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先生学行小传]钱基博

来源:童话寓言 时间:2018-08-09 15:00:03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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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基博一:古代家风家训小故事

  家风家教对一个孩子的成长至关重要,正所谓孩子是父母的缩影,我们若想教育好孩子,首先应从我们自身做起,为孩子树立良好的家风,营造良好的家庭氛围!下面是小编为大家准备的古代家风家训小故事,希望大家喜欢!
  古代家风家训小故事篇一
  司马光,字君实,号迂叟,世称涑水先生。北宋政治家,历史学家,官至宰相。
  司马光虽官高权重,但严于教子,很注重培养子女自律自立意识。他写了了篇传诵至今的《训俭示康》。他在总结了历史上许多达官显贵之子,因受祖上荫庇不能自强自立而颓废没落的教训,告诫其子:"有德者皆由俭来也"、"俭以立名,侈以自败"。
  由于教子有方,司马光之子,个个谦恭有礼,不仗父势,不恃家富,人生有成。以致世人有"途之人见容止,虽不识皆知司马氏子也"。
  古代家风家训小故事篇二
  吉鸿昌,字世五,河南扶沟人。察绥抗日同盟军领导人之一。早年在冯玉祥部队当兵,以英勇善战升为营长、师长,后任国民 党军长和宁夏省政府主席。
  1920年,25岁的吉鸿昌,当时任营长,父亲吉筠亭病重。他对前来探视的吉鸿昌说:"当官要清白谦正,多为天下穷人着想,做官就不许发财。否则,我在九泉之下也不能安眠。"吉鸿昌含泪答应。
  吉鸿昌父亲病逝后,他把"做官不许发财"六字写在瓷碗上,要陶瓷厂仿照成批烧制,把瓷碗分发给所有官兵。在分发瓷碗大会上说:“我吉鸿昌虽为长官,但决不欺压民众,掠取民财,我要牢记父亲教诲,做官不为发财,为天下穷人办好事,请诸位兄弟监督。”
  吉鸿昌言行一致,一生清白谦正,处处为民众。当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他反对蒋介石的投降政策,奋起抗日。遭国民 党反动派杀害,牺牲时年仅39岁。
  古代家风家训小故事篇三
  钱基博乃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学问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钱钟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钱基博二:名人的家训小故事

  我们的国家是由千千万万个幸福家庭组成的,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家风家训。只有我们每个人认真遵守好自己的家风和家训,我们的祖国才能更加稳定、和谐、繁荣、强大。下面是小编为您整理的关于名人的家训小故事的相关资料,欢迎阅读!
  名人的家训小故事:钱基博对儿子管教极严
  钱基博乃是一代国学大师,是学者、作家钱钟书的父亲。
  钱基博对儿子的管教极严,钱钟书十六岁时,还痛打一顿。1926年秋至次年夏天,钱基博北上清华任教,寒假没回无锡。此时的钱钟书正在读中学,没有温习课本,而是一头扎进了小说的世界。等到父亲回来考问功课,钱钟书过不了关,于是挨了打。
  1929年,钱钟书考入清华大学外文系后,钱基博还时常写信给他。一封信中说:“做一仁人君子,比做一名士尤切要。”随后一封信则表示:“现在外间物论,谓汝文章胜我,文学过我,我固心喜;然不如人称汝笃实过我,力行过我,我尤心慰。”希望钱钟书能“淡泊明志,宁静致远。我望汝为诸葛公、陶渊明;不喜汝为胡适之、徐志摩”。
  钱基博对当时的新文化运动保持距离,埋首国学,他这样告诫权重书,不过出于一个儒者的文化立场。
  名人的家训小故事:胡适倡导“独立、合群、重学”
  胡适和妻子江冬秀育有三个子女,女儿五岁夭折,长子胡祖望、小儿子胡思社围绕在江冬秀身边,胡适忙于共舞,无暇顾及。江冬秀虽然出身官宦之家,但仅读了几年私塾,又酷爱打牌,对于孩子的管教,少投入精力,多有责怪,不甚得法。
  在家庭教育中,胡适虽然倡导“独立、合群、重学”,但自身也有不懂的如何爱孩子的嫌疑。1929年,胡适给胡祖望写信,希望锻炼他过独立、合群、用功读书的生活,其中说:“功课及格,那算什么?在一班要赶上一班最高一排,在一校要赶上一校最高一排。功课要考最优等,品行要列最优等,做人要做最上等的人,这才是有志气的孩子。“这时,胡祖望十岁,离开父母,独自在外上学,父亲如此高的期望,恐怕只会感到”压力山大“。次年,胡适即大失所望,接到学校发来的”成绩欠佳“的报告单,怒道:”你的成绩有八个’4’,这是最坏的成绩。你不觉得可耻吗?你自己看看这表。”
  最终,胡祖望虽然上过大学,但远未达到胡适对他的期望;胡思社读了两所大学都未能毕业,却染上了不少坏习气。晚年,胡适对秘书说:“娶太太,一定要受过高等教育的;受了高等教育的太太,就是别的方面有缺点,但对子女一定会好好管理教养。母亲有耐心,孩子没有教不好的;孩子教不好,那是做母亲的没有耐心的关系。”可谓沉痛之语,意味深长。
  在给江冬秀的信中,胡适亦自我反省道:“我真是不配做老子。平时不同他们亲热,只晓得责怪他们功课不好,习气不好。祖望你交给我,不要骂他,要同他做朋友。”
  名人的家训小故事:丰子恺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丰子恺育有七个子女,他认为童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极力反对把孩子培养成“小大人”。
  在生活中,丰子恺称外出做事为“无聊”,和孩子们在一起则内心充满欢喜,抱孩子,喂孩子吃饭,唱小曲逗孩子,画画引孩子笑,和孩子们特别亲近。又一次,长子瞻瞻要丰子恺抱他到车站去买香蕉,“满满地擒了两手回来”,到家时,却熟睡在父亲的肩头,手里的香蕉早已不知去向。丰子恺在《给我的孩子们》一文中感叹:“这是何等可佩服的真率、自然与热情!大人间的所谓’沉默’、’含蓄’、’深刻’的美德,比起你来,全是不自然的、病的、伪的!”
  除了让孩子在爱的空气中自由成长,丰子恺还重视培养孩子的独立精神。1947年,他不如知天命之年,与子女“约法”,强调最多的便是“独立”,其中一条写道:“”大学毕业后,子女各自独立生活,并无供养父母之义务,父母亦无供给子女之义务。“同时,子女独立后,要与父母分居,”双方同意而同居者,皆属邻谊性质,绝非义务“。
  有时候,名人较一般人而言,多的不仅仅是学识,还有那独一无二的气度,且那气度会代代延续!

钱基博三: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


  读后感是指读了一本书,一篇文章,一段话,几句名言,一段音乐,或一段视频后,把具体感受和得到的启示写成的文章,读后感也可以叫做读书笔记下面是yuwenmi小编整理的作文,快来看看吧,希望对你有帮助哦。
  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篇一】
  杨绛先生,于九十二岁高龄,写就一部近十万字的《我们仨》,我猜读者中最抓狂的一群人,当属“钱锺书迷”了。虽则,这几年来,坊间也出版了些研究钱锺书生平与学术诸方面的书籍,然而有关钱锺书生平的第一手资料,份量还是太少了些。杨绛先生以前出的《将饮茶》、《干校六记》等书,对于钱锺书生平研究者来说,早已是最不容忽视的头等史料,然而于爱好散文的读者来说,杨绛先生洗练、淡定的文风,始终在他们心目中占据着颇为“神圣”的地位,连文章大家董桥,也直称杨绛的文章是第一等文章。基于上述原由,《我们仨》一书的出版,堪称是今年出版界的一大盛事。
  看完全书,读者才了解杨绛写《我们仨》一书的由头,应当是为了完成先于他们夫妇去世的独女钱瑗的遗愿。钱瑗生前,曾打算写同名的《我们仨》一书,还起好了写作大纲,终因病早逝未果。现在杨绛以她的视角写出的这本《我们仨》,内里充斥着对丈夫钱锺书与女儿钱瑗的深情追忆,文笔悲伤,读之令人恻然。
  自1998年钱锺书去世以来,这几年,杨绛先生时有笔仗缠身,如与宗璞、与林非等人。显而易见,世上最伟大的人,也不可能是完人。所以,对钱锺书生前言行或有异议,或对其作品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一件正常的事,它们也有利于读者了解到一个有血有肉的、真实的钱锺书。细心的读者可能会去寻找,杨绛先生是如何藉此书对近年的一些“非议”,来作出回应的;然而,我们还应注意到,杨绛先生作为“局内人”,亦有一改往日下意识地为钱锺书“添魅”的习气,在书内批露了一些非“传奇秩事”的细节,来为钱锺书的“圣人”地位“脱魅”,还原其成为一个也存在弱点的普通之人。这也许是《我们仨》一书,最有价值的地方。
  众所周知,奠定钱锺书在中国文化界显赫声名的最基础的原因,是他写出了《围城》、《谈艺录》、《宋诗选注》及《管锥编》等几部著作。前二者完成于1940年代,然而只为钱锺书在较小的读者圈内,赢得了一些知名度。为他赢得文化明星般的世俗知名度,是1990年代初,电视连续剧《围城》热播以后的事了。同时,鉴于《管锥编》一书里展现出的令人惊佩的博学,种种为钱氏“添魅”的文章,一时纷至沓来。钱的同学邹文海在《忆钱锺书》一文中,说钱氏大学入学考试,“算学零分”,仍为清华大学破格准其入学。虽则钱锺书自己承认数学分数不高,否认只考了零分,然而这则“偏科传奇”,似乎影响颇大,大约被认定是钱氏少时即现异秉或天才的征象,而被选入了刚建成的无锡钱锺书故居展示,供后人观瞻。再有如许渊冲的《钱锺书先生及译诗》一文,提及诸多有关钱氏的秩闻,如钱锺书在上大学时,即与夏鼐和吴晗并称清华文学院“三才子”,又说外文系“三杰”中的“龙”是钱锺书,“虎”是曹禺。鉴于这些言论的先知先觉,颇使人怀疑当初最早道出此论的某先生是否即是上帝本人。然而,此类“添魅式”的传奇言论,于读者来说,并无多大助益。相反,一个平凡的人,是如何经自身努力,克服生活中的坎坷与困顿,进而成为一个博学大家的生命历程,也许是值得读者更真切关注的所在。
  《我们仨》的第二部分,无疑会成为杨绛先生以前写的《记钱锺书与〈围城〉》一文的补充,两相对照读来,是颇有收益的。在后面一文中,杨绛先生将钱锺书在牛津得的学位,写作副博士(B.Litt.)学位,有论者考证后,认为应译作“文学学士”更恰当。此回出版的《我们仨》一书中,杨绛先生亦改称作“文学学士”。关于这个学位,杨先生说,钱锺书“常引用一位曾获牛津文学学士的英国学者对文学学士的评价:‘文学学士,就是对文学无识无知’”,调侃了一番。由此联想及《围城》里关于洋野鸡大学博士文凭的那节,杨绛先生一上来写成“副博士”学位,至少可看出,杨绛于钱得的学位不高,还是有些遗憾的。这样的学位,一回国即获清华大学教职,确属“破格任用”。等到钱锺书任职不满一年,因了其父钱基博要其转去蓝田师院“陪侍”任职,钱杨两人为此发生争执。杨绛显然不赞成钱丢弃清华前程,去湖南蓝田任职。杨应当有这个资本去力劝钱,从书中可看出,杨绛的留学英法生涯,更象现今所言的“陪读夫人”。她因了经济束手及需照顾钱锺书、抚育孩子等原故,并未在牛津大学及巴黎大学取得学位。可以说,她的留学生涯,全靠自学;更可以这样解读,钱锺书的牛津学位的获得,有杨绛作出的牺牲在里面。从杨绛简练含蓄的文笔之下,读者更可以看出,这次争执亦有涉两人间的性格差异。似乎钱锺书平时持才傲人、言谈或有直陈他人短处,与清华元老叶公超及联大外文系系主任陈福田,相处并不洽,而为人精细、出言谨严的杨绛,肯定亦会对钱氏此种行状有看法。然而,杨绛行文至此,亦只说:“锺书这一辈子受到的排挤不算少,他从不和对方争执,总乖乖地退让”,没有对丈夫的埋怨,只有理解。
  从1941年夏开始,至1949年,是钱锺书这条清华之“龙”困顿于上海之时。他丢失了工作,要靠岳父让出学校授课的钟点,及私授学生来谋生。反观清华之“虎”曹禺,此时早已是声名大噪的剧作家,而此时的钱锺书,甚至连其父钱基博,亦不看好他,以为没有出息,不受宠爱。这一段时光,钱锺书从31岁到38岁,正是人生的黄金岁月,杨绛说他们“挤居辣斐德路钱家,一住就是八年。”杨绛接着又很坦然地说,“我在小学代课,我写剧本,都是为了柴和米。”要靠夫人如此奔忙,来维持生计,读者很易猜到,此时钱锺书的心情,当有多么郁闷。然而正是在此段时间,他写出了一生中的所有短篇小说,及唯一的一部长篇小说《围城》,更有初现他博学与抱负的论著《谈艺录》。鉴于杨绛提到,钱锺书对《围城》及其它“少作”都不满意,我不得不作这样的猜测,钱氏当初写小说的动机之一,或多或少与杨绛写剧本一样:“是为了柴和米。”钱锺书在《围城》一书的《序》里,提到此书写了两年,据杨绛说是“平均每天写五百字左右”,可见钱氏绝非是类似写《在路上》的凯路亚克之流的创作天才,一挥而就即完成大作。钱氏又说“两年里忧世伤生,屡想中止”,他的这种郁郁不得志的心态,对《围城》一书的讽刺连篇的基调,及渺视“某一类人物”的文风的形成,会有很大的影响。
  1949年后,钱锺书得遇两位“贵人”照应——乔冠华与胡乔木,他们都是他的清华同学。先是刚解放时,由乔冠华提名,钱得以进入了毛选翻译小组。相较解放前,解放后在北京做了研究所研究员的钱氏夫妇,在经济上、治学环境上、社会地位上,都算是一种境遇的改善。同时,因钱氏有过“口舌之咎”的经历,故而在往后的历次政治运动中,刻意不再言他人之非,得以“默存”而过关。文革后,钱锺书又获胡乔木青眼,既帮其解决了住房问题,又提名钱做了社科院副院长。这些内容,都在《我们仨》一书中,由杨绛道出,而以前在她的文章中,这方面是较少披露的。显然,不得不承认,上述事项,也是如今钱锺书得以盛名大成的原因中的一个要素。全书亦体现出了这样一个主题,即是展现了钱氏夫妇不与人争、淡泊名利的风貌,这是最可令读者敬佩的地方。据杨绛回忆,钱锺书曾对她说:“有名气是多些不相知的人。”然而,作为一个常人,成名之后的喜悦,是无论如何亦遮掩不住的。平时见多了某些著名作家,在介绍自己的简介中,总要述及自己的作品被译成了哪些国度的文字,并不厌其烦的罗列出来。其实,作家这种想要得到更多的读者读到自己作品的最朴素的喜悦,就连“高蹈”的钱锺书,也不能免俗。1980年代初,在《围城》一书的《重印前记》里,钱氏借机巧妙地点出了自己的作品已有了日、英、德、法、俄译本,暗里偷着自得其乐了一把。
  说实话,在我的眼里,近年来让钱锺书“脱魅”的众多指谪言论中,无论是杨绛在书中应对的“不相投的人就会嫌锺书刻薄了”一事也好,还是上面提及的加入毛选翻译小组一事也好,甚至是遇强邻而打架一事,这些只能让我觉得钱锺书越来越从被人为供奉的“圣人”的坛子上走了下来,还原成为了有七情六欲的凡人,让人更觉可亲。更值得令人深思的是这样一种“脱魅”言论,即钱锺书不设体系的学术作品,在拓展人类文化及知识领域,创新度究竟有多少?这里边似乎还涉及到如何评价一个学者型知识分子的问题:他们在文化界和学界的地位,是以博学,还是以创新,来作为首要条件进得考量的?而且,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吹毛求疵的批判,因为钱锺书在上个世纪中叶后留在大陆的顶级学人中,是受知识屏蔽这一历史局限性影响最小的一小群人中的一个,他应当承受这种指责。
  最后要提一下的是,显而易见的事实即是,《我们仨》一书,展现的是杨绛眼里的钱锺书。一个真正意义上的钱锺书生平研究者,当然要考量到杨绛敦厚的传统文风下,所书事迹与史实的距离;还要注意到记忆的遗误,这对一个九十高龄的老者来说,都属正常之事。一如钱锺书在一封信(此信原件现存无锡钱锺书故居)中,质疑八十高龄的钱穆所写的《师友杂忆》记忆有误,内中提到的钱穆曾与钱基博锺书父子同赴常熟作讲演,并同住一旅馆事,实为子虚乌有。
  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篇二】
  终于慢慢地安定下来。
  有了更多自由支配的时间。终于也无聊起来,我是最怕闲下来的,也最怕被别人甩下。于是不断的找可以丰富自己的方式,好好捡起书来。
  曾经看过一句伟人说过的话,只看经过至少几百年沉淀依旧流传,受人吹捧的书籍。这句话让我对很多现当代的作家以及作品嗤之以鼻。殊不知自己错过了很多经典。
  知道杨绛是在钱钟书之后,大学时代她的《我们仨》总总摆在最显眼的地方,我却从来没有为它驻足。近几年陆陆续续从报刊杂志网络得知她的名气。这个满头银发的世纪老人安详的坐在书桌旁,让人顿生佩服。
  况且人一长大,总会更倾向于家庭,处理家庭的艺术。特别想了解这样一位伟人是怎么在最亲的两个人(丈夫和女儿)死后写的回忆录,怎么安定的过余生。
  这本书杨绛以一个妻子,一个妈妈道来家庭的琐碎,三个人平淡中的小幸福。完全没有你想象中的遥不可及,有的只是小日子,夫妻之间的相互扶持,共同前进,女儿与父母的成长与陪伴。
  我从外界知道的钱钟书是一个高傲,不可一世的作家。然而在妻子笔下的他仅是一个与世无争,不太谙世故,很多事情还是需要妻子帮忙的普通的丈夫,只是默默的学习,默默的教导学生,传授知识的文人。
  杨绛是一位伟大的女人,本也是出生书香门第,大家闺秀,想来很多事情都无法料理却还是跟着钟书从英国到法国,再回到国内不停的奔波,作为一个妻子,还要渐渐的熟悉柴米酱醋油盐之事。一定是相互的爱情才让这繁杂的家务变成生活的乐趣吧。
  钱媛,知道她也是由于他们的父母,总觉得她没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优秀,应该过得很自卑,钱氏夫妇也可能会不太认可这位孩子。我是多么的肤浅,一个人的美好岂能用所谓的外界的功名来概括呢。她这个乖巧的,有天分的孩子,在杨的笔下就是她的丈夫钱的化身,很多时候像极了她的爸爸。这想必是爱的一重高境界吧,因为我也会经常从我妈妈的耳边幸福的说我和爸爸的很多相像之处。
  我原本以为如此有名的一对作家应该过着殷实的生活,可是并没有,我也以为他们不需要付出怎样的努力就可以随随便便的成功或者更加的知名。他们在国外省吃俭用,还不断地想尽办法努力丰富自己。回到国内也是经常性的两地分居,为生计奔波。生活的苦并没有压倒这样一个美好的家庭,他们有的只是乐观的面对与迎接,三个人共同的扶持,这是个多么伟大与和谐的家庭。圆圆这个美好的女儿曾经还为了要照顾父母要终身不嫁,最终还是父母劝服了她,你就完完全全沉浸在这个美好的幸福的家庭中。
  晚年的钱氏夫妇过得并不好,看着让人非常的辛酸。由于时代的关系,两位老人体弱多病还居无定所,颠沛流离。这也只能怪时代给予那时人民的苦。
  曾经以为轰轰烈烈才是生活的本色,也听过看过太多的晒幸福,过分歪腻与争吵,于是植根于脑底的就是这个婚姻与家庭的模板。殊不知平平淡才是真的真。
  走过这些,杨绛是多么辛苦,看着女儿和丈夫在两年内相继离世,这世界上自己最最亲近的两个人永远的离开了自己。即使现在有了固定的房子也只是一个旅舍般,心却没有了归宿。她心里是经过了怎样的翻江倒海,才达到如今的心如止水。
  愿这位百岁老人,安安稳稳,静静地享受最后的时光。
  杨绛的我们仨读后感【篇三】
  今天逛书店,喜得钱钟书夫人杨绛新作《我们仨》,三联书店这七月份刚刚出版发行。回家后迫不及待地一口气把书读完,按捺不住亢奋之情,当即写下点读后心得。
  “一九九七年早春,阿瑗(钱钟书与杨绛唯一的女儿)去世。一九九八年岁末,钟书去世。我们三人就此失散了……”(第165页)在痛失亲人之后,九十二岁高龄的杨绛用清新幽雅的笔调、冷隽幽默地追记了他们这三口之家的风风雨雨、点点滴滴,集结成回忆录《我们仨》。他们仨性格迥异,却志趣相投,都把读书治学作为自己人生的追求,他们善良、智慧、正直,他们对生老病死看法透彻豁达——所有这些在杨绛传神的笔下,平易自然娓娓诉说,读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亲切如故,爱不释手。其中描写钱钟书先生的章节,尤为耐人寻味。
  我们近距离地看到,钱钟书先生是一位憨态可掬、诚挚厚道、调侃幽默、平易可亲的学者。你看他,“笨手笨脚”地老是“做坏事”,今天“打翻了墨水瓶,把房东家的桌布染了”,过两天又“把台灯砸了”,接着还“把门轴弄坏了”(第87页),但对别人却体贴入微:妻女离开产院回寓所,“他炖了鸡汤,还剥了碧绿的嫩蚕豆瓣,煮在汤里,盛在碗里,(87-88页)”端给妻子吃。回国后,他听从父命回蓝田教书,“经常亲自为爹爹炖鸡”(第101页)。他与杨绛几十年相濡以沫,恩爱如故,对朋友“口剑腹蜜”(第75页),“肯帮忙”(第124页),坦诚相待。他诙谐风趣,书中有两段文字颇有趣:“我表姐的妯娌爱和婆婆吵架,每天下午就言来语去。我大姐姐听到吵架,就命令我们把卧房的门关上,怕表姐面上不好看。可是钟书耳朵特灵,门开一缝,就能听到全部对话。婆媳都口角玲珑,应对敏捷。钟书听到精彩处,忙到爸爸屋里去学给他们听。大家听了非常欣赏,大姐姐竟解除了她的禁令。”(第97页)他“吃馆子不仅仅吃饭吃菜,还有一项别人所想不到的娱乐”:“在等待上菜的时候,”他总是“观察其他桌上的吃客”,尽管他眼睛近视,“但耳朵特聪”,能听到他们谈话的“全文”,边听边看边评论——“那边两个人是夫妻,在吵架……”“这一桌是请亲戚”,他能说出谁是主人,谁是主客,谁和谁是什么关系,谁又专爱说废话……令人忍俊不禁(第140页)。环顾周遭一些“学者”——他们孤傲怪僻、诡谲狡诈、表里不一、道貌岸然,令人退避三舍——更使我们感到钱钟书先生是如此单纯朴直、“像水晶珠似的远近自然,外内如一”(吴忠匡),人见人爱。
  我们还近距离地看到,钱钟书先生才逾八斗,学贯中西,但他总是把个人的成就、威望荣誉置之度外,从来不摆出一副大学者的派头,令人望而生畏。众所周知,钱钟书先生的文学创作,几乎译成了所有的西方文字;无论在思想文化史方面,在文艺鉴赏方面,在比较文学方面,他都有许多超越前贤的创见和贡献;他精通中国古典文学,旧体诗当行出色,写得极为精妙;他无疑是当代最有影响、最具权威和最引人注目的学者之一。《红楼梦》有一首《好了歌》,其中唱道,“世人都晓神仙好,惟有功名忘不了。”可钱钟书先生就是一生不爱名不爱利的学者。他“在工作中总很驯良地听从领导,同事间他能合作,不冒尖,不争先”(第124页)。他“与世无求,与人无争”(第67页),不愿抛头露面,沽名钓誉。因此,就连一九七五年国庆日他接到国宴的请帖(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荣誉)也不动心,反而托词“请了病假”(第152页),没有出席。因此,小说《围城》改为电视剧后,“他一下子成了名人。许多人慕名从远地来,要求一睹钱钟书的风采”,但“他不愿做动物园里的希奇怪兽”,结果妻子杨绛“只好守住门为他挡客” (第164页)。听说中央电视台要拍他的专访节目,这可不是一般凡夫俗子能有的机会,可他却断然谢绝了。书中第71页还提到: 钱钟书先生在牛津大学攻读文学学士时,有一位英国富翁劝说他放弃中国的奖学金,由富翁资助改行读哲学,然后留校当汉学教授,做富翁弟弟汉学家的助手,研究老庄哲学,可是钱钟书先生“立即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放弃自己国家微薄的奖学金而投靠外国富翁他是“决计不干的”。环顾我们周遭有些“学者”——他们把“学问”挂在嘴上,贴在脸上,寻找一切机会到处忸怩弄姿做骚表演,有名就争,有利就夺——就越发令人感到钱钟书先生的伟大。
  上述这些章节,虽然都是桩桩小事,而且挂一漏万,但足以映衬出一位学者的高风亮节。回忆录中写道,他们一家三口平时总是详尽地把自己“琐琐碎碎的事”记录下来,并称之为“石子”,“比作潮退潮落滞留海滩上的石子”(159-160页)。石子虽小,却经得起巨浪的拍击,泰然留驻沙滩,矢志不移。“石子”记事,事事有石,石堆成山,巍巍魁岸。“吾在天地之间,犹小石小木之在大山也。”(庄子《秋水》)在大山面前,石子藐小微细,是大山的颗粒,当然无可匹比,但小石朴素无华,坚忍不拔,能积成大山,亘古万年。《我们仨》就是由这样一粒粒“石子”铸成的大山,钱钟书先生屹立在我们面前——他“爱祖国的文化,爱祖国的文字,爱祖国的语言”,在新中国建立前夕选择去留问题时他“不愿做外国人”,宁愿做“倔强的中国老百姓”(第122页)——顶天立地,光芒四射,长驻人间!记得四五十年前读过臧克家的诗句“有的人活着,/他已经死了;/有的人死了,/他还活着”, 至今印象还很深刻。是的,钱钟书先生并没有作古,“他还活着”,他在我们眼里首先是一个真正的人,然后才是一位学者,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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