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钟书 钱穆]钱穆与钱钟书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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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穆与钱钟书关系篇(一):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或一段视频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也可以叫做读书笔记下面是yuwenmi小编整理的作文，快来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篇一】
　　杨绛先生，于九十二岁高龄，写就一部近十万字的《我们仨》，我猜读者中最抓狂的一群人，当属“钱锺书迷”了。虽则，这几年来，坊间也出版了些研究钱锺书生平与学术诸方面的书籍，然而有关钱锺书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份量还是太少了些。杨绛先生以前出的《将饮茶》、《干校六记》等书，对于钱锺书生平研究者来说，早已是最不容忽视的头等史料，然而于爱好散文的读者来说，杨绛先生洗练、淡定的文风，始终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颇为“神圣”的地位，连文章大家董桥，也直称杨绛的文章是第一等文章。基于上述原由，《我们仨》一书的出版，堪称是今年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看完全书，读者才了解杨绛写《我们仨》一书的由头，应当是为了完成先于他们夫妇去世的独女钱瑗的遗愿。钱瑗生前，曾打算写同名的《我们仨》一书，还起好了写作大纲，终因病早逝未果。现在杨绛以她的视角写出的这本《我们仨》，内里充斥着对丈夫钱锺书与女儿钱瑗的深情追忆，文笔悲伤，读之令人恻然。
　　自1998年钱锺书去世以来，这几年，杨绛先生时有笔仗缠身，如与宗璞、与林非等人。显而易见，世上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是完人。所以，对钱锺书生前言行或有异议，或对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它们也有利于读者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钱锺书。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去寻找，杨绛先生是如何藉此书对近年的一些“非议”，来作出回应的;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杨绛先生作为“局内人”，亦有一改往日下意识地为钱锺书“添魅”的习气，在书内批露了一些非“传奇秩事”的细节，来为钱锺书的“圣人”地位“脱魅”，还原其成为一个也存在弱点的普通之人。这也许是《我们仨》一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众所周知，奠定钱锺书在中国文化界显赫声名的最基础的原因，是他写出了《围城》、《谈艺录》、《宋诗选注》及《管锥编》等几部著作。前二者完成于1940年代，然而只为钱锺书在较小的读者圈内，赢得了一些知名度。为他赢得文化明星般的世俗知名度，是19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围城》热播以后的事了。同时，鉴于《管锥编》一书里展现出的令人惊佩的博学，种种为钱氏“添魅”的文章，一时纷至沓来。钱的同学邹文海在《忆钱锺书》一文中，说钱氏大学入学考试，“算学零分”，仍为清华大学破格准其入学。虽则钱锺书自己承认数学分数不高，否认只考了零分，然而这则“偏科传奇”，似乎影响颇大，大约被认定是钱氏少时即现异秉或天才的征象，而被选入了刚建成的无锡钱锺书故居展示，供后人观瞻。再有如许渊冲的《钱锺书先生及译诗》一文，提及诸多有关钱氏的秩闻，如钱锺书在上大学时，即与夏鼐和吴晗并称清华文学院“三才子”，又说外文系“三杰”中的“龙”是钱锺书，“虎”是曹禺。鉴于这些言论的先知先觉，颇使人怀疑当初最早道出此论的某先生是否即是上帝本人。然而，此类“添魅式”的传奇言论，于读者来说，并无多大助益。相反，一个平凡的人，是如何经自身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坎坷与困顿，进而成为一个博学大家的生命历程，也许是值得读者更真切关注的所在。
　　《我们仨》的第二部分，无疑会成为杨绛先生以前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的补充，两相对照读来，是颇有收益的。在后面一文中，杨绛先生将钱锺书在牛津得的学位，写作副博士(B.Litt.)学位，有论者考证后，认为应译作“文学学士”更恰当。此回出版的《我们仨》一书中，杨绛先生亦改称作“文学学士”。关于这个学位，杨先生说，钱锺书“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调侃了一番。由此联想及《围城》里关于洋野鸡大学博士文凭的那节，杨绛先生一上来写成“副博士”学位，至少可看出，杨绛于钱得的学位不高，还是有些遗憾的。这样的学位，一回国即获清华大学教职，确属“破格任用”。等到钱锺书任职不满一年，因了其父钱基博要其转去蓝田师院“陪侍”任职，钱杨两人为此发生争执。杨绛显然不赞成钱丢弃清华前程，去湖南蓝田任职。杨应当有这个资本去力劝钱，从书中可看出，杨绛的留学英法生涯，更象现今所言的“陪读夫人”。她因了经济束手及需照顾钱锺书、抚育孩子等原故，并未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大学取得学位。可以说，她的留学生涯，全靠自学;更可以这样解读，钱锺书的牛津学位的获得，有杨绛作出的牺牲在里面。从杨绛简练含蓄的文笔之下，读者更可以看出，这次争执亦有涉两人间的性格差异。似乎钱锺书平时持才傲人、言谈或有直陈他人短处，与清华元老叶公超及联大外文系系主任陈福田，相处并不洽，而为人精细、出言谨严的杨绛，肯定亦会对钱氏此种行状有看法。然而，杨绛行文至此，亦只说：“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没有对丈夫的埋怨，只有理解。
　　从1941年夏开始，至1949年，是钱锺书这条清华之“龙”困顿于上海之时。他丢失了工作，要靠岳父让出学校授课的钟点，及私授学生来谋生。反观清华之“虎”曹禺，此时早已是声名大噪的剧作家，而此时的钱锺书，甚至连其父钱基博，亦不看好他，以为没有出息，不受宠爱。这一段时光，钱锺书从31岁到38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杨绛说他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杨绛接着又很坦然地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要靠夫人如此奔忙，来维持生计，读者很易猜到，此时钱锺书的心情，当有多么郁闷。然而正是在此段时间，他写出了一生中的所有短篇小说，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更有初现他博学与抱负的论著《谈艺录》。鉴于杨绛提到，钱锺书对《围城》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我不得不作这样的猜测，钱氏当初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或多或少与杨绛写剧本一样：“是为了柴和米。”钱锺书在《围城》一书的《序》里，提到此书写了两年，据杨绛说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可见钱氏绝非是类似写《在路上》的凯路亚克之流的创作天才，一挥而就即完成大作。钱氏又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他的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对《围城》一书的讽刺连篇的基调，及渺视“某一类人物”的文风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后，钱锺书得遇两位“贵人”照应——乔冠华与胡乔木，他们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先是刚解放时，由乔冠华提名，钱得以进入了毛选翻译小组。相较解放前，解放后在北京做了研究所研究员的钱氏夫妇，在经济上、治学环境上、社会地位上，都算是一种境遇的改善。同时，因钱氏有过“口舌之咎”的经历，故而在往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刻意不再言他人之非，得以“默存”而过关。文革后，钱锺书又获胡乔木青眼，既帮其解决了住房问题，又提名钱做了社科院副院长。这些内容，都在《我们仨》一书中，由杨绛道出，而以前在她的文章中，这方面是较少披露的。显然，不得不承认，上述事项，也是如今钱锺书得以盛名大成的原因中的一个要素。全书亦体现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即是展现了钱氏夫妇不与人争、淡泊名利的风貌，这是最可令读者敬佩的地方。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曾对她说：“有名气是多些不相知的人。”然而，作为一个常人，成名之后的喜悦，是无论如何亦遮掩不住的。平时见多了某些著名作家，在介绍自己的简介中，总要述及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了哪些国度的文字，并不厌其烦的罗列出来。其实，作家这种想要得到更多的读者读到自己作品的最朴素的喜悦，就连“高蹈”的钱锺书，也不能免俗。1980年代初，在《围城》一书的《重印前记》里，钱氏借机巧妙地点出了自己的作品已有了日、英、德、法、俄译本，暗里偷着自得其乐了一把。
　　说实话，在我的眼里，近年来让钱锺书“脱魅”的众多指谪言论中，无论是杨绛在书中应对的“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锺书刻薄了”一事也好，还是上面提及的加入毛选翻译小组一事也好，甚至是遇强邻而打架一事，这些只能让我觉得钱锺书越来越从被人为供奉的“圣人”的坛子上走了下来，还原成为了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让人更觉可亲。更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脱魅”言论，即钱锺书不设体系的学术作品，在拓展人类文化及知识领域，创新度究竟有多少?这里边似乎还涉及到如何评价一个学者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在文化界和学界的地位，是以博学，还是以创新，来作为首要条件进得考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批判，因为钱锺书在上个世纪中叶后留在大陆的顶级学人中，是受知识屏蔽这一历史局限性影响最小的一小群人中的一个，他应当承受这种指责。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我们仨》一书，展现的是杨绛眼里的钱锺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生平研究者，当然要考量到杨绛敦厚的传统文风下，所书事迹与史实的距离;还要注意到记忆的遗误，这对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来说，都属正常之事。一如钱锺书在一封信(此信原件现存无锡钱锺书故居)中，质疑八十高龄的钱穆所写的《师友杂忆》记忆有误，内中提到的钱穆曾与钱基博锺书父子同赴常熟作讲演，并同住一旅馆事，实为子虚乌有。
　　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篇二】
　　终于慢慢地安定下来。
　　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终于也无聊起来，我是最怕闲下来的，也最怕被别人甩下。于是不断的找可以丰富自己的方式，好好捡起书来。
　　曾经看过一句伟人说过的话，只看经过至少几百年沉淀依旧流传，受人吹捧的书籍。这句话让我对很多现当代的作家以及作品嗤之以鼻。殊不知自己错过了很多经典。
　　知道杨绛是在钱钟书之后，大学时代她的《我们仨》总总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为它驻足。近几年陆陆续续从报刊杂志网络得知她的名气。这个满头银发的世纪老人安详的坐在书桌旁，让人顿生佩服。
　　况且人一长大，总会更倾向于家庭，处理家庭的艺术。特别想了解这样一位伟人是怎么在最亲的两个人(丈夫和女儿)死后写的回忆录，怎么安定的过余生。
　　这本书杨绛以一个妻子，一个妈妈道来家庭的琐碎，三个人平淡中的小幸福。完全没有你想象中的遥不可及，有的只是小日子，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共同前进，女儿与父母的成长与陪伴。
　　我从外界知道的钱钟书是一个高傲，不可一世的作家。然而在妻子笔下的他仅是一个与世无争，不太谙世故，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妻子帮忙的普通的丈夫，只是默默的学习，默默的教导学生，传授知识的文人。
　　杨绛是一位伟大的女人，本也是出生书香门第，大家闺秀，想来很多事情都无法料理却还是跟着钟书从英国到法国，再回到国内不停的奔波，作为一个妻子，还要渐渐的熟悉柴米酱醋油盐之事。一定是相互的爱情才让这繁杂的家务变成生活的乐趣吧。
　　钱媛，知道她也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总觉得她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秀，应该过得很自卑，钱氏夫妇也可能会不太认可这位孩子。我是多么的肤浅，一个人的美好岂能用所谓的外界的功名来概括呢。她这个乖巧的，有天分的孩子，在杨的笔下就是她的丈夫钱的化身，很多时候像极了她的爸爸。这想必是爱的一重高境界吧，因为我也会经常从我妈妈的耳边幸福的说我和爸爸的很多相像之处。
　　我原本以为如此有名的一对作家应该过着殷实的生活，可是并没有，我也以为他们不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或者更加的知名。他们在国外省吃俭用，还不断地想尽办法努力丰富自己。回到国内也是经常性的两地分居，为生计奔波。生活的苦并没有压倒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他们有的只是乐观的面对与迎接，三个人共同的扶持，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和谐的家庭。圆圆这个美好的女儿曾经还为了要照顾父母要终身不嫁，最终还是父母劝服了她，你就完完全全沉浸在这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中。
　　晚年的钱氏夫妇过得并不好，看着让人非常的辛酸。由于时代的关系，两位老人体弱多病还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这也只能怪时代给予那时人民的苦。
　　曾经以为轰轰烈烈才是生活的本色，也听过看过太多的晒幸福，过分歪腻与争吵，于是植根于脑底的就是这个婚姻与家庭的模板。殊不知平平淡才是真的真。
　　走过这些，杨绛是多么辛苦，看着女儿和丈夫在两年内相继离世，这世界上自己最最亲近的两个人永远的离开了自己。即使现在有了固定的房子也只是一个旅舍般，心却没有了归宿。她心里是经过了怎样的翻江倒海，才达到如今的心如止水。
　　愿这位百岁老人，安安稳稳，静静地享受最后的时光。
　　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篇三】
　　今天逛书店，喜得钱钟书夫人杨绛新作《我们仨》，三联书店这七月份刚刚出版发行。回家后迫不及待地一口气把书读完，按捺不住亢奋之情，当即写下点读后心得。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钱钟书与杨绛唯一的女儿)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第165页)在痛失亲人之后，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用清新幽雅的笔调、冷隽幽默地追记了他们这三口之家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集结成回忆录《我们仨》。他们仨性格迥异，却志趣相投，都把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们善良、智慧、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看法透彻豁达——所有这些在杨绛传神的笔下，平易自然娓娓诉说，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亲切如故，爱不释手。其中描写钱钟书先生的章节，尤为耐人寻味。
　　我们近距离地看到，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憨态可掬、诚挚厚道、调侃幽默、平易可亲的学者。你看他，“笨手笨脚”地老是“做坏事”，今天“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过两天又“把台灯砸了”，接着还“把门轴弄坏了”(第87页)，但对别人却体贴入微：妻女离开产院回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87-88页)”端给妻子吃。回国后，他听从父命回蓝田教书，“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第101页)。他与杨绛几十年相濡以沫，恩爱如故，对朋友“口剑腹蜜”(第75页)，“肯帮忙”(第124页)，坦诚相待。他诙谐风趣，书中有两段文字颇有趣：“我表姐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第97页)他“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在等待上菜的时候，”他总是“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尽管他眼睛近视，“但耳朵特聪”，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全文”，边听边看边评论——“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这一桌是请亲戚”，他能说出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令人忍俊不禁(第140页)。环顾周遭一些“学者”——他们孤傲怪僻、诡谲狡诈、表里不一、道貌岸然，令人退避三舍——更使我们感到钱钟书先生是如此单纯朴直、“像水晶珠似的远近自然，外内如一”(吴忠匡)，人见人爱。
　　我们还近距离地看到，钱钟书先生才逾八斗，学贯中西，但他总是把个人的成就、威望荣誉置之度外，从来不摆出一副大学者的派头，令人望而生畏。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创作，几乎译成了所有的西方文字;无论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在文艺鉴赏方面，在比较文学方面，他都有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和贡献;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旧体诗当行出色，写得极为精妙;他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最具权威和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红楼梦》有一首《好了歌》，其中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可钱钟书先生就是一生不爱名不爱利的学者。他“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第124页)。他“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第67页)，不愿抛头露面，沽名钓誉。因此，就连一九七五年国庆日他接到国宴的请帖(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誉)也不动心，反而托词“请了病假”(第152页)，没有出席。因此，小说《围城》改为电视剧后，“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结果妻子杨绛“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第164页)。听说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专访节目，这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有的机会，可他却断然谢绝了。书中第71页还提到： 钱钟书先生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时，有一位英国富翁劝说他放弃中国的奖学金，由富翁资助改行读哲学，然后留校当汉学教授，做富翁弟弟汉学家的助手，研究老庄哲学，可是钱钟书先生“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放弃自己国家微薄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他是“决计不干的”。环顾我们周遭有些“学者”——他们把“学问”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寻找一切机会到处忸怩弄姿做骚表演，有名就争，有利就夺——就越发令人感到钱钟书先生的伟大。
　　上述这些章节，虽然都是桩桩小事，而且挂一漏万，但足以映衬出一位学者的高风亮节。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一家三口平时总是详尽地把自己“琐琐碎碎的事”记录下来，并称之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159-160页)。石子虽小，却经得起巨浪的拍击，泰然留驻沙滩，矢志不移。“石子”记事，事事有石，石堆成山，巍巍魁岸。“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在大山面前，石子藐小微细，是大山的颗粒，当然无可匹比，但小石朴素无华，坚忍不拔，能积成大山，亘古万年。《我们仨》就是由这样一粒粒“石子”铸成的大山，钱钟书先生屹立在我们面前——他“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选择去留问题时他“不愿做外国人”，宁愿做“倔强的中国老百姓”(第122页)——顶天立地，光芒四射，长驻人间!记得四五十年前读过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至今印象还很深刻。是的，钱钟书先生并没有作古，“他还活着”，他在我们眼里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一位学者，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钱穆与钱钟书关系篇(二):谈谈黄庭坚诗词艺术风格

　　引言：黄庭坚在诗歌方面，他与苏轼并称为“苏黄”，下面就来分析一下黄庭坚诗词艺术风格特点，欢迎大家阅读!
　　提起唐诗，人们自然会想到并称“李杜”的大诗人李白和杜甫;说到宋诗，又有谁不知道联名“苏黄”的大诗人苏轼与黄庭坚呢?在宋代诗坛上，成就最杰出的诗人是苏轼;作为江西诗派的领袖人物，黄庭坚则是宋诗特征最典型的代表。他对宋诗影响之巨，苏轼也要略逊一筹。
　　黄庭坚的诗歌，今存1956首，内容丰富，题材多样，众体兼备;有多种艺术风格，又有独到的艺术造诣;有分量厚重的七古长篇，又有传诵人口的精美短章，堪称诗坛大家。
　　黄山谷早期的诗中，有不少讥刺时政、抨击新法弊端和反映民生疾苦的作品，后来由于担心惹祸，他把它们大都删去了。浏览黄诗，占据山谷诗题材主流的，是那些表现自我、抒写个人生活经历和文人情趣之作，其中，题咏书画、奇石、亭台楼阁以及笔、墨、纸、砚、香、扇、杖等文化产品或与文化活动有关之物的篇章俯拾即是。它们以密集的人文意象，浓烈的文人色彩，馥郁的书卷气息，富于诗意地展现了封建社会一个品格正直高洁的知识分子的复杂精神世界，也多侧面地折射出了时代风云气象。这是山谷诗题材和内容的特色。
　　山谷诗在艺术上的成就更加引人注目。苏轼以为“一代之诗，当推鲁直”(黄庭坚《与王周彦书》)，清代方东树也赞他“英笔奇气，杰句高境，自成一家”(《昭昧詹言》卷一)。的确，山谷诗，迭出新意，一洗唐调，具有鲜明的艺术独创个性。
　　翻读山谷诗集，扑面而来的首先是那些五光十色、奇幻生新的比喻，把人引进遍布奇花异草的诗的世界，触发出一种欲知未知的迷茫，以及新鲜发现的欢喜。诗论家们按照喻体和本体相似关系的远近，将比喻分为“近取譬”和“远取譬”两种。钱钟书先生在《读〈拉奥孔〉》一文中说，喻体和本体，“不同处愈多愈大，则相同处愈有烘托;分得愈远，则合得愈出人意表，比喻就愈新颖。”(《七缀集》)山谷想像力敏锐、犀利、丰富，最擅长创构奇幻生新的“远取譬”喻象。例如“客愁非一种，历乱如蜜房”(《次韵答叔原会寂照房呈稚川》)，用密集纷乱的蜂房形容客愁的杂乱无绪;“竹笋初生黄犊角，蕨芽已作小儿拳”(《观化十五首》其十一)，用小黄牛刚露出的角儿比喻初生竹笋，用小孩子的拳头比喻蜷曲的蕨芽;“寒藤老木被光景，深山大泽皆龙蛇”(《八月十四日夜刀坑口对月奉寄王子难子闻适用》)，用游动的金龙银蛇比喻月光照射着的深山大泽的寒藤老木;“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戏呈孔毅父》)，用缀于蛛网上的闪亮露珠，比喻外表华美而内容空虚的文章;“心似蛛丝游碧落，身如蜩甲化枯枝”(《弈棋二首呈任公渐》其一)，用飘荡空中的蛛丝和挂在枯枝上的蝉壳比喻下棋人专心致志的神情姿态。山谷还擅长逆向想像，不犯正位，别出心裁地运用倒喻，例如“程婴杵臼立孤难，伯夷叔齐采薇瘦”(《寄题荣州祖元大师此君轩》)一联，赞颂环绕轩堂的翠竹的高风亮节，竟然用了四位古代忠烈之士的事迹来比喻;又如“西风鏖残暑，如用霍去病”(《又和答斌老病起独游东园二首》其一)，竟匪夷所思地用汉代抗击匈奴的名将霍去病比喻西风驱逐残暑。山谷的曲喻，用得更多也更新奇。所谓曲喻，就是在用了比喻后，再从喻体形象出发，进一步发挥想像，写出本体形象本来并不具有的状态或动作，这可谓认假作真，妙想联珠。钱钟书先生在《谈艺录》中对黄庭坚诗歌的曲喻曾有精彩分析，他说：“例若‘青州从事斩关来’，‘管城子无食肉相，孔门兄有绝交书’，‘王侯须若缘坡竹，哦诗清风起空谷’，‘湘东一目诚甘死’，‘未春杨柳眼先青’，‘蜂房各自开户牖’，‘失身来作管城公’，‘白蚁战酣千里血’等句，皆此类。酒既为‘从事’，故可‘斩关’;笔既有封邑，故能‘失身食肉’;须既比竹，故堪起风;蚁既善战，故应飞血;蜂窠既号‘房’，故亦‘开户’。均就现成典故比喻字面上，更生新意;将错而遽认真，坐实以为凿空。”上述这些新颖奇警的比喻，都能给人奇幻生新之感，显示出黄庭坚借助奇思妙想创构新鲜动人的意象的艺术功力。
　　在苏轼周围的作家群中，黄庭坚的诗歌成就最为突出，他最终与苏轼齐名，二人并称“苏黄”。
　　黄庭坚(1045-1105)，字鲁直，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他23岁进士及第后，在叶县(今属河南)、太和(今属江西)等地做了17年的低级官员。这段时期内的黄诗比较关注社会现实，如《流民叹》、《和谢公定征南谣》等，抨击时弊相当尖锐【注：黄庭坚50岁时自编诗集《退听堂集》，由于他当时正因修《神宗实录》而听候审问，所以 把早年所作的涉及时政或抨击时弊的诗都删去了。后来黄的外甥洪刍为黄诗编集时遵循《退听堂集》的取舍。任渊作注的《山谷内集》也以此为准，所以黄诗中反映社会现实的作品较少为人所知，其实这些诗尚存于《山谷诗外集补》中。按，黄庭坚的生平事迹，见《宋史》卷四四四本传】。元丰八年(1085)旧党执政后，黄庭坚来到汴京任职于馆阁，参加编写《神宗实录》，自此成为苏轼的密友，常与苏轼等人唱和，诗的内容则以书斋生活为主。从哲宗绍圣元年(1094)开始，旧党重又失势，黄庭坚也受到迫害，先后被贬谪到黔州(今四川彭水)、戎州(今四川宜宾)，最后卒于荒远的宜州(今属广西)贬所。黄庭坚被贬的直接原因是《神宗实录》引起的文字狱。惊悸之余，黄庭坚作诗较少，内容则以抒写人生感慨为主。黄庭坚始终被人看作旧党，其实他虽然在政治上追随苏轼，但并未积极参加新旧党争，他一生的心血主要倾注在诗歌和书法创作上。
　　就题材范围而言，黄庭坚诗没有显著的特点。他流传下来的一千九百多首诗，约有三分之二是思亲怀友、感时抒怀、描摹山水、题咏书画的诗，这种题材趋向与王安石、苏轼基本相同。黄诗的特点是文人气和书卷气特别浓厚，诗中的人文意象格外密集【注：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云：“独照之匠，窥意象而运斤。”本章所说的“意象”指诗歌中的具体物象。陈植锷《诗歌意象论》第六章《意象的分类》中认为意象在内容上可分为三类：自然的、人生的、神话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排印本，第132页)。我们则倾向于分成两大类，即自然意象和人文意象。所谓人文意象，意指与人的文化活动有关的意象，也即非自然的意象。参看霍松林、邓小军《论宋诗》，《文史哲》1989年第2期】。首先，黄庭坚喜爱吟咏书画作品、亭台楼阁以及笔、墨、纸、砚、香、扇等物品，这些对象自身都是文化活动的产物或与文人生活密切相关的物品，自然会使诗歌充满文人色彩。其次，黄庭坚写其他题材也努力抉发其中的文人意识。例如《演雅》一诗，咏及蚕、蛛、燕、蝶等43种动物，它们本来全是自然意象，查是黄诗并没有到自然界中去观赏这些禽鸟虫鱼，而是从古代典籍的字里行间去认识它们，全诗充满着典故。又如茶本来是一种生活用品，但在黄诗中茶却成为文人雅致生活不可或缺的内容，例如《双井茶送子瞻》：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
　　我家江南摘云腴，落

钱穆与钱钟书关系篇(三):汪曾祺散文主要内容

　　汪曾祺被誉为“抒情的人道主义者，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他的散文内容是以什么为主的?
　　
　　汪曾祺散文特点
　　一、流转生动的语言美
　　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离不开语言。语言是读者和作者心灵沟通的桥梁，没有它一切情感和思想的表达都无从谈起，汪曾祺尤其重视语言美，他对语言的见解也很精到，其中最重要的是他要求语言要气韵生动。他说：“语言像树，枝干内部汁液流转，一枝摇，百枝摇。语言像水，不能切割的。一篇作品的语言，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里，他认为语言是一个有机整体，不可分割的;同时他也强调文章语言中流动的韵味，如“老翁携带幼孙，顾盼有情，痛痒相关。”他的散文语言都有这样的韵味，在平和简约的语言里，或透出一种柔情，或低吟一分悲悯，或活泼着几许幽默机智，细细咀嚼，犹如“春初新韭”。如在回忆金岳霖先生的文章里，有这样一段文字：
　　……金先生有一次也被拉了去。他讲的题目是《小说和哲学》。不料金先生讲了半天,结论却是：小说和哲学没有关系。有人问：那么《红楼梦》呢?金先生说：“《红楼梦》里的哲学不是哲学。”他讲着讲着，忽然停下来：“对不起，我这里有个小动物。”他把右手伸进后脖颈，捉出一个跳蚤，捏在手指里看看，甚为得意。
　　这段文字不长,却行云流水般,气韵流转,寥寥数笔,一个“怪”教授，跃然纸上。在这里，作者写出了金教授那“治学精深”的品质，同时也不无幽默地道出了金教授憨厚、朴实和有趣的性格，他是一个可敬又可爱的学者!湖南的评论家凌宇曾说过：“汪曾祺的语言很奇怪，拆开来看，都很平常，放在一起，就有一种韵味”这应该是对汪曾祺散文气韵生动的如水语言美的肯定。另外，这里的“平常”，讲的是汪曾祺散文语言的平民化特征。这种特征在汪曾祺谈吃食，谈花草虫鱼的文章中表现尤为突出。汪曾祺是位活在人间烟火中的平凡享受者，他爱美食，爱忆旧，喜游历，所到之处，必开怀享受。他吃遍大江南北，如他谈在内蒙古吃羊贝子：
　　……羊贝子真是够嫩的,一刀切下去,会有血水滋出来.同去的编剧、导演，有的望而生畏，有的浅尝则止，鄙人则吃了个不亦乐乎。羊肉越嫩越好。蒙古人认为煮久了的羊肉不好消化，诚然诚然。我吃了一肚子半生的羊肉，太平无事……
　　在汪曾祺谈吃的散文里,我们看不到梁实秋“雅舍谈吃”那种全然文人式的典雅气质，他追求的是一种人间普通百姓式的人生乐趣，但这种乐趣的表现并不粗俗，它体现出了一种简明而畅快的淋漓感，透出一个普通百姓人的真实朴素的性灵。而如水般透明简朴的语言成就了汪曾祺散文的这一特色。
　　二、真情关怀的情感
　　汪曾祺散文中流露出的人生态度是淡泊、超然的。他在文中多次谈到这种态度：“淡泊，是人品，也是文品。一个甘于淡泊的作家，才能不去抢行情，争座位;才能真诚地写出自己所感受的那点生活，不耍花招，不欺骗读者。”又说“人要有一点自知。我的气质，大概是一个通俗抒情诗人。我永远只是一个小品作家，我写的一切，都是小品。”正如他所说的，他追求的就是一种平淡柔和人生理想。他“天分甚高，但天性散淡，懒于过问政治，一心只想作个潇洒文人”。即使是可以写出雄伟壮阔境界来的题材，在他的笔下，也呈现出小桥流水式的柔和的美。许多作家写泰山写草原，都会描出一片恢弘的辽阔的壮美气势，但在汪曾祺的笔下，则现出一种悠然宁静的美。他注目的是泰山的碧霞元君、金刚经，山上的各色野菜，担山人的扁担等等，总之与他一贯追求的平淡柔和的境界相吻合。这种淡泊超然的人生态度如细流一样在他的散文中缓缓流淌，随处可见。
　　可是，说汪曾祺散文淡泊超然并不等于他的散文超然得无心世事，没有社会责任感和对世人的关怀。他的散文总是流动着一种对生命的热爱，对生活的真诚。这种被内敛起来的情感使得他的散文别有一种温情脉脉的魅力。汪曾祺是关注文化的传承和发展的，在谈吃的文章中，不但谈吃文化还巧妙而中肯地向读者(特别是作家)提出要广泛地关注生活积累素材，又说“能习惯类似苦瓜一样的作品，能吃出一点味道来”，表达对新生的文学应持辨证的观点，不能一刀切。他也呼吁保护自然环境的平衡，在畅谈自己对翠湖的昔日情怀时，建议在发展中注意还翠湖一个“明爽安静”的环境。汪曾祺也将这种爱心兼顾到了一枝一叶上。大自然的各种小生命如蝈蝈、蜻蜓、知了等等经常在他的笔下展现生机，对一株百年柳树，他写到：用手指搔搔它的树干，无反应。它已经那么老了，不再怕痒痒了。爱抚之情历历可见。汪曾祺是站在一个内敛不张扬的情感角度上表达他对世间事物的关注，对生命的热爱的，故显得淡然超脱，但真挚的情感又是那样流溢着丝丝入扣的温馨。
　　三、自然旷达的思想
　　汪曾祺的这种情感的体现与他所接受的儒道互补的哲学思想有直接的关系，他自称“受影响最深的还是儒家”他特别推颂曾点式的儒家思想：暮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圻，风乎舞雩，咏而归。曾点的这种超功利的率性自然的思想是生活美的极致，汪曾祺如是咏叹。这反映在文学，就是对“适我性情”风格的推崇，对于简洁、潇洒的文风的追求，致力在文章中构建一个和谐的充满人性美的人文环境。他始终用一种充满温情的目光注视世界，以一种积极达观的态度去思考、去生活，他能在被定为右派之后心安理得地在农科所读《容斋随笔》《梦溪笔谈》，在被人不小心撞的嘴里的牙乱七八糟后还能不在乎的替人圆话。这种“安贫乐道和闲适态度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优良传统美德”。在继承传统的文化的同时他对现代化也是积极面对的，对其负面影响是警惕的。在《胡同文化》中，他用老庄的发展的观点去看待现代文明的发展，但又在现代化将人异化的层面提出了质疑，从而呼吁人的发展应符合自然发展规律，但不能强求，以致误入歧途，消失了本性的美好。汪曾祺的这种蕴涵着和谐、温暖、奋发思想的散文为现代人缔造了一个似秋水容纳百川的浩淼的思想空间。
　　汪曾祺散文流转生动的语言，真挚关怀的语言，自然旷达的思想共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似水空明淡泊，阔远生动的美好境界。
　　四、汪曾祺散文的水韵之美
　　汪曾祺的散文创作内容大致可按“记人事，写风景，谈文化，述掌故，兼及草木虫鱼、瓜果食物，间作小考证”来分，其中创作的背景多与他的故乡高邮有关，另外还有昆明和北京。在水气浩淼的高邮湖边长大的汪曾祺，耳濡目染之下，水不但不自觉成了他的一些创作背景，也影响了他的创作风格。故乡高邮“平常总是柔软的、平和的、静静流着的水”流入他的散文当中，润泽了一片生机盎然的风物，洗涤了健康优美的人性，陶冶了积极和谐的审美追求。这种自然环境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作家的审美趣味，首先让创作对象带上了作家的审美趣味色彩。出身乡绅世家的汪曾祺，自小生活无忧，常常带着孩童的烂漫，“东看看西看看”，在水乡人们的生活中闻嗅一种辛劳、笃实、清甜、微苦的生活气息，在大自然的缤纷多彩中采撷清新淡雅的果实。在他的《花园》一文中，就十分形象地体现了他那追寻自然接近自然，体味和谐的儿时情怀。在“花园”里，各类小昆虫悠然自得地生存着，各色鲜花素果生机盎然：“花天牛半天时间吃了一片叶子，这叶子有点甜么，那么嫩。
　　金雀花好热闹，多少蜜蜂!波——，金鱼吐出了一个泡，破了，下午我们去捞金鱼虫……”在这简短而形象的描写中，作家笔下的生物似就鲜活地生活在一个弥着淡淡水气的夏日风光画境里。另外，作家也不经意地将这份水气带进“昆明的雨”中去渲染，连穿着绣花鞋的苗族小姑娘的一声吆喝：“卖杨梅——”似也“娇脆”地可以如水透澈绵长。在《我的家乡》中，汪曾祺更是大篇幅的围绕高邮湖的天光云影，水产名胜来展现故乡的旖旎风光和相思情怀。对水“不期然”的情有独钟，也在“不期然”中浸染了汪曾祺散文的语言、情感、思想，使它们悄悄散发出淡泊明秀的水气，缔造了汪曾祺散文的悠远空明的水韵。
　　汪曾祺散文读后感
　　“夏天的早晨真舒服。空气很凉爽，草上还挂着露水(蜘蛛网上也挂着露水)，写大字一张，读古文一篇。夏天的早晨真舒服。”《夏天》
　　如此平淡质朴，如话家常的文笔有几人写得如此惬意?惟恐只有汪曾祺能做到了。品读汪曾祺的散文，虽然话语平常，但饶有趣味。如《葡萄月令》
　　“然后，请葡萄上架。把在土里趴了一冬的老藤扛起来，得费一点劲。大的，得四五个人一起来。“起!——起!”哎，它起来了。把它放在葡萄架上，把枝条向三面伸开，像五个指头一样的伸开，扇面似的伸开。然后，用马筋在小棍上固定住。葡萄藤舒舒展展、凉凉快快地在上面呆着。
　　读到这里，我不由得笑了，绘声绘色的描述让我似乎看到了葡萄藤老爷般呆在架子上。
　　这便是汪曾祺的散文所带来的感觉享受。读汪曾祺的散文处处可见这样的文笔，行文中透着淡泊宁静，即使人生的酸甜苦辣也能被他写出不同的韵味。
　　如自1938年9月，日军飞机濒临昆明进行空袭，狂轰乱炸，西南联大教职员宿舍亦有被炸毁的，造成人员伤亡。汪曾祺正在西南联大学习，当时师从沈从文，后来写得小说受其影响，并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西南联大当时集中了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的著名教授和专家学者，如对魏晋南北朝史和隋唐史颇有研究的陈寅恪，对中国哲学史研究卓有贡献的冯友兰，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人物朱子清，以及各有专长的闻一多、钱钟书、沈从文、柳无忌、叶公超、吴晗、钱穆、钱端升、张奚若、费孝通、罗隆基、潘光旦、贺麟、陈岱孙、王力、吴宓、闻家驷等。在很多名人的回忆录中，这段时间是惨淡动荡的。然而在汪曾祺关于这段时间回忆的散文中，却透着生活的情趣。如《跑警报》：
　　跑警报大都没有准地点，漫山遍野。
　　说是漫山遍野，但也有几个比较集中的“点”。古驿道的一侧，靠近语言研究所资料馆不远，有一片马尾松林，就是一个点。这地方除了离学校近，有一片碧绿的马尾松，树下一层厚厚的干了的松毛，很软和，空气好，——马尾松挥发出很重的松脂气味，晒着从松枝间漏下的阳光，或仰面看松树上面蓝得要滴下来的天空，都极舒适外，是因为这里还可以买到各种零吃。昆明做小买卖的，有了警报，就把担子挑到郊外来了。五味俱全，什么都有。最常见的是“丁丁糖”既麦芽糖，也就是北京人祭灶用的关东糖，不过做成一个直径一尺多，厚可一寸许的大糖饼，放在四方的木盘上，有人掏钱要买，糖贩即用一个刨刃形的铁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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