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家乡旅游]莫言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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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莫言家乡:莫言《母亲》

　引导语：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
　　母亲
　　莫言
　　我出生于山东省高密县一个偏僻落后的乡村。5岁的时候，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艰难的岁月。生活留给我最初的记忆是母亲坐在一棵白花盛开的梨树下，用一根洗衣用的紫红色的棒槌，在一块白色的石头上，捶打野菜的情景。绿色的汁液流到地上，溅到母亲的胸前，空气中弥漫着野菜汁液苦涩的气味。那棒槌敲打野菜发出的声音，沉闷而潮湿，让我的心感到一阵阵地紧缩。
　　这是一个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的画面，是我人生记忆的起点，也是我文学道路的起点。我用耳朵、鼻子、眼睛、身体来把握生活，来感受事物。储存在我脑海里的记忆，都是这样的有声音、有颜色、有气味、有形状的立体记忆，活生生的综合性形象。这种感受生活和记忆事物的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决定了我小说的面貌和特质。
　　这个记忆的画面中更让我难以忘却的是，愁容满面的母亲，在辛苦地劳作时，嘴里竟然哼唱着一支小曲!当时，在我们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家庭中，劳作最辛苦的是母亲，饥饿最严重的也是母亲。她一边捶打野菜一边哭泣才符合常理，但她不是哭泣而是歌唱，这一细节，直到今天，我也不能很好地理解它所包含的意义。
　　我母亲没读过书，不认识文字，她一生中遭受的苦难，真是难以尽述。战争、饥饿、疾病，在那样的苦难中，是什么样的力量支撑她活下来，是什么样的力量使她在饥肠辘辘、疾病缠身时还能歌唱?我在母亲生前，一直想跟她谈谈这个问题，但每次我都感到没有资格向母亲提问。
　　有一段时间，村子里连续自杀了几个女人，我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巨大的恐惧。那时候我们家正是最艰难的时刻，父亲被人诬陷，家里存粮无多，母亲旧病复发，无钱医治。我总是担心母亲走上自寻短见的绝路。每当我下工归来时，一进门就要大声喊叫，只有听到母亲的回答时，心中才感到一块石头落了地。
　　有一次下工回来已是傍晚，母亲没有回答我的呼喊，我急忙跑到牛栏、磨房、厕所里去寻找，都没有母亲的踪影。我感到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不由地大声哭起来。这时，母亲从外边走了进来。母亲对我的哭泣非常不满，她认为一个人尤其是男人不应该随便哭泣。她追问我为什么哭。我含糊其词，不敢对她说出我的担忧。母亲理解了我的意思，她对我说：孩子，放心吧，阎王爷不叫我是不会去的!
　　母亲的话虽然腔调不高，但使我陡然获得了一种安全感和对于未来的希望。多少年后，当我回忆起母亲这句话时，心中更是充满了感动，这是一个母亲对她的忧心忡忡的儿子做出的庄严承诺。活下去，无论多么艰难也要活下去!现在，尽管母亲已经被阎王爷叫去了，但母亲这句话里所包含着的面对苦难挣扎着活下去的勇气，将永远伴随着我，激励着我。
　　我曾经从电视上看到过一个让我终生难忘的画面：以色列重炮轰击贝鲁特后，滚滚的硝烟尚未散去，一个面容憔悴、身上沾满泥土的老太太便从屋子里搬出一个小箱子，箱子里盛着几根碧绿的黄瓜和几根碧绿的芹菜。她站在路边叫卖蔬菜。当记者把摄像机对准她时，她高高地举起拳头，嗓音嘶哑但异常坚定地说：我们世世代代生活在这块土地上，即使吃这里的沙土，我们也能活下去!
　　老太太的话让我感到惊心动魄，女人、母亲、土地、生命，这些伟大的概念在我脑海中翻腾着，使我感到了一种不可消灭的精神力量，这种即使吃着沙土也要活下去的信念，正是人类历尽劫难而生生不息的根本保证。这种对生命的珍惜和尊重，也正是文学的灵魂。
　　在那些饥饿的岁月里，我看到了许多因为饥饿而丧失了人格尊严的情景，譬如为了得到一块豆饼，一群孩子围着村里的粮食保管员学狗叫。保管员说，谁学得最像，豆饼就赏赐给谁。我也是那些学狗叫的孩子中的一个。大家都学得很像。保管员便把那块豆饼远远地掷了出去，孩子们蜂拥而上抢夺那块豆饼。
　　这情景被我父亲看到眼里。回家后，父亲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也严厉地批评了我。爷爷对我说：嘴巴就是一个过道，无论是山珍海味，还是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都是一样的，何必为了一块豆饼而学狗叫呢?人应该有骨气!他们的话，当时并不能说服我，因为我知道山珍海味和草根树皮吃到肚子里并不一样!但我也感到了他们的话里有一种尊严，这是人的尊严，也是人的风度。人，不能像狗一样活着。
　　我的母亲教育我，人要忍受苦难，不屈不挠地活下去;我的父亲和爷爷又教育我人要有尊严地活着。他们的教育，尽管我当时并不能很好地理解，但也使我获得了一种面临重大事件时做出判断的价值标准。
　　饥饿的岁月使我体验和洞察了人性的复杂和单纯，使我认识到了人性的最低标准，使我看透了人的本质的某些方面，许多年后，当我拿起笔来写作的时候，这些体验，就成了我的宝贵资源，我的小说里之所以有那么多严酷的现实描写和对人性的黑暗毫不留情的剖析，是与过去的生活经验密不可分的。
　　当然，在揭示社会黑暗和剖析人性残忍时，我也没有忘记人性中高贵的有尊严的一面，因为我的父母、祖父母和许多像他们一样的人，为我树立了光辉的榜样。这些普通人身上的宝贵品质，是一个民族能够在苦难中不堕落的根本保障。拓展
　莫言生平
　　1955年2月 生于山东高密，童年时在家乡小学读书，后因文革辍学，在农村劳动多年。
　　1976年 加入解放军，历任班长、保密员、图书管理员、教员、干事等职。
　　1981年 开始创作生涯。迄今有长篇小说《红高梁家族》、《天堂蒜苔之歌》等，中短篇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爆炸》等。另有《莫言文集》五卷。
　　1981年秋，在河北保定市的双月刊《莲池》第5期发表处女作短篇小说《春夜雨霏霏》。
　　1982年，在《莲池》第二期发表短篇小说《丑兵》、第五期发表短篇小说《为了孩子》。
　　1983年春，在《莲池》二期发表短篇小说《售棉大路》并被 《小说月报》转载。秋，在《莲池》五期发表短篇小说《民间音乐》，此文得到老作家孙犁赏识。孙在一篇短文中说这篇小说有一种空灵之感 。
　　1984年春，在《长城》双月刊二期发表小说《岛上的风》、五期发表《雨中的河》。秋天，得到军艺文学系主任、著名作家徐怀中先生赏识，进入该系学习。
　　1985年春，在《中国作家》二期上发表中篇小说《透明的红萝卜》，引起反响，《中国作家》组织在京的作家与评论家在华侨大厦举行讨论会讨论该作。是年，在多家刊物上同时推出中篇小说《球状闪电》(收获)、《金发婴儿》(钟山)、《爆炸》(人民文学)、及短篇小说《枯河》(北京文学)、《老枪》(昆仑)、《白狗秋千架》(中国作家)、《大风》(小说创作)、《三匹马》(奔流)、《秋水》(奔流)、等。
　　1986年，春天，小说集《透明的红萝卜》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在《人民文学》第三期发表中篇小说《红高粱》。该作一发，引起轰动。随即发表系列中篇《高粱酒》(解放军文艺)、《高粱殡》(北京文学)、《狗道》(十月)、《奇死》(昆仑)，同时还发表中篇《筑路》(中国作家)，短篇小说《草鞋窨子》(青年文学)、《苍蝇、门牙》(解放军文艺)等。夏天，与张艺谋等人合作，将《红高粱》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
　　1987年春，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中篇小说《欢乐》在《人民文学》一、二期合刊发表，受到批评，事过多年，始有作家和评论家对该作得新评价。秋天，中篇小说《红蝗》发表([收获]三期)，该作因强烈的个性风格和大胆和亵渎精神，连号称新潮的评论家也不能接受，纷纷著文批评。也是多年之后，才有评论家对该作发出了另外的声音。
　　1988年，春天，电影红高粱获西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引起世界对中国电影的关注。在《十月》杂志发表长篇小说《天堂蒜薹之歌》，同年四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单行本。《青年文学》第十发表《复仇记》、《马驹横穿沼泽》(这两篇收[食草家族])。秋天，山东大学、山东师范大学在故乡高密联合召开“莫言创作研讨会”，有关论文汇编成《莫言研究资料》由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1992.8)。九月，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创作研究生班。小说集爆炸由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1988年，秋天，长篇小说《十三步》首发(文学四季)随 即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此书出版后，大概只有一个名叫林为进的人，在河北的(文论报)发表过一篇评论文章。后来又有港台的几个人写过评论。作者认为此书是一部真正的“先锋”之作。
　　1989年三月，小说《白狗秋千架》获台湾联合报小说奖。四月，中短篇小说集《欢乐十三章》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六月，在《人民文学》发表中篇小说《你的行为使我恐惧》。冬天，开始创作长篇小说《酒国》。
　　1990年，中篇小说《父亲在民夫连里》在《花城》发表。继续创作《酒国》。
　　1991年春，在高密家中创作中篇小说《白棉花》(花城)、《战友重逢》(长城)、《怀抱鲜花的女人》(人民文学)、《红耳朵》(小说林)，夏天，创作《神嫖》、《夜渔》、《鱼市》、《翱翔》等短篇小说十二篇。秋，中短篇小说集《白棉花》由华艺出版社出版。
　　1992年，创作中篇小说《幽默与趣味》(天津小说家)、《模式与原形》、《梦境与杂种》(钟山)。
　　1993年，二月，长篇小说《酒国》在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三月，中篇小说集《怀抱鲜花的女人》由社科出版社出版。十二月，长篇小说《食草家族》由华艺出版社出版。十二月，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短篇小说集《神聊》。
　　1995年春节，在高密创作长篇小说《丰乳肥臀》。秋，五卷本《莫言文集》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冬，《丰乳肥臀》在《大家》连载，并获首届“大家文学奖”。单行本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电影《太阳有耳》获柏林电影节银熊奖。
　　1997年创作话剧《钢琴协奏曲.霸王别姬》(与人合作)。
　　以长篇小说《丰乳肥臀》夺得中国有史以来最高额的“大家文学奖”，获得高达十万元人民币的奖金。
　　脱离军界，转至地方报社《检察日报》工作，并为报社的影视部撰写连续剧剧本。
　　1998年，发表中篇小说《牛》([东海]六期，[小说月报]九期、[小说选刊]九期转载)、《三十年前的一场长跑比赛》([收获六期]，短篇小说《拇指铐》([钟山]一期，[小说选刊]转协)、《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钟山]五期)、《白杨林里的战斗》([北京文学]七期)、《一匹倒挂在杏树上的狼》([北京文学]十期 )、《蝗虫奇谈》([山花]，[小说选刊]五期选载)。十二月，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散文集《会唱歌的墙》。
　　1999年，发表中篇小说《师傅越来越幽默》([收获]二期)、《我们的七叔》([花城]一期)，短篇小说《祖母的门牙》([作家]一期)，另有中篇小说《野骡子》、《司令的女人》[收获]、 《藏宝图》[钟山]发表，短篇小说《儿子的敌人》[天涯]、《沈园》[长城]发表。三月，海天出版社出版长篇小说《红树林》。十二月小说集《长安大道上的骑驴美》人由海天出版社出版，小说集《师傅越来越来越幽默》由解放军文艺社出版。
　　2005年 再次失手于矛盾文学奖
　　2006年 出版第一部章回小说《生死疲劳》
　　2007年7月14日 出版《说吧，莫言》。这套书分为三卷，约100万字，全面展示了莫言的心路历程。
　　2006年12月15日，第一届中国作家富豪榜发布，莫言以345万元的版税收入，荣登作家富豪榜第20位。
　　2011年8月，长篇小说《蛙》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
　　2011年11月，受聘请为青岛科技大学客座教授。
　　2011年11月24日，莫言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第二篇莫言家乡:莫言家乡

　　导语：莫言的家乡在哪里?莫言获诺贝尔文学奖后，莫言家乡的父老都是非常的高兴，大家都很自豪地说：“俺们高密人!”下面我们一起走进莫言的家乡来沾沾那份喜悦的祝福。
　　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传来，他的家乡山东省高密市人民奔走相告，祝贺这位从“东北乡”走出来的作家获奖。距莫言家的老宅六七里路的周辉鸿老人称，当地能出个世界级名人“那是太高兴了，毕竟是俺们高密人”。
　　“非常高兴，感谢大家的祝贺和关注。”莫言的二哥管谟欣对记者说，他们对莫言获不获奖心态很平淡。管谟欣说，希望莫言以此为新起点，作出更大的贡献。当记者问及管谟欣要如何庆祝时，他简单地说：“有啥好庆祝的，自己高兴就行了。”
　　昨晚8点半，莫言在山东高密凤都国际酒店贵宾接待厅举行了记者发布会。莫言称他相对年轻，拿奖很惊讶。
　　获奖感言
　　故乡和我的文学密切相关
　　“我没看法。”几天前盛传莫言将获诺贝尔文学奖时，莫言淡淡地说出这么几个字。传言成真，莫言第一反应是惊讶，表示“会将大部分精力放在新作品的创作上，会继续努力”。
　　当晚，莫言在故乡

第三篇莫言家乡:莫言与故乡的故事

　　‘莫言是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的独特思维、艺术个性，都已在中国文坛乃至世界文学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他摘取诺贝尔文学奖可谓实至名归。’这是陈忠实对他的评价，下面是小编收集的有关莫言与故乡的故事，欢迎大家阅读!
　　获奖
　　家里电话响起的时候，妻子杜芹兰看了看表，18点半刚过，天已经全黑了。葫芦馅儿的饺子刚下锅，还没端上饭桌。今天是诺贝尔文学奖揭晓的日子，莫言最爱吃饺子，杜芹兰寻思着，“不管得不得奖，晚上都包顿饺子吃”。
　　自从半个月前“莫言极有可能获得诺奖”的消息见诸网络后，全家就从北京回到了山东高密。莫言的家在县城一个僻静的小区里，三室一厅的房子买了没几年，楼下住的就是他的大哥管谟贤。为了躲避媒体，莫言换了个本地的手机号，只有极少数人能联系到他。中秋节时，他回老家平安庄看望了父亲和二哥，但来去匆匆，“坐了个把小时就走了”。那时候，村里人还不知道有关他的诺奖传闻，等到听别人说起时，已经打不通他的电话了。平日里，除了早晚去小区旁边的植物园散散步，偶尔跟朋友赶个大集之外，莫言很少出门。虽然书房里摆着台电脑，但他基本不上网，小外孙才1岁半，妈妈不让看电视，客厅里的电视机一直用布盖着。莫言尽量屏蔽着外界对诺奖的纷扰喧嚣。
　　其实，有关莫言要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早在五六年前，每到诺奖评选的时候，莫言总是被提及最多的中国作家。他得奖多，作品数量多，被翻译成外文的也多，以至于文学圈子里流传着一个说法，说“莫言是最接近诺贝尔文学奖的中国作家”。就在前一天，村子里来了两个本省记者，说起网上的传闻，家里人才知道有这么回事儿。二哥管谟欣带着记者去莫言出生的老屋子里拍了几张照片，今天上午又来了两个，除了拍老屋子，二哥还带着他们去6公里外的孙家口小石桥上照了相，也就是当年电影《红高粱》的拍摄地。
　　但是，年年说，却年年落空，久而久之，就连身边的人也麻木了。10月11日上午，诺贝尔文学奖揭晓前，我们去平安庄采访，堂弟和二哥都觉得：“悬!全世界才一个，再说评委都是外国人，可能性太小了。”90岁的老父亲耳朵背，一脸茫然的神情：“不能吧?真的吗?”他对诺贝尔文学奖了解不多，但却知道它的分量——“听说中国写小说的还没人得过。”就连莫言自己也觉得诺贝尔文学奖无限遥远，“渺茫着呢”，前一天跟朋友赶集的时候，他还这么说。
　　但是，这一通简短的电话，改变了一切。
　　来电的是瑞典文学院常任秘书彼得·恩格伦，他事后接受采访，问及莫言得知自己获奖后的反应时回忆道：“他狂喜并惶恐。”对方问莫言该如何庆祝，莫言回答：“也没什么好庆祝的，跟家人吃顿饺子吧，因为我最喜欢吃的就是饺子。”当然，挂断电话前，对方嘱咐莫言，先别声张，待会儿公布了再说。
　　正式公布结果的时间定在北京时间晚上19点钟。随着这一时刻越来越近，老家平安庄的气氛也渐渐紧张起来。我们傍晚18点钟返回二哥家的时候，他刚跟父亲吃完晚饭，正守在电视机前看央视新闻频道，记者们都已散去，家里显得有些冷清。入夜天也凉了，街道上不见人影，昏黄的路灯下，堆着一座座小山似的玉米棒子，村子很安静，只有偶尔传来的几声狗叫。二哥不断接到电话来询问结果，问得多了，他也有些不安起来，自言自语：“电视里能演吗?是这个频道吗?”父亲就坐在电视跟前，一如往常地沉默，耳朵听不见，只能看字儿。不一会儿，当地电视台的几个记者扛着机器找上门来，狭小的屋子里有些拥挤，父亲就起身去了另一间，按往常的习惯，他该睡觉了。
　　19点已过，新闻联播刚播了第一条新闻，家里的电话又响了，二哥接起，听了几秒钟，说道：“哦，得了?”他挂断电话，转身告诉我们，是堂弟打来的，说凤凰卫视播了，是莫言。
　　“啊?!”
　　“真的?真的是莫言?”
　　“快上网!快上网!”
　　屋子里顿时乱作一团，空气好像在瞬间爆炸了。有人慌乱地掏出手机上网，摄像师马上拉开架势扛起机器，电视台的女记者兴奋地跳着说：“我们在见证历史啊。”随即把话筒递到二哥面前：“你高兴吗?”二哥已经乐得合不拢嘴，赶忙起身到父亲房间报喜。父亲坐在炕沿上，少有表情的脸上终于露出了一丝笑意，但过了一会儿，他好像还不放心，又来问老二：“电视上演了吗?”可能他觉得只有央视上播过才算最终确认。
　　过了没几分钟，又一路人马扛着机器急匆匆闯了进来。他们自报是日本NHK电视台驻上海站的记者，刚刚从青岛机场打出租车赶到。早先传闻说，今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会在莫言与日本作家村上春树之间角逐，日本的媒体自然高度关注，据说在日本也有记者守候在村上春树家门前，只待最后悬念揭开。为首的一位日本男记者刚一进门就给了二哥管谟欣一个熊抱：“啊，莫言老师，我曾经采访过你，还记得吗?”原来，因为房间灯光昏暗，对方认错了人。反应过来后，大家才意识到——“莫言呢?”
　　寻找莫言，成了这一刻记者们的第一要务。高密是个县级市，这两天已经陆续集中了几十个记者，大家分散在县城的各个宾馆里，好像只等这一声令下，立即出动。
　　接过获奖的电话后，莫言下楼到大哥家走了一趟，他告诉大哥，明天估计会有很多记者找上门来，我不想说什么，麻烦你帮我顶一下。可是，记者们哪里等得到明天。找不到莫言，市领导们的电话都快被打爆了，无奈，领导出面劝说莫言，晚上21点钟在当地最高档的凤都国际大酒店召开新闻发布会。
　　我们是在从平安庄赶往高密市途中得到这个消息的。离开村子的时候，已经有反应快的村民去买了烟花，摆在路口放起来。有人披着夹袄从胡同里窜出来问：“谁家大半夜的结婚啊?黑灯瞎火地放什么炮!”捂着耳朵点炮的人答道：“咱村莫言得大奖了，中国人第一个!”莫言写的小说，绝大部分村民并没有读过，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当年来这里拍的电影《红高粱》，但这并不妨碍孩子们像过节一样冲上街头撒欢地闹，男人们招呼着去买酒喝，女人们则纷纷感慨莫言又给平安庄争了一回光。
　　新闻发布会只持续了半小时，莫言从一出场就被团团围住，一片长枪短炮中，莫言淡淡地说，之所以获奖，大概是因为自己始终站在人的角度上写人，作品超越了种族和地域的限制。众记者散去后，市领导们宴请莫言，夜里23点多，众人走出酒店门口时，天空腾起绚丽的烟花。人人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反倒是莫言，仰头看着五彩烟花，仿佛陷入一种游离于外的沉思。
　　不知是谁说，待会儿莫言还要回平安庄，村里的乡亲们也为他备了烟花庆祝。但当我们于凌晨赶到平安庄的时候，发现村子已经睡着了，有人打来电话说庆祝活动改在了拍《红高粱》的孙家口小石桥上。赶到一看，漆黑一片的胶莱河，两辆面包车停在两个桥头打着灯照亮，已经废弃多年的小石桥上站满了人，脚下摆满了啤酒和各式各样的熟食，原来是一帮当地的文学爱好者们在抒发激动之情呢!大伙边喝酒吃肉，边吟诗高歌，有人跺着脚下的石板喊：“当年咱爷爷们就在这桥上打败了鬼子，今天莫言又赢了一回日本人(指村上春树)。”有人高声附和道：“没有这桥，能有今天的巩俐、张艺谋吗?”村支书也难掩骄傲，开始谋划着怎么让这座已经被遗忘多年的小石桥焕发出新生命……
　　莫言自然没有来，听说他还特意嘱咐，今晚就别放烟花了，以免扰民。当晚，他回家的时候已经凌晨。“累坏了，也没顾上洗澡，吃片药就睡了。”妻子回忆。第二天，高密大街上的电子广告牌就全部打出了祝贺莫言获奖的字样，老家的房子里也挤满了前来采访二哥和父亲的记者。二哥几乎一夜未睡，嘴上急起了燎泡，他笑言自己是“秃头跟着月亮走——沾光了”。众生喧哗中，或许只有家人才更能体会这个奖的个中意味。
　　第二天傍晚，我们敲开了莫言家的门。开门的妻子杜芹兰显得有些不知所措，客厅里摆了几个花篮，这位朴实的家庭妇女之前从来没有接受过记者的采访，突如其来的媒体轰炸似乎把她给震住了，一言一语更显小心，好在有小外孙的哭闹声，稍稍缓解了空气中的拘谨。结婚33年来，夫妻二人虽然在文学创作上没有太多交流，但莫言所受的苦她却看在眼里记在心上。在部队时，莫言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仓库里写作，夜里饿了就啃大葱充饥，从此落下了胃病，直到现在还经常折磨他。虽然已经成了知名作家，但莫言用的笔，还是多年来一直用的一支1.5元的钢笔。2006年，他在北京借住到一个朋友的房子里，用了43天时间，耗去3瓶墨水，写出了43万字的《生死疲劳》。令众人狂欢的诺贝尔文学奖，在妻子看来，不过是让莫言多年的辛苦写作终于得到了一丝安慰。“他写得很苦，晚上常常睡不着觉，想起什么就爬起来记在纸上，写的时候遇到卡壳，就敲着自己的脑袋做苦闷状，说自己怎么这么笨，像个孩子一样。”杜芹兰眼里闪着泪光。
　　虽不喜言谈，但莫言是个幽默的人，并且他的幽默里带着真诚，有时让人哭笑不得又不得不深思反省。有记者问：“得了诺奖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他答：“意味着我得出来见你们。”又有记者问：“得了大奖，你会离开高密，或者离开中国去国外定居吗?”他答：“永远不会。”作家与故乡，是一个恒久的命题。那么，家乡高密，对莫言的成长和文学而言，用他自己的话来归纳，无外乎两个词——饥饿与孤独。
　　饥饿
　　莫言原名管谟业，1955年出生的时候，已经是大家族里的第四个孩子，除了自己的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还跟叔叔一家住在一起，此后，婶婶又生了三个儿子，全家十三口人挤在五间土房子里。他那个年代的大家庭，用大哥管谟贤的话说：“大人天天忙着干活，一天到晚想的是怎么填饱一家人的肚子，哪有什么欢声笑语和温暖可言，父母的爱被生活重担所淹没，只能埋在心里。”莫言3岁的时候，就赶上了“大跃进”，此后，又是三年困难时期，吃饭问题成了农村的头等大事。
　　饥饿，成为小莫言童年的第一波记忆。后来，在他的成名作《透明的红萝卜》中，莫言对主人公“黑孩儿”的描写便是自己当年的写照——“他的头很大，脖子细长，挑着这样一个大脑袋显得随时都有压折的危险。”此后，有关饥饿的描写，就一直贯穿在莫言的作品中，真真假假，多半都来自他的生活经历。1961年春，村里的小学拉来一车煤块，那种亮晶晶的东西孩子们从来没见过，有人跑上前拿起一块就啃，其他孩子也扑上去，每人抢一块吃起来，那种味道直到今天还让莫言记忆犹新。后来他把这一情节写进了长篇小说《蛙》。在《丰乳肥臀》中，莫言描写母亲上官鲁氏奇特的偷粮方式——她给生产队拉磨，趁干部不注意时，在下工前将粮食囫囵吞到胃里，这样就能躲过下工时的搜身检查。回到家后，她跪在一个盛满清水的瓦盆前，用筷子探到自己喉咙里催吐，把胃里还没有消化的粮食吐出来，然后洗净、捣碎，喂养自己的婆婆和孩子，以至于后来形成了条件反射，只要一跪在瓦盆前就想吐。这样的情节听着离奇，但却是莫言母亲和村里好几个女人的亲身经历。
　　莫言曾经说过，文学其实是一种记忆。有时候在写作时打开记忆的闸门，对饥饿的恐惧和仇恨就会一泻千里。至今，莫言仍然对食物保留着一种天然的敬畏。妻子杜芹兰告诉我们，几十年来，无论名气多大，他对吃一直没有要求，因为小时候吃不到面，现在尤其喜欢吃面食，馒头、面条、包子，永不厌烦。至于饺子，无疑算得上是最高的礼遇了。
　　为了哺育自己的孩子，母亲往往要承担更大的苦痛。莫言的母亲，本名高淑娟，但却连使用自己名字的机会都没有，生产队里的记工册上一直写的是管高氏。在母亲两岁时，其亲生母亲就去世了，跟着姑母长大。17岁时嫁到管家，她身材矮小，缠着小脚，体重只有七八十斤，却要承受繁重的体力劳动。常年的过度劳累，让她患上一身病，哮喘、肺气肿、肛肠疾病……小莫言的记忆里，每逢夏天，母亲必头疼，在家里呕吐怕婆婆和妯娌嫌弃，每晚就跑到胡同里用手扶着柳树呕吐;到了冬天哮喘病就发作，浑身没有力气，一行动就喘息不止，只好天天坐在炕上。在她最后的10年岁月里，莫言每次回家探亲，都要陪着母亲去医院。一次采访中谈及童年最深刻的记忆，莫言答道：“是母亲的叹息。”
　　旧时的大家庭中，母亲大概是最没有地位的人了，上有公婆，下有子女，除了忍饥挨饿，还要频繁承受生育之苦。莫言的母亲总共生育了8个子女，但活下来的却只有4个。母亲曾经告诉莫言，自己怀过一对双胞胎，那时候“肚子大得自己都望不到自己的脚”，但还是要顶着烈日下地干活。到生产那天，中午还在麦场打麦子，直到羊水浸湿了脚才被允许回家，下午生产，晚上赶上暴雨，又要挣扎着起来去麦场抢收麦子。双胞胎没活几天就死了，母亲也落下了一辈子的妇科疾病。
　　1994年1月，母亲走完了自己苦难的人生。莫言回家奔丧，回到县城南关的小院时，一度万念俱灰。想起自己曾经在北京积水潭地铁口看到的那一幕，那是一个来自农村的妇女，正怀抱两个孩子哺乳，莫言呆呆地看着这一幕流下了眼泪。他把自己关在南关的小院里三个多月，中间除了去过两次教堂外几乎没有出门，一口气写下了50万字的《丰乳肥臀》。
　　在这部小说的开端，莫言用大量篇幅来描写母亲上官鲁氏的一次生产。婆婆从大街上扫了一簸箕浮土铺在炕上，让上官鲁氏自己来生，她和家人则忙着去为驴接生。这种把孩子生在土里的方法，是当年普遍的真实做法，莫言当年也是生在父亲收来的一堆土里，或许也是一种隐喻，生命的开端就与土地紧密相连。
　　饥饿、土地、母亲、生育，是莫言小说里最常见的要素。不止于此，莫言还不惜笔墨对女性做了浓墨重彩的阐释。莫言的奶奶是个性格刚烈的农村妇女，据大哥管谟贤回忆，奶奶的胆子比爷爷还大，有一年鬼子来砸门，爷爷去开，鬼子一进门就把爷爷踢倒，刺刀对准爷爷的胸口，吓得爷爷面如土色，倒是奶奶镇静地走上前去把爷爷扶起。此后，只要听说鬼子来了，爷爷就先跑了，往往由奶奶留守，哪怕后来的八路军、解放军来了，开大会也都是奶奶去。或许是受了这个影响，莫言笔下的女性，往往性格要强，率性洒脱，《红高粱》里的“我奶奶”就是一例。莫言甚至说过，他认为女性才是世界秩序的缔造者。莫言当年5岁才断奶，他着力塑造了患有“恋乳症”的上官金童这一角色，也算是对自己、对男性、对内心懦弱的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一次深刻的自我检视。
　　孤独
　　据现存的《高密管氏家谱》记载，高密管氏世居胶东，据考证是春秋时齐国宰相管仲的后代。历史上因为从军、做官或战乱等原因，曾迁居过江苏海州、浙江龙泉及江淮一带。莫言家所在的这一支，于明洪武年间迁居到高密城东的管家苓芝。民国元年，因与人打官司败诉，莫言的曾祖父带领家口迁居到高密东北乡平安庄。
　　其实，东北乡只是一个民间的称呼，因为平安庄地处高密县城东北方向，当地人习惯以方位来指称。行政区划中的平安庄，乡镇合并前属于大栏乡，地处胶河南岸，地势低洼，最高处也不过海拔8米，连年洪水，是一片荒地，因适宜放牧、多牛栏羊栏而得名。从管家苓芝迁居此地，当地人称之为“下洼”，实属迫不得已来此开荒。
　　莫言是伴随着家族的衰败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本来曾祖父一辈来到这里是白手起家，但靠着祖父三兄弟的卖力经营，到“土改”的时候，管家却划成了中农。中农在当时是团结对象，地位虽然没有地主那样卑微，但也算不上是主流。可当时的山东地区，在康生领导下，土改走“极左”路线，斗争形势格外激烈，莫言这样的中农家庭在村子里矮了半截，这种边缘性的身份与孤独一直伴随着他的童年和青年。
　　莫言的父亲管贻范，生性严厉，个子高大但沉默不语，当地人习惯说他长有“虎毛”，管教孩子不怒自威。一直到今天，村里人说起莫父，仍是尊敬有加，哪怕是孙子辈的媳妇穿衣打扮也必须得中规中矩，稍有出格就免不了要挨他的责骂。他自解放前就为共产党队伍征粮，后来一直在人民公社当会计，干了33年才退休，但却一直没能入党。因为成分不好，父亲一辈子行事谨慎，为生产队买支钢笔记账都要公社书记批准才敢。小时候的莫言没少挨父亲的揍，有一次下地干活因为肚子饿极，便拔了个萝卜吃，后来被人告状，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被父亲知道后，差点把他打死，母亲和姐姐都不敢去劝，只好求助隔壁的六婶去请来爷爷才算解围。《透明的红萝卜》就是根据这一经历写成的。
　　莫言的童年，正是中国政治运动最为频繁的年代，“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文化大革命”，一波接着一波，个体命运被裹挟在宏大而扭曲的政治浪潮中，飘摇不定，随时都有覆灭的危险。作为家里的小儿子，莫言不仅有点嘴馋、偷懒，长得丑，又爱说话吹牛，为此没少惹事，在家里并不受待见。后来，在解释《四十一炮》这篇小说的篇名时，莫言自述自己这样爱说话的孩子在村里就叫“炮孩子”，意思是说话像放炮，毫无遮拦。
　　1966年“文革”开始，正在读小学五年级的“炮孩子”莫言终于为此付出了代价。那一年，在华东师范大学读中文系的大哥回家，带回了一些有关上海“一月革命”的材料，莫言看后，也学着带领一帮同学搞起了造反。他们组织了一个“蒺藜造反小队”，之所以起这个名字，就是考虑到“蒺藜”虽小，但全身硬刺。莫言亲自写了造反小报，带领同学撕了学校的课表，但是很快就因为队伍里出了“叛徒”而被镇压了。由于升初中需要贫下中农子弟的推荐，莫言被清除出了学校，只能下地务农。现在说起这些，大哥还觉得有愧于他。
　　离开校园，事后看，对莫言是一把双刃剑。不满12岁的他还干不了农活，只能放牛、割草，作为被集体所抛弃的一员，他感受到一种无法摆脱的孤独和自卑。学校就在自己的老屋旁边，每次牵着牛路过，听着教室里传来的读书声，莫言就会感觉自己比别人矮半截。中断学业曾经是莫言的一个心结，直到1984年考入解放军艺术学院才算解开，他激动地给当时在湖南当中学老师的大哥写信：“我终于得到了一个扔掉小学肄业帽子的机会，因此我感到有几分高兴。”
　　但是，一个人放牛割草的日子，又让他获得了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机会。莫言坦诚，自己在小说中对自然的描写，对动植物、声音和颜色的细腻感知，就源自那段时期的生活。老房子就建在胶河岸边，那时候还没有高高的河堤，推开后窗就能看到宽阔的河面，遇到发大水，白花花的浪头翻滚而来，就像拥挤的马头。莫言描写洪水的样子，引起了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好奇，2002年春节时他专程来到莫言老家过年，看到河的样子才算解了心头之惑。
　　虽然不能上学，但莫言并没有放弃读书。二哥管谟欣还记得，当年他和莫言常常为了争书看而闹得不可开交，大哥留下来的书读完后，兄弟俩就去借村里人的书，本村的读完就去外村借阅。为了借书看，莫言和二哥轮流给人推磨，推10圈磨才能换一页书读。断断续续几年下来，莫言已经熟读了《聊斋志异》、《水浒传》、《七侠五义》等古典小说和《林海雪原》等现代小说，实在没书读的日子就读《新华字典》。直到今天，二哥还保留着这本珍贵的《新华字典》，泛黄发黑的纸上透着油光，扉页上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大栏小学，管谟业。”这种自由散漫、天马行空般的阅读和思考，反而奠定了其日后写作的基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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