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名人刻苦勤奋事例]国外名人事例6篇

来源:商业计划书 时间:2018-09-13 19:00:03 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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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外名人事例篇一:名人故事8600字 华罗庚的故事


名人故事8600字 华罗庚的故事

华罗庚祖籍江苏丹阳。丹阳有着舫仙桥,镇不大但交通方便,地方小却物产丰饶。上个世纪未,这里曾一度是商业兴旺的大集镇。

华罗庚的父亲华瑞栋,又名华祥发,也有人叫他“华老祥”的,自小当学徒,后曾在舫仙桥镇上经营一爿丝绸店。年轻时曾参与亥革命的有关活动,被当地的保皇党人视为异类。华罗庚的母亲巢性清,娘家是江苏武进县孟河镇人。她小有文化,端庄淑慧,一生敬神信佛。

华瑞栋夫妇有诸多亲友在金坛。有一年,他俩在舫仙桥经营小店因遭人暗算失火,迫不得已收拾起残剩家当来到金坛城里谋生。

来金坛后,华祥发经营丝业兼营棉花买卖,曾有过短暂辉煌,一度被金坛县商会推

举为丝业董事。后因商界互相倾轧,加之华祥发心有别鹜,无心生意,家业渐渐败落下来。最后只落得在县城清河桥(现名“南新桥”)东首开一爿小店“乾生泰”,以代销棉花、经营草席、杂货之类,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

华罗庚的母亲常年患病,30多岁才生下一女名莲青。华老祥想有个儿子,一有空就到小南门大街的风鸣台、清言阁茶社去喝茶消遣,并找那里的算命瞎子算命打卦。

总算是皇天不负忠厚人。就在岁月的车轮转至1910年11月12日这一天时,华老祥终于梦想成真,其妻于夜间给他生下了一个体态羸弱的男婴。

华老祥40岁得子,其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给这孩儿起名华罗庚。

照华老祥后来对其亲友的解释,这“罗”者,即“箩”也,象征“家有余粮”,又合金坛俗话“箩里坐笆斗——笃定”的意思;“庚”与“根”音相谐,有“同庚百岁”的意味,也同时表示着“华家从此有根”的意思。

这小生命落地之后,那华老祥立即就将事先准备好了的两只箩筐把这孩子小心翼翼地对扣其中。这既为了“避邪”,也是对天祝愿:我家的宝贝儿子已安稳地“生根”其中了!

华罗庚小的时候,父母与亲友都亲呢地叫他“罗罗”。华老祥经商之余,常将这宝贝儿子抱到堂前搁着的一张小竹床上,让儿子在他仰躺着的胸脯上蹦来跳去。罗罗会跑路了,他又常常趴在床上给罗罗当马骑。罗罗呢,也常把家里一张小板凳,用一根绳子扣着,牵着当马。罗罗骑在上面,有时嘴里还“马嘟嘟,马嘟嘟”地嚷着。这张小板凳,现在还存放在他家乡的“华罗庚纪念馆’里。

罗罗四岁那年,其母夜间突然做了一梦,梦见观音菩萨对她说,罗罗是天上的“文曲星”,难带难养,要想平安无恙,就得往东北方向走一趟。

他爸因生意忙走不开,他娘便雇了一辆三轮车拉着他母子俩去丹阳。出金坛城丹阳门外几里地,那车经过一座石桥时,车夫因不慎失手,母子俩同时落水。在千钧一发之际,幸亏她娘在滑向河心时脚下踩着了一块石头,借助一股向岸边涌去的浪头,就势一蹬,加之车夫即时赶来,罗罗母子才侥幸获救。

自此以后,华老祥夫妇敬神拜佛就更加心诚了——华老祥不惜重金托人去宜兴“请”回一尊做工极精致的观音,由巢性清日日焚香礼拜,有时还拽了莲青、罗罗一道磕头作揖。罗罗的母亲逢人便说:“要不是观音菩萨保佑,我家罗罗哪能逢凶化吉,遇难呈样啊!”

孩提时代的罗罗,十分顽皮淘气。他常同他姐一道玩“搬家家”、“开小店’、“炸飞机”之类的游戏。他让他爸用木条、锡块、白铁皮做了一杆“盘秤”;搬来家里的板凳、桌椅,用一块长木板搭成一个“柜台”,学着做生意的模样。他总是当“老板’,让姐姐作“顾客”,当小莲青一本正经地喊着“嗳,老板老板,我要白糖一斤,细盐八两”时,他便弓腰从身边的笆斗里捧出一堆烂泥,像模像样地用那“盘秤”秤起来。当姐弟俩将燃着的炮仗放在空铁皮盒里放的时候(他们称这叫“炸飞机”),整座小院一片噼里啪啦声。这时小罗罗高兴得手舞足蹈。而此间担当“后勤”的姐姐则常常忙得满头是汗。

有一次她妈妈在隔壁一家豆腐店里跟几个牌友“摸花鹘”(一种纸牌消遣),罗罗要他娘回去给他拿点什么,他娘正玩在兴头上,没空来搭理他。他一急一气之下就从地上蹿向牌桌,裤档一扒,小肚子一挺,煞地一泡尿就将那桌上的纸牌冲得个七零八落!

打那以后,小罗罗便得了个“雅号”,叫“罗呆子”。

“罗呆”不呆

罗罗虚岁7岁那年,与姐莲青一道进了金坛城里的仁劬小学。

小学后门不远处有家专门加工旱烟烟丝的怀仁烟铺。莲青姐弟放学回家,那烟铺的伙计们常拉他们玩一种叫“抓豆豆”的游戏。罗罗他们玩赢了,伙计们就奖他们一两块小糖;若玩输了,就要被刮一通鼻子。

罗罗天性好胜,他对抓豆常输心里很不服气。于是功课之余就同姐姐“对垒”操练起来。大约过了两个多礼拜,他就渐渐地摸清了其中的“诀窍”。原来按比赛规矩,甲乙双方展开比赛,豆总共是9粒,每人每次只能拿走l到3粒。先拿的人无论如何一次都不能拿完。因此,只要想办法在先拿时设法造成后拿者面对9粒的困境,使他不能一次拿完,你就必胜无疑。9的倍数18、27等是如此,豆的总数即便是10、11、12……,也只要以这种办法去应对,就能稳:操胜券。罗罗于是将这“拿法”自编了一个“口诀”,叫:

“你拿一,我拿八,你拿二,我拿七……你拿八,我拿一,‘一八’‘八·一’总为九,你对九数便要输昏头!”

在他知道了这个“诀窍”之后,他再跟那些刮他鼻头的伯伯叔叔们“对垒”,那帮伙计们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的糖果去“奖励’他那张得意非凡的小嘴了。

罗罗上小学五年级时,他爸将他转到了金坛县立高等小学(旧称书院小学,现为金坛市朝阳小学)。

罗罗在这小学的两年依然顽皮,学习成绩一般。

他平时爱玩叠纸,在母亲的指导下,他将自叠的官帽、上衣、裤衩、飞机、船只、猴子等,往往按自己要表达的意思,组合到一个特定的画面中去。譬如他曾将叠好的猴子戴上官帽放在船舱中,让竖起的桅杆上歇了一只燕子,题名为“春游”。

他十分喜欢城里的“灯会”、“庙会”,和在丹金漕河或老鸦塘内举行的“龙舟竞渡”。

他曾为不满意父亲“几年一贯制”给他扎的“兔子灯”而在床上撒赖不肯去上学,他也曾因多次逃学跑去看“庙会”、观“龙舟”而遭到父亲的责罚,被跪在家里的观音菩萨前。

有一次,他竟然拽了一个小伙伴,跟那顾龙山的“庙神”一直跟到庙里。看清了那位“庙神”卸妆后竟是一个女的,便跑回来对妈妈说,“姆妈,姆妈,你阿晓得啊,奈格(那个)菩萨,原来是格(个)假佬(假的)!——真格(的)是假、假到底匿(了)!”

由于学习不用功,他在小学里只拿到了一张修业证书。

1922年,11岁的华罗庚进入了由邑人韩大受先生独资创办的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成为该校第一个班级的学生。这个班当时只收了8个学生,到华罗庚毕业时,班上还剩有6个学生。

华罗庚在初中一年级时,仍调皮贪玩。他有时逃学到县城“别洞天”戏院看京剧和滩簧戏(锡剧),并仍着迷于看“出抬阁”、“赛龙舟”之类。有一次,他同几个小朋友翻过校园墙头,爬到一棵大桑树上,去看丹金漕河里的龙舟竞渡时不慎跌伤了左腿,在家歇了好些日子。

其时,他有个小友,人称“勋勋”(曾任无锡市民盟秘书长的虞寿勋先生)。有次他俩去城外一块墓地玩。那墓地里有好多石人石马。两人各骑一尊石马,“马嘟嘟,马嘟嘟”地欢叫了好一阵,又对唱了好几首“春二月里暖洋洋”之类的金坛民歌。

罗罗问勋勋:我们坐的这石马你估它有多重?勋勋答说:这哪个晓得啊!罗罗讲,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估出来。勋勋说,这除非有一杆大秤,而且得找到两个能抬动它的人.罗罗不满地瞪他一眼,说曹冲有法子秤象,难道我们就没有法子秤马吆?勋勋不语.罗罗沉思了一会说:“以后我总有办法算出它的重量来!”

罗罗上初二那年,有一回校里出晨操他姗姗去迟。同学们上操都按学校规定换了短装,他进校时长衫外罩着马褂,他灵机一动,将长衫拎起塞入马褂下。做罢操回教室,不少同学忙着更换长衫,他却悠然自得地坐到坐位上,不紧不慢地重新将长衫从短褂下拽出。对他的这番“标新立异”,体育老师颇表不满。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校长韩大受则认为:古人说的“用心之妙,在于不法常可”,这用在华罗庚身上,“倒是蛮合适的!”

罗罗“有悖常理”的行动,还很突出地表现在语文学习上。

他上初三时,教国文的杨立三先生有次给他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周公诛管蔡论”。这是一段人所皆知的历史典故,周武王死时,其子成王还年幼,当时由武王母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乃周朝贵族,对此心存不满。适逢武庚联合东方一些小国和部落,起兵谋反,管、蔡二人就加入了这个队伍。后来,周公旦领兵东征,历时3年平定了叛乱。他因早看出了管、蔡取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平叛后便立即诛杀了管、蔡。

杨先生出此题的本意,是要学生按儒家正统观点,阐述管、蔡二人附逆武庚,理当遭诛,可罗罗在作文中竟指出了:“政治家的争斗皆出自各自利害的考虑”,他在文中写道:“……周公倘若不诛管叔、蔡叔,说不定他自己也会造反的,正因为管、蔡看出了他的阴谋,所以周公才把他两人杀了灭口。但他既然用维护周室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诛杀‘叛逆’,他做了这件事,自己也就封住了自己的口,不便也不必再去造反了!……’

还有一次,杨先生让学生做一篇读胡适作品的读后感文章。华罗庚得到杨先生借给他的一本胡适的《尝试集》。他读罢全书再看序文,见胡适序中有如下几行诗: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罗罗读后想:陆放翁原诗中讲的那个“尝试”,明明说的是干任何事情“要想一试成功古来无有”;而胡适这里说的“尝试”,只是强调做任何事“只有通过尝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理解。胡先生怎么可以以自己理解该词的内涵,去否定一位伟大诗人在同一个词上人家自己所确定的另外一种内涵呢?

想到这里,他便写了一张条子,署了自己的大名连书一起交给了杨先生。杨先生一看,见那条子上写着:

胡适序诗逻辑混乱,狗屁不通,不堪卒读!

杨立三先生看到这个纸条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口中也只得喃喃着:“这孩子,怎么这样放肆!”。

这位老先生已领教过“罗呆子”的厉害,只在纸上批了四个字:“懒人懒话”,便退给了他的学生。

可见,“罗呆子”并不呆!

只身沪上

1925年夏天,华罗庚以单科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学科平均成绩名排全班第二,在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当时,他的家庭经济日渐拮据;去外地续读高中完全无望,他不由得忧愁满面,哀叹不已。

正当二家人为罗庚的读书问题进退两难之际,华老祥从上海亲戚那儿获得一个信息: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招收贫苦人家子弟,收费十分低廉。

经友人帮助,通过报考,华罗庚第一次离开故土,只身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职业学校时,华罗庚开始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报名参加过一次上海全市性的珠算比赛。当时的参赛者,大都是银行、店铺、钱庄的职员和伙计,大中学校的学生参赛的极少。

比赛那天天气阴冷。入场后,那些熟谙珠算的老手各逞其技,唯独华罗庚,坐在那儿好长时间,才“进入角色”。但谁也没料到,这个装束平常、面黄肌瘦的青年学生,竟是第一个交卷的。后来经过严格的评定,他竟出入意外地获得了此次比赛的第一名!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从小就帮父亲照料店务,对珠算早就训练有素,而他这次参赛,则纯粹是与那众多的珠算“大家”斗巧而已。

譬如,这样一道珠算题:189987X9998=()

其他人以珠盘演算,繁难异常,而到了他手里,罗庚很快就将其化解成为如下算式:

189987X9998

=189987X(10000—2)

=1899870000—189987—189987

=1899870000—190000—190000+13+13

=1899870000—380000+26

罗庚将这几道算式先默默记在脑中,而后他只拨动4决算盘,前后只花了几秒钟,那答案就被他准确地算出并写上了试卷。

想那些算帐高手,他们有的得作24次乘法,中间还要做些加法,若一次以10秒钟计算,少说也得化费240秒的时间,何况要演算那么大的数字,手指拨弄稍有不慎,其差错便会接踵而至。

当时的名记者邹韬奋先生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课。他平时极喜欢这个学生。他知道罗庚获得此次珠算比赛冠军后,特地跑去向华罗庚表示祝贺。

华罗庚对邹先生说:“我虽说是小县城里的一个小伙计,现在又是一个面黄肌瘦的穷学生,但有你先生壮胆鼓励,我偏要来个斗智不斗力,比巧不比富,非要气一气大上海的那些个洋职员!”

邹先生当年在该校教授英文,据说奉行的是所谓“罚站教学法”。他提问学生,第一次回答不上来的,那学生要被罚站在原位上;第二次就得被罚站于讲台前;要是第三次,那就得被罚到讲台后面壁而立,有的甚至要被罚站到讲桌上。据香港作家梁羽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华罗庚当时被罚站在原位上可能是有过的,但被罚台上站和桌子上站,则好像没有。华罗庚有次对梁羽生说,他的英文是在全班考第二名的。

在职校读书时,只有一位教数学的虞老师好像对华罗庚有些偏见。

一次,这位老师发考试试卷,他以他脑子里自定的“上、中、下”三等,按次序传唤他的学生上台领取他批改后的考卷。华罗庚是最后一个被他喊上接卷的,他还当众训斥了华在试卷中的所谓“投机取巧,标新立异”。

原来前两天数学中考,华罗庚演算试题的方法与众不同,他用了自己所特有的数学“直接法”,而这种数学演算方法,是与这位只会因循书本的老先生所教的方法大相径庭的。

华罗庚当即据理力争,并勇敢地走向讲台,用那种“直接法”给同学们演算了那几道试题,结果使得那位老师十分尴尬,但同学们听后则无不折服。

由于华罗庚当时学的是商科会计专业,平时与之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位虞先生。他因不堪虞先生的冷脸加白眼,加上他家里也实在是日不敷出,连每学期50元的食宿费都拿不出来,他一念之下便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

邹韬奋先生事后得知此事,曾对该校另一位创办人江问渔先生说:“宣夫犹能畏后生,丈夫岂可轻年少?虞公不解华子意,空教世人笑尔曹!可叹也夫!可叹也夫!”

辍学故里

华罗庚没能读完职业中专,1926年就从上海回到小城金坛。

1925年,国民党金坛区党部建立。翌年,共产党金坛小组成立。其时国共第一次合作,金坛工人、农民、青年运动兴起。

许是受了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也许是当时的金坛工农及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感化了他,华罗庚辍学回乡后曾一度“加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常到工厂同工人开会。以后,目睹国民党的变质,绝口不再提这件事了。他株守在家,操持着一针一线、四两棉花的小本生意,选择了攻读‘天书’的事业。”

说到他的那些“天书”,当时他手头也只有一本《范氏大代数》(当年在上海珠算获奖奖金所买)、一本《解析几何》(向李月波先生所借),和一本仅有50页的《微积分》(从王维克先生处抄录)。

他埋首书斋钻研数学,似乎找到了人生新的坐标。在这段时间,他确实是非常勤奋刻苦和执着的。据他的堂嫂李晶洪老人回忆:夜深了,罗罗的父亲一觉醒来见楼上还亮着灯光,就嚷:“你还不睡啊,都什么时辰啦!”;又一觉醒来,他父亲见楼上灯光还亮着,就披衣登楼去拧罗罗的耳朵:“你深更半夜不睡觉,熬油费灯伤精神,这是干什么呀!”说罢便端走了小油灯。可一当楼下父亲房里没有了动静,华罗庚又从床上爬起,从床底下悄悄取出堂嫂为他准备的第二盏油灯,继续攻读“天书”……

他晚上熬油费神,白天自然无精打彩。他心不在焉地站在柜台上,有时顾客要买香烟,他会不经意地递上火柴。一次顾客要买“灯草”,他竟听作“京枣”(一种糖制的糕点)去取。又有一次,一位年迈的顾客踅进门来,问他棉线多少钱一支,其时华罗庚正在废棉皮纸上演算某道数学题,他信口便答:“7425”。

“钱(7之谐音>是二五?此话怎讲?”老人莫名其妙.

待他回过神来,那位老人已气乎乎地走远了。

这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家家都在忙过年,唯独华罗庚早早用过晚饭便上楼读他的“天书”去了。夜半时分,隔壁邻居家突然失火。火苗已映红了他家的窗户,他竟浑然无觉,直到他姐死死把他从小搁楼上拽下,他还嘴里嗫嗜着道;“怎么好呢,我的那些书……”

因看到那些“天书”日甚一日地使得他的儿子成天变得恍恍惚惚痴痴呆呆,且又

“货郎不当生意做”,华老祥一气之下,就将华罗庚那些个什么“大代数”、“微积分”一古脑儿给扔进了灶堂!为此,华罗庚痛心疾首了好些日子。

1927年,华罗庚与金坛城里一位晶貌清秀端庄、情性温柔贤淑的姑娘吴筱元结了婚。筱元父亲当年曾就读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是金坛城内曾官至提督的吴虞卿的近房本家。筱元五岁时父亲去世,家境与华家一样也并不富裕。现金坛华罗庚纪念馆保存的一张旧式大床、一张梳妆台、一张方桌、两只木箱和几件家用什物,便是当年她娘家的陪嫁之物。

罗庚成家后虽依然痴迷于数学,但这时的华老祥对儿子的管束相对宽松了。

这年农历五月的一个晚上,华老祥带了罗庚帮城里一位开茧行的赵老板去盘点蚕茧。

那茧场设在县城的城隍庙里。罗庚忙了一天盘茧进仓的活计,有点儿累,就在庙里一处神龛旁睡着了。待他一觉醒来,发现他父亲正同几个搬运蚕茧的伙计,在一座神像前“拜狐仙”。按金坛迷信的说法,人有不吉不顾,拜拜“狐仙”便可逢凶化吉。原来他父亲在盘点蚕茧帐目时,帐面上不知怎么少了1000元钱,怎么也轧不平。

罗庚看了好笑,就让伙计们先去弄点夜宵来。他用过夜宵,找个僻静所在,噼里啪啦一阵算盘响,不一会就把那笔帐结算清楚了。原来,那帐面上本来是对的,只因他父亲的手指头在算盘上错拨了一个位置,那帐本才对不起头来。

事后,赵老板当了华老祥的面夸起了华罗庚。华老祥到这时候才有所省悟:原来这“呆子”的那些“天书”倒也没有白念。

大难不死

1929年,曾在法国留学、出任过上海“中国公学”教授的王维克,重返故乡金坛,受聘担任金坛初级中学校长。

5年前,王维克先生曾在金坛初中执教。虽没有直接教过华罗庚,但从罗庚的数学老师李月波先生那里,他了解到这个学生思维敏捷、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后又从个别接触中(他家藏书甚多,罗庚常去他那里借书看)发现这个孩子很有个人见解,颇有数学天赋,就是课堂学习不很用功。在学校同事的一次闲淡中,当某个老师慨叹好的学生都跑常州、南京等地去读中学了,学校已没有什么人才时,王维克斩钉截铁地说:“我看华罗庚就是一个!”。另有老师表示异议:“你就看他那两个像鳖爬似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维克先生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前途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王维克出任县中校长之后,听说华罗庚已成了婚,还在家里站小店,并且生活拮据,于是便将他请来学校,将学校原有的一个会计、一个庶务员、一个事务主任的工作,统统交由他一个人兼着,拿双倍工资,月薪定为每月18元大洋。

华罗庚明白这是老师的提携,那时候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是很不易的,因此来到母校工作十分勤勉。他每天早来晚走,领款、发款、收费、记帐,从购发教学用品到烧送茶水,从打扫卫生到帮填学生成绩报告单,学校一应“庶务”都干得井井有条。

这时他接触王维克先生的机会多了,向老师请教的机会他当然更加珍惜。这时候,他开始写些数学方面的论文向外面投稿,但大都被退了回来。退稿的原因,有好几篇曾为编者的来信指出,不是这道题已由外国某一个数学家所解决,就是那个领域巳由国外另一位数学家所涉及并已有了成果。华罗庚因此也愈发对自己充满自信。他自忖:自己的智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并不在一些著名数学家之下。

王维克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便不断地对他进行鼓励。他曾举出阿贝尔攻克世界数学难题——五次方程式的代数解法的例子,对他的学生说:

“阿贝尔一生仅仅活了二十七个春秋,但他以他的勤奋向世人表明:世界上,是没有不可攻克的难关的。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

许是校务工作的繁重,个人自学的辛苦,许是不久前他母亲的去世给他精神上的打击,1930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华罗庚病倒了。当时金坛城里正在流行瘟疫,经当地医生断定,他是染上了伤寒。

华罗庚卧病期间,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几乎全部进了当铺,就连筱元陪嫁的几件手饰,也都拿出去变了现钱。筱元日夜侍候在他的左右;洗衣煮饭、煎汤熬药等一应家务,则全仗了他的一位大表姐辛苦操持。

有天下午,王维克先生来看他,并要他安心养病,殷殷嘱咐筱元说:“……药你要按时给他吃,听医生的话,尽量少让外人去打扰他。你放心好了,罗庚的月薪我会让人按时送来,他的课由我代着,你叫他就不要多烦心了!”

原来罗庚病前,学校还办了个“补习班”。为“逼”着罗庚于数学一途不丢不弃,更加勉力以进,同时也为着罗庚再多有些收入好维持家用,王维克先生让他兼了“补习班”的数学课。

病卧床榻的华罗庚,没听完老师的讲话,泪水已迷糊了双眼。

王先生临行又丢下了几块大洋。在他,已是倾其所有了。不想王先生探亲回家之后不久也染上了伤寒。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月暗云沉的夜晚,王维克的夫人陈淑已经躺下,王维克突然提出要她陪了去看华罗庚。

陈淑说:“先生,你已病成这样,怎么还能……”

“师娘(王先生对夫人的习惯称呼),你不晓得,我只是一点烛光,要劈开这乌云,照彻这长夜,还得靠那些利剑,靠那无畏的火炬。如果我们的祖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人民那时要盖建幸福的大厦,我看华罗庚倒可能是一个栋梁!……”

一颗很大的泪珠,滴落在陈淑颤抖的手臂上。陈淑没法再劝阻他。她寻出一盏桔红色的灯笼,相扶着他,跌跌撞撞地一道扑进那黑夜中…

华罗庚在病床上整整躺了6个月,后来竟神奇般地活了下来.

不过自此以后,他的一只左腿就再也不那么灵便了。;

崭露头角

病愈之后的华罗庚,走路一跛一颠的。他走上街头,背后难免有人窃笑。那目光有时让他十分心寒。

“亏得那位王维克老师,在我身体好些后,又让我在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

华罗庚是个不甘屈服于命运的人。他生性开朗,上班后工作依然勤勉。一次发薪,他把薪金送往教师办公室,有人见他瘸了腿来便暗中窃笑,他则干脆嚷道:

“诸位,莫笑莫笑,‘班船’到了,你们大家都会有些进饷的!……”

金坛人平时称漕河里运输货物并有班次的航船为“班船”。这船在河里行走时,船身左右摇晃着。有次他在家里,他女儿华顺和大表姐的女儿汤倩看他走路不由发出嗤嗤笑声。两个孩子正玩着打花棍儿,他就故意搬张凳横在当中,那两个孩子就嘟了小嘴说:“这‘班船’停着不开,也不要横在河面上呀,叫人路都不好走!……”

华罗庚上班不到一个月,县里几个士绅就又联名给县教育局上条呈,状告王维克

“使用不合格的教员”,“给病休不上班的职员擅发工资”。那位局长怕舆论压力,为保乌纱帽,就给县长呈文,请其重新考虑县中校长的人选。王维克得知这一消息,一怒之下,便不告而辞,去了湖南。

1930年夏,韩大受从上海群治大学回来,应聘再次出任金坛初级中学校长。按惯例,前任校长“下台”,“他的人”跟着就得“走路”。大受先生原就是罗庚的恩师,他了解并钟爱罗庚,还是将罗庚劝留住了。因考虑罗庚再任“补习班”教员又要招致攻讦,便让他当了学校会计。

天无绝人之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一年12月出版的《科学》杂志15卷2期上,华罗庚的《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之理由》赫然刊出,并有如下“序言”:

五次方程式经Abel、Galois之证明后,一般算学者均认为不可以代数解矣,而《学生》七卷十号载有苏君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下文简称《解法》),罗欣读而研究之,于去冬亦仿得‘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矣,罗对此欣喜异常,意为果能成立,则于算学史上亦可占一席地也,惟自思若不将Abel言论驳倒,终不能完全此种理论,故罗沉思于Abel之论中,阅一月。见其条例精严,无懈可击,后经本社编辑暗示,遂从事苏君解法确否之工作,于六日中遂得其不能成立之理由,罗安敢自秘,特公之于世,当祁示正焉。

华罗庚这篇数学论文,既严正地指出了苏文中一个十二阶的行列式之计算错误,同时也毫不讳言地否定了自己此前的“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这种既敢向权威挑战又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既能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的治学态度,正是华罗庚日后能成为大数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罗庚的第一篇数学论文《Sturm氏定理的研究》和这篇数学成名之作,是经一个叫王

国外名人事例篇二:李宁的创业故事


从1988年李宁退役到2004年李宁(公司)上市,16年弹指一挥间。而李宁本人从昔日的体操王子,到今天大受资本市场追捧的财富明星,这种转变不可谓不大,而且这种转型的成功,在中国为数众多的世界冠军中,屈指可数的只有李宁一个。

他是如何做到的?他经历了哪些苦与痛、快乐或忧伤?从一个优秀运动员向一个成功商人转化,心路旅程有多远?

1988年的汉城失利,李宁一下子从鲜花与掌声中跌落到地上,社会舆论也由原来的赞扬变成了责难。当时的社会远不如今天这般开放与宽容,全民族都对世界冠军寄予了重托,国人很难用宽容的心态来接受王子的失误。背负着沉重的压力,李宁一个人默默地体味着人情的冷暖,这时,李经纬适时送上了理解与鼓励。

从汉城奥运会回国的那天,在首都机场,李宁躲开好热闹的媒体记者,一个人走过偏僻的通道,这时手捧鲜花前来迎接他的只有李经纬,李宁含着眼泪接过李经纬手中的鲜花;1988年12月16日,李宁在深圳体育馆举行了盛大的告别晚会,在晚会现场,李经纬代表健力宝送给他一副纯金的护手。二李的交情由此可见一斑。

退役后,李宁一度不知该何去何从。这时,摆在李宁面前的路和很多退役运动员一样,不是做教练就是担任政府官员:广西体委邀请他担任广西体委副主任,海外某国聘请他为国家队教练,甚至演艺界也邀请李宁加盟……

正当李宁无所适从的时候,李经纬再次出现了:我觉得你是不是应该把目光放长远一点,想得深一点,跳出运动员退役后不是出国就是当官的模式,重新设计一条道路,并让它也成为一种模式!李经纬后来在回忆时这样说:当时,李宁想到深圳创办一个体操学校。我说,光靠赞助不行,一定要有经济做后盾,这样才是稳定的、长远的发展思路,所以我建议他是否靠搞经济来发展体育。

1989年4月21日,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举行隆重的聘任仪式,李经纬将一本广东健力宝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特别助理的大红聘书郑重地递到李宁手里。在几十位专程从各地赶来的记者面前,在闪耀的镁光灯下,李宁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激动:我之所以投身健力宝事业,除了想为我国退役运动员闯出一条于国、于民、于己有利的新路子外,还想同最先开拓了中国体育实业的健力宝人一起,在更广阔的领域内,开发中国潜力无穷的体育实业。

也许,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不仅需要眼光,更需要胆略。尤其对于有着106块金牌的体操王子,自己拿着档案去到广东三水这样一个并不知名的小镇,是需要几分勇气与胆识的。尽管当时舆论对于体操王子经商颇有微词,但李宁义无反顾。1989年5月,李宁加入健力宝。

自此,李宁走上了一条崭新而艰苦的道路。

李宁牌服装横空出世

初到健力宝,李宁主要分管公关宣传、市场策划、筹办运动服装厂等工作。

凭着一种天生的直觉,以及多次出国比赛所培养出来的眼界,李宁提议重新一条有冲击力、富于体育动感的健力宝广告片,而且由他亲自出演。这个建议,连同在当时属于天文数字的60万元的广告费用,得到了李经纬的全力支持。广告在中央电视台黄金时间播出后,获得了巨大的社会反响,这一年,健力宝的销售量增加了3000万元。

勤奋努力,思维敏锐,朴实善良,有强烈的事业心。这是当年的李经纬对李宁的评价,也是他给予李宁信任和支持的基础。李宁是运动员,不懂经济。到健力宝来,我把他扔在游泳池里,让他自己去学。李宁年轻、聪明、人品好,能学会游泳。我只是在岸上看,做救生员,不行的时候,再伸手拉一把。然后我再放开,再看。几次下来,李宁就会游得比我好,超过我。

加盟健力宝之后不几个月,李经纬就鼓励他将服装厂的计划上马。但资金从哪里来呢?虽然当时健力宝声名显赫,但健力宝最初的广告费居然完全靠借钱来支撑,甚至借钱来赞助体育记者跟团出国采访。没有开厂的钱,李宁和李经纬决定找一些国外厂商,搞成中外合资,而且外商能帮助打开海外市场。

在李经纬的陪同下,李宁出外游说,寻找投资。因为体操王子的名人效应,很快他们就与外商签署了三份合作意向书。李宁本人也没想到事情进展得竟如此顺利。不久,新加坡康基实业有限公司到三水实地考察,双方签订了合同。中新(加坡)合资的健力宝运动服装公司于是成立,主要从事李宁牌运动服装的生产经营,李宁出任总经理。

经过紧张的施工,不到八个月,一幢5000平方米的厂房就在三水市竣工了。屋顶上,一块巨大广告牌非常醒目:李宁牌。光有牌子肯定远远不够,如何让大家了解并接受这个牌子呢?毕竟有过17年的运动员生涯,李宁马上想到了即将在北京举行的第十一届亚运会,想到了备受瞩目的亚运会火炬接力。

但是,亚运会火炬接力处对买断亚运会火炬接力开出了300万美元的高价,无论是李宁还是健力宝根本承受不了。这时,李宁的公关能力及名人效应再次发挥作用,他调动他在国家体委的老关系,并用一种爱国情绪感染了工作处的领导,如果火炬接力的承办权落到外国公司的手里,那将是12亿中国人的耻辱。经过一番谈判,最终,亚运会火炬接力传递活动,由健力宝主办,费用只要250万元人民币。

1990年8月,在世界屋脊青藏高原,李宁作为运动员代表,身穿雪白的李宁牌运动服,庄严地从藏族姑娘达娃央宗手里接过了亚运圣火火种。整个亚运圣火的传递过程,有2亿人直接参与,25亿中外观众从新闻媒体知道了健力宝和李宁牌。从这一刻开始,李宁牌真正横空出世了。

这不仅是一次公关策划的成功,更是李宁商业才华的一次完美亮相,是李宁发展史上的第一大手笔。这次赞助的成功极大地增长了新生的李宁公司的实力,刺激了李宁的进取心。

第二部分:

发力:自立门户,与健力宝分家

从一头青丝到两鬓斑白

李宁在商业上的悟性,让其老板李经纬欣赏不已:李宁在商业上的才华和他在体操上的才华一样出色,而初次出手大获全胜也让李宁的自信心倍增。于是,在1991年由健力宝投资1600万,广东李宁体育用品公司正式成立,独立负责李宁牌运动服、运动鞋的经营。

1992年底,李宁公司分别在北京、广东成立三家公司,各自从事运动服装、休闲服装和运动鞋的生产经营。而李宁牌系列产品逐渐赢得了众多荣誉,成为1991年以来中国体育代表团参加历次重大国际比赛的专用装备,李宁牌服装和运动鞋系列不仅被推选为中国明星产品,而且被评为全国服装行业十大名牌之一。

明星效应无疑会对提升品牌知名度有作用。然而,从市场反应来看,并不是所有明星品牌都可以像李宁公司这样成功,即使他们的创立者在体坛同样有着赫赫战功。李宁公司成立早期有健力宝这样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使它在起步时,更具备了成功公司的雏形,这区别于目前众多凭借个人资源建立起来的体育公司。零点咨询公司董事长袁岳对媒体说。因此,李宁以及李宁公司的成功,除了明星效应外,其成功应该更多得益于商业运作。

从家庭公司到大众公司

初入商海,李宁采取OEM贴牌方式生产李宁牌运动鞋,但因为缺少经验,第一批鞋做砸了!当时,李宁投入运动鞋的开发费用只有50万元,其中20万元用于001系列鞋的生产。得知鞋全部不合格的消息,李宁飞回北京,召集相关部门开会。

这是李宁在生产控制上打的第一仗,首仗即折,李宁的心情之沉痛可想而知,但是他毅然决定全部销毁这批产品。让我们从头再来!他握着拳头对部下说。那年,李宁不到28岁。从那时起,李宁就认识到专业人才的重要性。绝不能让自己或自己人成为公司发展的阻碍,李宁说。

李宁公司刚创办时,是李宁和几位退役的队友,还有李宁的家人如哥哥、嫂子、表弟等一起在操作,那时的李宁是个十足的家庭公司。到了1992年,李宁就开始有意识地聘请专业人才加盟。为李宁公司发展起过关键作用的第二任总经理陈义宏,就是被李宁从当时有名的运动服生产企业十佳公司请来的。

陈义宏最早在1991年加入李宁,从生产总监开始做起,一步步升到总经理职位。李宁是一个很会管理的人,他懂得知人善用。对于职业经理人,他很信任,也很授权。曾参与李宁公司股改的股改专家刘纪鹏回忆说,每一次去谈判,或者谈合作,李宁都会带上陈义宏,看得出他对陈义宏是很信任的。自1998年去北大学习,李宁就淡出了公司的日常经营业务,而把业务全权交给了总经理陈义宏。

陈义宏以及一批专业人才的加入,创造了1993年到1996年李宁公司的第一次辉煌,公司营业额每年以100%的比例增长。当运动员的时候,因为我的水平算是全国最高的,所以我去比赛的时候,所有人的希望都会寄托在我身上,要靠我去实现他们的理想,为国争光,升国旗、奏国歌,我的努力决定了大家的愿望能否实现。可是对企业来讲,做商人则是我的愿望靠大家来完成。光靠一个人做不成什么大事……对此,李宁想得很清楚。

李宁脱离健力宝

李宁公司如果当年不从三水搬到北京,就没有今天。李宁深有感触地说。其实,在李宁心中,另一句没有讲出口的话是:如果李宁当年没有从健力宝中脱身出来,也就没有今天。

1991年到1994年期间,李宁继续走赞助体育活动的路线,并开始了多元化产品尝试,李宁运动服、李宁鞋,甚至李宁皮带、李宁领带等,产品不一而足。虽然李宁公司1993年就有了赢利,年营业额以近100%的速度增长,但是在李宁的心中,有一个永远的结,那就是孩子的身份--李宁公司是健力宝的全资子公司,而健力宝的控股股东是广东三水县政府,是国有资产。在李宁心中,他更希望公司朝着现代企业模式发展。这在当时看来并不易,起码有两个核心问题必须解决,一是对公司进行股份制改造,另外一个是将李宁商标从健力宝中分离出来。

1994年初,在证券报一个记者的引荐下,李宁同有着中国股改第一人之称的首都经贸大学教授刘纪鹏见面了。刘纪鹏从1988年开始即进行企业的股份制咨询,从他多年关注企业改制的经验来看,李宁公司的产权不清这对于李宁今后的发展将是致命的,他极力鼓动李宁脱离健力宝。

李宁当然知道这时的健力宝之于李宁(公司),如同母亲的胎盘之于成熟了的婴儿,价值使命已经完成,但在李宁心中,李经纬对他有再造之恩,如同他的再生父母,他怎么可能去背叛李经纬?对于刘纪鹏的建议,李宁问得最多的一句话是:如果脱离健力宝,别人会不会说我忘恩负义?

刘纪鹏则反复对李宁阐明产权不清的利害关系,劝他说:你只是脱离健力宝,并不是脱离李经纬,健力宝并不完全等于李经纬。最后,性情爽直的刘纪鹏甚至拉开椅子站起来,对李宁说:如果你拉不下面子,我去跟李经纬谈,跟三水县政府谈。

刘纪鹏为什么要一意鼓动李宁与父亲分家?首先是受我本人的职业道德与职业经验的驱使,我看过太多因产权不清而失败的企业;而李宁是受全国人民喜爱的体操王子,无论是他的外貌还是他的人品,都是被国人所认可,我也很愿意去帮他。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刘纪鹏如是说。

正是在刘纪鹏的强烈建议下,李宁遂定下决心和李经纬以及三水市政府摊牌、分家。李经纬相当大度,完全支持李宁自立门户。1994年底,只是在股份和品牌采取了一些变动措施,李宁公司就顺利脱身。而健力宝历次投入的1600万,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据刘纪鹏介绍说,这种偿还是在历史成本之上偿还的,并没有一个很可怕的增值。

1994年9月,李宁体育产业公司正式成立,主要作为控股的母公司,初步实现同资本市场的对接。1995年底,李宁集团成立,李宁亲任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1996年初,集团总部北上,从广东迁到北京。而健力宝历次投入的1600万,李宁分三次用现金进行了偿还。据刘纪鹏介绍说,这种偿还是在历史成本之上偿还的,并没有一个很可怕的增值。

上市的七年之旅

从1993年到1996年,李宁集团每年销售收入增长幅度都在100%以上,1996年更创下了6。7亿的历史纪录。业绩如此快速地增长,发展令人如此兴奋,即使是性格平和的李宁也禁不住豪情万丈,制订了1998年达到10个亿,2000年达到20亿的销售目标。但是,不幸的是,成长的喜悦到了1997年戛然而止了。亚洲金融危机袭来,中国经济通货紧缩,李宁产品卖不动了。此后数年,李宁公司的销售收入一直徘徊在7亿左右,市场地位逐年下降。

1997年,处于困境中的李宁萌发了强烈的上市冲动,并把上市地选定为香港。1998年起,李宁聘请了资本运作方面的专家为独立董事,1999年他又聘请各个领域的专业公司协助公司完成整体战略:德国SAP公司、台湾麦达公司、海问咨询公司、日本电通广告公司、普华永道会计师事务所等都是李宁公司的合作伙伴,此举旨在增强公司的国际化竞争力。

2001年3月,张志勇出任北京李宁公司总经理,也是李宁公司历史上第三任总经理。

一系列的改革措施获得了成效。2001年公司营业额为7。3亿元人民币,纯利为4960万元人民币;2002年、2003年则分别为人民币9。6亿元和12。76亿元。随着公司营业额的持续上升,和外资的进入,公司上市进程再次被提到了日程上。经过7个月的筹划,李宁公司终于2004年6月28日正式在香港主板市场上市,公开发行2。47亿股,并于7月9日再次增发新股3697。6万股,而李宁及其家族拥有资产在10亿港元以上。

第三部分:

归零:让我们从头再来

保持归零心态

这样的庆功会,在我做运动员时每年都开,几乎每次我都要上台讲话。但当我回到台下,我总要告诉自己:成功只代表过去,未来要从头开始。过去做运动员我时时告诫自己忘掉过去的荣誉,轻装上阵,现在做企业我也是这样要求大家:上市只代表过去的业绩,而未来还有更大的挑战要面对。对于李宁及600名李宁人来说,2004年是值得庆祝的一年,经过15年的努力和7年的等待,公司终于成功上市。但是,在2005年的春节年会上,李宁作为董事长在台上所讲的不过是上面这一段听上去毫无激情的话。

让我们从头再来,李宁经常爱说这句话。每一块金牌都是从头再来,从运动员到商人,对李宁更是从头再来。正是抱着一种一切从头再来的归零心态,李宁才能一步步超越自己,超越过去。

只要肯学,什么都有可能

很多人认为李宁的成功,得益于他的明星身份,得益于中国体育产业正处于发展初期,李宁从未遇到过强劲的商业对手,得益于他遇到待他如父亲般的李经纬以及后来的刘纪鹏等专家……总之,人们会认为李宁的成功有着某种侥幸的成分。但是,只有李宁本人和他身边的人才知道,从运动明星到成功商人,李宁做了哪些努力,付出了哪些辛苦。从一头青丝到两鬓斑白,只有一个原因:累。

接触过李宁的人都知道,李宁勤奋、本色,既没有大明星的架子,也没有大老板的派头。公司研究工作,有时延至凌晨两三点,第二天,别人可能稍微多休息一会儿,李宁却几乎从不睡懒觉。公司有了盈利,李宁并不讲究吃喝,方便面、大排档,都是出差时李宁经常光顾的食品和就餐去处。他最感惬意的,是与公司三五同仁找一处清静所在,要几杯啤酒,边喝边聊。聊得最多的总是公司的发展。

李宁十分好学,十分谦虚。刘纪鹏尽管后来没有再和李宁合作,但在谈到李宁时依然充满赞赏,当时我们常常在一起交流,他很尊敬地称我为老师,向我请教一些股权改革方面的事情。我们一起谈人生、谈理想。那时我就感到李宁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在李宁的成长过程中,他得到过多位师傅或老师的言传身教,从健力宝创始人李经纬、股改专家刘纪鹏到北大光华教授王亚非等人。

李宁一直深感学习之重要。我以前练体操,是从一点点都不会到世界冠军的。记得1978年恢复在奥委会的合法席位,1979年参加世界体坛锦标赛,我还没有进国家队。我们的队伍为了去参加比赛,到日本训练。1979年再往前推20年、30年,我们派队伍到苏联请教练告诉我们什么是体操、单杠、训练。1982年我成为世界冠军,拿6块金牌。我相信,只要肯学,什么都有可能。

我不在乎爬多高的山,关键在于要拥有爬山的能力。1998年,年满35岁的李宁进入北京大学法律系攻读,此后4年,李宁与一群比自己小10多岁的同学一起上课、上自习、复习考试、到食堂吃饭……李宁与普通同学一样,每天背着小书包上课、记笔记、背法条、课堂讨论、期末通宵熬夜地复习、考试。

2000年,正在北大法律系念大三的李宁又报考了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班,并于两年后顺利毕业。他是一个真正读书的人,李宁不是来混学位的,而是出于工作需要,他一边啃着快餐一边读书,非常辛苦。北大光华管理学院EMBA中心王亚菲老师,对李宁的读书精神非常赞赏。他跟一般运动员不一样,跟一般的世界名人也不一样,他非常用功,非常向上,对自己的前途把握有自己的理解。他的同班同学高广彬说。从合作伙伴到竞争对手,李宁对所有可以学习的对象都抱着一种谦虚求教的心态。

天生胆小,不靠胆色,靠训练!

也许在普通人心目中,过去的体操王子似乎是神话中的人物。李宁自己却很清楚,自己只是一个认定了方向就不轻易动摇的平凡人,我天生比较胆小--从前训练不怕后空翻、最怕前空翻,因为看不到地;已经是世界冠军了,但在大赛中仍然坚持要有教练在旁保护,才肯做难度动作。李宁认为自己之所以能在赛场上取得成功,不靠胆色,靠训练!

体操比赛不是直接的对抗,没有身体的接触,每一个运动员都是努力让自己更完美。我一直也在把这种理念带到我的公司。在这一场市场才是最终裁判的商业竞争中,李宁要做的依然是--让自己更完美。在将自己对运动的理解、执着与追求打造为李宁品牌文化的基础之后,现在的李宁更多地扮演起一个大股东、一个董事长的角色。

国外名人事例篇三:莫言的故事:成名前不为人知的故事


莫言的故事:成名前不为人知的故事

1955年,莫言出生在高密东北乡的一个偏僻小村落里。村里有习俗,产妇分娩时,身子下面垫着一层浮土,婴儿呱呱坠地时,就落在那层浮土上,应和“万物土中生”的道理。

浮土是父亲从大街上扫回来的,它是莫父与这个世界交流的第一种物质,混同着浮土里牛羊粪便、野草种子等等味道,充满了养分,似乎这浮土也滋养了莫言的笔端,滋养了他文字的繁茂生长,让他这一作家当得挺靠谱!



儿时的莫言不遭人待见,在新书《聆听宇宙的歌唱》里,他对自己总结很不客气:丑、懒、馋,不遭一大家子人待见。儿时经历混在一场国家的运动中,让家中长辈行事说话都小心翼翼,对孩子说的最多的也是:别在外面给我惹麻烦。

十二岁那边,莫言因为拔了生产队的一个红萝卜,被罚跪在毛主席像前请罪,回家后被父亲用蘸了盐水的绳子抽打。至于么?有着些许世外仙人气质的爷爷也是这么说的:“不就是拔了个萝卜吗!还用得着这样打?”但终究,“中农”出生的家庭让每个人在这场运动中都得小心翼翼,老老实实,才能苟且偷安。

莫言的童年是压抑的,压抑的童年让人想逃离。所以在选了四年兵之后,莫言终于在1976年爬上了装运新兵的车,别家孩子都与亲人流泪告别,他则雀跃如同飞出牢笼的鸟,满脑子想的都是新疆西藏、天涯海角......只是车在开了三百华里之后,停了。从高密到黄县,一路上的欣喜瞬间变成失望。雪花覆盖,来路无影。

莫言记得当时新兵连设置在黄县县城西北角一座叫丁家大院的豪宅里,那座豪宅在胶东半岛都赫赫有名。进去时,首先看见的是一座高大的影壁,上面刻着“紫气东来”四个大字。数十个新兵站在影壁前听一个干部点名。“管谟业。”“到”。“跟着班长进去。”“是”。他随着一个老兵进到一栋雕梁画栋的大房子里,把背包一放,好了,莫言的军旅生涯就这样开始了。

虽说未能实现“天涯海角”的愿望,可“树挪死,人挪活”的古话还是在莫言身上有了些许的应验。在家里吃不饱穿不暖,整天吃一种口感差到要命的杂交高粱,到了这里,托后方基地农场的福,他不仅每顿都能吃得饱饱的,还是那种用小麦磨成的精粉!

他觉得,当兵还是蛮靠谱的。

两年匆匆而过。



从第三年开始,莫言开始给战友们上课,学习内容是三角函数的基础知识。

这事儿看起来蛮不靠谱!莫言没有上过多长时间的学,因为历史原因,少年时期的他不仅没有圆了大学梦,就连初中都没上完。但他的学识是有的。莫言的父亲上过私塾,因此全家人对知识文化都很重视,莫言也继承了父亲极强的自学能力,他还“自动升级”成了现在的现学现卖!

因为授课认真,莫言被调到上级机关工作。说是工作,其实就是等待提干。可一位领导觉得莫言刚过来,直接提干不太合适,就说要考察一年,结果考察完一年,关于战士提干有的新要求“必须进过考学,或者......”失望是当然,莫言倒是没闹什么脾气,那个年代,包括童年的记忆让他成了内敛的人,也有压抑的成分。

两年后,郑州工程学院在莫言所在的部队开了一个学习点,问莫言能不能当老师给学员们授课。莫言也不客气,揽下活就开始研究教材,他从三角函数老师,自己给自己换科目成了哲学与政治经济学。照样有领导来听课,一位颇为惜才的副主任在听完莫言的讲课后还提了要求如“不要背书,要口语化”等。当时莫言已经在《莲池》等杂志有发表作品。那位副主任拿着莫言的作品就到北京总部“推荐贤良”。莫言也因此得到了去解放军艺术学院学习的机会。

“这段时间”的人物经历是混乱的,局促的,可以一带而过的,但关于莫言的写作,“这段时间”又是不可或缺,使莫言得到宝贵的关于自己的反面教材并最终确定写作方向,从此,中国文坛上竖起了一面新旗,号:高密东北乡。

当时,他提笔想写很多东西,因为固执的认为童年是酸涩到不堪的,他在文字有意“去高密”化。“我努力抵制着故乡的声色犬马对我的诱惑,去写海洋、山峦、军营,虽然也发表了几篇这样的小说,但一看就是假货......”为了让小说道德高尚,他给主人公的手里塞一本《列宁选集》,为了让小说有贵族气息,他让主人公日弹钢琴三百曲,等等等等,脱不了泥腿子的附庸风雅,满鼻子牛屎味儿的胡编乱造!

莫言的这些“评价”完全出自他的《聆》,他总是喜欢把他自己逼到绝境,退无可退之时,好好修理一把,用严重的自虐倾向得到最敲打人心的语句。只是“这段时间”他完全做不到这一点,直到《白狗秋千架》的诞生,“这段时间”才被终结。

有一位作家说:莫言的小说都是从高密东北乡这条破麻袋里摸出来的。他本是讥讽莫言,但莫言把这话当成是对自己的最高嘉奖。他扛着“高密东北乡”的旗号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在自己的文字天地里当起了开天辟地的圣者,发号施令的皇帝,先前的那些钢琴、面包、原子弹、臭狗屎、摩登女郎、皇亲国戚、假洋鬼子……统统被他塞到高粱地里去了。“我认为文学是吹牛的事业但不是拍马的事业,骂一位小说家是吹牛大王,无疑等于拍了他一记响亮的马屁。”莫言对自己身上能绑上一条高密东北乡的“破麻袋”相当高兴,“在这条破麻袋里,狠狠一摸,摸出一部长篇,轻轻一摸,摸出一部中篇,伸进一个指头,拈处几个短篇。”

这么一条“破麻袋”是莫言独此一家的Logo,让他的文字有了自己独有的风格。



时间晃晃荡荡,走到1984年,莫言圆了他的大学梦。那一年,解放军艺术学院(以下简称军艺)恢复招生。

莫言的大哥在60年代初期考入了华东师范大学。在那个闭塞的小地方,别说是大学生,就是大学生的家人,也是受到格外的尊敬,当然也不乏嫉恨,小时的莫言就经常在自家的院子里,听见有人压低了嗓子议论“别看这家房子破,可是出了一个大学生”、“这家是中农,竟然出了一个大学生”。他不管听了多刺耳的话,心里也是相当的受用,有一次趁着大哥睡着了,他还偷偷把大哥的校徽摘下来别在自己胸前,小伙伴讽刺说:“是你哥考上大学,又不是你上,烧包什么!”莫言因此按下决心,长大了一定要考上大学。但最终,因为历史原因,他的大学梦被击碎了。

得到消息后,莫言很兴奋,没想到37岁“高龄”的他居然有机会重圆自己的大学梦。拿着几篇作品,他就跑到军艺,一打听,人家招生工作已经结束了好一段时间。幸运的是,他的小说《民间音乐》让时任文学系主任的徐怀中先生看到了,徐先生大赞:“这个学生,即便文化考试不及格我们也要了。”

补了名字进考生表里,莫言一颗心放了下来,他这些年的老师不是白当的,文化考试里虽然有点点小插曲,但最终考得第二名,伙同作文最高分,他以优异的成绩进入了军艺文学系,成了一名年近三十的大专生。

当时军艺正大修大建,四处都是泥浆黄土,相当的接地气。莫言接着地气,在学习期写出了诸多精品之作,《透明的红萝卜》就是其中之一。

1984年初冬的一个早晨,莫言在宿舍里做了一个梦,身穿红衣的丰满姑娘手持一柄鱼叉,从地里叉起一个红萝卜,高举着,迎着太阳......从起床号响起,他就沉浸在这个辉煌的梦境里,上课时,他一边听课,一边把整个梦境用笔头“勾”出来,两周后,稿子出来。他拿不定主意,甚至连算不算小说都说不上来。他把稿子拿给系里一位干事看,干事看完后很兴奋:“这不仅是一篇小说,还是一首长诗。”徐怀中看完后还拿给自己的夫人看,结果得到女性角度的评价:“小说里那个黑孩子让我很感动。”系里更是召集几个同学座谈了这篇小说。

1985年3月,刚创刊不久的《中国作家》第二期发表了这篇小说和座谈纪要,主编冯牧先生在华侨大厦主持召开了小说研讨会,汪曾祺、史铁生、李陀、雷达、曾镇南等名家参加了会议……自此,《透明的红萝卜》成了莫言的“成名作”。

“前年,因为编文集,我又重读了这篇小说,虽然能从中看出许多笨句和败笔,但我也知道,我再也写不出这样的小说了。”莫言的话明显有惆怅,看来不管是名家还是俗者,谈及过去,都有惆怅味道。那时的自己,可能青涩单纯、可能幼稚可笑,但满满的,都是青春!

军艺毕业后,他被分到一个部队,直到1997年离开部队,这些日子,他生活围绕着笔尖穿行......

简介:莫言,山东高密人,中国当代着名作家,先后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北京师范大学鲁迅文学院研究生班,获文艺学硕士学位。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着有长篇小说《红高粱家族》、《酒国》、《檀香刑》、《生死疲倦》、《蛙》等十一部,中篇小说《爆炸》、《透明的红萝卜》等二十余部,短篇小说《白狗秋千架》、《冰雪美人》等八十余篇,还创作有《霸王别姬》、《我们的荆轲》等话剧,电影文学剧本,获国内外多种奖项,作品被翻译成二十多种外文一百多种版本在多个国家和地区发行。

国外名人事例篇四:杨澜的放弃


前不久厦门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成立时,邀请了原著名央视主持人杨澜给厦大学子开了一场精彩的讲座。当有人问她选择在事业的顶峰毅然去外国读书是不是一种心计时,杨澜讲了她所经历的一件事。

一年春节晚会,共有六名主持,多遍彩排之后,有一位主持的大姐,导演组突然决定不用了。但又没人去通知她。第二天,当那位大姐兴冲冲地拿着礼服来到化妆间时,化妆师告诉她名单上没有她的名字,结果那位大姐黯然神伤地走了。当时杨澜就坐在一旁,这件事对她的触动很大。她通过这个主持大姐所遭遇的“命运”似乎看到了自己的未来。

从那以后,那位主持大姐黯然神伤地离开春晚会场的那一幕深深地印在了杨澜的脑海里,她同情那位大姐。为台里那位导演不近人情的做法反感,因为她认为如果你觉得这位主持大姐不适合做主持,你可以通知到她并做好她的安慰工作,就不会出现这样尴尬的局面。这位主持大姐为台里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也曾主持过很多重要的节目,然而这么深重的伤害仍然降临到了她的身上,杨澜怎么也想不通。她开始感到了世事无常,开始感到了来自生活的恐惧。她曾经历了好几个不眠之夜。她想,现在我正红时,人人都争着要我上栏目;如果有一天我走到才枯气竭的时候,我不是照样地任人挑来挑去难逃这样的命运吗?于是杨澜开始为自己躲避遭受那位大姐那样的伤害而积极地准备着一条退路。

选择放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她正处在事业蒸蒸日上的时候。杨澜在这之前工作是很顺利的,她1990年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后就直接进了中央电视台,担任《正大综艺》节目主持人,这个节目她从1990年一直做到1994年。在这个节目中,杨澜那种充满睿智清新的主持风格给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于1994年获中国第一届主持人“金话筒奖”。这对于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主持人来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如此骄人的成绩,实在是难能可贵,同行都向她投来了羡慕的眼光。然而在这个时候选择离开就算自己能说服自己,可是父母会同意吗?朋友会理解吗?这一系列的问题让她内心一度十分矛盾和痛苦。经过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杨澜终于下定了决心要急流勇退。因为她深深明白:人要更好地生存就得牢牢地站稳脚跟,不能沉迷在鲜花和掌声中,要不断地去寻找新的成长方向。于是她毅然地在自己最红的时候选择了离开央视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攻读国际事务硕士学位。

杨澜三年留学回来后,加盟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开创名人访谈类节目《杨澜工作室》,并担任制片人和主持人。2000年,她创办了大中华区第一个以历史文化为主题的“阳光卫视”卫星频道,出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2001年,杨澜应邀出任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形象大使;同年7月,在莫斯科国际奥委会会议上代表北京作申奥的文化主题陈述,她的精彩表现赢得了与会专家的高度评价,为我国赢得2008年的奥运主办权立下了汗马功劳。

从杨澜的发展来看,她选择在当红的时候离开央视是明智的,也正因为她勇敢地选择了放弃,她才有时间去苦练内功,才有了后来她发展的更大空间,才取得了现在骄人的成绩。其实放弃并不是简单地扔掉,而是为下一次出发积蓄更大的能量,为新的目标。

国外名人事例篇五:认定目标不放弃


童年险些因病夭折

1946年,吴宇森在广州出生。幼时的他身体不错,不料三岁那年,背上却长了一个脓疮。本来只是小小的一粒,看起来没什么特别,谁想竟日渐长大,最后扩散到了整个背部。大夫说,那是背痈。

当时,广州的一个中医对吴宇森的父亲吴倬云说,这个孩子没救了,劝他不要再浪费金钱。吴倬云没有理会中医的劝告,他对人说:“这是我的儿子,不管要花多少钱,我也要把他医好。”

吴倬云变卖了家产,四处寻访名医,给儿子治病。最后终于找到了一个留学德国的西医,这才医好了吴宇森的“不治之症”。

生病的那段时间,吴宇森的背又脓又肿,疼得死去活来,昼夜啼哭。幸好当时吴倬云还有些积蓄,就雇了个佣人,让她和妻子二十四小时轮流抱着吴宇森,让他趴在她们手臂上睡觉。父亲的爱,不仅令吴宇森重获新生,更为他奠定了一生的性格基石——坚毅不屈。

父母禁止吴宇森进入电影圈

有一段时间,吴宇森每天看晚场电影,回到家已接近午夜时分。

吴倬云身上带有很多中国旧时文人的气质,他从来就不喜欢电影,曾经明白无误地告诉吴宇森,搞话剧可以,拍电影则绝对不行,因为电影是虚假的,而话剧才是真实的。

母亲也是同样的立场。由于初到香港吴倬云便患上了肺病,一直不能工作,整个家庭的重担都落在了母亲身上。母亲凭借她勤劳的双手,白天到石矿场敲石头,晚上则挑灯替人补衫、织毛衣,将四个儿女拉扯大。

因为尝透了生活的艰辛,她明白知识的重要,望子成龙之心非常强烈。眼看吴宇森有书不好好读,整日痴迷于电影,十分担忧。

母亲每次发现吴宇森看电影晚归,都伤心欲绝,悲愤地拿起藤条狠狠地打他,直把他打得跪到地上,紧接着便是长达五六个小时的罚跪。但即使如此,吴宇森也从没动摇过看电影的决心。

父母无可奈何,只好寄希望于吴宇森长大后可以慢慢改变志向,干些比较稳当的行业——因为电影对那一代香港人而言,确实是很不靠谱的玩意儿。

牵着母亲的手进戏院

有意思的是,母亲虽然反对吴宇森干电影这一行,但她本人却是个资深影迷,而且正是她把对电影的迷恋传染给儿子的。牵着母亲的手走进戏院,是吴宇森至今难以忘怀的幸福回忆。而吴宇森的电影梦,就是从《魂断蓝桥》开始的,母亲欣赏的费雯丽与罗伯特泰勒,是吴宇森电影梦想中最早出现的两颗明星。

另一部让吴宇森魂牵梦绕的电影,是好莱坞着名歌舞片《绿野仙踪》。对这部影片,吴宇森不仅嘴上经常提起,而且在其潜意识中的那种深沉影响,也是极其惊人的。

据吴宇森回忆,他之所以深深地沉浸在歌舞片的世界里,有着更深层的心理原因。歌舞片有动听的歌曲、美丽的人物以及互相关爱的纯洁之心。《绿野仙踪》里的狮子没有胆,稻草人没有脑,铁甲人没有心,但最后还是可以在成长中学习,战胜困难。当时,吴宇森在徙置区(安置受天灾或拆迁影响的港人的区域),时时有一种身处地狱的感觉。他非常希望能够冲出地狱,寻求一个新的希望。

被掌掴滚下楼梯,踢出剧院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香港,小孩看电影是免费的,因为每个成人都可以带一个小孩进场。拉着陌生人的衣角蹭电影看,是那个年代穷苦孩子最难忘的回忆。

吴宇森的妈妈不再带他上电影院,吴宇森便自己跑到美丽宫去,看准那些单身汉,走上前去央求道:“麻烦你,带我进去可以吗?”

凭着一副精灵可爱的模样,小吴宇森总是能博得同情,被顺利带进戏院。

那时香港的戏院,堂座两毛,超等座四毛。楼上价钱贵一倍,但视觉享受和音响效果要好得多。吴宇森一般进了场就不拿自己当外人,径直跑上超等座去。

然而,超等的享受是要付出代价的。那些带位员,就是吴宇森这些穷孩子的克星。他们每次看到这帮捣蛋鬼,就会立即拿起手电筒,扮演起执法者来。

而吴宇森,就像老鼠躲猫那样,一看见电筒光,马上就藏到椅子下面,四处逃窜。直到带位的工作人员筋疲力尽,电影也差不多开场了,吴宇森才像山大王那样,大摇大摆地翘起二郎腿,旁若无人地欣赏电影。

然而,也不是每次都那么幸运,吴宇森就尝过被带位员一脚踢出电影院的滋味。

那一次,吴宇森背着弟弟,拉着一个男人的衣角扮他的儿子。他一如往常,一进场便跑上超等座位,没想到楼梯才上了一半,就被带位员揪住。他一把掌掴过来,吴宇森一失足,和弟弟一同滚下楼梯去。那人又赶了过来,一脚把他们俩踢出门口去。吴宇森“厚着脸皮”,爬起来跑到戏院的侧门,偷偷地从门隙往里看……

被人淋强酸水差点毁容

潮汐如流,吴宇森转眼已过了拉人衣角进戏院的高度,而他对电影的狂热却有增无减。中学时,吴宇森几乎每晚都要看完九点的那场电影,才心满意足地回家。至于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买票钱,从来都还得清清楚楚。

少年吴宇森虽然穷,却绝对是个有借有还的人。哪里来的钱呢?他自有生财之道。

原来,吴倬云很早就教吴宇森临摹字帖。他认为书法可以培养人格,写字笔法要正,就如做人要正气、有骨气。在这件事上,吴倬云非常严格,每晚都要吴宇森练完书法,才准睡觉。

大字写多了,日积月累,吴宇森竟练出一手漂亮的楷书。更没想到他的一手好字,还成了一个颇为不错的财源。

吴宇森就读的路德会协同中学,是一所基督教学校。他从小喝着教会的救济奶水长大,加上天天往教会跑,在一股温暖的气氛熏陶下,自然成了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牧师看上了这个小教友的一手好字,就请他帮忙抄写讲义,并付他一点小钱,作为报酬。而对电影一心一意的吴宇森,毫无悬念地将赚回来的一分一毫,都奉献给了电影院。

由于吴宇森习惯夜归,就成了坏蛋找茬的对象。有一次,他不仅被打,还给人淋镪水(强酸性的水)。镪水一下泼到吴宇森的脸上,他疼得直叫,妈妈一听见立即跑出来,邻居的一位阿姨也跑出来看看发生了什么事。幸好那个阿姨健壮,一把抱起吴宇森,奔回家门前,一头就把他浸到屋外的大水缸里。吴宇森当年没有毁容,全赖这么一个机智的阿姨。

半个世纪过去了,让吴宇森至今念念不忘的,除了这位于他有救命之恩的阿姨,还有一对给他供书教学的美国夫妇。

“我家真的很穷,一直到九岁我还没机会到学校去接受正式教育。后来有一个美国家庭知道了我们家的情况,就寄钱到我们所属的教会,供我和弟弟妹妹一起读书。”

美国夫妇供吴宇森和弟妹念书,一供就是整个小学。长大了,吴宇森每每想起恩人的帮助,都会感念唏嘘。

可惜,徙置区毁了又建,建了又拆,房子搬来搬去,恩人的地址也遗失了。这件事令吴宇森一直耿耿于怀。滴水之恩涌泉相报,一向是他对自己的要求。

从《中国学生周报》

上学习电影常识

1964年,吴宇森认识了《中国学生周报》。他很喜欢里面的文章,特别是那些哲学性和艺术性的作品。这是一份很有文化气息的报纸,既有创意,又有亲切感。

吴宇森写的第一篇文章刊登在《中国学生周报》时,他还在念初三。那篇文章叫《杀狗记》。

当时吴宇森居住的徙置区,房子是一间连一间的,邻居全都互相认识。吴宇森的那些邻居,还有他自己家,都喜欢吃狗肉,他却觉得那是件很残忍的事。大家杀狗时,狗的叫声吴宇森听得特别清楚。看他们剥皮、冲洗,吴宇森心里很不舒服,就把这些残忍的举动和他自己的伤感写了出来,没想到获得了《中国学生周报》的青睐。

吴宇森坦言,没有上个世纪六十年代的《中国学生周报》,就没有今天的吴宇森。

这是因为当时有一群电影爱好者,比吴宇森大不了多少,却因为潜心钻研,电影知识非常丰富。他们经常将一些有关外国电影的文章翻译成中文,刊登在《中国学生周报》上,同时还会印一些讲义,教吴宇森这些小读者电影的理论。浸淫其中,吴宇森获益良多,对拍电影的兴趣愈来愈浓。和一群志同道合的伙伴一起,大家打工赚钱,存够了,就去买胶片,拍实验电影。

这个习惯一直维持到大学,吴宇森成了一块拍电影的好料。

吴宇森锲而不舍,凭借勤奋与执着,得到了大导演张彻的赏识。张彻的言传身教,使吴宇森迅速地成长。终于,在1985年,吴宇森拍出了为他赢得满堂喝彩的《英雄本色》。电影中的兄弟之情义薄云天,正是吴宇森心中一直向往的。他以独特的“暴力美学”,开启了电影艺术的新类型。

从那一刻起,吴宇森的名字开始受到世人的瞩目。几年后,他离开香港,来到美国。从此,吴宇森三个字,连同他的手印,被镌刻在好莱坞的星光大道上,也写进了世界电影史里的一页。

国外名人事例篇六:丰子恺学绘画


丰子恺学绘画

1919年,二十二岁的丰子恺毕业于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

这是一所以培养小学教师为目的的初级师范学校,文化程度相当于初中。对绘画有着浓厚兴趣的丰子恺,无意当一名小学教员,渴望在绘画上能得到深造。但是,他的家境既不允许他继续深造,更不允许他专修绘画。

踌躇之际,从日本留学回来的吴梦非和刘质平,邀请他一起去上海,创办一个培养绘画和音乐教员的专科师范学校。“我也不自量力,贸然应允,成了创办人之一,在学校之中教授西洋画等课。”丰子恺说这话,不是假惺惺的谦虚,是真心认为,以自己当时掌握的绘画技能,去教授学生,有点“勉为其难”。

他在学校图书馆借了一部日本明治年间出版的《正则洋画讲义》,从中汲取知识补充和提升自己。当时,国内画界尚在“闭门造车”阶段。对石膏模型写生很有兴趣的丰子恺,利用休息时间,在图画教室费了十七个小时,描成维纳斯头像的木炭画,给学生做示范,并主张学生走“忠实写生”路线。但渐渐地,美术界的“海归”们,在上海相继办起了教授外国绘画知识的学校和美术杂志,给国内绘画界注入了一股新的血液。

丰子恺买来几本杂志,从中了解了一些关于欧美及日本美术界的信息,深深觉得自己“土包子”的水平和知识远远落后了。开始懊悔冒昧地当了这教师,误人子弟。一次美术课上,他给学生布置静物写生标本时,被一只青皮橘子弄得伤感和自卑起来:自己不就是这一只半生半熟的橘子,带着青皮卖掉,给人家当作习标本吗?惭愧和自责,让他突然间作出一个决定——出洋留学,学成个美术家归来。

然而“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彼时,已为人夫的他,做教师所得的微薄工资,养家尚且不够,哪来的钱留学深造呢?纠结、彷徨、矛盾、挣扎了一段日子后,他仍不甘心,决定不顾一切,冒险去东京。好心的姐夫倾其所有,借给他400块钱。可这在异国他乡能维持几天呢?他不管这些,只想:大不了,用完这些钱就回来,也总算去东京美术界长了见识了。

让他喜出望外的是,到了东京,国内的亲戚朋友(包括吴梦非、刘质平)给了他大约两千块钱的经济资助。不过,这也仅够他在东京维持十个月的用度。而此时的丰子恺,就像沙漠里跋涉了很久猛然见到水源的人,十分兴奋和贪婪,既想学绘画、学日语,又想学英语和音乐。

他精心做了个学习计划:在前五个月,上午,到洋画研究会中心学习画画,下午学日文;五个月后停学日文,转为下午到音乐研究会学习提琴、晚上学英文;其间,还要挤出时间去听音乐会,去图书馆翻阅资料、看各种各样的绘画展览......要学的知识太多太多,而他,只有十个月的时间。

“要获得一种知识,必先定一个范围,立一个预算,每日学习若干,每日切实地实行,非大故不能间断,如同吃饭一样。”他说。他觉得外文学习班老师授课太慢,索性辍学,去旧书店买来相关教材,每晚伏在简陋的旅舍中自修。他限定自己在几个礼拜之内学完一本日文小说或英文名著,他把书中的所有生字抄写在纸上,剪成一块块纸牌,放在一个盒子里,每天算命一般向盒子里探摸纸牌,进行温习和背诵。这样学了三个多月,他已经能全篇通读日文、英文版书籍了。而那些日文、英文班,才刚刚教到全书的几分之一。

短短十个月,丰子恺学习了西洋绘画、提琴、日文、英文,参观了各种画展,开拓了视野。回国后,他为了还债和生计,仍旧做教师——教图画、音乐和艺术理论。空闲的时候,他不停阅读有关中国和外国的绘画、音乐艺术方面的书籍,把经典的故事翻译出来,写成教课讲义。

几年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朋友将他积累的讲义印成书稿,它们竟然大受推崇和欢迎。连他自己也没想到,他由此走上了一条翻译编著之路。最终,他成为了多才多艺的文学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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