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梦想的名人故事]梦想名人故事6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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梦想名人故事篇(一):名人故事8600字 华罗庚的故事

名人故事8600字 华罗庚的故事

华罗庚祖籍江苏丹阳。丹阳有着舫仙桥，镇不大但交通方便，地方小却物产丰饶。上个世纪未，这里曾一度是商业兴旺的大集镇。

华罗庚的父亲华瑞栋，又名华祥发，也有人叫他“华老祥”的，自小当学徒，后曾在舫仙桥镇上经营一爿丝绸店。年轻时曾参与亥革命的有关活动，被当地的保皇党人视为异类。华罗庚的母亲巢性清，娘家是江苏武进县孟河镇人。她小有文化，端庄淑慧，一生敬神信佛。

华瑞栋夫妇有诸多亲友在金坛。有一年，他俩在舫仙桥经营小店因遭人暗算失火，迫不得已收拾起残剩家当来到金坛城里谋生。

来金坛后，华祥发经营丝业兼营棉花买卖，曾有过短暂辉煌，一度被金坛县商会推

举为丝业董事。后因商界互相倾轧，加之华祥发心有别鹜，无心生意，家业渐渐败落下来。最后只落得在县城清河桥(现名“南新桥”)东首开一爿小店“乾生泰”，以代销棉花、经营草席、杂货之类，勉强维持全家的生计。

华罗庚的母亲常年患病，30多岁才生下一女名莲青。华老祥想有个儿子，一有空就到小南门大街的风鸣台、清言阁茶社去喝茶消遣，并找那里的算命瞎子算命打卦。

总算是皇天不负忠厚人。就在岁月的车轮转至1910年11月12日这一天时，华老祥终于梦想成真，其妻于夜间给他生下了一个体态羸弱的男婴。

华老祥40岁得子，其喜悦之情可想而知，给这孩儿起名华罗庚。

照华老祥后来对其亲友的解释，这“罗”者，即“箩”也，象征“家有余粮”，又合金坛俗话“箩里坐笆斗——笃定”的意思；“庚”与“根”音相谐，有“同庚百岁”的意味，也同时表示着“华家从此有根”的意思。

这小生命落地之后，那华老祥立即就将事先准备好了的两只箩筐把这孩子小心翼翼地对扣其中。这既为了“避邪”，也是对天祝愿：我家的宝贝儿子已安稳地“生根”其中了!

华罗庚小的时候，父母与亲友都亲呢地叫他“罗罗”。华老祥经商之余，常将这宝贝儿子抱到堂前搁着的一张小竹床上，让儿子在他仰躺着的胸脯上蹦来跳去。罗罗会跑路了，他又常常趴在床上给罗罗当马骑。罗罗呢，也常把家里一张小板凳，用一根绳子扣着，牵着当马。罗罗骑在上面，有时嘴里还“马嘟嘟，马嘟嘟”地嚷着。这张小板凳，现在还存放在他家乡的“华罗庚纪念馆’里。

罗罗四岁那年，其母夜间突然做了一梦，梦见观音菩萨对她说，罗罗是天上的“文曲星”，难带难养，要想平安无恙，就得往东北方向走一趟。

他爸因生意忙走不开，他娘便雇了一辆三轮车拉着他母子俩去丹阳。出金坛城丹阳门外几里地，那车经过一座石桥时，车夫因不慎失手，母子俩同时落水。在千钧一发之际，幸亏她娘在滑向河心时脚下踩着了一块石头，借助一股向岸边涌去的浪头，就势一蹬，加之车夫即时赶来，罗罗母子才侥幸获救。

自此以后，华老祥夫妇敬神拜佛就更加心诚了——华老祥不惜重金托人去宜兴“请”回一尊做工极精致的观音，由巢性清日日焚香礼拜，有时还拽了莲青、罗罗一道磕头作揖。罗罗的母亲逢人便说：“要不是观音菩萨保佑，我家罗罗哪能逢凶化吉，遇难呈样啊！”

孩提时代的罗罗，十分顽皮淘气。他常同他姐一道玩“搬家家”、“开小店’、“炸飞机”之类的游戏。他让他爸用木条、锡块、白铁皮做了一杆“盘秤”；搬来家里的板凳、桌椅，用一块长木板搭成一个“柜台”，学着做生意的模样。他总是当“老板’，让姐姐作“顾客”，当小莲青一本正经地喊着“嗳，老板老板，我要白糖一斤，细盐八两”时，他便弓腰从身边的笆斗里捧出一堆烂泥，像模像样地用那“盘秤”秤起来。当姐弟俩将燃着的炮仗放在空铁皮盒里放的时候(他们称这叫“炸飞机”)，整座小院一片噼里啪啦声。这时小罗罗高兴得手舞足蹈。而此间担当“后勤”的姐姐则常常忙得满头是汗。

有一次她妈妈在隔壁一家豆腐店里跟几个牌友“摸花鹘”(一种纸牌消遣)，罗罗要他娘回去给他拿点什么，他娘正玩在兴头上，没空来搭理他。他一急一气之下就从地上蹿向牌桌，裤档一扒，小肚子一挺，煞地一泡尿就将那桌上的纸牌冲得个七零八落！

打那以后，小罗罗便得了个“雅号”，叫“罗呆子”。

“罗呆”不呆

罗罗虚岁7岁那年，与姐莲青一道进了金坛城里的仁劬小学。

小学后门不远处有家专门加工旱烟烟丝的怀仁烟铺。莲青姐弟放学回家，那烟铺的伙计们常拉他们玩一种叫“抓豆豆”的游戏。罗罗他们玩赢了，伙计们就奖他们一两块小糖；若玩输了，就要被刮一通鼻子。

罗罗天性好胜，他对抓豆常输心里很不服气。于是功课之余就同姐姐“对垒”操练起来。大约过了两个多礼拜，他就渐渐地摸清了其中的“诀窍”。原来按比赛规矩，甲乙双方展开比赛，豆总共是9粒，每人每次只能拿走l到3粒。先拿的人无论如何一次都不能拿完。因此，只要想办法在先拿时设法造成后拿者面对9粒的困境，使他不能一次拿完，你就必胜无疑。9的倍数18、27等是如此，豆的总数即便是10、11、12……，也只要以这种办法去应对，就能稳：操胜券。罗罗于是将这“拿法”自编了一个“口诀”，叫：

“你拿一，我拿八，你拿二，我拿七……你拿八，我拿一，‘一八’‘八·一’总为九，你对九数便要输昏头！”

在他知道了这个“诀窍”之后，他再跟那些刮他鼻头的伯伯叔叔们“对垒”，那帮伙计们就再也没有那么多的糖果去“奖励’他那张得意非凡的小嘴了。

罗罗上小学五年级时，他爸将他转到了金坛县立高等小学(旧称书院小学，现为金坛市朝阳小学)。

罗罗在这小学的两年依然顽皮，学习成绩一般。

他平时爱玩叠纸，在母亲的指导下，他将自叠的官帽、上衣、裤衩、飞机、船只、猴子等，往往按自己要表达的意思，组合到一个特定的画面中去。譬如他曾将叠好的猴子戴上官帽放在船舱中，让竖起的桅杆上歇了一只燕子，题名为“春游”。

他十分喜欢城里的“灯会”、“庙会”，和在丹金漕河或老鸦塘内举行的“龙舟竞渡”。

他曾为不满意父亲“几年一贯制”给他扎的“兔子灯”而在床上撒赖不肯去上学，他也曾因多次逃学跑去看“庙会”、观“龙舟”而遭到父亲的责罚，被跪在家里的观音菩萨前。

有一次，他竟然拽了一个小伙伴，跟那顾龙山的“庙神”一直跟到庙里。看清了那位“庙神”卸妆后竟是一个女的，便跑回来对妈妈说，“姆妈，姆妈，你阿晓得啊，奈格(那个)菩萨，原来是格(个)假佬(假的)！——真格(的)是假、假到底匿(了)！”

由于学习不用功，他在小学里只拿到了一张修业证书。

1922年，11岁的华罗庚进入了由邑人韩大受先生独资创办的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成为该校第一个班级的学生。这个班当时只收了8个学生，到华罗庚毕业时，班上还剩有6个学生。

华罗庚在初中一年级时，仍调皮贪玩。他有时逃学到县城“别洞天”戏院看京剧和滩簧戏(锡剧)，并仍着迷于看“出抬阁”、“赛龙舟”之类。有一次，他同几个小朋友翻过校园墙头，爬到一棵大桑树上，去看丹金漕河里的龙舟竞渡时不慎跌伤了左腿，在家歇了好些日子。

其时，他有个小友，人称“勋勋”(曾任无锡市民盟秘书长的虞寿勋先生)。有次他俩去城外一块墓地玩。那墓地里有好多石人石马。两人各骑一尊石马，“马嘟嘟，马嘟嘟”地欢叫了好一阵，又对唱了好几首“春二月里暖洋洋”之类的金坛民歌。

罗罗问勋勋：我们坐的这石马你估它有多重?勋勋答说：这哪个晓得啊！罗罗讲，我们得想个办法把他估出来。勋勋说，这除非有一杆大秤，而且得找到两个能抬动它的人．罗罗不满地瞪他一眼，说曹冲有法子秤象，难道我们就没有法子秤马吆?勋勋不语．罗罗沉思了一会说：“以后我总有办法算出它的重量来！”

罗罗上初二那年，有一回校里出晨操他姗姗去迟。同学们上操都按学校规定换了短装，他进校时长衫外罩着马褂，他灵机一动，将长衫拎起塞入马褂下。做罢操回教室，不少同学忙着更换长衫，他却悠然自得地坐到坐位上，不紧不慢地重新将长衫从短褂下拽出。对他的这番“标新立异”，体育老师颇表不满。而将这一切看在眼里的校长韩大受则认为：古人说的“用心之妙，在于不法常可”，这用在华罗庚身上，“倒是蛮合适的！”

罗罗“有悖常理”的行动，还很突出地表现在语文学习上。

他上初三时，教国文的杨立三先生有次给他们出了一道作文题，叫“周公诛管蔡论”。这是一段人所皆知的历史典故，周武王死时，其子成王还年幼，当时由武王母弟周公旦摄政。管叔、蔡叔乃周朝贵族，对此心存不满。适逢武庚联合东方一些小国和部落，起兵谋反，管、蔡二人就加入了这个队伍。后来，周公旦领兵东征，历时3年平定了叛乱。他因早看出了管、蔡取他而代之的野心，于是平叛后便立即诛杀了管、蔡。

杨先生出此题的本意，是要学生按儒家正统观点，阐述管、蔡二人附逆武庚，理当遭诛，可罗罗在作文中竟指出了：“政治家的争斗皆出自各自利害的考虑”，他在文中写道：“……周公倘若不诛管叔、蔡叔，说不定他自己也会造反的，正因为管、蔡看出了他的阴谋，所以周公才把他两人杀了灭口。但他既然用维护周室的堂而皇之的理由来诛杀‘叛逆’，他做了这件事，自己也就封住了自己的口，不便也不必再去造反了!……’

还有一次，杨先生让学生做一篇读胡适作品的读后感文章。华罗庚得到杨先生借给他的一本胡适的《尝试集》。他读罢全书再看序文，见胡适序中有如下几行诗：

尝试成功自古无，放翁这话未必是。

我今为下一转语，自古成功在尝试。

罗罗读后想：陆放翁原诗中讲的那个“尝试”，明明说的是干任何事情“要想一试成功古来无有”；而胡适这里说的“尝试”，只是强调做任何事“只有通过尝试才有可能取得成功”。这是同一个概念的两种理解。胡先生怎么可以以自己理解该词的内涵，去否定一位伟大诗人在同一个词上人家自己所确定的另外一种内涵呢?

想到这里，他便写了一张条子，署了自己的大名连书一起交给了杨先生。杨先生一看，见那条子上写着：

胡适序诗逻辑混乱，狗屁不通，不堪卒读!

杨立三先生看到这个纸条后，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口中也只得喃喃着：“这孩子，怎么这样放肆!”。

这位老先生已领教过“罗呆子”的厉害，只在纸上批了四个字：“懒人懒话”，便退给了他的学生。

可见，“罗呆子”并不呆!

只身沪上

1925年夏天，华罗庚以单科成绩名列全班第一，学科平均成绩名排全班第二，在金坛县立初级中学毕业。当时，他的家庭经济日渐拮据；去外地续读高中完全无望，他不由得忧愁满面，哀叹不已。

正当二家人为罗庚的读书问题进退两难之际，华老祥从上海亲戚那儿获得一个信息：黄炎培先生创办的上海“中华职业学校”，招收贫苦人家子弟，收费十分低廉。

经友人帮助，通过报考，华罗庚第一次离开故土，只身去上海求学。

在上海职业学校时，华罗庚开始对数学产生了强烈的兴趣。他报名参加过一次上海全市性的珠算比赛。当时的参赛者，大都是银行、店铺、钱庄的职员和伙计，大中学校的学生参赛的极少。

比赛那天天气阴冷。入场后，那些熟谙珠算的老手各逞其技，唯独华罗庚，坐在那儿好长时间，才“进入角色”。但谁也没料到，这个装束平常、面黄肌瘦的青年学生，竟是第一个交卷的。后来经过严格的评定，他竟出入意外地获得了此次比赛的第一名!说奇怪其实并不奇怪。因为他从小就帮父亲照料店务，对珠算早就训练有素，而他这次参赛，则纯粹是与那众多的珠算“大家”斗巧而已。

譬如，这样一道珠算题：189987X9998＝()

其他人以珠盘演算，繁难异常，而到了他手里，罗庚很快就将其化解成为如下算式：

189987X9998

＝189987X(10000—2)

＝1899870000—189987—189987

＝1899870000—190000—190000+13+13

＝1899870000—380000+26

罗庚将这几道算式先默默记在脑中，而后他只拨动4决算盘，前后只花了几秒钟，那答案就被他准确地算出并写上了试卷。

想那些算帐高手，他们有的得作24次乘法，中间还要做些加法，若一次以10秒钟计算，少说也得化费240秒的时间，何况要演算那么大的数字，手指拨弄稍有不慎，其差错便会接踵而至。

当时的名记者邹韬奋先生兼任中华职业学校的英文课。他平时极喜欢这个学生。他知道罗庚获得此次珠算比赛冠军后，特地跑去向华罗庚表示祝贺。

华罗庚对邹先生说：“我虽说是小县城里的一个小伙计，现在又是一个面黄肌瘦的穷学生，但有你先生壮胆鼓励，我偏要来个斗智不斗力，比巧不比富，非要气一气大上海的那些个洋职员!”

邹先生当年在该校教授英文，据说奉行的是所谓“罚站教学法”。他提问学生，第一次回答不上来的，那学生要被罚站在原位上；第二次就得被罚站于讲台前；要是第三次，那就得被罚到讲台后面壁而立，有的甚至要被罚站到讲桌上。据香港作家梁羽生在一篇文章中说，华罗庚当时被罚站在原位上可能是有过的，但被罚台上站和桌子上站，则好像没有。华罗庚有次对梁羽生说，他的英文是在全班考第二名的。

在职校读书时，只有一位教数学的虞老师好像对华罗庚有些偏见。

一次，这位老师发考试试卷，他以他脑子里自定的“上、中、下”三等，按次序传唤他的学生上台领取他批改后的考卷。华罗庚是最后一个被他喊上接卷的，他还当众训斥了华在试卷中的所谓“投机取巧，标新立异”。

原来前两天数学中考，华罗庚演算试题的方法与众不同，他用了自己所特有的数学“直接法”，而这种数学演算方法，是与这位只会因循书本的老先生所教的方法大相径庭的。

华罗庚当即据理力争，并勇敢地走向讲台，用那种“直接法”给同学们演算了那几道试题，结果使得那位老师十分尴尬，但同学们听后则无不折服。

由于华罗庚当时学的是商科会计专业，平时与之打交道最多的就是这位虞先生。他因不堪虞先生的冷脸加白眼，加上他家里也实在是日不敷出，连每学期50元的食宿费都拿不出来，他一念之下便收拾行装，“打道回府”了。

邹韬奋先生事后得知此事，曾对该校另一位创办人江问渔先生说：“宣夫犹能畏后生，丈夫岂可轻年少?虞公不解华子意，空教世人笑尔曹!可叹也夫!可叹也夫!”

辍学故里

华罗庚没能读完职业中专，1926年就从上海回到小城金坛。

1925年，国民党金坛区党部建立。翌年，共产党金坛小组成立。其时国共第一次合作，金坛工人、农民、青年运动兴起。

许是受了孙中山的思想影响，也许是当时的金坛工农及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热情感化了他，华罗庚辍学回乡后曾一度“加入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常到工厂同工人开会。以后，目睹国民党的变质，绝口不再提这件事了。他株守在家，操持着一针一线、四两棉花的小本生意，选择了攻读‘天书’的事业。”

说到他的那些“天书”，当时他手头也只有一本《范氏大代数》(当年在上海珠算获奖奖金所买)、一本《解析几何》(向李月波先生所借)，和一本仅有50页的《微积分》(从王维克先生处抄录)。

他埋首书斋钻研数学，似乎找到了人生新的坐标。在这段时间，他确实是非常勤奋刻苦和执着的。据他的堂嫂李晶洪老人回忆：夜深了，罗罗的父亲一觉醒来见楼上还亮着灯光，就嚷：“你还不睡啊，都什么时辰啦!”；又一觉醒来，他父亲见楼上灯光还亮着,就披衣登楼去拧罗罗的耳朵：“你深更半夜不睡觉，熬油费灯伤精神，这是干什么呀!”说罢便端走了小油灯。可一当楼下父亲房里没有了动静，华罗庚又从床上爬起，从床底下悄悄取出堂嫂为他准备的第二盏油灯，继续攻读“天书”……

他晚上熬油费神，白天自然无精打彩。他心不在焉地站在柜台上，有时顾客要买香烟，他会不经意地递上火柴。一次顾客要买“灯草”，他竟听作“京枣”(一种糖制的糕点)去取。又有一次，一位年迈的顾客踅进门来，问他棉线多少钱一支，其时华罗庚正在废棉皮纸上演算某道数学题，他信口便答：“7425”。

“钱(7之谐音>是二五?此话怎讲?”老人莫名其妙．

待他回过神来，那位老人已气乎乎地走远了。

这一年的农历腊月二十八日，家家都在忙过年，唯独华罗庚早早用过晚饭便上楼读他的“天书”去了。夜半时分，隔壁邻居家突然失火。火苗已映红了他家的窗户，他竟浑然无觉，直到他姐死死把他从小搁楼上拽下，他还嘴里嗫嗜着道；“怎么好呢，我的那些书……”

因看到那些“天书”日甚一日地使得他的儿子成天变得恍恍惚惚痴痴呆呆，且又

“货郎不当生意做”，华老祥一气之下，就将华罗庚那些个什么“大代数”、“微积分”一古脑儿给扔进了灶堂!为此，华罗庚痛心疾首了好些日子。

1927年，华罗庚与金坛城里一位晶貌清秀端庄、情性温柔贤淑的姑娘吴筱元结了婚。筱元父亲当年曾就读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是金坛城内曾官至提督的吴虞卿的近房本家。筱元五岁时父亲去世，家境与华家一样也并不富裕。现金坛华罗庚纪念馆保存的一张旧式大床、一张梳妆台、一张方桌、两只木箱和几件家用什物，便是当年她娘家的陪嫁之物。

罗庚成家后虽依然痴迷于数学，但这时的华老祥对儿子的管束相对宽松了。

这年农历五月的一个晚上，华老祥带了罗庚帮城里一位开茧行的赵老板去盘点蚕茧。

那茧场设在县城的城隍庙里。罗庚忙了一天盘茧进仓的活计，有点儿累，就在庙里一处神龛旁睡着了。待他一觉醒来，发现他父亲正同几个搬运蚕茧的伙计，在一座神像前“拜狐仙”。按金坛迷信的说法，人有不吉不顾，拜拜“狐仙”便可逢凶化吉。原来他父亲在盘点蚕茧帐目时，帐面上不知怎么少了1000元钱，怎么也轧不平。

罗庚看了好笑，就让伙计们先去弄点夜宵来。他用过夜宵，找个僻静所在，噼里啪啦一阵算盘响，不一会就把那笔帐结算清楚了。原来，那帐面上本来是对的，只因他父亲的手指头在算盘上错拨了一个位置，那帐本才对不起头来。

事后，赵老板当了华老祥的面夸起了华罗庚。华老祥到这时候才有所省悟：原来这“呆子”的那些“天书”倒也没有白念。

大难不死

1929年，曾在法国留学、出任过上海“中国公学”教授的王维克，重返故乡金坛，受聘担任金坛初级中学校长。

5年前，王维克先生曾在金坛初中执教。虽没有直接教过华罗庚，但从罗庚的数学老师李月波先生那里，他了解到这个学生思维敏捷、解题方法十分独特，后又从个别接触中(他家藏书甚多，罗庚常去他那里借书看)发现这个孩子很有个人见解，颇有数学天赋，就是课堂学习不很用功。在学校同事的一次闲淡中，当某个老师慨叹好的学生都跑常州、南京等地去读中学了，学校已没有什么人才时，王维克斩钉截铁地说：“我看华罗庚就是一个！”。另有老师表示异议：“你就看他那两个像鳖爬似的字吧，他能算个人才吗?”维克先生又说了这样一段话：

“当然，他成为大书法家的希望很小，可他在数学上的前途你怎么能从他的字上看出来呢?要知道金子被埋在沙里的时候，粗看起来和沙子并没有两样，我们当教书匠的，最需要有沙里淘金的本领，否则就会埋没人才啊！”

王维克出任县中校长之后，听说华罗庚已成了婚，还在家里站小店，并且生活拮据，于是便将他请来学校，将学校原有的一个会计、一个庶务员、一个事务主任的工作，统统交由他一个人兼着，拿双倍工资，月薪定为每月18元大洋。

华罗庚明白这是老师的提携，那时候能得到这样一份工作是很不易的，因此来到母校工作十分勤勉。他每天早来晚走，领款、发款、收费、记帐，从购发教学用品到烧送茶水，从打扫卫生到帮填学生成绩报告单，学校一应“庶务”都干得井井有条。

这时他接触王维克先生的机会多了，向老师请教的机会他当然更加珍惜。这时候，他开始写些数学方面的论文向外面投稿，但大都被退了回来。退稿的原因，有好几篇曾为编者的来信指出，不是这道题已由外国某一个数学家所解决，就是那个领域巳由国外另一位数学家所涉及并已有了成果。华罗庚因此也愈发对自己充满自信。他自忖：自己的智力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似乎也并不在一些著名数学家之下。

王维克先生知道这一情况后，便不断地对他进行鼓励。他曾举出阿贝尔攻克世界数学难题——五次方程式的代数解法的例子，对他的学生说：

“阿贝尔一生仅仅活了二十七个春秋，但他以他的勤奋向世人表明：世界上，是没有不可攻克的难关的。一个人事业上的成败，主要取决于他自身的努力！”

许是校务工作的繁重，个人自学的辛苦，许是不久前他母亲的去世给他精神上的打击，1930年农历腊月二十四日，华罗庚病倒了。当时金坛城里正在流行瘟疫，经当地医生断定，他是染上了伤寒。

华罗庚卧病期间，家里能典当的东西几乎全部进了当铺，就连筱元陪嫁的几件手饰，也都拿出去变了现钱。筱元日夜侍候在他的左右；洗衣煮饭、煎汤熬药等一应家务，则全仗了他的一位大表姐辛苦操持。

有天下午，王维克先生来看他，并要他安心养病，殷殷嘱咐筱元说：“……药你要按时给他吃，听医生的话，尽量少让外人去打扰他。你放心好了，罗庚的月薪我会让人按时送来，他的课由我代着，你叫他就不要多烦心了!”

原来罗庚病前，学校还办了个“补习班”。为“逼”着罗庚于数学一途不丢不弃，更加勉力以进，同时也为着罗庚再多有些收入好维持家用，王维克先生让他兼了“补习班”的数学课。

病卧床榻的华罗庚，没听完老师的讲话，泪水已迷糊了双眼。

王先生临行又丢下了几块大洋。在他，已是倾其所有了。不想王先生探亲回家之后不久也染上了伤寒。

又过了些日子。一个月暗云沉的夜晚，王维克的夫人陈淑已经躺下，王维克突然提出要她陪了去看华罗庚。

陈淑说：“先生，你已病成这样，怎么还能……”

“师娘(王先生对夫人的习惯称呼)，你不晓得，我只是一点烛光，要劈开这乌云，照彻这长夜，还得靠那些利剑，靠那无畏的火炬。如果我们的祖国有一个灿烂的明天，人民那时要盖建幸福的大厦，我看华罗庚倒可能是一个栋梁!……”

一颗很大的泪珠，滴落在陈淑颤抖的手臂上。陈淑没法再劝阻他。她寻出一盏桔红色的灯笼，相扶着他，跌跌撞撞地一道扑进那黑夜中…

华罗庚在病床上整整躺了6个月，后来竟神奇般地活了下来．

不过自此以后，他的一只左腿就再也不那么灵便了。；

崭露头角

病愈之后的华罗庚，走路一跛一颠的。他走上街头，背后难免有人窃笑。那目光有时让他十分心寒。

“亏得那位王维克老师，在我身体好些后，又让我在那个补习班教了一个月的书。”

华罗庚是个不甘屈服于命运的人。他生性开朗，上班后工作依然勤勉。一次发薪，他把薪金送往教师办公室，有人见他瘸了腿来便暗中窃笑，他则干脆嚷道：

“诸位，莫笑莫笑，‘班船’到了，你们大家都会有些进饷的！……”

金坛人平时称漕河里运输货物并有班次的航船为“班船”。这船在河里行走时，船身左右摇晃着。有次他在家里，他女儿华顺和大表姐的女儿汤倩看他走路不由发出嗤嗤笑声。两个孩子正玩着打花棍儿，他就故意搬张凳横在当中，那两个孩子就嘟了小嘴说：“这‘班船’停着不开，也不要横在河面上呀，叫人路都不好走！……”

华罗庚上班不到一个月，县里几个士绅就又联名给县教育局上条呈，状告王维克

“使用不合格的教员”，“给病休不上班的职员擅发工资”。那位局长怕舆论压力，为保乌纱帽，就给县长呈文，请其重新考虑县中校长的人选。王维克得知这一消息，一怒之下，便不告而辞，去了湖南。

1930年夏，韩大受从上海群治大学回来，应聘再次出任金坛初级中学校长。按惯例，前任校长“下台”，“他的人”跟着就得“走路”。大受先生原就是罗庚的恩师，他了解并钟爱罗庚，还是将罗庚劝留住了。因考虑罗庚再任“补习班”教员又要招致攻讦，便让他当了学校会计。

天无绝人之路，东方不亮西方亮。这一年12月出版的《科学》杂志15卷2期上，华罗庚的《苏家驹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不能成立之理由》赫然刊出，并有如下“序言”：

五次方程式经Abel、Galois之证明后，一般算学者均认为不可以代数解矣，而《学生》七卷十号载有苏君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之解法》一文(下文简称《解法》)，罗欣读而研究之，于去冬亦仿得‘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矣，罗对此欣喜异常，意为果能成立，则于算学史上亦可占一席地也，惟自思若不将Abel言论驳倒，终不能完全此种理论，故罗沉思于Abel之论中，阅一月。见其条例精严，无懈可击，后经本社编辑暗示，遂从事苏君解法确否之工作，于六日中遂得其不能成立之理由，罗安敢自秘，特公之于世，当祁示正焉。

华罗庚这篇数学论文，既严正地指出了苏文中一个十二阶的行列式之计算错误，同时也毫不讳言地否定了自己此前的“代数的六次方程式之解法。”这种既敢向权威挑战又虚怀若谷的精神，和既能坚持真理又勇于修正错误的治学态度，正是华罗庚日后能成为大数学家的重要原因之一。

华罗庚的第一篇数学论文《Sturm氏定理的研究》和这篇数学成名之作，是经一个叫王

梦想名人故事篇(二):奋斗着的青春最绮丽

有人说，年轻就是青春。也有人说，年轻就是资本。我们应该在年轻时勇敢去诠释属于自己的青春，靠自己的青春赢得更多的资本。要知道，年轻时，就该出去闯闯，寻找属于自己的正真舞台。

有一个姑娘，有一些任性和嚣张，还有一些叛逆和疯狂；有一个姑娘，眼神清澈，笑容无翳，纤腰长腿，小麦肤色，行处灵动如流水，说话噼啪似炒豆。她健康，她个性，她的青春像一树一树的繁花，粉白黛绿，灿烂得令人妒忌。这姑娘，是米莱，又是钱小样，但归根结底是王珞丹，独一无二的王珞丹。这位新晋80后甚至90后代言人，人气已冲到了火星上，她的爆红，原因无他，正是青春的胜利，青春的酣畅淋漓。

我的青春我做主

粉丝“丹磁”们最初爱上王珞丹，是因为《奋斗》里的“米莱”。虽不是女一号，但这角色实在太讨巧：美貌和财富齐备，善良与风趣兼具，偏还痴情得九头牛拉不回，这样的女孩，人间烟火中怕是难觅芳踪。相比之下，《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活宝”钱小样更草根，更现实，深得80后的欢心。

谈起钱小样，王珞丹用八字评价：“亦正亦邪，亦动亦静”。钱小样是谁？是王珞丹，也是你，是我。她有我们全部的缺点：自以为是、眼高手低、急功近利、东一榔头西一棒槌，“别人碰过的不算壁，自己不栽过的不算跟头”。她满脑袋理想，满肚子主意，为自己做主不惜离家出走，擎着中专文凭就敢从银川杀进北京，由着个性一顿瞎扑腾，然后被现实呛得七荤八素。

然而这个一根筋姑娘的可喜可贵，正在于她的百折不挠、乐观无敌，无论生活如何打击她，始终“傻笑”着蹦不息；在于她有一个大路通天的幸福彼岸不去，偏要向长辈禁止的阴沟里踽踽独行，当她学会背起责任，俯下身躯，却永远学不会放弃爱情；在于她的知足常乐，蚂蚁有蚂蚁的幸福，别人吃一碗还吃不饱，咱有一粒就乐半年。

王珞丹上蹿下跳地奔向了钱小样，她演得太投入太忘我，以至于电视剧杀青那天，她悲伤地在博客上写道：“我就这么被钱小样抛弃了。”但，看她简约而不简单的人生履历，不由人不感慨：王珞丹简直被钱小样附体了。

跟钱小样一样，王珞丹生性叛逆、不羁，爬树上墙的像个男孩，而且打小就爱自作主张。中学时，因不甘心被老师冤枉，竟当众跟老师掐起来，险些被学校开除。父母见这孩子如此叛逆，生怕她惹事，只好严加看管。母亲更从不准她和男同学结伴出去玩，男生打来的电话也一律扼杀在摇篮里。

进了师范后，王珞丹的酷劲儿愈发张扬，单薄得像纸片似的姑娘竟学起了激爆的架子鼓，还加入了校乐队。这个被帅气的文艺男青年垄断的特长，成了王珞丹的看家秘籍。当时全校只有她一人会打架子鼓，风头可想而知，“人人都认识我，那时候我走路不看地，看天，比现在还牛。”

跟《我的青春谁做主》中苦口婆心的家长一样，王珞丹的父母也为她规划了一条“不出错”的道路：考北京师范大学的本科，将来进入稳妥而踏实的教育行业。王珞丹却临时变卦，要考北京电影学院，“我特自信地跟他们说，今年考不上，我明年再考，还是考不上，第三年再来。如果连续三年考不上，我就服了，绝对安安心心回老家当老师去”。她的这份执着和勇气到底打动了父母。

从家乡内蒙古赤峰到北京，隔着两座山峰。那个多风的春天，王珞丹住在北京邮电大学旁边的一个招待所里，白天风尘仆仆地去上表演辅导班，晚上就关起门来练歌，或举着报纸练习朗诵和背台词。回想那段时日，王珞丹感慨万千：“大多数父母都要替孩子的青春和前途做主，希望把孩子拴在裤腰带上，这样的年轻人出不了大错，但也成不了大事。感谢我父母在我追求梦想时没有阻拦……”

凭着在师范习得的文艺功底，和一首令师生至今印象深刻的摇滚歌曲《无地自容》，2001年9月，王珞丹如愿成了北影表演系的学生。

“其实刚入校那会儿挺受打击的。第一次在食堂遇见我们班男生，他从别人那听说我跟他一个班的，他都惊了，和我擦肩而过的时候特大声说：‘我们班女生怎么这么难看啊！’”这事让她深感困惑，比她漂亮、聪明的人比比皆是，自己是不是选错了路？

开始，王珞丹总觉得班主任对她比对别人严厉，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才知道，当初许多老师不看好她，“以前招过一个我这类型的女孩，没‘出来’，大家觉得这类型不适合在演艺圈待，这不浪费名额吗？”是班主任顶着巨大压力招了她，并告诉她，因为她是一张白纸，只有白纸，才有可能在上面画出美丽的图案。为了不负师望，大学四年，“这张白纸”一心扑在了学习上，像海绵一样疯狂汲取知识，常在排练室待到凌晨才走，光经典电影台词就手抄了好几大本……做喜欢的事，怎肯虚度光阴？

像我这么得瑟的人

只做喜欢的事，只说想说的话，口无遮拦，我行我素，这种“得瑟”性格，很让家人为王珞丹捏一把汗，她却不以为意。

2004年，王珞丹以配角身份进了一个剧组，没自己的戏份时，她拉着一个演员回休息处聊天去了。制片主任为此大发雷霆：“那么大的腕儿都在现场待着，你们有什么资格待在车上！”王珞丹的犟脾气一下上来了：“腕儿待在现场因为场场都是她的戏，后面两场都没我的戏，我为什么不能休息一下？”谈起往事，王珞丹仍然坚持自我：“可能有人觉得我特别各色，但作为新人，我希望受到的待遇是平等的。也许慢慢地，我会磨掉一些棱角，但本质上绝对不会变。”

她的“得瑟”还表现在接戏非常“挑食”。名演员“挑食”证明自己的身价，那是“范儿”，而她只是个小人物。她的理论是：“一个角色红不红只有天知道，既然如此，我干吗不挑自己喜欢的？只有演喜欢的角色才有冲动，才能演得好。”为此，她差点与《奋斗》失之交臂。

当初赵宝刚导演为《奋斗》选角儿时，找到王珞丹，说看过她演的海岩剧《阳光像花一样绽放》里的“单娟”，《奋斗》有一角色露露是个很酷很拽的女孩，气质相似。不料被王珞丹一口回绝：“我不想演与之前类似的角色，没法再超越。”她说想演米莱。赵宝刚问：“是不是不让你演米莱，你就不演了？”“是。”王珞丹毫不犹豫。

朋友们都问王珞丹是不是“脑袋被门挤坏了”，“那可是赵宝刚啊，和他合作太容易出名了，先合作以后再挑角色啊”。

不料第二天电话就来了，赵宝刚同意她演米莱。为了配合王珞丹的容貌气质，他还不惜修改了剧本。按当初的设想，米莱该是个白皙丰腴的女孩，以证明家里阔绰有余粮，而王珞丹又瘦又黑，全然不像。所以只好把米莱的爸爸从文雅儒商改成了做建材生意的土大款。

看过《奋斗》的观众没有不喜欢米莱的，赵宝刚也发现了这姑娘的可塑性，便在《我的青春谁做主》筹拍的第一时间联络了王珞丹，她“挑食”的老毛病又犯了：“小样这角色太闹了，我怕观众接受不了。”当时她手上有5个剧本，不知如何选择，就列了一张表格评分，“好导演加10分，好的演员阵容加10分，好的播出平台加10分，片酬加10分……结果，还是赵导的戏以总分70胜出”。

拍赵宝刚的戏是很有压力的，“拍戏时赵导几乎不夸我”，看别人的戏，赵导会乐，看她的戏，则一直很严肃，甚至发脾气。一次，赵导好容易乐了，王珞丹却哭了，“得到他的肯定，对我来说太难了”。有一场她在车上高唱《北京的金山上》的戏拍了好几天，唱了上千遍。赵导事后解释说：“王珞丹像个皮球，压得越低，弹得越高。”

两部青春励志剧的热播，让王珞丹成了新一代青春偶像。有一次她跟朋友吃涮锅，穿得很随意，素面朝天的，正蹲在凳子上甩开腮帮子大吃，有人拍她肩膀，一回头，那人惊呼：“真的是米莱！”当时她特不好意思：“还好这时代崇尚个性，我这么得瑟的人才有机会施展。”

未来无限大

或许在旁人眼里，王珞丹显得自我而叛逆，但在她看来，“虽然大家都说80后叛逆，可赵宝刚导演说他们那代才叫叛逆呢，和人发生矛盾了，板砖直接就拍过去。我们80后再怎么自我，也还是会有价值判断标准，局限在一个框架里”。

有人说，80后自负、物质、游戏人生，与钱小样对待爱情的态度截然相反。小样放着成功男士高奇不嫁，非要跟定没钱没房没车负债累累还折进大牢的方宇，让人感觉不现实。王珞丹立马反驳：“80后一点儿不物质，他们其实特有闯劲，因为还没失败过，还没被算计过，像钱小样一样，只管往前冲，坚信自己能闯出一片天。80后同样是有理想的一代！”

王珞丹形容自己的性格是：红色与蓝色的综合体。一面，如红色热情阳光，笑神经发达，经常自个儿笑得上气不接下气，还能玩能闹，旱冰、攀岩、架子鼓，样样精通；另一面，又如蓝色安静平和，没戏拍时就宅在家里，看书，弹琴，写博，遛狗，睡觉，完全自得其乐，爱好广泛的好处即是，永远不会闷。

拍戏，她喜欢挑战不同角色，立志做“千面女郎”，她也爱尝试新事物、新领域，自己设计过衣服。“也许将来会做服装设计方面的工作呢，不一定一辈子当演员啊”。她像个孩子，永远有好奇的眼和蓬勃的心，贪婪抓取着异香的糖果。而世界如一个五光十色、充满能量的大魔方，不断诱惑着她去探寻，她的未来不可限量。

梦想名人故事篇(三):在职场奔跑，在巅峰微笑

王雷的前30年，是一段典型的“精英女性成长＋挑战自我极限”的历史，始终遵循着社会认可的卓越人生轨迹前行：毕业于清华大学计算机系，赴美读研，经历过创业后，在全球一流的沃顿商学院攻读MBA，毕业后成为著名投资公司Wellington Management的标准金领。偶然接触登山后，她用7年时间完成“登顶珠穆朗玛峰”的梦想。一并战胜七大洲最高峰和南北极，成为完成“7＋2”探险的华裔女性第一人。

职场精英的1.0时期

王雷的父母都是工程师，虽然从来没有和她谈论过“你想要过什么样的一生”，但王雷心里很清楚父母的期望。“在我们这样的家庭，在我们长大的那个时代，简直不用沟通，就知道只有一条路：不断上好学校，找一份好工作，过一种按部就班的人生。”她一直做得很出色。小时候，她的理想是医生、作家、科学家或者教授，“登山”一词从来没有在她的愿望清单上出现过。

即使生来就是“闲不住”的性格，多年的计算机专业也练就出一个强大的、严谨的逻辑思维能力。从学习到工作、生活，王雷都呈现出一种系统化、规划性的状态。在美国读完计算机专业硕士，她自然而然地进入纽约一家IT企业，做一个循规蹈矩的IT女。这段工作经历没有带来太多激情和深刻的记忆，她转到西雅图开始创业。

那是一段很快乐的日子，每天花十四五个小时在工作上，王雷却特别享受。上午8点开早会，一直忙到傍晚，走出办公室，去海边迎着夕阳跑一会儿步，回来继续工作。“每天忙完回家的时候，我还恋恋不舍的。别人看着特别辛苦，可我觉得这就是美好的生活。因为在做自己真正喜欢的事情，自然会很投入，再苦再累，也没有一点抱怨。这和后来登山的状态其实是相通的。”

在创业的过程中，王雷发现自己在管理等方面的不足，于是选择用MBA进行职业充电。MBA和她之前接受的理工科训练完全不同，就像是一次革命性的冲击，为她开启了另外一个世界。读完MBA的王雷变了‘’开始用发散思维看世界，她以前从未想过人生可以这样可以那样，有无数种可能性。她的思维不再被死死地钉在固定轨道上，她变得敢于设想并尝试各种可能。

这时她来到了波士顿，一个寒冷的城市。抵达波士顿的第一个周末就下了一场大雪。她来这里从事一份高强度的私募基金管理工作，由于要随时根据全球市场交易情况进行操作，王雷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被占据了。每天一到公司，伦敦市场的交易早已开始，她必须紧锣密鼓地忙到11点伦敦关市，赶紧关注北美市场，而到晚上7点，亚洲市场又开始交易了。整天保持着高负荷的运转状态，每一秒都不敢耽搁，上厕所都用冲刺的速度。王雷不希望因为自己的一个失误，客户的钱就这么没了。

波士顿的家距离办公室200米不到，王雷怕冷，除了上下班，能不出门就不出门。整个冬天她没有进行过一次户外运动，也没有任何旅行，仅有的运动就是每隔几天在跑步机上跑两步虽然除了工作还是工作，除了同事没有朋友，她对自己的生活仍然感到满意：事业挺好，身体挺好，就这么走下去也挺好，还要求什么呢？

挑战巅峰的2.0时期

直到今天，王雷说起2003年登顶乞力马扎罗都是“一个意外”。同事们一起去非洲旅行，大家都打算拿下这座非洲最高峰，“我想别人都能上去，那我当然也要上去。特别无知又无畏。”她还不明白这样的高峰意味着什么，也没有接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上山后才发现难度超乎想象，但她最终靠意志勉强完成了。那次成功，让她惊讶于自己的潜能。

几个月后，纪录片《巅峰168》在波士顿放映，王雷鬼使神差地去看了这个英国登山家的故事。没多久，《乔戈里峰上的女登山家》上映，她又被“一股莫名的冲动”拉进了电影院，影片告诉她：截至2004年，全世界共有5位女性成功登上乔戈里峰，但没有一位幸存。第二天，她直奔图书馆，借来所有与攀登珠穆朗玛峰相关的录像，一口气看完。“那一刻，我强烈地感觉到，我的人生注定要和珠峰联系在一起。”

这个念头一发不可收。她立刻确定了目标——每年爬一座山，直到登上珠穆朗玛峰。那是2004年6月的第一个周末，第二个周末王雷就出现在攀岩课的场地上。“这时我的心态和爬乞力马扎罗那会儿完全不同，因为心里有目标有动力。我告诉自己必须学会攀岩，根本没想是不是那块料。”一年之内，王雷熟练掌握了攀岩、攀冰、冬季生存、野外急救以及各类专门器具的使用技巧。

攀登一座高峰大约耗时2—3周，但用于训练和筹备的时间更长。王雷把所有的周末和假期都用在登山上了，周末和工作日的晚上用来训练，到了适合攀登的季节就请假进山。一切都为登山让路，工作和生活被排在了后面。2005年，欧洲最高峰厄尔布鲁士被王雷拿下，2007年的战绩更为不俗：文森峰、查亚峰、麦金利峰。回来时，向导对她说：“你应该去试试喜马拉雅山了。”她非常震惊：“你真的觉得我可以吗？！”因为前面的每一座山，王雷都觉得自己爬得特别艰难。毕竟作为一个登山爱好者，她清楚自己的体能和职业登山家差太远，从内心里她没想到目前能登上珠峰。向导的提议，促使她把珠峰提上日程。

人生中最艰难的时期不期而至。王雷计划在半年内把剩下的几座山一口气爬完，2008年4月剑指珠峰。她一咬牙，辞职，借钱，只为赶快完成梦想，早日回来恢复正常生活。南北极之后紧接着上了阿空加瓜峰，连续的攀爬消耗太大，在路上又缺乏休养，回来的途中她就意识到自己无法接着登珠峰了。

王雷陷入了最深重的痛苦，“我当时已经为此借了很多钱。一口气借钱容易，一鼓作气爬山回来工作也容易，三天两头借钱然后工作一阵又去爬山反而不容易。如果这时放弃，意味着未来几年我还要背着债，继续这种临时状态的工作和临时状态的生活。我更担心珠峰计划会无限期地推迟，可能是几年，可能是一辈子。”

她看着同学们都走上了MBA典型的职业发展道路，自己却全身心投入登山运动，她也怀疑过自己的选择。登山是一个付出不一定有回报的项目，还有一定的危险性，相当于一项高风险投资。最初设定登山就是一个爱好，完不成还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没曾想走到了这一步。

当投入越来越大，困难也就开始了，王雷陷入两难：继续还是放弃。这就是她说的“最大的困难在山之外”。登山只需忍受生理上的煎熬，山之外的时间却很长很长，有太多的心理挣扎。纠结到最后，她使用了后悔测试法：想象自己80岁，回忆往事时，会为当年放弃了一份工作而后悔，还是为当年放弃了一个梦想而后悔？显而易见的答案让她坚持了下来，她开始断工作，还钱，为登珠峰做准备。

海军陆战队出身的教练要求一丝不苟，任何没有准确执行的训练在他眼里都等于零。第一周王雷就被骂哭了。波士顿的冷夜，下着雨夹雪，路面湿滑有冰，教练在Email中说：“不管外面什么天气，穿上合适的衣服，给我出去。”王雷没有同伴。一个人特别孤独地出门训练，路过的人家都在温暖的屋子里烤着火，对比特别强烈，她想想珠峰，“不能期待珠峰的天气都是眷顾有加的，不能期待珠峰的路都是很顺的，所以现在不能找任何借口，不能给自己一点放松的余地。”

登顶珠峰的路上，有很多纪念碑。“算算生卒年份，很多人非常年轻就走了，还有一些名字是你认得出来的，甚至是你景仰的名字，心情非常沉重。但是转念一想，他们走的时候都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这就是最好的归宿。对登山者来说，不是死在山上就是死在病床上，当然是死在山上更接近他们的愿望。”

超越自我的3.0时期

最近，王雷刚刚在北京忙完一期青少年夏令营，她想通过各种户外活动帮助孩子们认识自我、建立自信。一开始，面对诸如“你有什么优点”“你有什么梦想”的问题，好多孩子回答“我没有优点”“我不知道我的梦想是什么”。她用了很多方法，引导孩子们接纳自己、大胆尝试，夏令营结束时。大多数孩子找到了新的答案。“有朋友告诉我他们报名去参加马拉松了，有家长发现孩子每天自己起床跑步了”，这就是王雷目前的成就感来源。

“登山是我的一个爱好。”对她来说，这7年并不是人生跑道的转换，只是用登山来探索人生。“所谓的人生跑道是主观认定的，其实人生本来没有既定的轨道。这7年像是我人生中一段浓缩的成长历程。今天的我更无畏，对于未知的不确定的一切没有了恐惧。2004年之前的我，面对的未来是确定的。如果让那时候的我想象今天，我会觉得太恐怖了，这不可能。但是现在给我任何一种未来，我都会充满期待地走过去。可以说，经历了7年的登山，我升级成王雷3.0版了。”

看过王雷在美国工作时的照片，苗条的小金领，身着浅色职业套装，坐在办公桌前，略带矜持地微笑。而面前的她，小麦色的肌肤散发着阳光的味道，笑声爽朗热情，所有坦诚和无畏都写在眼底。等待阿空加瓜峰好天气的两年，在希夏邦马峰迷路的三个日夜，为营救晕倒的队友从麦金利峰撇下来，带妈妈去看攀岩训练以消除父母的担忧，在查亚峰被绳子甩到空中转圈的危急时刻……都融入在她的生命里。无论是职场金领还是自然的挑战者，她都做到极致，战胜了自我，凭借非凡勇气成就一番梦想。

对于登山爱好者来说，珠峰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不是攀登的极限。接下来，王雷希望在事业上实现自我超越，她将把精力投入在青少年和企业管理者的领导力培训上。登山还会继续，“7＋2”的挑战告一段落，常规的攀岩练习和定期的远足、长跑不可或缺，登山已经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她不会像传教士一样游说大家都去登山，她只想告诉所有人：珠峰面前人人平等，在所有攀登要素中最重要也最无法替代的是信念。其实。每个人都有登顶的能力，谁都不要轻易放弃。

梦想名人故事篇(四):泰戈尔的故事

在喜玛拉雅山的另一端，那个叫印度的国家，在我们的心目中，总是披着神奇、美丽、甚至不可探测的面纱。印度曾是我们的“西天”，是中国人朝圣取经的地方，是信佛者和幻想者灵魂超脱的天堂。

可以想象，在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会诞生出多少优秀的人物！但是，中国人最熟悉的，恐怕只有两个人：一个是甘地，一个是泰戈尔。而在这两个伟人中，泰戈尔仿佛对我们更接近，更具体，更有独特的魅力。

“泰戈尔是伟大的诗人、哲学家、爱国者、艺术家，深受中国人民尊敬。”这是周恩来总理1957年访问印度的时候，在泰戈尔创办的国际大学写的题词。这也是泰戈尔一生的写照。

1861年，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的一个地主阶级家庭。父亲是印度有点名气的哲学家和宗教改革者。他有6个哥哥，有的献身于印度的文艺复兴运动，有的则为社会改良而奔波。由于父亲的关系，他加入了当时加尔各答知识界的一个活动中心。从小在这样的环境中长大，对泰戈尔的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并使他从小就受到了文学的熏陶。泰戈尔8岁就开始做诗，17岁时发表了叙事诗《诗人的故事》。他曾在英国伦敦大学读过法律，但在这段时间，他却把主要时间用在了学习英国文学和西洋音乐上。回国后，泰戈尔主张把印度古老的文化与西欧的文化结合起来，创造出一种更高的文化。在此过程中，他写就了许多作品，它们包括有《暮歌》、《晨歌》等，内容多是抒发个人内心的感受和描述绚丽的大自然。1886年，他出版了诗集《新月集》。泰戈尔早期的诗作纯朴、自然，从内容到形式，都开创了一代新诗风。

1890年，泰戈尔接管了父亲的庄园，移居到了乡村。他经常泛舟河上，饱览美丽的湖光山色，广泛接触了农村社会，亲眼看到了英国殖民者和地主的专横暴虐，深切同情农民的苦难。他写了许多诗歌和短篇小说，真挚地反映了印度人民的苦难生活，塑造了贫穷而质朴的劳动者形象，控诉、揭露了惨无人道的殖民统治制度。1901年，泰戈尔离开了庄园，到桑地尼克丹创办了一所学校。他抱着改造社会的目的，亲自授课，满腔热忱地希望年轻的一代能继承印度的民族文化，献身于农村的改造。1921年，这所学校被命名为国际大学。

泰戈尔积极参加了印度的民族独立运动。1905年，他在加尔各答唱着自己创作的爱国歌曲参加反英示威游行，并发表演说，痛斥英国的殖民统治罪行。1919年，为了抗议英国殖民主义者屠杀手无寸铁的印度人民，他写信给英国总督，宣布放弃英国授予他的男爵称号。

泰戈尔不倦地寻求着印度的民族独立之路。他周游列国，考察各国的情况，以求能够学到一些对民族独立有用的经验。他到过英国、法国、美国、日本、苏联，还于1924年到过中国。他对苦难深重的中国人表示了深切的同情，他说：“在亚洲，我们必须团结起来。”他深深地为中国文化所吸引，并不无深情地说：“我相信我的前世一定是个中国人。”

泰戈尔的一生主要从事的活动就是文艺创作。他的诗在印度是家传户颂的，被称为印度的“诗圣”。1913年，他发表了诗集《吉檀迦利》，表达了诗人与神交流自己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炽热感情。后来，他因为这本诗集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是第一个获得这一奖项的东方作家。泰戈尔其他的着作，如《飞鸟集》、《园丁集》等也深受人们的爱戴。泰戈尔的诗格调清新，意境深远，语言流畅，表现了诗人对人生的热爱，对祖国命运的关切，而且富有哲理。除了诗作外，泰戈尔还写有小说，他的长篇小说代表作是《戈拉》、《沉船》等。

泰戈尔的创作生涯长达60多年。他多才多艺，一生写了50多部诗集、12部长中篇小说、30多部散文作品、20多种剧本、100多篇短篇小说。它还能绘画作曲，一生绘了1500多幅画，创作了两千多首歌曲。他创作的歌曲《人民的意志》，1950年被定为印度的国歌。

大诗人庞德在听另一位大诗人叶芝朗诵泰戈尔诗歌时惊呼：这是为“一位大诗人，一个比我们中间任何一个都要伟大的人的出现而感到激动不已”的时刻。几乎所有批评家和诗坛巨子都尊称他为大师。

梦想名人故事篇(五):高晓松 一尘不染，心有翩翩少年

高晓松 一尘不染，心有翩翩少年

1983年，黄昏中的北京，迷蒙、色彩饱满，像是香山一片红透的枫叶。起了风，远远地送来电报大楼的钟声。一个少年立在窗边，听着那被风声拉长的旋律，意醉神迷。报时钟声响完，少年奔出家门，冲向五道口，秋风把他的领口吹开来，是直沁心脾的秋高气爽。

多少年后，高晓松伫立在洛杉矶的秋风里回忆北京长大的那个风中少年，突然起了一阵乡愁。那是他眼里最美好的80年代，那时的他是初中生，心中有他自己的“远大前程”。

如今的北京，在他眼里，噪声淹没了那些美好的细微的声音，比如燕子掠过屋檐的羽翅震动，比如潇潇秋雨的滴落......于是，他离开北京，移民去往美国，在他洛杉矶，他开启人生新的征程。

激荡在少年心中的八个字，是纵横四海，改造国家。

2012年3月，就在美国洛杉矶，高晓松主持的脱口秀栏目正式开始录制，每集节目时长20多分钟，短小精湛，一把椅子、一把折扇，对着镜头，高晓松对着全世界，开始聊天。这就是后来35期总播放量达到8300万次，一年总点击率达1.3亿次，创下网络播放奇迹的脱口秀节目《晓说》。

但是《晓说》最初的出现，并非起自纵横捭阖抢占互联网的大布局，而是因为高晓松的中年危机。

2012年，43岁的高晓松心头常常涌上一种怅然，尽管在朋友眼里他能侃、乐观、充满正能量，但是中年危机还是袭击了他——他们那一代人从小所受过的教育和成长的环境，从来不是要买个什么样的房子，娶个什么样的老婆，过成什么样的日子，那时候常常激荡在少年心间的八个字是“纵横四海，改造国家”。

当年复一年，年少时的梦想已经被现实风干，尤其是创作力枯竭，再也无法像年轻时写出那么精彩的歌时，他常常反思自己：自己究竟在做些什么?这些又有何意义?经纪人听了，掰着指头给他数，你做了什么什么节目的教练，做了什么什么活动的评委，你赚了几位数以上的钱......

可是在高晓松眼里，钱在一定程度上是有意义的，带来个人的自由，改善个人的生活，但是如果眼里只有钱，那似乎就和当年心怀梦想的此间少年背道而驰了。于是，就有了脱口秀节目《晓说》，读过万卷书、行过万里路的他在镜头前，跟大家聊人文、聊历史、聊旅行，揭秘奥斯卡的游戏规则，聊民国时期的刺客，说美国大选，趣谈古代婚姻制度......在他眼里，这是“纵横四海，改造国家”之一种，推动浮躁的社会去沉淀去思考。

当然，言多必失，聊了那么多的天，总归有疏漏，网友们看到疏漏就针锋相对地批判，于高晓松来说，看网友评论也是一次接受再教育的过程，“评论里绽放的理想主义光辉，比纠错还让我感动。不夸张地说，我的人生观跟着有了调整。”高晓松把《晓说》比作微博，“短小阅读会饱和，但是它的线索多，40万字微博不过两本书的体量，信息量却要比两本书多得多，有人留言看了我的节目去查了4个小时的史料。”

他跟朋友和制作团队总提一句话，希望《晓说》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有一些音乐在每一代人都没有形成大流行，但是每一代都有喜欢它的人，这也是《晓说》的目标。”

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

事实上，以前的高晓松年少轻狂，并不太喜欢接受批评，真正的成长，也许要从42岁那年酒驾入狱开始。

2011年5月9日，高晓松因为酒驾发生交通事故而被判入狱。他的律师原本可以帮他做无罪辩护，但却被他拒绝了。庭审现场做自我辩护时，他坦然认罪，“我没什么辩护的，有的只是忏悔。平时我觉得喝酒可以带来自由，现在却因为喝酒而失去自由。之所以有今天，是自己多年来浮躁、自负的结果。我要先做一个守法的公民，然后是有责任感的艺术工作者。”

虽然在很多人看来，那是一段很不光彩的经历，但是认领了责任，也就意味着担当。那句话，成为当年的最硬气发言。

在看守所的生活，让他成长了很多，“主要是情商方面，我一直觉得我是个智商高，情商不足的人。”冯唐曾经这么评价高晓松：分寸感、进退感很差。在看守所里，身边有文盲，有杀人犯，高晓松每天就和他们吃住在一起，这让他有种生活回归到粗糙原始状态的感觉，于是很多原先的想法、理念也开始土崩瓦解。“比如我原来不喜欢或者看不惯很多人很多事，但是在看守所里突然觉得原来不喜欢的那些，其实都还不错，原来觉得不可接受的那些跟那段日子比起来又算得了什么呢?”

曾经觉得永远不可结交的人，后来也成为感情至深的兄弟。“我还在等在狱中结交的一个大哥，2014年秋天他出来，我跟他许诺了，我这辈子跟人家承诺的事儿，很多都没有做到，但是这件事儿我一定能够做到，等你出来我带你去环游世界。”

在这之外，高晓松觉得看守所中6个月，他做得最成功的事，就是发呆，以前他没时间发呆，脑浆子没关过火，一直咕嘟着，突然就有了时间关火晾凉，可以去看枯燥的《大英百科》，此外，他还顺带翻译了一本马尔克斯的书。“《Memories of my melancholy whores》，我翻成《昔年种柳》。这本书我非常喜欢，是马尔克斯将近80岁时的作品，一本非常出色的小说，目前国内还没有出版，我觉得非常值得推荐给大家，所以就翻译了出来。”文字在网上贴出来之后，收到赞许无数，以至于被大家赞叹这是“高墙下出灵感”。

走出看守所，回首来时路，高晓松觉得生活对他足够眷顾，“我现在觉得生活对我特别好，是一种恩赐。我太太一家都信佛，我只敬佛，或者说只信不仰。每次去寺庙，我都对我太太说，不要求佛任何东西，我们已经是最受眷顾的了，如果这样都不满足，还要如何呢?做人，不能太贪婪。”

该明白的都明白了，不明白的也不想去明白了。

高晓松在网上还有个称号——矮大紧。那是他在写“重金属风格”小说《杀了她喂猪》时给自己起的名字，刚好是“高晓松”三个字的反义词。“这个名字也反射出我心里狰狞的一面。年轻时候，我是内心柔软，外表狰狞;现在的我，内心狰狞，外表柔软，正好反了过来。”

对于自己的外表，他有十足的幽默感——“你想想人家给你这么多东西，人家总得平衡点吧。你说拿什么平衡呢?比如说让你爸妈折寿，那不行;说让你变成1.5米，那也不行，少根手指头，也不行，没法弹琴了，生病那更惨，算了，干脆砸我脸上算了。”

生活给了他一张狰狞的脸，却让他的心里始终住着一个一尘不染的翩翩少年。所以，80后的徐粲金越过他的外表，被他的才华和内心所打动，最终答应了他的求婚。说起高晓松的求婚，还是一段很有意思的经历，那天，两个人一起去迪斯尼坐过山车，天上正好落雨，噼里啪啦砸在脸上，过山车冲上最高处，高晓松大声喊了一句，你嫁给我吧。徐粲金说好啊。高晓松心里不踏实，又追问一句，行吗?徐粲金以更大的声音回答说，好!好!好!

过山车俯冲而下，他们幸福的声音还回荡在云霄。

曾经多少次被人问过，老牛吃嫩草，一个60后和一个80后结婚，横跨了几代，会不会有代沟。但是高晓松却觉得，人和人之间，只要在一起生活，迅速就拉近了距离，只要不在一起生活，同龄人也难交流，因为生活本身是一种最好的黏合剂。

少年成长为大叔，曾经时不时想着踹生活两脚的高晓松，现在内心早已趋于平。如今的高晓松，在朋友和公众眼里，几乎是全能人物——说到靠手吃饭，左手可以写歌、弹琴，右手可以写小说写杂文;《晓说》的网络热播，让他成为中国的“奥普拉”，而且收到不少电视台的邀约;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身份——导演。在《大武生》拍后的第三年，高晓松再次蠢蠢欲动，筹谋新的电影。在各种身份之间，高晓松自由切换，人到盛年，他现在这么理解他的四十不惑：四十岁，该明白的都明白了，不明白的也不想去明白了。从此不惑。

《晓说》经典语录：

我发现人不能多年在同一座城市待着，疑似认识的人太多，聊天的时候会发现周围熟人千丝万缕导致不敢放开吹牛的痛苦。

中国人在奥斯卡只配打酱油?总有一天还是能打到醋的。

《虞美人》肯定是特别好听的一首曲子，那么多人往里填词，说明它好听，是一首流行歌。《虞美人》可能填了几万首，至今流传下来的至少有几千首，可是怎么唱忘了，既然那么好听，怎么就给忘了呢?

总之，郑和是玩也玩了，乐也乐了，全世界也见了，钱也花了......他顺手干了好多事，把狮子、长颈鹿什么的都给弄回来了。还给中国人民留下一样伟大的东西，就是麻将。

我有一个朋友开药房，我说咱俩这么好的关系，你干嘛不给我点消炎药?他说我告诉你，这个在美国惩罚得特别严重。医生的处方必须在药店保留十年，十年期间任何处方不能动，每年至少来查两次，你只要开了处方外的处方药，那就立即被吊销执照。

上学时学过一个化学原理，是说一种物质合成现象的，叫做“易合难解，易解难溶”，就好象溴和银，把这两种物质合成非常困难，需要几百度的高温才生成出“溴化银”，可是它只要一遇到空气，很快就会分解。但是硫酸和铜就很容易产生反应，之后生成一种非常美丽的蓝色液体“硫酸铜”，它就非常稳定——我觉得婚姻应该也一样。

梦想名人故事篇(六):杜甫的故事

杜甫虽然出生在一个官僚家庭，是个官二代，但无奈家道中落，一生仕途不顺，屡受打击。如长安十年，杜甫为谋官历尽艰辛，受尽屈辱。大到受骗上当被权相耍弄，小到残杯冷炙，蔬食不饱。杜甫36岁那年，参加了玄宗的特科考试。但这次考试被权相李林甫操纵，竟一个不取，反倒上表祝贺玄宗，称“野无遗贤”，似乎天下的能人都已被朝廷延揽，剩下的都是些扶不起教不出的草莽之辈。杜甫兴冲冲而来，心悬悬而去，受到了无情的愚弄。

杜甫原本雄心勃勃、理想远大，但造化弄人，年过而立却仍无立身之处，经常为了吃饱肚子而四处奔波。754年诗人家居长安城南的少陵，由于长安发生特大的雨灾，米价飞涨，诗人在长安无法生活，只好把妻儿迁到长安城北的奉先县去谋生。而更为可悲的是759年诗人一年就迁移了四次。从洛阳到华州、秦州、同谷，直到四川的成都。杜甫在同谷县出发时在诗中写道：“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可见诗人奔波之苦。这种奔波，除避安史之乱外，主要就是为生活所迫。

杜甫当初决定去同谷时，就是因为得到同谷县令的信，说此地盛产一种薯类，吃饭问题好解决。可杜甫去后情况并不那么乐观，他在《同谷七歌》中写道：“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僵的杜甫苦苦寻找的“橡栗”，是一种不好吃的苦栗子，在庄子“齐物论”里养猴子的“狙公”就拿这个给猴子选择要“朝三”还是“暮四”。可见诗人的生活是饥寒交迫、狼狈不堪的。所以杜甫住了一个多月就只好离开，继续“流动”了。

李白与杜甫都经历过漂泊迁移的生活，但杜甫的情况更加困难。李白漂泊时，常常是一条光棍汉，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有多少，花多少，穷点富点，日子都好对付，何况自己账户上还有“五花马，千金裘”，手里有钱，心里不慌。而杜甫在安史之乱以后，到了哪里都是老婆孩子一大帮。经常瓮中无米，灶头无烟。连饿死孩子的惨剧都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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