级官员利用职权欺上瞒下的危险。但也破坏了官僚组织各层级间的正常关系，降低了层级效率。如六部尚书与侍郎本属上下级关系，但依清制侍郎却可越过尚书单独向皇帝上奏，以纠奏尚书不法之举。这虽然加强了皇帝对六部的控制。但也使得尚书对整个部院的控制力下降。而且尚书、侍郎之间互相掣肘的关系也大大降低各部的日常工作效率。 (三)从利益协调能力看。 专制皇权与官僚系统间本来就有一种内在的利益冲突。过度集权让这种冲突更加难以调和。利益冲突条件下的博弈关系常常在低效状态下达到均衡，整个官僚政治的能力因此也只能处于较低水平。火耗归公改革的效果不佳，固然有来自前述管理、组织方面的原因。但从根本上说，却源自皇帝与官僚间利益的冲突。 明清两朝财政与其他各朝相比显得"缺乏眼光，无想象力"。明清财政都以自给自足的小自耕农生产为基础。税收收入的六、七成都来自向亿万小自耕农直接收取的"地丁银"，其中实物收入所占比重很大。由于主要财政收入既难于度量又难于征收，所以皇帝必须维持庞大的官僚组织。以小自耕农为税收主要来源，财政收入的增长空间本来就很小。而清朝皇帝更是提出了"盛世滋丁，永不加赋"的原则。这样一来，清朝的财政规模便被人为地限定下来了。而皇帝与官僚组织谁能从这块大小相对固定的"馅饼"中分得更多的份额便成了一个尖锐的问题。从表面上看，适当提高地方的官俸和办公费用按理说应当能降低各级官员由物质条件逼迫在"火耗"问题上作奸犯科的机率。但这样似乎顺理成章的理在过分集权的体制下也是行不通的。 这一点可以用契约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adverse selection)理论解释。逆向选择原先是保险学文献的一个常见概念，主要是指由于信息的差异性或非对称性而导致的"市场失灵"。在保险业务中，投保人与承保人对保险业务相关的信息总是处于非对称的状态。投保人都知道自己的类型与特征(高风险型或低风险型)。保险公司却不能区分每一个人到底属于哪种类型，并据此针对不同风险的人给出不同保险费率。在这种情况下，保险公司只能依风险的平均概率确定保险价格。这样的价格无疑对高风险的投保人更有吸引力，他们将购买更多的保险。风险概率也会随之提升。相应地，保险公司只能依据新的风险概率给出更高的价格。低风险的人将更不愿意购买保险。最终，由于缺乏投保人风险程度的信息，导致了风险承担分配的无效率――坏顾客赶走了好顾客。后来阿克洛夫和威尔逊等人通过对二手市场类似问题的研究，将逆向选择发展为契约经济学和信息经济学里的一个重要分析工具。 在火耗问题上，皇帝面临着类似于保险公司的困境。在现实决策环境下，皇帝无法了解每个官员到底是君子还是小人。此时，理性的选择便是将每个官员的道德水准都假定为"小人"或接近于小人。而小人为官，无论皇帝给他们再多的官俸、官用都不能防止其贪赃枉法。与其给其高薪还不如仅仅给他少的荒唐的薪俸――反正他们会给自己超额补足差额。以务实见长的清朝皇帝将这种逻辑发挥到了极致。明清两朝的官俸是中国古代史上最低的。而清朝官俸又较明为低，据研究，明官俸为清的1.3至3.87倍。 这样的官俸具有一种相当高效的淘汰清官的机能。即便有人想作清官，也会苦于生计，难保清廉。所以明朝还出了一个靠种菜维生，老母作寿割二斤猪肉也会惊动总督的海瑞，到了清朝便连林则徐这样有名的清官按今天的标准看也只能是个有严重经济问题的干部了。 由此产生的严重后果在于：即便财政收入不足以同时满足战略储备和官僚体制的需要，清朝皇帝也不敢通过增加赋税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因为那样做的话，将引起更多额外的征收费用，最终只会逼的民不聊生从而危及自己的统治。在信息不对称的现实和对风险的厌恶的综合作用下，清朝皇帝将"永不加赋"作为一条基本国策加以强调。非怜惜小民不忍加，而是畏惧加赋的政治后果不敢加也。 清朝皇帝在这一博弈中借着集权的力量获得了绝对的优势。但地方官僚们也有自己的优势：他们直接参预征收赋税的各个环节，有机会利用各种空隙为自己获取应得的报酬。于是双方在集权与低能之间找到了一个微妙的均衡点：一方面,低能之所以能维持，在于它仅是皇帝管理的低能，对官僚则意味着获取应得的收益;另一方面，皇帝也必须容忍低能，惟其如此，才能保证集权。于是这里出现了一个类似于博弈论中著名的"囚徒困境"理论所描述的不效率的均衡状态。而且作为博弈双方的皇帝与官僚都并没有打破这一平衡的持久激励。所以任何改革都只能收一时之效，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对中国古代官僚政治这一特点，黄仁宇先生曾有过精辟的论述："历史上强有力的君主以臣僚为他们的工具，多数的君主，则为群僚的工具。官僚制度最好处则是两者都不坚持本身利害，只维持体制的完美"。 三. 制度之痼 新古典国家理论的国家有两大基本目的：一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即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界定所有权结构)，从而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二是降低交易费用以使全社会总产出最大化，从而增加国家的税收。"这两个目标是相互冲突的，也正是因为存在着这样的冲突并导致相互矛盾乃至对抗的行动出现，国家由此兴、由此衰。" 新古典国家理论以此作为出发点成功地分析了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勃兴。然而这一理论却似乎很难适用于清帝国的国家实践。在清朝政治中以上两个目标及其矛盾都不是最核心的问题。清帝国不仅无暇顾及怎样使产权结构合理以促进社会经济高效发展，甚至也不敢奢求增加财政收入以壮大国家实力(清末人口数倍于清初，但田赋收入却与清初相差无几便是明证)。对清朝皇帝而言，如何维系其家族的专制统治才是真正的头等大事。不幸的是，他们将实现这一目标的希望都寄托在了集权手段之上。更不幸的是，过分集权虽在制度上消灭了所有可能威胁皇权的敌人，但也使制度本身成了皇帝最大的敌人。满清入关后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这一问题本身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但当满清皇帝选择了加强集权之后，便产生了制度分析理论中的所谓"路径依赖"效应。路径依赖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它是指制度演进中存在着的一种制度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制度演进一旦走上某一条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不断自我强化，产生积重难返的效果。这种机制根源于利益因素：任何制度都会造就一批既得利益者或集团，对现有制度强烈的依赖性会驱使他们反对彻底偏离该制度的改革。 在集权低能的皇帝官僚政治中，皇帝与官僚都获得了一定的利益。前者是专制统治的稳定与延续，后者则在事实上取得了贪赃枉法的自由。但获取这利益的制度代价实在是太惨重了。对皇帝来说，过度集权虽然使其下的整个官僚组织散漫、低效。但对保证专制统治的延续而言却非最坏的选择。因为一个低效、涣散的官僚组织是无法对皇权专制构成真正威胁的。正所谓国之利器，虽不能由自己有效操控，但也远远好于将权抦交于他人之手从而危及自身。正是这一逻辑使清朝政治制度仿佛是中了集权的魔。不单是制度设计上处处都从集权着眼。甚至连集权带来的弊端也只知用集权的办法解决。于是过度集权下的低能便成了久治难愈的老疾，成了名副其实的制度之痼。这制度之痼让清帝国只能长期勉强维持其庞大、稀松、无力的模样。不仅毫无进取发展之可能，更是经不起任何强大外力的冲击。这种衰运虽然可用盛世虚荣暂时遮掩，但却早已是积重难返了。让我们注意以下历史事实：公元1714年正值清康熙五十三年。这年清帝国人口约一亿五千万，其全年财政收入约有银3800万盎司。与此同时，在遥远的大西洋上，一个仅有600万人口的夷邦当年的财政支出竟然有银3200万盎司，与盛世天国大致相当。 而此夷邦正是100余年后用坚船利炮击碎清帝国天朝神话的大英帝国。 Centralization and Inefficiency A positive research on Qing's bureaucracy Liu Ze -Gang (Southwest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Chongqing 400031)Abstract: Centralization and inefficiency are two outstanding characteristics of bureaucracy in ancient China .The scholars used to depend on the "nation--sociality" theory, which is apt to covering wide range and abstract, lack of the ability to explain specific historical phenomenon, to find out the relationship of centralization and inefficiency. The author chooses Qing's bureaucracy institution, which was the last and typical model of autocratic bureaucracy in ancient China, as research object, and borrow economic analytic way to expose the relationship of undue centralization and inefficiency in light of the famous fiscal reform "Huohaoguigong " of Qing Dynasty. And the author goes step further for the cause and result of centralization and inefficiency from the view of microcosmic perspective.Key words: bureaucracy; centralization; moral hazard; adverse selection; hierarch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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