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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义学教育:从《红楼梦》看中国古代教育

　　摘 要：对孩子的教育问题一直是《红楼梦》中父母生活的一个核心问题。本文以《红楼梦》中的主要人物为例，探讨古代私塾教育的形式内容、不足之处;民主教育思想的萌芽有与封建教育思想的冲突;科举制度的重功名、轻德育。并针对这三各方面，归纳出《红楼梦》中的教育问题对现代家庭教育的三点启示: 性教育的重要性和不可替代性;对孩子的教育要采取因材施教;孩子的德育应该是家庭教育的重心。
　　关键词：古代教育，科举制度，教育方法 ，家庭教育启示
　　《红楼梦》是我国古代四大名著之一，标志着中国古典文学发展的最高峰。对于《红楼梦》的研究绵延不绝，众说纷纭。政治家眼中它是一部历史小说;文学家眼中它是一部文化小说;情人眼中它是一部言情小说;父母眼中它是一部家庭伦理小说;孩子眼中它是一部带有神话色彩的浪漫小说------书中的主要人物个性鲜明、血肉丰满，他(她)们的成长与教育息息相关。中国的古代教育历史悠久，在贾府这个地位显赫的封建大家庭里，有养尊处优的公子小姐，有卖身为奴的丫鬟小厮，有目不识丁的乡野村妇，有封妻荫子的世袭贵胄，有热衷功名的平民寒士，有道德下滑的皇商贵族-----他们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面对的教育环境不同、接触的教育思想也不同。本文将联系《红楼梦》中主要人物的成长与教育，探讨中国古代教育的优点与不足,寻找对现代家庭教育的启示。
　　《红楼梦》第一回《甄士隐梦幻识通灵 贾雨村风尘怀闺秀》作者自云：因曾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而借"通灵"之说撰此《石头记》一书也.故曰"甄士隐"云云.但书中所记何事何人?自又云：“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当此则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虽今日之茅椽蓬牖瓦灶绳床其晨夕风露阶柳庭花亦未有妨我之襟怀笔墨者.虽我未学下笔无文又何妨用假语村言敷演出一段故事来亦可使闺阁昭传复可悦世之目破人愁闷不亦宜乎?"故曰"贾雨村"云云.【1】
　　通过作者的自述，可知曹雪芹著作《红楼梦》的 原因与目的是：自欲将已往所赖天恩祖德锦衣纨绔之时饫甘餍肥之日背父兄教育之恩负师友规谈之德以至今日一技无成半生潦倒之罪。编述一集以告天下人：我之罪固不免然闺阁中本自历历有人万不可因我之不肖自护己短一并使其泯灭也.今天，我们读《红楼梦》就从作者的本意出发来探讨当时的教育。
　　(一)寒士寺庙求学和私塾教育环境的比较
　　贾雨村寄居在甄士隐隔壁的葫芦庙内，是一名暂寄庙中安身,每日卖字作文为生的穷儒，从他身上我们看到清朝寒士教育的环境以及科举制度对改变寒士命运的作用。教会是西方中世纪平民接受教育的机构，寺庙成为中国古代寒士静心攻读的“自修室”。在有宗教色彩的场所读书，人的教育潜移默化会带有宗教的影子。教会学校带有基督教色彩，我国的寺庙带有儒佛道色彩，并且儒道色彩更为明显。寒士在孤独的求学生涯中，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压力与心理压力。一方面，儒家的“入世”思想激励着他们刻苦攻读四书五经，有朝一日金榜题名，功成名就，衣锦还乡;另一方面，道家的“出世”思想又宽慰着他们禁锢苦闷的心灵，使他们幻想着得道成仙，不为功名富贵所累，上升到精神自由。当然绝大多数寒士的梦想还是通过科举考试求得仕途。贾雨村与甄士隐促膝长谈理想报复,不仅得到了经济上的资助,还获得了闺秀少女的眷顾。为将来考取功名,迎娶娇妻埋下伏笔。
　　与贾雨村的寒士教育不同，第九回《恋风流情友入学堂，起嫌疑顽童闹学堂》中描写了清朝贵族子弟接受教育的环境：私塾。 私塾是我国古代社会一种开设于家庭、宗族或乡村内部的民间幼儿教育机构。它产生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唐代，明清时走向全盛，清末走向衰落。清代地方儒学有名无实，青少年真正读书受教育的场所，除义学外，一般都在地方或私人所办的学塾里，因此清代学塾发达，遍布城乡。以经费来源区分，一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子弟，称坐馆或家塾;二为地方(村)、宗族捐助钱财、学田，聘师设塾以教贫寒子弟，称村塾、族塾(宗塾);三为塾师私人设馆收费教授生徒的，称门馆、教馆、学馆、书屋或私塾。贾府的子弟所在的私塾即为富贵之家聘师在家教读的家塾。【2】
　　私塾的学生多六岁启蒙。学生入学不必经过入学考试，一般只需征得先生同意，并在孔老夫子的牌位或圣像前恭立，向孔老夫子和先生各磕一个头或作一个揖后，即可取得入学的资格。私塾规模一般不大，收学生多者二十余人，少者数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就私塾的教材而言，有我国古代通行的蒙养教本“三、百、千、千”，即《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千字文》，以及《女儿经》《教儿经》《童蒙须知》等等，学生进一步则读四书五经、《古文观止》等。其教学内容以识字习字为主，还十分重视学诗作对。通过贾政询问小厮宝玉学业的问答,就能看出私塾教育的主要内容。因为私塾对学生的入学年龄、学习内容及教学水平等，均无统一的要求和规定。所以学生的年龄差距比一较大,例如当时贾宝玉、秦钟大约十一二岁,薛蟠大约十三四岁,贾蔷则已十六岁了。
　　(二)封建教育中性教育的缺失
　　这些处于青春期的男孩子,受到当时“断袖”(男性相恋)风气的影响,对于宝玉和秦钟, “香怜”“玉爱”在厕所说悄悄话的行为,不仅好奇还恶意诋毁。金荣敲诈不成,大喊起来: “都来看啊,亲嘴摸屁股了!”这种行为,现在的调皮男孩们恐怕也有。但带班老师贾瑞不分青红皂白将秦钟和香怜训斥了一顿,引发了宝玉等人的不满,众顽童大闹学堂。从中我们窥见当时性教育的缺失,是因为人们刻意回避造成的。贾瑞作为带班老师正是风华正茂之时,对于青春期少年的性心理应该比较敏感关注的。第十回《王熙凤毒设相思局 贾天祥正照风月鉴》描写,贾瑞(即贾天祥)正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了,但因父母早死,爷爷贾代儒对他要求严格,平日里不许他多走一步,就怕他在外吃酒赌钱,耽误学业。但贾瑞偏偏对“身量苗条,体格风骚,粉面含春威不露,丹唇未启笑先闻”的凤姐动了心思,对于他的调戏, 凤姐没有拒绝,骗其半夜约会,却故意放他鸽子,让他挨了一夜冻。爷爷并未想到贾瑞会因凤姐这桩“风流案”夜不归宿,对他的教育是狠狠地打了三四十板,还命令他跪在院子里读孔孟文章。这种不对症的教育失败了,过了两天贾瑞又去找凤姐,寒冬腊月半夜被淋粪尿,还被贾蓉、贾蔷抓到敲诈写下两张各五十两银子的欠条。贾瑞卧病在床仍翻来覆去想着凤姐,瘸腿道人给他一面“风月宝鉴”镜子，告诫他万不可照正面，只照背面。三天后来收取，保管身病痊愈。可贾瑞好奇害死猫，反面一照是骷髅，正面一照是凤姐，凤姐站在里面招手叫他。贾瑞心中一喜，荡悠悠地进了镜子，与凤姐亲密一番。如此三番五次，不到三天一命呜呼了。贾代儒夫妇哭得死去活来，大骂道士：“什么妖镜!若不早毁此物，遗害于世不小。”从中可见贾瑞的死，固然与王熙凤的心狠手辣有关，也与贾代儒夫妇的教育缺失有关。一味回避压制人的本性欲望，不能正确疏导，对于一个生理发育的男人，爷爷奶奶严加管教怕他发生不正当性关系的行为和宿妓，却没想到帮他解决婚姻大事。而他自己也有眼无珠，不思悔改，结局可恨可叹。

第二篇义学教育:范仲淹《游庐山》

　　《游庐山》是范仲淹的作品，下面是原文及作者介绍!

　　《游庐山》
　　年代:宋 作者: 范仲淹
　　五老闲游依舳舻，碧梯云径好和途。
　　云开瀑影千门挂，雨过松簧十里铺。
　　客爱往来何所得，僧言荣辱此间无。
　　从今愈识逍遥旨，一听升沉造化炉。
　　范仲淹 (北宋名臣)
　　范仲淹(989年8月29日-1052年5月20日)，字希文，汉族。苏州吴县人。北宋杰出的思想家、政治家、文学家。
　　范仲淹幼年丧父，母亲改嫁长山朱氏，遂更名朱说。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范仲淹苦读及第，授广德军司理参军，迎母归养，改回本名。后历任兴化县令、秘阁校理、陈州通判、苏州知州等职，因秉公直言而屡遭贬斥。康定元年(1040年)，与韩琦共同担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采取“屯田久守”方针，巩固西北边防。庆历三年(1043年)，出任参知政事，上疏《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十项改革措施。不久后，新政受挫，范仲淹被贬出京，历知

第三篇义学教育:中国古代童蒙诗词教育

　　古人“习经”重视诗歌教学
　　——《诗经》原本是当教材来编订的
　　作为一种经典的文学品种，诗歌在古代课堂占有重要地位。唐宋以前童蒙诗歌教学什么样，诗歌占多大比重，现在已很难知道，但从当时学生“必习经”来看，时人重视诗歌教学和学习不为虚言。
　　古代学生习经，具体来说是学习“五经”。“五经”指《诗》、《书》、《礼》、《易》、《春秋》五本书，其中的《诗》即现在的《诗经》。
　　读者应该都知道，《诗经》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自西汉被尊为儒家经典后，就被上升到“经”的地位，遂有《诗经》之名。《孔子世家》中称，“古者《诗》三千余篇”，是孔子将《诗》精减到300首以方便学生阅读的。也就是说，现代人看到的《诗经》，在诞生之初就是作为教材使用的。
　　古人学习《诗经》并不像现代，到了高年级才选学，低年级学生就学了，甚至把《读经》作为启蒙读物，推荐给孩子读。《后汉书·邓禹传》记载，东汉开国功臣邓禹，“年十三能诵诗”。邓禹并非最厉害的，《魏书·祖莹传》记载，北魏少年天才祖莹，“八岁能诵《读》、《书》”。类似的幼年即能背《诗经》的“神童”，在史上有不少记载，说明古人早就把《诗经》当作孩子的启蒙读物了。
　　至于将《诗经》中的名篇选编入童蒙教材，则是各代通行的标准。如明代教育家魏校便主张学生要学习《诗经》。其在《庄渠遗书》一书中说：“一日所读之书，皆用正书，不许私读《幼学诗》及《吏家行移》等书……只抄写风、雅、颂之诗全章，或一二章。
　　而明代另一教育家吕坤，在《社学要略》一书中，则推荐了《诗经》中的《陟岵》、《伐檀》、《凯风》、《棠棣》、《相鼠》、《采苓》、《瓠叶》等22首诗歌，作为蒙学读物。
　　诗歌在唐代出现自编启蒙教材
　　——《神童诗》：“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
　　诗歌教学普遍纳入童蒙计划的，应该在唐代。李治(高宗)当皇帝的调露二年(公元680年)，主管贡举的吏部考功员外郎刘思立，奏请当年科举考试中的“进士科”应加试杂文两首，其中就包含诗赋。从这以后，入列考试内容的诗歌，便成了唐代及以后学生更要读的科目。
　　在诗歌创作最为繁荣的唐代，诗歌教材的编写开始活跃，出现新气象。除了选编传统经典诗文以外，有人开始尝试以诗歌形式重写蒙学教材，其中，诗人胡曾的《咏史诗》堪称最佳，在晚唐、五代时颇为盛行。有学者认为，《咏史诗》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诗歌类启蒙教材。
　　《咏史诗》将多达150个历史事件，以诗歌的形式介绍给学生，学生既读了诗歌，又学了历史。如《咏史诗·沛宫》：“汉高辛苦事干戈，帝业兴隆俊杰多。犹恨四方无壮士，还乡悲唱《大风歌》。”
　　到宋代，诗歌教材得到进一步的发展。或许是受到《咏史诗》成功的启发，宋代出现了不少这类新创诗歌教材。传为北宋汪洙所著的《神童诗》、南宋著名理学大师、教育家朱熹的《训蒙诗百首》、陈淳的《童蒙诗礼》等，都是宋代原创的课歌启蒙教材。
　　其中的《神童诗》影响最大，最深远。《神童诗》里的诗句，朗朗上口，很快流传开了。如大家熟知的，“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将相本无种，男儿当自强”等等，皆出自《神童诗》。
　　在诗歌教材选编上，宋代也取得了很大突破。如至今仍在流行的《千家诗》，据说最早便是南宋诗人刘克庄选编的，不仅选了前朝名家的优秀作品，还编入了当时诗人的佳作。如第一首即是宋代著名理学家、诗人程颢的《春日偶成》：“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
　　明清写诗入门类新教材丰富
　　——《声律启蒙》：“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
　　《千家诗》至今不失为一本优秀的诗歌启蒙教材，为现代许多老师和学生家长所喜爱。《千家诗》的选编标准，甚至影响了现代语文课本里诗歌部分的选编标准。
　　到明清时期，虽然人们对诗歌已不如唐宋人那么狂热，但对诗歌的教学并未放松，诗歌也是明清童蒙课堂的常规教学内容。明清流行的诗歌教材有《千家诗》、《神童诗》、《律诗训》等。除了使用传统教材外，明清文人也积极编写新的诗歌读物。如明嘉靖四十四年进士，官升礼部尚书、东阁大学士的沈鲤，便编有《义学诗训》，沈鲤开宗明义，称“余既为义学，仿古庠塾，乃为是编。”
　　沈鲤眼光独特，其所推荐的启蒙诗歌相当适合低年龄学生，有的还被编入现代小学语文课本。如唐代诗人李绅的《悯农》：“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就是沈鲤首先选编出来的。
　　清代诗歌教材更多,如张伯行的《训蒙诗选》、王锡元的《童蒙养正诗选》、刘霏的《童子吟》、归继光的《童歌养正》、李元度的《小学弦歌》，等等。而清代影响最大的普及本诗歌读本，应该是《唐诗三百首》，此书由乾隆十六年进士孙洙选编，至今仍仍受到欢迎。
　　明清诗歌启蒙教材的突出特点是，声律启蒙类课本特别丰富，出现了不少新教材。《时古对类》、《千金裘》、《训蒙骈句》、《声律启蒙》、和《笠翁对韵》等等，都是明清学生学习写诗、创作对联的入门级优秀教材。
　　其中，《声律启蒙》、《声律发蒙》和《笠翁对韵》最有代表性，使用最多，分别由清人车万育、杨林兰、李渔编著。三本教材的功能、结构都差不多，如开头——
　　《声律启蒙》：“云对雨，雪对风;晚照对晴空。来鸿对去燕，宿鸟对鸣虫……”
　　《声律发蒙》：“天对日，雨对风，九夏对三冬。祥云对瑞雪，滴露对垂虹……”
　　《笠翁对韵》：“天对地，雨对风，大陆对长空。山花对海树，赤日对苍穹……”
　　需要说明的是，《声律启蒙》最早由元人祝明编写，清人的同类书，应该是在祝明版基础上“撮要”而成的。
　　诗歌入选教科书古代也存分歧
　　——《蒙养礼》：“以理义之心行之便好”
　　如同现代教育界对诗歌入选教科书，有不同的看法一样，在古代，对什么诗该入选，学生该学什么，应该读多少诗，也存在分歧。
　　宋人欧阳守道《巽斋文集》“省题诗序”中，有这样的记述：“寿翁来访，与予纵言至省题诗，予叹此诗幼学之所从事。而书市所刊，或杂以轻薄字鄙亵语，口授之业不为删择，或反赏爱其流丽而使效习之……”
　　欧阳守道为南宋后期教育家，从其所述来看，当时用于低龄幼儿教育的诗歌类读本很多，但质量参差不齐，选编标准不统一，不少书商出于赚钱的目的，随意选编，这与今天一些书商乱编乱凑教辅教材很相似。
　　古代不少童蒙都是私塾或民办学校，所用教材往往自选自编，由于老师水平不一、价值观有异，在诗歌篇目的选择和教学上，往往会出现很大的差别。如明代教育家魏校、黄佐、吕坤，三人均青睐《诗经》，教材爱从《诗经》中选择名篇。
　　但在具体诗歌篇目上，三人完全选择很不一样。魏校推荐阅读整本《诗经》，而黄推荐《诗经》中的《鹿鸣》、《关雎》等12首诗歌;吕坤则推荐《步陟》、《伐檀》等22首诗歌。之所以会有这么大的差别，主要是他们在教材编写上的价值取向不同，教学目的有差异。
　　吕坤认为，设立歌诗课程的基本目的，是调节学生的学习气氛，怡养性情，以歌诗消除邪僻之心。所以他对诗歌教材的选编相当严格，要求选“古今极浅、极切、极痛快、极感发、极关系者”。在《蒙养礼》中，吕坤进一步说，诗歌“艳冶家语，长欲导淫，切宜深戒，久则流于邪放，只是以理义之心行之便好”。
　　用现代教学观来理解，就是选入教材的诗歌要易读易懂，有生活气息，贴近社会现实，一些格调不高的诗歌不要选，以免学生从小学坏，充满物欲。
　　在教学上，魏校在《岭南学政》中所制订的课程表要求，学生“午学”要抄写诗章，并歌咏、记诵所歌诗章;《义学诗训》的作者沈鲤，在《义学约》中则规定，学生必须每天吟诗一首，次日放晚学时背过，“晚学”吟诗。
　　清代后期，甚至出现不提倡学诗的现象。《神童诗》、《千家诗》、《小学诗》等，是清代一般童蒙学堂必用教材，但“洋务运动”主要人物之一的丁日昌，却一本也不选，他在《社学章程》中，仅推荐《小学》、《孝经》等非诗歌类书目。如果是现在，丁日昌之所为，必然引起争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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