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史]民国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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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史一:从《红高粱》看莫言小说的乡土意识

　　莫言的小说创作既非常超前又非常传统，他的小说大部分运用的是叙述的方式，他的作品给人一种海阔天空的感觉。
　　一、浓厚的故乡情结
　　(一)童年经历
　　莫言出身于农村，从小在农村长大，对农民生活有着自己的认识，所以作品中带有浓厚的农村气息。小说作品要求其人物的语言要符合其身份，这样读来才有真实感和可信度。一些小说读来之所以感觉别扭、不真实，除了叙述语言的问题而外，更大程度上是因为人物的语言不符合其生活的社会背景及其社会身份。知识分子是不大可能会说一些地道的俚语土话的，而农民是不可能说出文绉绉的书面话语的，小说中描写塑造人物时人物的语言习惯应该符合其一定的社会身份和社会经历，否则就失真，人物塑造就注定要失败。莫言笔下的人物多数是乡村中的各种角色，他们大都在农村或者小城镇中出生、成长，其语言习惯也摆脱不了日常生活和地方习惯的影响。在这里要刻画这一群乡村人，就需要作家要有一定的乡村生活经验和一定的观察描摹能力，一定的捕捉生活镜头的能力和文学表达功底。
　　(二)故乡高密东北乡
　　在贺立华、杨守森等在《怪才莫言》一书中,对高密文化有过研究。“从红高粱大地上走出的作家”一章中特意研究了高密文化。高密靠近大海,高密境内河道密集,时常发生洪涝灾害,因此出现了著名的高粱之乡。高密有着独一无二的乡土文化,最为突出的便是泛神论色彩的动、植物崇拜意识。高密人具有血性,高密大地上发生的抗德和抗日事迹,可歌可泣,永载史册。

　　(三)地域的民风民俗
　　1.莫言小说中的乡土习俗
　　由于高密地区时常发生水灾,不容易生长普通农作物。所以植株高大的高粱,成为农民生活的关键。在莫言的《秋水》、《老枪》、《白狗秋千架》等小说中,都有关于高粱的背景。实际上,从写实角度来考察,高密还有大片种植的麦子、棉花、黄麻、葵花、芦苇等作物。《白狗秋千架》的结尾,暖放倒一片高粱的情节,又被莫言直接写进了《红高粱》之中。莫言在《红高粱》中有意把其他植物忽略,使整个故事在高粱地中发生:高粱地中伏击侵略者、高粱地中搭建土匪窝、高粱地中埋葬死者、高粱地中与野狗作战,又有用高粱酿酒、土匪们生吃高粱米、高粱棵子中猎雁、抗日歌曲中唱到高粱等情节，而给读者留下更深刻印象的,则是高粱地中发生的爱情。在《红高粱》中,事件的发展紧紧伴随着高粱的身影。
　　奶奶听到了宇宙的声音,那声音来自一株株红高粱。奶奶注视着红高粱,在她朦胧的眼睛里,高粱们奇橘瑰丽,奇形怪状。它们呻吟着,扭曲着,呼号着,缠绕着,时而像魔鬼,时而像亲人,它们在奶奶眼里盘结成蛇样的一团,又呼味味地伸展开来,奶奶无法说出它们的光彩了。它们红红绿绿，白白黑黑，蓝蓝绿绿,它们哈哈大笑,它们号淘大哭,哭出的眼泪像雨点一样打在奶奶心中那一片苍凉的沙滩上……
　　莫言似乎对死亡有特殊的嗜好,他的小说中充满了有关死亡的各种“写实”式的描写。如张志忠所论:“莫言的作品中写了那么多的死亡,《秋水》中黑衣人的死,《老枪》中大锁的死,《枯河》中小虎的死,《筑路》中刘罗锅和孙巴子的死,《红高粱》系列中戴凤莲和罗汉大爷、余大牙和任副官、恋儿和成麻子以及一大批游击队员的死，还有《丰乳肥臀》中的众多人物都以死亡为结局;《檀香刑》结尾,钱丁夫人、赵小甲、孙丙相继死亡;《生死疲劳》中,西门金龙、洪泰岳、蓝脸、庞春苗、黄合作、蓝开放,都宿命般地走向死亡……”
　　2.莫言小说中的乡土文化态度
　　莫言小说中对民族抗争行为进行了大量的描述。《红高粱》中的民间抗日行为,在《丰乳肥臀》中再次出现。在《丰乳肥臀》中,当司马库点燃村头桥上的谷草后大骂:“小日本,你过得了卢沟桥,过不了我的火龙桥!”时很有悲壮意味的。而在这部小说中,莫言又引入了抗德事件。小说介绍了上官斗和司马大牙等人,与德国人交战的情况。又描述了德国人攻入村子时,村民们无望而顽强的抵抗。这些情节,也都进入到了《檀香刑》中，整个《檀香刑》,即是高密人抗德的悲壮英雄史。这些抵抗侵略者的人物,无论其成功还是失败,都是莫言心目中的英雄，而成功地描绘了英雄群像式形象的,还是《红高粱》,尤其是前两章:《红高粱》和《高粱酒》，《红高粱》在1986年发表时,许多评论家对它的推重,都建立在莫言的一种特殊写法上:把土匪写成了抗日的主角，有评论家甚至将《红高粱》视为“新历史小说”的滥筋。实际上,除了对抗日主角的身份进行了转换之外,《红高粱》塑造超脱于普通民众之上的传统式的英雄形象,和此前作家们的写法还是有相通之处的。
　　《红高粱》既是“新历史小说”的重要起源,也是“新历史小说”的代表作品。它以虚拟家族回忆的形式描写土匪司令余占鳌与戴凤莲的爱情与抗日故事。从民间角度所讲述的抗日故事,明显地区别于以往“革命历史题材”的小说。陈思和认为,“新历史小说”主要是指民国时期的非党史题材并且避免了在此期间的重大革命事件的作品。“新历史小说”之所以“新”,就是不同于以前对于历史(特别是20世纪50年代以来“红色经典”所固定下来的“革命史”)的固定解释,它是对这一段充满争议的历史的重新解释和重新讲述。它在对革命和阶级斗争的否定和反思中提供了新的角度和替代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体系,比如所谓民间、家族等。它与其说是重写民国史,不如说是颠覆现代革命史。“新历史小说”和20世纪50年代《林海雪原》、《红旗谱》等作品构成了显而易见的对话关系。
　　二、《红高粱》中体现的农民抗战的民族意识
　　中国传统的民间野史，即民间话本和公案传奇即是采用的非官方非主流的史学态度书写的。莫言很敏感的意识到并自觉接受了这一史学观念，并且在行文中自觉的贯彻了这一理念，从而使其小说的民间立场得到强化。
　　按照《红高粱》中余占鏊的说法，“谁能打日本就是中国的大英雄”。《红高粱》让我们更懂得了抗日，让我们跳出官方历史单一的角度去思考抗日，而将抗日这一宏大历史事件看似缩小到了民间零星抵抗力量中，实则是将其还原到多维度的鲜活状态，以另一种全新的眼光打量抗日。陈思和指出：“民间话语的特点在其多元性，既没有一神教的统治，也没有启蒙哲学的神圣光环，宗教、自然、世俗均可成为它的价值取向。它也不排斥政治和知识分子的启蒙精神，但是当它用民间独特的语汇去表达它们的时候，实际上已经消解了它们本来的意义。”
　　从这里可以看出民间史观其实是包容性很强内涵很丰富的，在这里没有正统文化中阶级的对立和斗争，也不符合正统文化下的是非观念。不管是在《檀香刑》中还是在《红高粱》、《四十一炮》中，反帝、抗日、文革、改革开放等等一切宏大的历史场景中人物的阶级背景和政治身份都几乎被隐去，作家关心的不是这些外在的力量所规定的人物的行动等生存状态，反映的重点在于人物本身自然自在状态下的境况，这里没有正统的正义与非正义之分，有的只是来自民间文化的对生命本体的尊重。按照莫言的话说，他是“作为老百姓而写作”，而不是“为老百姓写作”。
　　三、民间文化意识
　　莫言引起他创作的一个高潮就是他对民间历史的不同于常人的叙述,从《红高粱》中，就可以看出莫言对于高密东北乡的历史叙述是通过丰富的想象力和出色的叙事天赋展开的。莫言以生动或紧张或琐碎的故事叙述来重现历史。这些故事往往是被历史所忽略的凡俗小事或是民情风俗。和传统的经典的历史小说相比，莫言的小说集中地体现了历史个体化的特征，题材上有了由“大”到“小”的变化。譬如《李自成》，作家浓抹重彩的内容是起义的过程、过程中的几次大的战役即历史事件的本身。《生死疲劳》中的历史是复杂并且十分具有戏剧性, 莫言写作的技巧和方式使他有充分的信心能够重现这一真实的历史。
　　作品语言的乡土气息
　　叙述语言的直白、朴素
　　莫言毫不避讳的宣自己是一个农民，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者”，并且认为他的工作与社会上的民间工匠没有本质的区别，都永远不会忘记自己是个普通的老百姓永远不会把自己和普通的老百姓区别开来。莫言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在小说作品中，莫言毫不掩饰自己对农民对乡土和乡土民间的热爱之情，这从他的小说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显示出来，特别是对民间风俗、俗语歌谣及戏剧等民间文化形式的热忠之中可见一斑。
　　在莫言的小说中，对乡土民间民俗民风的描写随处可见，例如斗须、轿夫踩街等等，而对民间俗语歌谣的引用也颇多，这在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其小说的趣味性，但更主要的是增添了其小说的乡土风味。莫言的小说创作有其先验的一面,但又不囿于先锋,而是超越先锋。从这个角度讲,莫言又是极传统的。他的大部分小说不仅有多变的叙述方式,繁复的叙述结构,敏锐的感觉体验,还有完整的故事,曲折而又富有传奇的情节。在莫言小说里,叙述始终不是一种压抑故事的存在。真真实实从生活中汲取的,来自生活。他的小说有对民生大众的深情,有对民间艺术的激赏,有对历史的独一无二思考,这些都构成了一种实在而不失深沉的内涵。研究莫言这个个案,实际上是探寻这样一个问题:舍弃了宏伟叙事、精英知识分子叙事以后,是否意味着知识分子价值和主体立场的失落,作家如何承担知识分子的社会责任?莫言走了一条中间道路,在传统和先锋之间均做了部分取舍,这使他的作品既具有现代叙事技巧,现代人的观念,又有对社会责任的承担。
　　人物语言带有浓厚的当地语言色彩
　　莫言笔下的人物语言带有浓厚的当地语言色彩，例如在《拇指铐》说农妇哼出的婴儿催眠曲调象“煮熟的面条拉丝的蜂蜜飞翔的柳絮”，将听觉转化为味觉、嗅觉、视觉等其他感官经验传达出来：象煮熟的面条一样可口，象拉丝的蜂蜜一样香甜剔透，象飞翔的柳絮一样优雅美丽。这些不仅仅是作为一个没见过多少世面的农村小孩所能想象出来的最美好的事物，也是作家眼中最纯最美的景象，充分体现了作者的审美倾向：对乡村淳朴生活的留念和赞美之情。同时，阿义对摇篮曲和乳汁的眷恋也符合农村小孩对母亲依赖的惯常思维方式和此时此刻自己的心境：一方面是对自己身处绝境不能解脱需要母性的关爱而向往母亲的怀抱，另一方面自己的母亲也身处病榻濒临死亡，不仅不能救自己还等着自己去救。所以这时候留恋村妇哺乳希望这图景凝结是正常的心态，也是暂时自我疗救的意味良药。“象几朵玻璃球里的黄色小花”则是小男孩所能想象到的最美好的事物。修辞中所体现的乡土味道是莫言小说的又一个鲜明特征，一些乡土作家或许能在语言选择的某些地方注意到修辞采用方面的乡土特色，但是鲜有作家在行文语言的处理上处处注意到这一点，而莫言却轻而一举的做到了，这是其小说的一个特别之处。而这种浓厚的乡土意识又集中体现在莫言写作的乡土情结——故乡情节和土地情感之中。

民国史二:近代历史手抄报

　　中国近代史是从第一次战争1840年到1949年南京政权覆亡为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的历史。历经清王朝晚期、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北洋军阀时期和国民政府时期，是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逐渐形成到瓦解的历史。以下内容是小编为您精心整理的近代历史手抄报，欢迎参考！
　　近代历史手抄报
　　近代历史手抄报
　　近代历史学习心得
　　学习近现代史让我感触最深的是中国为什么要走社会主义道路而不走资本主义道路！
　　学习近现代史课程以前，别人问我在资本主义道路和社会主义道路的选择上中国是不是可以选择资本主义道路我或许无言以对，说不清理由。但现在，我能肯定的回答别人，答案啊否定的，因为早在本世纪初这种悲剧就发行过.
　　孙中山先生做为中华民族革命的先驱者，他的丰功伟绩是后人所不能够抹杀的。以他为代表的国民 党在进过无数次的与封建王朝的斗争中，终于取得了伟大的胜利,结束了中国近五千年的封建历史。即是封建王朝结束了。中国近代的两大根本矛盾有没有结束呢,答案肯定是否的,为什么呢？因为封建王朝是结束了，但是一种新的封建势力又出现了，那就是军阀主义。再加上中国资本阶级本身就具有的软弱性、与妥协性。他们一味的与国外帝国主义妥协忍让，而结果是军阀与帝国主义势力在当时的中国更加的放肆，出现了军阀或者是帝国主义势力为代表的某些有权有势力的人在中国境内犯罪加害普通民众而不受任何处罚。而在这种情况下必然要有一种阶级他必然要代表广大普通民众的利益，必然要与不法地主阶级与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做斗争，因而这种新的阶级的诞生。
　　国民 党也曾在大陆搞资本主义，最后留下的是一个四分五裂、千疮百孔的烂摊子，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泥潭中越陷越深。因而，历史以其血的代价告诉我们，在中国，资本主义道路走不通。一方面，封建主义不愿意走资本主义道路。我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长达两、三千年，在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完备也最顽固的封建主义生产关系。虽然中国封建社会内的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但封建势力为了巩固封建统治地位，维护其政治、经济利益，不允许中国发展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封建势力还与帝国主义相勾结，压迫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帝国主义势力不允许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毛泽东曾说：“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同时，也如毛泽东同志所说，“帝国主义列强侵入中国的目的，决不是要把封建的中国变成资本主义的中国。”它们的目的，就是要占领中国的市场，掠夺中国的资源，使中国变成它们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并以其强大的经济势力排除和压迫中国的民族资本主义。它们决不允许中国发展成为一个独立富强的资本主义国家。而中国的资产阶级也不具备建立资本主义制度的条件，由于他们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软弱性，由于他们同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并未完全断绝经济上的联系，所以，他们没有彻底的反帝反封建的勇气，更没有推翻封建统治，推翻帝国主义，争取民族独立的能力，只有完全依附于国际资本主义才能得以生存、发展。因而，靠中国资产阶级的力量，中国最终也不可能成为一个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

民国史三:蔡元培散文《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作者简介】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乳名阿培，并曾化名蔡振、周子余，汉族，浙江绍兴山阴县(今浙江绍兴)人，原籍浙江诸暨。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民主进步人士，国民政府中央执委、国民政府委员兼监察院院长。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1920年至1930年，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他早年参加反清朝帝制的斗争，民国初年主持制定了中国近代高等教育的第一个法令——《大学令》 。
　　蔡元培散文《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
　　民国元年，我长教育部，对于大学有特别注意的几点：一、大学设法、商等科的，必设文科;设医、农、工等科的，必设理科。二、大学应设大学院(即今研究院)，为教授、留学的毕业生与高级学生研究的机关。三、暂定国立大学五所，于北京大学外，再筹办大学各一所于南京、汉口、四川、广州等处。(尔时想不到后来各省均有办大学的能力。)四、因各省的高等学堂，本仿日本制，为大学预备科，但程度不齐，于入大学时发生困难。乃废止高等学堂，于大学中设预科。(此点后来为胡适之先生等所非难，因各省既不设高等学堂，就没有一个荟萃较高学者的机关，文化不免落后;但自各省竞设大学后，就不必顾虑了。)
　　是年，政府任严幼陵君为北京大学校长。两年后，严君辞职，改任马相伯君。不久，马君又辞，改任何锡侯君，不久又辞，乃以工科学长胡次珊君代理。民国五年冬，我在法国，接教育部电，促回国，任北大校长。我回来，初到上海，友人中劝不必就职的颇多，说北大太腐化，进去了，若不能整顿，反于自己的声名有碍。这当然是出于爱我的意思。但也有少数的说，既然知道他腐化，更应进去整顿，就是失败，也算尽了心。这也是爱人以德的说法。我到底服从后说，进北京。
　　我到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情形。他说：“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从汤君处探知陈君寓在前门外一旅馆，我即往访，与之订定。于是陈君来北大任文科学长，而夏君原任理科学长，沈君亦原任教授，一仍旧贯。乃相与商定整顿北大的办法，次第执行。
　　我们第一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我在译学馆的时候，就知道北京学生的习惯。他们平日对于学问上并没有什么兴会，只要年限满后，可以得到一张毕业文凭。教员是自己不用功的，把第一次的讲义，照样印出来，按期分散给学生，在讲坛上读一遍。学生觉得没有趣味，或瞌睡，或看看杂书;下课时，把讲义带回去，堆在书架上。等到学期、学年或毕业的考试，教员认真的，学生就拼命地连夜阅读讲义，只要把考试对付过去，就永远不再去翻一翻了。要是教员通融一点，学生就先期要求教员告知他要出的题目，至少要求表示一个出题目的范围;教员为避免学生的怀恨与顾全自身的体面起见，往往把题目或范围告知他们了。于是他们不用功的习惯，得了一种保障了。尤其北京大学的学生，是从京师大学堂“老爷”式学生嬗继下来(初办时所收学生，都是京官，所以学生都被称为老爷，而监督及教员都被称为“中堂”或“大人”)。他们的目的，不但在毕业，而尤注重在毕业以后的出路。所以专门研究学术的教员，他们不见得欢迎。要是点名时认真一点，考试时严格一点，他们就借个话头反对他，虽不上课也在所不惜。若是一位在政府有地位的人来兼课，虽时时请假，他们还是欢迎得很，因为毕业后可以有阔老师做靠山。这种科举时代遗留下来的劣根性，是于求学上很有妨碍的。所以我到校后第一次演说，就说明“大学学生，当以研究学术为天职，不当以大学为升官发财之阶梯”。然而要打破这些习惯，只有从聘请积学而热心的教员着手。
　　那时候因《新青年》上文学革命的鼓吹，而我得认识留美的胡适之君。他回国后，即请到北大任教授。胡君真是“旧学邃密”而且“新知深沈”的一个人，所以一方面与沈尹默、兼士兄弟，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诸君以新方法整理国故，一方面整理英文系。因胡君之介绍而请到的好教员，颇不少。
　　我素信学术上的派别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所以每一种学科的教员，即使主张不同，若都是“言之成理、持之有故”的，就让他们并存，令学生有自由选择的余地。最明白的是胡适之君与钱玄同君等绝对的提倡白话文学，而刘申叔、黄季刚诸君仍极端维护文言的文学;那时候就让他们并存。我信为应用起见，白话文必要盛行，我也常常作白话文，也替白话文鼓吹。然而我也声明：作美术文，用白话也好，用文言也好。例如我们写字，为应用起见，自然要写行楷，若如江艮庭君的用篆隶写药方，当然不可;若是为人写斗方或屏联，作装饰品，即写篆隶章草，有何不可?
　　那时候各科都有几个外国教员，都是托中国驻外使馆或外国驻华使馆介绍的，学问未必都好，而来校既久，看了中国教员的阑珊，也跟了阑珊起来。我们斟酌了一番，辞退几人，都按着合同上的条件办的。有一法国教员要控告我，有一英国教习竟要求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来同我谈判，我不答应。朱尔典出去后，说：“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的了。”我也一笑置之。
　　我从前在教育部时，为了各省高等学堂程度不齐，故改为各大学直接的预科。不意北大的预科，因历年校长的放任与预科学长的误会，竟演成独立的状态。那时候预科中受了教会学校的影响，完全偏重英语及体育两方面;其他科学比较的落后，毕业后若直升本科，发生困难。预科中竟自设了一个预科大学的名义，信笺上亦写此等字样。于是不能不加以改革，使预科直接受本科学长的管理，不再设预科学长。预科中主要的教课，均由本科教员兼任。
　　我没有该校与他校的界线，常为之通盘打算，求其合理化。是时北大设文、理、工、法、商五科，而北洋大学亦有工、法两科。北京又有一工业专门学校，都是国立的。我以为无此重复的必要，主张以北大的工科并入北洋，而北洋之法科，刻期停办。得北洋大学校长同意，及教育部核准，把土木工与矿冶工并到北洋去了。把工科省下来的经费，用在理科上。我本来想把法科与法专并成一科，专授法律，但是没有成功。我觉得那时候的商科，毫无设备，仅有一种普通商业学教课，于是并入法科，使已有的学生毕业后停止。
　　我那时候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两科，是农、工、医、药、法、商等应用科学的基础，而这些应用科学的研究时期，仍然要归到文、理两科来。所以文、理两科，必须设各种的研究所;而此两科的教员与毕业生必有若干人是终身在研究所工作，兼任教员，而不愿往别种机关去的。所以完全的大学，当然各科并设，有互相关联的便利。若无此能力，则不妨有一大学专办文理两科，名为本科，而其他应用各科，可办专科的高等学校，如德、法等国的成例，以表示学与术的区别。因为北大的校舍与经费，决没有兼办各种应用科学的可能，所以想把法律分出去，而编为本科大学，然没有达到目的。
　　那时候我又有一个理想，以为文、理是不能分科的。例如文科的哲学，必植基于自然科学;而理科学者最后的假定，亦往往牵涉哲学。从前心理学附入哲学，而现在用实验法，应列入理科;教育学与美学，也渐用实验法，有同一趋势。地理学的人文方面，应属文科，而地质地文等方面属理科。历史学自有史以来，属文科，而推原于地质学的冰期与宇宙生成论，则属于理科。所以把北大的三科界限撤去而列为十四系，废学长，设系主任。
　　我素来不赞成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孔氏的主张。清代教育宗旨有“尊孔”一款，已于民元在教育部宣布教育方针时说它不合用了。到北大后，凡是主张文学革命的人，没有不同时主张思想自由的，因而为外间守旧者所反对。适有赵体孟君以编印明遗老刘应秋先生遗集，贻我一函，属约梁任公、章太炎、林琴南诸君品题。我为分别发函后，林君复函，列举彼对于北大怀疑诸点;我复一函，与他辩。这两函颇可窥见那时候两种不同的见解。
　　这两函虽仅为文化一方面之攻击与辩护，然北大已成为众矢之的，是无可疑了。越四十余日，而有五四运动。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所以民国七年夏间，北京各校学生，曾为外交问题，结队游行，向总统府请愿。当北大学生出发时，我曾力阻他们。他们一定要参与，我因此引咎辞职，经慰留而罢。到八年五月四日，学生又有不签字于巴黎和约与罢免亲日派曹、陆、章的主张，仍以结队游行为表示，我也就不去阻止他们了。他们因愤激的缘故，遂有焚曹汝霖住宅及攒殴章宗祥的事。学生被警厅逮捕者数十人，各校皆有，而北大学生居多数。我与各专门学校的校长向警厅力保，始释放。但被拘的虽已保释，而学生尚抱再接再厉的决心，政府亦且持不做不休的态度。都中喧传政府将明令免我职而以马其昶君任北大校长，我恐若因此增加学生对于政府的纠纷，我个人且将有运动学生保持地位的嫌疑，不可以不速去。乃一面呈政府引咎辞职，一面秘密出京，时为五月九日。
　　那时候学生仍每日分队出去演讲，政府逐队逮捕，因人数太多，就把学生都监禁在北大第三院。北京学生受了这样大的压迫，于是引起全国学生的不上课，而且引起各大都会工商界的同情与公愤，将以罢工、罢市为同样之要求。政府知势不可侮，乃释放被逮诸生，决定不签和约，罢免曹、陆、章，于是五四运动之目的完全达到了。
　　五四运动之目的既达，北京各校的秩序均恢复。独北大因校长辞职问题，又起了多少纠纷。政府曾一度任命胡次珊君继任，而为学生所反对，不能到校;各方面都要我复职。我离校时本预定决不回去，不但为校务的困难，实因校务以外，常常有许多不相干的缠绕，度一种劳而无功的生活，所以启事上有“杀君马者道旁儿;民亦劳止，汔可小休;我欲小休矣”等语。但是隔了几个月，校中的纠纷，仍在非我回校不能解决的状态中。我不得已，乃允回校。回校以前，先发表一文，告北京大学学生及全国学生联合会，告以学生救国，重在专研学术，不可常为救国运动而牺牲。到校后，在全体学生欢迎会演说，说明德国大学学长、校长均每年一换，由教授会公举;校长且由神学、医学、法学、哲学四科之教授轮值，从未生过纠纷，完全是教授治校的成绩。北大此后亦当组成健全的教授会，使学校决不因校长一人的去留而起恐慌。
　　那时候蒋梦麟君已允来北大共事，请他通盘计划，设立教务、总务两处，及聘任财务等委员会，均以教授为委员。请蒋君任总务长，而顾孟余君任教务长。
　　北大关于文学、哲学等学系，本来有若干基本教员;自从胡适之君到校后，声应气求，又引进了多数的同志，所以兴会较高一点。预定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文学、国学四种研究所，止有国学研究所先办起来了。在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方面，比较地困难一点。自民国九年起，自然科学诸系，请到了丁巽甫、颜任光、李润章诸君主持物理系;李仲揆君主持地质系;在化学系本有王抚五、陈聘丞、丁庶为诸君，而这时候又增聘程寰西、石蘅青诸君;在生物学系本已有钟宪鬯君在东南、西南各省搜罗动植物标本，有李石曾君讲授学理，而这时候又增聘谭仲逵君。于是整理各系的实验室与图书室，使学生在教员指导之下，切实用功;改造第二院礼堂与庭园，使合于讲演之用。在社会科学方面，请到王雪艇、周鲠生、皮皓白诸君;一面诚意指导提起学生好学的精神，一面广购图书杂志，给学生以自由考索的工具。丁巽甫君以物理学教授兼预科主任，提高预科程度。于是北大始达到各系平均发展的境界。
　　我是素来主张男女平等的。九年，有女学生要求进校，以考期已过，姑录为旁听生。及暑假招考，就正式招收女生。有人问我：“兼收女生是新法，为什么不先请教育部核准?”我说：“教育部的大学令，并没有专收男生的规定;从前女生不来要求，所以没有女生;现在女生来要求，而程度又够得上，大学就没有拒绝的理。”这是男女同校的开始，后来各大学都兼收女生了。
　　我是佩服章实斋先生的。那时候国史馆附设在北大，我定了一个计划，分征集、纂辑两股;纂辑股又分通史、民国史两类;均从长编入手，并编历史辞典。聘屠敬山、张蔚西、薛阆仙、童亦韩、徐贻孙诸君分任征集编纂等务。后来政府忽又有国史馆独立一案，别行组织。于是张君所编的民国史，薛、童、徐诸君所编的辞典，均因篇帙无多，视同废纸;止有屠君在馆中仍编他的蒙兀儿史，躬自保存，没有散失。
　　我本来很注意于美育的。北大有美学及美术史教课，除中国美术史由叶浩吾君讲授外，没有人肯讲美学。十年，我讲了十余次，因足疾进医院停止。至于美育的设备，曾设书法研究会，请沈尹默、马叔平诸君主持。设画法研究会，请贺履之、汤定之诸君教授国画;比国楷次君教授油画。设音乐研究会，请萧友梅君主持。均听学生自由选习。
　　我在“爱国学社”时，曾断发而习兵操。对于北大学生之愿受军事训练的，常特别助成。曾集这些学生，编成学生军，聘白雄远君任教练之责，亦请蒋百里、黄膺白诸君到场演讲。白君勤恳而有恒，历十年如一日，实为难得的军人。
　　我在九年的冬季，曾往欧美考察高等教育状况，历一年回来。这期间的校长任务，是由总务长蒋君代理的。回国以后，看北京政府的情形，日坏一日;我处在与政府常有接触的地位，日想脱离。十一年冬，财政总长罗钧任君忽以金佛郎问题被逮，释放后，又因教育总长彭允彝君提议，重复收禁。我对于彭君此举，在公议上，认为是蹂躏人权献媚军阀的勾当;在私情上，罗君是我在北大的同事，而且于考察教育时为最密切的同伴，他的操守，为我所深信。我不免大抱不平，与汤尔和、邵飘萍、蒋梦麟诸君会商，均认有表示的必要。我于是一面递辞呈，一面离京。隔了几个月，贿选总统的布置，渐渐地实现;而要求我回校的代表，还是不绝。我遂于十二年七月间重往欧洲，表示决心;至十五年，始回国。那时候，京津间适有战争，不能回校一看。十六年，国民政府成立，我在大学院，试行大学区制，以北大划入北平大学区范围，于是我的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始得取消。
　　综计我居北京大学校长的名义，十年有半;而实际在校办事，不过五年有半。一经回忆，不胜惭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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