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农民工返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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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工返乡一:2016年农民工返乡子女入学情况调查报告

　　在目前中国经济社会结构深刻变革的背景下，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规模并没有因2008年～2009年间的农民工“返乡潮”结束而缩小，相反正呈现持续性增长、常态化存在以及多样性转化的特征。在笔者看来，农民工返乡子女群体绝非短时期的存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不应该局限于应时性的政策目标。
　　笔者所在的“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文化冲突与社会支持系统构建研究”课题组，在调查了四川省的237位教师，走访观察数十位返乡子女的就学和生活情境，以及对7个孩子长达半年左右的深度追踪研究的基础上认为：在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应该通盘考虑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价值定位和政策效能，并仔细分析政策背后潜藏的制度基础，特别是户籍制度的深层影响，尽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实现制度重构。
　　农民工子女从二元划分悄然转向三类结构
　　据国务院最新数据显示，截止到2013年年底，我国农民工总量已达2.69亿人，其中外出的农民工1.66亿人。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劳动力转移流动，社会结构、阶层、文化冲突与融合等重大问题都需要我们从全局角度深入思考。
　　笔者认为，首先，应该注意到近年来中东西部大范围跨省劳务输出趋势的变化。据全国妇联2013年发布的我国农村留守儿童、城乡流动儿童状况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流动儿童中县内跨乡流动的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比例最高，跨省流动儿童比例位居第二。具体情况是，跨省流动儿童占全部流动儿童的30.11%，省内跨市占18.80%，市内跨县占12.83%，县内跨乡占38.25%。部分省份的流动儿童则是以省内流动为主，如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南、四川和贵州等省份，省内流动儿童比例占90%以上。
　　这一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新趋势，必然带来农民工返乡子女呈现多类型转化特征。其中，返乡再流动学生的持续增加即是这种“漂移”新趋势下的直接反映。“跨省流动——返乡——省域内流动”逐渐成为农民工子女“社会漂移”的重要模式。
　　其次，应该思考农民工“引返”抑或“促融”政策的价值选择及政策效能对农民工子女结构性变化的深刻影响。就整个农民工政策而言，是促进其更好的融入城市，还是引导其返乡创业?这是农民工整体政策的核心价值选择。从这些年的政策走向来看，“引返”抑或“促融”政策，似乎是一个两难困局，且摇摆不定。近年来，政策的天平似乎倾向于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在总体性、高密度返乡创业政策的引导下，农民工返乡创业已经成为一股潮流，农民工随返子女越来越多已经成为客观事实。
　　尽管农民工返乡创业的政策执行效果尚需客观评估，但有几点事实必须予以注意：第一，引导农民工返乡创业政策将会促使更多的农民工及其子女“走在返回家乡的路上”;第二，一旦“引返”政策执行效果不力，将很有可能让这些带着返乡创业愿望，但又耗不起的农民工再次选择外出社会漂移;第三，带有“返乡印记”的农民工子女的绝对数量持续增长已是客观事实，并且正在改变着农民工子女的整体结构。
　　在本课题组看来，传统的农民工子女二元划分(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已经向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留守儿童、随迁子女、返乡子女)悄然转变。
　　借此，笔者认为，面对农民工子女三类结构变化，政府需要进一步完善其顶层制度设计，充分考虑三类农民工子女在当前“社会漂移”中的类型转化以及带来的文化适应和制度障碍。
　　孤立政策不能解决“漂移”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
　　笔者认为，由“返乡潮”牵扯出来的返乡子女问题以及政策，其实是农民工子女的一个综合问题。它既是一个“他乡”与“故乡”文化冲突在农民工子女身上的直接体现，也是流动、留守以及正常农村孩子身份的一个关联性节点。在一定程度上，它仍是一种“漂移”所带来的综合社会问题，也绝非孤立政策所能解决的。
　　本课题组在长期的调研中发现，为数不少的返乡再流动子女往往在学校办学条件差、师资水平低、经费投入不足、校园安全存在隐患的民办学校就读;有幸进入公办学校的返乡再流动子女大部分无法进入优质资源校;即便进入公办学校，也存在着单独编班或者在座位上实行划块管理的情况。
　　总体而言，返乡再流动子女和大部分进城务工人员子女一样，在教育过程中受到的显性或隐性不公平待遇十分突出。所不同的是，这部分学生较之非返乡流动的孩子而言，在社会的漂移中经受着更为频繁且持续的文化冲突和适应。而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边界实际上并没有涵盖或者延伸到返乡再流动子女这一分化的群体中去。
　　从政策对象的精细化、政策边界清晰程度、政策网络成熟度等影响政策效能的诸多因素综合考量，返乡再流动子女的就学问题应该放置在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网络中加以优化。这也正如学者段从荣所言：“今天我们的城市化是只见劳动力，不见‘人’的城市化，是只见孤零零的个体，看不到家庭的城市化。”
　　所幸的是，目前，不少省份已在实质性推进削减户籍制度的深层制约。比如，四川省已对义务教育招生入学工作提出相应要求，全面实行单校划片或多校划片，切实保障农民工随迁子女平等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所有义务教育公办校对随迁子女“开门”，稳步提高接收比例，避免将随迁子女限定在少数学校。
　　笔者建议，应该在遵循人口迁移、人口城市化的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基于“儿童优先”的原则，进行流动儿童、留守儿童以及本课题重点关注的返乡子女的整体性的顶层制度设计。
　　努力消除就学中的户籍障碍或利益捆绑
　　从更为宏观的农民工政策系统来看，户籍制度仍将持续且深刻地影响着“引返”“促融”政策效能，继而导致为数不少的农民工子女在“留守”“流动”之外，将长期存在着“欲走还留”“且走且留”的社会漂移和持续的文化适应问题。
　　据2015年3月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提供的数据显示，全国返乡创业的农民工已达200万人左右。各地政府也在返乡创业政策方面，大力宣传和努力推进。
　　从世界各国发展历史来看，现代化进程都伴随着大量的人口转移与流动，也一定会带来社会发展和城市管理的压力。但由于大多国家并不存在中国这样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所以，国外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造成户籍对人自由流动的阻隔以及身份等级的区隔。而我们的情况是：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户籍管理体制使得诸多教育政策的执行效能受其掣肘，返乡子女就学政策也深受此制度影响。户籍制度将会与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乃至与整个农民工子女就学政策网络产生更为频繁的摩擦和冲突，影响着相关政策的执行效能。
　　发达国家大多是通过法律政策的创新和实践来形成对流动人口及其子女教育的制度化管理。美国自1966年推行至今的“流动学生教育计划”( Migrant Education Program，简称MEP)影响最大，成效显著。联邦政府的强力介入和干预、充裕的专项资金支持与完善的流动儿童登记制度挂钩所形成的激励机制值得借鉴。日本基于“住民基本情况网络登记制度”搭建自由的户籍迁徙制度，以此保障流动人口子女教育不分地域自由择校。欧盟以高效的管理协调机制，全面的社会融合政策来确保欧盟区域内成员国人口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权等。另外，非政府组织参与应对流动人口子女教育方面也有大量的经验。
　　具体到返乡子女就学政策而言，笔者建议，首先需要加大异地高考(精品课)政策执行力度，解除就学中的户籍障碍或利益捆绑，最大程度地消除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被迫返乡现象，最大程度地减少因升学原因造成的返乡子女亲情疏离。同时，针对返乡子女再次流动，特别是省域内的省内跨市、市内跨县、县内跨乡流动态势，我国政府应该切实加快推动户籍制度改革，逐渐剥离户籍上的利益捆绑，回归户籍的登记功能。
　　就学政策动力不足直接影响政策效能
　　纵观大多数省份，在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上，仅仅体现了政策的逐级传达和一般性的政策宣传。从更为基层的政策执行方式和推进思路来看，几乎没有超越上述政策主体所搭建的政策框架。可以说，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动力不足直接影响着该政策的效能。
　　针对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目标执行表浅、执行动力不足等问题，笔者认为，在接下来的工作中，需着力加强该政策的执行动力系统，特别是对基层执行主体的激励和监督机制建设。
　　首先，需要清楚认识：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就学政策需要末端执行主体积极主动的行动，方可实现。如何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对于该政策的窄化理解，从而导致“返乡潮”后农民工返乡子女政策的沉寂和淡化?如何避免学校管理者的无区别甚至消极对待，调动学校各级管理者细致、有针对性且充满爱心的工作?这都需要对返乡子女群体的拓展及转换等情况在政策中有进一步的清晰界定和表达。
　　其次，要切实在国办发[2008]130号文件“将返乡农民工子女入学情况列入当地教育督导、评估的重要内容”精神的基础上，建立健全返乡子女就学质量公平的绩效考核指标，以此培育政策利益群体积极、多频的互动，推动各级教育行政部门和基层学校对返乡子女群体就学问题的切实关注，防止基层政策执行者对该政策窄化、静态的理解。同时，针对返乡子女与留守儿童和流动子女的转化特点，引导各级政策执行主体(特别是基层学校)整合、优化农民工子女的管理事务，以监督促激励，最终实现管理的针对性和科学性，以保证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执行动力的持续提升。
　　总之，在充分认识到农民工子女返乡的持续性、常态性及转化性的基础上，推动基层教育行政部门及学校各级管理者的保障激励和监督机制建设，现在必须提到议事日程上来了，我们要在大的农民工子女教育政策系统中去思考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问题指向、价值指向和发展趋向，提升农民工返乡子女就学政策的执行效能。
　　如何建立返乡子女支持系统
　　数量不小的返乡子女该如何平稳过渡、回归家乡，即便在再次成为留守儿童后，依然能够获得情感上的关爱和心智上的健康发展?
　　笔者建议，可以采取以下思路：
　　由当地政府牵头，建立农民工返乡子女信息登记采集制度。对于农民工返乡子女的具体数量、家庭背景、年龄、性别、返乡原因、回乡居住及生活状况进行详细登记。如有可能，建立以县为主的返乡子女基本情况网上登记制度。可以和留守儿童、流动子女登记制度联通，从而在信息采集方面做到心中有数。
　　对于返乡子女的不同类型进行区别对待。比如，对于成为留守儿童的农民工返乡子女，可以建立结对子帮扶机制，四川省眉山市青神县的“青神模式”就是一种有意义的探索。必须强调的是，各地既要有效地将返乡子女的就学等问题区别对待，同时，也要看到返乡子女向留守儿童和随迁子女以及正常家庭孩子的转换，在整体性农民工子女关爱网络的大战略下思考返乡子女的关爱系统。对于再次流动的返乡子女，要将其纳入流动子女就学政策的框架中去。
　　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学校为主体、家庭为依归、社区为依托的基层关爱网络和安全预警机制。比如，可以考虑返乡子女占一定比例以上的学校增设生活和心理辅导教师编制，专职从事此方面工作。可以在各村、社区建立农民工返乡子女互助关爱服务站。在该公共活动空间中，以书籍阅读、游戏、亲子网络联系小屋、“外面的世界”视窗等功能分区构建返乡子女、留守儿童、普通孩子的公共交流空间。同时，针对返乡子女的个人安全等问题，在关爱网络搭建的同时，也应在信息采集系统的配合下，建立返乡子女个人安全监护人责任制度，并以此构建安全预警网络。
　　农民工返乡子女的支持网络建设和优化，还需要充分考虑目标群体的支持网络感受度，积极推动返乡子女由被动接受向主动的寻求利用支持网络转变。

农民工返乡二: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会议简报2016

　　简报一：

　　省政府召开全省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大会，总结近年来我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表彰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安排部署下一阶段工作。市委副书记、代市长程志明在省主会场参会;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孙金献在郑州分会场收听收看。
　　会议要求，各级各部门要进一步深化思想认识，把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作为一件大事，抓在手中，落在实处;要积极创造条件，加大政策引导和扶持力度，建设好载体、搭建好平台，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要精心谋划组织，通过主动亲近、示范带动、加强培训等措施保障服务好农民工返乡创业。
　　据悉，今年省政府将在新密等20个县(市)开展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市)创建工作，明年将从中评选出10个省级示范县(市)。
　　简报二：

　　9月1日上午，我县在北京召开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座谈会。县长王治学，固始驻京党工委书记、固始北京企业商会执行会长苗振水及驻京党工委委员、乡镇商会负责人参加座谈。
　　会上，县人社局负责人传达了8月30号召开的全省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大会精神。
　　据了解，按照我省规划，到2020年，全省将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100万人，带动就业1000万人左右，实现人才回归、技术回乡、资金回流，促进从“输出一人致富一家”的打工效益向“一人创业致富一方”的创业效益转变。
　　“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固始利来针织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了返乡创业经验。
　　苗振水说，作为河南省第一人口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目前，固始县在北京务工人员达到20万，其中不少农民工兄弟是挣了票子、换了脑子、摸了路子的“能人”;老乡们既有返乡创业的意愿，又有返乡创业的能力。下一步，固始驻京党工委和固始北京企业商会，在坚持成果共享、绿色发展、党性第一原则前提下，积极引导有意愿、有能力、有技术的老乡回固始投资兴业。
　　随后，固始驻京党工委委员、固始北京企业商会及乡镇商会负责人纷纷发言，就支部建设、党员学习、经济走势、企业发展、在建项目等谈感受、讲变化、话发展，希望县委、县政府继续高度重视在外农民工群体生产、生活状况，对返乡创业人员给予政策优惠，支持企业在家乡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王治学通报了省直管以来全县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上半年经济社会发展数据和脱贫攻坚任务部署、分解、落实情况。他说，多年来，固始驻京党工委和固始北京企业商会一班人，在苗振水书记带领下，依据党的方针政策走出了一条新时期农民工党建工作新路子，县委、县政府予以充分肯定，固始人民予以充分认可。
　　王治学指出，在外务工的固始农民工兄弟“重情”、“重根”，大家因为贫穷离开家门，因为务工改变命运。如今，面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我县得天时、顺地利、占人和。王治学强调，要出台一个意见。我县将结合上级意见、结合固始实际，及时出台鼓励、支持固始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实施意见，谋划建设“新侨商”大厦，在政策、税收、工商等方面开通绿色通道;要搭建一个平台。结合我县“十三五”规划，建立农民工返乡创业项目库，列出项目清单，明确项目方向;回乡创业人员要想明白、说明白、做明白，要创“新业”，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善做善成;要建立一个基金。筹备固始县农民工返乡创业扶持基金，吸纳社会民间资本注入，做大基金盘子;精选项目，力争带动一批有市场、有前景、高附加值、高成长性的项目;要创建一个园区。积极筹建农民工返乡创业园区，打造一批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乡镇，为创建省级农民工返乡创业示范县提供载体支持;要开好一个会。在我县外出务工农民工聚集地，及时召开会议，建言献策、集思广益;把全县农民工返乡创业动员会与第八届根亲文化节结合起来，以会促节。
　　王治学最后说，农民工返乡创业，投入的是资金、建设的是项目、倾注的是感情、促进的是发展、改善的是民生，热忱的固始家人真诚欢迎70万在外游子回家看一看、走一走，共建固始美好家园。
　　简报三：

　　家，是幸福的港湾，也是致富的源泉，河南籍农民工返乡创业正逐渐形成潮流。8月30日，河南省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大会在郑州召开，河南拿出一系列“真金白银”举措，全面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尹蔚民，河南省省长陈润儿在郑州主会场出席会议。会议总结交流工作经验，安排部署下一段工作，进一步推进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深入开展。各省辖市、县(市)设会议分会场。
　　河南农民工返乡创业蔚然成风。河南省副省长王艳玲在会议发言时介绍，据初步统计，自2008年以来，全省农民工已累计返乡559.31万人，其中返乡创业60.69万人，创办企业30.97万个，实现年销售收入705.37亿元。这些积累了技术、资金和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优化了农民结构、提高了整体素质、创新了农业经营、促进了产业融合、加大了农村投入、提高了生产能力，成为促进河南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
　　创业效益逐步显现。王艳玲介绍，农民工返乡创业拉动了县域经济发展，带动了就地就近就业，增加了农民收入，还促进了农村社会和谐稳定，从源头上解决了“留守老人、留守儿童、留守妇女”的问题。
　　据了解，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河南省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从健全创业服务体系、完善创业政策体系、建立创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一系列“真金白银”举措，全面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
　　按照规划，到2020年，河南省将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100万人，带动就业1000万人左右，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另据《河南日报》报道，8月29日，河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谢伏瞻，河南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在郑州会见了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尹蔚民一行。尹蔚民、陈润儿分别代表人社部和河南省政府签署共同推进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备忘录。
　　根据备忘录，双方将在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拓展资金支持渠道、加强创业服务、提升创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进，发挥河南省在中西部地区农民工返乡创业中的示范带头作用。

农民工返乡三:农民工返乡创业推进会议简报

　　简报一：
　　8月30日上午，全省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大会在郑州召开。会议总结交流经验，表彰返乡创业之星，部署进一步推进全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
　　市长尚朝阳在郑州主会场参加会议。市政协主席、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冯鸣在信阳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上，信阳市、孟津县以及优秀返乡创业之星代表作典型发言。市长尚朝阳在题为《汇聚民智 筑巢引凤 全力推动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发言中，介绍了我市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成效和我市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主要做法。尚朝阳说，信阳是劳务大市，每年外出的农民工都在200万人以上。信阳通过大力实施“回归工程”，让创业者“想回来”“留得住”“干得好”“回得值”。全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势头迅猛，共有3.7万多名农民工返乡创业，累计创办各类实体2万多个，总投资350多亿元，带动了30多万农民实现就业。农民工返乡创业，已成为信阳特有的“民智”优势，有力推动了信阳“三农”工作发展。
　　据悉，为鼓励农民工返乡创业，政府办公厅近日出台了《关于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实施意见》，从健全创业服务体系、完善创业政策体系、建立创业保障体系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真金白银”的举措，全面激发农民工返乡创业热情。政府决定，从今年到2020年，每年认定一批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从中择优推荐纳入国家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范围。到2020年，全省将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100万人，带动就业1000万人左右，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简报二：
　　昨日，副省长王艳玲深入我市部分企业、孟津县创业贷款担保中心调研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并在我市主持召开部分省辖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座谈会。
　　近年，我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呈现三个特点：一是数量增加。2013年至2015年，全市返乡农民工累计达194889人，年均增长9.9%;创办企业7923家，年均增长18.4%;带动就业62828人，年均增长8%。二是结构优化。全市农民合作社总数发展到3939个，家庭农场总数达486家，种养大户达8698户，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总数达523家，8307名新型职业农民成为支撑当地农业发展的重要力量。三是作用增强。1048名返乡创业人员成为致富带头人，1915名返乡创业人员进入村“两委”班子，带动1.1万户脱贫致富，对农业农村发展带动作用明显增强。
　　王艳玲对我市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给予很高评价。王艳玲强调，返乡农民工是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重要力量，各地各有关部门要加大对创业政策的宣传力度，表彰一批优秀返乡创业农民工，树立崇尚创新创业的价值导向，营造愿创业、敢创业、能创业的良好社会氛围;不断改善创业服务方法和手段，努力提升创业服务水平，为返乡农民工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信息、技术、培训等服务。要根据新情况、新变化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创业政策，加强创业政策与土地、税收、金融等政策措施的协调，为返乡农民工创业提供强有力的政策保障。
　　政府副秘书长王梦飞，省人社厅厅长刘世伟，省财政厅、省农业厅、省工商局、省国土资源厅相关负责人，我市副市长张世敏、陈淑欣等参加调研和座谈。平顶山、三门峡、济源、焦作等市相关负责人及我市部分返乡创业农民工参加会议并发言。
　　简报三：
　　8月30日上午，全省推进农民工返乡创业大会召开，主会场设在郑州黄河迎宾馆，人社部部长、党组书记、中央组织部副部长尹蔚民，人社部副部长信长星，省委副书记、省长陈润儿，副省长王艳玲，副省长王铁出席了主会场会议，市委副书记、市长王新伟、市人社局局长郜军涛参加主会场会议，会议对50名“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隆重表彰。我市在市党政综合楼二楼视频会议室设分会场，市委常委、常务副市长陈志伟、市人社局副局长、市劳动保障中心主任李秀生出席了会议。市保障中心、市劳务输出处、市创贷中心有关负责同志及市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负责人、各区人社局局长、分管副局长、经办机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同时，四县(市)分别设分会场，县(市)政府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人社局局长、分管副局长、各乡镇长、人社所所长以及教育局、公安局等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参会。
　　首先，王艳玲副省长对我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已开展的主要工作进行了通报，并对下一阶段的工作进行了安排部署。她指出，据初步统计，自2008年以来，全省返乡创业农民工达到60.69万人，创办企业30.97万个，实现年销售收入705.37亿元。这些积累了技术、资金和经验的农民工返乡创业，优化了农民结构、提高了整体素质、创新了农业经营、促进了产业融合、加大了农村投入、提高了生产能力，成为促进我省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王铁副省长宣读了河南政府对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的表彰决定，与会领导现场为12名农民工返乡创业之星代表颁奖。我市汤阴县景豪门业有限公司秦志超、安阳平安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王平安、林州市留林科普生态园有限公司王留根受到表彰。王平安上台领奖。
　　尹蔚民部长对河南经济社会发展以及人社工作取得的成就表示由衷的赞许，对河南的农民工工作及返乡创业工作给予了肯定，并就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对河南提出了希望，他指出：一、省部双方要加强合作，根据刚刚签署的共同推进河南省农民工返乡创业工作备忘录，双方要在强化农民工返乡创业培训、拓展资金支持渠道、加强创业服务、提升创业管理水平等方面加强合作、共同推进。二、要及时总结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河南是农民工输出大省，促进农民工返乡创业正当其时、正应其势，希望河南可以探索出可在全国复制、推广的经验。三、各级人社部门要切实发挥好职能作用，人社部将一如既往地在政策、措施等方面给予支持，共同为增进人民群众福祉、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最后，陈润儿省长作重要讲话，他指出，各级各部门要深化思想认识，鼓励和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要积极创造条件引导和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要平等对待返乡创业农民工，对招商引资有什么优惠政策，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就要有什么优惠政策;同时，要制定落实完善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的差别化政策。要精心谋划，建好农民工返乡创业载体，搭建好平台，要抓好示范县、示范乡(镇)、示范园区建设，保障服务好农民工返乡创业。
　　今年全省选择了包括我市林州在内的20个县(市)开展返乡创业示范县创建工作，明年将从中评选出10个省级示范县。同时，政府决定，从今年到2020年每年认定一批省级返乡创业示范县，从中择优推荐纳入国家支持农民工返乡创业试点范围。
　　按照规划，到2020年，全省将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100万人，带动就业1000万人左右，促进农村劳动力实现就地就近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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