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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思想一:朱自清《背影》的写作背景、段落分析及主体思想
朱自清《背影》写作背景
本文是作者追忆八年前的事。
作者当时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念书，得知祖母去世，从北京赶到徐州与父亲一道回扬州奔丧。
丧事完毕，父亲到南京找工作，作者回北京念书，父子在浦口惜别。
朱自清《背影》段落大意
全文分成三大部分：
1.第一部分(第一段)：
思念父亲，最不能忘怀的是他的“背影”。开篇点题。
2.第二部分(从“那年冬天”到“我的眼泪又来了”)：
回忆往事，追述在车站与父亲离别的情景，表现父亲爱子的真挚感情。
第一层(从“那年冬天”到“我们便同行”)：
交代这次父子分别时的家庭情况，为写“背影”渲染悲凉的气氛。
第二层(“从到南京时”到“……太聪明了”)：
写父亲送行前的细心关照，为写“背影”作铺垫。
第三层(从“我说道”到“……又来了”)：
描写父亲爬过铁道去买橘子的“背影”，抒发真挚的感情。
3.第三部分(最后一段)：
写别后对父亲的思念。以在泪光中再现“背影”作结，直接抒发深切怀念之情。
朱自清《背影》主题思想
通过对父亲在车站给儿子送行情景的描述，表现了父亲对儿子无微不至的热爱和儿子对父亲的百般怀念。
文章写的是1917年作者在北大读书时经历的事，是在25年写的。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状况是：军阀割据，帝国主义势力明争暗斗，知识分子朝不保夕，广大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作者当时虽未站到革命立场，投入反帝反封的斗争中，但做为一名正直、善良、敦厚的知识分子，必然要感到社会的压抑，产生一种落寞凄凉的情绪。不是吗，作者的家庭，因着社会的黑暗而日趋窘迫，“光景很是惨淡”“一日不如一日”
作者的父亲，先是“赋闲”，后为了找差事而“东奔西走”，乃至老境“颓唐”
这些都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知识分子奔波劳碌，前途渺茫，谋事艰难，境遇凄惨的现实。在他们心头笼罩一层不散的愁云，如同文章所表现的灰暗的基调
在这一背景上，作者写出的真挚、深沉，感人至深的父子之爱，不仅是符合我们民族伦理道德的一种传统的纯真而高尚的感情，而且父子互相体贴，特别是父亲在融汇了辛酸与悲凉情绪的父子之爱中，含有在厄运面前的挣扎和对人情淡薄的旧世道的抗争。虽然这只是怨而不怒式的反抗，但也会引起人们的同情、叹惋乃至强烈的共鸣。
《背影》记写的事情非常简单，一个丢了差使的小官吏送儿子北上读书，在火车站送别。在军阀统治的旧中国，这种事情是很平常的，在那黑暗的社会里，即使这种小康之家，也经不起天灾人祸的打击。文章记写了作者家庭的不幸和当时的灰暗世态，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
这种社会虽然早已不存在了，但记写的情景，对我们今天的读者，尤其是青少年一代，依然有着历史的认识作用。
主体思想二:关于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故事
《物种起源》第一版刚面世不久，达尔文就向宗教界有所妥协，一有人批评，他就让步，修订得越来越糟。
《物种起源》第一版刚面世不久，达尔文就向宗教界有所妥协，一有人批评，他就让步。
译林出版社近日推出了达尔文《物种起源》的新译本，并于1月6日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举办了座谈活动，苗德岁教授严谨而优美的译笔获得学界的普遍赞誉。
《物种起源》在1859到1872年间，共出了六版，以往的中译本基本采用第六版。而苗德岁教授在进行了版本及背景研究后，最终选择了第二版作为蓝本(牛津大学出版社2008年修订版)，因此该书与旧译本差异较大。他认为，《物种起源》修订得越来越糟，“第一版刚面世不久，达尔文就向宗教界有所妥协，一有人批评，他就让步。现在英文版多采用第一版、第二版，已经很少有用第六版的。”《物种起源》面世150多年来，影响深远，却也有诸多误读，新译本试图反映近20年来国外达尔文研究的潮流。“达尔文研究始终是科学史、生物学研究的显学，《物种起源》并非束之高阁、仅供膜拜的原典，而是常读常新的源头活水。”
座谈会上，苗教授还讲了一些达尔文的趣闻，比如他的“四大怕”。“一怕触犯宗教界；二怕伤害爱妻的感情，她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三怕卷入旷日持久的论战；第四怕最不可思议——他始终没有经济安全感，可他明明是个富二代，身后也留下了巨额财产。”
苗德岁教授曾在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攻读硕士学位，现供职于美国堪萨斯大学自然历史博物馆暨生物多样性研究所。除了专业背景，他的英文水准和文学素养在古生物学界也相当有名。张弥曼院士、周忠和院士等科学界同仁也对《物种起源》的新译本表示赞许，并就“科学与宗教”、“神创论与进化论” 等话题乃至书中某个短语的译法展开了讨论。(记者 尚晓岚)
1974年朝鲜党代会定金正日接班：年轻不是问题
朝鲜劳动党举行五届八次会议，一位担任要职的将军提出紧急动议，推举金正日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金日成最初不同意，说金正日太年轻。那位老将军认为年轻不是问题，这是革命的要求，全体人民的意愿。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起身动情相劝，金日成只好顺水推舟：“各位委员都有这种意见，那我只好同意你们。”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确认了金正日为“朝鲜主体事业的唯一接班人”。
金日成总共有四子两女：金日成的元配夫人金正淑生两子一女，即金正日、金万一、金敬姬。续弦金圣爱，生有两子一女，即金平一、金英一、金庆真。
金日成选择了长子金正日继位。
作为金正日后母的金圣爱，长期担任朝鲜妇女同盟中央委员长（相当于中国的全国妇联主席）。在金日成死后一年，金圣爱完全淡出朝鲜政治舞台。
金圣爱的长子金平一自1988年后相继被派往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后来又被派往波兰，担任驻外大使。
金圣爱次子金英一在2000年5月由于肝硬化死于德国，此前他一直是朝鲜驻德大使馆的一名参事。
金日成总共有四子两女：金日成的元配夫人金正淑生两子一女，即金正日、金万一、金敬姬。续弦金圣爱，生有两子一女，即金平一、金英一、金庆真。
金日成选择了长子金正日继位。
作为金正日后母的金圣爱，长期担任朝鲜妇女同盟中央委员长（相当于中国的全国妇联主席）。在金日成死后一年，金圣爱完全淡出朝鲜政治舞台。
金圣爱的长子金平一自1988年后相继被派往匈牙利、保加利亚、芬兰，后来又被派往波兰，担任驻外大使。
金圣爱次子金英一在2000年5月由于肝硬化死于德国，此前他一直是朝鲜驻德大使馆的一名参事。
金正日在1994年金日成去世前的简历大致上是这样的：
1951年至1953年在中国吉林上学。
1953年在平壤红旗万景台革命学院（小学）就读。他在小学时期，就倡议并组织班里的少年团员建立了“金日成将军传略研究小组”。这个研究小组的目的，是学习金日成的革命历史，深入认识金日成的英明伟大，把自己造就成为朝鲜革命的栋梁。
1954年至1960年在平壤南山中学读书。
1960年9月，金日成原本要送他去苏联攻读，但金正日毫不犹豫地进了朝鲜金日成综合大学，他考入政治经济学专业。
大学时代，他研究一系列对朝鲜历史重新评判的问题。他不相信朝鲜人是从经历了旧石器时代的邻国迁移而来，不相信“朝鲜民族是别人的后裔”，断定朝鲜必定发现旧石器时代的文物，后来果然就发现了。20世纪80年代，他又根据金日成主体历史理论的观点，要求考古学家发掘檀君墓，证明朝鲜有五千年的悠久历史，是有智慧的单一民族，最后预言得以变为现实。
在大学时代，金正日发表了《重新查考三国统一问题》《关于现代修正主义的产生》《关于思想意识的决定性作用》《工人阶级的领袖并不是个人》《工人阶级的领袖在革命斗争中起决定性作用》《我们党关于发展地方经济方针的正确性》《大安工作体系是独创的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系》《现代帝国主义的特点和侵略本性》等一系列理论著作。
1964年3月，金正日发表了大学毕业论文《郡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毕业于金日成综合大学政治经济系。后历任劳动党中央组织指导部、宣传鼓动部的指导员、科长、副部长等职。
1970年任劳动党中央文化艺术部长。在主管文艺工作期间，1968年4月，提出了要把《血海》改编为同名电影的任务，并进行了120多次指导；他还积极指导把《卖花姑娘》改编为同名电影的工作，该片在第18届国际电影节上荣获特别奖和特等奖章。这一时期他著有《电影艺术论》《论歌剧艺术》。后来，又陆续写了《论话剧艺术》（1988.4）、《论舞蹈艺术》（1990.11）、《论音乐艺术》（1991.7）、《论美术》（1991.10）、《论主体文学》（1992.1）。
1973年9月当选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书记。
1974年2月被选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会委员。当时，朝鲜劳动党举行五届八次会，一位担任要职的将军提出紧急动议，推举金正日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金日成最初不同意，说金正日太年轻。那位老将军认为年轻不是问题，这是革命的要求，全体人民的意愿。其他政治局委员也起身动情相劝，金日成只好顺水推舟：“各位委员都有这种意见，那我只好同意你们。”这次大会实际上就是确认了金正日为“朝鲜主体事业的唯一接班人”。金正日当选政治局委员之后，提出了“思想、技术、文化”三大革命口号，在全社会掀起了“三大革命小组”运动，号召年轻的劳动党员、大学毕业生深入基层，改造思想，大搞技术革新。
1975年2月15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委员会授予金正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1980年10月当选为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常委、书记局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
1982年2月任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代议员。他的《关于主体思想》在这一年出版，对金日成所创立的主体思想做出了全面系统的阐述。他强调主体思想的哲学原理，指出人民群众是创造历史的主体。这种思想在国家政策上的体现即是：政治上自主，经济上自立，国防上自卫。
1990年5月在第九届最高人民会议第一次会议上被推选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第一副委员长。
1991年12月24日在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第六届十九次会议上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
1992年4月，在平壤同向往社会主义的世界70个进步政党的首脑及代表进行协商，建立了密切的联系，制定并发表了平壤宣言——《拥护和发展社会主义事业》。
1992年4月20日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93年4月9日起任国防委员会委员长。
法国科技实力相对于德国如何？
在我看来，法国的科技实力明明比德国强很多，为什么大家普遍觉得德国更强呢？例如无论是航空航天，核能技术，还是高速铁路，军工技术都是法国领先，那么实际上究竟是怎样呢？同时中国人普遍认为德国科技比法国强很多的原因在哪里？法国科技水平究竟是什么水平？
首先呢，私以为LaGaule和DrittesReichs旗鼓相当，各有千秋。可以说和中国比较像，法国领先的都是那种举全国（极其前殖民地）之力赖以实现的巨型工程，所以你还忽略了法国在海外的石油矿井工程。而且这些多数都是绝对硬通货，尤其是军火战斗机这样世界上寡头垄断的产品，根本不需要服从经济学市场定律。
蛋四，科技始终受到宏观经济的régularisation/regulierung，直到密特朗晚期，法国经济都是严重国有化，敢同苏共争高下，不与毛邓让寸分，相反德国是自由市场经济要好得多，中小企业startup鲜花怒放，而且存在及其充分的国内竞争机制，机械电子汽车生物医药几乎都有屈指不可数的大型企业，但是法国呢，不论哪个领域都只有一到两家大型企业，而且分工明确，就连雪铁龙和雷诺的市场定位都不同，而且米其林达索这样的企业依然有严重的家族企业传统制约，技术和竞争力都缺乏透明度，而同比保时捷家族要好很多。Therefore，d"uncertainepointdevue，DEUTSCHLANDistnochueberalles。
再次，为什么大家普遍觉得德国更强呢？我以前也有这个观点，理由有这么几个1中德交往的传统更早，遭到顺治时期，汤若望就被授予高官厚禄，甚至可以对立康熙王储提出意见。19世纪末二次工业革命后，因为德国在亚洲的经济殖民需要一个立足点，故而在中国开始了商业与资本输出，介意制衡英国。两战之间，德国在欧洲大陆倍受孤立，他缺少工业原料，国民政府缺少工业技术和军事装备，自然两个nationalsocialism的党派一拍即合，可以说两战期间是中国工业德意志话的高潮。然后改革开放以后，正如上面评价法国的一样，举国戮力的大型工程中国可以，但是工业全局并不乐观，汽车工业是机械与电子工业的枢纽，一开始英美日企业并不感冒大陆，但是德国大众在中国的抢滩极为成功，而这又会进一步带动Bosch为代表的零部件商驻扎，进而工程机械电子公司等相关领域顺应进驻中国，固然给中国人造成了德意志人器大活好的错觉（ps字面上来说在游泳池见到的法国人真心一般），Deutschland逼格爆棚。
2中法是不是没有合作呢？也并非如此。如上个问题表述的，法国的特长就在大型工程上，AIRLIQUIDEEDF这样的公司国内很少听说，但是前者在1908年就在上海设厂，可是法国对中国影响集中在非直接民用的工业领域和国家项目层面，一般老百姓用不着工业液化器，也没见过1996年卖给tw的法国导弹。以煤矿为例，如果用的挖煤机，工程车辆，井下液压设备都是德国造，那么这家煤矿的全体员工都可以直接以触手可摸的德意志科技，来获得种团队集体装逼荣誉感，唯独煤老板买了台法国达索私人飞机，于是乎，这才是装逼最大的悲剧---曲高和寡，逼格过高大家伙儿不认识。
3意识形态的影响，使得法国的战争表现，不为中国人接受。二战不说了,如果我没记错的话，19世纪的中国唯一没有战败的恐怕就是1880s的中法冲突吧，镇南关冯子才占尽天时地利，东海刘铭虽然南洋水师败之八九，但是间接击毙法国海军上将Courbet。
4国民习性差异影响，德国人认真、负责、守时、严谨，这些是中国人向来缺乏的优点，自然会在自己不足的方面仰视强者，相反的是，法兰西恰是西方大国里包容了最多的中国人劣习，迟到，乱穿马路，消极怠工，甚至任人唯亲裙带关系，这可不比中国差啊。
1991年日共声明：苏联是压迫和剥削人民为基础的社会
日本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崩溃的苏联社会，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
日本共产党得出的结论是，已经崩溃的苏联社会，既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也不是争取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的社会，而是以压迫和剥削人民为基础的社会。日本社会的进步，将不会以任何自称是社会主义的国家为模式，而是要在科学社会主义的指引下，在全面发展自由和民主的基础上，争取实现日本式的社会主义社会。
日本共产党（简称“日共”）成立至今已经走过80多年艰难曲折的发展道路，目前尚未取得执政地位。但是，日本共产党人的政治实践，彰显了无产阶级如何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时代精神和历史意义。其理论和纲领值得认真研究，其经验与教训值得深刻记取。对此，在1970年，日本共产党第十一次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作出了总结：“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革命，在地球上还没有真正获得成功”。“这的确是人类进行伟大探索和实践的一个新领域。”“我们党根据人民解放和工人阶级解放的科学，尊重大多数人民的民主意愿”，“竭尽全力……探索用尽可能少的牺牲来进行社会变革和选择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1-1]
一、共产国际指导下的日本共产党（1922—1945）
1922年7月15日，日本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秘密成立，并于成立的当年成为共产国际的日本支部。当时，在日本国内的所有政党中，只有日本共产党始终反对专制主义天皇制，反对侵略战争，为争取工农群众及其他劳动人民的生活权利和他们的民主、自由而斗争。
日本共产党的成立，使日本的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群众开阔了视野，看到了世界工人运动的力量及其国际主义的伟大魅力[2-1]。但是，日共运用科学社会主义学说领导日本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初期，无论在理论方面还是在实践方面，都残存着工团主义和改良主义等机会主义思潮的影响。当时的日共对于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设统一的革命政党还缺乏认识，仍旧保留着建党前小团体的宗派特征。1923年6月，日共组织遭到第一次大破坏。面对白色恐怖，日本共产党内部在党的战略策略及党的建设等问题上出现分歧，产生了悲观情绪和失败主义倾向。以山川均和赤松克磨为代表的右倾机会主义者认为，日本还不具备建立共产党的条件，主张进行合法斗争，并于1924年作出解散党的决议，致使日本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的斗争一度没有得到日本共产党的领导。
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1926年12月，日本共产党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决定重新建党。此后，日共内部又产生了以福本和夫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企图把这个党变为脱离广大工农群众的少数激进知识分子的政党。他们还认为，日本的资本主义已经处在“急剧没落”的阶段，从而做出“革命已迫在眉睫”的主观主义判断，使日共陷入孤立。1927年，日共批判了福本的错误，组成了新的中央委员会。后来，天皇制政府为了准备侵华战争，在1928年、1929年、1932年，又对日共进行多次全国性大规模镇压和不间断小规模镇压，使党的组织和党所领导的群众团体遭到严重破坏。直到1935年，日共最后一个中央委员被捕，《赤旗报》被迫停刊。这样，从1935—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的10年间，日本共产党的全国性统一活动处于中断状态。虽然许多优秀的共产党员和党的领导人惨遭杀害，也有一些人发表叛党声明，放弃革命信念，但日本主要的共产主义者在国外、在狱中、在秘密状态下都坚持了艰苦卓绝、不屈不挠的斗争，为重建日本共产党、探索日本的无产阶级革命道路作出了不懈努力。
实际情况表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得到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般指导的日本共产主义者，要科学地分析日本社会，认清日本革命的性质，制定出符合日本国情的革命纲领，是相当困难的。因为，战前的日本尽管已经是资本主义国家，但与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的国情不同。天皇制和封建专制统治的存在，决定了日本不可能有结社自由和研究自由。
1927年，共产国际邀请日本共产党领导人去莫斯科讨论通过了《关于日本问题的提纲》，即《二七年纲领》。这是日本共产党自建党以来提出的第一个正式纲领。这个纲领对日本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作出宏观的全面分析，强调日本现阶段的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废除天皇制和半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强调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并在批判山川均的右倾机会主义、福本和夫的“左”倾机会主义的基础上，确定了建立群众性的先锋队的建党方针。
1999年委内瑞拉世纪大洪水 3到5万人被活埋
据委内瑞拉当地媒体1日报道说，根据最新的预报，洪水可能再次袭击委内瑞拉。
1日，该国紧急事务机构发出警告说，全体国民都应十分小心，以防洪水再次来袭。警告是在该国北部地区发生24小时强降雨而引起更大规模山体滑坡事件后作出的。最近，该国北部沿海地带又发生了新一轮的山体滑坡，通往首都加拉加斯的公路被截断，救援人员因此无法抵达。
三万到五万人被泥石流活埋
二十五万人无家可归
对于委内瑞拉人来说，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活像是世界末日的来临，连续两周的暴雨引发山洪和泥石流，酿成委内瑞拉乃至整个拉丁美洲本世纪以来最大的自然灾害。委国外交部长何塞·文森特·兰赫尔12月22日在首都加拉加斯表示：可能已有3万到5万人被山洪引发的泥石流活埋，2万人受伤，数万人仍然失踪，25万人无家可归，洪水吞没了一切，估计死亡数字仍会上升。该国民防处长在电台说：“有些地区被厚达7米的山泥覆盖，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到底有多少人丧生！”
两周暴雨引发世纪灾难
自进入12月份以来，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和周围地区暴雨不断，至12月15日，终于酿成山洪暴发。洪水夹带着巨石和泥浆从海拔2800多米的高山上一泻而下，形成破坏力极大的泥石流。洪水所到之处，一切夷为平地，荡然无存。
这是委内瑞拉有史以来最大的水灾。水灾集中发生在首都加拉加斯所在的联邦区及其周围的六个州。在加拉加斯，洪水不仅阻断了该市的地面交通，而且携带着大量的泥土和垃圾涌进了位于市中心的地铁中央车站，造成了地铁交通瘫痪。此外，从加拉加斯通往国际机场的高速公路因沿途有多处路面损坏、桥梁坍塌而关闭。受灾最重的是加拉加斯北部的巴尔加斯州，22条河流泛滥成灾，造成交通、通讯以及水电供应的全部中断，那里有35万灾民。此外，委主要的石油产区苏利亚州的灾民人数达12万。法尔孔州的两个水库泛滥成灾，至少1万多人沦为灾民。委内瑞拉全国立宪议会16日宣布全国处于紧急状态，并为救灾成立了政府部际委员会。
1998年10月，委内瑞拉刚刚经历过一场大天灾，米切飓风疯狂袭击了委内瑞拉等中美洲国家，造成9000人死亡和200万人无家可归。人们还没有从那次灾难中完全恢复过来，一场危害更大的天灾又降临到人们头上。情况最坏是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北部靠近海岸的巴尔加斯州，这个有35万名居民的贫困州已经被夷为平地，近百公里长的加勒比海岸漂亮的海滩不复存在，到处是碎石和被山洪冲下来的尸体。委内瑞拉政府发动了最大规模的海空救援行动，军方出动一切可以出动的飞机和军舰，其中包括12000名士兵，40架直升机和16艘登陆舰。大批居民从空中、陆地和海上争相逃命，那场面活像是一场战争。
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从15日以来就没有合过眼，这位伞兵出身的总统身穿军服，亲临一线指挥。他布满血丝的眼睛充满疲惫和忧伤：“我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有许多人至今被埋在山泥下，只是我们还没有发现而已，也许永远不会被发现，我们不得不面对现实，谁知道山泥下面到底还埋着多少呢？我们正处在一场战争之中，一场悲剧之中，当前最重要的是把那些仍活着的人拯救出来。”
庞大的人流沿着被山泥袭击过的海滩蛇行前进，涌向停泊在海边的登陆舰。登上船后，人们瑟缩着身子，挤在一起。到达港口后，人们又冒着暴风雨冲出船舱，沿着重型机械留下的车辙前进，很少有人知道他们的目的地在哪里。在海滨公路上，年轻人骑着摩托车，沿着崎岖的小路，运送那些虚弱的不能走动的老幼去安全地方。
拯救大兵眼含热泪
坐着飞机巡视灾区的军方指挥官查尔斯·威廉被眼前所看到的一切惊呆了：“灾区的惨状超出人们的想象，太可怕了，一切都被摧毁了。”他的士兵们牵着搜索狗，挨家挨户希望能找到幸存者，结果让他们极为失望。“他们都死了，找到的只有尸体。”拯救大兵们眼含热泪对记者说。此次水灾中大部分死伤者都是穷人，他们住在阿维拉山脚下的小房子里，屋子是用铁皮和木头做的，很难抵御山洪的袭击。
由于山洪的影响，造成来往加拉加斯的所有国内外航班停航，国际机场成了临时的空军基地。军方几十架直升机正嗡嗡地起降，从那些陆地上无法到达的灾区运来大批伤者和年老人士。救援工人抬着受伤者在停机坪上小跑着，腐败尸体的臭味飘荡在机场上空，整个加勒比海岸成了一个大坟场。
“我在山上呆了3天，至今没有吃任何东西。”60岁的灾民诺法拉走下直升机哭着对记者说，“我的房子被洪水冲走了，我丈夫淹死了，我什么都没了。”在巴尔加斯州，许多大型建筑虽然尚在，但一楼甚至二楼已被山泥淹没，摇摇欲坠，小房子早已荡然无存。在海边，雅致的海边小道和高尔夫球场早已被山泥掩盖，昔日迷人的旅游胜地如今遍布山石，活像一片乱坟冈。
一个士兵告诉记者，在一个名叫卡门的小镇，那里有7000名居民，所有的房子都被山洪冲毁了，街道上密布着冲倒的树木和电缆，一片凄惨景象。一个名叫维拉诺的中年男子正带着几个口渴的孩子沿着海滩寻找椰子充饥：“小镇上半数人都死了，现在它成了一个墓地。”
历史名人的国籍到底怎么算？
按照出生地算还是成名的地方算？贝多芬不是波恩人吗？西方人提到他都说是奥地利人，是因为后来成名在维也纳？另外如果他出生的地方后来不存在了怎么算……被兼并入现在的国家？
奥地利最成功的地方就是让大家以为贝多芬是奥地利人，而希特勒是德国人。
主体思想三:王昌龄的“三境说”
王昌龄的“三境说”，它从主客观关系方面阐述了意境学说中应当存在着的不同层次。
意境，是中国古代文论中颇具民族特色的一个范畴。它的形成，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从先秦至六朝，意境经历了自发和自觉两个发展阶段。
汉代之前为自发阶段。其时，诗人们并不曾刻意创造意境，但意境却客观存在于一些诗歌之中。例如《诗经·周南·�苡》清末方玉润就曾评论：“读者试平心静气涵咏其诗，恍听田家妇女，三三五五，于平原旷野，风和日丽中，群歌互答，余音袅袅，若远若近，忽断忽续，不知情之何以移，而神之何以旷，则此诗可不必细绎而自得其妙焉。”此诗意境甚美，但作为创作主体的劳动人民，只是客观地记录下了自己的生活情景，并未考虑到创造这样一个意境。因此，可以说，此诗的意境是完全自发形成的，当然更谈不上有理论总结。
到了汉末六朝，文学进入自觉阶段，文人五言诗的出现和成熟，使更多的理论家们开始自觉地探讨诗歌理论问题。意境，作为诗歌理论中一个极其重要的方面，当然得到了发展。在其时著名的理论著作《文心雕龙》和《诗品》中，对意境的相关问题均有论述：“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刘勰《文心雕龙·神思》)“指事造形，穷情写物，最为详切。”(钟嵘《诗品序》)刘勰的论述中，提出了一个与意境理论密切相关的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