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沙家浜全剧mp3]京剧沙家浜全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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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京剧沙家浜全剧]汪曾祺与京剧《沙家浜》

　　引导语：京剧《沙家浜》，大家知道?下面就是小编收集汪曾祺京剧《沙家浜》资料，欢迎大家阅读学习。
　　1962年1月，摘掉右派帽子的汪曾祺，结束在张家口沙岭子农业科学研究所长达三年的“流放”生活，在朋友们的帮助下回到北京，调任北京京剧团专职编剧。1963年冬，他与杨毓珉、肖甲、薛恩厚一起，参与改编沪剧《芦荡火种》为现代京剧，如同林斤澜所说：“由此揭开了他与样板戏、与江青十多年的恩怨与纠集，构成他一生写作中最奇异、最复杂、最微妙的特殊时期。”
　　从某个角度说来，所谓“八个样板戏”，首先是源于现代京剧《红灯记》和《沙家浜》，这两个戏都是由沪剧改编而成，并且，这两个沪剧本都是由江青看中，进而于1963年先后分别推荐给中国京剧院和北京京剧团的。在短短的半年多的时间里江青接连选中两个沪剧改编为现代京剧，直至后来立为“样板戏”，她很是动了一番脑筋的。首先，就剧种来说，沪剧仅流行于沪、江、浙一带，受众面远不及京剧那样宽广。其次，就题材而言，这两个戏都是歌颂中国共产党为推翻压迫在中国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幸福的新中国，表现出惊天地、泣鬼神、前赴后继、顽强战斗、不怕流血牺牲的革命精神。第三、戏剧是面向广大民众的群众性艺术，这两个戏都具有情节曲折生动、人物性格鲜明、戏词明白晓畅、艺术手法新颖别致等特点，易于观众接受，便于广泛流传。第四、这是最重要的，两个戏所具备的极具战斗性的主题，呼应了毛泽东刚刚在北戴河会议上发出的“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的号召。江青有把握断定，把这两个戏抓好了，既肯定能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也定然能推动本人政治地位的上升，为她后来成为“文艺革命旗手”积累一笔重要的政治资本。
　　当时，江青还不能直接指示北京的京剧团把她看中的沪剧本改编为京剧，她把任务交给了中宣部副部长兼文化部副部长林默涵，由林默涵出面具体操作。在得知北京京剧一团已经落实改编创作《芦荡火种》的任务后，她便急不可待地从幕后走了出来，于1964年元旦，亲自召见北京京剧一团的主要演员，给他们各送了一套《毛泽东选集》，要求演员们“坚决按沪剧原剧本改编，不能随意乱改”，勉励大家“要努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把这场具有世界意义的京剧革命坚决进行到底!”
　　北京京剧团不同于中国京剧院，这个团是由马连良、张君秋、谭富英、裘盛戎、赵燕侠等名角挑班的私人剧团合并而成的，隶属于北京市。当时的北京市书记彭真比较喜欢京剧，与京剧名角的私人关系也很密切。1958年“大跃进”时，彭真和其他领导曾经有过尝试排演京剧现代戏的想法，但遭到一些名演员的变相抵制，如马连良就明确表示不愿参加，不愿看现代戏，此事只好从长计议，暂时搁置。到了1963年，客观形势起了变化，北京市文化宣传系统越来越感受到有形的和无形的压力，已经寻找了几个现代题材的剧本，准备从中挑选合适的改编为京剧。就在这时，接到江青推荐来的沪剧本《芦荡火种》，本来就不敢怠慢，更何况沪剧本在已经看到的剧本中基础最好，加之此戏的主角阿庆嫂是党的地下联络员，又是茶馆老板娘的身份，由1958年曾演过《白毛女》，有一定的现代戏经验的赵燕侠扮演，不但非常对路，预计也肯定有戏。就这样，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现代京剧的任务，很快就及时顺利地付诸行动。其时，北京京剧一团刚从香港成功演出后载誉归来，接到上级交来的沪剧《芦荡火种》剧本后，从领导到演员都很高兴，下决心改编好、演出好这出戏。首先成立了剧本的改编创作组，由四人组成，除汪曾祺外，另外三人是：剧团党委书记薛恩厚，副团长肖甲，编剧兼艺术室主任杨毓珉，执笔的任务自然地落在汪曾祺身上。
　　上级特地安排编创人员住入颐和园龙王庙，除了写作环境宜人，生活安排上也很好。上级如此重视，创作人员本身的写作情绪也十分高涨，多年后，汪曾祺在题为《关于〈沙家浜〉》的文章中这样记述道：“我和肖甲、杨毓珉去改编，住颐和园龙王庙。天已经冷了，颐和园游人稀少，风景萧瑟。连来带去，一个星期，就把剧本改好了。实际写作，只有五天。初稿定名为《地下联络员》，因为这个剧名有点传奇性，可以‘叫座’。”
　　在“实际写作只有五天”的时间里，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创作成剧本《地下联络员》后，北京京剧团趁热打铁，立即投入排练。全团有一个共同的急切的想法，抓紧时间把这个戏排好，早点与观众见面。这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已决定于1964年6月在北京举行。中国京剧院同样是从沪剧移植改编过来的、由阿甲执导的《红灯记》，早已紧锣密鼓地投入排练之中。与此同时，全国其他省市的京剧团体也都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积极排演现代戏，准备到北京亮相。北京京剧团由此承受了巨大压力，情急之下，他们也只有把希望寄托在仅用五天时间匆忙移植改编出来的《地下联络员》这出戏上。
　　全团再次总动员。夜以继日地抓紧时间排练以后，《地下联络员》逐渐显出雏形，但首场彩排的效果不很理想。北京市市长彭真、总参谋长罗瑞卿以及江青等都来看了。全剧演完后，反映一般。江青尤感失望，上台接见演员时，她冷着脸，一句话也不说。与之相反，彭真、罗瑞卿对这个戏却颇有好感。他们在彩排后接见演员时，一边与演员们热情握手，一边鼓励他们继续把戏改好。此戏原准备先在12月初的北京市的现代戏观摩演出周期间上演，然后于1964年的元旦对外正式公演，而且已经在报纸上登了广告，但江青坚持反对的态度。看完彩排后，她记着这件事。不仅让秘书打来电话，传达她的指示，说还要改，改好了再演;甚至自己还亲自赶到排练现场，声色俱厉地批评了剧团匆忙赶戏的做法，当场下令把已经刊登的广告撤了。她说，就这样匆匆忙忙把戏搞出来，不行!
　　就这样，虽然北京京剧团归北京市领导，而且彭真认为不妨先演几场，听听意见，但最后还是得听江青的。如同肖甲多年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谁都得按当时的气氛生活，江青是那个地位，我们都得尊重她。”
　　江青的阻止给正在兴头上的北京京剧团兜头一盆凉透心的冷水，全团弥漫着一股看不见，却人人感受得到的灰心丧气的氛围。万幸的是，市委、市政府依然明确支持，认为这出戏基础不错，只要及时总结经验教训，再下一番扎实工夫，就一定能把这个戏改好。彭真市长虽然工作很忙，但他一有工夫就来看望演员，还多次鼓励大家：“我看这个戏能改好，你们不要泄气。”这样，北京京剧团的劲头又鼓起来了，决定重排，首先重写剧本。 　　1964年初春，改编者们移师广渠门文化局招待所，仍沿用最初定下的每人分头改几场、然后由汪曾祺统稿的办法。但这一次，杨毓珉病了，另两位，一位是剧团党委书记，另一位是副团长。事情明摆在那里，汪曾祺无可选择，再重的担子也得挑起来。他，作为主要执笔者的身份从此确立，这一次重写，几场重头戏和一些重要唱段都出自汪曾祺之手。
　　在局外人看来，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正式举行的日期一天天迫近，已写的《地下联络员》江青不让上演，要想重新排戏，必须首先重写剧本，全团上下、甚至全国京剧界的人都有意无意地盯着北京京剧团，汪曾祺身负主要执笔者的重任，首当其冲，他的压力一定是难以想象的沉重吧?压力大是事实，但汪曾祺本人，并不十分紧张，更没有因为紧张乱了方寸。究其原因，江青早期抓现代戏时，对剧本不是抓得很紧，这就无意中给了创作人员一点创作自由，汪曾祺正可利用将沪剧《芦荡火种》改编为京剧的机会，实践他久藏心中的关于京剧本写作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中的最主要之点，是提高京剧的文学性。不错，京剧是国粹，是我们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京剧的文学性太差了，它自问世以来就有了与生俱来的文学性差、语言粗糙等毛病，甚至像《二进宫》这样有名的戏里也大量充塞似通非通，并且缺少真正幽默感的念白与唱词。更有甚者，很多剧本的唱词不知所云，像《珠帘寨》中的定场诗：“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摔死国舅段文楚，唐王一怒贬北番。”听演员念来韵味十足，细推敲内容，却是让人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那李克用和李太白两人其实一点关系也没有，不知怎的竟被拉扯在一起。不少唱词岂止文理不通，而且有悖生活常识。如《花田错》里有一句唱词：“桃花不比杏花黄……”桃花不黄，杏花也不黄呀!据此，汪曾祺说：“我搞京剧，有一个想法，很想提高一下京剧的文学水平，提高其可读性，想把京剧变成一种现代艺术，可以和现代文学作品放在一起，使人们承认它和王蒙的、高晓声的、林斤澜的、邓友梅的小说是一个水平的东西，只不过形式不同。”(《两栖杂述》)
　　当然，重写剧本，绝不仅仅是一个提高唱词文学水平的问题，在精心构思核心唱段、仔细推敲人物唱词的同时，汪曾祺更在人物塑造和场次及情节设计上下工夫。在汪曾祺看来，京剧传统剧目中的人物大都存在性格简单化的缺点，这和中国戏剧脱胎于演义小说有很大关系。演义小说一般只讲故事，不太注意塑造人物。汪曾祺认为，如果京剧现代戏的人物性格仍然像传统京剧写李逵、张飞、牛皋那样简单化，虽然还会有人看，但肯定无助于京剧艺术的提高。为此，他反复研究沪剧《芦荡火种》剧本，特别对戏中主要人物郭建光、阿庆嫂以及刁德一、胡传魁等进行了仔细剖析，在改编时既吸收了原来剧本中塑造人物的长处，又进行了大量的发展与提高，使剧中人物性格进一步丰富、多侧面起来。如阿庆嫂，既写好她作为茶馆老板娘的干练、泼辣、精明，又写好她作为党的地下工作者的机警、聪明、多思;既着力写她对党的事业的无限忠诚，又用心写她对人民群众的似火真情。如郭建光，写他在敌人面前是横眉冷对的无产阶级战士，在以沙奶奶为代表的人民群众面前是甘为孺子牛的人民子弟兵;对战士，他既是果断、英明的指挥员，也是情同手足的好兄长。对胡传魁、刁德一这两个反面人物，也决不作简单的漫画式处理，特别是刁德一，甚至写出他过人的分析特长，这就表现了他狐狸般的狡诈与阴险，更进一步地反衬出始终与其针锋相对的阿庆嫂、郭建光，能制服任何狡猾狐狸的大智大勇和一往无前的革命精神。
　　在对剧中人物塑造下工夫时，汪曾祺注意吸收传统京剧折子戏的长处，尽可能把每场戏写得集中、紧凑，防止松散、拖沓。如今，这出戏中的《智斗》《授计》《斥敌》等场都已成为久演不衰、脍炙人口的折子戏，它们既独立成篇，又是全剧中不可分割的核心组成部分，在全剧中闪烁出熠熠发光的迷人风采。这次改写，前后花十多天时间，改定后，恢复了沪剧原名《芦荡火种》。
　　在切实抓好对剧本重写、加工的同时，剧团领导又在演员阵容上作了加强和调整，其中重要一着，是把正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拍电影的著名老生演员马长礼调回演刁德一，仍由赵燕侠演阿庆嫂，谭元寿演郭建光，周和桐演胡传魁，阵容齐整，人人称职，每个角色都闪现出耀眼的光彩。
　　重写的剧本基本完稿了，主要角色的演员到位了，立即投入排练。虽然离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开始的日子越来越近，但北京京剧团上上下下信心十足，气氛热烈。排练场上挂着“百排不烦，百练不厌”的大幅标语，每天排练时间长达七八个小时。主创人员与演员们一道坚守在排练场，发现不妥处立即当场研究修改办法。对如何把剧中主要人物形象塑造得丰满真实、生动感人，编导组更是殚精竭虑、动足了脑筋，真是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只要有了新的想法，有关人员立刻约好见面地点进行磋商。肖甲和迟金声都是导演，两人既紧密合作，又有明确分工，肖甲主要抓阿庆嫂的戏，迟金声主抓新四军的戏。一次，两人在一起再次研究阿庆嫂的唱腔设置时，都觉得阿庆嫂的唱段，在“智斗”一场里基本按着沪剧的路子顺下来很好，但到了后面的《授计》一场，就显得缺失了。汪曾祺在这里给阿庆嫂写了四句唱词，显然是少了，不论按剧情人物需要，还是按赵燕侠的表演特长来说，都得唱上一大段才合适。两位导演有了共识以后，立刻就约上汪曾祺，直奔赵燕侠家，就在赵燕侠家里由汪曾祺现场落实兑现。“只见汪曾祺在房间里低头凝神来回踱步，口中似有似无般地念念有词。也就是二十来分钟的样子，说声：‘行了!’，于是落座提笔，一段长达18句的唱词一挥而就。这就是后来阿庆嫂那脍炙人口的‘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大段唱腔的由来。”(迟金声：从《芦荡火种》到《沙家浜》)。
　　许多年以后，回忆起这经典唱段诞生的经过，迟金声依然恍如昨日，记忆犹新。肖甲的评价只七个字：“汪曾祺才气逼人!”
　　1964年3月底，北京市市长彭真等领导人重新审看了北京京剧团面目一新的《芦荡火种》，大加赞赏，当即批准他们对外公演。大幅海报贴出后，北京舞台上竟掀起一个京剧《芦荡火种》热，一发不可收，连演了100多场，仍欲罢不能，盛况空前。彭真市长高兴地让《北京日报》专门为该剧上演发表社论，以示祝贺。同时报纸还发表了许多评论文章和观众来信，人们一致称赞京剧《芦荡火种》既成功地表现了现代革命斗争生活，又不失传统京剧的浓郁韵味，是京剧表现现代生活的一次成功尝试。在北京京剧团公演《芦荡火种》的那段时间里，北京的大街小巷传遍了学唱声：“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 　　就在京剧《芦荡火种》的影响在日益扩大逐渐成为国内演艺界的重点关注目标的同时，引起了原本对此戏失去信心、基本撒手不管的江青的注意。她不但要出场横插一杠子，而且从此要把《芦荡火种》抓在自己的手里，成为她口口声声说的“我抓的戏”。
　　江青是在从上海飞往北京的专机上偶然从《北京日报》上发现京剧《芦荡火种》公演并受到广大观众欢迎与赞赏的消息的。她没有想到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地下联络员》竟然脱胎换骨一举成为众人交口称赞的《芦荡火种》。这个性格乖戾的女人此时心中不是为一个戏的进步而欣喜，相反却是妒意猛涨，怒火中烧。她断定此戏一定进行了加工提高。到北京的当晚，她就迫不及待地赶去看戏，戏结束后直奔后台，大发雷霆：“你们好大胆子，没经过我就公演了。”她当众霸道地宣布：“这出戏我抓的……”“彭真给你们发了一篇社论，我以后让《日报》连发两篇社论。”这样一来，《芦荡火种》就被看成了她抓的戏，北京京剧团就被看成了她的阵地，包括汪曾祺在内的演职人员从此以后在很长的一个时期里就再也不得安宁了。
　　1964年7月23日，毛泽东出席观看京剧《芦荡火种》，这不仅对北京京剧团是一次巨大的鼓舞，也把正在进行中的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活动推向高潮。
　　江青插手京剧《芦荡火种》的创作以后，汪曾祺作为主要执笔者，陆续不断地听到毛泽东关于京剧和京剧《芦荡火种》的有关指示，最初这些意见是江青向薛恩厚、肖甲等传达的，汪曾祺是间接知道的。毛泽东在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期间看了几场戏，其中包括《芦荡火种》。他对《芦荡火种》予以肯定，同时也提出了几点意见。汪曾祺一直认为，毛泽东的这些指示是正确的，是高明的艺术见解，对改好《芦荡火种》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汪曾祺清楚地记得，毛泽东前后对京剧和《芦荡火种》的指示，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是京剧要有大段唱，老是散板、摇板，会把人的胃口唱倒的。上世纪50年代的京剧现代戏确实很少有“上板”的唱，只有一点儿散板、摇板，顶多来一段流水、二六。《芦荡火种》里安排了阿庆嫂的大段二黄慢板“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就是受毛泽东指示的启发，才敢这样干的。
　　毛泽东指示，《芦荡火种》中兵的音乐形象不饱满，要鲜明地突出新四军战士的音乐形象，要加强军民关系的戏。
　　二是沪剧《芦荡火种》的结尾是新四军利用胡传魁结婚，化装成吹鼓手、轿夫，搞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改编为京剧，一直到参加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时的本子，也都是这样处理的。毛泽东认为，这样一来，结尾成了闹剧，全剧就成为风格不同的两截子了。应该改成新四军正面打进去。他说：“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
　　三是剧名定为《沙家浜》。在这以前，谭震林也曾对《芦荡火种》这个剧名提过意见。他认为《芦荡火种》所描写的这段历史，革命已成燎原之势，称之为“火种”给人以软弱之感。毛泽东在看了京剧《芦荡火种》之后，不乏幽默地说：“芦荡里都是水，革命火种怎么能燎原呢?再说，那时抗日革命形势已经不是火种，而是火焰了嘛!”毛泽东明确指示要改剧名。他说：“故事发生在沙家浜。中国有许多戏用地名为戏名，这出戏就叫《沙家浜》吧。”
　　尽管京剧《芦荡火种》比之《地下联络员》有了长足的进步，在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演出大会上的演出产生很好的反响，也得到毛泽东的肯定，但这个演出本还存在许多明显的不足，离成熟还有着不小的距离。仅就剧本写作角度看，从拿出新的修改本到搬上舞台只一个多月时间，没有宽裕的时间进行严格认真的推敲与打磨。作为主要执笔者的汪曾祺，虽然在修改时下工夫写出面目一新的《智斗》《授计》等重要场次，写下为全剧增光添彩、后来成为经典的“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要学那泰山顶上一棵松”等华美唱段，但整个说来，他还没有进入自由放松的写作状态，也没有完全突破原沪剧本的框架。此外，当京剧《芦荡火种》几乎从一开始就得到那么多领导、专家的重视，这是好事，也是压力，特别对他们提出的观后感和建议，汪曾祺必须广为采纳，还要尽可能体现在修改本中，这也多多少少束缚了他的手脚。最明显的一个例子是，3月6日，田汉在观看彩排时，大加赞赏，但他激动之余，突然提出能否给剧中的阿庆嫂配一把小枪，而且要在明场交待。这个建议出乎众人意料，为何要配枪?理由何在?田汉没有具体说明，让在场的人一头雾水，不知所措。就是这样一条让人听了一头雾水的意见，汪曾祺在重写剧本时，还得挖空心思、想方设法安排进第九场之中……
　　1964年八九月间，中央在北戴河召开工作会议，会议期间，毛主席谈了观看京剧《芦荡火种》后的意见，彭真很快把毛主席的重要指示向北京市有关部门转达，并要求抓紧落实。北京京剧团立即全团发动，上下齐心，从此开始将《芦荡火种》进一步修改为《沙家浜》。
　　差不多与此同时，江青加强了对北京京剧团，主要是对《沙家浜》剧组的控制，抓得很紧，三两天就会下达修改的指示。
　　毛主席观看京剧《芦荡火种》后提出：“要突出武装斗争的作用，强调用武装的革命消灭武装的反革命。戏的结尾要打进去。”这一批示是从艺术上，从戏的完整性上考虑的，不牵涉到政治。但江青却寻章摘句，紧紧抓住“要突出武装斗争”这句话任意发挥，提高到“究竟是武装斗争领导地下斗争，还是地下斗争领导武装斗争，”这样的原则高度，还说彭真要通过这出戏来反对武装斗争，无限上纲，胡搅蛮缠。江青强调，突出阿庆嫂，还是突出郭建光，是关系到突出哪条路线的大问题，据此，她明确要求：把郭建光提成一号人物，把阿庆嫂压成二号人物，郭建光的形象必须提高。革命战争的胜利靠的是主力部队，阿庆嫂和几个伤病员只能起配合作用，不能起决定作用。要突出武装斗争，消灭胡传魁，解放沙家浜，应当是新四军从正面打进去。要删掉别的场次，腾出篇幅来表现新四军，要千方百计树立郭建光的音乐形象，要有成套唱腔，要有精彩唱段。
　　心细的汪曾祺把江青的历次指示记录下来，并且制成卡片，既作为自己写作的依据，也供导演和演员们参考。多年以后，汪曾祺回忆起当年江青下达的这些指示，他觉得——从剧本方面来说，江青的“指示”，有些是有道理的。比如《智斗》一场，原来只是阿庆嫂和刁德一两个人的“背供”唱，江青提出，要把胡传魁拉进矛盾里来，这样不但可以展开三人之间的心理活动，舞台调度也可以出点新东西。此后，经过认真修改的《智斗》的舞台调度是有创造性的，而原剧本重点放在阿庆嫂和刁德一斗心眼，胡传魁就只能踱到舞台后面，对着湖水抽烟，等于“挂”起来了。江青嫌原来饰演十八位伤病员的演员岁数过大，称他们为“胡子兵”，剧团从戏校调来年轻学生，这就顿使伤病员队伍有了青春活力，他们的戏也因此显得整齐了许多。江青还指示，郭建光等在芦苇荡里隐蔽时要派侦察员过湖去侦察，不能坐待，不能无所作为。还有一次讨论芦苇荡一场戏时，江青忽然想起一句台词：“敌人的汽艇过来了。”这多少起了烘托气氛的作用。 　　有些是没有什么道理的。沙奶奶的儿子原来叫七龙，她说生七个孩子，太多了!这好办，让沙奶奶少生三个，七龙变成四龙。
　　“风声紧”唱段前原来有一段念白：“一场大雨，湖水陡涨。满天阴云，郁结不散。把一个水国江南压得透不过气来。不久只怕还有更大的风雨呀。亲人们在芦荡里，已经是第五天啦。有什么办法能救亲人出险哪!”这段念白，韵律感较强，是为了便于叫板起唱。江青认为这是“太文的词儿”，于是改成“刁德一出出进进的，胡传魁在里面打牌……”这是大白话，真是一点也不“文”了。这段念白是江青口授的，倒可以算她的创作。就为这事，江青总疑心汪曾祺对她有意见，甚至在《沙家浜》定稿时，她一坐下来就问：“汪曾祺同志，听说你对我有意见?”汪曾祺赶紧说：“没有。”江青“嗯”了一声说：“哦，没有。”但江青对此事始终耿耿于怀，她后来对肖甲说：“汪曾祺懂得一些声韵，但写了一些陈词滥调，我改了，他不高兴。”深受人们喜爱、百听不厌的《智斗》一场中阿庆嫂大段流水“垒起七星灶”，也曾差一点被江青砍掉，她说这是“江湖口”，“江湖口太多了”，只是因为汪曾祺觉得太难改，才瞒天过海地保存了下来。
　　江青更多的精力用在抓唱腔，抓舞美。唱腔设计出来，试唱之后，要立即将录音带送给她，她要逐段审定。“朝霞映在阳澄湖上”设计出两种唱腔方案，她坐在剧场里听，比较后当场拍板。沙奶奶家门前那棵柳树，江青怎么看都不满意，说要江南的垂柳，不要北方的。搞舞美设计的人去杭州写生，回来重做了一棵，好不容易才获通过。汪曾祺在一旁看了偷偷地想，实在看不出这舞台上的柳树是杭州“柳浪闻莺”的，还是北京北海的，只是一棵用灯光照得碧绿透亮、亮得很不正常的不大的柳树而已。
　　当彭真及时地将毛主席观看京剧《芦荡火种》的意见转告北京市宣传文化部门领导后，北京市文化局领导马上赶到正在京郊昌平演出的北京京剧团，进行原原本本的传达。全团人员深受鼓舞，下决心落实毛主席指示，努力争取早日把《芦荡火种》修改成毛主席亲自命名的现代京剧《沙家浜》。
　　这任务首先交给编导人员。

二：[京剧沙家浜全剧]现代京剧《沙家浜》剧本(11)

　　刁德一(念)新四军平安转移出芦荡，胡传魁(念)这皇军督催逼命可怎么搪!
　　[内行刑拷问声。
　　刁德一(念)抓来一些穷百姓，拷问他们谁是共产党，胡传魁(念)问了半天，也没问出个名堂!有一个招口供的没有?
　　[内刘副官、刁小三答：“没有。”
　　胡传魁我说老刁啊，咱们不会枪毙他几个?
　　刁德一我正琢磨着拿谁开刀呢。来呀，把王福根给我带上来!
　　[刘副官、刁小三答：“是!”
　　[刘副官、刁小三架王福根上。
　　胡传魁说!新四军的伤病员哪儿去了?
　　刁德一只要你说出来这镇上谁是共产党，马上就放了你。
　　[王福根怒指胡传魁、刁德一。二人惊恐后退。
　　王福根你们这些骑在人民头上的汉奸!走狗!
　　胡传魁来呀!当着那些个穷百姓把他枪毙了!
　　王福根汉奸!走狗!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打倒汉奸、走狗!
　　[王福根被押下。
　　[内王福根高呼口号：“中国共产党万岁!”“毛主席万岁!”
　　[排枪声。
　　[内刘副官、刁小三嚎叫：“你们瞧见没有?不说就象他这样子——枪毙你们!快说!说!”
　　刁德一刁小三，把那个新四军的家属刘老头枪毙!
　　[内刁小三嚎叫：“刘老头出来!”
　　[内高呼：“打倒汉奸卖国贼!”群众愤怒高呼口号。
　　[排枪声。
　　胡传魁来人哪!
　　[刁小三上。
　　胡传魁把那沙老太婆拉出去一块枪毙!
　　刁德一慢着!把她给关起来!
　　刁小三是!(下)
　　刁德一司令!就是这沙老太婆不能毙，皇军点着名要她的口供，不要她的老命。
　　留着她为的是追问出在幕后活动的共产党!
　　胡传魁共产党!只怕是共产党坐在咱们对面，咱们也认不出来!
　　刁德一司令，有一人很值得怀疑。
　　胡传魁谁?
　　刁德一那天，刘副官冒冒失失地打了阵枪，在哪儿?扣下的船丢了一只，又在哪儿?都离春来茶馆不远!
　　胡传魁你是说……
　　刁德一阿庆嫂!
　　胡传魁……
　　刁德一太可疑了!
　　胡传魁怎么?抓起她来?
　　刁德一哪里哪里!司令的恩人哪能抓呀!司令不是派人请她去了吗?
　　胡传魁我是请她帮着我办喜事的。
　　刁德一等她来了，咱们问问她。
　　胡传魁问问?怎么问?——“你是共产党吗?”
　　刁德一哪能这么问!(耳语)怎么样?
　　胡传魁好，依着你!——来人!
　　[一伪军上。
　　胡传魁阿庆嫂来了，马上报告!
　　一伪军是!(下)
　　[胡传魁、刁德一下。
　　[一伪军内报：“阿庆嫂到!”
　　[阿庆嫂上，观察周围环境。
　　阿庆嫂(唱)【西皮散板】新四军反“扫荡”回兵东进，
　　沙家浜即将要重见光明。
　　胡传魁投敌寇把乡亲们蹂躏，
　　【流水】
　　这一笔血债要记清。
　　奉指示探敌情十有九稳，
　　唯有这司令部尚未查清，
　　借题目入虎穴观察动静……
　　[胡传魁、刁德一更衣整容上。
　　胡传魁阿庆嫂!
　　阿庆嫂胡司令!参谋长!
　　(接唱)【散板】
　　恭喜司令要成亲!
　　胡传魁你全知道了?
　　刁德一真是消息灵通!
　　阿庆嫂满镇上都知道了，刘副官通知各家各户“自愿”送礼了。
　　刁德一好，坐，泡茶!
　　[一伪军送茶上，即下。
　　阿庆嫂胡司令!听说新娘子长得很漂亮啊?
　　胡传魁哦!你也听说过?
　　阿庆嫂听说过!常熟城里有名的美人嘛。人品出众，才貌超群，真是百里挑一呀!
　　胡传魁哈哈哈……阿庆嫂你可真会说话。我今天找你就为请你帮助我办喜事的，到了那天你可得多帮忙啊!
　　阿庆嫂没什么，理当的。到了日子我一早就来，什么烧个茶递个水的，我都行啊…胡传魁不!不!那些个粗活儿，哪能叫你干哪。你就等花轿一进门，给我张罗张罗，免得出错。
　　阿庆嫂行啊，行啊，花轿一进门，您就把新娘子交给我啦，我让她该应酬的都应酬到了，亲戚朋友决挑不了眼去。胡司令你尽管放心。
　　胡传魁那好极了，他们家的老亲多，还爱挑个眼，有你当提调，那我就放心了。
　　阿庆嫂新房在哪儿啊?
　　胡传魁就在后院。明天东西置办齐了，我一定派人去请你。
　　阿庆嫂好，我一定来!
　　胡传魁早点来!
　　刁德一(以香烟筒击案，厉声而问)那个沙老太婆招了没有?
　　[内刘副官、刁小三答：“没招!”
　　刁德一把她带上来!
　　阿庆嫂胡司令，您这儿有事，我在这儿不方便，我走啦。
　　[阿庆嫂转身欲下，刁德一拦住。
　　刁德一阿庆嫂，我们办我们的事，你坐你的!
　　胡传魁既然是参谋长留你，那你再坐坐!
　　阿庆嫂好吧，(向胡传魁)那我就再坐坐。
　　[阿庆嫂略一思索，胸有成竹，沉着地走向桌边，端然稳坐。
　　刁德一把她带上来!
　　沙奶奶(内唱)【西皮导板】且喜亲人已脱险……
　　[沙奶奶上。
　　[阿庆嫂、刁德一、胡传魁以不同的心情，不同的表情看着沙奶奶。
　　[刘副官、刁小三上。
　　沙奶奶(唱)【西皮散板】粉身碎骨也心甘。
　　挺身来把仇人见——(见阿庆嫂坐在一边，心中一惊)阿庆嫂为何在堂前?(略一思索，有所解悟)只怕是敌人把她来试探，

三：[京剧沙家浜全剧]散文：难忘那份情

　　爱情是世间最甜蜜的事情，也是最难忘的回忆。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带来的散文难忘那份情，欢迎阅读。
　　难忘那份情
　　电视里又在播放京剧样板戏《沙家浜》。现在，京剧样板戏，尤其是《沙家浜》，又渐渐为人们所喜爱。可是，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她却为人所深深厌恶。因为，她让人想起“文化大革命”那段非人的年代。岁月如流水，日夜不息地流逝，带走了那些不愉快的经历，而将美好的记忆沉积下来。岁月越久，对美好往事的记忆越清晰，越留恋那些已逝的美好的时光。我们这一代从“文革”中过来的人，现在喜欢京剧样板戏，恐怕就是这种原因吧。
　　我对京剧《沙家浜》还另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在我上初中时，我们学校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女生，长相、身材都颇似当年芭蕾舞白毛女的扮演者石钟琴。她在学校宣传队里演阿庆嫂，是许多男生的梦中情人，当时，我也朦朦胧胧地爱上了她。一九七0年寒假，我初中毕业参了军，不知她的消息，是下乡插队，还是安排了工作。我们部队在皖西大别山区响洪甸水库旁的一个山沟里，四面群山壁立，挡住了春风，但春天还是悄悄来到了我们心里。那时，我们十七、八岁，正是“思春”的年龄，见花伤心，对月生情，渴望得到爱情。就是在那个时候，我对她的朦胧的爱变得强烈起来，她扮演阿庆嫂的身影老是在我眼前浮现，夜深人静的时候，对她的思恋越发强烈。这样，爱屋及乌，我对《沙家浜》和阿庆嫂就产生了一种特殊的感情。每当晚饭后，我们营部的大广播喇叭里播放《沙家浜》的时候，我便斜倚在营房柱子上，如痴如醉地听着，特别是第六场阿庆嫂思念亲人的那段主打唱段：“风声紧，雨意浓，天低云暗……亲人们，粮缺药尽，消息又断……”唱词美，音乐也美，沉郁柔婉，情意绵绵，令人销魂。当时，《沙家浜》剧中所有人物的对白我都能背诵，所有人物的唱腔我都会唱，我还能用笛子演奏全剧的主旋律曲。在我们刚到部队时，团里要组建宣传队，组织全团文艺会演，我们连演的节目是《沙家浜》第五幕，我也在其中扮演了一名新四军战士。
　　后来，我们部队医院的一个女兵闯进了我的生活，我便不再思恋她。然而，许多年以后，当那个女兵和她都成为我已逝生活的美好记忆的时候，对《沙家浜》的那种特殊感情就又重新回到了我的心中。那以后，每次听到《沙家浜》，我都会像当年那样，激动不已，心潮难平，浮想联翩。只不过，那已不再是当年的那种对她的刻骨铭心的思恋，而是一种留恋与怀念，是对已逝青春的一种深深的留恋与怀念。
　　一九七五年，我退伍后，从我们初中一位老师那里听到了她的一些情况：我当兵以后，她上了高中，其间与我们的一个外号叫“蛋白质”的姓柏的同学谈了恋爱。“蛋白质”生得阔面大耳，面如敷粉，其父是一个老红军，“文革”前曾任我们地区航校校长，我们小时，常见他穿一身将校呢军服，拄着一支手杖。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后，“蛋白质”参军去了，这时，我们的另一个同学乘虚而入。那个同学在学校时，貌不惊人，才不出众，默默无闻，她眼里哪里有他。但他追她追得很执着。据说，他每天晚上到她家去，她家里人都不理他，他就一个人坐着。夜深时，她家里人说：你走吧，我们关门了。他也不说话，走出门，随手带出一只板凳。第二天早晨，她家里人开门，看见他还坐在门口。就这样，他终于赢得了她的芳心。那个同学走上社会以后，却显示出了他的精明能干。初在地区邮电局当职工，八十年代当上了局里的中层干部，负责三产，有权有钱，使她过上了幸福生活。那个“蛋白质”，一九八五年我见过他一次，还是孑然一身，后来不知所终。
　　我再次见到她，是在十年后。一九八0年左右，那个后来追求她的同学的父母，当时与我在一个单位。一次闲谈，我才知道，她竟与我近在咫尺，那个后来追求她的同学，就是他们的儿子。言谈间，我称赞了她的美丽，说那时很多男生都追求她。她婆婆回去说了此话，不料她听后大为感动，到我们单位来见我。此前，她并不认识我。我们学校是两所中学合并起来的，我在五七中学，她在红大附中，合并后各自还在原先的校址上课，平时并不熟悉，但我们都认识她。那次我见到她时，她二十五岁，却已是一个五岁男孩的母亲，还是那样的风姿绰约，美丽动人。
　　从那次至今，又过去近三十年。三十年间，我见她几次，但我却觉得我所见到的并不是记忆中的那个她。直到现在，每次听到京剧《沙家浜》，我还会激动不已，还会自然地想起她，但我想起的也不是这个与我生活在同一个城市，有时能够见面的她，而是那遥远的年代、在舞台上扮演阿庆嫂、唱着“风声紧，雨意浓……”的那个美丽的姑娘，那是我永久的留恋与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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