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ww.bbjkw.net--信息简报】
一：[葛浩文]杨光祖：莫言小说的局限
引导语：自从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之后，他的作品就成了读者必读作品，而随着读他作品的人越来越多，对于莫言作品的缺点也为人所发现，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杨光祖关于莫言小说的评论。
莫言小说的局限
■杨光祖
对于莫言，还有他的小说，我的感情比较复杂。一方面认可他的想象力，他的自我打开能力。但每次读他，也为那种文字、情感的肮脏而感到恶心，我经常说，莫言的小说格调不高，脏。最近阅读他的演讲录，竟然也有如此的感觉。比如《城乡经验与写作者的位置》，就以一只城里的虱子，和一只农村的虱子，他们相遇于城乡之间的道路上，然后互诉苦境，最后饿死，总结出“虱子的一生，与作家的一生很是相似”开始这个演讲，对农村出身的作家写城市，不被评论家认可，而大发愤怒。这个演讲就比较恶俗，没有什么新鲜见解，就是一种粗俗的牢骚。由此也可以看出，莫言对城市、城市文化，真的还是很陌生。
关于莫言，自从他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褒扬之辞铺天盖地，我再多说几句，也没有什么意思。一直很想说说他的缺点，他的不足。当然，我的言辞也极其轻微，不会伤到莫言什么，因此，也就直言如下。
1、小说充满着一种原始力量，留于粗鄙，缺乏深度，不够克制。
余华的《兄弟》，被有些评论家认为是得到了《巨人传》的狂欢写作之真髓，其实不然。我早就有文批驳之。当代作家因为文化修养不足，更多的是吸收了中国民间的一些文化资源，尤其莫言。因此，小说里充满着一种原始的力量，这也是他的小说能够吸引一部分读者的一个原因。但通读他的小说，有一个很鲜明的感觉，就是：缺乏教养。古人说正奇，他的小说“奇”很多，但缺乏“正”，因此，旁门左道、乱七八糟的东西太多。而且那种农民式的狡黠，也加剧了这种倾向。
我们知道，民间文化是有脏的传统，比如二人转，它的底色就是黄色。一方面，这正是民间文化的力量之所在，那种泥沙俱下，那种来自大地的脏，是一种原始的力量，可能是人类的最底层的力量。但另一方面，即便在农村，它也有它的范围，比如，西北的花儿，也是不允许在家庭里演唱的。作为作家，完全可以借助民间文化的传统，但应该取其精华，去除糟粕，如荷花出淤泥而不染。即便在农村，真正的有权威的老人，他们和他们的家庭也是极其注意教养的。大粪可以做小麦的肥料，但人们吃的是小麦，而不是大粪。
中国当代文学普遍缺乏想象力，莫言有想象力，可惜他的想象力太没有节制，有时候流于胡说八道。陈众议《评莫言》认为，“像莫言这样如喷似涌，一泻千里的想象力喷薄是否恰当，是否矫枉过正，则容后细说。”①当然，据说这些在翻译本里是没有的，葛浩文都删掉了。有评者说，在英文本里，莫言很简洁。
莫言爱写丑的东西，他反鲁迅而走，认为鼻涕、大便，都可以写进小说。贾平凹也有此病。而有正大气象的陈忠实先生的小说，就没有这种倾向。写丑，写脏，写暴力，写残忍，写不堪，在莫言是常事。这不仅是自然主义倾向，更是莫言少年创伤性记忆的自我保护、自我宣泄、自我治疗。某种意义上，也是对民间文化的一种过度继承。对莫言来说，这种写丑过程可以纾解他内心的紧张，精神的焦虑，但对小说艺术而言，却是一种伤害，一种践踏。
有学者认为，道德的洁癖，是有问题的，容易导致专制。莫言这种开放的感官解放，是一种健康的人性。当然，这一点，我个人不太认同。我总觉得，文学创作还应该有一个边界，虽然这个边界是动态的、变化的。这种没有节制的审丑描写，这种叙述的洪流，有时会淹没或遮蔽作品的深度以及影影绰绰的人物光辉、性格力量。
2、对中国传统小说负面价值的吸取。
莫言在《檀香刑》后记里说，他要“大踏步后撤”，也就是他要“回到民间”，“作为老百姓写作”。其实，“作为老百姓写作”本身就有问题，理论上说不通，现实中也不可能。我一直认为，作家只能作为“个人”“个体”而创作。你写出真实的“你”的感觉，你的思想，就可以了。不要作为什么而写作。而且，民间并不是最终或最佳的归宿，作为杰出的作家，必须要超越民间。民间，也是藏垢纳污之地。那里充斥着“小传统”，包括暴力、色情。
莫言“大踏步后撤”，我们发现，他在吸取民间优秀文化的同时，也吸取了很多中国民间文化的负面东西，当然也包括中国传统小说的负面价值，比如《水浒传》的暴力，《金瓶梅》的性暴力。这一点，他与贾平凹倒很有相似之处。《檀香刑》沉迷于酷刑的陶醉描写，而忘记了真正的人性拷问。莫言说：“戏里的酷刑，只是一种虚拟。因此我也就没有因为这样的描写而感到恐惧。”②我前面说了，莫言不感到恐惧，因为这对他来说，是一种治疗。但对一般读者来说，就无法承受了。
比如《檀香刑》，从技术上看，应该说还是很有抱负的，结构特殊，语言恣肆，想象丰富。但如果尺度稍微严格一点，可以说，这基本是一部需要否定的作品。在它里面，缺乏爱，缺乏一种伟大的人道主义，缺乏一种对社会、时代的巨大穿透力。莫言总是计较叙事技巧，在他眼睛里，技术似乎比什么都重要。对小说写作来讲，技术当然很重要，但这种技术只有与伟大的思想、情感融为一体，才有意义，才有价值。他说：“《檀香刑》是我的创作过程中的一次有意识地大踏步撤退，可惜我撤退得还不够到位。”他说的“撤退”就是他回到了民间传统，或者准确地说，回到民间文化传统。但民间文化传统良莠不齐，泥沙俱下，不是说你回到了民间，就一定伟大，就值得肯定。还要看你回到了怎样的民间，而且真正的作家不仅是回到民间，更重要的是要超越民间，站在批判的、反思的人文主义立场。
他在《檀香刑》后记里说：“我有意地大量使用了韵文，有意地使用了戏剧化的叙事手段，制造出了流畅、浅显、夸张、华丽的叙事效果。民间说唱艺术，曾经是小说的基础。”戏剧化没有错，韵文，也不是不可以用，但在描写一种苦难、酷刑时，使用“夸张、华丽”的文字，是否合适?我觉得，当我们面对民族苦难、残酷的酷刑之时，面对人性的巨大践踏之时，使用“夸张、华丽”的文字，是一种亵渎，是不严肃的，也是不协调的。我们不可能在别人的丧礼上，使用华词丽句，铺排夸张，因为这不是展示我们文采的时候。这时候，无声胜有声，或者朴素的语言最有力量，这里需要的是你的一颗真实的感动的心，一种真正的良知，一种心灵的相同。
这里，当然最好引用一些原文，可以更加有说服力，就像法院判案，必须要有证据。但我确实没有力量，也没有胆量，去再抄一遍那些沾满鲜血，冒着血腥气的文字。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去读《檀香刑》，比如第九章，专门写的是凌迟，随便翻开一页，那纸页里都渗透着难闻的血腥味。我想，这样的描写，读一页就足够了。
小说主人公，高密知县钱丁的形象，很是苍白简单，虚幻飘忽，他与孙媚娘的偷情，很有明清艳小说的腔调，但用在这里，给人感觉不伦不类。那个孙媚娘，只是小说家手里的傀儡，她根本就没有活起来，她的艳丽，她的风情，她的狡猾，她的一切都是那么没来由，那么不真实。看看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那个阿克西尼娅，多么真实，多么鲜活，多么生动。其实，看看陈忠实《白鹿原》里的田小娥，也可以领略一点什么是女性描写。《檀香刑》对那个知县的描写，尤其不可靠，作家完全没有写出一个近代化的山东半岛的剧烈变化。他说《百年孤独》他只读了几十页，后来才勉强读完。真的，他只是从《百年孤独》里找技巧，他无法感受到《百年孤独》的那种“孤独”，否则，《檀香刑》可能就是另一个样子。尤其结尾，知县跑到升天台上杀人，然后自杀，都显得生硬、虚假，结尾更是没有一点力量。这个人物基本是死的。其实，《檀香刑》中没有一个人物是活的，对他们的描写，包括心理描写基本都是不及物的，完全是作家的闭门造车，是自己的呓语而已。我们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那种对罪犯心理的描写，细如发丝，让人
二：[葛浩文]选择翻译莫言
莫言及其作品被西方关注，美国汉学家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功不可没。从第一部小说《红高粱》到获得诺奖的作品《蛙》，葛浩文已将莫言的10本书翻译至国外。昨天下午，这位英文世界地位最高的中国文学翻译家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希望中国作家写的好小说，都能通过自己的翻译走向世界。“我一般不看作品在中国的影响力，而一定要看将来在美国的影响力，选择翻译莫言之前，我考虑了一个礼拜。”
莫言不会英语不利宣传
作为莫言作品的译者，葛浩文表示当自己获知莫言得奖时非常兴奋。“莫言之前的中文作品在美国出版得很多，他得奖后市场更开阔是必然的，尤其是他获诺奖的三个月内，书卖得真棒。”尽管如此，葛浩文还是不无惋惜地认为，莫言不会英语还是限制了他在国外的知名度。“过去很多得奖的人都会外语，这样方便出国宣传。但因为莫言不会讲英语，他去欧洲、美国都要有翻译跟着，这对于他到国外宣传是一种制约。”
从事翻译工作30多年的葛浩文，翻译风格严谨，被赞誉为“让中国文学披上了当代英美文学的色彩”。除了市场因素，谈及自己的翻译标准，葛浩文表示自己偏重语言。“能朗诵的，语言美的，我非翻译不可。”有人曾说，莫言获奖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葛浩文的翻译。“评委们第一看的是瑞典语，法文、英文也看，但不能这样说。翻译的贡献毫无疑问，可是最终还要归到作者本人。”
国外评论家爱悲情故事
葛浩文说，国外读者喜欢哪种文学作品，很难判断，但可以肯定一点，他们渐渐爱看长篇故事。“莫言的编辑把《丰乳肥臀》交给我时说，莫言交稿时跟他说，40万字一个字不能动。我翻译的时候也就一字不动，但后来还是删了一点。”莫言的小说作品受到国外读者追捧，在葛浩文看来，似乎并不感到意外。“最近美国人渐渐开始喜欢长篇故事。”
“国外的评论家喜欢看悲苦的，但读者一般爱看的是幽默轻松的。”谈及中国文学作品在西方的接受情况时，葛浩文这样总结。“比如说，阎连科的小说与刘震云的小说就是两码事。我认为美国评论家还是比较喜欢阎连科，因为他比较批判，而刘震云是正面的。我给美国的代理人寄了刘震云的《我不是潘金莲》，不到两个礼拜，他们就打电话说：好小说！”
下一个得奖者难有定论
在翻译莫言作品时，葛浩文和莫言并无过多的交流，但如果遇到问题，两人就会通过传真进行沟通。“比如在翻译《炮》时，我问他能不能画个图说明问题，他就真的画了图给我。再比如《蛙》，讨论很久是单数还是双数，最后用的是双数。”葛浩文表示，因为文化等因素的差异，译者会有不同看法是很正常的。“这些作家们每次都会客客气气地回复我，这对他们和对我的翻译都是有好处的。”
除了莫言，葛浩文还翻译了萧红、白先勇、杨绛、冯骥才、贾平凹、刘恒、苏童、王朔等20多位中国作家的作品，最近他正和夫人林丽君合译阿来、毕飞宇等作家的书。对于中国作家有谁能够成为下一个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葛浩文笑称难以有定论。“这就像我家有7个孩子，你问我最喜欢当中的哪一个一样，这个问题真的无法回答。”（ 李燕然）
三：[葛浩文]优雅诗性迟子建
女作家迟子建，是许多趣味倾向不同的读者和批评家都能接受的作家，她也是获奖最多的作家，她几乎获得了中国内地所有的重要奖项，而“鲁迅文学奖”更是被她多次得到。她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获第七届茅盾文学奖。
1986年的时候，正是我狂热地爱着文学、被文学所迷惑的时代。也就是那个时候，我读到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北极村的童话》，从此开始喜欢上了迟子建的作品。 1989年我在《文艺争鸣》杂志当编辑，去鲁迅文学院组稿时，认识了迟子建、莫言、余华、刘震云等作家。迟子建喜欢穿裙子，喜欢用围巾来调节色彩。她长长直直的头发披在肩上，加上北方女孩子高挑的个子，很是引人注意。
说起迟子建的创作生涯，屈指算来，已有三十年。她可称是“年轻的老作家”。她年少成名，笔耕不辍，不仅小说创作方面成就突出，而且散文写作也自成一家。她的浪漫诗意抒情里，有着严峻的社会内容和丰富的美学意味。迟子建的文字总是带着诗性和强烈的个人气息，形成了一种优雅的文学话语。
记得2008年的冬天，我与北京大学的几位学者去黑龙江大学讲学。一天晚上，组织者在哈尔滨中央大街一家很纯正的俄罗斯餐厅宴请，我给迟子建打了电话，问她是否方便来一起坐坐?她爽快地答应了。
当我和北大的几位朋友来时，迟子建已经在等我了。
我们有好多年没见过面。当相见的那一刻，我还是有些心酸，迟子建似乎也有与我同样的感觉。因为这些年，我们的生活都发生过一些变化。我们相互说着这些年各自的一些事，还说起我们共同熟悉的朋友们的事。我问她生活得好吗?她说她的生活是命中注定有这样的结果。她说：“如果我也有一个儿子该多好。DN(我儿子)已长成一个高高大大的男人样了吧?”我告诉她DN喜欢她的小说，还常常想念迟子建阿姨。
就在那天俄罗斯餐厅分手后，迟子建给我发来一条很长的短信：“见到你非常高兴。孩子那么优秀，是你的骄傲……”回来后，又翻看我的老照片，那是1989年5月在北京八里庄南里鲁迅文学院，当年迟子建正在那里读书。有两张照片是迟子建与DN小朋友在玩耍，她笑得那么童真。照片上的DN坐在她的书桌上，肆无忌惮地在她的稿纸上乱写乱画着。
了解迟子建的人都知道，幸福与痛苦始终同时伴随着她。她的丈夫因车祸离她而去，对一个女人来说，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事情了。但是，时常总会有一些人问及她的生活、爱情、幸福及痛苦的问题，她却从来不回避。我看到过迟子建曾这样回答一位记者，很让我感动：“我是在健康的家庭环境长大的，从小感受到的是家庭的温暖。虽然我的婚姻来得晚，结束得又早，但留在记忆中的，是可以永久回味的爱与美。这个对我来说，是心中一团永远也不会熄灭的火。其实每个家庭都不会是满目的灿烂，也不会是彻头彻尾的昏暗，婚姻如同一盆花，是需要主人精心侍弄和呵护的。婚姻的本质是世俗的，热爱世俗生活的人，容易获得满足，婚姻可能相对就稳定一些。而我热爱世俗生活。”迟子建说，每年爱人的祭日时，她都会独自静静地待在屋里，默默地想他。就在《额尔古纳河右岸》获得茅盾文学奖时，她说了这样的话：“……我要感激一个远去的人——我的爱人，感激他离世后在我的梦境中仍然送来亲切的嘱托，使我获得别样的温暖。”
拓展：
又逢迟子建
听说迟子建来了，我去看望她。
有二十年没见了。知道迟子建的名字，是我到《北极光》的前身《大兴安岭文艺》当编辑还不长的那个时间。有一天，老编辑于大海拿了一篇小说稿让我看。当时我还是个见习编辑，看老于对这篇稿子很重视，也不敢怠慢，就认真地看过。稿子感觉相当不错。我便按照老师教过的分析作品的步骤：情节线索、篇章结构、人物性格、语言特点，还有主题背景什么的，说了自己的看法。“作者是在校的学生，咱们大兴安岭的。是鲁秀珍老师发现的。这是我从她那儿要来的。”听老于介绍的情况，我不免有些惊讶：年纪轻轻的女孩子，刚开始文学创作起点就这样高，的确是有灵气有悟性。作者的名字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迟子建。
一九八七年的夏天，美籍学者葛浩文先生来大兴安岭访问，地委宣传部安排我做具体的接待工作。葛浩文先生是一位汉学家、文学评论家、美国一所大学的教授。他来大兴安岭是为了撰写迟子建的作品的论文，考察迟子建生长生活的地方。同他一起来的还有鲁秀珍老师和迟子建。这好像是我初次见到她，那时她已是省作家协会最年轻的驻会女作家。她当时穿着红色的长袖衬衫，黑裤子，红色的高跟鞋，梳着一条大辫子，还是学生的模样。在那四五天的工作闲暇时间中，同她探讨了一些文学上的问题，提到了《北极村童话》里俄罗斯大婶的人物原型，有时也一起跟葛浩文先生学英语。她的举止落落大方，还有一丝淡淡无痕的典雅，有时会流露出山里孩子的坦荡与率真。当她对一些问题表达不同的看法时，会用机智的反问，使我一时语塞。看得出，她有个性，有自己的思考和见解。在加铁公园游览时，葛浩文先生随意地坐在一块假山石上，说照张像吧。我接过葛浩文先生的相机，葛浩文先生又说：小迟如果做鬼脸，可别错过了。我对好焦距和光圈，等待着。可是迟子建就那么文静地站在葛浩文先生的侧后，微笑着看向远方，娇媚的阳光和谐地照在她的脸上。我只好按下快门，把她的微笑定格在视窗里。
迟子建是大兴安岭的骄傲。她是从大兴安岭这个充满阳光、到处都洋溢着绿色希望的地方走出去的海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作家。她是大兴安岭开发建设者的后代，在她的作品里有着浓厚的亲情和对这片土地的关切，渗透着这片土地上孕育出来的善良与时代的情感向往，在她的作品里表达出了我们山里人所有的感情和内心世界。迟子建是中国的，也是我们大兴安岭的。
门开了，迟子建正在接听手机。她微笑着让我进到房间里。简短地向电话说了几句便关上了，坐在对面的床上。她说，她问来探望父母，可能会呆上一段时间，还要去北极村看望她的姥姥。她还是那么年轻，还是那么文静，还是那么机智，还是那么典雅。
上火车的时间要到了。道别的时候，她的脸上露出了率真的微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